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這裡無街燈

　　2004年11月10日，在印第安納州布盧明頓的查普曼飯店，戴維·布雷默、奧托·雷還有艾倫·皮斯出資贊助那卡舉辦了第一場義賣。這次活動吸引了二十多個人參加，有人捐了錢，還有的默默拍下一些非洲工藝品，總共籌集了兩千多美元。我打算就用這筆錢給我們那幾位老師加點工資，好讓他們每月能拿到85美元。我還受邀到布盧明頓北部的馬丁斯維爾做了演說，那裡的「信仰教會」也有好幾個人捐了錢。
　　不久，我們收到了史蒂芬·劉易斯基金會的來信，他們決定先撥一年的資金來改善老師和學生的狀況，洛克菲勒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創立於1913年，是美國最早的私人基金會，也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幾家基金會之一)也一次給了我們3000美元的捐助。2005年12月，兩位教授還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黛博拉博士專程趕到那卡葉茲村考察了當地的情況，他們對丹尼斯的自來水供水系統很感興趣，回去之後馬上籌夠了錢。就這樣，丹尼斯的供水計劃終於在那卡葉茲村啟動了。
　　這僅僅是忙碌的開始，我不得不把自己找工作的事都停了下來。越來越多的錢捐到了學校，但我家的經濟狀況卻吃不消了，只能靠著微薄的收入勉強生活。
　　接下來的兩個月裡，我先是去了東蘭辛的扶輪社、加州的戴維斯，接著又到了弗雷蒙特、芝加哥，後來又回到了布盧明頓的扶輪社，就這樣我每天都忙著到各地的教會演說籌錢。在阿肯色州小岩城的時候，我還主持了貝蘭達父母所在教會的一次禮拜。在特克薩卡納和納什維爾，我也做了幾場相對比較正式的展示。真是忙得不可開交。
　　那個夏天，我去了很多教會做演說。捐款越來越多，有的人還專門到那卡學校看了看。我父母熱情招待著這些從美國、加拿大、日本甚至是納米比亞來的朋友，學校的發展也終於邁上了一個新的階段。
　　然後，我再次回到了那卡葉茲村。
　　當飛機上亮起繫好安全帶的指示燈時，乘務員提醒我們趕緊就坐，那一刻，原來的顧慮又回來了。我原以為只要有了資金，一切就會好起來，可隨著學校的發展，我肩上的責任也重了。2005年，學校的一切進展得都還算順利，但接下來的2006年會是什麼樣呢？到那時，學生的人數就會達到120個，老師也要增至4個。可現在的情況怎樣呢？還有一間教室沒完工，學生們的學習用品也還沒有著落。對史蒂芬·劉易斯基金會的申請又要開始了，這一切都還沒有完成。
　　坐在那裡，我回想著這一年自己都到過哪些地方，在哪裡做過募資演講。2006年，我既要想辦法增加演講次數，又得積極保住自己的工作，但這怎麼才能兩全呢？
　　飛機終於降落了，在跑道上慢慢減速。這時，我把扶手上的安全帶解開了。
　　就要到家了，我心想，試圖把一切煩惱都拋諸腦後。很快我就能和家人在星空下暢談了，一定要跟幾個朋友出去喝杯啤酒。還有那美味的食物，為了吃上尼羅河裡新鮮的鱸魚，我都苦苦等了好幾個月呢。
