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信仰的力量

　　我帶著照片和錄影片回到了布盧明頓，讓教會裡的人看到了他們的支持結出的善果，我也收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鼓勵和幫助。2003年6月，在朋友塞繆爾·卡朋特的幫助下，我受邀到新墨西哥州法明頓的聖心教堂去做演說。在聽我講完那卡學校的事情之後，教區居民決定捐錢給學校建個存儲雨水的池子。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安全的飲用水是一種奢侈的資源，降雨不少，但要不是被汙染了，就是有太多的寄生蟲。
　　不久，布希總統到非洲訪問，特里建議我們抓住這個時機，讓《布盧明頓先鋒時報》報導一下我們的事蹟。之後沒幾天，我就接受了一個叫丹恩·丹尼的記者的採訪，還有個攝影師跑來給尼可拉斯和我照了相。沒幾天我就把這事拋到腦後。
　　2003年7月17日早晨，貝蘭達像往常一樣，一早起來就步行到加油站去取報紙。她一回來，就高舉著報紙，緊緊地握在手裡，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原來，報紙的頭版頭條寫著「建學校，救孤兒：布盧明頓一對夫婦致力於幫助烏干達愛滋病孤兒」。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事居然會出現在報紙的頭版。
　　貝蘭達和我一起讀完了這篇報導。這是一篇深度報導，還配有我們發放種子時的照片。那些種子是新墨西哥州的「種子與光國際基金會」捐贈的，當天卡農古的地方官員皮特也出席了儀式，他就站在那幾百人的最前面。看完之後，我心裡久久不能平靜，每句話每個字都那麼值得回味。
　　《布盧明頓先鋒時報》的報導吸引來了更多的捐贈者，其中一位來自印第安納州華盛頓的年過九旬的老人，名叫瑪麗，她如今每個月都寄些錢過來，還會附上鼓舞人心的信，那信裡的每個字都是她用打字機打出來的。還有一位不知名的好心人，他和他的家人打算通過我們在那裡建一整間教室，我們想給它命名為貝塞爾。哈里特·劉易斯也是一位老人，來自紐約，在學校建成之前她就開始給我們捐款了。後來，她還以她過世的女兒南希·劉易斯的名義在學校設立了一項獎學金。
　　眾人的熱心相助讓我倍受鼓舞，我決定給布盧明頓的其他教堂寫信尋求更多的資助。我用打字機寫了一封信，詳細說明了那卡愛滋孤兒學校的辦學目標，寫完之後我印了一百份，連著丹恩·丹尼的新聞一起寄了出去。寄出信之後的一週，我的情緒一直很高。可兩週過去了，三週也過去了，我一封回信都沒收到，情緒也一天天失落起來。
　　有一天早上查看完信箱，我看見貝蘭達懷裡抱著尼可拉斯靜靜地坐在椅子上，這小傢伙還在睡呢。看到母子兩人，我心裡寬慰了許多，但我知道自己時刻都在掛念著學校的事。建好教室沒什麼問題，但那卡愛滋孤兒學校要想繼續辦下去，我就得花錢僱老師，給學生買書本、學習用品，還得供他們吃飯。我一直在想，加利福尼亞州的那些朋友一開始的擔憂沒錯，如果學校第二年辦不下去了怎麼辦？這要成了現實，不是比沒有學校更讓人心寒嗎？不切實際的希望就像是一劑毒藥，只能讓那裡的人在死亡和貧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還是沒人來信。」說完，我就彎下身來在尼可拉斯的額頭上親了一下。
　　「總得給人家點時間嘛，」貝蘭達笑著安慰我說，「說不定這些牧師想著跟委員會的人談完之後再給你回信呢。」
　　我點點頭，她說的有道理，有時候這種事要經過很長時間委員會才會審批。我是有點心急了，再說上帝不會看著我們走到這裡又放手不管。我告訴自己，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又一週過去了，還是有沒回信。我試著估算了一下未來幾年擴大學校規模所需的費用，如果我們要辦一所正規的學校，還得再蓋好幾間教室才能讓七個年級的學生都有地方上課。如果學校每年再增收30個學生，就得給他們每人準備課本、校服、文具，還得再添個老師。每月支付85美元去聘一位老師，這樣的薪水太低，然而僅僅是其中的一項支出，就已經超出了現在的捐款。
　　每天，我都無數次地向上帝祈禱，祈求他能幫助我們。有時，我甚至會問自己：「辦這學校有用嗎？我做的這些有意義嗎？」
　　一天早上，我正在給尼可拉斯換尿布，電話鈴響了。我把小傢伙放在床上去接電話，想著肯定是貝蘭達從單位打過來的。
