第十四章

　　蒲隆地
　　2006年6月

　　幾天前我們就從布松布拉出發開車前往山區。路上，德奧不時停車下來凝視甘扎山土黃色的山頭，並拍了至少一百張照片。有一天，我們開往山區深處，去德奧出生的地方。公路圍著德奧小時候爬過的山上上下下地盤桓，而天空越來越晴朗，風力逐漸加強，空氣也越來越清涼，視野慢慢開闊了起來。我們時常要停車，好給牛群讓路，有時長長的牛角差點頂碎我們的車窗。德奧和司機就像兩個怪老頭，大聲嘮叨著現在牛和以前都不一樣了。我們路過一間茅屋，一面牆上還有可口可樂的標誌。
　　「可口可樂都可以送到這裡，但是藥品卻到不了。」德奧說，然後無奈地笑了笑。這次和我們一同前來的還有德奧的幾個美國朋友——三個醫學院同學和一個健康同盟的醫生，他們來是為了幫德奧開展他的診所建設。其中一個還開玩笑說世界衛生組織可能不會把可口可樂列入服務中。後來，德奧變得越來越沉默。
　　汽車沿著一條單向土路爬最後一個山坡時，我第一聽說了Gusimbura這個詞。德奧提醒我不要提起他那去世的童年夥伴克洛維斯的名字，這時，我才知曉了Gusimbura蘊涵的意思：比起不體諒他人來說，提起他人的痛苦回憶更為糟糕。德奧已經離開他的「山」、他的家鄉、他的親人朋友差不多有十四年了，或許他也是在提醒自己，或者試著讓自己為接下來要發生的事做好準備——他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樣。
　　我們先在桑噶扎停了下來，德奧就是在這個鎮裡上的小學。那時，學校旁邊有塊墓地，我們穿過先前的墓地往校舍走。我懷疑我們是否路過了克洛維斯的墳墓，但德奧已經記不起他葬在哪裡，而所有的木製十字架也都沒有了。現在，這裡只是一片坑坑窪窪的牧場。德奧說，現在這塊地屬於一個布松布拉人所有，這就意味著附近的人要把他們死去的家人搬到更遠的地方。
　　我們慢慢地往校舍的方向走，現在學校正是年假，四周沒有一個人。眼前的學校看起來比德奧記憶中更為破舊，或者頂多是一樣破舊。德奧指著四年級教室的窗戶，教室裡有一捆桉樹枝，就豎在老師書桌旁邊的角落裡。
　　然後我們繼續往布坦扎前進，德奧父母離開這個地方已經有十三年了，但是家裡的很多親戚還在這裡，其中就有德奧的奶奶，德奧當然要去看看她。我們由德奧領著走山路過去，那條路還是德奧上小學時走過的。小路和路兩邊的風景基本上沒什麼變化，但光禿禿的山頂已經重新種上了松樹，而且再也見不到猴子和猩猩了。
　　德奧的奶奶在我們叫門後過了好久才出現。奶奶現在一聽說有人來看她就十分警惕，德奧來之前就聽說了：「每次奶奶看見有人往這邊走，就會擔心來人會帶來什麼壞消息。那人進了院子，奶奶會在見他前先找另一個人說：『過去問問那人有什麼事。』」過了一會兒，德奧奶奶在一個小女孩的攙扶下，顫顫巍巍地走了出來。這個瘦小的老人全身上下裹著色彩鮮豔的花布，只露出她那張飽經滄桑的臉，但她的眼睛依然明亮而機警。老人和他的孫子擁抱，然後問怎麼過了這麼久才來看她。
　　這個團聚的場面並不像是那句蒲隆地諺語說得那樣歡喜。德奧瘦長的身子環住了奶奶，他伸開手臂抱著她，輕聲地笑著，但我覺得他眼淚馬上就要流下來了。也許現在，他想到了爺爺隆基諾，想到了隆基諾已經不在了。但是我馬上意識到我不能問他，不能讓他感到Gusimbura。
　　德奧本來不想提前通知布坦扎的鄉親他回來的事情，但結果我們到時，好像整個小鎮有一半的人都出來迎接他。德奧身邊圍滿了住在附近的所有親戚，還有一些是德奧走後才出生親戚，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向德奧訴說自己的苦楚。一個上了年紀的隆基諾的表親抓著德奧，說出了其他所有人想說但沒有明說的話：「給我錢。幫幫我。」
　　德奧逃出人群，爬上了榮達山陡峭的山坡。
　　「天啊，我想我這是第一次穿著鞋走這條路。」德奧指著一處山坡，那裡遍是嶙峋的岩石，克洛維斯就是在那裡突然感覺不舒服的。德奧又在他家舊茅屋所在的地方轉了轉，現在，那裡是一片牧場中的一叢雜亂灌木——十幾年的雨季早已把房子燃燒後的灰燼衝了個乾淨。德奧又轉身向上爬，往一片松林走去，但路上他又回過頭來，盯著以前家的位置看了好久。
