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歸責
暗殺大師：尋找林布蘭 by 丹尼爾·席爾瓦
2019-12-6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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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薩瑟克區
在報刊行業，沒有什麼比星期五下午5點召開員工會議更讓人厭惡了。在座的人中有一半已經開始籌劃週末的行程安排，剩下的人因為要趕稿，正在為手頭上還沒完成的工作著急。然而，佐伊·瑞德這會兒並不屬於任何一幫人，但她承認，她已經開始神遊太虛了。
對於會議內容，佐伊與所有集聚在《金融日報》五樓會議室開會的人一樣，耳朵都已經聽出老繭了。一度強有力的全球經濟陷入癱瘓狀態。發行收入和廣告收入不斷下降，財政狀況跌入了看不見底的深淵。日報不僅不能創收，還在以不規則的加速度消耗金錢。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報社的母公司萊瑟姆國際傳媒只能儘快尋找買家，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直接關掉報社。另外，新聞編輯室的開銷將再一次大幅縮減。不准為新聞線人大擺筵席；未經批準不準私自出差；取消對其他出版物的公費訂閱。從這一刻起，日報記者將與全球所有人一樣，從網際網路上免費閱讀新聞。
做會議報告的人是傑森·騰博瑞，日報的主編。他像一名鬥牛士一樣在會議室裡來回踱著步子，領帶優雅地鬆垂著。自前不久去了一趟加勒比海度假後，他的皮膚還沒有白回來。傑森是一枚火箭，是公司裡冉冉升起的未來之星，他在閃避迎面而來的困難方面有著無與倫比的能力。如果有人要為日報資本縮水付出代價，那個人一定不會是他。佐伊知道傑森很快就要入駐萊瑟姆總部的某個角落辦公室。她之所以了解這些，是因為他們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戀情，當然，她知道那是一個錯誤。他們現在雖然不在一起了，但他還是會找她談心，定期徵求她的意見，尋求她的認可。因此，會議結束五分鐘後，當她在辦公室裡接到他的電話時，她一點兒也不驚訝。
「我表現得怎麼樣？」
「我個人感覺有那麼一點兒傷感，當然，實際情況肯定沒那麼糟。」
「越描越黑，讓人想到了《鐵達尼號》。」
「你不會真的指望我在沒有合理的度假和娛樂經費的情況下好好工作吧？」
「新規定適用於報社所有編輯，包括你在內。」
「那我辭職。」
「很好，這樣我就又可以少裁一個人了。不，應該是兩個。天，我們在你身上可是花了很大一筆錢。」
「那是因為我很特別，連我的職位裡都有『特別』二字，『特別調查通訊記者』。這個職位還是你給我的。」
「那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錯誤。」
「計算得精確一點，應該是第二大的錯誤，傑森。」
佐伊說話向來犀利尖刻。她那低沉性感的嗓音是讓倫敦金融界最聞風喪膽的聲音之一。那個嗓音經常讓傲慢自大的CEO軟塌下去，讓最為雄辯的律師變成只會嘰嘰喳喳的笨蛋。佐伊和她的小團隊是英國最令人尊敬又害怕的調查記者隊伍之一，他們掃蕩過的地方留下了一長串公司和個人的「屍體」。她揭露過不正當計費方案、內線交易、環境犯罪，以及不計其數的賄賂案件和收取回扣案件。她的大部分調查對象都是英國公司，但她也三不五時地會把目光轉向在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上演的公司陰謀。實際上，在經濟動蕩的2008年秋天，佐伊花了好幾個星期，準備證明一家由一位德高望重的戰略分析家經營的美國財產管理公司實際上是個驚天的「龐氏騙局」[1]。但就在距離她揭露真相前不到四十八小時，伯納德·麥道夫被FBI警員逮捕，以金融詐騙的罪名被起訴。隨著醜聞的進一步展開，佐伊在事件之前進行的報導為日報在同行競爭者之間提供了一個明顯的優勢，但私下裡，她永遠也不能原諒自己竟然讓政府趕在前面抓到了麥道夫。永不服輸和嫉惡如仇的她發誓，絕不會再讓任何一個腐敗、偷盜公眾錢財的商人從她的手心溜走。
這段時間她一直在調查一名平步青雲的工黨議員，案件已接近收尾階段。那名議員從英國最主要的國防承包商帝國航空系統收取了至少十萬英鎊的非法款項。日報的公關部門告訴電視新聞機構，佐伊在案件調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他們不動聲色地為她安排了在BBC、CNBC、天空新聞和CNN國際出鏡的機會。佐伊與大多數紙質新聞記者不一樣，她在電視臺一樣如魚得水，很少人做節目能做到像她那樣忘記自己此時此刻正坐在攝影機前。再者，她絕對是鏡頭前最漂亮的新聞記者。BBC這些年來一直想把佐伊從日報挖走，她最近又飛到紐約同CNBC的高級主管見面。佐伊現在只要拿起電話就能馬上讓自己的工資翻上四倍。這也就是為什麼她沒興趣聽傑森·騰博瑞嘮叨預算縮減的事。
「我可以向你解釋一下為什麼新的預算縮減措施讓我很難繼續工作嗎？」
「如果你非得說的話。」
「你很清楚，傑森，我的線人都來自政府內部，我需要拿東西誘惑他們，他們才會把訊息給我。你不會指望我用『即刻三明治』的雞蛋茴香漢堡說服某企業高級主管出賣他的公司吧？」
「你上個月籤開支表的時候自己有沒有看一眼？單單用你在多切斯特燒烤屋花的那筆錢我就能再多請兩名初級編輯。」
「有些事情沒辦法在電話裡談。」
「我同意。所以說，我們過會兒在羅傑咖啡屋見怎麼樣，到那裡再繼續談。」
「你知道這不是什麼好主意，傑森。」
「我只是希望我們兩個同事能友好地喝上一杯。」
「你知道自己在胡說八道。」
傑森對她的拒絕不以為意，飛快地換了一個話題。
「你在看電視嗎？」
「我們現在還能看電視嗎？還是說那只是在浪費公司昂貴的電費？」
「調到天空新聞。」
佐伊調好頻道，看見三個男人面對著一群記者站在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前。一位是聯合國祕書長，一位是致力於消除非洲貧困的愛爾蘭搖滾明星，另一位是馬丁·蘭德斯曼。蘭德斯曼是日內瓦的一位家財萬貫的金融家，他對著電視鏡頭宣布他將捐獻一億美元用以提高第三世界國家糧食產量。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做出此種善舉了。他的批評者和擁護者都稱他為「聖人馬丁」，據說他已經從自己的霹靂包裡掏出了至少十億美元捐給各類慈善機構。他慷慨富有，但他逃避並輕視媒體。蘭德斯曼一生中只接受過一次採訪，採訪他的人正是佐伊。
「什麼時候的新聞？」
「午後不久。他拒絕回答問題。」
「他們能說服馬丁來出席活動就已經讓我很驚訝了。」
「我不知道你們兩個都直接叫對方的名字了。」
「實際上，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和他說過話了。」
「或許你應該和他敘敘舊。」
「我試過了，傑森，他不想說什麼。」
「你為什麼不趁現在給他打個電話？」
「因為我現在要回家去泡個長長的澡。」
「週末呢？」
「讀一本垃圾書，看幾張碟，不下雨的話，或許會去漢普斯特德公園散散步。」
「聽上去很無聊。」
「我喜歡無聊，傑森，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一直都這麼喜歡你。」
「我一小時後會到羅傑咖啡屋去。」
「我呢，就和你週一早上再見了。」
她放下電話聽筒，看著馬丁·蘭德斯曼離開日內瓦新聞發布會現場。他的一頭銀髮在上百臺照相機的閃光燈下熠熠發光，他光彩照人的法國妻子莫妮卡站在一旁。蘭德斯曼作為一個極度愛護隱私的人，當然知道如何抓住罕有的機會在公共舞臺上塑造一個令人著迷的形象。這是馬丁的獨特天賦，他能夠控制世界了解他、看待他的方式，他在這一點上無人能及。佐伊對馬丁·蘭德斯曼的了解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名記者，對於這一點她十分自信。但是她也不得不承認，聖人馬丁和他的金融帝國中有許多她不曾掌握的事實。
蘭德斯曼的身影換成了新當選的美國總統，他正在發動倡議，力爭改善美國與其最為勢不兩立的敵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之間的關係。佐伊關上電視，看了看手錶，輕聲咒罵了一句。已經六點零幾分了。她的週末安排可不像她對傑森說的那樣無趣，實際上，她的安排相當豐富多彩。但是現在，她就要遲到了。
她查了一遍電子郵件，然後飛快地清理語音信箱。6點15分，她一邊穿外套一邊走出新聞編輯室。傑森正在他那間大玻璃辦公室裡面欣賞泰晤士河的美景。他察覺到佐伊從他身後經過，於是迅速轉過身來，準備迎接她的目光。佐伊垂下目光看著地板，瀟灑自信地走進開著的電梯。
隨著電梯慢慢地移向一樓大廳，佐伊在不鏽鋼電梯門上觀察著自己的長相。你是吉普賽人扔在我們門口的小孩，她媽媽總是說。這似乎是唯一能解釋她一個有著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小孩為什麼長出了黑色頭髮、深棕色眼睛和橄欖色皮膚的說法。佐伊還是個年輕女孩，她很在意自己的長相。從到劍橋的第一天起，她就知道自己的長相是一項資產。她的長相與她的天資和非凡的幽默感一樣，都讓她鶴立雞群。她第一天踏入傑森的辦公室時，就把他俘獲了。他當場聘用了她，之後更是一路提拔她。有時候佐伊承認，她的事業得益於她的長相。但她也的確比大多數同事都更聰明，比新聞編輯室裡的所有人都更努力。
電梯門開啟，她看到一小群記者和編輯聚在大廳裡討論今晚喝酒聚會的地點。佐伊面帶微笑地從他們身邊經過——裡面有認識的人，但沒有真正的朋友——徑直走到大街上。與往常一樣，她穿過泰晤士河來到加農街地鐵站。如果她此時真想回家的話，應該坐西向的環線到泰晤士河堤岸，再轉一趟北向地鐵到漢普斯特德。然而，她踏進了一輛向東的地鐵，一直坐到聖潘克拉斯火車站。這裡是倫敦新設的歐洲之星高速鐵路乘車點。
佐伊公事包的最外面一層口袋裡裝著一張7點09分開往巴黎的火車票。過安檢之前她買了幾本雜誌，然後走到發車站臺，登車手續已經開始辦理了。她找到自己在一等艙的座位，列車長很快給她端來了一杯高級香檳。讀一本垃圾書，看幾張碟，不下雨的話，或許會去漢普斯特德公園散散步……並非如此。火車緩緩地離站，她向窗外望去，看見一個漂亮的黑髮女人正盯著她看。這是最後一次，吉普賽女郎，她想。最後一次。
* * *
[1]龐氏騙局：對金融領域投資詐騙的稱呼。利用新投資人的錢來向老投資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報，以製造賺錢的假象，進而騙取更多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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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阿姆斯特丹
很少有人注意到伊萊·拉馮在第二天來到了阿姆斯特丹。即便有人注意到了，那也一定把他認成了別人。這是他的專長。拉馮是組織有史以來最好的街頭監控藝術家，他是一個鬼魂一樣的男人，能夠像變色龍一樣迅速易容。他天生不起眼的長相成了他最大的優勢。從外表看，他似乎是某個飽受生活摧殘的人。但事實上，他是天生的獵手，能夠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跟蹤一名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工或者經驗豐富的恐怖分子而絲毫不引起他們的察覺。阿里·沙姆龍總喜歡說，拉馮可以在跟你握手的一瞬間消失不見。事實也差不了多少。
1972年9月，沙姆龍把拉馮介紹給了一位前途遠大的年輕藝術家加百列·艾隆。他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已被選中參加一項祕密任務——「天譴」行動，任務內容是追捕和暗殺慕尼黑奧運會大慘案的幕後黑手。那項任務在今天已成為以色列情報機構有史以來最受稱讚也備受爭議的任務之一。當時，用希伯來語說，拉馮是一名「艾因」，即追蹤和監控專家。加百列是一名「阿里夫」。他一個人靠著一把貝瑞塔點二二口徑手槍幹掉了六名實施了慕尼黑慘案的「黑色九月」成員。在沙姆龍的不斷施壓之下，他們整整三年都在西歐各國追蹤獵物，晚上殺人，白天也殺人。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擔心自己被警察逮捕，以謀殺的罪名被起訴。等他們終於完成任務回到家裡時，加百列的兩鬢竟已斑白，整個人看上去一下子老了二十歲。伊萊·拉馮因為長時間在沒有後援的情況下近距離接觸恐怖分子，也患上了無數種壓力症候群，包括困擾他至今的胃功能障礙。
