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蒲隆地
　　2006年6月

　　2005年的整個夏天，德奧都待在盧安達，在健康同盟重建的一所社區醫院裡工作。在那裡工作時，德奧心裡總是在想：「蒲隆地也需要這樣的醫院。」德奧曾經帶著幾位健康同盟的醫生去過蒲隆地，到了卡揚扎，德奧的父母就定居在那裡。德奧他們在那座小鎮考察怎樣可以建立一家診所，怎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公共衛生體系。現在，2006年5月，德奧正準備再回家看看，這次他答應帶我一起去。德奧打算七月和八月主要忙醫院奠基和地基工程，所以我們要提前幾週過去，這樣他就可以帶我重遊當時非洲中東部他曾經生活過的地方。
　　如今，我和德奧認識已經有好幾年了，而且過去半年我們兩人常常見面。我現在對他的了解越來越多，同時也開始認識到，德奧身上有些東西是我永遠無法理解的。這次我決定同他一起到蒲隆地和盧安達遊覽，就是希望能更多地理解他。
　　我到德奧在新罕布夏州的公寓接他，南希和查理也來給德奧送行。南希很明顯在努力地克制自己別去插手幫德奧收拾行李，而我自己也有些緊張。在蒲隆地，內戰剛剛結束不久，旅行社和美國國務院都建議不要到那裡旅遊。幾週前，德奧給我發了一篇國際特赦組織的文章，標題就是「蒲隆地警察攻擊記者」。我寫信向他表達了我的擔心，德奧回信安慰我說：「我們去蒲隆地很安全，不會有事的。」就在我們動身前往波士頓羅根機場途中，德奧給我講了他第一次回蒲隆地時的遭遇，那時離他逃離蒲隆地已經過去七年了。
　　那是2001年12月底，蒲隆地內戰還沒結束。身在美國或是蒲隆地的家人朋友都勸德奧不要回去。德奧的律師詹姆斯·奧馬利尤為擔心，因為那時德奧還沒拿到美國綠卡。但是德奧必須回去看看自己父母，如果他為了等美國綠卡拖延了回去的時間，而父母在等他時不幸去世的話，他將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德奧從紐約出發飛到了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到布魯塞爾時正好是聖誕節前夜。下班航線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起飛，那個晚上德奧就在機場閒逛，整個機場彷彿醞釀著某種興奮不安的氛圍，但除了幾個安全人員，機場裡沒有多少人。廣播裡用法語反覆播放著聖誕歌曲和通知。德奧最後來到了機場小教堂，裡面有四個禮堂，分別是天主教、新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禮堂。德奧到每個教堂都祈禱了一遍，為家人，為朋友，也為自己祈福。做完後德奧感覺好些了。「這樣看來，我的靈魂還活著。」德奧當時這麼想，好像只有那時，他才意識到自己還能和上帝交流，並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蒲隆地成長起來的那個自己依然存在。
　　在德奧第一次回家的前一年，也就是2000年，一個武裝幫派向一架正在布松布拉降落的比利時飛機開火，此後，大部分長途運輸中止了。所以，德奧回家時已經沒有了直達蒲隆地的航班，德奧得先從布魯塞爾飛到盧安達首都基加利。在這次長途飛行中，德奧認識了一位蒲隆地同胞，他也是很多年後第一次回家。德奧原本計劃坐小型商務客機從基加利到布松布拉，但這位剛認識的朋友想坐汽車回蒲隆地，並邀請德奧同行。汽車比飛機更安全，這位新朋友這樣勸德奧，而且坐汽車的話他們可以在路上更好地看看自己祖國的樣子。德奧動了心，但是他的飛機票沒辦法退掉。由於心疼機票錢，德奧最後還是選擇了坐飛機。
　　「我決定坐飛機，而那人乘汽車。知道回來怎麼樣了嗎？」我們開車去機場的路上，德奧這樣對我說，「大約下午三點左右，那輛汽車遭到了攻擊。」
