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巨浪下的小學 by 勞埃德‧帕裡
2020-1-10 18:30
看不見的怪物
「孩子被看不見的怪物謀殺了，」紫桃佐代美說，「我們向它發泄憤怒，可是它沒有任何反應。它就好像一團黑影，沒有人類的溫暖。」她繼續說，「海嘯是個看得見的怪物。可是，看不見的怪物將永遠存在。」
我不禁問：「看不見的怪物是什麼？」
「我自己也想知道它是什麼，」佐代美答道，「它是隻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獨有的，隱藏在那些絕不會說對不起的人的驕傲中。」
陷入網中
我在東京的第一個定居點在一個海港小島上，那個小島就在太平洋邊上，是圍墾造田的產物。在那兒還沒待夠兩週，我就遇到了第一次地震。地震發生時我正在睡覺，對於當時發生的一切只有一點非常模糊的印象：突然驚醒，飄忽不定的不安感，一切彷彿一團煙霧般消散。我醒來後並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一種迫切感促使我開燈坐了起來。那一刻，我才深覺自己是一個獨在異鄉的外國人。
早餐的時候，爲我提供借住的那家日本人跟我說了地震的情況。昨晚震動很小，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場來去匆匆的地震只震動了一次：通常地震發生時會持續震動，它的突然結束表示地殼震動不完全，後續會有更多震動。他們說地震經常發生，至少每隔幾周就有一次，一些十分明顯，還有一些很難與城市經常聽見的轟鳴聲區分開來，如建築工程、路過的卡車、震動的地鐵。最近一次引發警報的地震發生在6個月前：公寓樓的所有連接處都咯吱作響，天花板上的吊燈瘋狂搖晃，鄰居驚慌地大喊大叫。當然，終有一天還會發生一場真正的大地震，就像在二戰前撼動東京和橫濱的那場關東大地震一樣，地震引發的大火導致無數人葬身火海。東京地區的地震有規律可循，但下一次大地震遲遲未來。
我瞭解這些情況。每一個到日本的人在抵達後的幾天內就能獲得這一信息。關於東京，你瞭解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不會在原地存在太久。
我的朋友會興致勃勃地談論這個話題——大家都樂於把這個可怕消息告訴初來乍到的人，一副很享受這種惡趣味的樣子。令人震驚的是，他們會以一種興高采烈的語氣談論這件事，絲毫沒有警告之意，或流露出任何恐懼之情。人類大規模死亡，城市被摧毀，這些都是早餐時精彩的談資，地震並不比一場急劇的陣雨或不合時宜的降雪更牽動人心。
人們普遍認爲，在未來幾年的某個時候，一場強震將撼動東京，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區將被摧毀，地震還將引發火災和海嘯，奪走成千上萬人的生命。[1]原因很簡單。幾百年來，每隔六七十年，關東平原就會遭遇一次毀滅性強震，而東京、橫濱和川崎所組成的特大城市圈就在該區域內。最近一次大地震發生在1923年，奪走了14萬人的生命。然而地震學家指出，事實並非如此簡單——過去東京地區發生的地震起源於不同的斷層，擁有不同的重疊發生週期，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幾百年的樣本觀察期都太短，不足以推斷出一種模式。[2]但是，出於一些微妙的原因，他們也都認同這個結論：大範圍的破壞不可避免，而且從地質學角度而言，這場大災難正一步步逼近。
說到自然災害，大規模傷亡人數立馬會給人一種不真實的感覺。爲了正確看待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參考兩次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人數。1945年8月落在廣島的原子彈當時就殺死了7萬人，當年末，又有6萬人因受傷和輻射病死去。而在長崎爆炸的原子彈破壞性相對較小，總計約7.4萬人因此喪生。2004年，日本政府預測，東京地區可能發生的地震或許將導致1.3萬人死亡，是廣島原子彈爆炸死亡人數的1/10。[3]6年後，日本政府又預計，某個斷層發生的震動將引發另外兩個斷層的地震，並推斷，屆時全日本將有2.47萬人因此喪生，是長崎原子彈爆炸死亡人數的1/3。[4]而在東北地區大地震後，前景更加黯淡，或者說更現實。2012年，一項最新研究表明，未來可能有一場發源於南海海槽的地震和海嘯，屆時中南部太平洋沿岸將有約32.3萬人失去生命，同時還將有約62.3萬人受傷。[5]
這不是什麼怪人或激進分子的猜想，而是日本內閣認真研究的結果。這可是一個非常小心謹慎的政府機構，本能地反對任何危言聳聽。它已將日本現存的許多預防和保護措施考慮在內——堅固的建築和海堤、常規疏散演習。雖然如此，結論還是坦白得令人大驚失色：隨時可能發生的南海海槽地震殺死的人，或許比4次原子彈爆炸加起來還要多。
每天都生活在這樣的陰影下是什麼感覺？那些生活在地震威脅下的人都在想些什麼？
每隔幾天我的腦子裏就會反覆出現這些問題，有時甚至每隔幾小時就出現一次，尤其是當我踏足這座城市新的或不熟悉的區域時。無論是坐在行駛在高架高速公路的汽車裏，還是穿過地下購物中心，你都會忍不住問自己——更多是出於好奇而非擔心——要是現在發生大地震怎麼辦？立交橋下的橋墩夠結實嗎？那個玻璃窗撐得住嗎？那座舊樓頂上生鏽的大水箱會變成什麼樣？尋找住所時，這個問題會變得格外重要。問題一：這個公寓是否交通方便、設施齊全、價格合理？問題二：當地面開始震動，它會倒下來把我壓死嗎？
答案是否定的，幾乎所有現代建築都是如此。2011年3月的那場災難後，人們對地震的焦慮居然反而因此有所減少。即使是在距離震中最近的大城市仙台，僅由地震導致的破壞竟然都十分輕微。一些窗戶有裂縫和破損，車站大廳的天花板部分坍塌。在城市邊緣地區，老房子的地基出現塌陷和滑坡，尤其是那些建在山坡上的屋子。可是地震沒有引發大火，大型現代建築物也沒有岌岌可危，而且其中大多數都沒有遭到明顯破壞。
換句話說，在一場由地震引發的災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受害者是死於地震本身。[6]其中超過99%的受害者，大約100人左右，都是淹死的。想要在海嘯中活下來，光是躲在堅固的建築物中是不夠的，它還必須足夠高。地震發生時，開闊的地方——比如一片整潔的海灘——是最安全的。而面對海嘯時，出現在這種地方就是自尋死路。當一種威脅消失，而另一種威脅隱約可見時，人們會重新調整自己的認知，但從結果而言，整體上的安全感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動。那些在2011年3月的災難中倖存下來的人，只不過改變了對地震的想象——大火和直接傷害轉換成了溺水身亡的新畫面。
我居住和工作的建築物很堅固，而且地勢都比較高。我的家、辦公室和孩子的學校或許會搖晃得很厲害，也會受損，甚至變得不適合居住，但它們不太可能倒塌或被淹沒。日本的財富和先進技術使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能更好地抵禦災難。可是，個人的安全完全取決於災難發生時身處何處。
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東京吃晚飯，飯後朋友便開始討論如果發生大地震，身處何處最糟糕。有人說是東京的單軌鐵路上，那是一條細長的鋼筋混凝土鐵軌，從機場開出的火車沿着高高在上的鐵軌，滑行經過東京南部的各種化工和石油儲藏罐。另一個人則設想了被困在地鐵裏的情形，身陷坍塌破碎的隧道，四周一片漆黑。而我恐懼的，則是橫跨寬闊馬路的人行天橋，下面通常有六車道高速公路，上面則是高架快速幹道。不過就在我們聊天的時候，我開始留意我們所在的餐館。它位於一棟狹窄破舊建築的八樓，房間裏燈光昏暗。操作檯後面，廚師正愉快地向一個平底鍋裏倒油，鍋裏突然躥起一英尺高的火焰。餐館裏的隔牆、門以及我們坐的坐墊都是木頭、紙和燈芯草做的。
記者彼得·波帕姆[1]曾問：「大家都知道自己某天可能會被活活烤死，被毒氣毒死，被山體滑坡掩埋，或是被埋在自家屋檐下，可他們爲什麼沒有因此更加苦惱？」[7]在東京，時不時就有人拋棄這座城市，或是失去理智，或是自殺，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人因爲相同的理由做着同樣的事。可是，沒有人因爲地震而發瘋。爲什麼沒有？當生活中時刻存在這樣的不穩定因素時，會對潛意識甚至靈魂有什麼影響？
18歲時，我第一次來到日本。當時我是爲了尋求新奇和冒險——我來這裏就是爲了體驗地震這樣的刺激。但它們反過來也向我解釋了這座城市的一些情況，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當時我不會說日語，在日本也幾乎不認識一個人。東京如此巨大，同時又難以理解，與我的孤獨產生某種共鳴。於是我離開在海邊借宿的日本家庭，在東京市郊找到一個房間容身，並在一所英語口語學校找了份工作。我會在早上通勤的火車上抱着一本日語教科書學習那些表意文字，晚上則在門口掛着紅燈籠的酒吧跟新朋友聚會，其中大多數是像我一樣的外國人，大家都來去匆匆，無拘無束。在回家的末班車上，我會與同車的日本女孩互致微笑。那時日本的「泡沫」經濟正接近巔峯，東京當時曾短暫地成爲歷史上最富有的城市。在金錢的作用下，老街區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鋼筋玻璃構建的新世界。我所居住的這座城市光鮮亮麗，令人眼花繚亂，同時又脆弱得如一張薄紙。我興奮得難以自抑，感覺這座城市真的在顫動，而且隨時可能倒塌。瞭解到這種顫動隨時可能成爲事實，似乎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同一時期，波帕姆曾寫道：「東京人的生活基調和活力，源於對危險的敏銳意識，絕不是對危險的遲鈍反應。[8]他們滿足於在一臺機器上充當一顆齒輪，而且那是這個世界上正常運轉的機器中最爲精密的一臺，而認識到這臺機器正懸在深淵之上，又讓這一滿足感呈現出一種近乎色情的扭曲。」他最後總結道：「東京是一座自救無望的城市，它在相當深刻的層面上接受了毀滅和死亡，其他城市只有在面對核噩夢時的情緒才能與之相提並論。」
在伊塔洛·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裏，忽必烈說：「現在我告訴你，奧塔維亞這座蛛網之城是怎樣建成的。」[9]
在兩座陡峭的高山之間有一座懸崖，城市就懸在半空裏，用繩索、鐵鏈和吊橋與兩邊的山體相連。你在狹小的木板上走動，戰戰兢兢唯恐腳步踩空，要麼你也可以抓緊大麻繩編織的網橋。你身下是萬丈懸崖，只有幾片白雲飄過，白雲下面，才能望到深邃的谷底。
這便是城基：一張網，既當通道，又做支撐。其餘的一切，不是在網上，而是在網下吊着：繩梯、吊牀、麻袋似的房子、晾衣架、小艇似的涼臺、皮水袋、煤氣嘴子、淋浴噴頭、高架鞦韆、遊戲套圈、高加索道、吊燈、盆栽的下垂植物。
雖然懸在深淵之上，奧塔維亞居民的生活並不比其他城市的更令人不安，他們知道自己的網只能支撐這麼多。[2]
地震已成爲揮之不去的夢魘。但隨着年齡增長，它的意義也有所改變。年輕的時候，一想到東京不可避免的厄運讓整座城市充滿無常氣氛，我就興奮不已。但那種一切都將崩潰、中心無力支撐的感覺，不過是一種不成熟的想法：在現實中，這種緊張和不安當然不是因城市而生，而是來自我的內心。
「地震」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事情，即平庸地死亡的必然性。我們不知道它何時到來，但我們知道它終將到來。我們以周密巧妙的預防措施來避難，但最終不過是白費力氣。即使不去想它，它也牽動着我們的思緒，不久之後，它似乎就定義了我們的存在。這種死亡最常發生在年長的人身上，但當它也帶走年輕人的生命時，我們看到了它最殘忍的一面。
