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貓的概況

　　我曾差點淪為貓糧。
　　2009年在坦尚尼亞，我因為雜誌社任務出訪塞倫蓋蒂獅子項目，與當地研究人員開著荒原路華四處兜風，度過了無比愉快的一週。儘管我努力拿出正經辦公的樣子，看到他們尊貴的研究對象時，拚命地憋住自己的尖叫，但還是忍不住發出了一聲讚歎。不過在清數大貓的鬍鬚以及從防護卡車上觀察水坑的時候，基本上我還是能保持冷靜的。
　　在當地的最後一晚，我們把荒原路華停在一邊後爬上了草原中心的一個巨大岩石堆，想要在日落前欣賞熱帶草原的無限風光，同時觀察一棵幾百年來都被獅子們當成貓抓板的灰白色老樹。
　　就在我們到達山丘頂時，我們發現了更令人驚奇的景象：在幾個大圓石的縫隙間，藏著兩隻小小的無人看管的幼獅——我們無意間闖入了一隻獅子的獸穴，且母獅子不在家。
　　這時，就算不是生物學博士或者沒有野生動物的寫作背景，任何人都知道當下情況極度不安全：儘管當地獅子對於科學家們往往投以厭倦而鄙視的目光，但是介入一隻母獅子和她楚楚可憐的幼仔之間顯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所以當下最明智的做法只能是在這位暴怒的母親從潛伏已久的陰影中猛撲出來之前，以最快的速度溜回荒原路華車上。我們手無寸鐵，就連當地科學家偶爾用來揮舞驅趕大膽獅子的傘都沒有。然而我並沒有急著離開。一陣奇怪的興奮感攫住了我，突然間母獅子的威脅完全被我拋到腦後。當兩隻幼獅在幾碼之外越過我的肩膀四處窺視時，我已經擺好了拍照的架勢。我不斷懇求科學家們再逗留久一點，簡直恨不得想要被吃掉一樣。
　　貓科動物長久以來都被視為與催眠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就如同神祕的家貓總是和西方女巫傳說、迷信淵源深厚，獅子就是非洲傳統中的薩滿神，而美洲虎則是偽裝的亞馬遜先知。貓科動物似乎有著打亂我們邏輯的能力。也許千百年來貓族帶走了太多條人命，若非如此，它們也會利用人類，畢竟它們如此擅長吸引、迷惑我們。
　　或許科學家可以解釋這些。當我讀到一本關於貓寄生蟲的書——《剛地弓形蟲》(Toxoplasma gondii)時，那天冒著命喪獅口的危險逗弄小獅子的經歷第一次浮現在腦海。這種謎之微生物被貓攜帶擴散，據說全世界每三個人裡就有一個腦子裡寄生有這種蟲，6千萬美國人自然也不例外。在齧齒類動物身上，這種寄生蟲似乎可以催生一系列奇怪的行為，使得宿主逐漸喪失對於貓類的恐懼天性，甚至變得「迷戀」貓類，因而增大它們成為獵物的機率。一些科學家認為在人類身上也存在著類似的影響——讓我們變得更容易冒險，增加橫死的機率，甚至喪失理智。
　　回想我在塞倫蓋蒂的魯莽行為，我開始思考：是不是我自家養的奇多讓我染上了這種病，把我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大貓嘴邊？以及我腦子裡的小蟲子究竟是不是一切問題的答案，否則該如何解釋我長久以來對於貓的痴迷——比如喜歡委託別人給奇多畫正式肖像畫，或是我大晚上躺在床上胡思亂想：要是奇多有一天被綁架了，我要付多少贖金？
　　事實上，有著類似疑慮的人遠不止我一個。許多愛貓人士在對家裡這頭小小的肉食野獸百般寵溺之餘，私下裡也會琢磨到底它們會不會心存一絲感動。接著他們就在晚間新聞或是NPR(國內公用無線電臺)上聽到了一種無處不在但肉眼不可見的貓寄生蟲，就寄生在我們顱骨內的某處。這新聞讀起來簡直像恐怖片，像是在宣告家貓甚至可以施法進行「心靈控制」。
　　毫無疑問，全球範圍內爆炸式繁殖的弓形蟲已經是現今最成功的寄生蟲了，而弓形蟲病也是人類與家貓親密關係所導致的奇怪後果。但關於這種寄生蟲對於人類行為的影響真的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嗎？還是說，這僅僅是我們為了讓自己能夠理性地看待家貓的神祕力量而編造的蹩腳藉口？
　　這類問題困擾著美國相當一部分研究人員——並不僅僅因為寄生蟲就活在他們的腦子裡。