　　那輛汽車歸鐵達尼號快運公司所有，這個奇怪的名字本身似乎就預示了這輛車的命運。一支自稱FNL的胡圖武裝伏擊了這輛汽車，FNL是胡圖人民解放黨的一個分支。他們讓車上所有人下車，把他們分開，然後把那些覺得像是圖西族的乘客全殺了。這場屠殺中總共有二十一人遇難，其中就有德奧剛結識的那位朋友。德奧是到了布松布拉的叔叔家時才聽到這個消息。
　　「待在蒲隆地時，我一直都拉肚子，還常吐，我想這是因為恐懼。我還記得當時我為了退掉飛機票費了多少工夫，後來再回想起來，我不禁又覺得是上帝保佑了我。我回來後甚至發現，那個新朋友的父母正是我叔叔的好朋友。而且他們聽說了我要回來便給我叔叔打電話，問：『你的侄子還好嗎？』叔叔回答說：『還好，他是坐飛機回來的，他遇見過你的兒子。』就這樣，他們來到叔叔家，所有人都哭了。那位被殺朋友的母親問我：『你和他告別的時候是用的哪隻手？』然後捧起我的手，仔細地嗅著，好像是在聞著她兒子的氣味，問我她兒子看起來什麼樣子，穿著什麼衣服。」
　　我隨身帶了一瓶抗焦慮的藥物，是為了坐飛機時用的。我裝著在手提箱裡找東西，偷偷地服下了一片。
　　其實我完全不用擔心的，我們那天晚上只是從波士頓飛到倫敦。第二天晚上，我們又從倫敦飛往肯亞首都奈洛比。途中，德奧告訴我，我們正在蘇丹首都喀土木上空。
　　「蘇丹，」德奧說，「達爾福爾地區。那裡依然很糟糕。在我們下方，人們還在遭受著燒殺。」不過旅途中的大部分時間裡，德奧都是在跟我講他小時候蒲隆地的樣子，或是向我描繪他建診所的打算和計劃。我們輾轉飛了很久，而且其中一家航班還延誤了好幾個小時，不過好在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經過整整兩天半的飛行，我們終於到達了布松布拉國際機場。
　　後來德奧告訴我，整個飛行實在太累了，他甚至又開始出現了幻覺，總覺得自己在機場擁擠的人群中看到了一張張猙獰、充滿殺意的面孔。德奧大步走向機場出口——我們回到蒲隆地了。德奧戴著墨鏡，頭上一頂黑帽，帽子上垂著一根線繩，兩邊寬大的帽簷向上翹著。在行李認領處，德奧的叔叔正在等他。德奧叔叔長得又瘦又高，說話很斯文，德奧很高興地大聲和叔叔打招呼，然後他們把手搭在對方肩膀上和腰上，在我看來這可能是他們家男人之間打招呼的傳統，感覺就像兩個人想要擁抱，但想了想還是這樣的姿勢比較好。接著，德奧負責去取我們的行李，到處張羅著。
　　在旅行中，如果能有個對當地狀況和各個環節都熟悉的同伴，確實會輕鬆放心不少——但我沒想到和德奧在一起也可以享受到這份輕鬆。之前我所知道的，都是德奧在美國的各種身分：健康同盟的助理、醫學院學生。而且我對他的第一印象，那種覺得他年輕、急需幫助並受到了極大傷害的樣子始終無法抹去。但現在完全不一樣了。我已經有些疲，看著這個穿著時髦、戴著太陽眼鏡的瘦弱年輕人忙這忙那，身上有著一種恰到好處的果斷和神氣——既不過分的惹人眼，但辦起事來乾淨俐落——我有種感覺，這段從美國到非洲中西部的距離，讓德奧成長了。
　　我們住在布松布拉的一家旅館中，我睡了一小會兒，卻被外面街上的騷亂吵醒——有一個福音傳道士正在用手提擴音器大聲宣講，向路人傳教。德奧也被吵醒了，我只是覺得有點困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德奧卻下意識地懷疑戰爭又要開始了。吃了早飯後，德奧帶我在布松布拉轉轉。
　　布松布拉四周山上的樹近乎被燒光了，露出大片紅色的土壤，像是一道道傷疤。這個城市彷彿到處都是牆，特別是在住宅區的邊緣，矗立著原本用來當做屋頂的皺巴巴的鐵皮。這些鐵皮成了一道臨時防護牆，被搭得很高，高到槍炮無法越過去，我猜想這就是這道鐵牆的作用。德奧記得城裡原來最闊氣的那條大道兩邊曾整齊地種著一棵棵挺拔的大樹，但那些樹現在已經被砍掉，換上了廣告牌。在一處長著雜草的小廣場，本該立著一座民族英雄雕塑的地方——比如說深受愛戴的魯瓦加索雷王子[1]，他領導了蒲隆地解放運動，但是很快被謀殺了——此時，本應該是雕塑的位置卻放著一個巨大的喜力啤酒塑膠瓶。這個場景又讓我們想起了剛剛碰到的幾個喝得醉醺醺的持槍警察，德奧說：「現在，這個國家都是些酒鬼。」
