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石頭的代價

　　接下來幾天，我都忙著跟政府的官員交涉建學校的事。我去見了當地的副縣長、地方理事會的負責人，還去找了卡農古地區的教育官員。最後，還跟非政府組織協調委員會的官員談了談。回美國之前，有關建學校的一切事都準備就緒了。
　　由於我不能一直待在那卡葉茲村，也沒辦法監督施工情況，父親就替我做起了監工。思前想後，他其實是最適合不過的。他會時刻關注施工的每個環節，確保沒人偷工減料。有些時候，我甚至都同情那些工人。
　　從電話裡，我了解到了施工中父親遇到的種種阻礙。奠基用的石頭太大，他就得找人弄碎。磚的品質不合格，他就讓供貨商再運回去。當地有個人想在沙子上敲他一筆，報價要比約定的多2000先令，雖然只合1美元，但父親絕不容忍這種欺詐行為的發生，這人後來就再也沒跟我們合作了。
　　隨著學校工程的推進，村民們也不再有那麼多意見了。提比西卡·席爾瓦給我們捐了些磚，查爾斯則來幫我們建房，達佐羅維拉先生也運了些石頭和磚來幫忙。不只是我們在努力，大家都各盡所能，這種感覺真的很棒。
　　2001年10月，施工開始不久後，我們得知貝蘭達懷孕了。我滿心歡喜地期待著，每天都祈禱著能有一個健康的孩子，併發誓一定要做個好父親。
　　那卡葉茲村學校的兩間教室完工的時候，我的兒子尼可拉斯在印第安納的布盧明頓出生了。那一天是2002年7月25日，我沒想到一天之內能有這麼多的開心事，這真是從未有過的喜悅。我打電話告訴所有在美國的朋友，那一刻，我是這世上最幸福的人。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我身上肩負的責任更重了，幾乎壓得人喘不過氣。
　　我想，也許正是如此，那一天我才會在教堂裡公開談起學校的事。剛搬到布盧明頓那會兒，我總覺得我們一來就提辦學校的事或是讓大家幫忙不是時候。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我剛剛做了父親，肩上的擔子是越來越重。終於有一次在吃晚餐的時候，我鼓起勇氣跟一位叫麥克·萊利的教會長老提起了辦學校的事。他感到很震驚，因為我們用那麼一點點錢就蓋起了有兩間教室的教學樓。他甚至沒做布道，而是藉這個機會邀我和貝蘭達一起跟大家談談這事。起初我很緊張，因為那時的我還不習慣在大庭廣眾之下講話。
　　我們認真地回答了麥克的問題，給大家細緻地講了烏干達愛滋病氾濫的情況，還描述了卡農古地區孤兒的現狀以及我們建學校的目的。大家聽完這些之後都表示願意為此做點事，有的人當即捐出一筆錢，有的人則說以後每月都會去捐一點。有位叫伊莫金的女士來捐款的時候說，「我剛拿到自己的社會保險支票，也想為你們學校的孩子盡份力。」特里和瑪麗琳則在教會每月的時事通訊上及時發布最新情況。
　　看到這些，我發現自己原來的顧慮都是多餘的，上帝一直在眷顧著我們的學校，它肯定會越來越好的。
　　2002年12月末，戴爾跟著我回到了那卡葉茲村，準備一起參加來年一月二日在學校舉行的開幕儀式。我很高興戴爾能跟我一起來，但我的家人知道這消息時卻有點不知所措，他們不知道如何招待這位美國來的白人朋友。
　　「有個白人要住我們家！」克莉絲汀剛說完這事父親就大叫起來。
　　「我們給他吃什麼？」母親也問道，「天啊，特威西，你看看自己都幹了什麼，是不是有點過火了！」
　　不過，等他們見到戴爾之後，所有的顧慮都不見了。不久，父親就開始到處跟別人講這位白人朋友，母親也漸漸習慣了和戴爾在一起生活。
　　星期五的晚上，我們齋戒和禱告，並為第二天的禮拜做了些準備。儘管我不喜歡在公眾面前演說，但還是被選中，要在當地的集會上講話。本來我是想拒絕的，但一想到祖父當年不怕囚禁和死亡的威脅，在阿明當政時期建起了這教堂，並堅持傳授上帝的旨意，我似乎又充滿了力量，也有勇氣在集會上發言了。信念最終戰勝了緊張，我和戴爾的雙語演說一氣呵成，大獲成功。
　　開幕儀式要在星期天舉行。一大早，陽光就透過木窗照進臥室，把我喚醒了。由於地處赤道，烏干達的白天黑夜基本是一樣長。早上七點，太陽升起，晚上七點，太陽下山。我坐在床上開始祈禱，因為這是我們每天早起和晚上都要做的事，就算不是這個時間，我們也會經常做禱告。「早安啊！」戴爾一邊說，一邊把搭在床上的蚊帳掀開。
　　「早安，」我問道，「你準備好了嗎？」
　　「早都等不及了，走吧，兄弟！」
　　母親堅持要我們吃了早飯再去，父親擠完奶後也走過來吃飯，他看起來有點緊張，我知道他一直在盼著今天的儀式。
　　「你準備好了嗎？」他一邊問，一邊站起來把那寬邊軟帽戴在有點禿的頭上，「我們還得再挖個地基呢！」在儀式開始之前，我們決定先挖地基準備建下一批教室。