等到「天譴」小組正式解散之後，加百列和拉馮都不想再接觸情報工作或殺人任務。加百列躲到威尼斯修復油畫去了，拉馮則藏到維也納，開了一家小型調查公司，名叫「戰時索賠與諮詢」。憑藉著微薄的運作資金，他成功地追蹤到幾百萬被掠走的猶太人財產，幫助組織從瑞士各大銀行內打探到幾十億財產的流動情況。但這些工作讓他結下不少仇人。2003年，他的辦公室裡發生了一起爆炸，兩名員工死亡，他也嚴重受傷。之後，他沒有回維也納東山再起，而是回到以色列追求他最熱衷的事業——考古學。現在，他成了希伯來大學的一名兼職教授，定期參加國內的考古挖掘工作。同時，他每年要回組織兩次，教授新人跟蹤的藝術。人們總不可避免地問到他與傳奇殺手加百列·艾隆一起執行的那次任務。但他的回答永遠都是：「哪個加百列？」
拉馮的天性加上職業訓練讓他在處理珍貴物件時極為小心，尤其是對待他在大使館酒店豪華套房的客廳裡接過來的這張紙。他在半明半暗的燈光中仔細查看紙上的內容，看過之後，把它放在咖啡桌上，從他那雙半月形老花眼鏡上方好奇地盯著加百列和基婭拉。
「我還以為你們一直在康沃爾的天涯海角躲沙姆龍。你們是從哪裡弄到這個的？」
「文件是真的嗎？」加百列問。
「真的。但你是從哪裡弄來的？」
加百列向拉馮介紹了他近些天來的行程，從朱利安·伊舍伍德突然出現在蜥蜴角的懸崖邊上，一直講到莉娜·赫茨菲爾德的往事。拉馮聚精會神地聽著，那雙棕色眼睛不時在加百利和基婭拉的臉上來回游走。最後，他再次看了一遍文件，慢慢地搖了搖頭。
「怎麼了，伊萊？」
「我花了很多年找這種東西，沒想到竟被你一不小心給撞上了。」
「什麼東西，伊萊？」
「證明他罪過的證據。哦，我從歐洲各國的墓地裡蒐集到一些確鑿的證據，但還沒有一項像這張紙這樣鐵證如山。」
「你知道這個人？」
「庫特·沃斯？」拉馮緩緩地點了點頭，說，「可以說我和黨衛軍上尉庫特·沃斯是老朋友了。」
「簽名呢？」
「對於我來說，他的簽名就和林布蘭的簽名一樣容易辨認。」拉馮的目光瞥向文件，說，「不管你是不是能找到朱利安的畫，你都已經完成了一項重大發現。需要把它保存起來。」
「能把它交到你那雙靈巧能幹的手裡，我是一百個樂意，伊萊。」
「但是恐怕我需要付出一些代價。」
「只是一點點代價。」加百列說。
「什麼？」
「跟我說說沃斯的事。」
「這將是我最大的不幸。弄點咖啡來，加百列，我和沙姆龍一樣，沒有咖啡談不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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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阿姆斯特丹
伊萊·拉馮從庫特·沃斯驚世駭俗的生平中最基本的事實講起。
他於1906年10月23日出生於德國科隆一個上層商人家庭。後來前往柏林唸書，1932年從柏林大學獲得法學和歷史雙學位。1933年2月，就在希特勒上臺後不久，他加入了納粹黨，被分配到黨衛軍下屬的安全情報部門，即保安部工作。接下來的幾年裡，他一直在柏林總部收集納粹黨敵人的卷宗，卷宗裡既有真實資料，也有他們擅自編纂的內容。他是個野心勃勃的人，看中了一位地位顯赫的蓋世太保長官的女兒弗里達·舒勒，追求她沒多久之後，兩人便在柏林郊外的一座莊園裡結了婚。黨衛軍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參加了婚禮，保安部部長萊因哈特·海德里希也到了現場，為這對愉快的夫婦演奏小提琴曲。十八個月後，弗里達生下一個兒子。他們收到了希特勒的親筆祝賀信。
沃斯很快就厭倦了保安部總部的工作，他對他那些強有力的後臺說，想得到一些更具挑戰性的任務。1938年3月，他的機會來了。那時候，德國軍隊不費吹灰之力便進駐了奧地利。8月，沃斯到達維也納，被派往猶太移民局中央辦公室任職。移民局局長是一名心腸歹毒的年輕黨衛軍軍官，正是他改變了沃斯的人生軌跡。
「阿道夫·艾希曼。」加百列說。
拉馮緩緩地點了點頭。艾希曼……
移民局總部設在他們從羅斯柴爾德家族手中搶來的一座富麗堂皇的維也納宮殿裡。艾希曼命令他們透過一套迫使猶太人迅速外逃的辦法將奧地利境內富有影響力的龐大猶太人族群驅趕出去。每天，維也納城裡那些華麗的老房子和寬敞的大殿裡都擠滿了吵鬧著要逃離即將席捲全國的反猶暴力浪潮的猶太人。艾希曼和他的手下巴不得放他們出去，只要他們願意付一筆昂貴的通行費。
「那是一次規模巨大的敲詐行動。猶太人帶著錢財從屋子一頭進去，出來時就只剩下自己的一條命。納粹黨人後來將這一過程稱為『維也納模式』，這是艾希曼的最佳政績之一。實際上，沃斯在行動過程中厥功至偉，當然，如果那些可以稱為功勞的話。他總是與艾希曼如影隨形。他們經常穿著黑色的黨衛軍制服，像一對年輕的天神一樣在宮殿走廊裡來回踱步。但他們有一點不同。艾希曼對猶太人很殘忍，這一點他體現在表面上。但是所有見過沃斯的人都會被他禮貌得體的舉止打動。他總是裝作一副討厭驅逐猶太人行動的樣子，但其實，那都是他的偽裝。他是一個頭腦精明的生意人。他挑選出有錢的猶太人，把他們拉到他的辦公室裡單獨交談。當然，他們的錢最後都進了他的霹靂包。離開維也納時，他已經富得流油了。但是，那還只是他的開始。」
1941年秋天，歐洲大陸被戰火包圍，希特勒和他的高層親信決定徹底消滅猶太人。從東歐到西歐的每一片土地都要嚴格搜查，艾希曼和他手下那幫「驅逐專家」則擔任死刑執行工具。他們把身體素質好一點的猶太人拉去當奴工，剩下的——老的少的、病的殘的——立即給予「特殊待遇」。對於直接或間接處於德國統治之下的九千五百萬猶太人來說，那是一場災難，是一項沒有罪名的刑罰。
「但那場運動對於沃斯的意義不一樣，」拉馮說，「對於庫特·沃斯來說，那是畢生難求的生意契機。」
1942年那個血腥的夏天剛開始時，沃斯和艾希曼的團隊將其總部設在了柏林選帝侯街116號。那是一棟很氣派的建築，曾是一家猶太人互助社團的辦公地點，艾希曼對於這一點很滿意。他們的新名稱是「IVB4組」，職責是保障歐洲大陸範圍內的大屠殺有條不紊地向前推進。
「沃斯的辦公地點在艾希曼辦公室樓下的大廳裡。」拉馮說，「但他很少待在辦公室，他負責在外巡視。他需要審查驅逐名單，指導圍捕行動，安排火車。當然，他也在不斷發展自己那欣欣向榮的副業，在把猶太人送往死刑場之前先把他們的錢財搶得一乾二淨。」
但是沃斯最賺錢的交易出現在戰爭後期，在最後一個受到猶太人大屠殺運動摧殘的國家——匈牙利。艾希曼到達布達佩斯之後只有一個目的——找到匈牙利境內八十二萬五千猶太人中的每一個，把他們送往奧斯維辛赴死。然而，他忠實的助手庫特·沃斯卻另有所圖。
「寶爾-羅賓工業集團。」拉馮說，「集團所有人是一群已經被高度同化的猶太人，他們中的大多數要嘛改信了天主教，要嘛娶了信奉天主教的妻子。沃斯到達布達佩斯之後沒幾天，便把他們召集起來，告訴他們時日已經不多。但是像往常一樣，他有一個提議。如果他們願意把寶爾-羅賓集團轉讓給他，他將保證他們和家人都可以安全地逃往葡萄牙。你可能也猜得到，他們很快就同意了沃斯的要求。第二天，負責集團經營的合夥人撒母耳·羅賓便陪同沃斯去了一趟蘇黎世。」
「為什麼去蘇黎世？」
「因為集團的絕大部分財產都放在蘇黎世保管。沃斯把集團的資產一點一點地取出來，然後轉移到他自己的名下。他的貪慾終於得到了滿足，於是他允許羅賓逃往葡萄牙，並且向他保證其他人隨後就到。但事實並非如此，羅賓是唯一倖存下來的人。剩下的人和其他四十多萬匈牙利猶太人一樣，都死在了奧斯維辛。」
「沃斯呢？」
他在1944年聖誕節前夜回到柏林。那時候他們節節敗退，沃斯和艾希曼那幫負責文案工作的人遭到了遺棄，連他們在黨衛軍的一些同事都對他們心生反感。等到盟軍開始向柏林發動空襲時，艾希曼把他的巢穴搬到一座重兵把守的碉堡裡，開始瘋狂地銷燬那些對他極為不利的文件。沃斯學過法律，他知道要掩蓋如此重大的罪行是不可能的，歐洲大陸的每一個角落裡都可以找到證據，幾千名倖存者也都迫不及待地要講述他們的遭遇。於是，他把最後一點時間用在了更有價值的事情上——收好那些非法得來的財產，準備逃跑。
「戰爭結束時，艾希曼什麼準備都還沒有做。他沒有假證件，沒有錢，也沒有可以躲的地方。沃斯就不一樣了。他換了一個新名字，準備了好幾個避難的地方，當然，還有一大筆錢。1945年4月30日晚，希特勒在總理府底下的元首地堡裡自殺了，庫特·沃斯聞訊後脫下了黨衛軍制服，逃出了選帝侯街116號的辦公室。第二天早晨，他就人間蒸發了。」
「錢呢？」
「也不見了，」拉馮說，「和它們曾經的主人一樣消失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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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阿姆斯特丹
加百列遇到過各種邪惡的人：恐怖分子，殺人不眨眼的俄羅斯武器走私商，為了錢向陌生人下手的職業殺手，等等。但是他們誰都比不上那幫曾經實施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屠殺的種族滅絕主義者。加百列小時候和家人一起住在以色列欣嫩子谷，從那時起，那種邪惡的氣氛就一直縈繞在他家裡，只是大家都不承認。那天晚上，這種氣氛悄悄地潛入了阿姆斯特丹，潛入了大使館酒店的豪華套房。加百列難以忍受這種壓抑的氛圍，他突然站起來，告訴伊萊·拉馮和基婭拉他需要去外面走走。他們在昏黃的路燈下漫步於紳士運河沿岸。加百列和拉馮並排走著，基婭拉跟在後面。
「她跟得太緊了。」
「她不是在跟蹤我們，伊萊。她只是在幫我們注意周圍的情況。」
「這不重要，她就是跟得太緊了。」
「要不我們停下來跟她說說？」
「她向來不聽我的話。她超級固執，而且她那麼漂亮，不適合幹跟蹤的工作。」拉馮瞥了加百列一眼，「我一直都不明白她為什麼喜歡上你這個老古董，肯定是被你與生俱來的魅力和開朗的性格吸引了。」
「你剛剛說到庫特·沃斯的什麼事了？」
拉馮等待一輛自行車從旁邊騎過去。騎車的是一個年輕女子，她一隻手扶著車把，另一隻手在發簡訊。拉馮嘴角閃過一絲微笑，繼續他的講述。
「有一點要記住，加百列。雖然現在我們掌握了沃斯的很多事情，但是在戰爭剛剛結束的那段時間，連這個渾蛋的名字我們都還不知道。等到我們對他的罪行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後，他已經消失了。」
「他到哪裡去了？」
「阿根廷。」
「他怎麼去的？」
「你覺得呢？」
「教會？」
「沒錯。」
加百列緩緩地搖了搖頭。直到今天，歷史學家都還在激烈地爭論備受爭議的教皇庇護十二世在戰爭期間是幫助了猶太人，還是對他們的苦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在加百列看來，庇護在戰後的行為才真正罪不可恕。作為教皇，他從未對慘遭殺害的六百萬生靈表示悼念和遺憾，而且相較於那些受害者，他似乎對犯下罪行的幕後黑手更為關心。他不僅公開譴責紐倫堡審判[1]，還允許梵蒂岡教士幫助德國人實施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逃避司法審判的計劃。那項計劃叫作「梵蒂岡繩梯」，它幫助幾百名——如果不是幾千名的話——納粹戰犯逃往南美和中東避難。
「沃斯在黨衛軍裡的老朋友幫助他逃到了羅馬。一路上，他偶爾住在小旅館或安全屋裡，但大部分時間都藏在聖方濟各會的修道院和修女院裡。」
「到羅馬之後呢？」
「他待在皮亞韋街23號一棟老舊的小別墅裡等待教皇援助委員會幫他安排出逃路線，其間，一名奧地利牧師卡爾·拜耳閣下給予了他精心的照顧。幾天後，他拿到一張署名為魯道夫·賽貝爾的紅十字會護照和一張出入阿根廷的許可證。1949年5月25日，他在熱那亞登上『北王』號輪船，出發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
「這艘船好像在哪裡聽過。」
「的確應該聽過。船上還有一名乘客也得到了梵蒂岡的幫助，他的紅十字會護照上面寫的名字是海爾姆特·格雷格，他的真名是……」
「約瑟夫·門格勒[2]。」
拉馮點點頭：「他們兩人在船上是否相遇，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沃斯的入境手續辦得比門格勒順利。那位死亡天使對移民官說他是一名技術人員，但他的手提箱裡卻裝滿了他在奧斯維辛收集的各種醫療檔案和血液樣本。」
「沃斯的手提箱裡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嗎？」
「你是說像林布蘭肖像畫之類的東西？」拉馮搖搖頭，「據我們所知，沃斯來到新大陸時兩手空空。他登記的職業是服務生，所以很快就獲准入境了。他的導師艾希曼一年之後也到了那裡。」
「那他們兩人重逢時可要熱淚盈眶了。」
「實際上，他們在阿根廷相處得並不好。他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的ABC咖啡館裡喝過幾次咖啡，但沃斯明顯不怎麼喜歡和艾希曼待在一起。艾希曼一直在躲藏，做了好幾年伐木工和農民。他已經不再是能夠左右幾百萬人性命的年輕天神了。他成了一個需要找工作的勞工，一個內心充滿痛苦的人。」
「那沃斯呢？」
「和艾希曼不一樣，他受過正規的教育。不到一年，他就在一家為阿根廷境內的德國人提供服務的律師事務所裡擔任律師。1955年，他的妻兒也從德國偷渡了過來，他們一家人團聚了。從手頭上的所有記錄來看，之後庫特·沃斯一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巴勒摩區過著平凡而又舒適的小康家庭生活，直到1982年去世。」
