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紐約
　　1995至2000年

　　1995年秋天，德奧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新生。這在很多人看來都是件不可思議的事，起碼德奧的一位同學是這麼覺得。他問德奧是不是某個非洲國王的王儲，德奧笑著說不是。那位同學又問：「那你是怎麼進到哥倫比亞大學的呢？」德奧只是笑吟吟地回答：「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就來了。」
　　德奧並沒告訴這位同學，就在一年前，自己還在雜貨店送貨，露宿在中央公園，也沒告訴他自己是靠學生貸款、獎學金以及沃爾夫一家的資助才上得了學。因為他知道，自己越解釋，只會讓這位同學越覺得困惑，問得越多。
　　自己剛被錄取時，德奧還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後來當他遇見紐約別的學校的學生，聽他們羨慕地說：「真的？你在哥倫比亞大學？」可是德奧還是覺得上大學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已經上了三年醫學院，那所醫學院按照歐洲標準既是大學也是學院。現在自己又上一遍大學實在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特別是自己要從頭開始學起，還要至少等四年才能再開始學醫。德奧只覺得自己好像是降了級，所以他很著急地想迎頭趕上。他的英語水準現在有點應付不來了。
　　德奧剛參加了第一場化學考試後沒幾天，教授就把他叫到一邊，說他的答案基本上全錯了。德奧說這絕對不可能，他的英語還帶著濃厚的法語腔調。教授好奇地看著德奧，笑著用法語說：「我也會說法語。」
　　德奧答題時，所有化學名稱都是按照自己在蒲隆地時學的寫法拼的，比如說將「氯化氫」寫成「氫化氯」。教授重新評了卷子後，德奧得了A-，並建議德奧把高級科學課程往後延遲，先專心提高英語，但德奧向教授道了謝，但心裡想他絕不能放慢學習速度。期中的時候，教導主任把德奧叫到辦公室，告訴德奧按他的成績恐怕要留級。像那位化學教授一樣，教導主任也建議德奧先補補英語。德奧還是沒有聽。這一學期，他的物理期末考試考砸了，因為試卷上所有問題都和「傳送」有關，但他不認識這詞。由於在蒲隆地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也沒敢向老師詢問。但春季學期結束時，德奧還是順利升學了。
　　二年級開始的日子也不好過。在沃爾夫家，德奧坐在桌子前，把教科書翻到英語文學課作業的第一頁。他看到了幾個字：「四月甘露兮……」
　　「哇！」德奧一頭霧水，趕緊翻英語詞典，可是大部分詞還是查不到。
　　「這是什麼？中文？」
　　老師告訴德奧不用緊張，一位非裔美國文學老師送了他一本喬叟[1]作品集的現代譯本，就這樣，德奧翻爛了這本書，並在這門課程上得了A。德奧的一個朋友是研究生，多虧他幫忙，德奧熟悉了課程的設置。德奧選的專業是生物化學和哲學。
　　他選擇哲學並不是出於現實考慮。德奧很喜歡美國文學課，特別欣賞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靈魂》[2]。德奧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巴特勒圖書館把這本書讀了又讀，一直讀到很晚。巴特勒圖書館是德奧在大學中最喜歡的地方，他常在圖書館待到半夜才回家。有個流浪漢就住在地鐵站外，德奧老遠就能聞到他身上難聞的味道，但他還是會過去邊等地鐵邊和他聊聊。車廂裡沒幾個人，德奧坐下，然後開始默背杜波依斯作品裡他最喜歡的那段文字：「窮人的日子已經夠苦了，可最苦的是一個民族在滿地黃金的地方卻依然貧困。」在默背時，德奧感覺自己彷彿在同杜波依斯交流，而自己好像又回到了送貨的日子，滿心想要重返貧困卻也寧靜的家鄉——前提是家鄉依然寧靜。德奧接著背，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將心中的文字大聲唸出：「他感覺到自己的無知帶來的痛苦——不僅僅是沒有知識，還有對生活的無知、對工作的無知、對人性的無知。幾十年、數百年來，這個民族沉積下來的惰性、厭世和尷尬的處境為他的手腳拴上了沉重的鐐銬。」車廂裡只有德奧和另外一個男孩，男孩站起來，匆匆離開了車廂。
