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紐約
　　2006年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我都在問德奧問題，打聽他的經歷。有時，這令我很不自在，我覺得我是在把那些折磨他的往事一再重複提起。好幾次我提議放棄我的研究，如果可以的話，讓他的那些記憶就此消失，我甚至真心希望他接受我的提議。但是德奧一直沒有同意，他總是淡淡地回答說：「不用，沒關係。」回想起來，我覺得我們好像是在一起旅行，一起回到過去探究他的回憶，每一步都是那樣小心翼翼。我也實在想不出這樣的探究能對他有什麼幫助，但對我來說，德奧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他和他的故事深深地吸引著我。
　　故事先從紐約開始。
　　一個年輕人，帶著僅有的兩百美元，隻身來到這個大城市。他一句英語都不會說，而且曾經的恐怖記憶如此浸透骨髓，他甚至有時會分不清過去和現在、回憶與現實。當德奧第一次告訴我他剛來到紐約的那段日子時，我心裡就想：「換做是我，恐怕熬不下來。」然而兩年後，他被一所常春藤盟校錄取。事情竟然會有如此大的轉變！他那瘦弱的身體到底蘊涵了多大的力量？又是如何獲得了那麼多素昧平生之人的幫助？他當時是什麼感覺？於是我讓德奧帶著我看看「他的紐約」。
　　我們先到了哈林區，德奧已經有五年沒去過那裡了。走在麥爾坎Ｘ大道上，兩邊是一排排整修過的公寓，有的公寓還正在翻修，牆外還搭著鷹架，還有成片新開的連鎖店和銀行。德奧不禁驚嘆道：「看看這些樓！以前這裡的窗戶還是木頭的，太不可思議了！這裡曾經是整個紐約最差勁的地方，有人在這裡隨地大小便、吵架鬥毆。天啊，這座樓是剛蓋的！」德奧想知道他的那些老鄰居都怎麼樣了，他說：「對窮人來說，這並不是件好事。」
　　以前在哈林區，德奧從沒見過有這裡的居民在街邊慢跑，更別提白人在這裡跑步了。事實上，他住在這裡時，見到的白人都是警察。他們都很暴躁，德奧總結說，這是因為他們也害怕。付費電話——那時他唯一能與蒲隆地聯繫的方式，現在也不見了。
　　我們走到第124大街時，德奧驚叫了一聲，不是因為看到了環境的變化，而是看見了熟悉的東西：「哦，上帝！看！我和穆罕默德住過的公寓！」這座廢棄建築的門窗都已經用磚頭堵死了，但是那在牆上的塗鴉還能看到。「以前門就在這裡。那時這裡有很多入口，而且很多人都在那些緊急出口附近閒晃。」
　　公寓門口有一塊彎折的鐵皮遮雨篷，上面寫著：「健康美味小餡兒餅、純天然果汁、報紙、雜誌、日用百貨」。這個遮雨篷看上去有些年頭了，應該是商店關門後留下來的，但是德奧說他根本沒印象。
　　「你知道，有很多東西我看也不看，也就沒記住。」他在這裡住了差不多一個月，關於那段時間，他記得最清楚的是當時的心理狀態。他剛剛逃脫生命危險，但在這裡卻一直遭受著記憶的折磨。
　　德奧看著周圍，一會兒明朗地笑，一會兒又看起來很憂傷。我想，面對這個他經歷了那麼多痛苦和困惑的地方，他或許感受到了一種奇怪的懷念。在第125大街，德奧指著通往地鐵站的臺階說：「我就在這裡和別人講價，想買到便宜一點的車票。」
　　「哦，你買車票還講價？」我說，「那你肯定沒成功。」
　　「對。」
　　我笑了：「你真的買車票還講價？」
　　「對。」他別開了頭，口氣有點不自然。
　　話一出口我便意識到，取笑德奧十年前做的傻事可能會讓他感到不舒服。於是我急忙同他說這讓我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有一次她坐公車，但是給司機付的是郵票，希望以此能讓他覺得我是在笑別的事情。德奧禮貌地笑了兩聲，我感覺到，在他看來我奶奶這麼做也沒有什麼奇怪的。
　　我們下去進了地鐵站。很多年前，德奧第一次自己坐地鐵時就是從這個站臺出發，在迷宮一樣的地鐵裡坐了一整天。我們搭地鐵到了最北邊的布朗克斯區終點站，然後又坐回來到了西南端的布魯克林區。這一圈差不多花了兩個小時，而十二年前第一次自己坐地鐵時，德奧就這麼坐著轉了好多圈。我們在地鐵時，德奧回憶說，當時他的驚恐壓倒了自尊，於是用法語向別的乘客求助。