　　「我們都準備好了！」我告訴父親。隨著教學樓慢慢建起來，父親也因此受到尊重，好像這都是他的功勞。
　　「很好，」他說，「這回可是個大工程啊！」
　　「既然這樣，那我們就先吃完早飯。」我回答道。
　　很明顯父親已經等不及了。我和戴爾吃完早飯走到學校的時候，父親早早就坐在一旁的塑膠椅子上了，他在等著我們開工。新教室只是用磚砌好了，木製的門窗剛安上，可牆上還沒抹泥灰，地面也還只用礫石鋪著。所以，這還不算全部完工，但已經算是很不錯的開始了。以後建的教室要找個合適的位置，跟這兩間排成L形。
　　快到中午的時候，我們看到校長芙蕾達女士穿著深藍色的連衣裙和高跟鞋朝這裡走來。她眉頭緊緊皺著，可腳步卻很堅定。
　　幾個月前我曾問她能不能放棄自己退休後的清閒生活繼續出來工作，她告訴我這得先徵求她丈夫的意見。對此，她丈夫很高興，表示支持她來做這個志願校長。
　　「怎麼啦？」我趕忙問道。
　　「恐怕我們還得再建所學校，」她說道，「教室都坐滿了人，而且還不停有家長來給自己的孩子報名。」
　　「我早就料到會是這樣。」我說。阿加納先生是第二個自願來支教的老師，他正和當地的管理委員會對這些報名的孤兒進行面試審核，因為每個班只能容納30個學生。
　　「剩下的怎麼辦，拒收嗎？」芙蕾達問道。
　　「我們只能量力而行了，」我這樣跟她說，「上帝也知道我們幫不了每個人。」
　　「可還有那麼多孩子呢！」她心裡還牽掛著那些孩子。
　　「我知道，」我只能這樣說，「大家都很為難啊！」我緊緊握了握她的手。我知道這對芙蕾達來說可不輕鬆。我明白，從此以後她不僅是這些孤兒的校長，更是他們的母親。
　　1979年我父母分開的那段時間裡，芙蕾達一直很照顧我。有一天她實在是很擔心我的狀況，就跟我說：「特威西，我知道這些天你很傷心，這不怪你。你很想母親，她肯定每天也都在思念著你。家裡出現這種情況，你就更不應該頹喪了，相反，你要振作起來好好學習，向你父親證明他的狂暴是無理的。只有相互之間的關愛才能共築美好的家。」
　　父親生氣的時候總愛說：「你就跟你媽一樣笨。」差不多村裡的每個人都聽過他這樣的呵斥聲，這總是讓我哭了又哭。
　　「你一定要好好學習，」芙蕾達鼓勵我說，「好好上完學，等有一天你長大了，你就能給母親建所房子，然後跟她幸福地生活。」
　　正是芙蕾達那時的鼓勵讓我重拾了信心，我要證明父親是錯的，我不笨，他會看到我成功的。
　　有時芙蕾達還給我讀《聖經》，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大衛勇鬥哥利亞，撒母耳獻身於上帝，還有約瑟被兄弟誘賣最後卻勇敢地解救了整個部落的精彩故事，並不斷地從中汲取力量。
　　難怪我會下決心奮發圖強。有這樣一位老師像母親一樣關愛著我，把我從死神那裡解救回來，還不斷鼓勵我勇攀高峰，我又有什麼理由不好好唸書呢？
　　後來，芙蕾達的那些話成了現實。我不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還回到家鄉給母親建了所新房子。而現在，我們將要在這裡蓋起一所學校。
　　我和戴爾忙著挖地基的時候，村民們都陸續趕來了，他們還在校園裡立起了一頂帳篷，側邊敞開著。等這帳篷一弄好，他們就從教室裡把桌椅板凳搬出來放到了一旁的樹蔭下。我們還為這些孩子準備了一個蛋糕。在烏干達過生日並沒有吃蛋糕的傳統，但這次它卻是這些孩子的身分轉變為學生的見證。
　　我們不僅邀請了當地的教堂主事、老師、酋長，還請來了所有註冊登記的那些孤兒的監護人。我還有幸從坎帕拉請來了一位貴賓——榮譽部長蒙多。
　　母親在我小的時候就跟我講過蒙多先生求學的故事。蒙多先生的家很窮，但他靠著自己努力，不僅賺錢交了學費，還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在那卡葉茲，他就是我們的楷模，每個孩子都想成為他那樣的人，但我們都難以想像他經歷了多少的苦難才有今天的成就。
　　1971年至1979年伊迪·阿明專政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官員、首席法官、馬凱雷雷大學的副校長等眾多公職人員都被謀害，就連阿明的妻子都不例外，蒙多先生歷經萬難才得以倖免。後來，他見證了阿明政權被推翻的歷史，也看到了隨之而來的社會劇變：惡意操縱的選舉、奧伯特政權的回歸還有社會經濟混亂。在軍營變成屠宰場、民眾的生命財產幾乎失去保障的動蕩歲月，他堅強地活了下來。到了1986年，烏干達內戰爆發，烏干達民族解放軍被趕下了臺，約韋里·穆塞韋尼接管國家政權，「全國抵抗運動」風起雲湧，蒙多依然頑強地活著。