　　在大學，德奧和自己班級的同學並不相熟，但卻結交了很多導師和研究生朋友。他一度差點被驅逐出美國，多虧詹姆斯·奧馬利律師好不容易說服了一位法官，承認了德奧的難民身分。但德奧現在還是沒有獲得永久居留權，還沒拿到綠卡。儘管如此，德奧還是在市政大廳參加了一次抗議活動。抗議是關於捷運卡換卡的問題，德奧每天都要坐公車和地鐵，所以這事關係到他的利益。在德奧看來，參加遊行意義重大，這件事若是在三年前，他連想都不敢想。如今，這是他成為紐約客的標誌，也是他融入這個社會的信號。
　　德奧的過去永遠是殘缺的，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德奧也坦然地接受了這一點。但現在，新的生活正在他眼前鋪展開來，他有了新朋友、新學校，以及另一對善良的雙親。
　　德奧還是會在深夜聽法語廣播，他想知道更多蒲隆地的消息，也時常去街頭往蒲隆地打電話。二年級的一天，德奧從學校搭地鐵回家，想起來自己有好幾個星期沒給克勞德打電話了。於是他在第125大街下了車，按慣例，他和路邊賣付費長途電話的小販講了價。德奧撥通了在布松布拉那所住滿了蒲隆地難民的房子的電話，和往常一樣，一個叫皮埃爾的司機接了電話。
　　「克勞德在嗎？」德奧用基隆迪語問。
　　「不在。」
　　「我是德奧。」
　　「哦，德奧！我有事要告訴你，」皮埃爾提高了聲音，「你的家人還活著，你父母還活著！」
　　接下來幾週德奧開始不停地打電話：從哈林區的街頭往布松布拉打，在南希和查理的公寓給聯合國難民署打，四處打聽聯絡親人的消息。在電話線的兩端，有欣喜若狂的重逢，同時也有Gusimbura的時刻。有好幾位表親都已不在，德奧的姐姐和最小的兩個弟弟——其中一個是領養的——現在在軍營，還有兩個兄弟在內戰中被殺害了，他們一個死在布松布拉的一座游泳池，另一個是在叛亂軍攻擊學校時被殺。
　　自始至終，德奧從未問起爺爺隆基諾的事情，電話裡也沒人向他提起這個名字——這種沉默明確說明隆基諾已經不在了。德奧想起失去的親人就傷心不已，不過他的父母確實都還活著，就在坦尚尼亞的一座難民營裡。德奧接連打了好幾個月的電話想聯繫到父母，可卻從未成功。後來，他得知父母都已回到蒲隆地，在卡揚扎定居，而非布坦扎。卡揚扎那裡沒有電話，不過德奧最親近的一個叔叔說他會把德奧父母接到他在布松布拉的家中，這樣德奧就能給他們打電話了。
　　這個電話德奧是從南希和查理的公寓裡打的，不論這要花費他們多少電話費，沃爾夫一家都堅持德奧要在那裡打。
　　在基隆迪語裡，人們問候時會說「Amahoro」，意思是「和平」。如果你說了好幾遍Amahoro，這表明你一定是高興極了。德奧聽到爸爸的聲音時，不知自己到底說了多少遍Amahoro。
　　「爸爸，我是德奧！」
　　「哦，」爸爸說，「能聽到你的聲音太好了。」接著他又問：「你真是德奧？」
　　「那還能是誰！」
　　「嗯，」爸爸聽起來有點困惑，「我以為你聲音會有變化。」
　　「為什麼？」德奧不解。
　　「沒什麼。」爸爸回答，「你現在在哪裡呢？」
　　德奧告訴他說自己現在在美國，北美洲。
　　「哦，那你是在Iburaya。」爸爸說。
　　電話裡爸爸的聲音不像德奧記憶中那樣威嚴果斷，不過也許這只是因為爸爸知道自己的兒子活著、聽到兒子的聲音一時沒有反應過來的原因，德奧亦是如此。德奧也不確定爸爸後來又說了點什麼，但爸爸確確實實還活著。他現在心裡在想什麼呢？也許正想：「德奧現在正和我說話，他這是在哪裡跟我說話？他可能在什麼地方？」可是德奧也解釋不清自己在哪裡，無論他怎樣說，爸爸也還是聽不明白。