　　布松布拉如今的景象和大部分貧困國家的首都相似：地上到處是坑洞，馬路上塵土瀰漫、噪音刺耳，漫天的汽車尾氣給城市披上一片灰濛濛的紗，還有行人在急速行駛的車流中危險地穿梭。
　　「在美國，如果你這麼開車的話，會被吊銷駕照的。」德奧說，「甚至是在紐澤西州也不行。」這裡的大部分事物在我看來都相當陌生，特別是那些騎著自行車的人，這些人車後座上大多綁著好多捆新割的牧草。那些是用來餵牛的草料，人們把這些草送到養在臨時帳篷和草屋邊的牛群那裡，但那些城裡的帳篷本是為了安置國內逃竄的人們而搭建起來的。
　　「太可憐了，」德奧說，「我說的是那些在城裡的牛，這些牛也都流離失所。這裡大部分的難民會說：『我們的土地被搶走了』或者『我不能和那些殺了我家人的凶手住在一起』。但這些牛又能抱怨什麼？」接著，我們走到了擁擠的市場上，「這裡還是亂成一團。看到了嗎？有些人愣愣地站著，好像在等著什麼；有些人過馬路，卻從來不看兩邊有沒有車。在這個地方，人們的精神已經麻木遲鈍了，他們什麼都不在乎了。看見那頭牛了嗎？」德奧所指的方向，有一頭牛正被牽著在路上走，但這頭牛隻有一隻長長的犄角，另一隻不見了，很可能是讓一輛瘋狂的計程車給撞掉了。德奧說：「我覺得，這裡就是無秩序最集中的體現。」
　　德奧還記得之前回來的時候，有一次和他最親近的哥哥安托萬一起在布松布拉閒轉時看見了一具死屍。那時戰爭還沒結束，那具屍體就被扔在一堆垃圾上面。德奧看見後立刻高聲尖叫，驚恐萬分，而安托萬只是看了看屍體說：「這有什麼奇怪的？」然後他轉頭看著德奧，「你只是離開太久了。」
　　德奧告訴我，在布松布拉，一些可怕的事也已經司空見慣，普通得就像是一場噩夢。
　　德奧對我們眼前見到的事物一一解釋：一群年輕人光著腳在路邊跑來跑去，想找個卸車的工作做；男人、女人還有孩子在露天排水溝的髒水裡洗澡；加油站旁邊養著羊；被打砸壞的房子；孩子們在垃圾堆上玩鬧；撿垃圾的人。
　　「這些人都很悲慘。這裡原來是一個公共健康中心，規模很大，但已經完全廢棄了。現在，這只是一堆廢墟。看看這個地方。廢墟。廢墟。廢墟。」
　　德奧一直都不喜歡布松布拉，而現在，德奧說，他憎惡這裡。這裡的富人腦滿腸肥，用肥胖宣揚自己的財富。德奧還見過一個牧師，脖子上掛著一支很大的金製十字架。「上帝知道，在剛果有多少人死於爭奪鑽石黃金的血腥戰爭。」德奧咬了咬牙。有個女人懷裡抱著一個孩子，走到我們的車前乞討。德奧讓她走開，可女人就是賴著不走，德奧惡狠狠地衝她說：「你要再不走我就拿棍子揍你！」
　　人常常會因為他人的軟弱而怨恨他們，因為他們的行為激起了你對自己的恐懼。我想，對德奧來說，這個乞討的婦女就代表了他的祖國，也代表了他對祖國的擔憂和恐懼。看著那女人走開，德奧說：「我恨這些人！」我想德奧指的是他所有的同胞。停了一會兒，他又看著我說：「當然，我也愛著他們。」
　　在出發來蒲隆地前，德奧給了我一些安全建議。他說我最好不要公開做筆記，而且絕對不能在公眾場合說出「種族屠殺」、「胡圖人」或「圖西人」這些詞。
　　之前，我曾查閱了一些關於這幾個「致命名詞」的史料，盧安達和蒲隆地範圍內的都有。根據一些學者的著作，圖西族人口差不多各占兩個國家總人口的14％。而我眼前的這些人之中，到底哪些是圖西人？哪些又是約占總人口85％的胡圖人？
　　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一兩句話可以解釋得清。幾十年來，無論是胡圖族還是圖西族當權，他們的理論家都是借用或編造一些關於種族起源的傳說以來服眾。然而由於缺少史料記載，其真實的歷史淵源根本無法確定。甚至就這兩個國家的人口組成比例問題，歷史學家也認為「頗有爭議」。但是對於這兩個民族的起源，有些學者作出了學術假想，而且也有很多資料能夠說明兩個民族是如何演化的，也能夠說明在蒲隆地和盧安達，兩族之間的差異是如何導致了最終毀滅性的災難。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最主要的事實有這幾點：