　　穿過華盛頓特區重重疊疊的交通阻塞，我們來到了美國中心地帶。幾畝麥田、糧倉和耕牛，這一派古樸的風貌屬於美國農業部門(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馬里蘭研究中心，在這裡我找到了世界最前沿的貓寄生蟲專家杜貝(J.P.Dubey)的實驗室。杜貝是一個活潑的老者，說話帶著一腔令人暈頭轉向的印度口音。他自從20世紀60年代起研究弓形蟲，那時的研究員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寄生蟲對於胎兒先天畸形影響之惡劣，但他們並不知道弓形蟲的感染途徑。第一批將貓確認為弓形蟲攜帶者的科學家中，就有杜貝。
　　儘管弓形蟲可以感染任何溫血動物，但它們能，且只能在貓腸道中繁殖。弓形蟲所有的「第二宿主」，不論是駱駝、臭鼬、座頭鯨還是人類，都僅僅是貓與貓之間的驛站。只有感染的貓類腸道才是弓形蟲的狂歡之所、繁殖樂園，它複製出數以百萬計的弓形蟲後通過貓咪糞便噴灑到生態系統中。
　　所有的貓科動物都不例外，不論是老虎還是豹貓統統淪為了這種單細胞生物「最可靠的宿主」。然而人類對於家貓的馴化及它們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才真正導致了弓形蟲的泛濫。如今弓形蟲依然是全球最普遍的寄生蟲，從鳥類到哺乳動物，從亞馬遜到南極洲，無一不受其害。而感染由其引發的弓形蟲病的人群遠遠不止養貓者而已。將近五十年後，杜貝仍舊調查弓形蟲在我們的食物網中扮演的角色。這種寄生蟲主要有兩種傳播途徑：通過人類或其他動物不小心接觸到貓的糞便後，以百萬計擴散；在我們食用第二宿主——弓形蟲感染的肉類——時，向外傳染。第一種辦法相比之下有效得多：一百萬個弓形蟲理論上可以感染一百萬個新動物，而肉類攝取過程中只能將疾病從單個獵物轉移到其捕食者身上(有點類似於槍和刺刀的區別)。但是兩種傳播途徑相結合之後，使得弓形蟲非常難以研究，更難以阻止。
　　「這種寄生蟲非常聰明。」杜貝說著，意味深長地一笑。他自己從1969年起就感染弓形蟲病至今。
　　寄居於腦組織的寄生蟲大多是毀滅性的，比如非常罕見的吞食大腦的阿米巴蟲(amoeba)，聚集在南美河流的游泳潭附近守株待兔，每年夏天都會有多人因此而喪命。弓形蟲聽上去和阿米巴一樣可怕：它會在動物的腦組織和肌肉組織中形成不可治癒的囊腫，除了會傷害家養牲口，對於包括烏鴉和小袋鼠在內的許多野生物種也相當致命。
　　目前弓形蟲病尚無法治療，並且一旦第一個弓形蟲開始寄生繁殖，我們大腦和身體中的囊腫就再也無法去除。然而對健康的成年人來說，這種司空見慣的疾病一直以來被視作無大礙。急性感染初期，也就是弓形蟲在宿主體內穩定寄居之前，通常只會引起比較溫和的單核細胞增多症——比如輕微不適，甚至根本沒有任何明顯症狀。人們所知道的它最大的危險在於，它會感染缺乏強有力免疫系統的發育期胚胎，這就是為什麼孕期女性被警告絕不可以碰垃圾桶。一個簡單的血液測試(我最近準備去做)就可以檢測出你是否沾染該疾病，但大多數的健康人群根本不屑於檢查。
　　不過最近，科學家對這些看似無害的寄生蟲持懷疑態度，開始調查長期的大腦感染是否會改變人類的神經和行為。
　　杜貝並沒有等待這些研究結果。他的目標是阻止這些寄生蟲的傳播。他帶我穿過擁擠的實驗室，我們見到了來自西班牙、印度和巴西到此訪問的科學家們。全球不同地區的弓形蟲感染率受當地氣候和文化風俗的影響：比如對於生肉和野味，尤其是豬肉和羊肉的偏愛，毫無疑問助長了寄生蟲的傳播。南美洲、歐洲南部以及亞洲部分地區有著較高的感染率，其中一些國家感染率高達80％。美國的感染率大約在10％到40％之間，而韓國可能是弓形蟲感染率最低的地方，只有不到7％ 。
　　旁邊工作檯上的攪拌機盛滿了看上去十分可口的類似於香蕉草莓奶昔一樣的東西。這些是從格瑞那達(Grenda)運過來的小脽心臟，研磨成粉紅色液體以便於研究人員檢查是否存在寄生蟲的跡象。同時我還發現了一具四肢伸展的被剝皮的老鼠屍體——據杜貝解釋，這隻弓形蟲檢測呈陽性的齧齒類動物大腦已經被取出了，很快就會被餵給實驗貓。幾天之內，這隻原本健康但被弓形蟲感染的貓就會開始排泄億萬計卵囊，它們就是微小到不可見的卵狀弓形蟲，杜貝和他的同事就會取樣研究。
　　「我能看看你的貓嗎？」我問杜貝。
　　「我不希望你這麼做，」杜貝說，「我們對於這些貓有嚴格的安全管理。你得換衣服。這些卵囊感染性極強，一旦感染則非常難以徹底消除。就算你把它們置於次氯酸鈉中，它們依舊安然無恙。」
　　即使是在實驗室裡，相關規定也非常嚴格。「這裡的所有東西都要被焚燒的，」杜貝指了指那具老鼠屍體，就像塊皺巴巴的抹布，「任何東西只有被燒乾淨了才能從這裡出去。」