　　「有的人轉身走開，有的人會罵我幾句。」德奧放棄了問路，就孤單地坐著，感受著車廂裡人來人往的變化。地鐵經過市中心時——後來很久以後他才知道那是市中心——德奧驚奇地發現很多白人乘客上了地鐵。他們行色匆匆，穿著光鮮，女人們身上散發著香水味。他們陸續下車後，車廂裡又變成了完全是另一幅光景。德奧轉了幾圈後告訴我，他當時就總結出來：「越往上城走黑人越多，人越窮；而越往下城走，情況也是一樣。我呢，我覺得我哪邊都不適合。」
　　我想我能想像出德奧當時的樣子：一個瘦得皮包骨頭的黑人小子，神色慌張，一臉絕望。這絕望後來慢慢變成疲憊不堪，最後他乾脆放棄了從地鐵出去的希望。德奧還記得他在刺耳嘈雜的地鐵中睡著時，心裡對自己說：「沒有人能掌握自己的人生。」我們回到地上時，有好一會兒我無法把想像中德奧和眼前的他聯繫起來。
　　每當想到德奧來到了紐約的SOHO公寓，我腦海裡就浮現出這樣兩個場景。第一個是十二年前莎倫第一次帶他來時的樣子，當時莎倫可能還牽著德奧的手，一起走出王子大街的地鐵站，穿過連鎖店、藝術廊和時尚專賣店明亮的窗口，到了沃爾夫夫婦的公寓。在第二個場景裡，這所公寓就已經成了德奧的家。我想像著德奧窩在沙發中，聽查理講起以前他們在飯桌上爭論的那些美國習語，而德奧邊聽邊哈哈笑著。而這兩個場景中暗含了一種非凡的內在含義：一對理智清醒的白人夫婦，卻收留了一個身在困境中的陌生人，這個人不僅來自非洲，甚至還不會講他們的語言。這個人完全無依無靠，甚至可能會成為他們後半輩子的負擔。到底什麼樣的人會做出這樣的舉動？南希和查理是怎樣的人？
　　我單獨去拜訪他們。就像德奧和莎倫第一次到沃爾夫夫婦家吃晚飯時一樣，我也乘著那架狹小的舊式電梯升到他們的公寓。電梯是鐵門結構，四周的牆壁是未經粉刷的木頭，在樓下按一下門鈴，南希和查理就會把電梯放下去。來接我的是查理，我說起電梯看著很有年頭了，查理就開始給我介紹這片區域的歷史。他的聲音深沉，語速疾緩有度，沒有刻意拖著長腔，稍帶點南方口音，聽起來像是在低聲吟著一首老歌。
　　「這條街上所有的豪沃特大樓[1]裡都安裝了這種舊式客乘電梯。電梯是一個叫伊利薩·奧狄斯的老人在1857年發明的。沒有電梯的話，高層建築也不可能得以實現。電梯、鋼筋結構和鍛鐵，這些都是老一代的建築技術成就……」
　　電梯直接到達公寓的起居室，起居室正好對著廚房。室內的傢俱很簡單，廚房十分整潔，但裡面的廚具看起來像是用了很多年了。在廚房裡，我也沒看到什麼現代的烹飪設備，客廳裡也沒有電視機，牆上大部分都是書。我還看到幾件非洲小物件——雕刻、碗等，分放在一個架子和一張桌子上。最吸引我注意力的是臨街的那面牆，那面牆上的窗戶都是舊式雙懸大窗，窗外的街景像是一幅宏大而多彩的拼貼畫：各式各樣的屋頂、圓式木製水塔，還有修復的仿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如果是在夏天，從這扇窗戶望出去，很可能讓人產生自己是到了水城威尼斯的遐想。
　　公寓的最深處是南希的畫室，畫室的地面是未經打磨的木地板。畫架上和牆上是幾幅尚未完成的畫作，畫幅巨大，筆觸細膩，讓我想起一個個記憶猶新的夢境——人們在高聳的建築面前越來越渺小，或者被困在了老舊廢棄的房屋中。當然，我又想到了德奧那破舊的公寓。
　　德奧的臥室——被他稱為「黑洞」的房間，在起居區和畫室之間，裡面還是保持德奧生活過的樣子，好像在等著德奧回來。沃爾夫一家確實在等他。書桌上依然掛著德奧叔叔的照片，那封自稱是胡圖人民解放黨成員發來的恐嚇信也還高高地貼在牆上。
　　南希和查理是在20世紀70年代搬到這所公寓的。當時，樓下還有一座散發著濃烈油墨氣味的印刷廠，SOHO社區裡也都是些廢棄的建築和機械商店。沃爾夫夫婦的一個朋友告訴我，這對夫婦的公寓從來都沒變過，這一點跟周圍的鄰居十分不同。
　　「這裡就是個時間的密室，時間好像凝固了，是70年代中期SOHO藝術家的密室。」