　　不知多久以前，圖西族和胡圖族可能確實屬於兩個或是多個獨立的民族。19世紀末，歐洲殖民者入侵，但那時這兩個民族已經擁有很多的共同之處：語言、信仰以及文化的主體結構。後來，他們甚至在外貌上也越來越相似。雖然仍有不少例外情況，總而言之，統治階級的上層主要由牧牛的圖西族構成，而他們的下級或是從屬則主要是胡圖農民。在蒲隆地和盧安達，除了圖西族和胡圖族外，還有另一個叫做特瓦族的民族，他們通常被稱為侏儒人，占兩國總人口的1％，但是地位低下。雖然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胡圖族和圖西族不能被認作是兩個不同的種族，但依然有些人使用「種族」這一說法來表明它們是兩個不同的族類——因為他們的地位和待遇不同，而且他們自己也認為彼此不同。
　　正是那些殖民者——先是德國人，然後是比利時人——把原本複雜的社會構成簡單化，把人們分為圖西族和胡圖族，並讓這種劃分變成了人們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在盧安達，這種情況比在蒲隆地更為嚴重。殖民者頑固地篤信著一個帶有嚴重種族歧視的傳說：圖西族是黑色皮膚的高加索人，他們從衣索比亞或者別的什麼地方來到這裡，馴化了當地原住黑人——胡圖族。事實上，歐洲人如此改變當地原來的社會劃分是為了迎合自己的主要目的：為自身牟利。無論是在蒲隆地還是在盧安達，歐洲人都不是依靠大面積地占領土地而獲得統治權。他們利用間接治理的方式，從而降低統治成本。殖民者將圖西族和蒲隆地的一部分貴族扶植成為他們的代理人，然而大部分圖西族人並沒從中受益，而且毫無疑問，很多人反而受到了嚴重的殖民剝削。有一位歷史學家曾經指出，殖民者只扶植了10％的圖西人，而對那90％幾乎視而不見。但是，胡圖族遭受到了最為嚴重的壓迫。殖民統治的變化讓他們完全失去了權力，他們要承受殖民者和當地圖西首領的雙重剝削和壓迫，遭受到了殘酷的壓榨：繳納苛捐雜稅，被迫種植特定的莊稼，為比利時殖民者或圖西首領當義務勞役，而如果不服從的話就會遭鞭刑。這一切所造成的後果就是時常發生的饑荒。在盧安達，胡圖族整個民族的憎恨都指向了圖西族。
　　1962年，蒲隆地和盧安達先後重新獨立。這兩個國家在爭取獨立的同時，也在上演著爭奪政治權力的爭鬥，新老領導階層都想獲得對國家的統治權。最後，這兩個國家內部的政權爭奪最終上升為民族之間的對抗，但兩國最後的政權結果卻恰恰相反。這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這兩個國家中，其中一國發生的事情其實都是另一國的反照，就像是一面扭曲的鏡子，一方的勝利照射出的恰恰是另一國最深的恐懼、最大的噩夢。」一位歷史學家將這稱做「惡性動態」。總體說來，盧安達和蒲隆地相互映襯著，終於越來越接近於群體暴動。
　　在盧安達，是胡圖族獲得了政權。「胡圖革命」越發血腥暴力，流亡的圖西人發動的小規模反攻卻招致了胡圖政權更加殘暴的鎮壓，數千圖西人慘遭殺害。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從盧安達逃往鄰國的圖西人大概有十四萬人之多。種族暴力衝突成為了團結的力量，促進了流亡的圖西族產生有組織的政權，也讓在盧安達掌權的胡圖理論家們更有理由宣揚種族分裂。然而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對立的兩方都部分地採用了歐洲殖民者的那一套種族歧視說辭。圖西政權認為，上帝和自然選擇了他們來統治位於下層的胡圖族；而胡圖政權的理論家則宣揚圖西族是異族，他們占領了胡圖族的國土，偷走了他們的田地，把己族束縛了起來。1973年，盧安達發生政變，之後盧安達軍事政府允許圖西族分享一點政治權力。部分圖西人因此富裕起來，但在關鍵時刻，他們只不過是用來充當代罪羔羊的。