「一些人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形容，」平塚直美說，「他們只是低聲嘟囔‘一定很可怕……’，僅此而已。他們不是沒有同情心，只是沒有辦法表達出來，但我厭煩了一遍又一遍地聽相同的話。然後我遇到了一些假裝什麼都不知道的人，因爲對他們來說，忽視它並期盼一切都會過去，會更好過一點。但我不是很想跟那樣的人說話。」
她停頓了一下，然後露出一個微笑，就好像剛開了一個私人玩笑。「問題是如果有人沒有提到全部的事實，我就會想：‘爲什麼？’可如果他們全都只是同情，我也不喜歡。我一天天地過着自己的日子，我並不總是哭泣或爲自己感到難過。有時候，即使我們正在現場挖掘尋找屍體，也會聊天，也會爲了什麼事大笑。但緊接着，我們又會因爲有人看見我們的笑容而感到不自在。我不應該爲這樣的事擔心，對嗎？實在是太難了。」
我們很容易把悲傷想象成一種高尚、純潔的情感——可以幫助理清瑣碎而短暫的思緒，讓人看清本質。可悲傷實際上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不過是給頭腦的一記重擊或一場毀滅性的疾病。它加劇了壓力和混亂，讓人更加焦慮和緊張。它把裂紋脹成裂縫，又把裂縫撐成巨大的鴻溝。
我從海嘯倖存者身上看到，每個人的悲傷都不一樣，由於每個人的損失不盡相同，悲傷也存在細微的差別。「大家首先問的是，」直美繼續說，「你失去孩子了嗎，或是你的孩子還活着嗎？這個問題立即把人區分開來：孩子還活着的和孩子已經死了的。」大川小學108個學生中有34個倖免於難，因爲有的被家長及時接走，有的奇蹟般地從水中逃生。這些還活着的孩子當然也承受着恐懼——生活的村莊被摧毀，失去許多朋友。但在那些失去孩子的人眼中，他們實在是太走運，幾乎讓人無法忍受。
「一些失去孩子的人幾乎無法與那些孩子還活着的人說話，」直美說，「在一定程度上，關係親近的人之間情況更糟糕。」直美認識的一個媽媽從學校接走了孩子，並把他們帶到安全的地方。而她的鄰居沒有這麼做，由此不幸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於是這個鄰居就對她說：‘爲什麼？你爲什麼不把我的孩子也接走？’情況當然沒有這麼簡單。學校有規定，不允許這麼做。可一旦說出了這樣的話，兩人的友誼也就完了。」
即使是那些同樣失去親人的人，悲傷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人陷入無盡的黑暗，有人則彷彿置身事外。一切都化爲一個無情的問題：洪水退去，你還剩下些什麼？紫桃佐代美失去了心愛的女兒千聖，但至少兩個大一點的孩子、丈夫和其他家人以及她的家還完好無損，但這樣說實在有點冷酷得讓人難以置信。可是，其他人都十分清楚佐代美的情況，並將之與自己的情況嚴格區分開來。同樣地，直美也失去了三個孩子中的一個，她的家、丈夫和其他家人也都倖存下來。可是，佐代美很快就找到並安葬了千聖的遺體，直美卻經歷了尋找小晴遺體的漫長痛苦。
更糟糕的還有那些沒有失去所有孩子，但失去了整個家的人；甚至還有更可憐的，是那些失去了家和所有家人的人。而且，即使是在最悲慘的受難者中，也還有可怕的區分。以今野仁美爲例，她失去了兒子和兩個女兒，但很快就找到併火化了他們的屍體。就這一點而言，她比鈴木美穗要好得多，後者雖然找到了兒子的屍體，卻在海嘯過去5年後仍在苦苦尋找女兒巴那。
人們確實可以因災難而「團結在一起」，把這當作一種安慰是人的本性。但災難的天平絕不會不偏不倚。海嘯過後，人與人之間建立起新的紐帶，舊的則變得更牢固。這一過程中出現了無數個非同尋常的人，他們無私奉獻，具有自我犧牲精神。我們謹記並讚美這些人，但同時，我們也迴避了同樣司空見慣的現象：友誼和信任的破裂，鄰里反目，親友交惡。海嘯對公路、橋樑和房屋所做的惡行，同樣施加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在大川，海嘯災區的人都陷入了無休止的爭吵和斥責之中，大家都咀嚼着命運的不公和嫉妒所帶來的苦澀，不再相親相愛。
這場災難之前，平塚直美和紫桃佐代美不過點頭之交。海嘯過後，她們卻開始厭惡彼此。在我認識的大川小學的媽媽中，這兩位我最熟悉，而她們對彼此的怨恨幾乎溢於言表。有時候我先拜訪直美再去佐代美家，有時候則是先去佐代美家後去找直美。這種時候，第二個人臉上常常會掛上淡淡的微笑，以一種刻意表現得隨意的語氣問起前一個人，周圍的氣氛會跟着變得更冷。
她們相互反感，是因爲她們對災後彼此從事的工作存在不同看法。當直美坐在挖掘機裏，翻遍每一寸泥地時，佐代美則與丈夫以及我那天晚上見過的朋友一起，要求系統調查學校事故的真相。一封封要求調查事實真相的請願書被送到石卷市市政廳，相關證人也被找了出來，他們的證詞也都記錄在案。這個團隊還召開新聞發佈會，要求遠藤純二再次現身，解釋他說法中的異樣，他們還諮詢了律師。
在佐代美看來，這兩個不同的任務——挖掘真實存在的淤泥，和疏通官僚系統中的淤泥——相互補充，因此直美的蔑視讓她百思不得其解。「尋找真相，迫使官方承擔責任，這同時也會迫使他們展開搜索，」她說，「我們接受媒體採訪，以此持續施壓，這樣纔不會失去公衆關注。我從沒有妨礙她獲得駕駛挖掘機的資格，我也從來沒有批評過她。所以我想知道，爲什麼像平塚太太這樣的人會想讓我們按照他們的方式做事。」
但在直美眼中，這個被她稱爲「福地小組」的所作所爲，實際上就是一種妨礙，還製造了社交尷尬。因爲他們如此直言不諱，一些局外人認爲佐代美和她的朋友是大川小學家長的領袖，代表了所有家長。可是，按照日本的標準，他們毫無顧忌的直率無異於赤裸裸的攻擊，激怒和羞辱了很多人。他們在公開會議上批評政府官員，這被認爲是不可原諒的無禮行爲。他們對教育委員會的譴責，威脅到直美苦心經營的脆弱關係——她的挖掘工作有賴於市政府對挖掘者的同情，在燃油方面的支持以及對繼續進行搜尋工作的必要許可。「我也對教育委員會很不滿意，」直美告訴我，「但是我們需要他們，我們需要他們的合作，才能做我們必須做的事。」
直美指出，還有其他一些東西把她們與佐代美和活躍的福地家長區分開來：後者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孩子的屍體——最多隻花了幾周時間。「一開始，有無找到自己孩子的屍體把大家區分開來，」直美說，「當你找到孩子的屍體，當你舉行完葬禮，你自然就會開始考慮下一個問題，爲什麼會發生這一切？憤怒就隨之而來。可是，如果你孩子的屍體還遺失在外，你能想到的只有她的臉，那你腦子裏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找到她，找到她。」
直美還說：「問題是，追尋真相的意義是什麼？你期望從中得到些什麼？那些人說——她指的是佐代美——「‘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爲什麼只有大川小學發生了這樣的事，而不是其他學校？’可是，如果你知道了所有的爲什麼，又能怎麼樣？他們說：‘這是爲了將來，爲了其他孩子。我們要從中吸取教訓，這樣我們的孩子纔不會白白死去。’可是，真的就是爲了這些嗎，還是他們只是在泄憤？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會好受一點嗎？當你手裏握着真相時，你又要拿來做些什麼呢？」
* * *
[1]彼得·波帕姆（Peter Popham），英國記者，爲《獨立報》服務了近30年，曾長期居住在日本、印度和意大利，主要著作有《東京：位於世界盡頭的城市》和《女人與孔雀：昂山素季的一生》，後者是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緬甸政治家昂山素季的第一本傳記。——編者注
[2]譯文選自伊塔洛·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張宓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譯者注
真相有什麼用？
在與失去孩子的家庭溝通過程中，石卷市教育委員會的官員看上去十分平靜，保持着一種疏離的禮貌態度。一年之中召開了多次「說明會」，他們在會上總是穿着深色西裝，坐成一排，側頭耐心傾聽悲痛欲絕的父母講述。他們還會緩慢地深深鞠躬，並以最正式的語言，表達深切和誠摯的哀悼。但是，大川小學悲劇的處理問題總是籠罩着一層不光彩、不公正的陰雲，他們似乎都在拼命抑制某種恐慌，笨拙地掩飾着什麼。有時候，這似乎既體現了他們的無能，又像是一個蓄謀已久的陰謀。每隔幾周就會出現新的面孔，但依舊面無表情且無能。
早些時候，教育委員會安排了一次對校長柏葉照幸的採訪，但採訪文字記錄中有太多明顯解釋不通且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例如，柏葉聲稱，災難過後，他立即在兩小時內從位於內陸的家趕到北上川某地，而事實上，這在如此短時間內根本不可能。[1]他還提到自己那天見到了一些人，可他提到的那些人完全不記得當天見過他，而他說自己當天去過的一個地方當時還淹沒在水下5英尺處。
同時也有針對倖存孩子的採訪。他們經歷了可怕的創傷，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心理狀態究竟如何。但是，在一些採訪中，這些孩子身邊沒有家長陪同，也沒有人提前告知他們有采訪。當採訪者採訪年幼的只野哲也時，只是突然出現在他的新學校，完全沒有想過提前徵詢其父親的同意。
而那些當時在場的家長後來發現，在這些採訪的書面總結中，某些細節不知爲何被省略了。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佐藤雄樹和今野大輔這兩個六年級男孩的內容，他們懇求老師讓他們往山上逃，但遭到拒絕，最後雙雙葬身巨浪。好幾個倖存孩子講述了這段經歷。而一位名叫加藤茂實的官員在早些時候的一次說明會上向家長提到了這一情況。毫無疑問，這成了他犯下的嚴重的無心之失——從此，每當被問到這個問題，教育委員會的成員都矢口否認有任何倖存孩子曾對他們說過這件事。「我聽到我的孩子在採訪時說她的朋友曾說‘讓我們逃到山上去吧’，」一位媽媽在說明會上表示，「可是這沒有被記錄下來。」
記錄了部分採訪內容的備忘錄中的措辭也一樣，就好像它們是被剪切粘貼在一起的。採訪沒有錄音，連採訪者的名字都沒有被提及。當家長要求查看當時的採訪文字記錄時，均被告知加藤茂實把它們扔了。
在稍後的一次會議中，加藤被逼問那個試圖逃到山上去的小男孩的情況。交流過程中，大家發現加藤的上司山田元郎盯着他，同時把手指放在脣上，好像在叫他閉嘴。這個手勢可以在會議錄像中看到，這個噤聲動作山田重複了三次。
然後，還有幸存的老師遠藤純二的問題。
* * *
遠藤的證詞有各種不實之處，其中最令人困惑的是關於樹的回憶。在講述地震過後發生的種種事情的過程中，他一直反覆描述學校後面山坡上的松樹被地震和餘震震倒一片的景象。他回憶自己被兩棵雪松困住，不斷上漲的洪水如何沖走這兩棵樹，讓他奇蹟般地重獲自由。他的敘述生動塑造了一個受驚嚇的倖存者形象，從水中死裏逃生，蜷縮在山坡上，整座山在樹幹傾倒的致命聲音中顫動。
可山上並沒有樹木斷裂倒下。那場災難過後幾周的時間裏，有很多人走進那座山，卻沒有發現一棵倒下的樹。樹木擁有柔韌的樹幹和枝條，能有效化解地震的能量：它們或許會搖晃、彎折，卻極少倒下。災難過後，地上的確橫七豎八地躺着很多松樹，但它們都是被海嘯從海濱森林捲過來的，將其連根拔起的是海嘯，而不是地震。
「如果地震強烈到震倒那麼多樹，所有房子也會因此倒塌，」佐藤和隆表示，「遠藤先生是個熱愛大自然的人，他應該清楚這一點。」[2]
遠藤證詞的許多細節從罹難家屬的圈子傳遍整個村子。第一個站出來斥責他的是汽車修理工千葉正彥，他的房子因爲建在離學校較遠的山坡上而倖免於難。其他靠近河道的房子都沒有逃過海嘯的魔爪，海嘯剛開始不久，倖存者很快——其中很多渾身溼淋淋，還有一些受了傷——聚集到了他家。其中就有遠藤純二和山田聖南，後者是跟着遠藤一起逃出來的小男孩。
這一大一小那天下午晚些時候纔到達聚集點。千葉的妻子第一個看見他們——一個穿着西裝的男人，一個仍然戴着白色塑料安全帽的男孩，猶猶豫豫地從山上走下來。「穿西裝的男人說：‘我只能救一個。’」千葉太太回憶道，「這是他說的第一句話。我想他是在說大川小學的事，但當時我腦子裏想的事情太多，並沒有仔細聽。」