　　下了飛機，只看到跑道兩旁亮著昏暗的燈光，我朝機場大廳慢慢走去。夜空中有好多星星在閃爍，東方的金星尤為明亮，就像一個燈塔照在遠方。夜裡的空氣暖暖的，帶著一種濕潤的、甜甜的感覺。這就是維多利亞湖的氣息，在東非那片綠洲裡，它就是一顆耀眼的藍色明珠！在密西根待久了，總覺得它的秋天太蕭瑟，以至於冬天都是那麼的死寂、淒冷，所以這裡的溫潤讓我很愜意。不論我和我的祖國身處何種困境，它都永遠那麼溫暖、那麼明媚，處處充滿綠意，處處都是生機。難怪當年英國的殖民者來到這裡之後就被它「征服」，還把它讚譽為「非洲大地上的明珠」。
　　可是眼前熟悉的一切還是止不住我思念遠在美國的妻兒，我從褲子口袋摸出手機，尼可拉斯那明亮的眼睛還有那燦爛的笑臉浮現在了我的眼前。
　　「你要去哪裡啊？」我從越野車的後面往下搬東西的時候，坐在車裡的尼可拉斯好奇地問道。為了確保這些箱子不超重，我們兩人花了半個小時去打包、稱重，翻來覆去弄了好幾次才搞定。他跟我一起整理那會兒蠻高興的，直到我們到了機場，他才明白我要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我要回去看爺爺奶奶了。」我這樣告訴他。兩年前他跟我們回去見過爺爺奶奶，不過那時他才18個月大，我都不知道他對那裡還有沒有印象了。家裡有幾張照片，有時他還會拿出來看看。「我不在家的時候，你就要做個小男子漢，好好照顧母親。」
　　「沒問題！」尼可拉斯答應道。
　　當我把後門關上的時候，小傢伙可不像剛才那麼勇敢了，他開始哭了起來。
　　「我很快就會回來的。」我透過司機那邊的窗戶跟他說。
　　「別走！」尼可拉斯哭喊著。
　　「你哭成這樣怎麼能照顧好母親呢？」我只能這樣安慰他。聽到這話他一下子就不哭了，我轉過去看了看貝蘭達。
　　「到了坎帕拉我就給你打電話，放心吧。」我說。
　　「希望你一路平安！」她說。
　　「我也要去。」尼可拉斯像是下定了決心，很肯定地說。
　　「我又沒辦法給你買票。」
　　「我可以藏在包裡呀。」
　　「我知道你能鑽進去。」說這話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時候我也是這麼倔，「但你怎麼呼吸呢？」
　　「我能憋氣！」
　　「你可要好好照顧他哦，」我半開玩笑似的跟貝蘭達說，「說不定他真會做出什麼事呢！」
　　「可不是我照顧他，」貝蘭達說著就把手伸過去摸了摸他的頭，「得他照顧我呢！」
　　「就是，爸爸，你忘了嗎？」
　　在海關排隊的時候，我就有點後悔沒把尼可拉斯帶過來。不過這次真的很不方便，我回來還有好多事要去處理，根本顧不上管他，再說家裡也沒那麼多錢再買張票了。
　　等行李的時候，我在傳送帶上只看到了一個箱子，另一個行李袋卻不見了蹤影。有那麼一瞬間，我還想著是不是尼可拉斯真的藏進去了，如果行李處的人員看到他在貨艙裡怎麼辦呢。想到這裡，我疲倦的臉上甚至還露出了一絲笑意。還是現實一點吧，我得好好想想這一路怎麼把裝禮物的那一個大包帶回去。在家的時候，我把它拿膠帶纏了又纏，就是怕這一路顛簸會把它弄破，可最終它還是沒能承受住這段艱難的旅程，拉鍊掉了，包縫也裂了。
　　行李袋裡裝的是「種子與光國際基金會」今年分給我們學校的種子，這家阿爾伯克基的國際機構幫助過很多人。我們這些種子一部分要種在學校，等收割之後會成為孩子們午飯的一部分，有時也會讓孩子們把做好的飯帶回家去。另一部分種子會分到那些學生的家裡，要嘛是給他們的奶奶，要嘛給他們別的親戚。如果村裡的哪戶人家願意收留我們的學生，學校也會分給他們一些，算是對他們照顧這些學生的謝禮吧。在他們眼裡，有黃番茄這樣的作物就很不錯了。這些東西能幫他們勉強維持生計，讓我們也很高興。
