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與蒙多教授會面

　　每次去烏干達，我的感覺都好像是要把本該一整年做的事情壓縮到兩個星期做完。這次也不例外。就寢之前，我總算設法和蒙多教授敲定第二天早上九點見面，但時間不能太長。他只在那個時候有空，因為之後還要去參加內閣會議。
　　昨晚與森帕促膝長談到凌晨，想按時起床真是困難。不管有沒有時差，我都得讓自己成為一個大忙人，習慣這忙碌的日程表。
　　森帕的妻子準備了豐盛的早餐，有馬託基、木薯，還有新鮮的水果。
　　她滿面笑容地迎上來：「早安，要不要來點咖啡？」
　　「不用了，謝謝你。」我說。儘管在美國生活了那麼久，我還是對咖啡這東西不太感冒。
　　收音機裡的早間新聞涵蓋了國內外人們關心的種種熱點話題，最受關注的莫過於不久前去世的前總統米爾頓·奧博特。奧博特是典型的獨裁者，然而和夾在他任期中間執政的伊迪·阿明相比，未免有些小巫見大巫了，最終，他在1985年因軍事政變被迫下臺，隨後以政治避難的名義逃到尚比亞尋求庇護。如今他的家人希望將其遺體帶回故土安葬。烏干達國內對此意見不一，爭論不休，有些人贊成他落葉歸根，其他人則希望他永遠被流放。
　　森帕西裝革履地走了進來。
　　「你起得真早，」他感嘆道，「是要去外匯兌換點嗎？」
　　「是。」我當然也可以透過西聯匯款來兌換學校的資金，然而街上那些外匯兌換點的匯率對我更有吸引力。企業也許不介意那些微的差異，但我們的每一分錢都必須花在刀口上。當45美元就能支付一名學生全年的書本費時，我願意竭盡全力去省幾美元。
　　「上午我還要見蒙多教授。」
　　他點點頭。「我也希望他能幫上忙。出了這樣的事情，傳出去有損我們的聲譽。」
　　吃過早餐，我叫了一輛計程車，實際上那是一輛15人座的廂型車。車子開到坎帕拉路，我便下車開始步行。走在馬路上，我周圍到處都是汽車引擎的轟鳴聲與喇叭聲，我下意識地把背包緊緊抱在胸前。其實這裡並不屬於坎帕拉的危險區域，遭遇偷竊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我知道自己身上揣著不少現金，所以心裡總覺得不踏實。
　　在坎帕拉路最大的十字路口，穿行在行人、轎車、計程車和蹦躂組成的洪流中，喧鬧的景象不禁讓我回憶起自己第一次來坎帕拉的情景。高中全班同學一起坐在卡車裡穿過這座大城市，川流不息的人群讓我驚訝不已。在我們自己的村子裡，哪有什麼人流啊。我的好朋友感嘆道：「能在趕集日來這裡，真是太好了。」那個時候我們哪裡知道，在坎帕拉，天天都是趕集日。
　　我跑了幾個兌換點，發現最好的匯率是1850先令對一美元。這不是我最想要的匯率，但我別無選擇。我對自己說，這至少比銀行的匯率要好。然後我匆匆趕去會面。
　　蒙多教授的辦公室位於「全國抵抗組織」祕書處大樓，這幢老舊的大廈很可能是在阿明政權時代建造的。阿明雖然是個殘酷無情的獨裁者，但他確實給這個國家留下了很多結實的大樓，這也許是他做的為數不多的好事情。
　　環繞祕書處大樓的水泥牆足有十英尺高。我穿過馬路，向開著的大鐵門走去，裡面的停車場裡滿是豪華公務車和越野車。大門左邊的崗亭裡，可以看到兩名守衛。一人緊握來福槍，另一人坐在一張桌臺後面，神情嚴肅。
　　拿槍的人要求我出示身分證明。我遞給他我的烏干達護照，而他查得相當仔細，多次抬起頭來，看我的容貌是否和照片上完全一致。這樣過了一會兒，他又把護照遞給旁邊的人，他看得也一樣認真。