她還記得男孩的鞋襪都溼透了，可遠藤的衣服是乾的。他的鞋還在腳上，進屋前才脫掉。「他穿着一套暗棕灰色格紋西裝，看起來有點舊，是典型的教師裝束，」她繼續說，「可是他的衣服很乾淨，而且沒有溼。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這一點。」[3]
避難者中有一位幾乎無法走路的老人。第二天早晨，是遠藤揹着他走出屋子等車。只有健康的成年人才能做到這一點，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遠藤受過傷。
後來，千葉夫婦看到這位老師對於那天下午所發生之事的陳述：他是如何被捲入海嘯，幾乎被淹死；如何丟了鞋，在黑暗中搖搖晃晃地從山坡上走下來；肩膀又如何脫臼。他們感到困惑和震驚。「那個遠藤老師滿嘴謊話，」千葉正彥說，「他所說的90%都是謊話。可是，他爲什麼要撒謊，我不知道。」
到了6月，海嘯已經過去3個月，遠藤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校長柏葉，另一封則是給所有失去孩子的家長。[4]兩封信都在家長和教育委員會的某次說明會召開的前一天通過傳真發出。而這兩封信過了6個月才被公之於衆，這又是教育委員會做出的一個令人生疑和費解的決定。遠藤在信中並沒有就之前個人陳述的事實做任何增補，但詳細描述了自己的痛苦心境。「記得當時發生的事情實在很可怕，」他寫道，「一想到那些我就面色蒼白。我寫這些的時候雙手還在顫抖……我的身體和精神都有點問題。我太自私了，我知道，對不起，但是你們現在能讓我一個人靜一靜嗎？電話鈴一響我就害怕。」
所有要求與遠藤見面的家庭都收到了相同的回覆——一封來自他醫生的信，表示其正處於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恢復過程，十分痛苦，無法談論當時發生的事情。人們無法質疑這樣的醫學診斷。但是，幾個月過去，幾年過去，人們得到的還是相同的回覆。「我覺得這就是個藉口，」爲這些家庭提供諮詢服務的律師吉岡和弘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醫生的每一封公開信都像是上一封的副本，他總是說只需要再等3個月。但遠藤吃的藥與治療失眠的藥差不多。」
「遠藤先生本人也許不想露面。可是，教育委員會歪曲事實，逃避責任。他們或許找到了他，然後跟他說：‘你就躲在後面，不要說任何事，我們會處理這個問題。’」
石卷市政府的人並非十惡不赦。[5]他們在很多方面都表現英勇。他們是小地方的地方官。理論上他們應該熟悉自然災害的威脅，可是無論從個人還是專業經驗看，他們都沒準備好面對如此巨大的災難和恐懼。他們本人也是受害者：其中很多人親眼看着自己的家被洪水吞沒或沖走，還有一些人失去了親朋好友。他們同樣感到震驚，頭腦一片混亂，但是，他們從沒有放棄自己的公共責任感，雖然現實障礙重重，他們還是維持政府職能部門正常運轉。
災難過後，通訊、電力和燃料供應都中斷了。市政廳本身也被5英尺深的洪水淹沒，停車場的車輛都無法開動。政府工作人員放棄了泥濘不堪的一樓，打着手電在樓上的辦公室辦公。這種時候，沒人因爲無法休息而騷動——市政工作人員被要求24小時值班。他們騎着自行車或者徒步，或乘坐橡皮艇，逐步深入受災地區，首先是被毀的市中心，然後是周邊村莊，他們穿過一片片田野，翻過一座座山林。全市有15所學校、託兒所和幼兒園被洪水淹沒，遭受火災或其他影響，剩餘的則作爲疏散中心，安置數萬個無家可歸的家庭。教育委員會日復一日地收集學校狀況和師生安危的信息，並負責給避難者提供食物。
作爲個人，他們不辭辛勞，勇於自我犧牲，如果沒有他們，本就令人絕望的情況會惡化數倍。可是，當面對自己的失敗時，就像大川小學那種，個體的熱情和同情心就被集體的本能扼殺——那是一種保護組織免遭外部攻擊的本能。面對無可辯駁的指責，個體縮成一團，躲在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護傘下。教育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當地善良勤勉的男男女女，但現在，他們的面孔從視線中消失了。他們的忠誠是爲了更崇高的事業，遠比公共責任或個人尊嚴更崇高——爲了保護組織聲譽免受進一步損害，最重要的是保護其免受法律制裁。
市政府官員拒絕對遇難者家屬的悲痛做出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反應，他們的冷漠似乎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集體性格和領導力的失敗。可是，隨着時間的流逝，紫桃佐代美、紫桃隆洋和「福地小組」的其他家長開始懷疑，他們這麼做別有用心，是爲了極力避免承擔任何可能的責任。許多官員的話語中充斥着律師式的建議，聽起來就像金屬一樣冷冰冰。他們樂於表達悲傷和哀悼之情，也願意貶低自己的價值。可一旦要承認個人的疏忽或系統性的制度失敗，就沒人邁出這一步。
海嘯發生後的那個冬天，他們似乎做出了一點犧牲。大川小學校長柏葉照幸向家長提交了一封署名道歉聲明。[6]他在聲明中表示，「身爲校長的我的粗心大意」導致了「不可挽回的情況發生」。「無論我多麼抱歉，」他繼續寫道，「缺乏正確的應急手冊和未能提高員工的危機意識這樣的事情都不能被原諒。」兩個月後，他提前退休了。
表面上看，這好像是非常重要的讓步。但福地小組的家長深諳道歉的細微差別，在他們看來，這封聲明意味深長，有逃避責任的意思，而這意思就藏在「粗心大意」這個詞裏。幾個月後，他們在一次說明會上進行了測試，當時柏葉也參加了會議。
已經退休的校長當時就坐在與會家長的前面，佐代美的丈夫紫桃隆洋向他提出質疑。他追問有關學校應急手冊的問題，柏葉在道歉聲明中承認那份手冊不夠好。「現在想了想，」紫桃說，「我希望再次聽您說明一下，聲明中的‘粗心大意’是什麼意思。」
「簡單來說，」柏葉解釋道，「沒有徹底檢查一下手冊就是粗心大意。」
「粗心大意」一詞在日語裏是「怠慢」（taiman），但紫桃想要得到的，是另一個更有力的詞：過失（kashitsu）。
「難道您不認爲，」他問，「這種粗心大意相當於過失嗎？」
當時在柏葉左邊坐着的，是教育委員會副會長宍戶健悅。不知是當時房間溫度過高，還是身體狀況問題，反正不論出於何種原因，當柏葉和紫桃隆洋對話時，宍戶先生表現出身體極度不適的樣子。他在椅子上坐立不安，不停用擦手巾擦臉和手。而當他們提到「過失」一詞時，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又縮回去，並且把手放在桌上的一份文件上，似乎指了指什麼東西。他幾不可察地對柏葉嘟囔了幾句，然後又用毛巾擦手和臉，以及脖子後面，同時右耳朵似乎有點發癢，他也順便撓了撓。
「校長？」一陣沉默過後，紫桃再次開口。
柏葉斜瞥了一眼副會長宍戶。「就目前情況而言，」他一邊說一邊低頭看面前的文件，「我個人不這麼認爲。」
「您不這麼認爲？」
「雖然我可能忽略了一些事情，但我做了應該做的，所以，我不認爲那是過失。我自己不會這麼說。」
宍戶又開始擦臉。這次很明顯可以看出，他這麼做不是爲了擦汗，而是要遮掩他對柏葉的竊竊私語。
「我們聽不清宍戶先生對您說的話。」紫桃說。聽到自己的名字，宍戶突然擡起頭來，一臉疑惑又無辜的表情。
「離他遠點。」有人喊道。宍戶怏怏地把椅子往左挪了挪。
接着，紫桃的鄰居佐藤桂站起來發言。桂在石卷市的一所高中教美術，由於有親身經歷，她知道老師在面對災難時會做些什麼準備工作。「該做的準備工作都沒做，」她告訴柏葉，「但作爲校長，您至今還是對教育委員會說，您做了該做的工作。如果我們知道是這種情況，就會去學校把孩子接走。如果當時所有人都去學校，就會有更多孩子倖免於難。正是您的‘粗心大意’讓那些孩子失去生命。這是過失。過失！您還打算拖多久才承認責任？74個孩子死了，而您還是不明白。」
宍戶再次動了動脣角，對柏葉嘟囔了幾句。「真的，」柏葉稍作停頓後說，「對於沒能保護好74個孩子和10位老師的生命，我真的感到十分抱歉。」
「你感覺到了，」桂繼續說，「卻還沒有爲此做任何事。你有嗎？這是過失，這是過失！」
宍戶繼續用毛巾擦臉，嘴裏也小聲嘀咕着什麼。
「對於沒能挽救74個孩子和10位老師的生命，」柏葉又說，「我道歉。」
「你會承認玩忽職守嗎？」
宍戶擦了擦嘴，繼續小聲嘀咕。
「我感到抱歉，」柏葉繼續道，「但是……」
佐藤桂幾乎尖叫起來，「你會承認是過失嗎？」
「我不能做出這樣的判斷。」
「那誰會做出這樣的判斷？回答我！」
柏葉看了看宍戶，宍戶對他說了些什麼。
「我感到非常抱歉，」柏葉繼續開口說，「但是，我只能說我真的很抱歉，我道歉。」
海嘯發生23個月後，石卷市政府宣佈成立大川小學事件覈查委員會。它由10位知名人士組成，包括律師和大學社會學、心理學與行爲學的教授。委員會用了一年時間審查各種文件，進行採訪調查。2014年2月，委員會發表了一份200頁的調查報告。[7]
市政府向委員會提供了5700萬日元（約合39萬英鎊）的資金支持。[8]它的任務——覈查——有十分具體、有限的範圍：找出事實真相和原因，但絕不是要明確個人責任。而調查結論是，學生和老師的死亡，既是由於操場疏散工作的延誤，也是因爲他們最終沒有逃離海嘯，而是朝着海嘯的方向走去。
委員會在報告中還表示，學校、教育委員會和市政府對這樣的自然災害準備不夠充分。他們有一張「災害地圖」，用來標識易受海嘯襲擊的沿海地區，但上面沒有釜谷。他們在編寫學校應急手冊時，沒有考慮到海嘯的可能性，也沒有進行海嘯疏散演習。市政府也沒有人檢查學校的應急準備工作。報告還總結稱，學校的老師從心理上無法接受危險迫在眉睫這件事。
委員會表示，如果以上任何一個失誤沒有發生，這場悲劇本可以避免。「大川小學並不是唯一一個出現這些情況的學校，」報告稱，「這樣的事故在任何學校都可能發生。」一開始，這似乎是個強有力而又令人不安的結論，是對整個國家的警告。但它的實際作用是淡化任何針對個人的指責或應承擔的責任。委員會承認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但它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也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這件事最有爭議的一些方面——例如讓那些想跑到山上去的男孩安靜下來——被忽視或跳過了。在福地小組的家長看來，委員會的所有結論不過是重複了這兩年來已經顯而易見的事實，而且代價高昂。他們表示，這次調查的真實目的是想通過委託「獨立」專家出具一份不溫不火的報告，提出一些溫和的批評，平息有關這場悲劇的爭論，同時保住有罪之人的事業和名譽。
在大川小學的死亡事件之後，石卷市政府或教育委員會中沒有一名僱員因此被解僱、處罰或正式批評。毀壞了倖存孩子採訪記錄的加藤茂實反而在第二年被提升爲石卷市一所小學的校長。[9]
委員會的報告是在2014年2月的最後一週公開的，此時距離海嘯發生已過去近3年時間。而就在3月11日週年紀念的前一天，傳出一個驚人的消息：23個家庭向仙台地方法院起訴石卷市和宮城縣。他們指控政府玩忽職守，要求向每個死去孩子的家庭賠償1億日元——約合60萬英鎊。災難發生至今已過去2年零364天，馬上就要到法律允許提起訴訟的最後期限。這是他們一直以來在祕密策劃的行動。
海嘯不是水
海嘯的威力與許多顆原子彈相當，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海嘯倖存者的行爲，它們遠比海嘯製造的毀滅性景象更令人震驚。短短幾小時內，數十萬人在學校、村公所、寺廟和神社避難，他們在教室、體育館、走廊和過道擠作一團，任何可以鋪下一牀被子的地方都擠滿了人。他們十分恐慌，傷心不已，處於極度震驚之中，其中有百歲老人，也有新生兒和其他年齡的人。最初幾天，幾乎沒有什麼官方援助。那些逃過一劫的人不得不展開自救，他們也確實憑藉無可比擬的紀律和高效做到了這一點。
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展開，彷彿有一股無形的力量指揮着大家，沒有焦躁或慌亂，疏散中心逐漸從混亂趨於有序。大家各自分配好了歇息的地方，臨時鋪蓋逐步到位，食物也開始集中發放。大家迅速安排好人手輪流領取、準備、清洗和烹飪食物。日本人幾乎是本能地厭惡任何被認爲是混亂、自私或反社會的東西，這讓這些事情開展得十分輕鬆。所有這一切都在幽默和慷慨的氣氛中進行，但有時候這種刻意營造的氛圍近乎荒謬。