　　「您好，」只聽那端傳來一位男士的聲音，「我是第二街長老會(the United PresbyterianChurch，基督教新教喀爾文宗的一個流派，根源於十六世紀西歐改革運動)的戴維·布雷默。」
　　戴維·布雷默？這個名字有點陌生，我努力回想著有沒有見過他。
　　「幾個星期以前我收到了你寄來的信。」他繼續說道。
　　我一下子有點呆了，過了這麼久，終於有人給我回信了！
　　「很高興能接到你的電話。」我這心裡可不只是高興，簡直是欣喜若狂了。
　　「我想跟您聊聊學校的事，」他接著說，「您有空嗎？」
　　「有，有！」我都有點等不及了，用盡可能鎮靜的語氣回答。我和他約好了過兩天見面談談，可是那兩天晚上我興奮得都難以入眠。
　　戴維所在的這個教堂位於學校附近的居民區，我到了之後把車停好，可心裡一直緊張得要命。對著鏡子，我看了看領帶，理了理衣服，想著一定得給人家留個好印象。牧師可能還存有疑惑，我得說服他，得讓他知道我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
　　我就這樣走進教堂，上了樓梯，在這聖地的入口處停了下來。透過那彩色的玻璃，金色和藍色的光照了進來。
　　一定要讓布雷默教士相信我說的是實話，我默默在心裡祈禱，一定要讓他看到學校是在做好事，讓他明白孩子們在受多大的苦。
　　辦公室在大廳的另一頭，我走進去看到了一位戴著眼鏡的老先生，他笑著向我問好，還告訴我他叫艾倫·皮斯。說完之後他把我領進了旁邊的一間辦公室，裡面放著一張大桌子，書架緊靠著兩面牆放著。
　　看到我進來，布雷默教士從桌子後面站了起來。
　　「特威西先生，歡迎，歡迎！」他中等身材，但臉上的那種真誠卻讓人難忘。那一刻我知道，他一定會幫助我的。「很抱歉沒能早點給您回信，我一直都太忙了。」
　　「沒關係，我還要謝謝您呢，」我跟他說道，「很高興能見到您！」
　　「來，快坐下說吧。」
　　我們兩人聊了很多。他告訴我說，很多人都怕捐到國外的錢被濫用，但他對我們學校有信心，既然《布盧明頓先鋒時報》都報導了這件事，他們肯定也都做過採訪調查，這事也就錯不了。
　　我也和他聊了那卡的孩子們和我們學校未來的目標，還有我們持續不斷的財務需求。
　　「我們這裡有個小集會，」戴維告訴我，「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能不能得到其他組織的幫助，你有參加過地區性服務社團嗎？」
　　我搖搖頭說：「沒有。」
　　「我現在是布盧明頓扶輪社(扶輪社是依循國際扶輪的規章所成立的地區性社會團體，以增進職業交流及提供社會服務為宗旨，其特色是每個扶輪社的成員需來自不同的職業，並且在固定的時間及地點每週召開一次例行聚會)的一員，」他接著說道，「下週我們有個午餐聚會，你可以應邀做我的客人，跟其他人談談你的事。」
　　這是幾週來我最欣慰的時刻，但要去見那麼多生人，心裡不免有些緊張。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
　　在扶輪社的聚會上，我見到了很多當地的商業人士，其中就有奧托·雷。奧托是個天生的社交家，他為人真誠，總是竭盡全力地幫助有困難的人。戴維和奧托幫我在布盧明頓地區大力宣傳那卡愛滋孤兒學校的事，很快，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奧托還邀我加入扶輪社，通過他的引薦，我認識了舍伍德基督教堂的布萊德·波切斯還有馬丁斯維爾信仰教堂的比爾·漢弗萊。
　　戴維也把那卡計劃還有孩子們的情況告訴了他所在教堂的人。從那以後，我們就源源不斷地得到幫助。雖然這些捐助對學校長遠的發展來說依然遠遠不夠，但畢竟是個充滿希望的開始，這也激勵著我把那卡的故事傳遞給更多的人。
　　接下來的一年裡，我們終於籌到了更多的錢，足夠再建四間簡單的教室，這樣的話，就一共有六間教室了。雖然新建的教室還沒完工，也沒裝修，但整體的構架還有屋頂都已經建好了。我們也有能力付給老師工資了，雖然錢並不是很多。個人捐助的最大問題就是雖然每月都有人捐，但每月總的捐贈額很不穩定。接下來的幾年，每學期都會有新的班級，必須僱傭更多的老師，必須尋找更多的資金來源，壓力並沒有減輕。
　　又過了段時間，不知是戴維還是奧托跟我提議去向其他組織申請補助金，我覺得這條路也許行得通，就立即著手準備去了。我相信，上帝會祝福我們籌到更多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