　　而與盧安達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蒲隆地，殖民時代結束後的政治鬥爭並不帶有種族抗爭的色彩，至少在最開始時沒有。蒲隆地的社會劃分一直以來都更為複雜，比起盧安達，蒲隆地各個群體之間更容易互相通融。比利時殖民者離開蒲隆地後，權利爭奪主要發生在人數較少的貴族——Ganwa內部，但是這場權力鬥爭直接導致了魯瓦加索雷王子遇刺身亡。那時，魯瓦加索雷王子剛被選為蒲隆地總理，而且深受胡圖族和圖西族兩族的愛戴。他死後，政治又成為了新舊領導階層的爭鬥，成了蒲隆地貴族、胡圖族和圖西族的爭鬥。在胡圖革命時，很多盧安達圖西人逃難到了蒲隆地北部，這些難民和盧安達政權的現狀讓圖西族領導人驚恐不已。他們擔心自己不僅會失去權力和特權，甚至還會遭到大屠殺或是流放。而在利益方面，盧安達的國情也讓蒲隆地胡圖領導人的野心蠢蠢欲動。
　　這樣，蒲隆地的政治鬥爭也逐漸簡化成了胡圖族和圖西族的搏鬥，兩國自此都發起政變和殺戮。最後，一小部分圖西人推翻了貴族國王，獲得了政權。在接下來從1966年至1993年的二十七年之中，先後有三個圖西軍事政權統治蒲隆地。權力是在政變中實現的更迭，但是整體政治格局並沒有變化。蒲隆地這三個非當選的總統都來自同一個城鎮，其中兩位甚至還是表親。
　　盧安達和蒲隆地這兩個國家在語言、歷史和文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甚至在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這段時間內，兩國的政府形態也很相似，都是軍事獨裁。兩國政府皆是由某一地區的某一派系把持，每個派系都是為了維護自己派系利益進行統治，而且都採用鎮壓、暴力和各種種族政治等手段維持自己的政權。從這個角度看，兩國在一定意義上都還屬於殖民國家。
　　但是這兩國也有本質上的區別。有些觀點認為，國家形態是由其人民的本質決定的，但這兩國的例子可以很好地反駁這種觀點。至少在蒲隆地和盧安達這兩個國家中，國家形態是由少數人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而決定。
　　在盧安達，這種鬥爭是在胡圖人之間進行的。獲得權力的一方聲稱自己是著眼於占人口大多數的胡圖人的利益行使政權，但是其政府完全是為了自身利益服務。為了實現這一點，反圖西族的政策就十分必要。當權者把自己描繪成阻擋異族重掌政權的壁壘，認為圖西霸權是始終存在的威脅，而且他們的野心在蒲隆地已然得到實現。
　　當然，蒲隆地的圖西軍事統治者不會聲稱自己代表的是身為少數民族的圖西族的利益，而是宣揚種族劃分是殖民地時期的罪惡產物，所有的人都是蒲隆地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儘管這個說法聽起來十分開明，但是實際生活中，在教育、經濟、軍隊以及政府機構等各個方面，還是普遍存在著對胡圖人的歧視，受到歧視的甚至還包括部分圖西人。直到20世紀90年代，蒲隆地各代軍事政府都先後採取了暴力手段維護其統治，甚至比盧安達還要冷酷無情。胡圖人不斷爆發暴力起義，屢次遭到軍隊殘酷鎮壓。這種情況一直持續，終於在1972年的大屠殺中到達了頂峰。這次大屠殺不是簡單的報復行為。根據一位歷史學家的描述，這是一次受到圖西政府支持的「選擇性種族屠殺」，而其真正目的是為了消滅所有可能的胡圖族領導人，甚至包括還在上中學的孩子們。