「他為什麼一直都沒有被抓？」
「因為他有一幫有權有勢的朋友，他在祕密警察隊伍裡有人，在軍隊裡也有人。1960年我們抓到艾希曼之後，沃斯也藏了好幾個月。但是大部分時間裡，這個把莉娜·赫茨菲爾德的家人送上前往奧斯維辛的火車的男人都在舒舒服服地過日子，絲毫不用擔心自己被捕或者被遣返。」
「他曾在公眾場合談論過戰爭的事情嗎？」
拉馮淡淡一笑：「你可能覺得很難相信，但沃斯在他去世前幾年的確接受過一次《明鏡》的採訪。你或許也猜得到，他自始至終都堅稱他是清白的。他不承認驅逐過任何人，不承認殺過任何人，也不承認偷過什麼東西。」
「那沃斯沒有偷的那些錢到哪裡去了呢？」
「對於這一點，眾多大屠殺賠償專家達成了共識。簡單地說，就是那筆錢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歐洲。庫特·沃斯財產的下落成了大屠殺重大未解之謎之一。」
「你覺得錢藏在哪裡？」
「得了，加百列，這一點不需要我告訴你。」
「瑞士？」
拉馮點點頭：「在黨衛軍眼裡，瑞士就是一個巨大的保險櫃。我們從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文件中發現沃斯在戰爭期間經常去蘇黎世。但我們不知道和他碰面的人是誰，也不知道他在哪裡辦理個人銀行業務。我在維也納的時候，曾經找過一家人幫忙。1938年，那家人的先輩在移民局裡遭到沃斯敲詐。我花了幾年的時間在蘇黎世挨家挨戶地尋找那筆錢。」
「結果呢？」
「影子都沒見到，加百列，一點兒線索都沒有。瑞士銀行業不知道庫特·沃斯這個人，也不知道他的髒錢在哪裡。」
* * *
[1]紐倫堡審判：即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指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間，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對歐洲軸心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領袖進行的數十次軍事審判。由於審判主要在德國紐倫堡進行，故總稱為紐倫堡審判。
[2]約瑟夫·門格勒。人稱「死亡天使」，德國納粹黨衛隊軍官，也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醫師之一。負責裁決將囚犯送到毒氣室殺死或充當強制勞動勞工，並且對囚犯進行人體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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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阿姆斯特丹
他們碰巧走到了猶太人大街街頭。在亨德里吉·斯托弗斯為情人林布蘭擺好姿勢以便他作畫的房子外面，加百列逗留了一會兒。他問了她一個問題。她的畫像在1943年被人從阿姆斯特丹的雅各·赫茨菲爾德手裡騙出來的二十一年之後，為什麼出現在霍夫曼苜蓿畫廊裡？當然，她無法回答他，於是他把問題轉給了伊萊·拉馮。
「或許沃斯在逃出歐洲之前把畫賣了。又或許他把畫帶到了阿根廷，之後又把它運回了瑞士，讓人在那裡幫他悄悄賣掉。」拉馮看著加百列，問道，「霍夫曼苜蓿畫廊會不會讓我們看他們在1964年的交易記錄？」
「不可能，」加百列說，「唯一比瑞士的銀行更神祕的機構就是瑞士的畫廊。」
「這樣一來，我們就只有一條路可以走了。」
「什麼？」
「彼特·沃斯。」
「他兒子？」
拉馮點點頭：「沃斯死後，他妻子沒過幾年也死了。彼特是唯一存活的人，也是唯一可能了解那幅畫的去向的人。」
「他在哪裡？」
「還在阿根廷。」
「他有沒有什麼政治傾向？」
「你是問他是否和他父親一樣，也是一名納粹分子？」
「我隨便問問。」
「納粹分子的後代裡很少有人還信奉他們父輩那一套，加百列。大多數人都深感羞愧，彼特·沃斯也一樣。」
「他用的就是這個名字嗎？」
「他父親死後，他就停止使用假名了。他在阿根廷紅酒生意圈子裡留下了不錯的名聲。現在，他在門多薩有一個很成功的葡萄園。阿根廷國內有一部分頂級馬爾貝克紅酒就是他的葡萄園生產的。」
「真替他高興。」
「不要太苛求他了，加百列。彼特·沃斯試過為他的父親還債。幾年前，真主黨對布宜諾斯艾利斯的AMIA猶太社區實施了爆炸襲擊，有人匿名捐了一大筆錢用於社區的重建工作。我碰巧知道那個人正是彼特·沃斯。」
「他會把他知道的事情告訴我們嗎？」
「他很注重隱私，但他也接受過一些著名歷史學家的採訪。至於他會不會向某個叫加百列·艾隆的以色列特工吐露什麼事情，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沒聽說嗎，伊萊？我退休了。」
「如果你退休了，那你還三更半夜地走在冰冷刺骨的阿姆斯特丹街頭幹什麼？」加百列沒有說話，拉馮回答了自己的問題，「因為事情永遠沒有結束的那一天，對不對，加百列？如果沙姆龍用什麼抓捕恐怖分子的事情把你誘出來，你肯定會把他打發走。但是這件事不一樣，是不是？你還記得你母親手臂上的那個紋身，那個她一直藏起來的紋身。」
「你對我做完心理分析了嗎，拉馮教授？」
「我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了解你，加百列，甚至比後面那個漂亮姑娘更了解你。我是最像你家人的一個人——當然，除了沙姆龍。」拉馮停了一下，接著說，「他向你問好，順便說一句。」
「他還好吧？」
「很不好。沙姆龍時代似乎真的要完結了。他整日在太巴列的別墅裡無所事事。吉莉安都快要被他逼瘋了。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忍他多久。」
「我還以為烏茲上任後，沙姆龍能在掃羅王大道為所欲為呢。」
「沙姆龍也那麼認為。但是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烏茲決定把決斷權握在自己手裡。幾個星期前，我和他吃了一頓午飯。貝拉幫這個可憐的孩子好好地改頭換面了一番。他看上去更像是企業CEO，而不是我們組織的局長。」
「提到我了嗎？」
「只提到了那麼一下。我感覺烏茲很樂意接受你藏在康沃爾那個天涯海角的事實。」拉馮側眼看了加百列一眼，說，「後悔沒有接任局長嗎？」
「我一直都不想當局長，伊萊。我是真心為烏茲高興。」
「但是如果他知道你現在想要跑到阿根廷去找曾經作為阿道夫·艾希曼的左膀右臂的人的兒子談談，他肯定不怎麼高興。」
「只要不告訴他就沒事了。再說，這件事肯定能速戰速決。」
「我怎麼聽誰說過這句話來著？」拉馮笑了笑，說，「如果你願意聽我的意見的話，加百列，我認為林布蘭那幅畫可能早就不見了。但是如果你確信彼特·沃斯能夠幫上忙的話，讓我去阿根廷幫你跑這趟吧。」
「有一點你說對了，伊萊。我還記得我母親手臂上的那個紋身。」
拉馮重重地嘆了一口氣：「至少讓我幫你打個電話，看能不能安排你們見面。我不希望你大老遠地跑到門多薩去，最後被人家拒絕，兩手空空地回來。」
「不要太聲張，伊萊。」
「幹我這行的做事一向不聲張。你只要答應我到那裡之後小心行事。阿根廷到處都是巴不得看見你屍體的人。」
他們走到米登路莊園。加百列領著拉馮走進一條小街，在一棟有著狹小黑門的小房子前停下來。莉娜·赫茨菲爾德，那個黑暗中的孩子，獨自一人坐在慘白刺眼的房間裡，周圍沒有絲毫回憶。
「你記得小時候沙姆龍是怎麼教我們看待巧合的事嗎，伊萊？」
「他說只有笨蛋和死人才會相信巧合。」
「你覺得如果沙姆龍知道有一幅曾經在庫特·沃斯手裡的林布蘭油畫失蹤了，他會說什麼？」
「他會不喜歡。」
「我在阿根廷的時候你能幫我看著她嗎？如果她出了什麼事，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她已經吃了很多苦了。」
「我本來就打算留下來。」
「在她周圍的時候小心一點，伊萊，她很脆弱。」
「他們都很脆弱，」拉馮說，「她不會知道我在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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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阿姆斯特丹
瑞士的蘇黎世中央安保公司自始至終遵守一項原則——只要價錢合適，在適當的情況下，它願意承擔任何風險。它的調查部門負責對企業和個人進行問詢和背景調查；反恐小組負責提供資產不動產化方面的建議，並且每天發布權威公告，即時公布全球恐怖威脅等級；私人保護小組既為公司提供保全，也為個人提供便衣保鏢。它的電腦安全小組是歐洲在這方面的頂級團隊，而它的國際顧問能為期望在世界各國危險地帶拓展業務的公司提供特權。它開了一傢俬人銀行，在達爾街的地下還有一座金庫，專門用於存儲敏感客戶的資產。據最新估計，藏在金庫裡的各類財產總價值已超過100億美元。
為中保公司各個部門尋找稱職的員工是一項特殊的挑戰。它不接受求職申請，招聘過程始終如一：獵頭首先找到感興趣的對象，公司再私下裡對目標人物開展祕密而廣泛的背景調查。如果目標人物確實是「進中保公司的料」，那麼他們會派一組招聘人員前去談判。考慮到中保公司的工資和福利遠遠超過一般市場行情，招聘人員要完成任務並不困難。實際上，目前拒絕中保公司招聘條件的人屈指可數。他們選聘的員工都具有高學歷、跨國和跨民族背景。大多數員工都曾在其母國的軍隊、執法部門和情報機構裡工作過。中保公司還要求其員工熟練掌握至少三門語言，德語是工作語言，所以必須掌握。至今還沒聽說過有誰辭職不幹的，而遭到公司辭退的人中，也很少有人能再找到其他的工作。
中保公司一直以情報機構作為自己的模範，與所有情報機構一樣，它具有兩面性——不情不願地向外界展示的一面和細心遮蔽掩蓋的另一面。遮蓋起來的那一面通常處理一些「特殊任務」——勒索、賄賂、恐嚇、商業間諜和「終結帳戶」。負責實現這一面的小組名字從未在公司文件中出現過，公司職員也從不談及。少數幾個知道這一小組存在的人稱它為「地窖小組」，組長叫作「窖長」。十五年以來，窖長的位置一直握在一個叫作烏爾里奇·穆勒的男人手裡。
穆勒派往阿姆斯特丹的兩名密探有著豐富的實戰經驗。其中一名是德國人，擅長使用聲音設備；另一名是瑞士人，天生擅長拍照。下午6點剛過，瑞士密探便拍到一名身材修長、兩鬢斑白的以色列人走進大使館酒店，身邊跟著一位高個子黑髮女人。過了一會兒，德國人舉起一臺拋物面反射式傳聲器，對準酒店外牆左邊三樓的窗戶。以色列人在窗邊出現，停留了片刻，注視著酒店外面的街道。瑞士人飛快地抓拍了一張照片，眨眼之間，窗簾已經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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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蒙馬特
早晨的小雨過後，夏普路的臺階有些潮濕。莫里斯·杜蘭德站在臺階頂端，揉了揉發疼的腰部，然後沿著蒙馬特狹小的街道七拐八拐地來到拉維尼昂路上的一棟公寓大樓前。他抬頭看了看頂樓的大飄窗，然後低下頭來，看著大樓的門禁對講機。有五個人名整齊地印在對講機上，第六個人名用特殊字體標記了出來：伊夫·莫雷爾。
二十二年前的一個晚上，這個名字掛在巴黎每一位重要的收藏家嘴邊。即便是通常與合法藝術品交易圈子保持適當距離的杜蘭德也忍不住參加了莫雷爾的作品首發會。他的成功近在咫尺。收藏家一致稱讚莫雷爾是天才，有望成為畢卡索、馬蒂斯和維亞爾[1]等頂級大師的接班人。首發會當晚，他的所有油畫作品都找到了簽約商。但是第二天早上，一切都改變了，萬能的巴黎藝術批評家們有了新的說法。沒錯，他們承認，年輕的莫雷爾的確是一名出色的技師。但他的作品缺乏大膽的元素，缺乏想像力，還缺乏可能最為重要的原創性。幾個小時之內，所有收藏家都取消了訂購。一項即將一飛沖天的事業就這樣狠狠地砸落在地上。
起初，伊夫·莫雷爾很生氣，氣那些惡言相向的批評家，氣那些拒絕展出他作品的畫廊老闆。但他最氣的是那些財大氣粗、膽小懦弱的收藏家，氣他們竟然如此容易受他人意見的擺佈。「他們就是一群綿羊，」莫雷爾對每一個願意聽他說話的人宣布，「一群拿錢撐門面的人，他們恐怕連畫的真假都分不清。」最後，為了證明自己，這位被認為作品缺乏原創性的出色技師選擇當一名藝術贗品師。如今，他的作品被掛在世界各地的別墅莊園裡，連一些小型博物館裡都有他的油畫。他成了富翁——比一些買他的贗品畫的笨蛋還要富有。
莫雷爾從不把他的贗品畫拿到市場上去賣，但他偶爾會從一些喜歡在藝術品交易圈子惡作劇的朋友手裡接一些事做。其中一位朋友就是莫里斯·杜蘭德。多數情況下，杜蘭德找莫雷爾造贗品畫是為了偷天換日——竊盜油畫時，把贗品留在現場，讓畫主認為他心愛的大作仍然安然無恙地掛在原處。實際上，當杜蘭德走進莫雷爾的工作室時，他正要完成一幅莫內的贗品畫，不久之後，那幅畫就將掛在比利時一座小博物館裡。杜蘭德以讚賞的目光看了一眼那幅油畫，然後從一個長紙筒裡倒出林布蘭的肖像畫，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莫雷爾的工作檯上。莫雷爾吹了一聲口哨，說：「該死。」