　　終於，那個袋子出現了，謝天謝地。我把它提起來放到手推車裡，走出了行李區。在轉角處，我看到有一群人在乘客區等人。
　　還沒等我反應過來，老朋友森帕·貝克就迎上前來跟我握手問好。
　　「歡迎回來！」他跟我說道。
　　「森帕，」我說，「見到你真好！」森帕是個有點害羞的人，說話聲音不大，可心地善良，而且腦筋特別好。從那卡學校開始到現在，他一直為學生免費提供課本，這幫了我們不小的忙。而且在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要確保那些捐來的錢沒有亂花都用到學校上面就得找個靠得住的人來管帳，森帕就是那個我可以完全信賴的人，他絕不會從我們的帳戶裡面拿一分錢，更不會私自拿著它亂花。
　　「真是好久沒見了！」森帕圓圓的臉上露出了會心的笑容。
　　「兄弟，最近怎麼樣？」
　　「還行。」他答道。
　　我在揣摩著他的語氣。森帕的父親有好幾個妻子，他的童年過得也不愉快，經常要搬家不說，連自己信什麼宗教都不能決定。後來工作的時候，他終於遇到了生命中唯一的女人，善良可愛的馬喬里，現在他們兩人有三個乖巧動人的女兒。
　　話雖這樣說，可森帕的情況並不是很好。年輕的時候，他害羞得都不敢靠近女孩子，這麼大了也只跟馬喬里一人約過會。就是這樣一個人卻被診斷出染上了愛滋病。幾年前我就知道了這事，但他不願跟人提起也不願去想，他一直都很樂觀，什麼事都往好處想。
　　「貝蘭達和尼可拉斯怎麼樣？」他問起了我的妻兒。
　　「他們也很好。」
　　「車子就在那邊停著。」森帕指著對面昏暗的停車場說道，他還順手接過了手推車往前走著。
　　我走在他後面，心裡卻是揮之不去的悲傷。森帕家裡可不止他一個人染上了愛滋病，妻子和兩個女兒也是愛滋病患者。因為第一個女兒倖免於傳染上這疾病，他們懷疑家裡的愛滋病是不安全的醫療措施導致的。在坎帕拉，醫生們給大多數孕婦接生時都是剖腹產，他們只想著能多賺點錢，所以醫療器械的消毒工作做得根本不夠，愛滋病病毒就這樣在醫院裡從一位母親傳給另一位母親。
　　不過，現在坎帕拉已經能買到抗愛滋病的藥物了，所以森帕一家還沒有受到愛滋病的折磨。當初他在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顯得很冷靜。「難怪上帝總是讓我去幫助愛滋病患者呢，」他跟我說起這事的時候還這樣樂觀，「原來他早就知道我也會染上這種病，所以，我一定要盡力幫助這些跟我一樣的人。」
　　我們兩人在他的車後面停了下來，這是輛白色的越野車，已經很舊了。他拿出鑰匙插進後車門，費了很大勁才把它打開。對很多烏干達人來說，平均每天的收入只有2美元，買一輛車簡直就是一種奢望，就是一輛舊車也是不可企及的。我記得小時候，自己連車是什麼樣都不知道，後來長大點，偶爾在路上會看到豐田車拉著人載著咖啡從旁邊經過，那會兒我可從沒想過將來自己也會有一輛這樣的車。即使是今天的那卡葉茲村，連像樣的公共運輸都沒有，更別說誰還有車了。
　　「這是往學校帶的禮物？」他幫我把袋子放到車後面的時候問道。
　　「對，」我回答說，「一些種子，還有鞋。」學生們已經有了校服，可鞋子還是個問題。今年是烏干達獨立的第42個年頭，整個學校都要去參加慶典，看到這些白襪子和黑皮鞋，學生們一定會樂瘋的。
　　「我還有個好消息，」森帕猛地一下把後門關上，我接著跟他說，「學校又收到了兩筆資助。」