　　這對夫婦並沒有什麼怪異或突出的地方，但當看到他們二人穿著便裝走在街上時，我還是感覺到，他們自身也像是一間密室：南希皮膚白皙，有著美麗的金色頭髮和藍色眼睛，雙腿修長，穿著還是像個藝術學生一般——拖鞋、燈芯絨衣褲，彰顯個性的耳環(上面有俄羅斯風格的結構主義圖案)，頭上是一頂鬆軟的文藝復興風格的貝雷帽。而查理鬍鬚修剪得很整齊，灰白的頭髮上是一頂普通的巴黎貝雷帽。孩子當然是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對他們那個年代的人來說，不要孩子本身就是一項很不傳統的舉動，同時這也讓他們有了更多空間做其他更不傳統的事情。在德奧加入到這個家庭之前，他們的生活確實是不同尋常，是充滿冒險的。
　　德奧曾經告訴我，查理對自己的成就都看得很淡。
　　「如果你問他：『你是做什麼的？』他就會告訴你，『我也想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查理在普林斯頓大學拿到了社會學博士學位，先後在布朗大學、達爾豪西大學、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威斯康辛大學、伊利諾斯大學、卡爾頓學院、紐約理工大學，以及他的母校——位於教堂山的北卡羅萊納大學任教。他還曾經擔任過多個社會學協會的主席，組織或是重組過多個協會。他的專業領域被稱做「社會影響評價」，主要研究環境影響評估，特別是技術對人類的影響。從以下列舉的查理的幾項工作就可以看出他的專業成就：他是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的成員之一，曾參與聯合國、美國工程兵、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以及密西西比州和華盛頓州項目的主持研究或提供項目諮詢，甚至還曾經參與過總統任命的特別委員會，調查三里島核洩漏事故[2]。
　　現在，查理主要是做諮詢顧問，也經常為非洲國家提供諮詢。查理說自己是個「革新派學者」。德奧為了讓我更好地了解他的養父，曾經給了我查理很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關於俄亥俄州的雅典縣，查理曾在那裡參加過一個名為「工程和社會」的會議。查理發現雅典縣正在進行河水改道，認為當地的情況非常有意思，便試著讓與會者關注這個問題，但是效果並不大。查理卻也沒有因此氣餒，他自己進行了一項社會學調查，查閱了大量資料，採訪了很多官員和居民。最後，他在文章結尾總結道：
　　我是否就像人們所說的「掌握了故事的全部」呢？其實，根本沒有所謂的「故事的全部」。那雅典縣的故事到底是怎樣的？只是一條情況很糟的河流改道了嗎？絕對不是。這個故事關係到學校和城鎮、河流和道路、人類和自然、真和美。很明顯，雅典縣的故事也在各個地方上演，每一處都暗喻著人類的狀況。或許有人認為我是誇大其詞，然而事實正是如我所說。
　　1977年，查理和南希剛搬到紐約市，查理自願去義務修剪第42大道上的所有公共樹木。「在我的內心深處，在我的靈魂中，我都還是個農村男孩。」查理這麼說。他有一次騎自行車出了事故受了傷，不得不停下休息一陣子，但傷一好，他還是把修剪樹木這件事繼續了下來。直到德奧來了以後，堅持認為查理手臂的傷要求他不能再幹那麼辛苦的勞動，查理這才放棄了這項工作。
　　沃爾夫夫婦常到各地旅行。在布朗大學任教時，查理開了一門叫做「技術和道德秩序」的課，這門課上他最喜歡的學生是埃塞爾伯特·丘庫，他也是南希家的世交，來自奈及利亞。丘庫現在是一位應用數學教授，他邀請南希和查理幫他在奈及利亞建一所理工大學，二人馬上就答應了。沃爾夫夫婦曾在奈及利亞生活過一段時間，20世紀80年代，他們在約拉鎮待了兩年，這段經歷深深地影響了他們兩個人。南希還記得第一次坐車到奈及利亞偏僻的北部時，她注視著車窗外匆匆閃過的城鎮：排水溝都是露天的，房子和商店的牆是煤渣砌起來，屋頂是皺皺巴巴的鋅皮，汽車的廢舊輪胎和零件散落得到處都是。這些都讓她想起了她小時候走在紐澤西第一高速時的場景。而在遠處，她看見一片傳統的村落——圓形的房子，茅草屋上的孔洞裡升起裊裊炊煙。在南希眼裡，這一切都美極了。這是她對奈及利亞的第一印象，一個糾結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社會，這一印象在接下來兩年越發強烈起來。
