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誰是我的鄰舍

　　在20世紀70年代，烏干達只允許幾種主流宗教存在——伊斯蘭教、天主教、英國國教以及希臘東正教，伊迪·阿明的民兵四處迫害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士。各地的廣播電臺播出公告，宣稱週五是休息日，週六是工作日，以阻止那些不合法教會的成員，特別是基督復臨教會員週六參加宗教活動。
　　這可能會嚇退一些人，但不包括我的爺爺史蒂芬·盧克瓦，願上帝保佑他的靈魂。就像《但以理書》裡的故事一樣，當尼布甲尼撒用黃金打造了一個高大的偶像並要求人人對它頂禮膜拜，違者扔進熔爐的時候，史蒂芬就像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一樣拒絕崇拜其他神，寧願為自己的信仰獻出生命。
　　史蒂芬原本同時擁有五個妻子，我外婆是他的第一個妻子。她生完最後一個孩子之後曾出血不止，被送到布謝尼區的伊薩卡復臨教會醫院，在那裡住了幾個月才復原。這件事給史蒂芬以極大震動，而醫院對病人的關心愛護和精神療法則促使他下定決心，讓耶穌成為自己的救世主。
　　史蒂芬是個富有的人，他經營漁業，還有大片的香蕉種植園，他遣散了五個妻子中的四個，但繼續供養她們和她們的孩子。他捐贈土地建了一所教堂，並自己出資施工和裝修。他還為他的僕人支付了週六的工資，那樣他們就不用在安息日那天工作。凡是上教堂參加活動的人，他都管飯。他家裡總有很多人：病人、窮人和孤兒。在他們去醫院的路上，那是一個收容所和歇腳處。
　　史蒂芬就是這樣虔誠地追隨著上帝。
　　阿明掌權以後，當地民兵關閉了教堂，但這不能阻止史蒂芬。他的宅邸有十二間房，還有鐵皮屋頂，後面是圈養牛和羊的畜欄，側面是香蕉種植園。最中間的屋子裡有一張長桌，周圍擺放著很多椅子。到了星期六，他的家人、鄰居和僕人在這裡祕密聚會，爺爺從抽屜裡拿出聖經，大家一起舉行敬拜活動。
　　當然，史蒂芬和他的集會沒能逃脫阿明的怒火。有人聽到了他們的歌聲，並向地方官員舉報他擅自舉行宗教儀式。一天晚上在他們禱告的時候，傳來了敲門聲。所有人立刻跪下來，祈禱入侵者能夠離開，但可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因為來的是當地的民兵。士兵強行闖進來，將史蒂芬帶到了次級行政區的辦公室。他被迫入獄三天，期間他拒絕進食，後來在地方長官的勸說下，民兵才釋放了他。
　　我的爺爺曾不止一次因為他的信仰而被捕。每次被關進監獄，他都會為逮捕他的人祈禱，希望他們能獲得救贖。最後史蒂芬獲勝了：阿明在1979年被迫下臺，烏干達的流亡者和坦尚尼亞軍隊一起把他趕走了。
　　現在一座新的復臨教會堂矗立在我爺爺多年前捐贈的土地上，那是一棟方形的紅磚建築，周圍綠草如茵，樹木環繞。地板刷過了水泥，但與這一帶的大多數教堂一樣，入口處沒有門，窗戶上也沒有玻璃。
　　新教堂比舊的要大，可容納120人。旁邊是牧師刷過灰泥的住所，他是一個瘦削的男人，與妻子和三個孩子生活在一起。迪姆·約瑟牧師被姆巴拉拉區教會任命為本地牧首，他心地善良，同時也是一個能鼓舞人的社區領袖。
　　我走進教堂，穿過兩邊是一排排木頭長凳的過道，仍然止不住想起斯科維亞。我在第一排坐下，凝望著簡樸的聖壇和講臺，回憶起上週六我應迪姆牧師之邀布道的場景。
　　禮拜從主日學校(基督教教會為了向兒童灌輸宗教思想，在星期天開辦的兒童班)開始，至少有六十名參加者，很多是兒童和青少年。想著即將進行的演講，我不覺緊張起來，儘管我曾為了那卡小學在數不清的教會和民間組織面前做過演講，但這裡畢竟是我童年時代的教會、我自己的社區，在陌生人面前講話，總是比在朋友面前要容易。
　　教學環節之後，迪姆牧師上前祈禱並接納供物。此刻我的心簡直跳到了喉嚨口，真擔心自己會忘記所有想說的話，只好用母親的話來提醒自己：「關鍵不是你相信什麼，而是你依據自己的信念做了什麼。」無論在這些人面前講話是多麼難，我也只有按自己的信念來行動一途。
　　「現在歡迎我們的嘉賓、我們的兄弟、我們社區的孩子遠道而來為我們演講，」迪姆牧師說，「有請特威西格耶·傑克森。」
　　我站了起來，忽然不再感到恐懼了。
　　「誰是我的鄰舍？」我問。
　　我從好撒馬利亞人的典故開始講起，就是《路加福音》記載的一位普通人救助路邊一位被打傷者的故事。兩千年前，耶穌用這個故事來質疑當時的宗教機構，現在我引用這一典故，是希望人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考慮自己的社區責任。
　　「這故事言簡意賅，」我說，一面看了看屋子裡坐在我面前的一些孤兒，「它也適用於愛滋病引發的災難，目前已有四千萬人因此遇難，一千五百萬名婦女因之守寡，還有一千四百萬名兒童失去了父母。這寓言令我們不禁要問，誰是我的鄰舍？難道只是住在我們隔壁的鄰居嗎？難道只是上我們教堂的人嗎？或者只是我們認識的人？那我們不認識的鄰村人呢？住在另一個國家的人呢？還有地球那一面的人呢？難道他們就不是我們的鄰舍了？」