「我完全同意。」
「我猜這是一幅真的林布蘭？」
杜蘭德點點頭：「不幸的是，彈孔也是真的。」
「上面的汙跡呢？」
「發揮一點想像力，伊夫。」
莫雷爾湊到畫前，用手輕輕地摩擦畫布。「血不是問題。」
「彈孔呢？」
「我要在原畫上貼一塊新的油布，修整一下前額部位，完成之後，再在新油布表面塗一層有色清漆，讓它和周圍的畫布協調一致。」莫雷爾聳聳肩，說，「雖然荷蘭舊時代大師的作品不是我的強項，但我覺得我能修好。」
「要多長時間？」
「幾個星期吧，或許更久一點。」
「我有客戶在等。」
「你不希望客戶看到這個吧。」莫雷爾用指尖碰了碰彈孔，「恐怕我還要重新換襯裡。上一位修復師似乎用了暗布的技術。」
「有什麼不一樣？」
「給油畫換襯裡的時候，我們通常是把膠水塗在整塊畫布的後面。如果用暗布技術的話，膠水就只塗在畫布的邊緣。」
「他為什麼要採用那種技術？」
「很難說。暗布簡單一點，也更快一點。」莫雷爾抬起頭來，聳聳肩，說，「可能他是為了趕工期。」
「你會那種技術嗎？」
「換襯裡？」莫雷爾似乎有一點不服氣，「我所有的贗品畫都要換襯裡，那樣才能讓它們看上去年代更久遠一點。不過你要知道，這也有風險。我以前就毀了一幅塞尚的贗品。」
「怎麼回事？」
「塗太多膠水了，結果全流到畫布上了。」
「這張畫上可別塗太多膠水，伊夫。她已經有不少麻煩了。」
「我只能說，」莫雷爾皺著眉頭說，「我現在就把暗布取下來，這樣你心裡可能舒服一點。不用很長時間，你隨便坐。」
「十二年來我就沒有舒服過。」
「背痛？」
杜蘭德點點頭，在一張沾滿油墨汙漬的扶手椅上坐下。莫德爾把油畫面朝下放在工作檯上。他小心翼翼地用工具刀刀尖把暗布的左上角從原畫上挑起來，然後把暗布一點點地掀開。十分鐘後，分離工作大功告成。
「天啊！」
「你對我的林布蘭做了什麼，伊夫？」
「我什麼都沒做，但是有人做了。過來，莫里斯。你最好看看。」
杜蘭德走到工作檯前。兩個男人並排站著，屏氣凝神地盯著油畫背面。
「幫我個忙，伊夫。」
「什麼？」
「把畫放回紙筒裡，就當你從沒見過它。」
「你確定要這樣嗎，莫里斯？」
杜蘭德點點頭，說：「我確定。」
* * *
[1]維亞爾(Edouard Vuillard，1868—1940)，法國畫家，納比派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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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門多薩
智利國航4286航班從阿根廷萬里無雲的空中緩緩下降，遙望門多薩市和遠處安地斯山脈鋸齒般的山峰。即使身在6000公尺的高空，加百列仍然可以看見無邊無際的葡萄園，宛如高海拔沙漠谷地邊緣的綠色長廊。他轉頭看著基婭拉。她正一臉安詳地躺在座椅上睡覺。從阿姆斯特丹飛往門多薩的三十四個小時的行程中，她大部分時間都保持著同一個姿勢，偶爾小小地變換一下位置。加百列很嫉妒。他和大多數組織特工一樣，雖然整個工作生涯幾乎都在不間斷的出差中度過，但他在飛機上從來都睡不著覺。在這次長途跨洋旅程中，他一直在看伊萊·拉馮為他匆忙準備的庫特·沃斯的卷宗資料。裡面有至今公之於眾的唯一一張沃斯穿黨衛軍制服的照片，那是他到達維也納後不久拍的一張普通快照。另外還有他死前不久《明鏡》為他精心拍攝的一張全身照。如果沃斯在他後半輩子裡曾受過良心折磨的話，那麼他一定在鏡頭下掩藏得很好。從照片上看，他似乎對自己的過去很釋懷，是一個夜裡能睡安穩覺的人。
列車長喊醒基婭拉，讓她把椅背收回去。但是不到幾秒鐘的時間，她又睡過去了，直到飛機砰的一聲降落在門多薩機場的跑道上，她才醒過來。十分鐘後，他們走進航站大廈。基婭拉精力充沛，容光煥發；走在旁邊的加百列因為缺乏睡眠，雙腿沉重，耳鳴不斷。
早晨他們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時已經接受了護照檢查，目前就只有租車手續沒有辦理。在歐洲，這些芝麻小事都是由接待員和組織裡的其他外勤特工處理。但是在這遙遠的門多薩，加百列只有親自加入櫃檯前長長的租車隊伍。他把文件交給工作人員，要求租一輛車。工作人員看過他的文件後，似乎有那麼一點驚訝，因為她翻遍了預訂名單，也沒有發現加百列的預訂申請。於是，為了尋找一輛合適的轎車，工作人員開始不斷地打電話，不耐煩地滾動電腦螢幕，經過長達三十分鐘的西西弗式苦難之後，終於給他們找到了一輛車。車子是一輛速霸陸Outback，最近到山裡面跑了一趟，發生了一點小小的不幸。工作人員沒有向他們表示歉意，直接把契約遞給他們，拉著臉，語氣僵硬地向他們說明保險賠付範圍。加百列一邊在契約上簽字，一邊想，他來還車之前，車子不知道還要遭遇什麼樣的不幸呢。
車鑰匙到手之後，他們提著行李走到機場外面，乾燥的空氣迎面撲來。此時在歐洲已是深冬季節，但這裡是南半球，仍處於盛夏。加百列在租車專用停車場找到車子，檢查確定沒有爆炸物後，他們上車向市中心出發。預訂的酒店位於義大利廣場。之所以叫作義大利廣場，是因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批義大利移民來到此處定居。加百列走進酒店房間，看見剛剛鋪好的床後有一股直接爬上去的衝動。但他洗完澡，換好乾淨衣服之後，又徑直回到客廳。基婭拉在樓下等他。她想找一張當地酒莊的地圖。禮賓員拿出一張地圖給她，但彼特·沃斯的酒莊「蝴蝶酒窖」並沒有出現在地圖上。
「酒莊老闆應該很注重隱私，」禮賓員解釋說，「沒有品酒會，也沒有參觀活動。」
「我們和沃斯先生約好了。」加百列說。
「哦！這樣的話……」
禮賓員在地圖上圈出了酒店以南大約八公里的一處地方，並且畫出了最近的路線。酒店門外，三名門衛正在嘲笑那輛租來的汽車不堪入目云云，看見基婭拉出來後，三個人不約而同地衝過去幫她開門，加百列只好走到駕駛座門邊，自己開門上車。他開著車在門多薩市中心寧靜的街道上逛了半個小時，以防被人跟蹤。在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之後，他加速南行，經過一片葡萄園和酒莊，最後來到一扇優雅的石柱鐵門前。門前掛著「私人領地」的牌子。門裡面停著一輛白色的雪佛蘭薩博班，一個戴著大牛仔帽和反光太陽眼鏡、身材寬厚健壯的保鏢倚在車門上。
「艾隆先生？」
加百列點點頭。
「歡迎。」他露出友好的微笑，說，「請跟我來。」
大門打開後，加百列開車跟在雪佛蘭後面。沒過多久，他們就明白了這個地方為什麼叫作「蝴蝶酒窖」。葡萄園上空和氣派的義大利式別墅的寬闊礫石前院，到處可見成群的燕尾蝶翩翩起舞。加百列把車子停在一棵柏樹的樹蔭下，和基婭拉一起跟隨保鏢走進寬敞的大廳，然後沿著寬闊的走廊來到一塊露臺，遠處便是安地斯山脈白雪覆蓋的山峰。—張桌子上擺滿了起司、香腸、無花果，還有安地斯礦泉水和一瓶蝴蝶酒窖2005年珍藏紅酒。一個男人倚在欄杆上，一雙油光鋥亮的馬靴讓他光彩照人。他就是曾經的黨衛軍上尉庫特·沃斯。「歡迎來到阿根廷，艾隆先生。」他說，「很高興你此次能夠成行。」
31
阿根廷，門多薩
當然，他不是庫特·沃斯。但他們父子兩人的長相竟驚人地相似。實際上，只要稍微調整幾個小地方，這個在露臺上朝他走過來的人，與莉娜·赫茨菲爾德在荷蘭劇院看到的一手拿著林布蘭油畫、一手拿著一袋鑽石大步穿過劇院舞臺的那位，便是同一個人。
與他父親年老時相比，彼特·沃斯更瘦，外表更剛毅，頭髮也更茂密。但歲月不饒人，他的頭髮已經全白了。加百列仔細觀察，發現他的皮靴也不如之前想像的那樣光可鑑人。他穿著一雙深棕色馬靴，因為下午騎過馬，上面沾了一層灰。他熱情地與加百列握手，微微鞠了個躬，彬彬有禮地領著他們來到灑滿陽光的桌前。就坐後，彼特·沃斯很明顯已經察覺到自己的長相給兩位客人造成的影響。「沒關係，不用刻意轉移目光，」他語氣溫和地說，「你們可能也猜得到，我已經習慣別人盯著我看了。」
「我不是故意的，沃斯先生，只是……」
「不用道歉，艾隆先生。他是我的父親，不是你的。我一般不怎麼談他的事，但如果開始談了，我就直接、誠實地談，因為那樣才是最好的選擇，這也是我能做的僅有的事情。你們大老遠跑來，肯定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吧。你想了解些什麼？」
彼特·沃斯的直率讓加百列有些措手不及。他審訊過納粹戰犯，但還沒有和納粹戰犯的後代交流過。但直覺告訴他說話時要小心，要與他和莉娜·赫茨菲爾德談話時一樣小心。於是他一邊剝著無花果，一邊用一種聊天的語氣問沃斯是什麼時候開始知道他父親在戰時的活動的。
「活動？」沃斯把他的用詞重複了一遍，語氣充滿了懷疑，「別這樣，艾隆先生，如果今天我們要開誠布公地聊我父親的事情，就不用這樣扭扭捏捏地用詞。我父親不是參加什麼活動，他是實施各種暴行。我一開始也是零零碎碎地知道一些。從這一點上來說，我想，就像任何一個發現自己父親表裡不一的小孩一樣吧。」
沃斯給他們每人倒了一杯色彩醇厚的紅酒，一邊向他們敘述他十幾歲的時候相隔沒幾週所發生的兩件事情。
「當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我下課回家，半路上在一個咖啡館裡碰見我父親。他坐在角落裡的一張桌子前面，小聲地和另一個人聊天。我永遠都忘不了那個人看見我時臉上的那副表情——震驚、恐懼、驕傲、驚奇，所有表情同時出現。他握著我的手時身子在微微地顫抖。他說我的長相和我父親年輕時與他共事那會兒一模一樣。他說他叫李嘉圖·克萊門特。我想，你一定知道他的真名吧。」
「阿道夫·艾希曼。」
「就是他本人。」沃斯說，「那之後不久，一天，我走進一家猶太難民經常光顧的麵包店。一個在排隊的老婦女見到我之後，臉馬上漲得通紅，開始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她把我認成了我父親。她說我殺了她的家人。」
沃斯伸手準備拿酒杯，但又停了下來，繼續說：「最後，我終於知道了我父親確確實實就是一個殺人犯。他還不是普通的殺人犯，他手裡沾滿了幾百萬人的鮮血。如果我一直愛著一個犯下如此深重罪孽的人，那我成了什麼？我母親又成了什麼？最糟糕的一點，艾隆先生，是我父親從來不為自己贖罪。他不感覺可恥，相反，一直到死，他都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替他承擔惡果的人是我，直到今天，我還覺得內疚。我現在是孤家寡人了。我妻子幾年前去世了，我們沒有孩子。為什麼？因為我害怕我父親骨子裡的邪惡，我要讓他的血脈傳到我這裡為止。」
坦言過後，沃斯似乎很累。他凝望著遠方的山脈，陷入了沉思。最後，他轉過頭來，看著加百列和基婭拉，說：「但是你們大老遠跑到門多薩來，肯定不是為了聽我譴責自己的父親。」
「實際上，我是為了這個來的。」
加百列把一張《年輕女人的畫像》的照片放在沃斯面前。照片裡的年輕女人靜靜地躺在桌上，像是另一位客人，只是還沒有找到理由加入他們的談話。沃斯小心翼翼地拿起照片，對著刺眼的陽光端詳起來。
「我一直都很好奇它到底長什麼樣，」他的聲音有些縹緲，「它在哪裡？」_
「幾天前它在英格蘭被盜了。我的一個老相識為了保護它，丟了性命。」
「請節哀，」沃斯說，「但是我恐怕要說，你的朋友不是第一個因為這幅畫喪命的人。很遺憾的是，他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32
阿根廷，門多薩
在阿姆斯特丹，加百列聽完了莉娜·赫茨菲爾德的證言。現在，在安地斯山脈腳下這個寬敞的露臺上，他又為庫特·沃斯唯一的兒子做了同一件事。彼特·沃斯選擇從1982年10月的那個晚上說起。那晚，他母親打電話來通知他父親去世了，讓他回巴勒摩的家裡去。她有一些事情要告訴他，她說，是與他父親和戰爭有關的一些事，他需要知道。
「我們坐在我父親的病榻前，聊了好幾個小時。實際上，大部分時間都是我母親在說話。」沃斯停了一會兒，接著說，「我主要負責聽。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父親罪孽深重。她跟我說，他曾利用手中的權力斂取財富。她告訴我他是如何在把猶太人送往奧斯維辛、特雷布林卡和西伯利亞之前，把他們洗劫一空的，又是如何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雪夜，用一個小孩的命換來了一幅林布蘭肖像畫。最為糟糕的是，這世上還留有證明我父親罪行的證據。」
「證明他透過脅迫的方式取得林布蘭？」
「不光是這個，艾隆先生。有證據表明他從世上最大規模的屠殺中謀取了暴利。」
「什麼樣的證據？
「最不利的那種，」沃斯說，「書面證據。」
與大多數黨衛軍成員一樣，彼特·沃斯繼續說道，他父親保留了一份精細的紀錄。集中營的長官保留了大量記錄他們罪行的資料。黨衛軍上尉庫特·沃斯的手裡則握著一本收支簿，上面詳細地記錄了他的每一筆非法交易。他在瑞士開了幾十個帳戶，存儲他的交易所得。「幾十個，艾隆先生。我父親的財產太多了，他覺得把它們都存在一個帳戶裡容易引起別人懷疑。」當盟軍開始從東西兩邊夾擊柏林，戰爭即將結束之際，庫特·沃斯把各種分類帳全部集中到一個文件裡，上面詳細地記載了每一筆財產的來源和對應的帳號。
「他把錢藏在了哪裡？」
「蘇黎世的一個小型私人銀行。」
「帳號單呢？」加百列問，「他把單子放哪裡了？」