　　在約拉，查理幫丘庫把新大學辦了起來，並在那裡教奈及利亞學生「技術和道德秩序」這門課程。南希教學生們藝術，但她覺得自己從學生身上學到的，比她教給他們還要多。
　　「我在奈及利亞最強烈的感受就是，在那裡，藝術並不是生活之外的東西，不是人們花錢去購買的商品，而是每一個人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生活的一種必需品。」南希後來這樣形容道。她開始對奈及利亞有了更多了解。她覺得，傳統的奈及利亞工藝「在一個混亂的時代，能夠給人們帶來一種秩序感」。很多年之後，南希告訴一位藝術批評家：「我想，人們都希望在內在心靈和外在世界間找到某種秩序和聯繫，這是人之常情。」
　　有這樣的經歷，就更容易理解沃爾夫夫婦為什麼會那麼友好地對待一個非洲的年輕人，並冒險收留他。那時，德奧處境極為窘迫，急需幫助。南希還記得，他們邀請德奧來家共進晚餐時第一次見到了他，德奧努力試著同他們說英語，但是南希聽著很難受，那種感覺，就像聽口吃的人說話時聽者心裡覺得著急彆扭那樣。在那種情況下，她和查理決定先不告訴德奧他們兩人以前在非洲的經歷。對他們來說，德奧的經歷更吸引人，而且那時他們之間的交流又是那麼費力。對南希來說，談話簡直就是折磨她的神經。南希說，吃飯的時候她腦子裡會不停地想：「這個人瘦得皮包骨頭了！他得多吃東西！」
　　也是在這頓晚飯上，查理說，他認定德奧是個「正派」的人。聽德奧向他們描述自己飽經磨難的祖國時，查理就認為德奧是個「有深度」的人。
　　那時查理已經年過六旬，南希也已五十多歲，他們已經不再年輕，而且公寓也並不寬敞，同時還要用來做查理的辦公室和南希的畫室。很多年前，有一陣子查理要在外地待上半年進行教學，南希就讓萊利亞，也就是後來的奧馬利夫人搬過來一起住。萊利亞原本打算查理一回來她就搬到別的地方去，但是他們三個相處得非常融洽，也沒有必要搬出去。
　　「你就住下吧！」查理很明確地說。萊利亞和沃爾夫夫婦分擔一些開支，一直和他們在一起住了差不多四年。因此，德奧也不是第一位同沃爾夫夫婦共同生活的人。
　　說起南希時，查理告訴我：「她總是在擔心這、擔心那。」查理這麼說時，南希回應道：「不過是些確實讓人擔心的事。」他們不知道讓一個陌生人搬過來住這個決定到底是好是壞，但是起碼有一件事他們非常肯定：自己從不後悔作了這個決定。
　　我們坐在起居間，說起他們還沒見到德奧時，報紙和電視上都是關於盧安達種族屠殺的新聞。因為他們曾經在奈及利亞待過一段時間，所以這些報導讓南希尤為震驚。南希覺得，在奈及利亞的那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時光。在奈及利亞生活時，南希對現世的憂慮和苦惱都更為強烈。約拉的大學附近曾爆發了為期一個月左右的派別爭鬥，那時她和查理不得不一直躲在安全隱蔽的地方。這次派別衝突最終導致了大約兩千人被殺。正因曾有過這樣一段經歷，因此在看到盧安達種族屠殺的新聞時，他們的體會更為深刻。
　　「你們曾留意過盧安達的消息？」我說。
　　「哦，上帝！」南希發出了一聲嘆息。
　　「留意？」查理回答，「和所有人一樣，我們急迫地關注著每一條最新動態。」
　　「電視裡只要有相關的鏡頭，」南希說，「我都不會錯過。」
　　「1994年4月，那時我去了尚比亞、坦尚尼亞和肯亞。」查理說，「我一開始並不知情，直到回到了紐約，我才聽說這些可怕的事情。」
　　南希說，那時她已經從廣播裡聽了太多殘酷無情的屠殺行為，也看了太多漂浮著屍體的盧安達河流的畫面。
　　「我看了太多、聽了太多，但我不敢同人討論這件事情，我難過極了，甚至不敢再去讀那些新聞。不管怎樣，後來莎倫跟我們提起德奧，說起他從蒲隆地來，我那時並不知道盧安達和蒲隆地之間有什麼聯繫。」
　　直到莎倫帶著德奧到家裡吃飯，南希才知道這個年輕人經歷了內戰和種族屠殺：「莎倫替德奧介紹說，蒲隆地發生的暴亂和盧安達的情形基本一致，而這些他全都經歷了。那時還有一件事特別讓我感興趣，德奧說屠殺爆發時，他正在蒲隆地讀醫學三年級，而他的爸爸是個普通的牧人。我們在奈及利亞的時候見過富拉尼族人放牧，常在山坡或山腳看見成片的牛群、年輕小夥和牧牛人。我們知道那種生活狀態，那看起來和醫學院似乎並沒有什麼聯繫。」