　　接著是媽媽接的電話。
　　「媽媽，我是德奧！」
　　「不，你不是，」媽媽說得很堅決，「你只是我腦子裡的聲音。」
　　然後「啪」的一聲，電話被掛斷了。德奧又打了過去，讓媽媽再接一次電話。這次她沒掛電話，可也是一句話不說。媽媽現在十分警覺，彷彿是覺得有人正在勸她買她渴望得到卻不能得到的東西。德奧在電話線的這端也開始胡思亂想。能聽到媽媽的聲音真是太好了，他從未敢想過還能再次聽到父母的聲音。可是同時，聽到媽媽說話也讓德奧感到害怕：爸爸媽媽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蒲隆地，他們算是老人了。德奧腦子裡浮現出故鄉一座座連綿的山頭，爸爸媽媽頭上頂著帶出來的沉重家當，彎著腰艱難地挪動著步伐。他們在路上都受了什麼苦？在難民營裡會不會吃盡苦頭？媽媽被侮辱了嗎？要是媽媽開始向他講述他們受的苦該怎麼辦？長途電話費一分鐘五美元，都是查理和南希付，打電話時德奧一邊焦急地想他怎樣才能把自己這種悲喜交加的感情理順，回到他對父母應有的那種感情，一邊還要想盡辦法讓媽媽相信自己就是德奧。
　　她必須明白，他還活著！
　　雖然自始至終，德奧知道這不可能做得到。
　　德奧本以為自己已經沒家，這曾經是他最大的陰影。現在他最大的擔心沒了，卻又有了新的負擔。有時他真希望自己還是一個心如死灰、了無牽掛的人，偶爾也想丟下一切不管，晚上再偷偷跑回到中央公園去。但是德奧這時就會想到父母正在卡揚扎辛苦地重建著自己的家，奶奶自己一個人在布坦扎生活，兄弟姐妹都還在樹林裡躲著不敢出來。而自己現在由南希和查理照顧，上了一所屬於常春藤的名校，並在那裡學習生物化學和哲學，甚至還有人以為自己是個非洲王子。這一切都使德奧覺得自己「沒用、無能、自私自利」，簡直就是個可惡的「寄生蟲」。他要想當上醫生並能好好賺點錢恐怕還要等好多年，也許他該選一個更務實功利的職業，這樣他就能早點幫上家裡人。抱著這些想法，德奧報名上了基礎經濟課，雖然課很有趣，可是課上的每一分鐘都使他覺得自己背叛了自己的夢想。一週後，德奧放棄了這門課，心裡非常自責。
　　他也想回蒲隆地去看看，但這根本行不通。德奧剛剛勉強爭取到了難民身分，律師詹姆斯說，如果難民又回到他當初逃出來的地方，那移民局很有可能不會再承認他的難民身分。
　　德奧能做的只有給家裡寄錢。
　　他常去教區住宅探望莎倫。他聽南希和查理說莎倫以前是位修女，但他從沒有向莎倫問起。她不說，德奧便也不會刻意去問。但德奧知道莎倫每次見到自己都很高興，她會問：「告訴我你最近過得如何？」德奧帶來好消息時，比如他被哥倫比亞大學錄取了，莎倫會激動地抱抱德奧說：「我太為你驕傲了！」在德奧尋找失散的家人時，莎倫一直陪在他身邊，後來不久，德奧找莎倫借錢想寄給家人，莎倫給了他還算不少——前前後後加起來有一百美元。後來，德奧和沃爾夫一家幫莎倫從教區搬到了一個呆頭呆腦的老太太的公寓，莎倫在那裡租了一個狹小的房間。看到莎倫住得那麼侷促，家當也是零零落落，德奧才知道她其實基本上同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一樣貧窮。從那之後，德奧再沒找莎倫要過什麼。
　　德奧有時也打些零工，比如給高中生輔導數學功課，偶爾在酒吧做做招待，還儘量從助學金中省下一些。查理每週日早上都會把零錢裝在信封裡，寫上「德奧收」，然後就放在廚房臺子上。德奧知道，查理這麼做是為了讓自己拿到每週一百元的零錢時心裡不那麼彆扭。德奧第一次收到信封的時候就很抗拒，他能省就省，剩下的錢就收在公寓中。德奧知道，如果他硬要把錢還回去的話，南希和查理會覺得心寒。現在，德奧更努力地省錢，把剩下的錢全部寄到蒲隆地。他算了算，每週搭地鐵上學，交通費只要二十美元就夠了，而且有時他還可以從曼哈頓的南部一直向北走到位於哈林區的大學，這樣又可以省下一點。後來，德奧乾脆連午飯也省了。一次上生物化學課，他們在飢餓機理中學到，在飢餓的早期，人的肝臟會對飢餓作出反應而造成口臭。一位不算相熟的同班同學對德奧說：「哥們，你得多吃點。」於是德奧調整了一下策略，就是晚上在家跟南希和查理吃飯時多吃些。