作爲一名在東北地區工作的外國記者，我的一個煩惱是不時要謝絕饋贈食物，如糖果、飯糰、巧克力餅乾、魚腸，它們來自無家可歸的難民，他們自己的食物通常僅夠維持數天甚至幾小時。這些剛剛失去家園的人會因爲沒能款待客人而表示歉意，流露出略帶哀痛的誠摯之情。雖然從汽油到廁紙，幾乎所有東西都長期短缺，但沒有人明目張膽地趁亂打劫，也沒有商人趁機漲價。我也沒見到打架鬥毆、大聲爭吵或意見分歧，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沒有人自憐自傷。
這種情況下，幾乎不可能不從心理角度進行一番比較。我設想，如果同樣的場景出現在英格蘭而非日本東北部某所學校，數百人生活在體育館裏，彼此幾乎頭挨着腳地睡覺。如果真到了這種程度，他們可能已經開始互相謀殺。
在海嘯過後的最初幾周，每一個來到受災地區的外國人都深受震動，一段本應該是悲痛的經歷竟變得鼓舞人心。那裏有很多令人恐懼的可怕景象，還有無盡的痛苦，可是恐懼逐漸消弭，幾乎完全被人強大的復原力和受害者的尊嚴所湮沒。當時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日本，是人性最好的一面，是這個國家讓我最喜愛和敬佩的事物之一：大家團結在一起所展現的實際、自發、不可抑制的力量。我不自覺地開始思考歷史，回憶那些讓日本或多或少遭受全國性打擊的歷史時刻，那些被稱爲開創了充滿活力的新時代的時刻。
19世紀中期，美國的槍炮強行轟開了這個封建國家的大門。當然還有1945年那場災難性的戰敗。這兩件事在當時看來，都是無可挽回的恥辱。而這兩次重大歷史事件之後，日本都經歷了數十年的復興和繁榮之路。到2011年，那種發展擴張和雄心勃勃的樂觀主義氣氛已經過去20年。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日本前景一直不甚明朗，始終在失落的繁榮和過於晦暗不明、難以把握的未來之間徘徊。經濟發展減緩或停滯不前。日本企業不再承諾終生就業保障。領導日本長達半個世紀的舊執政黨在思想和人格上都已一敗塗地，取而代之的反對派政治家卻缺乏自信、能力不足。因此，不是隻有我一個人想知道，這場新災難是否會演變成一種力量，把日本從政治和經濟的困境中解救出來。
許多人轉瞬即逝。核反應堆向空氣中釋放毒素。在任何國家，這樣的事件都會引發人們的抗議，激起要求變革的憤怒呼聲。時任首相的菅直人則表示：「日本人憑藉着頑強的意志從二戰的廢墟中站了起來，努力恢復，成績驚人，整個國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我毫不懷疑，日本將順利度過這次危機，必將從災難的餘波中恢復過來，變得比從前更強大，爲後世創建一個更加充滿活力、更美好的日本。」[1]
但承諾的一切並沒有發生，在疏散中心瞥見的重生希望也免不了徹底破滅。
海嘯過後的幾年時間裏，日本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但結果是讓民衆因此失去而不是獲得力量和信心。其中部分原因是整個東亞地區都變得越來越不安穩——朝鮮的咄咄逼人，還有中國的自信滿滿。但關鍵還是在於日本領導層與其所應該代表的民衆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
菅直人和當時掌權的中間派政治家早在海嘯發生前就已一蹶不振。他們是第一個在選舉中贏得絕對多數的日本反對黨，從執政第一天開始，他們就暴露出經驗和判斷力不足的問題。2009年，他們贏得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選舉勝利，但3年後，他們就遭受史上第四嚴重的慘敗。在充當一段時間的反對派後，自由民主黨又恢復活力，重新掌權，而在過去57年中，該黨執政時間長達53年。獲勝的安倍晉三是二戰後日本民族主義傾向最明顯的領導人。他支持修改日本「和平憲法」，並且獲得了部署軍隊的新權力。他無視對日本帝國軍隊暴行的歷史記載，前往供奉着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儘管日本國民都對福島事件感到擔憂，他仍堅定不移地致力於維持日本的核反應堆。民意調查顯示，他針對日本經濟發展提出的一系列計劃得到廣泛支持，但是他對核能的看法、對二戰歷史的態度，以及由此激起的亞洲近鄰的憤怒，讓人深感不安。
在這個最需要統一領導的時刻，日本也面臨着民主危機。一個政黨被認爲嚴重無能，但另一個政黨的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又與大多數人截然不同。許多投票給安倍晉三的人並不喜歡他，也不認同他。但他爲人果斷堅定，而且拿出了具體計劃，在恢復日本的經濟福利方面，比其他候選人更有說服力。而反對黨的弱點太明顯，很多日本人覺得自己別無選擇。
即使在政府中，安倍也面臨一系列抗議——反對重啓核反應堆，反對日本在海外部署兵力的計劃，反對陰險的新國家保密法。我追蹤了這些示威活動，並與示威者交流，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直聽得到對安倍的強烈反對。這不僅僅是因爲他狂熱的民族主義傾向，他性格中的某種東西也激起了示威者個人深深的厭惡。他們都認爲他是大企業和強力核工業的走狗，一個最終可能讓日本重返戰爭的軍國主義者。日本人不輕易謾罵他人，甚至面對政治家也是如此。但很多示威口號卻稱其爲法西斯主義者，在一些海報上，安倍還被畫上了阿道夫·希特勒式的鬍子。
一個上了年紀的示威者告訴我，他經歷過二戰及其造成的破壞。他還記得東京被燃燒彈狂轟濫炸的情形，他的表哥是一名應召入伍的年輕士兵，死於廣島原子彈爆炸。而現在，他發現自己國家的土地再次被放射性沉降物籠罩，還有一個正將民衆慢慢帶回軍國主義舊路的首相。「我感覺歷史好像正在倒退，」他表示，「誰能袖手旁觀，眼睜睜看着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我們站在示威隊伍邊上交談時，四周漸漸圍滿了人。無論是年輕人還是老人，都紛紛點頭表示認同。我們身後的大功率揚聲器裏傳出口號聲：「反對安倍政府！反對戰爭！」
我問那個老人，如果他反對安倍，那麼又更看好誰呢？明智又負責的領導人在哪裏？應該讓誰來領導日本？
他的臉上先露出困惑的表情，然後略顯驚訝，最後面露尷尬。我們周圍的抗議者也都沉默地彼此對視一眼，幾個人還侷促不安地笑了笑。我提到了安倍晉三潛在的繼任者——目前的反對黨、遭人唾棄的中間黨派毫無魅力的黨內領導人，然而大家都厭惡地搖頭。於是我說，一定有這麼一個人存在，可是沒人知道這個人是誰。當時我正站在日本政治激情最高漲的一羣人中間，他們都討厭安倍晉三，安倍在他們眼中近乎妖魔鬼怪。但是，他們想不出任何一個人來代替他。
造成這一「民主赤字」的原因是什麼？又是什麼使得當前政治體系無法催生出生機勃勃的政治局面？這是現代日本的一個謎。
從技術層面來看，日本並沒有缺失什麼，它具備讓一個國家有效運轉的所有組件。日本有明確的成文憲法，司法獨立，新聞自由。他們有許多不同的政黨，選舉基本不受脅迫或腐敗的影響。然而日本的政治生活卻停滯不前，缺乏堅定的信念。在北美洲和歐洲，不乏令人厭惡的無能領導人，但也不乏創造激情和變革力，彷彿一個個充滿生機的政治市場。在這樣的環境下，那些不受歡迎、沒有實效的思想和個人逐漸退出，讓位給其他證明了自己更適合某一目標的思想和個人，在這些地方，政治雖然有時候方向錯誤或轉入死衚衕，但至少處於持續的變動之中。而日本的情況不是這樣，哪怕二戰過後70年了，他們仍沒有建立起真正具有競爭力的多黨制。
海嘯摧毀家園後，倖存者迅速行動和組織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但他們完全是憑本能這麼做的，因爲在他們看來，這是自然而然符合道德要求的事情。而他們之所以這麼做，還因爲對官方援助不抱期望。如果西方國家發生類似災難，受災民衆會迅速而敏銳地想要知道：政府在哪裏？而在2011年的日本，這是一個極少被提到的問題。
當時，對政府期望如此低有一定好處，有助於受災民衆走出困境，刺激其自力更生。可是低期望值會損害民主制度。這一點或許不完全對，畢竟日本的確有很多人兢兢業業地投身於民主建設。但是，在談及議會政治時，人們的反應則經常是冷漠和厭惡，而且最重要的是令人倍感無力的順從。人們似乎都在說：我們的領導人很糟糕，可是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日本的政治本身就像一場自然災害，而日本人就是無助的受害者，它就是超出普通人影響力的普遍不幸，人只能無助地接受和容忍。
世界上1/10的活火山位於日本——事實上日本整個羣島就由大量從海底隆起的火山組成。每年夏末，颱風在太平洋西北部肆虐，日本漫長的沿岸地區無一倖免。颱風帶來的雨水沉積使陡峭山坡上的泥土鬆動，隨山體滑坡滾滾而下的泥土攪渾大江大河。從地質學角度來看，日本的情況簡直駭人聽聞，它位於兩個——不是一個——「三聯點」上。所謂三聯點，是指地球上三個構造板塊相互碰撞和摩擦的交接點。火山、颱風、洪水、山體滑坡、地震和海嘯應接不暇：這是一個充滿自然暴力元素的國家。殘酷的自然環境孕育出的品質常常體現在國民特質上，如俄羅斯人篤信黑暗宿命論，美國西部拓荒者堅韌不拔。日本人則崇尚忍耐（nintai）或堅忍（gaman），表現爲不同形式的耐力、耐心或毅力。報道這場災難的外國記者都喜歡用「斯多葛主義」來形容倖存者，但是日式的堅忍並不是一種哲學概念。傳統釋義無法體現這一概念所包含的被動和自我剋制，堅忍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與集體缺乏自尊沒有什麼區別。在那場災難過後的最初幾天裏，堅忍就是將混亂不堪的難民團結在一起的那股力量，但也正是這種力量閹割了政治，讓日本人覺得個人權力無用，對國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擔個人責任。
在那場將安倍晉三推向政治權力巔峯的選舉進行時，我恰好在大川。我遇到的人對選舉沒有表現出絲毫興趣，甚至沒意識到正在進行選舉，好像這是發生在不同次元的事情，那個次元與普通人活動的次元平行，但不可見。
街邊貼滿了海報，海報上滿是競爭黨派的口號和候選人的照片。安裝着揚聲器的麪包車在一個個村莊間穿行，大聲播放着候選人的名字。在這種情況下，很難不想到及川先生和政府辦公室的那些人，他們帶着差不多一樣的設備駕車駛過相同的路，把海嘯即將到來的消息傳遞出去，而且幾乎一樣被無視。
「我並不是說他們應該抗議，堅忍或忍耐——這些品質顯然在災後即刻發揮了積極作用，」日本東北地區文化研究專家赤阪憲雄表示，「但是人們的需求、抱怨和不滿是多種多樣的，他們應該大聲說出來——反對國家政府，反對核電站運營商。可是他們沒有控訴，他們依靠耐力和耐心把這些事埋在心裏。而這不是什麼好現象。」
我有時十分好奇，爲什麼日本人無法得出一個最簡單不過的結論：你願意忍受一定程度的抱怨、爭論和混亂，也要向權威發起衝擊，同時承擔起選舉的連帶責任嗎？哪怕在這一過程中，你需要忍受一些人趁火打劫和牟取暴利，但這種自私自利的行爲中又不乏普通人的抗爭意願。
當時，到處都可以聽到另一組口號，使用了一個不同的日語單詞。加油（Ganbarō）是一個鼓勵人們克服困難和挑戰的勸勉之詞：最直接的翻譯是「不屈不撓」「堅持不懈」或「竭盡所能」。當孩子面臨考試或運動員參加比賽時，你會對他說加油。在車站和公共建築上常常可以看到印有「東北加油！」的橫幅。它們是號召人團結一致的宣言，往往來自本人未受海嘯影響的絕大多數日本人。但作爲一種表達同情的方式，它顯得有些奇怪，更不用說用來表達哀悼之情。
讓剛剛失去家園和親人的人像馬拉松運動員那樣堅持到底，真的是一種安慰嗎？在我看來，加油這個詞背後的意思是說，他們所經歷的一切，從長遠來看是有好處的，而這削弱了對那些蒙受苦難的人所表達的同情。
* * *