　　1938年，紐約市幼兒醫院的病理學家給一名新生兒做了檢查，這名嬰兒出生三天就染上了抽搐式痙攣。眼底鏡檢查顯示，她的眼睛裡有損傷。一個月之後她就去世了，而驗屍官則在她的腦部發現了類似的傷痕。
　　這有可能是醫學界最早關於人類弓形蟲病的診斷記載。這是一種極其可怕的先天性疾病，且是最為惡名昭彰、極具毀滅性的迭循環性疾病，從貓傳染到懷孕的人群，最終到達嬰兒身上，引起了無數的墮胎、死產以及諸如失明和智力低下等嚴重的併發症。幾十年之後，我們才弄清楚這種病是從何而來的。
　　直到20世紀50年代，科學家發現了這種疾病與肉食動物的關聯：他們注意到，從垃圾中食用生肉的豬更容易感染弓形蟲病。1965年，研究人員決定在巴黎一所療養院中驗證這一猜想。在這裡數以百計的年輕肺結核患者食用了幾乎全生的羊排。(因為根據當時的認知，生肉餐有助於肺結核的治療，因而這一試驗起碼在當時是完全合乎道德的。)一些肉顯然含有弓形蟲組織囊腫，因為療養院兒童的弓形蟲病發病率極高，然而在整個傳播過程中的關鍵性物種依舊是個謎。
　　真正的進展來自於一位蘇格蘭寄生蟲學家的突發奇想，他將研究對象從狗換到了貓，且在偶然的機會下發現了他的貓糞便中的弓形蟲。杜貝和其他研究人員跟進了這一幸運的開端，到1969年，幾組科學家同時確認了貓就是弓形蟲的最終宿主，它們的肚子就是寄生蟲的大本營。
　　對於貓的罪孽，較之中世紀宗教審判的罪名有過之而無不及：傳言說它們會偷走小孩子的呼吸，而現在則有鐵證證明它們會使胎兒失明，甚至摧毀他們的大腦。在《科學》(Science)雜誌刊登了關於這一發現的文章之後，「大量的貓因此被殺，因為人們對此無法理解。」杜貝回憶道。
　　事實上，貓完全能夠克服這種公關危機，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增長迅速——這無疑是人類對於貓無比痴迷的又一鐵證。不過目前據我們所知，在某些特定的養貓模式下，尤其是室內養貓，患上弓形蟲病的風險並不是那麼大。實際上養貓人群中感染弓形蟲的比率並沒有特別高。室內貓大多吃的都是商業化銷售的貓糧——這些食物經過冷凍，高溫烹製，有些經過工業處理殺死寄生蟲，且這些貓不會與室外動物有接觸。它們只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會被感染。
　　捕食獵物的室外貓才是將弓形蟲傳染給人類的罪魁禍首。由於貓攜帶肉眼不可見的蟲卵，它們的主人可能在倒貓砂時沾上，鄰居也可能在寄生蟲感染的院子裡勞作時碰到。其他處在我們食物鏈上的動物，比如羊，也會被弓形蟲汙染，當我們吃羊肉煲時，第二宿主就會依次感染下一個宿主。(養在穀倉的貓，除了抓不到足夠的老鼠，還會把弓形蟲傳染給牲口，因此杜貝建議讓貓遠離容易受感染的豬。)
　　貓一生往往只感染一次，蟲卵只需要幾個禮拜的孵化期就能占領宿主。科學家們估測，只要地球上有1％的貓成為感染源，假以時日，它們絕對能夠把弓形蟲散布到生態系統的每個角落。在美國，大約80％的賓夕法尼亞黑熊(它們以各種垃圾為食，其不怎麼好吃)感染了弓形蟲。另一些研究則發現，俄亥俄州大約有一半的鹿都被感染，它們很可能是因為吃了沾過貓糞的草。
　　儘管人類比雄鹿和熊要衛生得多，但預防弓形蟲病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困難。比如，現代孕婦在九個月幸福的孕期內可以解脫鏟屎官的工作，但如果你養了一隻室內貓，這一措施根本毫無意義，因為危險往往潛伏在別處。避免接觸生肉才更為有效，然而素食主義者並未從弓形蟲病的感染對象中倖免。
　　史丹佛大學微生物學家約翰·布斯羅伊德(John Boothroyd)在一場關於弓形蟲病的公開演講中說道，「一開始素食主義者們都信誓旦旦地認為弓形蟲與他們絕緣，直到我給他們展示了一張胡蘿蔔的照片。」沾滿泥土的蔬菜照樣可以攜帶滿滿的蟲卵。印度的一項研究表明，素食主義者和食肉人群的感染機率相差無幾。
　　事實上，人們喝水都可能得病。曾經發生過廣為人知的事件：一百多人因飲用被弓形蟲感染的加拿大水庫中的水而導致感染疾病，且該疾病重要的傳播途徑之一就是透過被貓排泄物汙染的水源擴散的，尤其是在一些開發中國家。就連呼吸都不安全。另一個非常著名的弓形蟲傳染病爆發出現在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人們僅僅在養貓的馬廄中吸入塵埃顆粒就能染上疾病。