　　儘管如此，比起存錢，把錢寄給家人更不容易。家人沒有銀行帳戶，這樣就不得不寄現金。德奧把兩張明信片黏在一起做成一個信封，把錢藏在裡面寄給安托萬，但他從克勞德那裡知道，明信片到了，但裡面空空如也。
　　錢很可能是在蒲隆地被偷走了。不過，德奧想也可能是他去投遞的紐約那家郵局的人乾的。或許試試另一家郵局就好了。一次，德奧跟著南希和查理去麻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市拜訪一位朋友，他自己一個人在一片生活區閒逛，身上還帶著準備寄給家裡的錢。他看到有座房子前立著旗杆掛著美國國旗，就徑直走過去敲門。有個男人出來開門，德奧說他想寄封信。
　　「你腦子沒問題吧？」那人奇怪地問，德奧趕緊走了。
　　在蒲隆地，只有政府機構才會掛著國旗，看來在這裡情況不大一樣。
　　在紐約的聯合國大廈附近，德奧偶遇了一位蒲隆地同胞，他在紐約靠開計程車為生。他給德奧介紹了幾位在蒲隆地領事館工作的朋友。現在，蒲隆地已經開始了和平進程。德奧主動要求帶著到聯合國的蒲隆地官員在紐約轉轉，完全義務，不需要任何報酬。他打算在紐約為他們服務，然後讓他們幫自己把錢帶給蒲隆地的家人。一般都會帶給安托萬，再由安托萬把錢分給別的親戚。然後德奧會打電話讓克勞德告訴安托萬，錢已經捎回去了。有時德奧在電話中問起匯款時，克勞德告訴他安托萬去找那個捎錢的人，但那人說錢包或者行李箱讓人偷去了，錢丟了。不過大多數時候，錢都能通過這條途徑順利送到。
　　德奧剛開始給到紐約來的同胞當嚮導時，希望能通過與他們的接觸，讓自己獲得「為蒲隆地做了點什麼」的滿足感。起初，德奧充滿使命感，很熱心地做這份差事。他帶同胞參觀世界貿易中心，抬頭看著大廈，德奧就說：「看啊，看這裡的人是怎麼建設自己國家的，和蒲隆地多麼不一樣啊！」不過，比起參觀，很多人好像更喜歡購物——一般都是買些紡織品，德奧也沒問原因。但過了不久，德奧開始想大多數人不是真的想好好逛逛紐約，他們在乎的只是能和別人炫耀自己到過紐約。慢慢地，德奧實在無法忍受他們的行事方法，就不再做這份工作。
　　所有背井離鄉的人，都會對「家」有種特殊的感覺。家彷彿就近在眼前，卻又好像遠在天邊。德奧現在覺得，家就是南希和查理在黃昏時點亮的那盞燈，就是自己深夜在書桌旁將耳朵緊緊貼著收音機等待播放蒲隆地新聞時的那種心情。但德奧也傷心地意識到，家遠在千里之外，而自己不可能回得去。南希看透了德奧的心思，德奧的叔叔寄來一張他的照片，南希特地把照片裱起來掛在德奧書桌的正上方。
　　德奧也試著把心思重新放到學習上。他剛聽說父母親人還活著的時候，心裡就裝不下任何別的事情，包括大學的學業。但凡家裡有一點壞消息，德奧就寢食難安。大學三年級時，德奧缺席了好幾週的課程，但他自己根本沒意識到。直到他在上有機化學時——這是令所有醫學預科學生都感到頭痛的課——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了。德奧和教授解釋事情的原委，教授勸他把這門課推到下學期再修。但德奧說他不能那麼做，教授同意每週給德奧做專門輔導。在這門課結束時，教授專門為德奧寫了一份證明放在檔案裡，說明德奧雖然這門課只得了C+，但他的能力其實遠在這個分數之上。
　　在德奧看來，美國人總是對夜生活充滿渴望，而自己卻對夜晚充滿了恐懼。雖然不是夜夜失眠，但大部分夜晚他都無法入睡，只能一邊坐著看書，一邊祈禱太陽能夠永不落下。德奧聽從一個朋友的意見去看了精神病醫師，他向醫生講了自己的經歷，但卻感覺到醫生被他所說的一切完全震驚了。醫生說他以前從未接觸過和德奧有類似創傷的病人，他建議德奧或許可以找一位與他有類似文化背景的人幫助他治療這種心理問題。這是第一次，第一次德奧試著說出自己的經歷，第一次完完整整、毫無隱瞞地講出來。德奧離開的時候心裡罵自己沒用：他這是在做什麼？為什麼要那樣迫切地把一切都說出來？是在可憐自己嗎？明明自己完全可以處理好的。