日本東北的人以堅忍著稱。數百年來這一品質激勵着他們對抗嚴寒、貧窮和難以預料的收成。我想，也正是這種品質，讓他們在日本歷史上成爲被剝削與被損害的一方——被迫賣女度日，在帝國戰爭時期把兒子送去當炮灰。人們總是懷舊地談起東北，把那兒當成「古老日本」的寶庫，認爲它代表着更緩慢、更溫和的鄉村生活，一個沒有被城市的醜陋、貪婪病毒和商業主義玷污的「鄉村社會」。但是，外人眼中的單純掩蓋了深刻的保守主義內核，身處其中的受害者早已將這種根深蒂固的壓抑視爲理所當然。日本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默默忍受着這種壓抑，努力生活下去——沉默是十分關鍵的一個要素。他們十分擔心，如果站起來抗爭，其他人會如何看待自己。他們拒絕改變和爲改變做出的一切努力——在這理想的村莊，衝突是不和諧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是一種暴力。
這是一個隱祕的世界，我對它只有匆匆一瞥的印象。那些墨守成規的人顯然不願與外人談起這個話題。那些願意打破沉默的人的故事讓我與這片土地相遇，平塚直美就是這樣的人。她的公公把悲傷當成軟弱的表現，還有釜谷的那些老人，他們拒絕相信海嘯可能會來。其中最健談的是汽車修理工千葉正彥，災難發生的那天下午，遠藤純二和其他幾十個難民聚在他家。
在接下來的3天裏，100多個陌生人來到千葉家的兩層小樓裏，得到食物、衣服和庇護。他們中有當地人、開車路過的人、當地政府官員、年幼的只野哲也和其他幾個倖存的大川小學學生。千葉夫婦用光了儲存的食物，還把自己兒孫的衣服都分給來避難的人。後來，許多接受了他們幫助的人，都回來向千葉和他的妻子表示感謝，其中包括大川小學的孩子。遠藤純二卻沒有來，當地官員也一個都沒有來。而在他公開指出遠藤說法中的不實之處後，千葉告訴我，他開始感覺到，有某種看不見的力量在反對和責備自己。
出現這種情況毫不意外。「在鄉村社會，如果你說出自己的想法，就會受到排斥，」他表示，「人們普遍認爲，如果你說得太多，或做了任何有爭議的事情，當局就不會關照你。他們不會修你家門前的路，也不會向你提供任何官方福利。人們就是這麼想的。我們很幸運——我們的房子和生意都沒有受海嘯影響，因此不需要他們的幫助。可是周圍很多人失去了家人、房子和財產，那些人不會說出自己的想法或批評當地政府。」
情況非常微妙。沒有人明確表示憤怒或責備——是千葉夫婦的朋友提醒他們，爲了他們自己好，最好保持沉默。事實上，當地11家汽車修理店中，只有包括他家在內的兩家沒有被海嘯摧毀，而在接下來幾個月裏，千葉發現，當地政府的官方車輛以及政府官員私人汽車的維修事宜基本都交給了他的競爭對手。
「孩子被看不見的怪物謀殺了，」紫桃佐代美說，「我們向它發泄憤怒，可是它沒有任何反應。它就好像一團黑影，沒有人類的溫暖。」她繼續說，「海嘯是個看得見的怪物。可是，看不見的怪物將永遠存在。」[2]
我不禁問：「看不見的怪物是什麼？」
「我自己也想知道它是什麼，」佐代美答道，「它是隻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獨有的，隱藏在那些絕不會說對不起的人的驕傲中。」
當時，我與佐代美和隆洋一起坐在紫桃家的大木屋裏。那時已是深夜，我們從黃昏就一直坐在那兒聊天。我把筆記本里的問題都問了一遍。現在，談話的性質開始發生變化——在特殊性與普遍性、憤怒與悲哀之間曲折搖擺地進行着，其間夾雜着話題的轉換、跳躍和沉默。
過去500年來，佐代美一家一直生活在福地這個小村莊。她的一位祖先是武士，遠行至遠離京都——日本最宏偉和勢利的城市——的東北部。佐代美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討厭作爲大家族成員的壓力，渴望逃離和自由。但她的兩個姐姐很快嫁了出去，家裏也沒有其他兄弟。於是，當佐代美和隆洋結婚時，她的父母合法地將隆洋收爲繼子，沒有男性後代的家庭通常都會這麼做。佐代美因此又被拉回那個她曾經反抗的家庭的中心，成爲繼承人和家族傳承的守護者。
北上川的河堤遠離城市的繁華，但是，佐代美的祖先在大海、河流、潟湖、田野和森林中有十分豐厚的收成。層層山巒把一個個村莊分隔開來，水流又將它們連接起來。直到現在人們都有一種感覺，水比土地古老，水是迫不得已才放棄對土地的所有權。在幾英里外與大海沒有明顯聯繫的內陸地區，還能從一些地方的名字中看出一點端倪。大川小學所在的地方被稱爲「韭菜島」（Nirajima），靠近福地的地方叫「鹽田」（Shioden）。小時候，佐代美曾在稻田中挖出古老的貝殼，那片稻田曾經是汪洋大海。那裏唯一的古代遺蹟是石碑和神道教神社，而這些通常都在比較高的地方。
「那些稻田以前都是海，」佐代美說，「現在它們又成了海。這就是水——水總是說出真相。對於這一點沒什麼好爭論的。水總是自由地流到它必須去的地方。」
隆洋則說：「人類製造的一切最終都將被自然摧毀。高山與河流都是大自然的產物，它們將繼續存在。而人類的一切都會消逝。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我們給予大自然的尊重。」
後來，隆洋收到來自日本各地團體的演講邀請，他們都希望瞭解發生在大川的悲劇。他出於責任感接受了這些邀請，認爲自己可能會遇到察覺出這次災難中有人爲因素的人，以及渴望瞭解要如何避免成爲類似災難受害者的人。「但讓我大吃一驚的是，」他說，「他們的意識水平竟然那麼低。」隆洋的聽衆對發生的一切表示同情和禮貌性的恐懼，可好像是在通過望遠鏡反向回看整件事，彷彿那是一件遠離自己生活的令人好奇的小事。「在他們看來，那是別人的問題，」他繼續說，「他們沒有意識到將來還會發生類似的事情，甚至不認爲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或許，對於核能的利用，他們也有相同看法。這些年來，所有人都在淡化危險，結果就是這種突如其來的可怕局面。大川小學發生的事情也一樣，老師對一切都輕描淡寫，沒有認真對待。」
隆洋40多歲，是個硬朗健康的男人。他說話時很平靜，從語調中聽不出任何強烈的情緒。可是，當他繼續說話時，我看到他的手在顫抖。
「現在已經死了那麼多人，如果他們不好好把握這次機會，就沒法指望他們改變想法或行爲。這也是我們要追尋悲劇爲何發生的真正原因。如果他們關心這場災難，卻拒絕深入思考，同樣的悲劇還會發生。但這就是日本的運轉方式，國家政府也無法改變什麼。」
無論是在這次談話，還是在大川進行的其他許多次談話中，我都不太清楚「他們」究竟是誰。我正要問，隆洋又繼續說：「作爲這個國家的公民，我對此感到羞愧。我覺得這實在有點難堪，但我不得不說出來，哪怕我爲此感到羞愧，說出這個故事，也許我們就能改變目前的情況。」
紫桃一家是受害者，但感到羞恥的也是他們。「他們」就是「我們」，代表所有人。海嘯並不是問題所在，日本本身就是個問題。
「我告訴他們，海嘯並不僅僅是水，」隆洋有些着急地說，「海嘯是能在瞬間殺死你的致命武器。不要把它想成水。海嘯首先摧毀的是能阻擋海風的樹林。樹木被捲走，它們繼續摧毀房屋，然後房屋的瓦礫再砸到人。最後，所有的一切都會消失。樹木，房屋，瓦礫，人——所有的一切。海嘯就是這樣發起攻擊。它不是水。」
宿命
平塚直美有時候會暗自思考，她還能繼續尋找失蹤的孩子多久。但她從來沒問過自己爲什麼要這麼做。
2011年8月，直美找到女兒小晴的遺骸後，還有4個孩子仍然處於失蹤狀態。7歲的竹山唯跟姐姐和媽媽一起死在了學校，倖存的爸爸傷心欲絕，但被全職工作困住，無法參與拓展搜尋工作。12歲的男孩鈴木悠鬥請了病假，海嘯來襲時，他正在家裏接受家人的照顧——所以，他是否算學校悲劇的受害者仍存在爭議。永沼勝是7歲的琴的爸爸，他是所有搜尋人員中最不知疲倦的一個，只要有時間他就獨自外出搜尋，不是開着挖掘機就是乘着小船，不停地在大海、潟湖和泥地裏尋找兒子。但這些家長中與直美變得最親近的是美穗，她是9歲小女孩鈴木巴那的媽媽，而巴那是失蹤孩子中唯一的女孩。
美穗與兒子和女兒一起住在長面浦，海嘯徹底摧毀了這個地方。她和丈夫義明那天下午都在內陸工作。美穗年邁的公公和婆婆死在了他們一起居住的家中。她的兩個孩子都死在了學校，大兒子的遺體在海嘯過後8天被找到。美穗和直美幾個月來一直在一起找巴那和小晴，一段時間後，她們之間形成了一種姐妹般親密放鬆的關係。身爲教師的直美在兩人中年紀較小，她目標明確，意志堅定，條理清晰，善於文書工作和與官員打交道，她取得了駕駛重型機械的執照，經常開着挖掘機在泥地裏挖掘搜尋。美穗性格更溫和，沒那麼果決，她常常拿着毛巾和茶點在旁邊等着提供幫助，並隨時準備在有需要的時候穿上長靴跋涉進泥地，仔細搜尋挖掘機的大爪子翻出來的東西。2012年，警察搜索潟湖時，在一輛沉沒的汽車裏找到一對年邁夫婦的屍體，同年晚些時候，又在附近發現一名失蹤女性的頭顱。可是，自從找到小晴後，就再也沒發現大川小學失蹤的孩子。每當美穗用顫抖的雙手從淤泥裏扯出一塊塊屍骨，結果都是附近一個被毀掉的家禽農場的雞的殘骸。
美穗喜歡畫畫。這是她與巴那共同的愛好，巴那曾經花費數小時創作典型日本漫畫風格卡通頭像，那些卡通人物都長着大大的眼睛和嘴巴，畫面上點綴着星星、淚珠和彩虹等。美穗諮詢的一個靈媒曾帶給她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即使是在來世，巴那也仍然忙於繪畫。
學校前面的神龕前裝飾着三封用氈尖筆寫的信，而且都繪有彩色漫畫頭像。它們都是美穗創作的寄給女兒的信。第一封信已經被陽光曬得有些褪色，上面還有被雨水沾溼的痕跡和泥印。「親愛的巴那」，信的開頭這樣寫道：
媽媽和爸爸搬去了外公家裏住。那裏有哥哥和你曾經玩過的很多東西，想起你倆，我總是忍不住哭泣。我以前總是對哥哥和你說「別哭了！」，然而現在媽媽面對任何事都很容易掉眼淚。對不起……
今天，外婆和我又到這裏來看你，只想跟你呼吸相同的空氣。甚至連這都能讓我好過一些。可我還是一直想聽到你的聲音，看到你的笑容。我想跟你在一起。
第二封信寫在一張剪成心形的紙上，沒有經受那麼多風吹雨打：
親愛的巴那，
很抱歉我沒法找到你。我每天都來，希望能見到你。你一定就在這兒附近。我很抱歉沒能找到你，巴那。你也沒出現在我們的夢中，爸爸、媽媽、外公和外婆都很傷心。沒能爲你做任何事，真的很抱歉。對不起。如果我能在夢中見到你，一定會緊緊抱着你。
我第一次看到第三封信的時候，它還很新，應該是當天早上才留下的：
最親愛、最親愛的巴那，
你喜歡你的葬禮嗎？[1]我們用鮮花擺出了♪和的造型。我希望你和哥哥看到它們會很開心。這是爸爸和媽媽唯一能爲你做的事情。
我曾經想過爲你的婚禮準備很多禮服，甚至是傳統黑色長袖和服，就像以前新娘穿的那樣……可是，媽媽和爸爸的夢想現在只能是一個夢了。
巴那，如果你能讀到這封信，請一定要回到媽媽和爸爸的身邊來。
* * *
失去房子和村子、孩子和公婆後，在長達4年的時間裏，美穗都居住在石卷市郊區一個由金屬材料搭建的「臨時住所」內。那片社區裏沒人認識她和丈夫義明，也沒人問起他們的情況，而這也是他們希望看到的。
任何人——哪怕是其他失去孩子的媽媽——面對美穗的情況都難以承受。唯一讓美穗感覺沒被疏遠的，就是直美和她們共同的朋友明美，這兩個人都花了好幾周的時間尋找女兒。「她們是我唯一能交流的人，」她表示，「明美的女兒在海嘯過後第49天被找到，直美在那之後又過了很久才找到小晴。所以她們理解我的感受。而且她們能夠以正常的態度跟我說話——她們像對待正常人一樣對待我。而與其他家庭的人交流時，我總免不了注意他們看我的樣子和對我的想法——他們總覺得我是最悲慘的那個人。而這隻會讓我感覺更加糟糕。」
海嘯發生的那年美穗43歲，義明比她年長6歲。他們都沒有兄弟或姐妹，分別是兩個家庭的唯一繼承人。他們再要一個孩子的希望現在十分渺茫，在崇尚祖先崇拜的影響下，因爲失去孩子而變成孤家寡人這件事讓他倆十分痛苦。他們恐懼變老，害怕生病了沒人照顧，沒有後人爲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父母、祖父母以及早已逝去的其他祖先祈禱，死後無法繼續得到關懷和尊敬也讓他們精神焦慮。「當我們其中一個死去，誰來照顧另外一個？」美穗問，「誰來安葬我們？我們最親的親人只剩堂兄弟姐妹，甚至關係更遠的親戚。我們對未來充滿憂慮。每當我想到這些，就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美穗放棄了診所接待員的工作，尋找巴那成爲她生活的中心。她每天都去學校協助直美和永沼勝的挖掘工作。她決心至少要花兩年的時間搜尋巴那。在她的內心深處並沒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隨着時間的流逝，她放棄了找到屍體甚至是不完整殘骸的希望——能找到一些骨頭、單塊骨頭，甚至是一塊肉或一縷頭髮都足夠了。但是美穗一直在車裏放着巴那的一整套衣服，萬一——只是以防萬一——他們奇蹟般地發現她在某個被忽略的地方待着，只是藏了起來，仍然還活着。