　　這場大屠殺持續了兩個月，至少十萬胡圖人慘遭殺害，其中很多人遭到了令人髮指的虐待。約有十五萬人逃亡，大多數人逃到了鄰國盧安達。蒲隆地這次針對胡圖人的大屠殺更加加深了掌控盧安達政權的胡圖族的恐懼，強化了他們對圖西族的敵視，也鞏固了胡圖統治集團的地位，最終導致在盧安達爆發的對圖西族的大屠殺，大量圖西難民逃往蒲隆地。而在盧安達發生的一切又使得蒲隆地圖西族為1972年的屠殺找到藉口，而且有理由繼續奉行鍼對胡圖族的歧視政策。同時，從蒲隆地逃出的胡圖族難民和盧安達逃出的圖西族難民一直保持著對大屠殺和社會不公的強烈憤慨，這些難民營也就成了醞釀反叛運動的最大舞臺——其中最主要的區域有位於烏干達的盧安達圖西難民營和位於坦尚尼亞的蒲隆地胡圖難民營。每個民族都對另外一方充滿恐懼，這種恐懼深植於兩個國家的人民心中，而且也成了兩個集團分別維持其統治的工具。
　　1972年至1988年這段時間正是德奧的童年和少年時代，蒲隆地國內表面上看來比較太平。當時掌權的軍事政府和其支持者將1972年大屠殺稱做「那些事件」。國際救援者似乎也對這種隱晦的說辭很滿意，並繼續為蒲隆地提供發展援助。這些援助對維持政權至關重要，而且也是極少數人最主要的財富來源。這種和平的表面之下掩蓋著的，是深深的不安和恐懼。在這十幾年間，因為這些諱莫如深的「那些事件」，許多胡圖家庭不敢讓自己的孩子去上學。而政府中的掌權者一方面繼續利用恐懼維持統治，另一方面自己也深陷恐懼之中，這一點不言自明。政府加強了對國民各個方面的統治，國家經濟也是一片混亂。政府新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而這些國有企業卻又助長了掌權者任人唯親、貪汙腐敗等醜惡行徑。
　　這種表面太平的形式一直持續到1988年，那年爆發了胡圖族起義，但隨後即遭到鎮壓。那時德奧一家在樹林裡藏了一週左右就是這個原因。這一次，國際援助組織表了態。因為擔心喪失外國援助以及出於種種其他考慮，蒲隆地總統開始進行改革，很多胡圖人被納入到政府機構中。五年後的1993年，蒲隆地進行了民主選舉。這一件事受到了國外觀察者的廣泛好評，但是這次選舉對蒲隆地政府中處於中下層的圖西人來說也是一個嚴重威脅。他們中很多人在恩達達耶當權後丟了飯碗，而失業就意味著要重新回到貧困的大眾群體之中。另一方面，對很多圖西軍人來說，圖西族馬上就要喪失對軍隊的統治，而這對他們意味著更為嚴峻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恩達達耶總統(以及國民議會的主席和副主席)被殺事件，然後就是德奧漫長的逃亡和蒲隆地內戰。
　　根據粗略估算，約有一萬五千蒲隆地人在1993年暴亂中喪命，胡圖人和圖西人差不多各占一半，其中主要是平民百姓。一段時間後，圖西族政治家重新獲得政權，戰爭愈演愈烈。戰爭主要是在圖西族軍隊和胡圖族民兵中進行，然而幾乎整個國家的人民都被捲入了戰火。這裡需要指明的是，蒲隆地人並非好戰，整場戰爭中，全國年輕男子中只有3％參與了武裝運動。
　　網路上有一個虛擬圖書館，裡面有很多關於盧安達種族屠殺的資料，而關於蒲隆地的資料則相對少些。在查閱這些資料時，我對一位名叫彼得·尤萬的學者發表的著作特別感興趣，他曾經在這兩個國家待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彼得·尤萬就這兩個國家發生的暴力衝突分別發表了很多文章和著作，在這些作品中，他不僅研究了最終導致災難性暴力衝突的一系列事件，也綜合考慮了政治因素、社會因素以及經濟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雖然這兩國的暴力事件並不能用某一個因素單獨解釋，但是彼得·尤萬著重敘述了屠殺發生的重要背景——占到兩個國家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層生活貧困。