　　「等你出來的時候再還給你。」他說道。
　　我對他們說了謝謝，穿過停車場，進了玻璃門，裡面是不大的前廳。乘著吱嘎作響的電梯，我很快就到了六層。一出電梯門，我差點迎面撞上另一名持槍守衛。
　　我等待著他的盤問，但他只是點頭示意，讓我通過，我也樂得遵命。走廊裡乏善可陳，沒有美國建築物裡常見的裝飾畫和綠色植物。蒙多教授的辦公室在左手第二個門，門上的銘牌寫著：內政部長。
　　進得門來，一位男祕書熱情地迎接我，還有一位身著西裝的男士坐在旁邊的椅子上，不耐煩地等待著。
　　我其實有一張祕書和這位男士都不知道的王牌——血緣優勢。蒙多教授是我母親那邊的親戚，也是魯巴波議會的議員，那裡離學校不遠。對於政府裡通行的貪汙受賄的那一套，我一點也不喜歡。為救那卡小學打點官員，這種事情我堅決不幹。但現在除了他，我還能向誰求助呢？要走正式的流程，時間也來不及了。
　　蒙多教授自己的房間氣氛宜人，與枯燥乏味的外間對比鮮明。舒適的天鵝絨軟墊紅木椅配奢華的酒紅色地毯，中間是一張玻璃頂的咖啡桌。一側的長沙發上面，是占據了整面牆的大幅烏干達地圖。另外一側擺著一張很大的桌子，上面堆滿了文件夾和文件箱，箱子裡也滿是文件。雜物中露出一面小小的烏干達國旗。
　　桌子後面的蒙多教授站了起來。他衣著相當整齊，西裝是灰色的，酒紅色的領帶用來搭配周圍的裝飾。
　　「歡迎你的到來，歡迎！」他說道，同時微笑著握了我的手。
　　這個人身上幾乎看不到歲月的痕跡，臉上只有幾道輕微的皺紋，算是證實他年紀已經不小了。頭髮剪得很短，因此不太看得出變少和變白的趨勢。他示意我坐在沙發上，又問我家人的近況。
　　填寫來訪卡的時候，我想起還有禮物要送給他。我打開背包，拿出了印有那卡小學照片精選集的桌曆。
　　「這個小禮物是謝謝您對我們的關心幫助。」我說。
　　「我該謝謝你才是，」他說，一面瀏覽著桌曆，「你讓我明白了有志者事竟成。」他將桌曆立在了咖啡桌上，然後抬起頭來，「校舍今年就能建好麼？」
　　「一定能，」我說，「現在只需要給一些地板鋪水泥了，然後就是完結性工作。門、百葉窗、遮陽篷，還有灰泥。」
　　蒙多點點頭。「唉，要不是因為我們政府的心思都在貪汙受賄上，我們的教育事業早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只要有政府的地方，就會有腐敗，」我說，「關鍵是不讓腐敗失控。」
　　蒙多由衷地點頭表示同意。「而要清除腐敗，我們就得提高國民的受教育水準。」
　　這是可怕的惡性循環。貧困無知的民眾常常有奶便是娘，為了眼前的一點好處，就投票給肯賄賂他們的政客，而這些不擇手段的人一旦登上政治舞臺，便肆無忌憚地將個人利益置於人民利益之上。不過，到底有穆塞韋尼嘗試打破這樣的循環。事實上，烏干達政府近期的一項重要議案，就致力於在全國範圍內改進教育。
　　「我們在全力以赴，」我說，「現在有一年級到四年級的118個學生，我們還打算在2006年1月開五年級班，並再招30名新生。」
　　烏干達的教育系統是小學七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高等教育歷時兩到五年，包括技術學院、師範學院、商學院或綜合性大學。綜合性大學一度免學費。然而現在，這部分政府資金已被轉到了全民基礎教育項目上，用於資助初等教育，相應的目標是確保全民掌握基本的讀寫技能。儘管如此，識字率仍然只有區區的百分之四十二。