然而，2012年底的時候，她不再去學校了。從情感和經濟成本兩方面仔細考慮後，她和義明決定在石卷市最大的醫院接受生育治療。爲他們實施治療的，正是11年前接生巴那的那個醫生，他十分樂觀：他表示，美穗的身體狀況良好，雖然她已經40多歲，但並沒有生理原因顯示其不能再懷孕。但她不能再每天站在泥地裏了，孕育新的生命讓尋找失去的生命變得更加困難。另一個消息幾乎在同一時間傳來：一直承諾將繼續搜尋失蹤孩子的平塚直美也放棄了搜尋工作。
每過一個月，在淤泥裏搜索的現實難度就會增加一點。哪怕是找到一點殘骸的機會都不斷變得渺小。即使是這樣，直美也堅持說如果她決定了，她就將一直搜尋下去。這個決定並不是她自己做出的，也不是她的丈夫或公公做的，而是她那死去的女兒小晴做出的決定。
直美再次與純親近起來，這個靈媒此前已證明自己善於傳達小晴從另一個世界發出的聲音。這兩個女人每隔幾周就見一次面，還經常通電話、發短信和電子郵件。小晴會通過純要求媽媽將糖果和零食作爲供品，擺放在佛壇上，還鼓勵她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倖存的弟弟妹妹身上。身爲中學老師的直美仍然在休產假，她不可避免地迎來重要時刻，選擇返回工作崗位還是放棄工作。當她正在考慮這個重要決定時，她強烈地感受到小晴的情緒。
「靈媒告訴我，小晴希望我重新回去工作，」直美說，「她說她一直希望長大後能成爲一名老師。所以，她希望我去做她已經不能做的事。靈媒對我說：‘發揮你的才能的方法，不僅僅只是待在家裏，或是尋找失蹤的孩子，而是到外面去做一些積極的事情。’」
於是，2013年4月，直美重新回到石卷市一所初中的教室。此時距離那場災難已經過去2年，距離她最後一次工作則已過去3年。她所經歷的內心波動不是來自教學的緊張，而是來自她教的孩子。「我班上的學生都是14歲左右，」她說，「換句話說，小晴如果還活着就是跟他們同一個年級。」每次從講桌旁擡起頭來，直美看到的都是跟女兒同齡的孩子，如果當年12歲的她能順利活到現在的話。
她面臨一個問題：如何在學校面對小晴死去的事實？很多人當然都知道發生的事情，那些不知道的人只需要上網搜索一下小晴的名字，就能看到她這些年來接受採訪的視頻。她不希望人們只關注她失去親人的事實，可是她也不想逃避這件事。有時候這個問題是間接呈現出來的——比如有女孩子問直美有幾個孩子的時候，答案是兩個還是三個？直美也想知道答案，但似乎沒有一個答案是正確的。「他們都是好孩子，都信任我，」她說，「我不想他們同情我，但是我也不想他們覺得我不信任她們。我感覺她們希望我談談這件事，可是我不能。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確定自己會不會哭。」
她把問題留到了學年的最後一週。她帶了關於大川小學的書，一共36本，是由失去親人的媽媽出版的，她給學生每個人發了一本。她向他們講了小晴的故事以及發生在她身上的悲劇。最後，她請孩子提問。這羣15歲的孩子聽完後全都愣住了，集體陷入沉默。「但我希望他們明白，」直美說，「我不相信那些不時會聽到的話，說什麼倖存的孩子必須‘爲那些死去的孩子活下去’。我身邊有很多人都爲幸運地活下來而感到愧疚。我們不希望孩子以這樣的方式長大。我告訴他們必須爲自己而活。沒人應該覺得自己是爲了別人而活。」
工作和照顧兩個幼子讓直美沒有什麼精力再做任何其他事情。這非常有助於她內心的平靜。「教書對我來說是一種治療，」她表示，「非常坦白地說，我工作得越多，想起小晴的時候就越少。我讓自己相信這是一件好事。」
小晴本人也確認了這一點——或者說通過純傳達了這一想法。直美花在靈媒身上的時間越多，就越感激和依賴靈媒安慰的話語以及她所描述的女兒在另一個世界的生活。有一次，直美計劃寒假去沖繩度假，她就是在這座溫暖的南方島嶼完成了大學學業。她計劃去見一些大學同學——純表示她也要一起去。「她說她一直想去沖繩，」直美告訴我，「她還說小晴希望她去那裏安慰在戰爭中死去的亡靈。」[2]一個12歲的小女孩提出這樣的建議看起來有點讓人驚訝，但靈媒解釋說，這是人類靈魂進入另一個世界後變化發展的一部分。在她的生命結束後，小晴仍然保留了大部分個性——可愛的少女氣質和幽默感。可是現在她進化成了日本人所謂的佛（hotoke-sama）——一個頓悟的靈魂，已經剔除人性的糟粕，進入靈魂向死亡朝聖的最後階段。[1]「你不會期望從一個六年級孩子口中聽到這些日子以來她通過靈媒對我說的事情，」直美對我說，「它們不單純是個人問題，而是更普遍的問題。不知道爲什麼她正變得更……純粹。她越來越接近神或佛陀。她已經不再是一個小孩子。」
純則做了更進一步的解釋。她告訴直美，小晴的死以及隨後發生的所有事情並非悲劇，而是命中註定。「這種想法很難表達，也很難讓人理解，」她說，「可是，我和丈夫都覺得這些事情是提前安排好的。」
這個女人對直美解釋說，人出生時就註定會死亡。不僅如此，每個人的靈魂會選擇自己死亡的時間和方式。換句話說，小晴——同時暗指其他死於海嘯的人——選擇在那天死去。「用靈媒的話說，那就是命運，」直美告訴我，「與那些年老時才死去的人相比，那些孩童時期就死去的人會被提升到一個更高境界。瞭解這一情況給了我很大安慰。」
在那場災難中，直美有兩個孩子活了下來，房子也完好無損，還找到了女兒並安葬，後來又重返工作崗位，最終與死亡達成和解。人到中年，美穗失去了所有孩子，把自己封閉在金屬小屋裏。她沒法像直美那樣重新生活。這兩個女人之間的親密友誼不知不覺間摻雜了怨恨和不信任。
這兩個女人都羞於談論這件事，但美穗似乎是那個主動避開的人。每年春天臨近3月紀念日的時候，她就會變得極度沮喪和沉默寡言。這種時候，直美會遠遠避開。「重新開始工作後很忙碌，」直美說，「但我們時不時還會聊天——一年來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然後突然很難聯繫上她。有一天，我去到她住的地方，沒有提前給她打電話，就這麼突然拜訪了。她的反應讓我覺得她一點也不希望見到我。」
美穗的冷淡讓直美十分困惑。她不相信是對失蹤孩子的搜尋工作導致了這種情況，畢竟美穗本人也退出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與部分人想要追求更困難、更有分歧、更危險的東西有關——他們想知道那天學校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開始，直美和美穗都被孤立，因而緊密團結在一起，以一種共同的孤獨感對抗整個世界。她們蔑視教育委員會那些傲慢的官員，同時也鄙視「福地小組」，在她們眼中，紫桃佐代美等人不過是一羣咄咄逼人、自以爲是的人。針對失蹤孩子的搜尋工作消耗了她們所有的情感、體力和精力。可是，當美穗不再去學校參與搜尋工作，在緊張地進行生育治療的間隙，她終於有時間思考一些之前從未認真考慮過的事情：她想起了老師是如何讓她的孩子丟掉性命的。
「我們找不到巴那，」她說，「所以我們只能找出事實真相。我們不能只是讓這成爲又一件無人承擔責任的事情。我不能接受這種結果。時間過得越久，這種感覺越強烈。」
直美則被自己的矛盾處境撕扯折磨着。「74個孩子失去了生命，」她說，「卻沒人承擔責任。那種感覺，那種憤怒——我們當然有共同的感覺。必須有人爲發生的一切負責。」但唯一有能力這麼做的是學校的老師和教育委員會的人——直美和丈夫的同事和直接上級。
直美的丈夫真一郎是一名前途光明、雄心勃勃的老師，他無意犧牲自己的事業，爲了一場譴責離世同事的運動而挑戰自己的上司。「有一段時間我想採取法律行動，」直美說，「可是我的丈夫一直不同意。」
仙台的一名律師曾爲失去孩子的家長舉行過一次公開會議，這些家長都希望瞭解更多有關採取法律行動的可能性的信息。美穗參加了會議，並且意外地遇見了直美。這兩個女人之間的氣氛很冷淡。在美穗看來，這位舊友的現身「沒有誠意」。平塚一家顯然不會針對其他老師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她有點懷疑他們是來刺探會議情況，再向某些人彙報，儘管她並不清楚某些人是誰。
那一年晚些時候，平塚真一郎升任石卷市一所較大學校的副校長，美穗的生育治療則沒有成功。她的醫生推測是精神壓力和痛苦情緒影響了孕育新生命所必需的激素分泌。
* * *
[1]與其他沒能找到至親遺體的家庭一樣，鈴木一家也還是在一座佛教寺廟爲女兒舉行了葬禮。
[2]沖繩島戰役，大約25萬人喪生，是太平洋戰爭中最血腥的一場戰役。
崎嶇陡峭的小路
鈴木美穗和鈴木義明成爲與石卷市政府對抗的法律行動的主要人物，這羣人直到最後一刻才出人意料地宣佈這一行動。對於熟悉西方訴訟模式的人來說，耗費那麼長時間才採取行動，實在令人驚訝。如果類似的悲劇發生在歐洲或美國——數十個孩子死亡，這是涉及當局能力的尖銳問題——從一開始就會有大批律師蜂擁而至。可是在日本，人們本能地厭惡採取法律行動，覺得那些這麼做的人本身就違反了某種意義深遠的不成文法律。
這種行爲被視爲堅忍的失敗，違背了鄉村社會的潛規則。人們普遍認爲，對於那些提起訴訟的人來說——尤其是那些起訴政府的人——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令人不快的結果：社會的反對、排斥，甚至是迫害。當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人們的回答都含糊其辭，語焉不詳，努力想要找出具體的例子。這中間夾雜着一種在背後議論人的不安，那些明知自己沒有做錯事的人心中則有一種說不清的負罪感。日本爲民衆編織了一張舒適、溫暖、令人麻痹的順從之網，從網中掙脫出會讓人感到不安，網中人被纏住無法脫身，產生一種模糊的糾結情緒，被束縛與被保護的感覺糾纏在一起無法分離，政府幾乎無須從外部施加強制措施，因爲這種順從是如此有效地在頭腦中內化成了主觀意識。
要對內心的竊竊私語充耳不聞，需要有非同尋常的個性。與西方社會相比，日本法院判決的損害賠償很低——大川的家長爲每個死去的孩子要求的賠償金是1億日元，然而，即使打贏官司，他們能得到半數的賠償金就很幸運了。吉岡和弘是他們的代理律師，連他都對普通人不願訴諸法庭表示理解。
「它不是那種顯而易見或明確的傷害，」他表示，「但人們能隱約感覺自己受到指責。如果當事人有親戚在當地政府工作，那個親戚的日子可能就不太好過。在學校，當事人的兒女會被人指指點點說是鬧上法院的人的孩子。網上也會有尖酸刻薄的言論。通常這種感覺很難弄清楚，但這樣的人最終都會感覺自己遭到整個社會的排斥。人們通常更願意待在溫暖的牀墊上，默默忍受悲傷和憤怒，而不是走上法庭。」
日本的民事司法體系與民主一樣，從表面上看無可非議。法官都是獨立的，鮮有人聽說賄賂和恐嚇。但是，這一體系的核心偏向維持現狀以及支持它的私人和公共機構。吉岡告訴我，法官被戲稱爲「比目魚」——一種生活在海底的鰈魚，眼睛長在身體頂端，總是不安地向上看。不管怎樣，對於一般判決需要做出怎樣的判決，並沒有明確證據證明陰謀論的存在，也沒有什麼上峯直接給法官指示，但對於整個社會如何運轉和個人利益應置於何地，他們有一種源於動物本能般自然的理解。「如果有人針對某一機構、公司、銀行或當地政府提起訴訟，」吉岡說，「在日本，這類機構總是能贏得官司。」
那場災難過去8個月後，紫桃佐代美和紫桃隆洋才找到他商談，他們也是第一對向他求助的大川家長。他給了他們兩個建議。第一個是儘可能多地召集原告人，以集體形式行動，吸引媒體注意。第二個則是等待時機，同時利用身處市政府的對手無意間提供的法律資源——引發衆怒的「情況說明會」。「一旦你提起訴訟，」吉岡說，「與之相關的人就再也不會發表任何意見——他們只會說事情有待法院裁決，以此爲藉口避而不談。即使傳召他們上庭，每個證人出庭的時間也不會超過一兩個小時。但是每次情況說明會都持續三四個小時，而且每次有10名官員出席說明會。」與其匆忙起訴，不如趁市政府官員放鬆戒備時撬開他們的嘴，並且鼓勵媒體報道，悄悄儘可能多地積累「彈藥」。