　　「確實是個好消息。」他說道。車子轟轟的啟動了，很快就開出了停車場。「這些資助能改善我們好多狀況呢！」雖然按照美國標準，史蒂芬·劉易斯基金會給的不算多，但對學校來說已經是種恩賜了。
　　「國際美慈組織」和「全球兒童基金會」最近也給了我們一筆錢，我非常高興，他們是第一批主動資助我們的人，並且一直都在投資進行新型社區建設，致力於幫助世界各地的貧困兒童和青年人，我很欣賞他們這一點。
　　「嗯，我希望這些錢能夠蓋一個醫療站！」森帕說。
　　「醫療站麼？」他的提議讓我驚訝不已，森帕是我認識的最節儉的人，我敢保證他喝咖啡的錢都是一分一分存下來的。
　　「我們是在辦學校，又不是在辦醫院。」我這樣跟他說。我們已經僱了一位護士，可只能讓她每週來學校兩次，給孩子們檢查身體。瘧疾是村裡人人都頭痛的大問題，雖然給學生備了蚊帳，可還是有學生會被感染。孩子寄宿的家庭裡有很多也買不起蚊帳，他們就把分給學生們的拿來自己用了。現在有了錢，我們就能找一個全職的護士走家串戶給村民講解愛滋病防範的注意事項了，但要建醫療站可不太現實。
　　森帕把車開到了恩德培路上，這是去往坎帕拉的最主要高速公路。「我們總得想想怎麼幫那些孩子吧！」他說這話的時候看了看旁邊坐著的我。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問。
　　路上黑漆漆的，我們的車只好小心翼翼地往前開，險些撞上那些行人和騎摩托車的人。恩德培是維多利亞湖沿岸的旅遊小鎮，以前政府就在這裡辦公，衛生部的大樓現在還在這裡。小鎮早就通上了電，可現在還是沒有路燈。
　　森帕踩了煞車，把車停了下來。「七月份的一天，歌莉婭正在學校給孩子們檢查身體，一位準母親突然來求助，她似乎生下了孩子，但胎盤兩天都沒出來。歌莉婭忙了六個小時才幫她把胎盤取出來。」
　　上帝又在保佑我們了，我心想。歌莉婭只是個護士，從沒受過助產士的培訓，但這裡又沒有別的人懂這個，總得有人做呀。
　　「有時候總是免不了發生點意外。」我說。
　　車子加速開過了海邊的一家飯店，它的窗戶裡透出些微弱的光。接著又路過了一個市場，裡面空蕩蕩的，路邊的公車站看樣子是好久沒用了。
　　森帕按了按喇叭，把車向左邊拐了出去。「歌莉婭給孩子看病的時候，」他說話時眼睛眨都沒眨，「有許多孕婦在外面等著她。上個月接生的那孩子叫貝塞爾，就是按教室的那個名取的。」
　　「我們確實有接生孩子的設備，能開一家診所。」我低聲說道。
　　「這恰恰就是我跟你提這事的原因，」他的臉上閃過一絲笑意，「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他猛地轉了一下彎，避開了一個騎自行車的人，「說起緊急事故，還有一個問題要考慮。」
　　「什麼問題？」
　　「我們和當地警察的交涉不太成功，弄傷米爾頓的人現在還沒受到懲罰呢！」
　　聽了這話，我長長地吸了口氣。米爾頓是馬凱雷雷大學的學生，在那卡學校當支教老師。前段時間一位公車的司機誤以為他是竊賊，把他送到警察那裡去了，結果他就被抓了起來，還捱了打。
　　「我看看能不能跟蒙多教授見個面，」我說，「或許他有辦法跟他們交涉一下。」我頓時感覺，美好的明天瞬間就黯淡下去了。我選的這條路根本就沒有街燈照著，而我也一直都是在黑暗裡摸索前行。想到這裡，我感覺自己的眼皮似乎有千斤重，只好把眼睛緊緊閉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