　　「看著那些騎在牛背上的男孩，趕著牛群，裡面可能就有像德奧一樣的孩子，」查理說，「只不過他是在蒲隆地，而我們在奈及利亞。就像我在紐約街頭看見的那些搬運工，那些在超市工作的人們，他們中大多數都是非洲裔。」
　　「你可能會想：『這個人從哪裡來的？』」我說。
　　「也會想，他會有什麼樣的潛力呢？」查理繼續說，「但是他們的潛力很有可能不會被發掘，也無法展現，更無法讓他人共享。所以我覺得這實在是……畢竟我們不能在路上隨便攔下一個人，哪怕這個人就是德奧，說：『哦，你看起來是個聰明、很有前途的年輕人，你為什麼不來一起吃頓飯呢？』不，這絕對不可能。」
　　自從見了德奧後，南希和查理一直關注莎倫為德奧找住處這件事情。有一次，當看到莎倫失敗那麼多次後，他們告訴莎倫他們想讓德奧搬到自己那裡住，但事後又卻給莎倫打電話告訴她不行。就這樣，好幾個星期過去了，莎倫終於給他們打電話，告訴他們她為德奧找到了住所——一個臨時接受吸毒者和酗酒者進行康復的旅館。只要德奧能參與團體療法，他就可以住在那裡，但問題是德奧根本沒有那些問題。
　　「我們實在無法忍受讓德奧經歷這些。」查理說。他告訴莎倫：「讓德奧搬過來吧。」
　　「莎倫非常非常地執著，」南希說，「她是一位相當堅強的女性。」
　　我第一次到聖託瑪斯教堂去拜訪莎倫時，她告訴我她最近剛同南希與查理聊過一次。
　　「他們說德奧是他們一生中最寶貴的禮物，是他們經歷過的所有事情中最好的一件。你知道的，他們沒有孩子，我想德奧讓他們的生活有了依託。」
　　莎倫的這一說法讓我很好奇。也許收留德奧不單單是沃爾夫夫婦自己作出的決定，或許也可以說是德奧經歷了千萬周折找到了他們。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德奧最先找到的是莎倫。
　　我第一次去教區看莎倫那天下了雨，她剛到時披著一件塑膠雨衣，因為揹著一個背包，肩膀稍稍前傾。這便是她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十分深刻——特別是那件雨衣，是能買到的最便宜的那種。就像德奧第一次看見她時一樣，她還是十分漂亮，可是另一種與眾不同的美。她的皮膚依然白皙，但金色的頭髮開始慢慢變白。她是個美麗的女人，同時擁有十分豐富的精神世界，毫不矯飾做作。
　　莎倫帶我在教區周圍轉了轉：我們去了那個廚房，她和德奧第一次遇見時，德奧就是把東西送到這裡；那個信箱，她就是在那裡收到了德奧的那封求助信；還有那間地下室，她和德奧有時就在那裡吃簡單的午飯，也是在那裡幫德奧找到了穿去派對的衣服，雖然德奧不想穿也不想去。我們走到教堂正廳時，一個聲音喊到：「你是最好的人！」
　　莎倫轉過身去。陰暗處，有個男人坐在教堂後面的長凳上。
　　「謝謝你，」莎倫和他說話，「很高興能見到你。」
　　「她是最好的人！」那男人說，我想他是在和我說話。
　　「他是個酒鬼，也差不多無家可歸，但是他不想談起這些。」莎倫低聲告訴我。我們往聖壇走過去，莎倫負責在聖託瑪斯教堂買花並布置這些花。她剛把花插在大花瓶裡，擺在臺階兩側，臺階上方就是聖壇。
　　我注視著這個布置，由衷地讚歎她插的花非常漂亮。「而且你是自學的！」我說。
　　「對，其實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插花了，」她說，「不是買的，而是採些野花。我們有家務事列表，我哥哥先從中挑出要乾的，因為他是最大的孩子。我一直想在廚房桌子上擺上些花，從小我就能從人身上看到一種色彩，就是那人的品格。」
　　「真的？」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那德奧是什麼顏色？」
　　「我現在不那麼做了，」莎倫說。她十幾歲的時候，有個神經學家聽說了她這種用色彩辨別人的天賦，就和她見了一面。「但那時我一句話都沒說。」莎倫說。
　　「但我覺得，你能把人和色彩聯繫在一起是件很棒的事情。」我說。
　　「我以前也這麼覺得。」
　　「雖然現在不這麼做了，但也沒什麼不好。」