參與訴訟的家庭成員都是家庭主婦、木匠、建築工人和工廠工人，都沒有法庭訊問的專業知識。「很多人認爲這些鄉巴佬不可能懂盤問，提不出什麼尖銳的問題，」吉岡說，「他們將大吃一驚。這些人都是聰明人，完全能夠有條理地進行訊問，迫使對方表態。」
吉岡不打算爲這些家庭進行參會彩排。「我儘量不干預，」他表示，「有時候情況十分糟糕。人們失去理智——他們大叫‘蠢貨！’和‘還我孩子！’，這些話在法律上毫無用處，不過這能讓其他人直面他們，聽到那些悲痛欲絕的話，看到死去孩子的家長袒露心扉——我很高興看到他們這樣說話，因爲這迫使那些官員做出迴應。」
「我也試着去思考這場官司究竟是怎麼回事。通常，打官司很簡單——如果律師贏了，他就完成了他的工作。可是這些家庭是在爲他們永遠失去了的心愛孩子而鬥爭。即使他們贏了，也不會停止痛苦。這場官司無關勝負。它的意義在於，搞清楚在這些孩子生命的最後時刻發生了什麼以及爲什麼會發生。」
在日本的司法體系裏，沒什麼能快速進行，直到2016年4月，纔有證人出現，爲這場針對石卷市和宮城縣的訴訟提供證據。這兩年時間裏舉行了六次聽證會，雙方律師就法律問題進行辯論，縮小了爭論的焦點。原告聲稱，以大川小學老師爲代表的市政一方犯有玩忽職守罪——過失，這也是校長柏葉堅持否認的詞——他們沒能保護好孩子。這場官司的爭議集中在兩個問題上。老師能預見海嘯的到來嗎？如果能，他們能讓孩子倖免於難嗎？
市政一方堅持認爲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學校離海岸有2.5英里的距離，即使是人們記憶中最強的海嘯——由1960年智利地震引發的海嘯——也沒有對這片遙遠的內陸地區造成任何傷害。學校建築和附近的村莊模糊了老師對大海的認知，他們完全看不見海浪吞沒海邊松樹林的景象。副校長石阪發現洪水漫過河堤，就立即命令孩子逃跑——但不幸的是，那時候已經太遲，一切都不可避免了。
吉岡反駁了這些論點。學校或許離大海比較遠，但是海嘯當時是順着河道上來的，而河距離學校只有100碼的距離。釜谷村所處的位置幾乎與海平面齊平，過去也時常遭受北上川的洪水侵襲。而且，當時有多條疏散路線供石阪選擇——至少有三條不同路線通往學校後面那座山上，或者還可以藉助等候的校車——所有這些都可以讓他們去往比他選擇的河邊交通島更高、更安全的地方。我們有很多理由相信，老師不是應該預料到海嘯的到來，而是確實預料到了。「如果我們能證明他們預見了海嘯的到來，」吉岡對我說，「就能打贏這場官司。」
2016年4月8日，仙台地方法院的公衆區座無虛席，這一天大川小學前校長柏葉照幸要出庭作證。由於太多民衆排隊等候入場，法院不得不以抽籤的形式分配座位。所有熟悉的面孔都出現在那裏。紫桃隆洋、今野一家、鈴木一家和倖存學生哲也的爸爸只野英昭，他們都坐在代表律師的後面。在場的還有教育委員會的官員，以及從一開始就報道該事件的當地記者。但法庭上瀰漫着情況說明會上從未有過的緊張和拘謹氣氛。三位身着黑袍的法官昂首走進法庭，屋子裏的人紛紛起立，隨後柏葉在證人席上宣讀誓言，這一系列舉動製造出與衆不同的氛圍。
「我以良知起誓所述皆爲事實，」這位前校長穿着炭灰色西服，略顯矮胖，「沒有任何遺漏或添加。」
第一個對柏葉提問的是市政方的代表律師，他先陳述了辯護案件的基本情況。柏葉談到了學校的應急手冊，表示其中清楚列出了發生火災或地震時應採取的措施。他還提到學校會定期舉行演習，爲可能發生的類似事件做準備，在海嘯發生前兩天的2011年3月9日，這些準備工作就十分有效，經受住了當天那場強度較弱的地震。柏葉那天在學校，孩子都平靜而迅速地疏散到安全地帶，老師則滿懷信心地履行了應盡職責。大川小學沒有費心進行海嘯演習，原因很簡單：沒人有任何理由預料到這樣的災難。無論原告如何堅持，他都表示把上山的路作爲疏散路線是完全不現實的。柏葉自己按那些路線爬過那座山，發現它們都很陡峭，危險重重，而且路旁灌木叢生，或是長滿竹子。
但這就是辯方的漏洞所在。如果海嘯真的不可預計，學校的老師甚至沒有想過這件事，那麼爲什麼需要考慮躲避海嘯？它比小行星撞擊地球或殭屍末日更可怕嗎？
吉岡抓住這個矛盾點反覆盤問柏葉。他不斷向這位前校長施壓，讓他講述3月9日那次前兆地震的細節。那天也發佈了海嘯警報，但浪高不超過20英寸——對於普通人來說幾乎覺察不到，也不可能造成任何破壞。儘管如此，當孩子在操場等待時，學校的三把手遠藤純二還是會認真地到河邊察看水位，確認一切正常。
柏葉還被問及當天他與遠藤和副校長石阪的一次談話。關於這次談話的細節，這位前校長本人不小心說漏了嘴，這是「情況說明會」上披露的最有價值的信息之一。孩子都安全返回學校後，這三個男人在教研室就疏散以及應該從中吸取的教訓交流了幾分鐘。「我們討論了一下如果海嘯襲擊大川小學，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柏葉在法庭說，「如果出現那種情況，我們是否能穿越竹林爬上山逃生？考慮到那條路崎嶇陡峭，或許沒法從那兒逃跑。我們沒有就此得出結論。」
法庭上還展示了柏葉自己從學校後面的山上拍的一組照片。照片拍攝的時間是在某個漫長暑假剛開始時，看得出來當天天氣十分炎熱。照片中，學校的紅色屋頂夾雜在村子裏一片色彩斑斕、雜亂無章的屋頂之間，遠處是閃閃發光的河水和稻田。這顯然是從一個角度極佳的斜坡上拍攝的——柏葉堅稱那坡道太危險，不適合孩子攀爬，哪怕是爲了救他們的命。
「看看這些照片，」吉岡對這位證人說，「第一張和第二張拍攝於2009年7月1日。」
「我記得。」柏葉說。
「你是怎麼上去的？」吉岡問他。
「我想我當時是從小棚屋後面穿過竹林爬上去的。」
「你走過的路線——孩子也能爬上去，是嗎？」
「我認爲會非常危險。」
「你拍那些照片的時候身體狀況如何？」
這位前校長停頓了一下說：「我體重11英石[1]，身高5.1英尺。」
法庭將這一信息記錄下來，同時被記錄下來的，還有這位站在證人席上的矮胖男人的形象。
「對比你的身高和體重，」律師問，「一個孩子不是會比你更容易爬上去？」
事實上，學校已經預料到這種災難發生的可能性，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應急手冊本身。
早期版本的應急手冊對基礎模板進行了修改，刪除了所有與海嘯有關的內容，原因是它們與大川小學無關。但從2007年開始，應急手冊中又恢復了這些內容。而完成這一任務的老師正是副校長石阪俊哉。
之前手冊中這部分的標題是「發生地震的情況」，後來改成了「發生地震（海嘯）的情況」。在所需採取的行動列表裏，「收集信息」一項變成了「收集信息（也與海嘯相關）」。石阪還在地震疏散時老師應勾選的任務列表中增加了一個新指令：「確認發生海嘯，並將學生帶往二次疏散地點。」手冊中也添加了二次疏散地點，不過措辭與模板一模一樣：「發生海嘯時的二次疏散地點：學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園等。」
庭上就應急手冊展開討論時，站在證人席上的柏葉的不安明顯達到頂峯。一開始他完全想不起來爲什麼要修訂手冊。吉岡提醒他：教育委員會曾召集校長開會，要求他們檢查應急流程。修訂應急手冊似乎不可避免。手冊之前並沒有提到海嘯，經過修改後纔有爲海嘯做準備的內容。爲什麼？因爲存在發生海嘯的風險。吉岡對柏葉步步緊逼，每個問題都不放過，而柏葉每回答一個問題，就要在律師的逼迫下掙扎一番。吉岡一度憤怒地提醒他做僞證的風險。
「是什麼促使學校做出這些修訂？」這位律師問。
「是副校長石阪把它們加了進去，」柏葉答道，「所以我不知道。」
「你擔任該校校長期間，應急手冊有三處內容添加。」
「也許，我認爲這是對海嘯的認識在逐步增加。」
「於是，你從校長會議回來後就告訴石阪要這麼做。」
「我根本沒想過海嘯會襲擊這所學校，」柏葉說，「我只是覺得，把這些話加進去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認爲海嘯絕不會來，爲什麼又要特地把這些話加進去？」
「我們被告知要把‘海嘯’加進去，於是我們照做了。」
「但是，你爲什麼支持把這些話加進去？」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法庭上的氣氛緊張而嚴肅。死去孩子的家長座席那邊好幾次傳來壓抑的哭泣聲。但當他們聽到前校長說，他們的孩子在海嘯中得到的保護，不過是寫在紙上的幾句話時，家長突然爆發出苦澀而難以置信的笑聲。
* * *
[1]1英石相當於6.4公斤。——編者注
記憶空白
只野哲也有時候想長大了當一名警察，有時候又想當消防員。他喜歡柔道和游泳，但媽媽常常催促着他去寫作業。換句話說，他就是一個常見的愛玩的11歲男孩。但在我見過的所有人中，哲也是最愛大川小學並對學校最有熱情的，他的這種熱情近於激情。
其他人都強調這所學校再尋常不過，似乎這種平凡放大了悲劇的殘酷性。但在哲也眼中，大川小學是個神奇的地方，並不是他喜愛和尊敬的學生和老師有多了不起，而是學校本身實在有點奇異。大多數日本學校的校舍屋頂都是平的，就像一個個立方體，只是大小各不相同。大川小學則是一位充滿抱負和想象力的建築師的作品。學校的主建築並不是一個棱角分明的方塊，而是一個弧形，順着弧形外沿又建有一座十二面亭子式配樓。哲也談起孩子騎着獨輪車在內院玩耍的情形，[1]還有他們一起給鼓脹的錦鯉投喂昆蟲的趣事。學校前面種植着很多櫻花樹，每年4月吐露出粉紅色的芬芳。在學校的一面外牆上，有學生畫的來自世界各國的小朋友，全都身着各自國家的民族服裝。哲也還回憶了從樓上教室看到的稻田與河流的景象，以及建築材料各種元素的變化。「天氣好的時候，」他說，「屋頂是紅色的。下雨的時候，又變成紫色和藍色混合而成的深藍色。整座樓看起來十分奇妙。」
2011年3月11日之前，哲也一直和家人住在緊挨釜谷後面的小村莊谷地中。他的爸爸只野英昭在石卷市的造紙廠工作。海嘯發生時，他逃到市中心的一座山上，躲過一劫。洪水退去後，他借了一輛自行車，騎到內陸那個收留大川難民的大型體育中心。英昭在那裏才得知學校和村子發生的悲劇。英昭幾乎是孤身一人與一羣絕望的家長待在一起，但也就是在那裏，他找到了自己的兒子哲也，雖然孩子身上傷痕累累，一隻眼睛上還罩着眼罩——但還活着。
只野是當地志願者消防隊隊長，自然災害發生時，會作爲專業消防隊的輔助人員參與行動。在釜谷，出於同情，人們一致默認，大川小學孩子的爸爸本可以不履行這項任務，可他還是帶着隊員參與搜救行動，把一具具屍體從淤泥裏挖出來。海嘯過後5天發現了妻子白江的屍體，8天后找到了他父親的屍體，緊接着第二天又找到了他9歲的女兒未捺的屍體。
父子兩人離開體育中心，暫時搬到英昭的姐姐家生活，後來他們在石卷市郊區安了家。他們常常回到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看一看。家裏剩下的所有東西——釜谷所有房子剩下的所有東西——只有混凝土澆灌的基座輪廓。連海嘯過後原本還剩下外殼的診所，也迅速被推土機推平。只剩下學校還留在那裏，告訴所有人這兒曾經有一個村莊——雖然校舍沒了窗戶，四分五裂，露出原始模樣，但仍然辨認得出來。
然而就在這堆廢墟上，人們完成了一項非凡的壯舉。海嘯過後不久，士兵和災後恢復的工作人員就把掉落在校舍上的樹木、汽車和破房子的瓦礫清理乾淨，但整個救災工作並沒有就此結束。學校校舍及物品都被涌入的洪水弄髒或沖走，人們小心地篩選和復原，彷彿在等待孩子和老師回來使用。那安裝着金屬桌腳的小課桌都被排成一排。同時被整理好的還有一臺縫紉機、算盤、一臺錄音機和一個指針停在3:37的掛鐘。每間教室外面仍然有一排掛鉤，每個都標着學生的名字，他們曾經把外套掛在這裏。
哲也重訪學校的時候，內心感到十分安慰。鉅變發生在一夕之間，曾經的生活——他的媽媽、妹妹、祖父和同學的生活——還是如虛幻的夢境一般不時在他的腦海中浮現。學校恢復後的模樣讓他確信自己和他們都曾在這裏生活過。記憶永遠留在了學校的牆上和教室裏。哲也在廢棄的教室間漫無目的地走動時，發現了一本寫着妹妹未捺名字的字典，他認出了妹妹那幼稚的筆跡。
後來有一天，父親告訴他，市政府很快將就學校現存建築的未來做出決定。最後協商一致的結果是拆除現存建築，然後推平整個原址。大川小學的一切都將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
