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婚姻的前景

　　法蘭克去世後，我感到萬分悲痛，可生活還得繼續。工作會讓我暫時忙碌起來，所以我在美國一家人權組織謀了個職位。貝蘭達也經常寫信來安慰我。後來，姆巴巴齊生了個孩子，取名叫卡扎菲，他很健康，兩腿胖乎乎的，笑起來非常討人喜歡。我常去探望他們，看到他們會讓我感覺好些，然後提醒自己生活還要繼續下去。可是即使這樣，在深夜的靜寂裡，我還是會一個人哭泣。有時看到兩個沿街漫步的人手牽著手，我就會幻想那是我和法蘭克，但現實留給我的總是可怕的空虛。
　　屋漏偏逢連夜雨，不久從姆巴巴齊那裡傳來了一個災難性的消息，她也染上了消瘦病。
　　到1996年11月份的時候，姆巴巴齊只能臥床休息了。考慮到她在坎帕拉不能照料自己，我們就把她送回了村裡由奶奶照顧，卡扎菲則交由我父母看顧。我會定期回家裡探望他們，帶些錢補貼家用。小卡扎菲總是很高興見到我回來。
　　每次我去的時候，都祈禱姆巴巴齊會好起來，但她卻越來越虛弱，跟法蘭克當時的情況一模一樣。
　　「主啊，這是為什麼？」我曾在深夜裡祈禱，「一個家庭究竟要經受多少苦難？你已奪走了我哥哥，難道還要再帶走我的姐姐嗎？」
　　姆巴巴齊的生命危在旦夕，但那時我正在西非的甘比亞參加一個人權座談會。我原打算回到坎帕拉後就去探望她，卻不曾想先接到了她去世的消息，就在前一夜，姆巴巴齊離開了我們。
　　獨坐在家裡，我卻流不出一滴眼淚，或許我早已無淚可流。法蘭克和姆巴巴齊經受病痛折磨的時候，我那苦痛的淚水早已填滿了尼羅河。我承受不起這雙重打擊，不由得跪倒在地上。
　　「你還想怎麼樣？」我叱問道，「我要怎樣做才能結束這愛滋病帶來的苦痛折磨？你告訴我，我一定去做。」
　　當然，我的質問得不到任何神靈的回應，也許在《出埃及記》中，摩西在燃燒的樹葉中看到的神，只是運氣使然。相反的，憂雲盤踞心頭，我很快對自己的人生方向產生了質疑。我考慮著辭去工作回到村裡，這樣，至少在我的親人一個個離我而去的時候我還在他們身邊。
　　當我們後來得知卡扎菲也染上了愛滋病的時候，已經太晚了。那一刻，我只想就此倒下，不再面對這種種罹難。
　　而此時的父親，心裡卻有了別的念頭。
　　姆巴巴齊死後不久，父親曾跟村子裡的人聊過家事。後來有一次我回去探望他的時候，他要我幫忙把牛群趕到牧場上。就在我們拿著鞭子趕牲畜的時候，他突然對我說：「你該結婚了。」
　　我大吃一驚。在姆巴巴齊剛離開我們，每個人都悲痛萬分的時候，父親竟說出這樣的話，只是，我什麼都沒說。
　　「你聽到我的話了嗎？」
　　「嗯。」我回答道。
　　「我跟卡亞維爾的父親談過了，他說你會成為一個好丈夫，他也很高興把女兒嫁給你。」
　　我沒跟父親提起過貝蘭達的事，就是怕他知道後生氣，他絕不會明白過去的一年裡貝蘭達的信給了我多大的慰藉。既然現在父親有了安排，我也不能再掩藏自己的想法了。
　　「我不能娶她。」我回答道。卡亞維爾是個好女人，如果我未曾到過外面的世界，跟她結婚會是最幸福的事。
　　父親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你是我兒子，得按我說的辦。」
　　我堅持著自己的想法，「不行！」
　　「你以為自己上過大學、去過美國就比我們都強嗎？你想過這會讓我們蒙羞嗎？我就剩你這麼一個兒子，聽我的話就不行嗎？」
　　「我不能娶卡亞維爾，」此時的我滿腹怨恨，「我在美國已經有了心儀的女人，她叫貝蘭達。」
　　「美國！」父親皺皺眉。那一刻，我覺得他的拳頭就要落下來了。「美國，我就不該讓你去那裡。」
　　「我不是小孩啦，不會讓別人告訴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小的時候他能逼我就範，現在不能了。