　　「也許這種能力現在變成了潛意識吧，我也不清楚。」
　　「這麼說來，」我說，「如果你還可以把人和色彩聯繫在一起的話，德奧是什麼顏色呢？」
　　莎倫沉默了好一會兒，她定定地望著聖壇，然後長長地呼了一口氣說：「我覺得，或許有點像紫紅色。」
　　莎倫在佛蒙特州諾威奇市的一個愛爾蘭裔天主教家庭中長大，她家經濟拮据，而且生活一向樸素，但是父母還是把她送到了衛斯利女子學院。她在那裡讀書，一直到1960年。但後來她認定了自己的天職，於是就轉學去了一所天主教學校——曼哈頓威爾學院，期間她曾去歐洲和中東旅行過。1960年年底，她加入了康乃狄克州的大本勒迪克汀女修道院。提起這所女修道院，莎倫是這樣告訴我的：「對我而言，那裡並不適合我。我一直這樣認為的。」我注意到，她這樣說時完全沒有任何諷刺的語氣，儘管她是在那裡度過了三十年與世隔絕的生活後才認定那裡並不適合她。
　　當大本勒迪克汀女修道院的院長決定建造一座更精緻的大樓來代替她們簡易的社區時，莎倫就開始打算離開那裡。她當時想：「我一直堅持認為我們理應過著簡樸的生活，我們都應該這樣，應該體會那些一無所有的人過的日子。」
　　莎倫的父母訂閱了《天主教工人報》，這份報紙在一些人眼中是一份危險的天主教左翼的喉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份報紙體現了登山寶訓[3]的要義，莎倫從小就讀這份報紙。她並不後悔在修道院度過的三十年，她在那裡學到了很多有意義的東西。其中一件就是——按照她的說法——她發現自己渴望在這個世界上產生哪怕只是一點點的作用，能對他人有所幫助。雖然她不當修女後就不再受到教義的約束，但是她依然戴著授神職儀式上獲得的戒指。莎倫剛到紐約時沒有工作，甚至衣服都沒有幾件，但是還是在聖託瑪斯教堂找到一份差事。在這個教堂，她做各種勤雜事物。整理教堂的花束擺放，在婚禮準備中幫忙，然後會領到一點微薄的薪水，同時還要在主日學校教一群四五歲的孩子。
　　莎倫相信，她一生的工作就是要發現她所擁有的能力，並「以一種深沉、奉獻的精神」為了散播上帝的榮光而使用這些能力。她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她的工作中，但同時也拿出很多時間做她為自己安排的工作——接待那些到教堂來的有困難的人。甚至在曼哈頓富裕的上東區，這樣的人還是很多。
　　「我覺得，我這是在以另一種方式在大本勒迪克汀女修道院工作。」莎倫說。六世紀的聖本篤會規[4]第六十六章就簡單而明確地規定了如何待客：「像接待主耶穌那樣。」不論是搬運工還是守衛，教士對來訪的人都要「像敬仰主那樣周到對待」。按照我的理解，至少一定程度上，莎倫離開大本勒迪克汀女修道院就是為了成為一個本篤會的守衛。
　　但這項工作經常會給莎倫帶來一些尷尬的情況，但我有種感覺，對莎倫來說，尷尬反而正是這份工作對她的吸引力。
　　莎倫告訴我，不久前有個生活富裕的朋友——同樣是這個教區的居民——看見她推著一輛購物車往教堂走，車裡裝滿了給窮人募集來的舊衣服，這個朋友就告訴她這樣做不行。任何體面的人都不會在第五大道或麥德遜大道的人行道上推著購物車走。
　　「或許他們不會，」莎倫說她當時就這麼回答的，「但是我會。我不在乎。」莎倫還說，曾經有個正在戒毒的人跌跌撞撞地進了教堂，他當時很受煎熬，倒在地上痛苦地打著滾，莎倫就跪在他旁邊，先是用手輕輕按摩他的肩膀和腿，然後又重重地錘打，好緩解他的痙攣症狀。她當時想：「如果現在正巧有個人進來看見這一切，他一定會想：『他們這是在搞什麼？』但我一點都不在乎。」
　　莎倫說，她對所有來教堂尋求幫助的人都不會抱有任何歧視。無論他們有什麼麻煩，只要她有能力，都會替他們扛下來，而且她從不會認為哪個人無聊。比如說，那個頭腦有些不清楚的老太太，聖託瑪斯教堂的牧師覺得女人不應該住在教區，所以莎倫就搬去和那個老太太住了很多年。這個頭腦遲鈍的老人從來不洗澡，而且她的公寓裡遍地都是垃圾和一些廢舊物品。莎倫足足花了半年的工夫才勸動老太太洗澡，並把公寓打掃乾淨，但莎倫並不介意，她一直堅持著。她總是對自己說：「看，這就好像是一種冒險，我會在這過程中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呢？」莎倫覺得她所應當做的就是「為所有人提供無差別的幫助」。具體說來，所有人就是指每個走進她生活裡的人。其中，有害怕走進教區的「癮君子」，有二十年未進過教堂的女人，但是她告訴莎倫自己現在非常渴望到教堂懺悔。還有那個無家可歸的女人，她患有嚴重的妄想症，每天躺在教堂長椅上，就像躺在公園的公共長椅上一樣。最後，教堂決定不得不把她趕出去。
