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生命被顛覆了

第一次見到凱薩琳時，她穿著一件很好看的深紅色時裝，在候診室裡緊張地翻著雜誌。 在此之前的20分鐘，她在精神科外面的走廊來回踱步，說服自己依約赴診而不逃走。

我到候診室招呼她，和她握手。 她的手又濕又冷，證明了方才的焦慮。 事實上，雖然有兩個她信任的醫生大力推薦，但她還是花了兩個月時間才鼓足勇氣來看我。

凱薩琳是個外表十分有吸引力的女子，中等長度的金髮，淡褐色的眼睛。 那時，她在我任精神科主任的同一家醫院的實驗室裡做化驗員，並兼做泳裝模特兒賺外快。

我領她進診療室，穿過躺椅來到一張靠背皮椅前。 我們隔著一張半圓辦公桌對坐。 凱薩琳向後靠在椅背上，沉默著，不知該從何說起。 我等著，希望由她來選擇話題。 但幾分鐘後，我開始詢問她的過去。 第一次會面，我即試圖理清她是誰、為什麼來看我這些問題的頭緒。

在回答中，凱薩琳逐漸向我透露了她的生平。 她生長在麻省小鎮一個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中，排行老二。 哥哥比她大3歲，擅長運動，在家中享有她所沒有的自由。 妹妹則是父母最鍾愛的孩子。

當我們談到她的症狀時，凱薩琳明顯變得焦慮而緊張。 她說話很快，身子前傾，把手肘靠在桌上。 她一直都為恐懼所擾。 她怕水、怕卡到喉嚨，怕到連藥丸都不敢吞的地步；怕坐飛機、怕黑，更怕死這個念頭。 近來，她的恐懼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為了得到安全感，她常睡在大得夠一人躺下的衣櫥裡，每晚要經過兩三個小時的輾轉反側才能入睡。 雖是睡了，但睡不熟，總是斷斷續續，很容易被驚醒。 小時候常犯的夢游和做噩夢的症狀也復發了，當這些恐懼和症狀愈來愈困擾她時，她的情緒也就愈加沮喪。

凱薩琳陳述這些經過時，我看得出她受的折磨有多深。 多年來，我説明過不少像她這樣的病人克服恐懼的威脅，也很有信心能幫凱薩琳渡過難關。 因此，我打算讓她從童年談起，找出問題的根源。 通常，這種洞察可以使人減輕焦慮。 如果有必要，她的吞咽不那麼困難的話，我會給她服一些抗焦慮的藥，使她舒服一點。 這是教科書上對凱薩琳此類症狀的標準處置。 曾經我也從不遲疑地就給病人開安眠藥，甚或抗憂鬱劑，但現在我儘量少用了，要開也只開短期的。 因為沒有什麼藥能對這些症狀的病根有所説明，凱薩琳和其他類似的病人證明瞭這一點。 現在我知道必定有根治的方法，而不只是把症狀壓下去。

第一次會面中，我儘量不著痕跡地把話題往她的童年推。 由於凱薩琳對童年的事記得的出奇得少，我考慮用催眠來追蹤。 她記不得童年有任何大的心靈創傷，足以造成今日的恐懼。

當她竭力去回想時，才能憶起一些零碎的片斷。 5歲時，有人把她從跳板推到游泳池裡，使她嚇得魂飛魄散。 不過她說，即使在那個事件之前，她在水裡也從來沒有舒服過。 11歲時，她母親突然變得很沮喪，無法過正常的家庭生活。 去看心理醫生的結果，是接受了電擊治療，這些治療使她母親幾乎喪失記憶。 這個經驗嚇壞了凱薩琳，不過，隨著母親病情的好轉，逐漸恢復自我，她的恐懼也消散了。 她父親有長期酗酒的惡習，有時凱薩琳的哥哥得去酒吧尋回爛醉如泥的父親。 酗酒也使他常對妻子動粗，於是她母親變得更加陰鬱退縮。 但是，凱薩琳只把這些事當做無可奈何的家庭紛爭。