　　我們無從知曉貓和弓形蟲何時開始，以及緣何勾結在了一起，不過從其關係來看淵源很深。由於獅子、美洲豹以及其他野生貓科動物一度統治著地球的大部分地方，弓形蟲很可能在Felis silvestris lybica進入第一個人類群落之前，就已經生生不息地世代傳播了。事實上，我們DNA的排列特徵顯示，弓形蟲影響了靈長類動物的進化：為了使機體能夠對抗感染，其中一個基因片段似乎主動沉默，以不表達的「死基因」狀態仍舊存活在細胞裡。
　　但真正將弓形蟲推上燎原之路的還是近現代人類與貓之間進化上突飛猛進的關係。在原始自然界，儘管位於食物鏈的頂端，貓科動物非常稀少，因而攀附於貓的寄生蟲影響力極其有限。然而隨後到來的人類文明，則把寵物貓帶進了千家萬戶。並且任何情況下，只要我們帶著貓踏足一片新的生態系統，弓形蟲如影而至。如今遠至北極圈的白鯨和其他生物身上都有弓形蟲寄居，而對於類似澳大利亞這種沒有本土貓類的地區，其存在幾乎是毀滅性的。沒有與貓共同進化的袋鼠等動物很容易死於弓形蟲病，因為它們的免疫系統根本沒有應對這種外來疾病的能力。
　　當我們帶著貓跑遍天涯海角的時候，我們也很可能在重塑寄生蟲的生物特性。比如，當歐洲殖民者把船上的貓帶到了巴西時，毫無疑問它們會從美洲虎和美洲獅身上接觸到異種弓形蟲。如果一些貓在接觸到巴西弓形蟲時本身攜帶了歐洲病源，兩種寄生蟲會在貓的腸子裡史無前例地結合在一起，從而產生新型的超適應性變種。
　　為什麼貓的腸道如此利於這種寄生蟲的生長？「有很多原因，包括體溫、膳食比例以及其他微生物條件。」布斯羅伊德說。他表示，在寄生蟲長期的寄居過程中衍生出的有利於其生存繁殖的變種，很可能使得它們經過「精密的改良」後越發適應貓的腸道環境。
　　類似弓形蟲的寄生生物存在於很多其他動物的腸道裡——小雞的排泄物中含有類似的極其適應其內臟環境的寄生蟲。但是這種寄生蟲只能在小雞體內寄生，其他家禽牲口無法攜帶它，更不可能感染到人類。對寄生蟲而言，除了其固定宿主外，還能感染如此廣泛、數量龐大的第二宿主，實在是超乎尋常。
　　這種網路效應的關鍵，在於貓科動物具有堅定不移的肉食屬性。
　　假如有隻老鼠偶然攝取了小雞排泄物中的寄生蟲，該寄生蟲又成功在老鼠體內存活了下來——這將會是一步非常大的飛躍(如布斯羅伊德所說，「謝天謝地，這並不是日常司空見慣的事情。」)，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一旦進入了老鼠體內，雞寄生蟲就面臨了難題：由於雞不吃老鼠，因而它再也不可能回到任何一隻雞體內——這意味著它無法回到最舒適的環境中，繁殖出百萬個適應老鼠機體環境的新變種後代。
　　然而，同一個老鼠體內相似狀況的貓寄生蟲，則有更多出路。「由於貓是肉食動物，這隻老鼠有機會被貓吃掉，從而寄生蟲能回到它所適應的貓腸道內，永無休止地繁殖。」布斯羅伊德說。在這種情況下，寄生於老鼠不再是一個死巷子，而成了一種機遇。不過並非全部如此，比如弓形蟲的第二宿主是座頭鯨的話，那就是完全的死路一條了——就算是獅子也沒辦法捕食座頭鯨。但由於貓的捕食物種範圍非常多，這無疑給寄生蟲帶來了廣為撒網的條件。幾百萬個蟲卵中只要有幾例順利回到貓體內，就已經算是成功了。
　　弓形蟲和它的宿主一樣既最佳化又靈活，既挑剔又濫交。當其他單細胞寄生蟲尚專注於摧毀某種特定的人類細胞時——例如弓形蟲的近親瘧疾，專門攻擊人類紅血球——弓形蟲幾乎占領了人體的每一個組織：胃細胞和肝細胞、神經元細胞、心臟細胞等。當我觀看一部高倍離子放大鏡下的弓形蟲動態短片時，竟覺得它看起來有點像我的奇多。這隻小而豐滿的渦輪狀弓形蟲悄悄貼近一個比它大得多的人類細胞，它沿著細胞順滑地游走姿態讓人想起一隻蹭在你腳邊求餵食的貓。接著突然間，弓形蟲猛烈撞擊細胞讓自己迅速擠入內部，就像水氣球壓縮變形鑽過一個窺視孔。
　　它甚至可以入侵免疫細胞，再利用免疫細胞進入我們的大腦，而鮮有寄生蟲能到達這裡。一旦到達這一步，它們就完全勝利了，因為大腦是我們最重要卻最脆弱的器官：腦部不會有任何免疫反應，因為免疫反應所引起的腫脹或是充水，在發致命的傷害，因而最好的辦法就是先一步將入侵者擋在大腦之外。人類大腦和身體其他部分之間的界限被層疊纏繞的血管緊密守護，毫無破綻，幾乎無法進入。
　　但是弓形蟲可以利用機體自身所信任的免疫細胞，以特洛伊木馬的方式將其偷度過防護屏障。一旦進入，大腦對它基本上束手無策。寄生蟲就此定居，一面在加築的組織包囊中休眠，一面耐心地等待著被貓吞回肚子裡。