　　但莎倫還是和她交了朋友，還有其他所有人，而且他們每次到教堂，莎倫都很高興。莎倫也承認，這些人中有她特別喜歡的人，德奧當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莎倫覺得，從他們第一次見面，德奧就成為了她最喜歡的人。
　　我問莎倫為什麼，她說可能是第一次見到德奧並告訴他這裡是個教堂時，德奧回答說：「我很喜歡這裡。」這讓她覺得德奧是個有思想的人。但是除了這些，莎倫也想不出其他的理由，而她對那時德奧的描述或許更能說明這個問題。
　　莎倫記得當時的德奧非常瘦，有很大的齙牙(後來在紐約大學矯正了)，而且他的口臭非常厲害——所以莎倫看到德奧在信裡說自己病得厲害，讓莎倫幫忙找個醫生時，她一點兒也不驚訝。遇見德奧時，莎倫已經在紐約住了好幾年。在她之前待過的地方，比如在佛蒙特州以及修道院，人們總是早早準備收集蘆筍、採摘草莓，還有需要晚一些再收穫的馬鈴薯。但是在城市中，各式各樣你所能想到的食物每天都會從世界各地送到這裡。所以在這裡，人們很容易忘了怎麼「珍惜每一刻」，以及怎樣「等待合適的時機」。其實一個人的發展也是這樣。不能奢望任何一個人在某一個時刻是完美的，每個人都是在「朝聖之旅」的途中踽踽前行，莎倫希望自己能夠理解德奧艱辛的旅程，並按他的方式幫助他。
　　「德奧對所有的事物都充滿感激。」莎倫告訴我。當然，她也注意到，德奧有時會有些孤僻，甚至躲著不見自己。但是，莎倫從她的經驗中了解到，人們常常會痛恨自己求來的幫助，而且往往越是需要就越憎恨。所以莎倫覺得，德奧要求自己從生理上到心理上都像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那樣堅強、獨立，但事實上他又需要那麼多幫助，德奧自己一定也很痛苦。和德奧認識時，莎倫的心臟有些不好，但是她覺得德奧的事情比自己的病情要緊得多。
　　「這樣概括地說來可能不太準確，」莎倫告訴我，「但是在我認識的非洲人裡，很少有人能像德奧那樣對人坦誠、心懷感激，願意和別人溝通，產生聯繫。而且我能感覺出來，德奧當時的處境非常糟糕，而我能為他做的卻是寥寥無幾。我只能努力讓他明白，我確實在各個方面都很關心他。」
　　莎倫還記得第一次帶著德奧到沃爾夫夫婦家吃飯時的場景。她記得當時她試著把德奧說的法語翻譯給南希和查理，但是做得很吃力，因為她腦子裡所想到的都是對南希和查理寄託的希望，一時竟顧不上聊天。她覺得，如何讓德奧在物質和精神上的需要都得到滿足的答案，很有可能就是坐在桌子另一端的那對夫婦。莎倫記得，她很擔心自己的言談中有什麼失誤，並總是悄悄地作出一些暗示：「我希望自己能夠對他們進行無聲的引導」。莎倫記得當時她看著南希和查理，心裡想：「你們得馬上喜歡上他！」
　　很快，查理給莎倫打了電話時。在電話中，他問：「你覺得德奧需要些什麼？」
　　「哦，他需要一個家，」莎倫說，「這就是他所要的全部。」
　　莎倫當然也記得查理和南希的那個電話，那個他們最終同意讓德奧搬過去和他們一起住的電話。莎倫說她非常高興，用她自己的話來形容，就是「喜不自勝」。但是我有一種感覺，莎倫當時對他們的決定其實並不驚訝。最讓她驚訝和失望的，我認為，是之前的那些失敗。