在整個東北海岸，海嘯中的倖存者都在思考該如何處置留下來的東西。這些東西不是指那些被破壞的普通住宅和商業建築——這些廢墟都已經被集中清理乾淨——而是指那些有象徵意義的遺蹟[1]：那些受災特別嚴重或發生了令人難以忘記的悲劇的受災地點，以及巨浪造成的奇異景觀。南三陸有一個災害預防中心，其中一個名叫遠藤未希的女員工在海嘯期間堅守崗位，盡職地播報疏散警報，直到她自己和其他42名同事全被海嘯吞沒；一艘名爲公德丸18號的200英尺長的漁船被巨浪捲到氣仙沼港一個居民區的街道上；一艘重達190噸的雙體遊覽船停在了大槌一家酒店的屋頂上。接下來還有陸前高田市的「奇蹟鬆」，這棵松樹是沿海森林7萬棵樹中唯一的倖存者，爲了讓它活下來，人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日本此前就有保存與死者和災難相關遺蹟的先例：廣島原子彈爆炸中的圓頂屋，這原本是一個公共建築，現在這個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成了國際的朝聖之地和核戰恐怖的世界聞名的象徵。
各地受災民衆紛紛行動，保護這些災難遺蹟，可是他們對此又存在意見分歧。對一些人來說，海嘯遺蹟象徵着生存和希望，同時也是海洋力量對後世發出的必要警示。但對其他許多人而言，這些遺蹟是他們極力想要忘記的令人恐懼的東西。同時還有一些人認爲，對於那些沒多少機會吸引外來遊客的城鎮來說，這些遺蹟具有旅遊景點的價值，而另一些人認爲這恰恰是這些遺蹟應該被清理掉的原因。「很多人希望在平靜安寧的環境中爲亡靈祈禱，」平塚直美告訴我，「不希望有人投以同情的眼光。有些孩子的屍體是在學校裏找到的——這就是那種地方。你不會希望那裏用來停公共汽車，也不希望在那裏看到跟團的觀光客。」
爭論的焦點還涉及錢的問題，有些人認爲，在很多人還沒有永久住房的時候，把錢用來維護這些遺蹟不合理。而且對於應對精神創傷的最佳方法，他們也有相反的觀點：要麼面對它，說出內心的傷痛，努力接受現實；要麼就眼不見爲淨。
隨着時間的流逝，支持保留海嘯遺蹟的人在好幾場論戰中落敗。公德丸和雙體遊覽船的殘骸被吊離拆毀，南三陸災害預防中心的金屬框架也將要被拆除，土壤中的鹽分慢慢殺死了「奇蹟鬆」的根。[2]
一份針對大川小學喪子家庭的調查報告顯示，60%的家長希望學校遺址被夷爲平地。「如果你仍然保持沉默，學校肯定保不住，」只野英昭對哲也說，「如果你想要說些什麼，現在就是說出來的時候。」
在被洪水困住的78個孩子中，只有4個活了下來。其中3個孩子完全銷聲匿跡，他們的家人不安地保護着他們，讓他們免受各種問詢。哲也的爸爸英昭過去常常見到其中一個孩子，那個男孩周身散發着痛苦壓抑的氣息，讓他大爲震驚，似乎有人教導他不要談論他死裏逃生的經歷，甚至讓他連想都不要想這件事。只有哲也公開談論自己的逃生經歷。在記者眼中，他就是上天的饋贈——海嘯之子，既是受害者，又是倖存者，言談舉止雖然很孩子氣，卻又十分清醒，善於表達，表面上看完全沒有因自己的所見所聞而受傷。大川小學在另一所學校獲得新生，哲也跟其他倖存學生一起去那裏上學，這些孩子中的大多數是在地震結束到海嘯襲來的51分鐘時間裏，被父母或祖父母從學校接走的。他十分願意談論被海嘯困住的經歷，以及發生了什麼和爲什麼會發生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他的爸爸對兒子的精神狀態保持着極高的警惕，但還是鼓勵他說出來。沒有人爲大川小學的孩子提供系統的心理保健服務，但英昭認爲，哲也與富有同情心的記者談話能起到某種療愈作用。英昭告訴我：「身邊有其他人陪伴，可能更容易面對這一切。我倆曾跟一位電視製片人一起去一家餐館，討論他們即將拍攝的影片，全程都很有趣。我們一家人以前曾去那家餐館吃飯，如果現在只有我和哲也兩個人再去那裏——我們曾經的記憶會讓這成爲一件充滿悲傷的事情。」
英昭意識到，有無聲的反對從失去孩子的羣體中傳來，他十分理解這種情緒。「我是一名倖存者的父親，」他解釋道，「可是，我也是一名學校遇難者的父親。很多人——那些失去兩三個孩子的人——不想一打開電視機就看到倖存孩子的臉。」但毫無疑問，沒人比哲也更有權表達自己的看法。
他開始對記者講述校舍的命運，並且表示他認爲這些建築應該被保留下來。他和爸爸一起乘坐新幹線前往東京，在兩所知名大學發表演講。其他一些孩子開始聲援哲也，他們曾經也是大川小學的學生，他們的弟弟或妹妹都在海嘯中失去生命，其中包括佐藤桂和紫桃佐代美各自倖存的女兒，以及被媽媽及時接走的六年級女孩浮津天音。這六個孩子開始每週見一次面，討論戰術，堅定信念。「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圓頂屋就是因爲人們採取行動才保留下來，」天音說，「如果沒有人站出來，就不會有任何改變。」[2]
2014年初，哲也在東京明治大學的一場研討會上發表講話。[3]這是一個莊嚴而令人生畏的場合，是他參加過的最大的一次活動。「我在海嘯中失去了媽媽和妹妹，」他對聽衆說，「還有曾經照顧我的祖父。悲傷並沒有立即出現，可是現在，我終於感覺到悲傷和痛苦。」
他提到了gareki這個詞，有「瓦礫」或「殘骸」的意思，被用來指海嘯製造的殘渣。對大多數人而言，這是個無任何感情色彩的中性詞，使用起來不會有絲毫猶豫，可是對哲也來說，聽到這個詞會很傷心。「我們的財產，」他說，「現在就被稱爲gareki。這場災難之前，它們還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現在，它們保存着我們的回憶。我不喜歡聽到那些東西被稱爲‘瓦礫’。」現在，人們要像對待gareki一樣對待他的學校——曾經擁有快樂生活的地方，埋葬了他的朋友和妹妹的地方。「如果學校被拆除，將來的人就不知道這裏發生過什麼，」他繼續說，「我不希望校舍被徹底毀掉。」
即使在海嘯發生後的最初幾天，哲也也極少有情緒化的表現，這讓英昭十分擔心。但在對大學聽衆說出上面那番話後，他頹然跌坐在座椅上。英昭不得不把他從講臺帶到一個安靜的房間。爸爸問兒子怎麼樣，兒子把頭靠在桌上，說：「我開始想所有人都是怎麼死的，他們都有些什麼感受。想到這些我感到很沉重。」
最後由石卷市市長決定如何處置學校。2016年2月，他召開了一次公開會，討論學校的未來。這一次哲也沒有到場，但他錄製了一段視頻，請求保留學校。平塚直美的丈夫真一郎是強烈要求拆除學校的人之一。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把對立的雙方分隔開來。無論結果如何，都將帶來痛苦。對一些人來說，學校廢墟代表着心愛孩子的死亡，而在另一些人看來，這裏有他們孩子最後存活的軌跡。
市長在接下來的那個月做了決定。學校將被保留下來，並會圍繞它修建一個紀念公園。但四周會種上很多樹，這樣路過那裏的人就看不到學校廢墟。
前校長柏葉出庭作證兩週後，舉行了第二次聽證會，更多證人出庭接受盤問。考慮到出庭的折磨，受害家庭代表律師吉岡決定不傳訊倖存的孩子，但是六年級女孩天音的媽媽浮津美和惠出庭作證了。地震發生的時候，她下班在家，在聽到電臺的海嘯警報後就立即驅車兩英里前往學校，她直接找到女兒的老師佐佐木孝，當時他正與班上的學生一起站在操場上。「我對他說：‘我從汽車收音機裏聽到報道說海嘯高度正越來越高，所以請快跑上山吧。’」她陳述道，「我抓住他的左臂，指着山說：‘海嘯要來了。他們說有20英尺高。’我很生氣，大聲叫起來。而他完全不在乎，拍了拍我的肩膀說道：‘冷靜，太太。’」
佐佐木先生讓浮津太太把天音帶回家。小女孩哭個不停，讓其他孩子心煩意亂。這讓這位媽媽大吃一驚，因爲天音不是一個愛哭鼻子或敏感的孩子。後來天音解釋說，她聽到同班同學佐藤雄樹和今野大輔與老師的爭執。
老師，我們到山上去吧。
我們應該爬到山上去，老師。
如果我們待在這兒，地面可能會裂開，把我們吞進去。
如果我們待在這兒，可能會死掉！
這讓她想起了幾天前做的一個夢，她的所有朋友在夢中都陷入了一個翻騰混亂的旋渦。想起這個噩夢，她就止不住害怕起來。
* * *
19個受害家庭的成員因爲不同的理由出庭作證，每個人的接受與猶豫程度也各不相同。對一些人而言，承受多年的悲傷和困苦之後，經濟補償就如同久旱逢甘霖。而在另一些人看來，給死去孩子的生命標價是難以忍受的苦澀。但我見過的所有人都認同一件事：最重要的不是錢，而是揭露學校究竟發生了什麼。一段時間後，這樣的聲明開始讓我感到困惑——經過數年調查，這些家庭已經知道大量事實。
學生迅速從校舍疏散出來，在操場上的長時間滯留，佐佐木草率的自信，石阪的猶豫不決，然後是驚慌失措地逃向海嘯的血口——所有這些都已記錄在案，並在目擊者的敘述中得到證實。教育委員會或許能在責任問題上閃爍其詞，但學校發生了什麼以及究竟是誰失職，已經十分清楚，還有什麼「真相」需要進一步揭露？當我向紫桃佐代美提出這個問題，她只回答了一個詞：「遠藤。」
在第一次情況說明會上露面後，遠藤純二就銷聲匿跡了。在許多家長看來，真相隨着他一起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這也是起訴的意義所在——迫使遠藤現身，強迫他站到證人席上，最終說出他一直含糊其辭的真相。「情況很簡單，」吉岡說，「有一名當時在學校且倖免於難的成年目擊者。家長只是希望從他口中清楚聽到自己的孩子在生命最後一刻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們是如何被海嘯沖走的，又是如何死去的。」
遠藤仍然堅稱自己的精神狀態不適於出庭。法官完全有權力要求他出庭，吉岡也要求他們這麼做。與此同時，他還試圖控制家長的期望值。
他指出，想要打贏官司，他們就要證明老師本可以預見海嘯的到來——遠藤可能有助於達成這一目標，但同時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證實這一點。即使他出庭作證，也很可能在市政府代表律師的指導下，給出模棱兩可的具有誤導性的證詞。家長點頭表示理解，但只有這位律師清楚，爲了在法庭上見到這個男人，聽他開口說話，他們已經投入多少精力。
我問紫桃佐代美，她究竟期望從遠藤口中聽到哪些她不知道或無法猜到的事情。
「當時發生的一切。」
「比如說？」
「當時的天空什麼樣，」她答道，「風是怎麼吹的，當時的氣氛怎麼樣，孩子的情緒怎麼樣？老師真的想挽救他們的生命嗎？孩子覺得冷嗎？他們想回家嗎？我的孩子怎麼樣？最後一個跟她說話的是誰？逃跑時誰跟她在一起？她有握着誰的手嗎？即使知道這一切，也無法換回千聖。但是，我就是想知道當時發生的一切。」
2016年4月21日，仙台地方法院舉行了最後一次聽證會。隨後，律師做出最後的書面陳述。石卷市政府準備了一份23頁的材料，第二被告宮城縣的代表律師提交了9頁材料，吉岡則提交了整整400頁的一本「書」，裏面充滿各種示意圖、圖表、統計數據和法律論據。他是一個冷靜沉着的人，但提交完材料後，他內心有難以抑制的欣喜之情。「我和同事談起這件事，我們想不出任何輸掉官司的理由，」他告訴我，「沒有一個理由——這是極少出現的情況。」從第一次提交卷宗到最後一次書面陳述，這場官司持續了2年零3個月。吉岡表示，以日本的司法標準來看，這已經「非常快了」。
但是首席法官裁定不傳喚遠藤純二作證。他沒有義務說明這麼做的理由，不過吉岡把這當成一個有利信號。它暗示着原告通過其他方式成功地進行了申訴。法官不需要再多一位證人說服他們，無論如何，他們都不願意強迫一個被診斷爲精神有問題的人。
「只要他還活着，我相信他將再次與我們的生活發生交集，」佐代美說，「可能不是在法庭上。但我們還有機會見到他，聽到他說出不得不說的話。不止遠藤一個人的生活變得支離破碎。他不是唯一一個承受精神折磨的人。我不僅僅是指我們的生活發生了改變。我是指我們腦子裏有東西不一樣了。那天以後，每個人都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 * *
[1]獨輪車和木製高蹺是日本小學的特色，目的在於培養孩子的平衡能力。
[2]這棵樹死後，陸前高田市當局花了150萬日元將其砍倒，再把它挖空，用假樹枝和假松針重新組裝起一棵樹。此外，南三陸災害預防中心的拆除被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