「把帳號單留在身邊太危險了，它既關係到一筆鉅額財富，又相當於一份書面起訴狀。所以我父親把它藏在了一個他以為永遠都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此刻，加百列恍然大悟，他明白了。他其實在格拉斯頓伯里見過那份證據，它就在克里斯多福·利德爾電腦裡的那些照片上——距離亨德里吉左肩幾公分的油畫表面有兩條細線交會在一起，一條是筆直的豎線，一條是筆直的橫線。庫特·沃斯把《年輕女人的畫像》當作一個信封，一個估計是史上最昂貴的信封。
「他把它藏在了林布蘭的畫裡？」
「沒錯，艾隆先生。帳號單就在林布蘭的原畫和後來貼上去的另一塊畫布中間。」
「單子有多長？」
「三張蔥皮紙，我父親親筆寫的。」
「外面有套子嗎？」
「外面包了一層蠟紙。」
「誰幫他藏進去的？」
「我父親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時候，結識了很多林茨特別行動組裡的人，他們專門為希特勒掠奪藝術品。其中有一個人是修復師，就是他想出這種藏單子的方法的。等他把單子藏進去之後，我父親就把他殺了，以示報答。」
「那畫呢？」
「他從歐洲逃出來之前，去了一趟蘇黎世。他把畫藏進了銀行的保管箱。除了他之外，只有一個人知道保管箱的帳號和密碼。」
「你母親？」
彼特·沃斯點點頭。
「你父親當時為什麼不直接把錢轉移到阿根廷呢？」
「因為條件不允許。當時盟軍一直在密切關注瑞士所有銀行的財務交易，把一大筆錢和其他財產從蘇黎世轉移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肯定會引起他們的注意。至於帳號單，我父親不敢在逃跑的路上帶著它。如果他在逃往義大利的途中被抓，那張單子一定能讓他判死刑。他沒辦法，只能暫且把錢和單子留下，等風波過去之後再說。」
「他等了多久？」
「六年。」
「你和你母親離開歐洲的那一年？」
「沒錯，」沃斯說，「我父親派人來接我們走，他讓我母親去蘇黎世一趟，讓她把畫、單子和錢都取出來。我當時還不太明白周圍的情況，只記得母親進了銀行，我站在外面的街上等她。十分鐘後，她出來了，我知道她一直在哭。我問她出了什麼事，她馬上喝止我，讓我別說話。之後，我們上了一輛電車，漫無目的地在市中心繞圈。我母親目不轉睛地看著窗外，嘴裡一遍又一遍唸叨著同一句話：『我要怎麼跟你父親說？我要怎麼跟你父親說？』」
「畫不見了？」
沃斯點點頭：「畫不見了，單子不見了，錢也不見了。那個銀行行長告訴我母親，他們從沒有開過那些帳戶。『你肯定記錯了，沃斯太太，』他跟她說，『可能是別家銀行。』」
「你父親有什麼反應？」
「他很憤怒，當然。」沃斯停了一下，接著說，「很諷刺，不是嗎？我父親之所以生氣，是因為他偷來的錢又被別人偷走了。可以說，那幅畫成了他的刑罰。他避開了司法審判，但他終生都放不開那幅畫，終生都在尋找藏在那幅畫裡的財富。」
「他之後還找過嗎？」
「還找過一次。」沃斯說，「1967年，一名阿根廷外交官同意替我父親到瑞士跑一趟。他們達成協議，不管找回多少錢，都要拿出一半上交阿根廷國庫。上交國庫前，那名外交官可以從中拿一筆回扣。」
「結果怎麼樣？」
「那名外交官到瑞士後沒多久便發來消息，說他和我父親存錢那家銀行的行長見過面了，他很有信心會滿載而歸。兩天後，有人在蘇黎世湖發現了他的屍體。瑞士方面的死因調查組稱他在碼頭看風景時失足掉進了湖裡。我父親不相信。他覺得那個人肯定是被謀殺的。」
「那名外交官叫什麼？」
「卡洛斯·韋伯。」
「你呢，沃斯先生？」一段長時間的停頓過後，加百列問，「你有找過那筆錢嗎？」
「老實說，我想過。我想，把錢找到之後，可以還給那些被我父親洗劫一空的猶太人，可以用來贖罪。但最後，我發現這是一個愚蠢的想法。蘇黎世的那些守財奴在守護他們的祕密寶藏時極為謹慎，艾隆先生。他們的銀行看上去可能很乾淨，很整潔，但其實很髒。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瑞士的銀行拒絕了那些壯著膽子來取寄存物品的人，不是因為銀行裡沒有他們的錢，而是銀行不願意把錢還給他們。我作為一個殺人凶手的兒子，又有多大希望能夠把錢拿到手呢？」
「你知道你父親把東西存在誰的銀行裡嗎？」
「知道，」沃斯斬釘截鐵地說，「華特·蘭德斯曼。」
「蘭德斯曼？這個姓怎麼這麼熟？」
彼特·沃斯笑了笑：「因為他兒子現在是歐洲財力最雄厚的金融家之一。實際上，前兩天他還上了一次新聞，說是發起了一個新項目，幫助非洲戰勝飢餓。他叫……」
「馬丁·蘭德斯曼？」
彼特·沃斯點點頭：「你覺得這是巧合嗎？」
「我不相信巧合，沃斯先生。」
沃斯舉起酒杯對準陽光，「我也不相信，艾隆先生，我也不相信。」
33
阿根廷，門多薩
加百列和基婭拉在一大群蝴蝶的簇擁下開車駛出葡萄園。他們回到門多薩的義大利廣場，在酒店對面的一家戶外小餐廳吃晚飯。
「你喜歡他，對吧？」基婭拉問。
「沃斯？」加百列緩緩地點點頭，「比我想像中更討人喜歡。」
「問題是，你信他嗎？」
「他的故事與眾不同，」加百利說，「我相信他說的每一個字。庫特·沃斯很容易受人擺佈。他是一個惡名昭彰的戰犯，是一個被通緝的人。二十多年過去了，那筆財產一直放在蘭德斯曼的銀行裡，一日日地累積。某一天，蘭德斯曼打定主意，沃斯再也不會回來了。他說服自己私吞那筆錢，然後清除了所有帳號和交易記錄。」
「這樣一來，在大屠殺中掠奪的那筆財產就憑空消失了。」基婭拉諷刺地說。
「正如那些財產曾經的主人一樣。」
「那油畫呢？」
「如果蘭德斯曼有那麼一點羞恥感的話，他一定會把它燒了。但是他沒有，他是一個貪得無厭的渾蛋。1964年，藝術品的價格還沒有開始飆升，但是那幅畫已經價值不菲。我猜他把畫交給了霍夫曼苜蓿畫廊，讓他們幫他祕密拍賣。」
「他知道帳號單的事嗎？」
「要發現帳號單的事，需要把兩塊畫布拆開，看到夾層才知道。但他沒理由那麼做。」
「所以1964年畫被賣出去時，帳號單還在裡面？」
「毫無疑問。」
「有一點我不明白。」基婭拉想了一會兒後說道，「為什麼要殺掉卡洛斯·韋伯呢？沃斯的妻子去取錢的時候，蘭德斯曼只是不動聲色地拒絕了她而已。韋伯到蘇黎世找他的時候，他不也可以採取同樣的策略嗎？」
「或許是因為韋伯的訪問帶有半官方的性質。記住，他不只是代表沃斯，也代表了阿根廷政府。這一點讓他的處境很危險。他知道林布蘭，也知道帳號單藏在裡面。而且他和蘭德斯曼會面的時候，把這些都向對方挑明瞭。」
「所以蘭德斯曼意識到自己遇上了大麻煩，」基婭拉說，「林布蘭在誰手裡，誰就持有證明庫特·沃斯的財產藏在蘭德斯曼銀行裡的證據。」
加百列點點頭，「顯然，蘭德斯曼給了韋伯一些希望，好讓韋伯在蘇黎世多待幾天，這樣他就有時間安排刺殺行動。等到韋伯失足落進蘇黎世湖之後，毫無疑問，他開始瘋狂地尋找那幅畫。」
「他為什麼不直接回到霍夫曼苜蓿畫廊去問1964年買下那幅畫的人是誰呢？」
「因為在瑞士，祕密交易就是祕密交易，即使是對於華特·蘭德斯曼那些人也一樣。再說，考慮到自己當時所處的危險境地，他肯定不希望招來別人的注意。」
「那馬丁呢？」
「我猜他父親已經向他吐露了自己的罪行。馬丁接替他父親繼續尋找油畫。那幅畫就像是一顆在外面漂泊了四十多年的定時炸彈。如果哪天它被曝光了……」
「馬丁的帝國將瞬間垮臺。」
加百列點點頭：「最後，他會發現各類訴訟一浪接一浪地湧過來。如果事情發展到最糟糕的地步，他可能需要賠付高達上億，甚至上千億的損害賠償金。」
「這麼一說，他應該有很強的偷畫動機，」基婭拉說，「但是我們下一步應該做些什麼呢？華特·蘭德斯曼早就死了，我們又不能直接去找他兒子。」
「卡洛斯·韋伯或許能幫上忙。」
「卡洛斯·韋伯1967年就已經在蘇黎世被殺了。」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好機會。你想想看，外交官死了，他們所在的政府一般都很生氣，他們會派人開展調查。既然開展了調查，就一定有相關的書面報告。」
「阿根廷政府肯定不會把韋伯的死因調查記錄拿給我們看。」
「沒錯，」加百列說，「但我認識一個或許能幫我們弄到記錄的人。」
「誰？」
加百列笑了笑，說：「阿方索·拉米雷茲。」
晚餐後，當兩名主角正手牽著手穿過夕陽西下的廣場往酒店走時，一份電子音訊檔案和幾張監控照片已經發往了中保公司在蘇黎世的總部。一小時後，總部發來了回覆。回覆中包括幾條簡短的命令，一套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聖特爾莫區的別墅的地址和某個曾於黑暗的「骯髒戰爭」時期效力於阿根廷祕密警察局的前任上校的名字。然而，回覆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兩名密探的歸國日期。總部命令他們在第二天晚上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人搭乘法國航空公司的航班飛往巴黎，另一個人搭乘英國航空公司的航班飛往倫敦。總部並沒有說明為什麼他們要乘坐不同的航班。其實也不需要說明。這兩名密探都是老將，他們知道如何讀出總部的神祕命令中隱藏的訊息。總部其實已經下達了一項「終結帳戶」的命令。這會兒，他們正派人編造虛假故事，也擬定好了抽身策略。真是可憐了那個女人，他們想。他們看見她在酒店房間的陽臺上待了一會兒。在阿根廷的月光下，她真的很迷人。
34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1979年8月13日，著名詩人、大提琴家、阿根廷異見人士瑪利亞·埃斯皮諾薩·拉米雷茲，被人從一架飛翔在兩公里高空的軍用運輸機的貨艙裡扔進了南太平洋。就在她被扔下海的一剎那，負責謀殺行動的上尉用砍刀切開了她的腹部，以保證她落水後，海水能迅速灌入她體內，讓她永遠沉在太平洋底。她的丈夫，著名的反政府記者阿方索·拉米雷茲直到幾個月後才得知妻子失蹤的消息。因為在妻子被殺的同時，他也被當局關押了起來。如果不是因為大赦國際組織不遺餘力地吸引人們對他的案件的關注，他十之八九也遭遇了和妻子一樣的命運。被關押一年多以後他成功獲釋，條件是此後不再寫與政治相關的新聞報導。「沉默是阿根廷的一項偉大傳統，」那些將軍把他放出來時說，「我們相信聰明的拉米雷茲先生會發現它顯而易見的好處。」
如果換成別人，可能會聽取將軍們的建議。但是悲憤交加的阿方索·拉米雷茲勇敢無畏地向當局發起了挑戰。他的戰鬥並沒有隨著1983年阿根廷軍政府的倒臺而結束。在拉米雷茲數年來成功揭露的多名刑訊逼供者和殺人凶手中，有一位正是當年把她妻子扔下海的那名上尉。當法官終於判定那名上尉有罪的時候，拉米雷茲哭了。幾個月後，當法官判了那名殺人凶手僅僅五年有期徒刑的時候，他再次哭了。他站在法院門前的臺階上，大聲宣告阿根廷的司法系統已經和所有失蹤人口一起，躺在了太平洋底。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後，發現家裡一片狼藉，浴缸裡被人裝滿了水。水底放著幾張她妻子的照片，每一張都被撕成了兩半。
阿方索·拉米雷茲逐漸成長為拉丁美洲地區甚至世界範圍內最著名的人權衛士之一，他開始把目光轉向阿根廷的又一段帶有悲劇意味的歷史——與納粹德國的密切聯繫。2006年，他發表了一部歷史大作《魔鬼的避難所》，詳細介紹了裴隆政府、梵蒂岡、黨衛軍和美國情報機構如何幫助幾千名戰犯在阿根廷找到了戰後的避難天堂。除此之外，書中還記載了拉米雷茲幫助以色列情報機構揭露和逮捕一名叫作埃里希·拉狄克的納粹戰犯的經歷。儘管拉米雷茲記錄了那段經歷的各種細節，但他沒有提及與他共事的那名以色列傳奇特工的名字。
那本書讓拉米雷茲成了百萬富翁，儘管如此，他還是抵住了聖特爾莫區北部時髦郊區的吸引，留在了南部西班牙語區。他的房子是一棟巴黎風格的大建築，中庭是一個院子，螺旋梯上鋪著一條褪了色的地毯。這裡既是他的住所，也是他的辦公室。每間房裡都堆滿了成千上萬捲了邊的文件和卷宗。據傳，拉米雷茲所收集的檔案總數比得過政府的官方記錄。然而，儘管多年挖掘阿根廷的黑暗歷史，他從未用電子文件記錄任何資料，也從未整理過任何資料。他堅信，亂堆亂放的文件其實更安全，這一點，他已經用實踐證明了。很多次，他回到家後發現屋裡的文件被人翻得一片狼藉，但是重要的紀錄從未落入敵人手裡。
客廳裡有一片地方沒怎麼堆放那些文件，拉米雷茲便在那裡接待了加百列和基婭拉。房間一角立著一把落滿灰塵的大提琴，瑪利亞被綁架的那晚把琴留在了那裡。正對著琴的牆上是用玻璃框裝裱起來的兩頁手寫的詩稿，和拉米雷茲剛從監獄裡被放出來時拍的一張照片。與照片裡那個瘦骨嶙峋的人相比，他已經變了很多。如今高大結實的他更像是與機械和水泥打交道的技工，而不像從事文字和思想工作的人。對於自己的外表，他唯一自豪的就是那圈濃密的灰白鬍鬚。一些右派批評人士說，那一大把鬍子讓他看起來既有一點像斐代爾·卡斯楚，又有一點像卡爾·馬克思。拉米雷茲並未把這一評論看成是對他的侮辱。他敬重那兩個人，稱讚他們是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者。
儘管他的公寓裡保存著大量珍貴的文件資料，抽菸時他仍然粗心大意，漫不經心。他總是把還沒有熄滅的菸頭搭在菸灰缸上或者桌子的邊緣。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記得加百利討厭菸味，所以在聊天的時候一直克制自己的菸癮。他們從阿根廷的經濟狀況聊到新任美國總統，再到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當然，他認為他們的方式讓人毛骨悚然。最後，當午後的雨滴開始三三兩兩地飄落下來，濺起窗檯上的灰塵時，他的記憶回到了幾年前把加百列帶到阿根廷移民辦公室偷看檔案的那天下午。在那間辦公室裡，他們從一個被老鼠啃過的盒子裡找到一疊已經開始腐化的文件，從那堆文件中，他們發現了一份檔案，顯示埃里希·拉狄克這個被認為早已去世的人，其實一直都以化名生活在維也納第一區。