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彼得·尤萬使用了「結構性暴力」這一術語。最常見的暴力種類就是德奧童年和少年時期經歷的那種貧困，以及其對人的身體和心理所造成的影響：饑荒、疾病、早殀、沒有機會去追求更好的生活，特別是無法進入中學和大學接受進一步教育。舉例說來，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階級的生活根本無法同當地富人相比。外國開發人員以及其他盧安達或蒲隆地的特權階級穿著西裝、大肚翩翩，開著豪華的越野車在塵土飛揚的小鎮裡橫衝直闖，這令我想起德奧說他在中學和大學裡有很多同學都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暴力還體現在大量失業，很多年輕人處境悲慘，被大量召集入伍或加入民兵組織，還有明目張膽的腐敗大行其道，而腐敗者完全可以逍遙法外，甚至亂殺無辜的士兵和下令屠殺的長官竟也可以免受懲罰。
　　在尤萬關於蒲隆地的著作中，他在描述蒲隆地長期戰時引入了「微觀政治」這個說法，微觀政治不僅存在於國家領導人爭權奪利的爭鬥中，也存在於城市社區和農村的山野之中：胡圖族遭受不公待遇而心懷不滿，他們和圖西族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互相之間的恐懼也不斷加強，最終使得雙方為了合理自衛而搶先訴諸武力。地方領導人也都願意、也有能力組織和加劇暴力衝突。尤萬寫道：「在一個法律法規形同虛設，同時缺乏有效可靠安全力量的社會中，只要有小部分人打算使用武力達到目的，那麼他們所引起的混亂和恐懼足以使得所有人進一步採取更極端的暴力手段。」
　　盧安達種族大屠殺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轉嫁責任的陰謀，由占人口大多數的民族組成的政府想藉此消滅力量薄弱的少數民族。而在蒲隆地的大規模暴亂則是一場由種族對抗引發的內戰，敵對的一方是少數民族組成的政府，另一方是較大民族組成的叛亂集團，雙方的武裝力量勢均力敵。在盧安達，平民主要因為遭受偏見而被殺害；在蒲隆地，是因為出於恐懼。尤萬堅持這是兩種不同的災難，絕不能混淆。但是同時它們也有很重要的共同點：「社會排斥和政治族群化。這是在蒲隆地和盧安達暴力衝突中處於中心位置的兩個因素，這兩個因素就像兩顆電子，環繞在極度貧困和制度缺陷這個電子核周圍。」
　　盧安達種族屠殺爆發於1994年四月，大約四個月後，盧安達愛國陣線占領了盧安達大部分地區，屠殺結束於七月。對這場屠殺所導致的死亡人數有多種估計，最低估計是五十萬，最高則是一百萬，而大部分意見處於兩者中間，認為大約是八十萬左右。大約有兩百萬胡圖人逃離盧安達，但很多暴力分子仍帶著武器繼續追殺難民。到2006年，大部分難民因為受到坦尚尼亞政府的驅逐，或是在當時還被稱做是薩伊的剛果民主共和國遭遇了內戰而返回盧安達。種族屠殺後，盧安達政權一直握在盧安達愛國陣線手中，該組織的前統帥保羅·卡加米將軍成為了盧安達總統。雖然卡加米政府受到多方批評甚至責難，但該政府依然有很多可取之處。我和德奧一起到非洲時，據說盧安達已經實現了安定和平——或者按照一些批評家的說法，脫離了戰爭。
　　蒲隆地發生的慘劇雖然不像盧安達那樣眾所周知，但是持續時間其實比盧安達更長，從20世紀90年代一直持續到了21世紀。實際上，幾個非洲國家和西方國家很早就發起和平談判，四年後，談判協議最終達成，但是戰爭卻並未結束。實際上，甚至可以說戰爭趨勢愈演愈烈，因為最主要的胡圖族叛亂組織並沒有參與談判。又過了三年，這個組織才在協議上簽字同意。直到德奧第四次回蒲隆地時，談判依然並未結束，作為第二大叛亂集團的胡圖人民解放黨在各方面細節上一直糾纏不休，而那時已經是2004年。