　　不過或許弓形蟲並不甘於僅僅在機體內等待時機。它可能會在體內暗中操縱，讓一切往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增大宿主成為貓獵捕對象的機率。這並非空穴來風：20世紀90年代幾組轟動一時的實驗中，牛津大學的科學家將弓形蟲檢測呈陽性的老鼠放置在貓尿附近。
　　儘管貓的捕鼠能力相當蹩腳，但卻有一樣東西能讓它們在除害界立足：貓尿的氣味對於齧齒類動物來說，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即使是一隻世代生活在遠離家貓控制的籠中實驗鼠，聞到貓尿的味道也會四下逃竄。
　　對於依賴貓的排泄物傳播的寄生蟲來說，這種對貓尿天生的恐懼無疑是「巨大的傳播阻礙」，牛津大學研究組長喬安妮·韋伯斯特(Joanne Webster)如是說，「我們想要驗證一下弓形蟲會不會抑制這種本能反應。」
　　觀察結果顯示，寄生蟲對於老鼠的影響絕非僅僅是抑制——它們使得老鼠幾乎完全喪失了恐懼本能。「被弓形蟲感染的老鼠不僅不再躲避貓尿，它們似乎被貓尿所吸引。」韋伯斯特說。這些迎合貓尿的老鼠的日常社交行為似乎並沒有發生變化，且它們對於其他恐懼的警惕性也絲毫未減。它們僅僅是喪失了對於貓尿的一切提防。研究員將這一實驗稱為「致命的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著實讓報紙賺足了眼球。
　　這一發現經過其他實驗室的反覆驗證之後，與科學家日益感興趣的所謂「行為操縱假說」(manipulation hypothesis)相符合。研究顯示，某些寄生蟲會為了其自身的利益操控它們宿主的行為，有時候，倒楣的被寄生動物甚至會自投羅網，獻祭自己為食。在一個著名的研究例子中，寄生蟲意外感染了一隻螞蟻，於是在其影響下，螞蟻攀上了一片容易被牛或羊吃掉的草葉上，而牛羊則是這種寄生蟲的首選宿主。
　　科學家們猜測，感染弓形蟲老鼠的大膽行為——不知道從何而來聚集在貓尿周圍的勇氣，以及研究員所注意到其增強的活躍程度——正是為了增大被貓獵捕的機率。
　　果真如此的話，研究結果可能會比人們的猜想更加匪夷所思。大多數的行為操縱假說都發生在簡單生物身上，比如上文所述那些倒楣的螞蟻。而哺乳動物中有老鼠為例。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上：如果這種貓寄生蟲能讓老鼠淪為其操縱的傀儡，人類有朝一日會不會也成為它們的人質？是不是我神經細胞中的弓形蟲將我「獻祭」到獅子穴中的？懷著恐懼和好奇，我閱讀了一份關於我們靈長類近親的研究報告。報告顯示，感染弓形蟲病的黑猩猩被美洲獅的尿氣味所吸引，而後者是黑猩猩的主要獵食者。
　　遺憾的是，科學家們尚未統計分析被獅子襲擊的受害人群中有多少感染了弓形蟲。不過已經有一些非常有趣的關於弓形蟲感染人群及其與風險偏好行為之間聯繫的研究，這些人似乎更容易以各種方式死於非命。
　　比如，感染人群有較高的自殺傾向，而發病率較高的國家則相應地有著更高的自殺率和謀殺犯罪率。車禍數據也顯示了相同的增長趨勢，感染弓形蟲的人群捲進摩托車事故的機率是普通人的兩倍。
　　被美洲獅(jaguar)吃掉的現代版本是不是開著捷豹(Jaguar)被撞死？可能確實如此。「如果你帶了一個被弓形蟲感染的朋友，他們就可能有做蠢事的傾向，比如讓你的身體經歷一場超重力的撞擊。」史丹佛神經生物學家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Sapolsky)在一次線上訪談中說道。
　　但是一些科學家認為，更可能的解釋是，影響這些草率的司機(以及其他受感染的人和動物)的並非聳人聽聞的寄生蟲操縱，而是再尋常不過的免疫反應，只不過這種免疫反應由於受抑制，持續的時間比大多數疾病發作期要久得多。這些受寄生蟲感染的個體初始免疫系統就較為脆弱或敏感，而弓形蟲病則讓他們三不五時身體不適。這些症狀表現在容易出事的摩托車騎士身上時，可能由於反應速度變慢而導致他們無法及時避開路障。
　　這一猜想在一組血淋淋的數據點中找到了相關證據：在蒙特雷灣(Monterey Bay)，受弓形蟲感染的海獺被超級捕食者殺戮的機率是平均水平的三倍，但捕食者並非貓類，而是海裡的大白鯊。這就很奇怪了，貓寄生蟲在引導其宿主投向大魚之腹，所以更可能的解釋是，這些生病的海獺只是有點暈乎，在大白鯊眼中成了更容易捕捉的目標而已。