　　「我們的學生在能力測試中表現非常好，」我說，「我們現在是遠近聞名的好學校。」
　　「不出所料。」蒙多說。
　　「我們的第一批學生將於2008年12月畢業，」我提醒他，「我們會給您發畢業典禮的邀請函。」
　　「我一定去。」
　　「謝謝您。」如果學校沒關門的話，我的潛意識不由自主地提醒我。
　　蒙多看了看手錶。
　　「我還有一件事想告訴您，」我說，「卡農古區的警察在找我們的麻煩。」
　　「警察？」
　　「我們的一位志願者是馬凱雷雷大學的學生，他叫瓦布納·米爾頓，幾個月前他在學校外面被警察打了。」
　　蒙多垂下了頭。毫無疑問，這些年他了解到的很多毆打和殺戮事件，其情節之殘忍，性質之惡劣，遠超過我的想像。即使是在今天，北方仍有叛亂，聖靈抵抗軍(於1987年組成，是一支活動於烏干達北部以及南蘇丹、剛果民主共和國東北部和中非共和國的游擊叛軍，該組織參與針對烏干達政府的叛亂，也為非洲多個國家帶來了嚴重災難)常會穿過蘇丹邊境，一路燒殺劫掠無惡不作。然而在烏干達南部，局勢相對平靜，警察打人似乎是過去的事了。
　　「米爾頓從坎帕拉給那卡帶了十二箱鞋子，」我解釋道，「運貨的人在坎帕拉裝箱，到坎布加卸貨，也都清點過了。米爾頓又僱車把箱子運到那卡。可在他到了那卡以後不久，那些運貨的人出現了。他們說車上丟了一盒值六百萬先令的電話卡，聲稱是他拿走的。他們也跟米爾頓的司機說了，也檢查了米爾頓的每個箱子，但沒找到電話卡。」
　　「米爾頓認為這事結束了，但當他乘著蹦躂回到坎布加的時候，卻被運貨的人和一個當地的警官攔住了。他們開始打他，堅持說他知道盒子在哪裡。他當然一點也不知道了。所以他們就一直打他，直打得他頭破血流，一隻眼睛也腫得睜不開了才停手。」
　　「真是沒有底線。」蒙多低聲說。
　　「他們旁邊就是醫院。但他們不僅沒把他送進醫院，還把他關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他才費盡力氣聯繫上了我的姐姐。她找到一位當地的議員，總算把他保釋出來了。」
　　蒙多皺著眉頭問：「那現在怎麼樣了？」
　　「又託了一些人，警察也結案了，可是米爾頓的一隻眼睛看不見了。說是罪犯都逃走了，唉，真是沒有公道可言，也沒處說理。」
　　「可能有誤會，」蒙多的聲音平靜而堅決，「但發生了這種事，就什麼都不用說了。你放心，我會盡力而為，但我沒辦法保證什麼。人在江湖，有時身不由己，這個你也知道。」
　　我已經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真難以想像，蒙多怎麼受得了日復一日、單調沉悶的立法工作。政客都想著怎麼給自己撈到更多好處，而不願意付出。蒙多教授不是那種人，然而他還是成為了身居高位的勝出者。
　　蒙多站了起來。「我很想和你再聊一會兒，」他說，「但我還有公事要辦。」
　　「您能抽出時間來，我非常感激。」我說，再次和他握手。
　　我抓起背包，離開了辦公室，對外面那位可憐的等候者點了點頭，天曉得他還要再等多長時間，因為蒙多還要趕去參加他的內閣會議。大家都有難處，我想著，覺得有點難過。但我隨即想到，困境固然可以挫敗人的意志，但也同樣可以催人奮進，人可以心灰意冷，但也可以鬥志昂揚。關鍵是我們如何選擇和面對。
　　等我走到電梯那裡的時候，只覺手裡的包彷彿已經輕了不少。我放鬆下來，對守衛報以由衷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