　　德奧途徑肯亞首都奈洛比回到蒲隆地。在奈洛比逗留時，德奧遇見了六位蒲隆地和平談判代表，德奧見過他們的照片，認出了好幾個人。德奧遠遠地跟著他們，看見他們一起進了酒類販賣店，他們大聲笑著，互相拍著背——一群人穿得西裝革履，其中既有胡圖人，也有圖西人，他們看起來好像是一群要好的朋友。德奧和這些談判代表搭乘同一班飛機飛往布松布拉。抵達機場時，面對著媒體，德奧眼見這些人又擺出了一副勢不兩立的架勢。
　　「他們邊走邊吵，說著：『哦，不，我們堅決不同意這點！』」德奧回憶道，「他們就像一群瘋牛一樣爭執不下。」德奧看到這個場景頓時感到憤憤不平，在和我說起這件事時，他依然氣憤不已，這讓我有些吃驚。時至今日，政治依然可以讓他感到驚訝和失望。我想，在經歷了那麼多後，德奧依然沒有學會那種玩世不恭的變通。
　　克服了大量挫折後，蒲隆地終於實現了和平。2005年，一部新的憲法生效。根據這部憲法，政府應由多個民族組成。在隨後的選舉中，前身是最大的胡圖叛亂組織的勢力獲得勝利，但那時，這個組織已經演化為一個多民族政黨。新當選的總統之前是一名胡圖民兵領袖，上任後，他致力於結束國內種族戰爭。我和德奧在布松布拉時，當地依然執行宵禁，而且政府和胡圖人民解放黨之間不時發生爭鬥，胡圖人民解放黨依然沒有同意現有條件。但是整體形勢依然樂觀。最重要的是，除胡圖人民解放黨之外，所有武裝組織都已經被遣散，而且軍隊和警察實現了完全整合，在其中任職的胡圖人和圖西人各占一半，這對所有蒲隆地人來說都是很有力的安全保障。
　　儘管國際外交力量在和平調節中的努力雖然有些冒險，但是卓有成效。然而，各方在蒲隆地重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還是有所欠缺。根據彼得·尤萬的說法，如今國際援助工作又回到了當初紊亂、不協調的局面。每年，外國援助物資大約只有三千萬美元，遠遠少於對盧安達的援助。彼得·尤萬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這些援助基本上就是蒲隆地全部的國家預算，而且其中很多錢並沒有用到普通蒲隆地人身上，而是到了所謂『專家、顧問、經理』的口袋裡。」
　　自從內戰開始後，蒲隆地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之前大約一百八十美元每年減少到了八十美元每年，這已經是世界最低水準，而這微不足道的數據還無法說明這個國家的整體貧困。2003年，一個聯合國機構根據各國婦女兒童的待遇水準對各個國家進行排名，蒲隆地處於倒數第五位。最近，蒲隆地又被列入全球最不適宜做生意的三個國家之一。
　　上面最後一個結論對蒲隆地的普通百姓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們吃苦耐勞，而且急需一份養家餬口的工作。德奧認為，蒲隆地人也非常嚮往和平——這一概念在彼得·尤萬的書中也被有力地論證了。我在閱讀彼得·尤萬的戰後調查報告時有種感覺，在很多方面，德奧代表了整體蒲隆地人的想法：對未來並不感到絕望，但也從未從過去的陰影中走出。根據一些估算數據，有十萬人死於蒲隆地內戰，還有的稱是二十萬、甚至三十萬。如果你看了足夠多的數據就會知道，這些數據甚至變得如同情色文學一般——越是誇張，越是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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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路易斯·魯瓦加索雷王子(1932—1961)，曾任蒲隆地首相，民族主義者，領導了國家的反殖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