「那天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拉米雷茲說，「有一個騎摩托車的漂亮女人，我們走到哪裡她就跟到哪裡。她一直戴著頭盔，我看不見她的臉，但我清楚地記得她的腿。」他瞥了一眼基婭拉，然後回頭看著加百列，說：「很明顯，你們不只是同事關係。」
加百列點點頭，但他的表情告訴拉米雷茲，他不想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這次是什麼風把你們吹到阿根廷來了？」拉米雷茲問。
「我們一直在門多薩品酒。」
「找到了喜歡的嗎？」
「蝴蝶酒窖珍藏紅酒。」
「05年還是06年的？」
「05年的。」
「我也喝過。其實，我和那座葡萄園的園主還說過幾次話。」
「喜歡他嗎？」
「喜歡。」拉米雷茲說。
「相信他嗎？」
「我對所有人的信任程度都一樣。在我們的談話繼續之前，是不是應該先定好基本的規則？」
「和上次一樣。你現在幫我，我以後幫你。」
「你想找什麼資料？」
「一位在1967年死於蘇黎世的阿根廷外交官的資料。」
「我猜你說的是卡洛斯·韋伯？」拉米雷茲笑了笑，說，「你這兩天又去了門多薩，我猜你是在找黨衛軍上尉庫特·沃斯遺失的那筆財產吧。」
「真有那筆財產嗎，阿方索？」
「當然有。1938年至1945年間，那筆財產存在蘇黎世蘭德斯曼銀行裡。1967年，卡洛斯·韋伯想把它轉移到阿根廷，最後死於非命。我手裡還有相應的文件能證明這一點。」
35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有一個問題。阿方索·拉米雷茲不知道自己把文件藏在了哪裡。於是，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裡，他從這間房走到那間房，再從那間房走到另一間房，一邊在舊紙堆裡翻找，一邊回憶起了卡洛斯·韋伯不光彩的一生。韋伯曾在西班牙和德國接受教育，他是一名極端民族主義者，為那幫在二戰前統治了阿根廷十年之久的軍官和軟弱的政治家擔任外交政策顧問。作為一名極端反猶主義者和反民主主義者，他自然而然地倒向了第三帝國，與許多黨衛軍高級軍官建立了密切的聯繫，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在後期幫助納粹戰犯尋找避難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是整個計劃中的關鍵人物。他和裴隆、梵蒂岡、黨衛軍三方面都很熟。韋伯安排納粹戰犯逃到這裡，不是因為他有一副好心腸，而是他認為那些人能夠幫助他建立他夢想中的阿根廷。」
拉米雷茲拉開一個破舊鐵文件櫃的第一層抽屜，快速地翻閱幾十個馬尼拉文件夾上面的標籤。
「他有可能死於意外嗎？」加百列問。
「不可能，」拉米雷茲斬釘截鐵地說，「卡洛斯·韋伯是很出色的運動員，也很擅長游泳。他不可能掉進湖裡淹死。」
拉米雷茲咚的一聲關上第一層抽屜，打開下一層。不久，他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得意地抽出一個文件夾。「啊，這就是我要找的。」
「是什麼？」
「大約五年前，政府宣布又一批所謂的納粹檔案即將公布於世。大部分都是垃圾，但是有那麼一些寶貝逃過了檔案保管人的眼睛。」拉米雷茲舉起那個文件夾，說，「包括這些。」
「什麼？」
「1967年韋伯從瑞士發回來的幾封電報。你看看。」
加百列接過文件，看到第一封電報：
請告知部長會議已見成效，預計近期內便有重大成果。請同時告知相關當事人，他正在焦急等待回覆。
「很明顯，韋伯說的是他和華特·蘭德斯曼的會面。」拉米雷茲說，「相關當事人也肯定是庫特·沃斯。」
加百列拿起第二封電報：
請告知部長蘭德斯曼銀行已找到相關帳戶。通知國庫短期內將有資金到帳。
「第二天，卡洛斯·韋伯就死了。」拉米雷茲拿起厚厚一疊用金屬扣和寬皮筋綁起來的文件。他把文件拿在手裡，默不作聲，過了一會兒才說：「我需要警告你，加百列。所有想找那筆錢的人最後都死了。這些文件是我的一個朋友收集的，他叫拉斐爾·布洛赫，是一名調查記者。」
「猶太人？」
拉米雷茲沉重地點了點頭。「在大學裡，他和我一樣都是共產主義者。『骯髒戰爭』(Dirty War，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右翼軍政府國家恐怖主義時期，針對異議人士與游擊隊所發動的鎮壓行動)開始後不久，他被抓進去了。他父親花了很大一筆錢才把他救出來。拉斐爾很幸運，大多數被抓進去的猶太人都不可能有機會出來。」
「接著說，阿方索。」
「拉斐爾擅長寫金融類報導。他和我們其他人不一樣，他學了一些有用的東西，就是經濟學和商務。他知道怎麼看分類帳，知道怎麼查電匯記錄，而且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
「這是種族遺傳。」
「沒錯，我知道。」拉米雷茲說，「拉斐爾花了好幾年時間，想證明那筆錢的去向。但是在調查過程中，他發現了其他的線索，他發現其實整個蘭德斯曼帝國都骯髒不堪。」
「骯髒？怎麼骯髒？」
「拉斐爾沒跟我細說。但是2008年的時候，他相信自己已經調查清楚了。」
「然後呢？」
「他去日內瓦找蘭德斯曼家族裡的一個人談，馬丁·蘭德斯曼，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現在回想起來，拉米雷茲說，在那件事上，像拉斐爾·布洛赫那種老練的新聞記者本應該多長一點心眼。但是馬丁·蘭德斯曼的公眾形象完美無瑕，布洛赫也就輕信了他，認為自己沒有危險。
他們第一次接觸是在10月15日早上。布洛赫從酒店打電話給全球視野投資公司總部，要求和公司董事長見面。對方拒絕了他。布洛赫知道繼續請求也沒有結果，於是他不顧後果地向對方下了最後通牒。如果他們不安排見面，他就把資料帶到華盛頓，交給相關的國會委員會和政府機構。
他的這些話引起了對方的警覺，他們安排兩天後見面。但是拉斐爾·布洛赫沒有守約——包括與那件事有關的任何約定。第二年春天，一名登山客在法國阿爾卑斯山脈發現了他的屍體，沒有頭，沒有手，身板凍得硬邦邦的。但在事後的調查中，馬丁·蘭德斯曼的名字從未出現。
36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一道閃電劃過，屋裡的燈滅了。他們坐在半明半暗的客廳裡，翻閱拉斐爾·布洛赫收集的資料。別墅在雷聲中顫抖。
「每一筆財富的背後都隱藏著巨大的罪惡。」拉米雷茲說。
「巴爾札克。」基婭拉說。
拉米雷茲欣賞地朝她點了點頭。「老頭子的這句話可能就是寫給華特·蘭德斯曼和馬丁·蘭德斯曼的。華特·蘭德斯曼死後，把蘇黎世的一家小型私人銀行留給了他兒子，裡面藏著鉅額贓款。馬丁把那家銀行打造成了金錢帝國。」拉米雷茲轉頭看著加百列，「你對他了解多少？」
「蘭德斯曼？」加百利聳了聳肩，說，「他是世界首富之一，但又一直表現出不怎麼願意當億萬富翁的樣子。」加百列皺起眉頭，假裝正在絞盡腦汁地想一個問題，「他設立的那個基金會叫什麼來著？」
「同一個世界。」拉米雷茲說。
「啊，對，我怎麼能忘了呢？」加百列嘲弄地說，「蘭德斯曼忠實的信徒把他看成類似於先知的人物。他宣揚減債、公司責任和新能源。他還在迦納參與了一系列房地產工程，與哈馬斯建立了相當親密的關係。但我懷疑這一點並未讓他在好萊塢、媒體界和政治左翼人士中的朋友覺得不妥。在他們眼裡，馬丁·蘭德斯曼不會出錯。他內心善良，動機純潔。他是聖人。」加百列停頓了一下，問：「我還漏了什麼沒說嗎？」
「有，有一點，那就是所有這一切都是謊言。呃，也不能說全都是謊言。聖人馬丁在時髦圈子裡的確有不少朋友和崇拜者。但是如果他們一旦發現他的鉅額財富和巨大權力的真實來源，恐怕連好萊塢的那幫膽小鬼都會離他遠遠的。至於他的慈善活動，那都是用資本主義最基本也最沒人性的生意支撐起來的。聖人馬丁汙染環境，鑽油井，挖煤礦，極盡剝削之能事。」
「金錢維持著世界的運作，阿方索。」
「不，我的朋友。正如《聖經》中所寫，『對金錢的熱愛是所有罪惡的根源。』聖人馬丁的財富也來源於不可告人的祕密。他父親死後不到一年，他就處理了那家銀行，還舉家從蘇黎世搬到日內瓦湖沿岸。他想逃離犯罪現場，隱藏他的德國血統。你知道嗎？他在公眾場合都不再使用德語了。只說英文和法文。」
「你為什麼不繼續查那條線索呢？」
「我也考慮過。」
「但是？」
「有一些內容拉斐爾沒有收在文件裡，而那些內容我自己又查不到。一句話，我沒有足夠的料。聖人馬丁財力雄厚，又喜歡跟人打官司。要調查他，得動用強有力的執法部門。」拉米雷茲向加百列投以一個會意的笑容，「或者情報機構。」
「我能帶走這些電報嗎？」
「沒問題，」拉米雷茲說，「我還可以讓你把拉斐爾的文件一起借走，但你得付出一點代價。」
「說。」
「我想知道完整的故事。」
「拿一支筆來。」
「介意我寫下來嗎？以免將來記不清楚。」
「你肯定是開玩笑，阿方索。」
「抱歉，」拉米雷茲說，「我差點忘了你的身分。」
接近下午3點的時候他們才聊完，加百列和基婭拉正好能趕上荷蘭皇家航空飛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拉米雷茲說送他們去機場，但加百列堅持要自己搭計程車。加百列把電報和拉斐爾·布洛赫收集的文件放進揹包裡，和基婭拉走到門口，轉頭向拉米雷茲道別，然後飛快地走下螺旋梯。
接下來的一幕在加百列的腦海裡歷經數月都揮之不去。很不幸的是，那種場景他已經見得太多——它們是那個世界的場景，一個他本以為自己終於離開了的世界。如果換作別人，可能會忽視那些線索——大廳角落裡突然出現了一個大旅行箱，一個戴太陽眼鏡、身材健壯的金髮男子飛快地跑向街道，一輛後車門大開的轎車等在路邊——但是加百列全都注意到了。他二話不說，兩手抱住基婭拉的腰，抱著她向門外縱身一躍。
他和基婭拉都想不起炸彈爆炸時的聲音，只感覺到一股滾燙的熱浪襲來，人不由自主地被拋向街邊，像是被任性的小孩甩出去的玩具。他們找到對方，只見加百列低垂著頭，兩手抱住腦袋，基婭拉躺在地上，疼得兩眼緊閉。加百列幫她擋住了爆裂的飛石和如大雨般傾盆而下的玻璃碎屑。阿方索·拉米雷茲躺在馬路中央，衣服被火燒得漆黑。拉米雷茲收集的珍貴檔案化作紛紛揚揚的紙屑漫天飄灑。加百列爬到拉米雷茲身邊，用手在他脖子上探了探脈搏。然後他站起身來，回到基婭拉身邊。
「你怎麼樣？」
「還好。」
「能站起來嗎？」
「不知道。」
「來試試。」
「幫我一把。」
加百列小心翼翼地把基婭拉扶起來，然後撿起他的揹包，甩掛在肩上。基婭拉一開始有些踉蹌，等到警笛聲從遠處傳來時，她已經恢復了輕快的步伐，走在面目全非的街道上。加百列把她帶到角落處，接著拿出手機，憑記憶撥了一個號碼。接電話的是一個操希伯來語的女人。同樣，加百列也用希伯來語唸出一段密碼文字和一串數字。幾秒鐘後，那個女人問：「您需要處理什麼緊急情況？」
「我需要脫身。」
「什麼時候？」
「就現在。」
「您一個人嗎？」
「不是。」
「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兩個。」
「您目前的位置？」
「布宜諾斯艾利斯聖特爾莫區卡塞羅斯大道……」
37
以色列，本—古里安機場
本—古里安機場裡有一個祕密房間，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它的存在。它在入境處的左手邊，門上沒有任何標識，而且門永遠是鎖上的。牆上鋪著假耶路撒冷大理石，傢俱也都是典型的機場用品：黑色的塑膠沙發和座椅，組合茶几，便宜而刺眼的現代式檯燈。房間有兩扇窗，一扇面向飛機跑道，一扇面向到港大廳，都由高品質的單向玻璃製成。這個房間供「組織」專用，是特工從國外祕密戰場回國後的第一站。房間裡永遠縈繞著香菸的黴味、燒焦的咖啡味和男人的汗臭味。為了清除那些味道，清潔人員把所有能夠想到的產品都試了一遍，但是，氣味依舊存在。和以色列的敵人一樣，用常規的辦法無法將它們擊敗。
加百列曾無數次走進這個房間，或者類似的房間。他曾勝利凱旋，也曾鎩羽而歸。在這裡，他接受過慶祝，接受過撫慰，也有一次，帶著胸膛裡殘留的子彈坐在輪椅上被人推進來。來接他的人通常是阿里·沙姆龍。但這一次，當加百列和基婭拉肩並肩進門時，看見的人竟是烏茲·納沃特。納沃特比上一次見面時瘦了至少十幾公斤，他戴著一副時髦的新眼鏡，看起來像是某個時尚雜誌的主編。以前模仿沙姆龍戴的那塊高性能不鏽鋼精密手錶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塊坦克鏈腕錶，同他那套量身訂製的海軍藍西裝和白色開領禮服襯衫很相配。這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加百列想。所有能夠顯露出他曾是一名飽經風霜的外勤特工的痕跡都被精心抹去了。烏茲·納沃特現在是坐在總部辦公室裡的人。作為一名特工，他已經爬上了事業頂峰。
納沃特一言不發地盯著他們，擔憂的神色消散而去。看見加百列和基婭拉沒受什麼重傷，他放心了。但他的臉色又立即陰沉了下去。