外面的世界情況好些。 她在高中開始約會，她很容易和朋友打成一片，其中大多數是認識多年的夥伴。 不過，她發現自己很難相信別人，尤其是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人。

她的宗教觀念單純而沒有疑義。 從小就被灌輸傳統天主教義理和習俗，她從來沒有真正質疑過它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她相信一個恪守教義和禮俗的好天主教徒，死後將得到上天堂的賞賜；否則，將會遭受地獄之苦，掌握權柄的上帝和他的獨子會做最後的審判。 我後來知道凱薩琳並不相信輪回——事實上，她很少接觸印度教的東西，根本不清楚這個觀念。 輪回是和她從小被灌輸的觀念完全相反的東西。 她也從來沒讀過有關超自然或玄秘世界的小說，因為沒興趣。 她安全地活在信仰中。

高中畢業之後，凱薩琳修完了一個二年制的專業課程，成為實驗室化驗員。 由於有了專長，又受到哥哥搬到佛羅里達州坦帕地(Tampa)的鼓勵，於是她在邁阿密大學醫學院的附屬教學醫院找了一份工作，在1974年春天，21 歲時搬到邁阿密。

和大城市比較起來，以往的小鎮生活雖容易、單純些，但凱薩琳慶倖自己逃離了家庭問題。

她在邁阿密的第一年，便認識了史都華——已婚，是個猶太人，並有兩個小孩，但和她以前交往過的任何男孩子都不同。 他是個成功的醫生，魁梧而帶侵略性。 他們之間產生了不可抗拒的化學作用，但這段婚外情走得坎坷而崎嶇。 他的某些特質深深吸引著她，使她無法自拔。 凱薩琳開始做治療時，她和史都華的關係已到第六年，雖然時有爭吵，但感情仍是鮮活的。 凱薩琳對他的謊言和操縱怒不可遏，但仍然離不開他。

來看我前幾個月，凱薩琳動手術切除了聲帶上的一個良性瘤。 手術前她就憂心忡忡，動完手術在病房醒過來時，她更嚇壞了。 醫護人員花了幾小時才使她平靜下來。 出院後，她去找愛德華·普爾大夫，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小兒科醫生，凱薩琳工作時認識的。 他們一見如故，很快就建立起友誼。 凱薩琳可以對他暢所欲言，包括她的恐懼、和史都華的關係，以及愈來愈失控的焦慮等。 他堅持要她來看我，而且不是別的心理醫生——就只是我。 愛德華打電話告訴我這回事時還強調，雖然別的心理醫生也訓練有素，但他認為僅自己能充分瞭解凱薩琳。 不過，凱薩琳並沒有打電話來。

8個星期過去了，繁忙的精神科主任職務，使我很快忘了愛德華那個電話。 凱薩琳的症狀卻愈來愈嚴重。 外科主任法蘭克·艾可醫生幾年前就認識凱薩琳，偶爾在實驗室碰面時他們還會開開玩笑，他注意到了她近來的不快樂和緊張，有幾次想跟她談談，但都半途打住了。 一天下午，法蘭克開車到一家小醫院去演講，在路上，他巧遇正開車回家的凱薩琳。 把她招到路邊後，法蘭克從車窗裡大叫：我要你馬上去看魏斯醫生，別再拖了！ 凱薩琳的焦慮和痛苦愈來愈頻繁，而且每次發作持續的時間越來越長。 她開始做兩個重複的噩夢。 其一，她開車經過一座正崩塌的橋，車子掉進水裡，她出不來，快要淹死了。 第二個夢是她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房間裡，不斷被絆倒，可是找不到出路。 最後，她終於來看我了。

第一次見到凱薩琳時，我完全不知道桌子對面這個飽受驚嚇而困惑的病人，會把我的生活攪得天翻地覆，並且讓我整個人也從此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