　　「但你永遠都是我兒子！」
　　「貝蘭達是個好女孩。」我沒跟他說自己還沒向貝蘭達求婚的事，因為連我自己都懷疑她會不會答應。我只知道，只要貝蘭達有可能做我妻子，我就不會娶卡亞維爾。
　　「好女孩，」父親不屑一顧，「你知道什麼？」
　　「她……」
　　「她跟我們一個宗族嗎？」
　　「不是。」我說。
　　「那是哪一族，巴尼安科萊族還是巴基加族？」
　　「我不知道。」我小聲說。跟父親解釋清楚美國的事並不容易。
　　「連她的宗族你都不知道？」父親怒斥道，「他的家人呢？他們勤勞嗎？他們有土地嗎？」
　　我也不知道，只能聳聳肩。
　　「那他們有羊群嗎？牛群呢？他們耕作嗎？」
　　「我是在大學裡認識她的，」我說，「還沒見過她家人呢。」
　　「你連她的家人都沒見過還打算娶她？」
　　「但我愛她！」我脫口而出。
　　「愛？」父親手一甩，「呸！」
　　「以後你會明白的。她……」
　　「人不是為了愛而結婚的，」父親輕輕拍打著前額說道，「你就不用腦子想想！」
　　「但她很聰明，也很勤奮啊！」
　　「那她會跟你來這裡照顧你和你的孩子嗎？」
　　這時我意識到自己並沒有把事情考慮清楚。如果我和貝蘭達結婚，我就得搬到美國去住。她會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然後在大學裡找份工作。我怎麼跟父親說清這些呢？美國的生活跟這裡絕不一樣。
　　「我要回美國去。」看著父親的臉我說道。此前我一直在考慮是否接受「全民人權教育協會」(People’s Decade ofHuman RightsEducation，PDHRE)提供的工作，我可以到那裡做一個項目助理，我可以跟著蘇拉·科內一起從事非洲、拉丁美洲、亞洲等地區的人權教育工作。
　　「我不准你回去。」父親的言語裡已沒了那麼大的火氣。從他的表情裡我看到了什麼，這是之前從未有過的。像是畏懼，但又不全是。
　　「我已經決定了。」我說。他傷害過我那麼多次，我也要這樣對他嗎？我不知道。
　　他搖搖頭，顯得很無力。「我已經失去一個兒子了，現在你又告訴我你要離我而去。我要再失去一個兒子嗎？」他的嘴緊緊閉著。
　　「不會的，」我的心一下子軟了，「就當我住在坎帕拉，只不過更遠一點。」
　　父親摘下帽子，摸了摸額頭：「會很麻煩的。」
　　「我會照顧好自己的。」這不是我第一次和父親發生爭執，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父親只看了一眼，什麼也沒再說。其實他什麼也不用說，我知道如果我做得不好，他會說什麼——「我早跟你說過的」。
　　父親最終沒能說出那些話。後來，我就到了美國，接受了那份工作。1998年10月23日，我跟貝蘭達結了婚。貝蘭達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就參加了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博士項目，蘇拉·科內讓我在「全民人權教育協會」繼續工作，一直到我在薩克拉門託的加州聯邦銀行找到了另一份差事才離開。
　　離開家之後的三年裡，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靜，但我發現自己有時會想母親，想家裡的親人。有時，我會想念尼羅河裡新鮮的鱸魚，還有在篝火之上烘烤的馬託基。我渴望回到那片土地上漫步，盡享鄉村夜晚的寂靜。終於，在2001年，我跟貝蘭達提議回趟烏干達。
　　「你覺得他們會接受我嗎？」她問道。我曾跟她提起過父親打算讓我娶卡亞維爾的事，我不能責備她的敏感。