　　現在已是傍晚，樹影長長地拉到了草地上。德奧說那時在山上的生活十分辛苦，土地貧瘠乾涸，要走又長又陡的一段路才能打到水，更別說他們夏天要走多少路才能把牛群趕到牧場去。慢慢地，德奧輕聲說著，思緒好像跨過了一條模糊的界限回到了過去，這界限就好像雨和雪的區別一樣，他看到了另一番風景。德奧笑了：「我最喜歡晚上在這裡待著。這裡既安靜又涼快，而且天上都是星星。我還記得第一次在這裡看見流星時的情景，那時我嚇得跑去找我爸爸說：『天上下火了！』」
　　我們下山的時候，德奧還是笑吟吟的，但很快，他就再也笑不出來了。
　　有幾個男孩一直跟在我們這一群人後面——我還以為他們可能是出於好奇，可事實上不是那麼回事。現在，他們一個個悄悄走到德奧跟前，說他們的媽媽想和德奧私下裡談談。德奧看著我，告訴我要怎麼脫身：「等我們到了布坦扎就馬上鑽進車裡，告訴其他幾個人。」
　　德奧沒有責怪那些同鄉。他們怎麼可能知道，即便身在他們眼中的Iburaya，德奧也只是個窮學生，還欠了那麼多債務。而且德奧也知道肯定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也是德奧為什麼這麼長時間沒有回來的原因之一。後來我問德奧，他以前有沒有想過他再也不要回布坦扎，現在他是不是後悔這次回來了。德奧承認這些經歷都讓他十分痛苦，他確實想過放棄所有的家庭責任，甚至捨棄親情，在這個世界上當一個無牽無掛的「孤家寡人」，和過去的生活一刀兩斷。剛到紐約的頭幾個月裡他也確實嘗試過這麼做，但是根本行不通。
　　「這樣做比承擔起那些責任更要痛苦，畢竟，這是生我養我的地方。」德奧說。
　　去年夏天，德奧在盧安達的健康同盟醫院工作，那時來了一個病人，脾臟腫脹，十分痛苦。病因並不複雜：如果得了瘧疾卻不能及時治療，就很容易引發脾臟腫大。但是，病人腹部高高腫起的部分周圍還有好幾個圓形烙印，這讓那些美國醫生很不解。而德奧一眼就認出了這些疤痕：這個病人的家人——很可能是他的爸爸——曾把一根鐵棍的一段加熱，然後烙在了病人覺得疼痛難忍的地方。德奧小時候，父親也這樣做過。那時，德奧爸爸把一支長矛的一頭加熱，然後烙在德奧大腿上的一處膿包周圍。那時，因為皮膚被灼得生痛，以及打心眼兒裡對狠心的爸爸的憎恨，德奧反倒能一時忘了膿包的痛——雖只是暫時。
　　「這是以一種疼轉移人們對另一種疼痛的注意力。」德奧這麼形容這種做法。在盧安達和蒲隆地，人們缺醫少藥，但經常承受病痛，所以常會採用這種土法子。這種辦法雖然會暫時緩解疼痛，但是讓人心裡憤恨不滿，而且會對病人造成更大的傷害。在德奧看來，這種方法其實是利用了一種有著廣泛應用的心理現象——疼痛是分層次的，最上層、最折磨人的疼痛可以讓人忽略下層稍輕的痛楚。德奧覺得，故鄉的人們常年承受著最慘痛的傷病，這讓他們對其他疼痛已經麻木了。德奧說，現在在蒲隆地，只要死的時候沒怎麼遭受暴力，那就可以稱得上是「好死」。
　　在蒲隆地旅行時，我時常會想起德奧的這種說法。
　　我們在布魯里省的山區待了幾天。一天下午，德奧和幾個美國年輕朋友去一個瀑布邊攀岩，他現在還是很喜歡在鄉間長途跋涉，這是我怎麼也沒想到的。他們爬上另一個瀑布，又攀上一座懸崖，在那裡，他們發現了一個小村落，有六戶圖西家庭在那裡定居，德奧還幫他們收拾了一頭不老實的牛。
　　「當然，我就是放著牛長大的，我知道怎麼收拾他們。」德奧和那些人聊了起來。他們告訴德奧，他們是內戰的時候趕著牛群、帶著莊稼苗逃出來的，後來就在這山頭定居，周圍很遠都沒有人家，而且也沒有什麼公路或小路能到這裡。「那上面真得很美。」德奧告訴我。我猜想，有那麼一會兒，德奧是有些羨慕他們的。
　　後來我們又去參觀布塔神學院，這是一所位於山區的天主教高中，是蒲隆地最好的中學之一，而且這所學校對德奧家來說有特別的意義——1997年，德奧的一個弟弟就是在這裡被殺，而另一個弟弟勉強逃生。這些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談，起碼在德奧家沒人會說。在我們去參觀這所學校之前，德奧從未跟我提起過他有個弟弟被殺害了。甚至在從學校回來後，德奧也沒再談起這個弟弟，也沒說他記憶中的弟弟是什麼樣子，或者他們以前一起做過的事情，什麼都沒說。德奧所表達的只是對這個弟弟的喜愛和懷念——完全是通過沉默表達出來的，而我明白他沉默的含義。