「這個場合很特殊。」他終於開口說話了，「這是我上任局長以來第一次遇到工作人員安全危機。也難怪，因為有你在。而且，按照你那高得不能再高的標準來看，這還是一件小事。只不過是一棟灰飛煙滅的公寓大樓和八具屍體，其中還包括阿根廷最著名的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
「基婭拉和我都沒事，烏茲，但還是謝謝你的關心。」
納沃特做了一個安撫的手勢，似乎想表示他希望談話能夠保持在禮貌的範圍之內。
「我知道你現在的身分比較曖昧，加百列，但是行動準則確定無疑。你的護照和身分證件都還由組織管理，你出外時應該跟我打一聲招呼。」納沃特停了一下，接著說，「你還記著那個承諾，對吧，加百列？」
加百列點了點頭。
「你打算什麼時候向我彙報你們的小小冒險之旅？」
「這是私事。」
「私事？與你有關的事情就不是私事。」納沃特皺起眉頭，說，「你們到底在阿方索·拉米雷茲家裡幹什麼？」
「我們在找一幅林布蘭的肖像畫，」加百列說，「和一大筆錢。」
「我還以為是什麼無聊的事情。」納沃特重重地嘆了口氣，說，「我猜爆炸襲擊的對象是你，而不是阿方索·拉米雷茲吧？」
「恐怕是。」
「有哪些嫌疑人？」
「就一個。」
他們坐上納沃特的防彈轎車。基婭拉夾坐在中間，像是一堵隔離牆。車子開上1號高速公路，前往耶路撒冷。一開始，納沃特似乎對加百列說的銀行帳號很感興趣，但等到彙報完畢之後，他防備地將兩手交叉抱在胸前，臉上露出一副明顯不贊同的表情。納沃特就是那樣。本來，作為一名老練的外勤特工，他應該善於隱藏情感，但他一生氣，憤怒就表露無遺。
「故事很吸引人。但如果你們這趟冒險之旅只是為了幫你的朋友朱利安·伊舍伍德找油畫的話，就有點說不過去了。而且，你們似乎碰上了一些比較難纏的對手。你和基婭拉能夠活生生地坐在這裡已經算幸運了。接受對方的暗示，把案子扔掉，徹底忘掉這件事。朱利安會度過難關的。回到康沃爾海邊的小別墅裡去，過自己的生活。」納沃特停了一下，然後說，「那是你們之前想要的，不是嗎？」
加百列沒有接他的話。「一開始我們可能是為了把偷走的油畫找回來，烏茲，但現在已經不只是油畫的事了。如果我們了解到的訊息準確無誤的話，馬丁·蘭德斯曼這會兒正坐在偷來的金山上面。他和他父親為了守住這個祕密，已經殺了好幾個人了。這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又有人想要我們的命。我自己查不清楚，我需要……」
「利用組織的資源？」納沃特難以置信地瞪著他，「你可能沒注意到吧，以色列正面臨著眾多威脅。我們的朋友伊朗馬上就要榮升為核武器國家了。黎巴嫩的真主黨正在準備發動全面戰爭。還有，如果你在康沃爾看不到新聞的話，那我告訴你，我們這會兒可不怎麼受世界各國歡迎。不是我對你這件事不用心，加百列，而是我們有其他事需要操心。」
基婭拉終於插上嘴了，說：「如果你見過莉娜·赫茨菲爾德，就不會這麼想了。」
納沃特舉起一隻手來，以示拒絕。「聽著，基婭拉。如果世界太平，我們一定會查馬丁·蘭德斯曼這種人。但是這個世界不太平，而且如果世界真的太平了，組織就可以關門大吉，我們後半輩子也可以想一些簡單的事情了。」
「那我們怎麼辦？」加百列問，「就此罷手？」
「讓伊萊處理，或者留給大屠殺財產賠償機構的那些獵狗們。」
「蘭德斯曼和他的律師團可以像揮蒼蠅一樣把他們趕走。」
「趕他們也比趕你好。考慮到你的過去，你可不是對付蘭德斯曼那種人的最佳人選。他在高層有朋友。」
「我也有。」
「但如果你想扳倒蘭德斯曼那種財主，他們就會跟你一刀兩斷。」納沃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可能會後悔說了接下來的這番話。」
「那你就不應該說。」
納沃特沒有聽取加百列的建議。「如果你按照沙姆龍的意願，接任了局長，那麼做這些決定的人就是你自己。但是你……」
「你是為了這個嗎，烏茲？把我抬回局長的位置？」
「少自作多情，加百列。我所做的決定是基於對事情輕重的權衡。目前，我們的首要任務之一是保持與西歐各國安全情報機構的良好關係。這種針對馬丁·蘭德斯曼卻又缺乏部署、不專業的行動是我們需要極力避免的。好了，討論到此為止。」
車子轉進納奇斯街，加百列默不作聲地望著窗外。街尾有一棟大理石小公寓大樓，樓身幾乎全部藏在前門花園裡那棵參天桉樹華蓋般濃密的枝葉裡。車子在公寓大樓門口停下來。納沃特不安地扭動著身子。與人當面起衝突向來不是他擅長處理的事情。
「對於這種局面，我很抱歉。但是，歡迎回來。先上樓避幾天風頭，等我們從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邊的廢墟中找到線索再說。還有，多休息休息。別誤解我的意思，加百列，你臉色很不好。」
「我在飛機上睡不著覺，烏茲。」
納沃特笑了笑：「有些東西是永遠不會變的，很好。」
38
法國，巴黎，米農梅妮拉路
就在加百列·艾隆意外回到耶路撒冷的那天下午，莫里斯·杜蘭德正沉浸在悔恨交加的情緒當中。他恨不得自己從未聽過林布蘭·凡·萊因這個名字，從未見過他那美麗動人的年輕情婦的肖像畫。杜蘭德陷入了兩重困境。首先，他手中這幅沾了血的畫出現了嚴重損壞，無法送交客戶。其次，畫中有一份記錄了一長串姓名和帳戶的年代久遠的單子。從看見它的那一刻開始，他的良心就備受折磨。他決定依次解決這兩個問題。做事一向有條不紊的他也想不出其他辦法。
為了處理第一個問題，他往一個雅虎信箱裡發了一封簡短的郵件。郵件上說道，「古董科學家」表示十分遺憾，客戶所預定的貨物未能按時抵達。不幸的是，杜蘭德接著說道，它永遠到達不了了。貨倉遇上了大火，貨物成了一堆一文不值的灰燼。鑑於預定貨物僅此一件，無可替代，「古董科學家」只有即刻返還定金——兩百萬歐元，郵件中並未提及具體數字——並因意外事件為客戶造成的麻煩致以最誠摯的歉意。
處理完第一個問題後，他把注意力轉向從油畫裡找出來的那三張有些腐化的蔥皮紙。這一次，他選用了一件比較老套的工具——富凱餐廳的一盒火柴。他劃燃一根火柴，伸向第一張紙的右下角。火柴與蔥皮紙僅相距幾公分，他想點燃帳號單，但是，上面那一個個姓名讓他無法下手——
卡茨、斯特恩、赫希、格林伯格、卡普蘭、科恩、阿布拉默維茨、斯坦恩、羅森鮑姆、赫茨菲爾德……
伴隨著一縷黑煙，火柴滅了。杜蘭德又劃燃第二根，結果還是一樣。他不準備嘗試第三次了，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單子塞進蠟紙袋，放進保險櫃裡。緊接著，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第一聲鈴聲響過後，一個女人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出來。
「你丈夫在嗎？」
「不在。」
「我要見你。」
「快點來，莫里斯。」
安吉麗可·布羅薩德與擺在她商店櫥窗裡的那些模特兒很像——嬌小玲瓏，只要不仔細看，眼光不太挑剔的話，看上去十分迷人。杜蘭德認識她快十年了。他們的關係，用法國人委婉的方式來說，是「5點到7點」——傍晚偷情的時間——的關係。與杜蘭德其他的人際關係不同，他們之間的來往相對簡單一點。給予快樂，再回報快樂，雙方從不提愛或者不愛。但這並不是說他們之間缺乏感情和承諾。他不小心說錯一個字，或者忘了她的生日，安吉麗可都會大發雷霆。至於杜蘭德，他早就放棄結婚的念頭了。安吉麗可·布羅薩德差不多能算作他的妻子。
與往常一樣，他們在安吉麗可辦公室的沙發上相遇。沙發不大，不太適合做愛，但經過多年的訓練以後，他們已經能把那麼小的空間發揮到極致。然而那天下午，杜蘭德並沒有浪漫的心情。安吉麗可明顯很失望，她點燃一根茨岡煙，看著杜蘭德手裡的硬紙盒。
「你給我買禮物了，莫里斯？」
「其實，我在想你能否幫我一個忙。」
她朝他調皮地笑了笑：「我一直在等你說這句話。」
她又看了一眼紙盒，問：「裡面是什麼？」
「你最好不要知道。只管把它放在沒人找得到的地方就好。找一個溫度和濕度都比較穩定的地方。」
「是什麼，莫里斯？炸彈？」
「別犯傻，安吉麗可。」
她若有所思地從舌尖取下一小顆菸葉，「你有什麼事情瞞著我嗎，莫里斯？」
「從來沒有。」
「那盒子裡是什麼？」
「我告訴你，你也不相信。」
「說說看。」
「是一幅價值四千五百萬美元的林布蘭肖像畫。」
「真的？還有什麼我應該知道的嗎？」
「上面有一個彈孔，還濺滿了血。」
她不以為然地朝天花板吐了一口煙，「怎麼了，莫里斯？你今天好像不大舒服。」
「有一點分神罷了。」
「生意出問題了？」
「可以這麼說。」
「我的生意也不好。整條街的人都有麻煩。我以前不覺得，不過美國人富有的時候，全球的狀況的確更好一點。」
「是。」杜蘭德漫不經心地說。
安吉麗可皺起眉頭：「你確定你沒事嗎？」
「我沒事。」杜蘭德向她保證。
「你不準備跟我說那盒子裡到底裝著什麼？」
「相信我，安吉麗可，裡面什麼也不是。」
39
以色列，太巴列
要描述沙姆龍在以色列國防和安全事務中的影響力，就如同要解釋水在地球生命的形成與維持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一樣。從很多方面來看，阿里·沙姆龍就是以色列國。他為國參戰，見證了以色列的重建；戰後的六十年間，他始終在保衛國家，擊退了一大群致力於摧毀以色列的敵人。戰爭期間和危急時刻，他的光芒令人目眩。他滲透了國王的宮殿，偷走了暴君的祕密，還除掉了無數的敵人。他有時親自出馬，有時依靠加百列這類手下。然而，在他所有祕密工作成就中，有一項讓他一躍成為國人偶像。1960年5月的一個雨夜，在阿根廷，沙姆龍從一輛車背後縱身一躍，擒住了大屠殺的執行首長，即黨衛軍上尉庫特·沃斯的直接上級阿道夫·艾希曼。從某一方面來說，從加百列走進莉娜·赫茨菲爾德客廳的那一刻起，他就註定要找到沙姆龍。但話說回來，其實每次都是這樣。
近些年來，沙姆龍在國家事務中發揮的作用急劇下降，他的權力也大為削弱。他目前的權力範圍僅限於加利利海邊那棟蜜糖色別墅，但即便如此，在吉莉安——他那飽經滄桑的妻子——面前，他仍然主要扮演著沒有頭銜的首長的角色。對於一個曾經手攬大權的男人來說，沙姆龍目前的遭遇慘不忍睹——無人需要，無人想要。在別人眼裡，他是一個討厭鬼，需要別人包容，但又基本被人無視。一言以蔽之，他潦倒了。
然而，當加百列和基婭拉從耶路撒冷打電話來說要到他家裡吃晚飯時，他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來。他站在大廳裡等他們，灰藍色的眼睛裡散發出調皮而興奮的光芒。儘管他對加百列突然回到以色列的做法十分好奇，但席間他克制住了自己。他們聊了沙姆龍的孩子，聊了加百列在康沃爾的新生活，還有，同這些天裡所有人一樣，聊了全球經濟的慘淡局面。沙姆龍有兩次提到了烏茲·納沃特和掃羅王大道，但都被加百列熟練地轉入了另一些不太敏感的話題。加百列趁出入廚房的短暫片刻，輕聲向吉莉安詢問沙姆龍的健康狀況。「他那一大堆毛病，我都記不過來。」她說，「但是別擔心，加百列，他沒有大礙。沙姆龍是不死之軀。去陪他坐坐吧，陪他坐坐，他就很開心了。」
以色列情報機構內部有一種家的氛圍，外界很少有人能夠理解這一點。他們謀劃重大任務時，通常不是在安全會議室裡，而是在任務參與人員的家裡。在以色列的祕密戰線上——或者說，在加百列一生中——沙姆龍在加利利海邊的這棟大別墅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現在，這棟別墅在沙姆龍的生活裡也舉足輕重，因為只有在這裡，吉莉安才允許他抽那些沒有裝過濾嘴的劣質土耳其香菸。他不顧加百列的反對，點上一根菸，挑了那張他最喜愛的椅子坐下，面朝黑漆漆一片的戈蘭高地。加百列打開一組取暖器，在他旁邊坐下。
「基婭拉的氣色很好，」沙姆龍說，「但也不奇怪。你一向擅長修復漂亮的東西。」
沙姆龍淺淺一笑。當年，正是他把加百列送去威尼斯學習修復藝術，但也是他，一直對加百列擅長19世紀前偉大畫家作品風格的天賦大惑不解。在沙姆龍眼裡，加百列在油畫方面出色的才能和特技表演、魔術手法差不多，是應該拿來利用的東西，就像加百列在語言上的獨特天賦和他僅用大多數人拍手的時間就能把腰上的貝瑞塔拔出來、瞄準目標的能力一樣。
「你們現在的首要任務，」沙姆龍接著說，「就是生個孩子。」
加百列不敢相信地搖了搖頭。「在你眼裡，我的生活裡是不是沒有隱私和禁區？」
「是。」沙姆龍不假思索地答道。
「至少你沒有撒謊。」
「僅在不撒謊就能達到目的的情況下。」沙姆龍用力地吸了一口菸，說，「我聽說烏茲在為難你。」
「你怎麼知道？」
「我在掃羅王大道還有不少眼線，儘管烏茲想掐斷我的影響力。」
「你原本期望什麼？你以為他會在頂層給你安排一間大辦公室，讓你參與行動策劃？」
「我所期望的是，孩子，能夠獲得一些尊重和尊嚴。這是我應得的。」
「沒錯，阿里。但是要我直說嗎？」
「小心點。」沙姆龍用大手握住加百列的手腕，用力掐了一下，「我可比看上去更結實。」
「你走進哪間房，哪間房就讓人窒息。你每次踏進掃羅王大道，大家都想沐浴在你的光輝之下，都想摸一摸你的衣邊。」
「你在幫烏茲說話？」
「我可不想。」
「乖孩子。」
「但你至少應該考慮一下，沒有你不斷的插手，烏茲也能把組織管理好。這畢竟也是你起先推薦他當局長的原因。」
「我推薦他當局長，是因為我心目中的那個人選沒辦法當。但這是另一回事。」沙姆龍把菸在菸灰缸邊緣敲了敲，側頭看了加百列一眼，「不後悔？」
「沒什麼後悔的。烏茲·納沃特是組織的局長，而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他都將是局長。你最好接受這個事實。要不然，你在世上的最後這幾年都將在痛苦中度過。」