　　經過幾番鼓勵，2001年4月貝蘭達陪我回到了家鄉，來到了我為父母建造的新房子裡——一座鐵皮浪板屋頂的磚造建築。我做好準備迎接父親的訓斥，幸好貝蘭達不懂這裡的魯克加語，她更不會明白父親呵斥背後的意義。
　　看到父親在門口迎接我們，我感到十分驚訝。
　　「你好。」他握著貝蘭達的手說，「歡迎回家。」
　　「快，進來坐下吧，」母親也趕忙說，「飯都準備好了。」
　　貝蘭達跟著我進了屋裡。
　　「她真漂亮！」母親說。
　　父親的友好是史無前例的，而且他很快就喜歡上了貝蘭達，母親也很高興又多了個女兒。所有的擔心此時都顯得多此一舉，真是個不錯的轉變。
　　我和貝蘭達回家的消息很快就在村裡傳開了，第二天早上一醒來，我們就看到外面站了長長的一隊人。過去站在門外的往往是孩子的父母親，現在基本上都是穿著褪色大花裙的老奶奶在耐心守著，帶著一個、兩個，甚至更多失去父母的孩子，從襁褓中的嬰兒到十來歲的半大小子都有。
　　貝蘭達盯著我問道：「這些人都是誰啊？」
　　「我跟你說過的，家裡的親戚呀，」我走出了門外，「他們覺得我是美國人，很富裕，能養得起村子裡的每個人了。」
　　事實上，哥哥死後，我曾在經濟上幫助過他的三個孩子，我也幫過一個叫麗貝卡的女孩完成護理學校的課程。還有一個叫迪克遜男孩，我支持他完成學業成為教師。可悲的是，這些都只是滄海一粟。那麼多人都面臨著死亡，就算烏干達人特有的樂觀天性也難以讓我寬心。
　　貝蘭達注視著人群。我曾跟她說過非洲愛滋病氾濫的情況，她能理解而且支持我幫助這些孤兒，但直到這一天，她才完全明白問題的嚴重性。
　　我彎下腰去跟一個小女孩打招呼，她拉著一位年輕男子的手，臉上髒兮兮的，連裙裾也是破的。
　　「你叫什麼名字呀？」我問道。
　　「圖卡穆莎巴。」說完，她就害羞地盯著地面。
　　「她是我妹妹，」男子說，「我們的母親兩年前去世了，父親今年也走了。我和妻子照料著這些孩子，日子過得很艱苦，連吃的都買不起了。」
　　我伸手從口袋裡掏出一萬先令的錢，遞給了他。
　　「實在是太感謝您啦。」他說。
　　接著，一位老奶奶帶著個小男孩慢慢靠近。
　　「您好，特威西格耶先生。這是我孫子，叫納圖坤達。」
　　「你好，納圖坤達先生。」我跟他握了握手。
　　「他母親在他一歲的時候就死了，」這位奶奶說道，「現在我在照顧他，可是我哪有什麼錢供他上學呀！」
　　「交給我吧。」我說。
　　我轉過去看著貝蘭達說：「學費只要幾美元就夠了，但還有更多的人要吃飯、要穿衣啊。」
　　「不是有美國的國際援助嗎？」
　　「這些援助只是短期的，」我回答說，「他們送來的糧食只夠維持一陣子，教育物資的供給也是持續一年半載就沒了，但這些孩子長大成人得十年，甚至十五年。」我的喉嚨縮緊了，「法蘭克和我多年來都在竭盡全力幫助這些人，可現在需要幫助的人越來越多。」
　　此時，貝蘭達緊緊抓住了我的手。從她的眼睛裡我看到了熾熱的光芒，那是她準備好迎接挑戰時才會有的堅定眼神。
　　「我們得做點什麼。」她說道。
　　「阿門。」我輕聲地唸著，然後轉過身去看著排隊的人。
　　整個上午，貝蘭達和我都在認真地聽取村民們的請求，想盡方法幫助他們。我們都累壞了，就坐在屋後的長椅上乘涼休息。費達在廚房旁邊的塑膠盆裡洗碗，父親忙著在牧場裡修理鐵絲柵欄。
　　村裡有戶人家給我們送來了一箱酸橘，我從口袋摸出了幾個，剝了開來，咬了一口，酸酸的。
　　「村裡大概有多少孤兒？」貝蘭達問道。
　　「我也不清楚，」我說，「附近可能有上千個吧！」
　　「這麼多！」
　　「整個烏干達有近兩百萬這樣的孤兒！」我說。如此觸目驚心的數字，在這個還沒俄勒岡州(Oregon，美國西北部的一個州)大的國家根本不會引人注意，可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民眾早已上街示威了。但在這幽靜的山間、農場，死亡悄悄地蔓延著，帶走了善良的母親，帶走了慈祥的父親，沒有記者來往穿梭播報新聞，沒有醫藥物資抵禦疾病災害。破舊的泥屋裡，羸弱的身軀只能默默地同生命抗爭，最終走向死亡。醫院裡，在被愛滋病奪走生命的孩子面前母親只能無力地哭泣。做棺材生意的人賺取著高額的利潤，而年邁的奶奶們正用自己一生的積蓄為子孫送行。