　　德奧家的一位老朋友給我們帶路，他叫查歇爾·布庫魯，是位神父，個子很高，肩膀寬厚。從1997年開始，他就負責這所學校的管理。在內戰期間，雖然周圍的環境一片混亂，但是查歇爾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避免了學生間的爭鬥，維持了校園的和平。
　　查歇爾沒收了學生們的收音機，每天晚上，他讓學生們聚在一起，讓他們聊聊天。當有胡圖男孩和圖西男孩吵起來時，他就柔和地勸勸架。這種做法果然有效，但沒想到，結局卻是那麼悲慘。
　　「在這裡，胡圖人和圖西人聚在一處，一起祈禱。我們就是民族團結的好例子，」查歇爾告訴我，「但是那些人——英語怎麼說來著——哦，毀滅了我們這種和平相處的種子。」查歇爾口中的「那些人」指的是胡圖反叛集團的一個小分隊。1997年4月30日，這支小分隊從山區攻進來，像一群餓狼一樣衝到學校中。
　　這些士兵撞開宿舍的門，然後他們的首領——奇怪的是那竟是個盧安達女人，然而在這場種族屠殺裡卻是個老手——命令所有的學生按民族分開：「胡圖兄弟們站到這邊，圖西蟑螂到那邊！」但是那些胡圖學生不願意拋棄他們的同學，士兵就要把他們全部殺乾淨。據說有些孩子已經奄奄一息了，卻仍然向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神像祈禱，哭著請求上帝原諒這些殺他們的人，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學校裡當時總共有一百五十個孩子，有些受了傷，有很多逃了出去。德奧的一個弟弟倖存下來，據說他是沿著一條繩梯下去的。雖然只是一隻腳受了點輕傷，但是他的整個心靈遭到了沉重打擊。那天，總共有四十個學生慘遭毒手。
　　那些民兵的目標本是查歇爾，我沒有問他是如何倖免遇難，但我有種很強烈的感覺，他一定也在內心深處一直拷問著自己的選擇，以及這選擇所帶來的結果。他只是開始給我講述整個經過。查歇爾精通多國語言，但是英語並不是很好，為了讓我聽明白，他才勉強用英語交談。
　　聽到槍響時，他正在自己的臥室。
　　「我說：『上帝，發生什麼事情了？』我還說：『哦，我的孩子們，我該怎麼辦？』我想跑出去，找孩子們，保護他們。這時，我又聽到槍響。」他模仿著重型機關槍的聲音。
　　他是躲在辦公室後面的倉儲室才活下來的。他帶我和德奧到了那個地方：「我當時覺得，我真要死了！想想，外面，三百個民兵，附近可能有五百，他們都喝得很醉。你能想像嗎？當時太恐怖了，那是地獄！這面牆他們砸壞了，我們後來又修起來。」
　　然後他帶我們到了紀念堂，在一間小教堂外，有四十座小墓穴，全部被漆成紫紅色。祭壇上掛著這四十個遇難男孩的畫像。
　　「哦，孩子們，我可憐的孩子們。」查歇爾聲音原本深厚低沉，但現在他激動不已，不禁抬高了聲調。
　　我看著這些孩子的畫像說：「知道嗎，查歇爾，看看他們，我根本分辨不出來他們誰是胡圖人，誰是圖西人。」
　　「就是這樣！」德奧低聲說，但是語氣生硬，顯然在這種地方並不能大聲說話，「那些凶手自己也分不出來！」
　　「對，他們分不出，」查歇爾小聲說，「所以他們問，因為他們也分不出。我們其實都一樣。」
　　那之後查歇爾又在學校待了兩年，然後就去了法國的一家修道院，但因為想念這個地方，他最後還是回來了。他組織在學校旁邊建了一所修道院，現在，修道院的房屋剛剛建好。他帶我們去那裡看了看，然後給了我一本他寫的書。書名用法語寫成——布塔四十小烈士：生死與共的兄弟。他說他以後會一直待在這裡，他說：「我會在這裡祈禱，為這個世界，為蒲隆地，我會一直在這裡，默默禱告。我還會工作、學習，默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