　　為了幫德奧找到一個住處，莎倫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這一切艱辛她都沒有向德奧透露半分。莎倫把她保存下來的一些文件和筆記拿給我看。這些筆記都被記在一些零星的紙片上、舊信封上、舊書籤背面和教堂公告背面，留下了幾十個她曾聯繫過的機構和項目的紀錄。其中有曼哈頓谷聖約翰青年項目、格萊納迪爾地產公司米拉格羅薩之家、施樂會、紅十字會遊民服務、紐約旅者援助、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天主教家庭及兒童服務慈善中心、聖文森特保羅協會、聖約翰救援中心、城市收容所、聯合國教友會救助會、希望住宅項目、拉奇蒙特三一靜修院等。還有些記著她要打電話諮詢的牧師或修女，有些還註釋著「非常有愛心」等形容詞句。有一張上還寫著「薩伊來的一位醫生願意借書」。還有一張筆記上記著一個女人的名字，旁邊有莎倫的補註——「喪偶」。顯然，莎倫曾對這個女人抱有很大希望。另一個女人的名字旁邊，莎倫註釋著「離異」。
　　從這些不難看出，莎倫是個了不起的女人。德奧能夠在送貨時碰到她，著實是一個極大的幸運。有時當我看到莎倫，我甚至會想，這或許是上帝的旨意。
　　普里莫·萊維在《奧斯維辛生還錄》[5]中寫道：「如今，無須其他任何理由，單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存在，就已使得我們這一代人不再相信所謂神的眷顧。」但是，儘管德奧曾有那麼多的恐怖經歷，但同時，也有許許多多傾力幫助過他的人：在香蕉林遇到的那個胡圖族女人、行李搬運工穆罕默德、丘庫、詹姆斯·奧馬利，特別是南希、查理、還有莎倫。但他們完全自發自願，而不是什麼救助小組之類的項目成員，專門搜尋並幫助德奧這樣的人。在見到莎倫後，我忽然想到了在木達胡德奧慌亂中忘記關上的門：「一定有什麼一直在找尋、拯救德奧。」但事實上我並不喜歡這種想法。
　　我告訴莎倫：「我看過很多講述種族屠殺的資料，其中我發現一點，就是人們常常會說：『是上帝赦免了我。』而關於這點我總是充滿懷疑，我會想：『那些被砍掉了腦袋的人又是如何？難道上帝不喜歡他們嗎？』」說完我又補充道，「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看德奧這件事才好。」
　　「我有個理論，」莎倫回答，「很久之前我就這麼想——無論我們剩下的時間是多麼短暫，上帝無盡的愛之光都將溫暖著我們。而且，不管人去世時是年老或是年幼，都不算是絕對的悲劇。包括被炸得粉碎，或是死得相當悽慘，或是現在我們討論的這些都並非是絕對悲劇。我都認為除了惡，沒有什麼是絕對悲劇，而上帝絕不會為惡。就像我對孩子們描述的那樣，善牧者[6]就在我們身邊，我覺得這個形象對孩子講很適合，當然，真葡萄樹與枝子[7]這個形象也很好。無論我們能否感知到，我們身邊都充盈著上帝無窮的愛意，這種愛滋潤著每一個人的每一天、每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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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豪沃特大樓，美國紐約的一種典型建築，高五層，屬於紐約最古老的鑄鐵大樓。
　　[2] 1979年3月28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薩斯奎哈納河三里外島核電站發生嚴重放射性物質洩漏事故。
　　[3] 登山寶訓，《新約·馬太福音》中的一段文字，記錄宗教教義和耶穌發表的倫理演說。
　　[4] 聖本篤(480—547)，義大利天主教教士，於529年創建了天主教隱修會「本篤會」，並撰寫了聖本篤會規。
　　[5] 《奧斯維辛生還錄》(Survival in Auschwitz)，作者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記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他在位於波蘭的德國納粹集中營「奧斯維辛」長達十一個月的非人生活。
　　[6] 指耶穌，出現在《約翰福音》10：1—21。
　　[7] 出現於《約翰福音》15：1—17中的典故，耶穌在與門徒分別前用真葡萄樹和枝子比喻他與門徒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