　　說到這裡，每次我提到自己那一套關於弓形蟲引導我進入獅子穴的理論時，科學家們都會咯咯直笑。他們懷疑弓形蟲確實能夠根據不同的宿主類型做出調整，往有利於自己的方向引導，不過對於人類並沒有用。因為只有對那些易於被貓獵捕的動物，諸如老鼠和鴿子，寄生蟲的操縱才有意義。如今被貓科動物吃掉的人寥寥無幾，所以就算有某種專門引誘笨蛋急著進入獅口的弓形蟲，也應該早就消亡了。對於以百萬計增長的寄生蟲來說，人類在它們眼中只是滄海一粟而已。
　　但這並不意味著弓形蟲和我們無關。20世紀80年代HIV(愛滋病病毒)流行期間，主流觀念認為只有孕期婦女才需要警惕弓形蟲病。然而緊接著，大量愛滋病人由於免疫系統被摧毀，弓形蟲在他們體內肆無忌憚地寄居繁殖，啃噬出網球大小的腦組織損傷。一些歐洲國家有多達30％的愛滋病人(美國大約是10％)死於弓形蟲感染。前不久，由於一家抗弓形蟲藥廠突然提高了治療免疫低下疾病的救生藥品價格，弓形蟲成了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熱議話題之一。
　　研究員們甚至在免疫系統健全的人群中尋找弓形蟲和各種疾病之間的聯繫：阿茲海默症候群，帕金森氏病，風濕性關節炎，肥胖症，腦腫瘤(這一點上質疑聲較多)，偏頭痛，憂鬱症，躁鬱症，不孕不育，暴力傾向以及強迫症。最近，一項來自芝加哥大學的研究指出了弓形蟲病與路怒引起的交通事故之間的聯繫。
　　接下來這個研究更令人大開眼界。一位名叫雅羅斯拉夫·弗萊格(Jaroslav Flegr)的捷克科學家認為，弓形蟲影響著個人性格的塑造。根據他的研究結論，感染人群具有更高的犯罪傾向：受感染的男性較為多疑和武斷，而女性則更愛社交且穿著時髦。可能弗萊格也嘗試過讓他的實驗個體處於貓尿環境中，結果發現受感染的男性相當喜歡貓尿的氣味，而女性卻避之不及。
　　這一科學分支領域的奇葩程度遠遠不止於此。另外兩名弓形蟲研究者推測，弓形蟲病能夠解釋我們對於白蘇維農葡萄酒的偏愛，因為這種酒的香氣有點像貓尿。(不過我確實收藏過一瓶名叫「醋栗叢上的貓尿」葡萄酒。)紐西蘭特產這種酒，而紐西蘭又恰好是全世界養貓比例最高的地方——以及全國弓形蟲感染率高達40％ 。
　　就算這些稀奇古怪的發現得到了進一步驗證，我們的購物習慣和酒窖裡的酒是怎麼促進貓獵捕率增長的呢？也許根本沒這回事。寄生蟲確實能在許多第二宿主身上引起一系列行為變化，但這些變化很少對入侵者真正有利。
　　可是由於人類擁有在動物界中與眾不同的大腦，所以弓形蟲病對我們產生的某些影響，在諸如海獺或者澳洲小袋鼠之類的低等生物身上不會發生。在所有關於弓形蟲引起的複雜病症的一系列研究中，最可靠的結果反而最令人憂心：弓形蟲和精神分裂症之間確實存在穩定的聯繫。
　　E.福勒·托里(E. Fuller Torrey)是史丹利醫學研究中心(Stanle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的副主任，該機構是美國最大的精神分裂症和躁鬱症私立研究所。他這間位於馬里蘭切維蔡斯(Chevy Chase)的辦公室明亮通風，牆上有非洲掛毯做裝飾，以紀念他曾經在維和部隊當醫生的經歷。辦公室裡有一幅象群的畫作，圖中卻沒有任何獅子；還有一小張家貓的照片，一個大大的X貫穿了整個貓身。
　　托里自己不養貓，而且也斷了家人想養貓的念頭。「我孫女之所以沒有養貓，就是因為我強制勒令我女兒不許給她買。」這位精神病研究學者說，「並且我不建議任何有小孩的人養貓，尤其是放養室外貓。我也不建議任何人在24小時內未清理的貓砂盒子裡玩耍。」
　　而恰恰相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兒科病毒學家羅伯·約肯(Robert Yolken)，同時也是托里合作最頻繁的研究夥伴，養了兩隻貓，分別叫Cinnamon和Tibby。約肯惡作劇時，常常會把Tibby放在堆滿了托里著作的書架上作為書擋。
　　儘管他們和貓有著截然相反的相處之道，這兩位在家貓對於地球的征服，以及延伸到弓形蟲對於全世界的威脅問題上有著共同的警惕性。「如此龐大數量的貓是史無前例的」，他們在近期發表的一篇《寄生蟲學趨勢報告》(Trends in Parasitology)中寫道，引用了1986—2006年間養貓數量增長50％的數據。我們才剛剛開始意識到其帶來的後果。