　　1996年10月10日，在德奧剛升入大學二年級時，他收到一封郵件。郵件是用基隆迪語寫的，整篇都是小寫，也沒有標點。德奧回來把信翻譯成英語給學校當局看。信的內容如下：
　　我知道你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但你永遠都不會知道我是誰，我就是一個普通黑人。我知道你是個圖西雜種，我們胡圖人民解放黨人就是要消滅你們。你記住，只要我們願意，隨時都可以抓到你。只要你還在哥倫比亞大學中，我們就能時時刻刻緊盯著你。不過不管你跑到哪裡，我們也都能找到你。
　　郵件署名是「胡圖人民解放黨紐約委員會」。在蒲隆地，胡圖人民解放黨和其他反叛集團還在繼續反抗圖西政府。德奧向一個同學提起這封郵件，同學讓他把信交給教導主任。教導主任對郵件進行追蹤，但是一無所獲。郵件是從公共電腦發出的，很可能是從一家網咖。但教導主任告訴德奧不要擔心，紐約是個很安全的地方，但他同時也提醒德奧要儘量和朋友待在一起，不要和不認識的人單獨在一起。
　　德奧將這封信列印一份，掛在臥室裡的書桌上方，緊靠著他叔叔的照片。德奧對自己說：「你最好習慣這樣的事情。」他覺得，把這種恐嚇放在顯眼的地方，讓自己時常能看到，也是一種克服恐懼的辦法。
　　但是，德奧仍然會被許多微不足道的巧合嚇壞。哪怕只是在讀艾略特[3]的《荒原》時看到「四月」這個詞，他也會驚懼不已——盧安達的種族屠殺就是在四月開始的。接下來就又是那一套永無休止的輪迴：睡眠被噩夢困擾，從恐怖的夢境中驚醒，害怕再做噩夢便再也不敢閤眼，可是失眠又讓他更容易做噩夢。最後就是頭痛得厲害，動都動不了。在蒲隆地學醫時，德奧見過有些病人被從醫院趕出去，這不單單是因為那些人無法支付醫療費，有時只是因為他們身上骯髒汙臭。現在，如果聽說哪個親戚生病了，德奧就要擔心上好多天，無法自制地想像著媽媽或是兄弟姐妹可能正遭受著那種殘酷的對待。
　　接連不斷的噩夢連同從蒲隆地傳來的壞消息或多或少地影響到了德奧的學業。但之後德奧總是能夠一次次振作起來，拚命學上一陣子，最後終於以出眾的成績從哥倫比亞大學順利畢業。
　　畢業時正是春季，當天突然下起了傾盆暴雨。畢業典禮在露天場地舉行，也沒有搭建任何遮雨的棚屋。南希、查理、莎倫，還有萊利亞和詹姆斯都趕來參加了德奧的畢業典禮，當時，詹姆斯還在繼續爭取為德奧拿到綠卡。到場的還有另外五六個人，都是沃爾夫夫婦的朋友，也都曾幫過德奧。
　　德奧二年級時收到的那封恐嚇郵件，如今還掛在原來的位置，紙張已經開始泛黃。收到恐嚇信後也沒發生什麼事。如今想來，那威脅就像臨睡前躺在床上時聽到的窗外傳來的嘈雜聲，慢慢地，你開始懷疑那聲音究竟是真實還是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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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傑弗里·喬叟(約1343—1400)英國詩人，被譽為「英國詩歌之父」，作品使用的英語屬於中古英語。
　　[2] 威廉·愛得華·伯格哈特·杜波依斯(1868—1963)，美國黑人運動領袖，社會活動家，歷史學家。作品《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 1908)收錄了幾篇關於種族問題的文章。
　　[3] 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英國著名現代派詩人，文藝評論家。代表作長詩《荒原》，被認為是西方現代文學中最具劃時代意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