　　「肯定有方法的。」貝蘭達說。
　　我只是點點頭。早上我們見到的那些孩子算是幸運的，還有家人關心他們的健康、教育。隨著愛滋病的泛濫，越來越多的孩子被家人遺棄，任由他們自生自滅；還有的地方，親戚拿走已故父母的遺產，把孩子們當傭人，甚至逼迫他們出賣自己的肉體。即使是那些有人照顧的孤兒，他們需要的也不只是書本學費和一個月的伙食費，他們需要的是有營養的食物、是溫暖的家、是長期的教育。
　　「我一直想要建所學校。」我說。
　　「學校？」
　　「而且是不收學費的那種。」
　　「具體點呢？」
　　「一所小學，」我剝開了酸橘，把它遞給貝蘭達，「從一年級到七年級都有。」
　　她吮了一口手中的橘子，酸得皺起了眉。
　　「買來地就能建學校嗎？」她問道。
　　「對。」我說。烏干達有政府管理的學校，但大部分都是私人組織或是教堂在負責。
　　貝蘭達把橘子皮扔到院子裡，然後抬頭望著天空，那裡沒有一絲雲彩。我不知道她是感到有些失落還是在想什麼，不過現在的確不是考慮建學校的時候。貝蘭達才拿到博士學位，我們正打算從加利福尼亞搬到印第安納，她要在那裡繼續自己博士後的學業。我們兩人也存了點錢準備買房。租了這麼多年房，早就想有個自己的家了。
　　「建學校不僅要建教學大樓，」她說，「還要買書本，籌備物資，還要給老師發工資。」
　　「我明白。」我說，真希望我沒有跟她說這些話，她心裡的煩心事已經夠多了。「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過幾年再說吧！」
　　「孩子們需要營養，」她堅定地說，「還有醫療服務，所以至少還要有免費午餐。」
　　「對，」我說道，「但我們現在又沒有能力，或許某一天……」
　　貝蘭達卻顯得異常堅定。「可這些孩子不能再等了呀，」她說，「他們需要這樣的學校，現在就需要！」
　　「什麼？」
　　「你說得對，」她說，「孩子們需要一所學校！」
　　貝蘭達的話讓我難以置信，聽到這些，我感到萬分欣喜，激動得差點哭了出來。此前，我曾覺得法蘭克、姆巴巴齊和小卡扎菲的死，在我心底留下的陰影深不見底，但那一刻，一道從天而降的曙光把它們都驅散了。
　　我的眼裡滿含淚水，抓著貝蘭達的手，親吻著她。我們曾遠隔千里互不相識，但上帝卻奇蹟般地讓我們相遇。父親對婚姻的看法有一點是對的，的確，婚姻不只是愛，婚姻更是一種使命。
　　我放開了貝蘭達，她笑著摸摸我的臉，問道：「我們是不是還需要一所孤兒院？」
　　那一刻，我笑了。我的貝蘭達，什麼困難也阻擋不了她。
　　我想再一次地親吻她，確實是這樣的，她說的問題很重要。這些孩子沒有父母也沒有親人，沒人養活他們，有的孩子甚至一個人住，完全沒有成年人照管他們。而且，我也不大願意把他們送到國際慈善機構去，畢竟村裡的大多數人都是靠宗族部落的紐帶團結在一起的。
　　「或許我們可以找些家庭來出資贊助。」我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這些家庭有能力負擔嗎？」
　　「我也不清楚。」建學校的事情我已經考慮了很久，只是那些枝微末節我還沒去想。給孩子交學費很簡單，我只要能掏出錢來就行，可建一所學校卻不是這麼簡單。得想著如何獲得許可，籌集建造費用，僱建築工人、老師，還要買地購置其他物資。一想到這些事，我既興奮又有些擔心。
　　「我們向上帝祈禱，尋求他的指引吧，」貝蘭達說，「他會告訴我們怎麼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