　　托里認為精神分裂症起源於近現代，19世紀早期出現了第一個相關病例的歷史記錄，而之前並不存在類似病症，所以病因有可能是較晚才出現的某些因素。不過他對於19世紀流行起來的一個特殊習性非常感興趣：養貓數量的增多。如我們所見，正是在19世紀，貓開始順著小路一步一步踏進人類家門，成為我們家庭的可愛一員。他指出，第一次養貓熱潮中的許多積極分子都是藝術家，這類人的精神狀態往往都不太穩定。
　　「寵物貓數量的增長，」托里在《看不見的瘟疫》(The Invisible Plague)中寫道，「與精神病的增多幾乎同步。」
　　約肯和托里在1995年發表的《精神分裂症通告》(The Schizphrenia Bulletin)中將「傷寒虎斑」(typhoid tabby)的概念引入了醫學界：1944—1945年在荷蘭「飢餓的冬天」(hunger winter)這段時間裡，懷孕的婦女不得不吃貓充飢，這期間出生的人們往往表現出長期受刺激的現象，他們將其描述為精神分裂症飆升階段。
　　為了增強說服力，他們展示了一組調查結果，數據顯示樣本中51％的成年精神病患者幼年都養過貓，而健康人群中的養貓比例僅有38％。(實驗對象中，另一個較為明顯的童年區別就是母乳餵養比率。)論文總結道：「家貓在精神分裂症的形成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環境因素。」
　　之後，科學家重新驗證了這一研究結果，這次通過養寵物狗的變數控制，確認了一般情況下精神分裂兒童並非比正常兒童更喜歡有動物陪伴。不過他們再次印證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小時候有更大機率養過貓，而養狗機率則和正常人差不多。
　　兩人最開始探尋貓與臨床精神病之間的聯繫時，「所有人都覺得這個想法不可理喻。」托里回憶道。最初他們懷疑貓類反轉錄酶病毒(feline retroviruses)是導致精神分裂的罪魁禍首，但是在日漸發展的弓形蟲病領域，貓類反轉錄酶表現出與精神分裂更強的相關性。
　　精神分裂症是一種醫學上難以捉摸的絕症，美國的發病率約為1％，表現出的症狀類似於產生幻覺或是妄想症。顯然，占到全世界入口30％的弓形蟲感染者中，大多數並沒有精神分裂症，且隨著相關研究的進展，越來越多的結果表明這種精神紊亂和遺傳密切相關。但是約肯和托里依舊認為，弓形蟲和其他環境以及基因因素一起，將一個有著先天疾病傾向的人誘導為症狀完全表現的精神病患者。
　　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事實是，感染弓形蟲的人確診為精神分裂的機率是未感染人群的3倍。然而這一發現並非毫無破綻——因為通常情況下，我們無法確認一個人究竟是先患上弓形蟲病還是精神分裂病。反對者則表示，也許實際上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容易染上弓形蟲病，畢竟精神錯亂情況下對於衛生狀況的疏忽，讓寄生蟲有可乘之機。
　　儘管約肯和托里坦然承認了理論中的不足，但他們引用了一長串相關的支持證據。19世紀，精神分裂症似乎是毫無徵兆憑空出現的。除此之外，更令人困惑的是這種疾病明顯受患者出生季節的影響，這在其他精神疾病中非常少見。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多地出生在冬天或是早春。托里推測不論是室外還是室內的貓，儘管它們捕食活動依舊非常活躍，但寒冷的冬天一定會在房間裡待得更久，因而更容易傳染給冬天或早春出生的嬰兒，尤其是對於處在最後三個月的孕期中的孕婦，弓形蟲的影響極其顯著。多個研究表明，孕期女性在冬天感染弓形蟲病的機率更高。
　　還有其他零零碎碎的相關證據：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性和患有急性弓形蟲病的女性一樣可能生出死胎，至今無人能對此做出解釋。在一些歷史上從未有過貓(意味著沒有其所攜帶的弓形蟲)的地方，比如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的高原地帶，精神分裂症患者相當稀少。和精神分裂症一樣，弓形蟲病也在家庭成員之間傳播——不是通過基因遺傳，而是一家人同時用餐、喝同樣的水、擼同一隻貓，因而之前認為的精神分裂遺傳性可能僅僅是披著遺傳外衣的弓形蟲家族傳染模式。精神分裂症多發於擁擠、貧窮的家庭，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而弓形蟲病亦如此。最後一點，一些弓形蟲病患者會表現出精神病症狀——就算沒有相應症狀。有意思的是，開發用來治療精神病的藥物被證明可以有效地防止非休眠期弓形蟲在體內擴散。