「你的語氣像吉莉安。」
「吉莉安是個很聰明的女人。」
「沒錯。」沙姆龍表示同意，「那如果你這麼滿意烏茲的行事風格，還在這裡做什麼？你大老遠地跑到太巴列來，不是因為喜歡和我待在一起吧？你到這裡來，是因為你希望從烏茲那裡得到一些東西，但他不給你。我一直在猜，但還沒猜出你要什麼，不過我離答案也不遠了。」
「你了解多少？」
「我知道朱利安·伊舍伍德僱你追查一幅失竊的林布蘭肖像畫的下落。我知道伊萊·拉馮在阿姆斯特丹監視一個老女人。我還知道你已經鎖定了全球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但我不明白這些事情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
「這和你多年前的一位老相識有關。」
「誰？」
「艾希曼。」
沙姆龍慢慢地熄滅菸頭，「我在認真聽，加百列，繼續說。」
作為一個波蘭大猶太家族唯一的倖存者和親手逮捕阿道夫·艾希曼的人，阿里·沙姆龍對大屠殺未盡之事知之甚多。然而，對於加百列接下來向他講訴的那段歷史，他似乎很感興趣。那是一個阿姆斯特丹小孩躲避抓捕的故事，一個殺人犯用人命交換金錢的故事，一幅沾滿所有追逐之人鮮血的油畫的故事。那幅畫裡藏著一個驚天祕密——一串人名和數字，它能證明全球實力最為雄厚的金錢帝國之一，其實建立在枉死之人被掠奪的財產上。
「小國王有一點說對了。」加百列彙報完畢後，沙姆龍說道，「你們應該向我們彙報出行計劃，這樣我才可以幫你在阿根廷安排護衛人員。」
「我是去找失竊的油畫，阿里，我以為不需要別人護送。」
「有可能你只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了錯誤的地點。畢竟阿方索·拉米雷茲是世上少有的幾個仇敵數量和你差不多的人。」
「有可能，」加百列表示同意，「但我覺得不是。」他停了一下，然後說，「你也覺得不是，阿里。」
「是，我是不相信。」沙姆龍又點了一根菸，「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你查出了一件和馬丁·蘭德斯曼有關的大案子。但是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你永遠也沒辦法在法庭上證明這件事。」
「誰說要在法庭上解決了？」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們想辦法說服馬丁，讓他彌補他父親的罪惡。」
「你需要什麼？」
「要在歐洲領土內對付世界首富之一，我需要足夠的錢和充足的人力物力。」
「聽上去要花很多錢。」
「沒錯。但如果我成功了，行動的開銷自然有人出。」
這句話似乎打動了沙姆龍。直到現在，他還覺得組織的行動開銷是他自掏腰包。「那我猜你的下一個要求就是建立自己的團隊了？」
「我正準備說。」
沙姆龍默不作聲地仔細端詳了加百列一會兒。「前不久就在這露臺上，有個疲憊的戰士跟我說他想帶著他的妻子永遠離開組織，怎麼又變了？」
「他在阿姆斯特丹遇上了一個女人，那個女人之所以活了下來，是因為他父親給了庫特·沃斯一幅林布蘭。」加百列停頓了一下，接著問，「唯一的問題是，你能讓烏茲回心轉意嗎？」
「烏茲？」沙姆龍不屑地擺了擺手，說，「不用管烏茲。」
「那你打算怎麼辦？」
沙姆龍笑了笑：「我跟你說過總理的祖父母是匈牙利人沒有？」
40
耶路撒冷
烏茲·納沃特從前八任局長那裡繼承了不少傳統，其中有一項便是每週在耶路撒冷總理辦公室與總理單獨開一次早餐會。納沃特十分珍視這些會議，這是他向最重要的客戶彙報近期行動的絕佳機會，不用與以色列其他情報部門爭搶風頭。會上，一般是納沃特發言多一點，但在加百列去了一趟太巴列之後的第二天早上，總理突然變得健談起來，令人有些費解。就在四十八小時前，他在華盛頓參加了與新任美國總統的第一次峰會。新任總統曾經是一名學者，在參議院任職，屬於民主黨自由派人士。不出所料，會談進展不太順利。在僵硬的笑容和擺擺姿勢的握手背後，兩人的關係已出現明顯裂痕。顯然，總理與白宮上任主人保持的親密關係在這一任政府中無法重演。美國已然改變。
「但是這些也都在你的意料之中，對吧，烏茲？」
「美國政府換屆期間，我們已經察覺到了，」納沃特說，「『九一一』事件後我們與中情局建立的特殊行動紐帶顯然無法繼續維持了。」
「特殊行動紐帶？」總理向納沃特報以一個競選海報式的微笑，「別跟我用組織那一套說法。上一屆政府期間，加百列·艾隆都在蘭利有一間辦公室。」
納沃特沒有接話。過去，他一直行走在加百列的陰影之中。如今，他已經走到了以色列情報集團的頂峰，聽到別人提起競爭對手的豐功偉績，就有些不高興。
「我聽說艾隆回來了。」總理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還聽說他在阿根廷遇上了一點小麻煩。」
納沃特蜷起食指，用力地掐著自己的嘴唇。一名訓練有素的審訊人員能夠馬上斷定，這明顯是一個隱藏內心不滿情緒的手勢。總理也察覺到了。想到自己竟然難倒了外國情報局局長，他掩飾不住內心的得意。
「你為什麼不跟我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事？」總理問。
「我覺得沒必要因為瑣碎的事情讓您徒增負擔。」
「我喜歡瑣碎的細節，烏茲，何況這些瑣碎的事情還牽涉到我們的一位民族英雄。」
「我記住了，總理。」
納沃特的語氣顯然洩氣了，一團怒火憋在肚子裡。毫無疑問，總理和沙姆龍談過了。納沃特知道，總有一天老頭子會用這一招。但是怎麼辦呢？他決定萬事小心。
「您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嗎，總理？」
總理重新倒滿咖啡，若有所思地往杯子裡加了幾滴奶油。顯然，他有話要說，但似乎不急著直奔主題。他先是訴了一大堆苦，抱怨在這個錯綜複雜、險象環生的世界局勢下，做一位領導人要揹負何等沉重的負擔。他說，決策有時取決於國家安全，有時出於政治的考慮。但是，有時僅出於對是非對錯簡單的考量。他停頓了一下，讓最後一句話的餘音在房間裡久久縈繞，然後拿起白色亞麻餐巾，不慌不忙地折起來。
「我父輩是匈牙利人，你知道吧，烏茲？」
「我猜全國人民應該都知道。」
總理臉上閃過一絲笑容。「他們住在布達佩斯一個窮困的小村莊裡。我祖父是一名裁縫。他們家徒四壁，只有兩個用於安息日祈禱的銀燭臺和用於生日前夕祝禱的銀盃。你知道庫特·沃斯和阿道夫·艾希曼把他們塞進火車送往奧斯維辛之前做了些什麼嗎？他們把我祖父家裡偷得一乾二淨，還給我祖父開了一張收據。直到今天我都留著那張收據。我留著它，是為了時刻提醒自己，我們的以色列國是何等的重要。」他停了一下，接著說，「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烏茲？」
「我明白了，總理。」
「隨時向我彙報，烏茲。還有，記住，我喜歡聽細節。」
納沃特走進休息室，碰見幾名等待拜見總理的議員。烏茲謊稱有緊急事情需要處理，和幾個比較重要的議員握了握手、拍了拍肩膀之後，就匆匆忙忙地閃進電梯裡了。專用防彈轎車停在外面，幾名保鏢分立車前。天公有意，天空黑壓壓的一片，大雨傾盆。車子嗖的一聲躥了出去，司機從後視鏡裡捕捉納沃特的目光。
「去哪裡，老大？掃羅王大道？」
「不，」納沃特說，「先去一個地方。」
桉樹的香味瀰漫在納奇斯街西頭。納沃特搖下車窗，凝視大理石公寓三樓那扇開著的法式房門。房裡傳來微弱的詠歎調歌聲。《托斯卡》？《茶花女》？納沃特不清楚，他也不在意。這一刻，他討厭歌劇，討厭所有莫名其妙喜歡聽歌劇的人。有那麼一瞬間，他真想回到總理辦公室，立即辭職。但是他忍住了。他彈開安全電話，撥了一個號碼。詠歎調停了。加百列的聲音響了起來。
「你沒有權利揹著我越級上報。」
「我什麼都沒做。」
「你不需要做，沙姆龍都幫你辦好了。」 。
納沃特沉重地嘆了口氣：「我在你樓下。」
「我知道。」
「要多久下來？」
「五分鐘。」
「我等你。」
詠歎調歌聲又漸漸響了起來。納沃特搖上車窗，享受車裡的安寧。天，他討厭歌劇。
41
英國，倫敦，聖詹姆斯區
那天早晨在耶路撒冷的談話中，有一個人始終未被提及，他就是所有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倫敦聖詹姆斯區梅森院子7—8號伊舍伍德美術館館長與所有人朱利安·伊舍伍德。伊舍伍德並不知道加百列近日來的調查進展和危險遭遇。從上次在阿姆斯特丹幫加百列弄到一份泛黃的拍賣記錄之後，他在整件事中的角色就淪為了一個只能焦急等待、無助又無奈的旁觀者。為了打發時間，他時刻跟進英國警方的調查進展。如他所願，警方沒有向報社透露油畫失竊的事，但是他們對於油畫的下落和殺害克里斯多福·利德爾的凶手身分仍然毫無頭緒。這不是哪個為了找快錢的業餘小偷，警探為自己找藉口說，這是專業盜賊。
伊舍伍德就像是一個死刑犯，他的世界萎縮了。他出席不入流的拍賣會，展出不入流的油畫。為了轉移注意力，他還和新來的年輕服務臺人員打情罵俏，但這些都無濟於事。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在精心準備自己的職業葬禮。他排練好了將對富商巨賈的藝術顧問大衛·卡文迪什所做的演講，甚至還擬好了一份認罪書，準備事後寄給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潛逃、流亡的畫面在腦海中三不五時地上演。可以到普羅旺斯山區找一棟小別墅，或者去哥斯大黎加海邊找一間木屋。美術館怎麼辦呢？在他心情跌落谷底時，他想，說不定要賣給奧利佛·丁布爾比。奧利佛一直都覬覦美術館。現在，拜那幅104公分×86公分的《年輕女人的畫像》所賜，奧利佛只需要幫朱利安收拾收拾殘局，就能拿下美術館了。
當然，這都是胡思亂想。伊舍伍德才不打算下半輩子背井離鄉在外流亡。他也不可能把心愛的美術館交給骯髒齷齪的奧利佛·丁布爾比。如果他真要面對公開行刑隊的話，那他也將不戴蒙眼布，高昂著頭顱等待那一刻到來。這一次，他要做一個勇敢的人。就像他的老父親一樣。就像加百列·艾隆一樣。
他正在腦海裡勾勒這些畫面時，突然看見一個人走進梅森院子，踏著潮濕的石磚走過來。那人立著衣領以抵擋深秋的寒風，眼睛四處張望，大概三十幾歲，身材健壯，像一輛全副武裝的戰車，身穿一襲黑衣。伊舍伍德一開始害怕他是別人派來的收債打手，但是幾秒鐘後，他突然想起自己見過這個人。他是南肯辛頓某個大使館安保部門的職員——很不幸，那個大使館被迫需要僱傭很多像他那樣的人。
不一會兒，伊舍伍德聽見服務臺人員半睡半醒地低聲報告，有一位雷德克里夫先生來訪。距離下一個約會還有一些時間，雷德克里夫先生——這絕對是假名，當然，如果真有這個名字的話——希望能參觀一下美術館的藏畫。一般情況下，伊舍伍德會拒絕這種突然到訪的客人。但是那天早晨，出於一些顯而易見的原因，他破例了。
他小心謹慎地接待那個人，把他領到比較隱祕的二樓展覽廳。不出伊舍伍德所料，雷德克里夫先生僅在此稍作停留。他皺著眉頭瞟了一幅盧伊尼[1]—眼，嘴裡嘖嘖地看了一幅波登[2]，最後似乎對克勞德[3]筆下的明亮景色有些疑惑不解。「我喜歡這幅畫，」他一邊說，一邊把一個信封遞給伊舍伍德。「我再和你聯繫。」然後他壓低嗓音，低聲補充道，「一定要一五一十地遵照上面的指示。」
伊舍伍德把年輕人送到門邊，然後躲到洗手間，拆開信封。裡面有一張小紙條。伊舍伍德拿起紙條讀了一遍，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又讀了第二遍。一陣解脫之感突然襲來，他倚在洗手臺邊站穩腳跟。加百列雖然沒有找到畫，但他發現了一條重要線索。伊舍伍德之前搜尋那幅畫的來源時，沒有查到它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盜的情況。也就是說，那幅畫的合法主人並不是大衛·卡文迪什那位不知名的神祕客戶，而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位老婦人。對於朱利安·伊舍伍德而言，這一發現意味著他頭上的破產烏雲已經散了。一般情況下，與戰爭期間被劫掠的藝術品有關的官司能打上好幾年。但是伊舍伍德的經驗告訴他，世界上沒有哪個神聖的法院會要求他向以不正當手段獲取油畫的人支付賠償款。那幅林布蘭還沒有找到，也許永遠也找不到了。但不管怎樣，伊舍伍德已經脫身了。
然而，伴隨著解脫感而來的是一陣深深的愧疚感。他為赫茨菲爾德一家人的悲慘遭遇感到遺憾。他對於這種遭遇深有感觸。他為克里斯多福·利德爾的命運感到愧疚。利德爾為了保護林布蘭犧牲了自己。同樣，他也為加百列·艾隆目前的處境感到內疚。加百列為了找回油畫，似乎結下了一個有權有勢的敵人。他似乎再一次落入了阿里·沙姆龍的魔咒。又或許，伊舍伍德想，是相反的情況。
伊舍伍德再次看了一遍紙條，然後按照指示，點燃火柴把它燒著。不一會兒，紙條便在一團爆破的火焰中消失殆盡。伊舍伍德兩手顫抖著回到辦公室，心情愉悅地坐在辦公桌前。你應該提前跟我說一下閃光紙的事，兄弟。他想，差點把我嚇死了。
* * *
[1]盧伊尼(Bernardino Luini，1480？—1532)，義大利畫家。
[2]波登(Paris Bordone，1500—1571)，義大利畫家。
[3]即克勞德·莫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