　　多數聽眾表示贊同。這一寓言涉及非常根本也普遍適用的道德原則，而耶穌通過塑造四個角色的行為，給我們上了非常生動的一課：傷者、祭司、利未人和撒馬利亞人。
　　「故事一開頭，有一位傷者躺在路邊，但這個人到底是誰呢？我們知道他被劫匪毆打，受了重傷，急需幫助，但我們並不知道他的種族或國籍。我們也不能確定，他是不是因為參與了一些非法的勾當才被毆打，抑或只是一個無辜而又不幸的過路人。他甚至可能是劫匪的一員，動手的人是他的同夥。」
　　「這個故事真正打動人心的地方，不在於他受傷的原因，而在於撒馬利亞人對他的救護。傷者是否無辜，根本無關緊要。聖經要求我們對那些痛苦的人伸出援手，而無須問任何問題。」
　　「我們難道可以區分那些受害者，說他們是罪有應得或無辜受害嗎？」很多基督徒認為愛滋病是上帝對有罪行為的天譴，這只會讓問題更加複雜。「聖經講得再清楚不過，誰才有審判的權力和責任。是上帝，不是我們。阿門。」
　　「阿門。」人群回應著。
　　「在這個故事裡，正是祭司和利未人這些神職人員，對傷者的痛苦視若無睹。而被當時的宗教圈子視作異端和不潔淨者的撒馬利亞人，卻毫不猶豫地上前救人。」
　　具有諷刺意味、又有幾分可悲的情形是，愛滋危機與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頗為類似。宗教機構常常對此裝作不知，甚至譴責受害者，出手相助的往往是非宗教機構。聯合國、蓋茲基金會、影視明星如歐普拉·溫芙蕾和伊莉莎白·泰勒、同性戀人群還有自由派都參與進來了。誰會想到一位搖滾明星成了帶頭人呢？事實是U2搖滾樂隊的主唱波諾為化解愛滋危機做出的貢獻比其他任何人都大。
　　「太多的時候我們沒有把信仰付諸行動，」我說，「結果我們成了忽視傷者的人。」
　　1998年我在曼哈頓生活的時候，我的上司是一位著名的女權運動領袖，還獲得過聯合國的嘉獎。她不相信上帝，但同意彼得·辛格的很多觀點，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激進倫理學家。對很多基督徒來說，辛格的一些觀點在道德上難免令人震驚，但他的作品能激發我們去思考自身行為的倫理意味，特別是思想和行為之間的聯繫。辛格用一個溺水兒童的例子來分析人們的選擇。在毋須任何犧牲的情況下，我們中有多少人會對一個孩子見死不救？我認為沒有這樣的人。但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會出於對自身的考慮而選擇忽略孩子？顯然很多人心裡存在著這樣的界限。
　　「好撒馬利亞人不僅可憐路邊的傷者，還包紮了他的傷口，塗了油和酒作藥膏。他讓那人騎著他自己的驢子到附近的客棧，還替他支付了住宿費。他甚至答應回來看他。這就不僅僅是關心一下而已，這是盡心竭力地幫助，」我停了一下，「難道還有比這更無私的嗎？」
　　「沒有了。」人群答道。
　　「作為基督徒，我們有三種選擇，」我說，「我們可以祈禱，我們可以給予，我們可以行動。我們也可以三個都選。」
　　我常常想愛滋危機會如何載入史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和災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罪惡和過失，只需看一眼世界歷史便可知曉。愛滋危機的結果目前還無法預測，疫苗是否會出現、什麼時候能出現、將有多少人死於愛滋病都是未知數，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耶穌會讓我們做什麼。
　　「我能確定的是神對世人的期望。我很確定神把孤兒寡母視作我們的鄰舍。他們住在坎帕拉還是那卡葉茲無關緊要。他們是新教徒、穆斯林還是天主教徒也無關緊要。他們是我們的鄰舍，受了傷害躺在路邊，無依無靠。難道神不會要求我們停下來？難道神不會要求我們同情他們、安慰他們、為他們療傷並且照料他們嗎？」
　　聽眾呼應著我的阿門。
　　那個週六，教堂裡充滿了希望。人們深受鼓舞，都願意去祈禱和贈予。但今天早上，我獨自一人坐在這裡面對上帝，周圍是一片寂靜。我沒有繼續被斯科維亞的痛苦折磨，希望慢慢來到我的心間。我想起了《馬太福音》第25章裡的一段話：「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為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我實話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我低吟著，「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當耶穌結束了他的好撒馬利亞人寓言，他問神職人員，三人中的哪一個是傷者的鄰舍。那人回答說是憐憫他的人。然後耶穌說了最重要的一句話：「你去照樣行吧。」
　　「我會的。」我低聲說，又想起了斯科維亞。
　　「這個湖可真大，理事。」
　　的確如此，但我不會讓苦難的海洋、隔閡的海洋來阻攔我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