　　不少弓形蟲病研究員認為這些精神分裂症理論非常有意思。不過也有反駁的觀點。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數在城市長大，而弓形蟲病在鄉村地區更為普遍。衣索比亞、法國和巴西等國家有著極高的弓形蟲發病率，但精神分裂症的發病率卻不高。同樣，儘管有源源不斷的新生貓四處遊蕩，最很多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都有所下降，這可能和肉類的冷凍及改善的農耕方式有關——然而精神分裂症的發病率並沒有下降。
　　這些相關證據非常難以梳理，部分由於弓形蟲病實在太過普遍。約肯和托里表示，很多數據的前後矛盾非常令人抓狂，但這種情況可以透過更先進準確的診斷工具來改善——比如可以鑑別出弓形蟲的種類(有些惡性弓形蟲的危害遠比其他同類大得多)以及定位出它在體內的行蹤(在精神研究範疇，腦部弓形蟲顯然比肝臟中的弓形蟲更有相關性)。
　　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弓形蟲檢測無法昭示出感染的具體時間。精神分裂症往往在成年早期就表現出徵兆，約肯和托里認為弓形蟲對於發育期的大腦危害極大——不僅是在胚胎期，嬰幼兒期也一樣。(比如，四周大的老鼠和九週大的老鼠在感染弓形蟲病後，表現出的差異非常大。)他們越來越關注寄生蟲對兒童早期習得的影響。
　　當然，這些弓形蟲研究學者的想法可能和他們的實驗鼠一樣不堪一擊——因為托里、杜貝、弗萊格以及其他該領域中的佼佼者本身都感染了弓形蟲病，且他們對此完全自知。即使弓形蟲沒有操縱他們的研究，觀察偏見也會影響他們的判斷。在某些程度上，透過顯微鏡下貓排泄物中的寄生蟲來觀察人類，這種行為本身就是病態的。
　　而我自己則在兩次血檢中確定沒有弓形蟲感染後，才暫時放棄了自己是被微生物誘導才進獅子巢穴的想法。直至今日，我仍舊心存疑慮。就如約肯和托里所說，抽血檢查可能會不準確。
　　一些神經學家擔心，這種盛行一時的弓形蟲研究不僅會給信以為真的養貓者傳遞錯誤的訊息，且會誤導重度弓形蟲感染者。「弓形蟲病與精神分裂症之間的聯繫非常微弱，」亞利桑那大學弓形蟲研究者兼治療醫師安妮塔·科什(Anita Koshy)表示，「而且這種暗示會令病人非常絕望。精神分裂症是如此可怕，這彷彿否定了病人全部的治癒希望。」
　　與此同時，新的弓形蟲病理論不斷問世。最近一篇專欄文章甚至認為像巴西之類的國家，其大男子主義文化和高超的足球水準都是弓形蟲感染的功勞。(冒險精神和進攻性是優秀足球運動員的品質。)
　　那還不如說，弓形蟲從最古老的偉大文明起，塑造了一切人類文化。
　　眾所周知，古埃及人養了無數家貓，它們幾乎是以工業規模的速度繁殖。所以弓形蟲病在埃及肆虐絲毫不足為奇——實際上托里和富勒最近就在埃及參與一項研究，他們對於受弓形蟲感染威脅的尼羅河水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目前，一名史丹佛大學的年輕研究員派屈克·豪斯(Patrick House)正在埃及木乃伊身上尋找弓形蟲——準確說，是那些偷懶的木乃伊工匠沒把大腦取出來的木乃伊屍體。「我已經去所有已知的博物館收集了每一具木乃伊，」他說，「我為此做了一份excel表格。」
　　假設他能如願以償地找到弓形蟲，他會繼續想要知道弓形蟲在古埃及人群中是否流行，人們所攜帶的是哪種類型的寄生蟲，以及這些不同的變種是如何進化的。大肆流行的弓形蟲病對於當時埃及人的行為是否有影響，這確實是個令人著迷的課題。「在我看來，這可能會重寫人類文明的歷史。」豪斯說。
　　我剛聽聞這個研究項目時，覺得相當不可靠，甚至懷疑他們走火入魔了。
　　但是後來我了解到，另一支調查千年木乃伊軀體的科學團隊，已經在木乃伊上發現了弓形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