　　蒙多先生來之前，村裡好多人都在猜測他到底會不會來。「政府部長才不會到這小村子裡來呢！」人們說。在這學校建成之前，他們不也是有過懷疑嗎？
　　當然，蒙多先生來了，他和自己的護衛坐著豐田越野車早早就到了。當時我跟戴爾正在挖地基，泥土和汗水混在一起髒得不得了。雖然他穿著乾淨的短袖襯衫和褲子，但他一點也沒在意我們這髒兮兮的樣子，照舊同我們熱情地打著招呼。
　　「你們好！」蒙多先生說。
　　我趕緊從溝裡爬上來，把手在褲子上蹭了蹭。
　　「您好，」我一邊說，一邊跟他握手，「真是讓您見笑了，我們還沒準備好，儀式還有好幾個小時才開始呢！」
　　「沒事，這我知道，」他說，「聽到你所做的這些努力，我真是又激動又興奮，等不及要來看看了。」
　　我給他介紹了戴爾，還跟他一起到教室去看了看。這兩間教室只是簡單地用磚砌起來，地面也是礫石鋪的，教室裡空空如也。我告訴他，現在我們還在籌錢，很快就會再多兩間教室了。
　　「你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做這麼多事，這讓我很震驚，」蒙多說道，「在這裡付出了這麼多，我不知道你回美國去該怎麼生活？」
　　蒙多先生明白我生活的不易，他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上過學，當然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不過，正是這段經歷讓他對烏干達有了更深的認識，還有我們這個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我想，這就是他如此堅定不移地發展教育、努力遏制腐敗的重要原因吧。
　　那天下午，有差不多五百人聚在一起共同見證了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時刻，一所免費提供教育、還發放書籍和校服的學校開學了。我們的學生穿著統一的紫白相間的校服，早早站到了人群的最前面等待儀式的開始。選擇紫色，是因為它象徵著幸福。
　　有幾個學生我是認識的。奧利維亞的父親在她九歲時就去世了，歐內梅斯和姑媽一起靠賣咖啡豆、番茄和茄子維持生計。丹尼斯曾因為父母死於愛滋病整天被人欺負著，莫琳和希拉里的父母也都是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
　　儀式開始了，孩子們唱起了歌，基督復臨教會的唱詩班隨後也跟著唱了起來。這些學生唱啊跳啊，高興極了，他們還朗誦起了用自已經歷寫成的詩！地方官員也發表了演說，從那手提式的麥克風裡我聽到了現在的坎布加附近還有四千多個愛滋孤兒。
　　這番話讓我對現實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那種喜悅感頓時消退了。幾分鐘前，能給六十個孤兒提供一個上學的機會就讓我感到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事，但現在，我的心裡五味雜陳，這些孩子僅僅是四千分之六十啊！
　　「按照之前的慣例，每年的這時候我都是最忙的，也不會出現在這裡，」蒙多發言時說道，「但今天我來了，想到特威西所做的一切，我必須來當面謝謝他。這個世界上有太多自私的人，太多富人掏不出錢來辦學校，可特威西就做到了。我們的社會迫切需要更多像他這樣的人！今天，我只想對他說聲謝謝，另外，也要對他的妻子說聲謝謝，對他的父母說聲謝謝，正是他們培養了一個如此有責任感的人！」
　　這番話讓我的心情更加複雜了。事實上，就在他激情演說時，我的心也隨之激昂起來。從我和貝蘭達第一次開始商議建學校到現在已經兩年半了，這期間我們經歷了太多太多的事，但最終我們還是做到了，給那些一無所有的孩子建起了這兩間小小的教室，為他們帶來點點希望。
　　我又想起了父親，想起了他做監工時的種種遭遇，拒絕使用那些劣質的石材，跟那些賣沙的人一再討價還價。我也想起了那些幫助過我的人，戴爾跑來烏干達給學校挖地基，蒙多從城裡來做演說，麥克·萊利取消布道來做動員，伊莫金捐出她的社會保險支票，還有那麼多捐贈者的付出。我想，正是有了這些點點滴滴的支持才有了今天的學校，這才是石頭真正的價值。
　　2003年1月2日，我們一起剪開了那條紫帶，人群裡爆發出了熱烈的掌聲。這一切都標誌著那卡愛滋孤兒學校正式開學了。在一塊石頭上，學校的宗旨被永遠地銘刻下來：一切為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