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源頭

1
　　英國，格拉斯頓伯里
　　「陌生人」並不知道，兩大毫無聯繫的事件正在那晚交織著將他拉回戰場。一件發生在世界祕密情報機構內部，另一件則成了全球媒體瘋狂追逐的焦點，報界戲稱其為「失竊之夏」。那是一個時代以來，歐洲發生過的最嚴重的藝術品連環竊盜案。一時間，歐洲大陸的眾多珍貴名畫紛紛被盜，簡單得就好像在路邊報亭的貨架上順手拿走一張明信片。心情沉痛的藝術大師們對突如其來的一連串搶劫案表示震驚，然而，執法部門內部那些真正的專業人員則表示，該偷的已經偷得差不多了，這一點並不奇怪。「如果你把一幅價值上億美元的畫掛在一個防備鬆懈的地方，」一位國際刑警組織的官員在記者們的追問下說道，「那麼一個下了決心的盜賊要把它弄走，只是遲早的事情。」
　　雖說那幫盜賊膽大無恥，但他們的確能幹。毫無疑問，他們的手法很熟練。但最讓警察驚羨的是他們鐵一般的紀律。沒有人走漏風聲，沒有內鬥的跡象，也沒人來索要贖金——至少索要贖金的人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那幫盜賊作案頻繁，卻十分有針對性，每次就只瞄準一幅畫。他們不是一幫為了找快錢的業餘盜賊，也不是為了尋求黑社會資金來源的有組織的犯罪集團。他們是最純粹意義上的藝術品盜賊。一名面容疲倦的警探預言，在這個漫長而炎熱的夏季失竊的那些畫，十之八九要失蹤好幾年，甚至是幾十年。實際上，他不耐煩地補充道，它們極有可能會進入「遺失物博物館」，永久退出人們的視野。
　　盜賊瞄準的作案目標讓警察都感到驚嘆。那種感覺，就像是在看一位頂級網球運動員參加比賽，看他前一週剛在紅土場地上獲勝，下一週又在草地球場上奪冠。6月，那幫盜賊買通了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一名心存不滿的保全，隨後在一夜之間偷走了卡拉瓦喬[1]的《手提歌利亞頭顱的大衛》。7月，他們在巴塞隆納上演了一場英勇無畏的突擊行動，成功地從畢卡索[2]博物館「解救」出了《卡納爾夫人的肖像》。緊接著，一週後，動人的《方烏伊萊別墅》悄無聲息地從尼斯馬蒂斯[3]博物館裡人間蒸發了，一頭霧水的法國警方甚至懷疑它是不是長了雙腿，自己跑出去了。隨後，8月的最後一天，倫敦考陶德美術館遭遇了一場堪稱經典的砸窗搶劫，文森特·梵谷[4]的《割耳朵後的自畫像》不見了蹤影。那次搶劫前後歷時僅九十七秒，快得讓人瞠目結舌——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這九十七秒還包括一名盜賊在逃出二樓窗戶前停下來對莫迪里安尼[5]性感迷人的《女性裸體》做一個猥褻動作的時間。那晚，網民紛紛要求官方公布監控錄影。憂心如焚的考陶德館長說，對於一個夢魘般的夏季來說，這算是一個很合適的結局。
　　可以預見，一系列竊盜案發生後，人們開始指責全球各大博物館鬆懈的安保措施。據《泰晤士報》報導，考陶德最新的內部評測報告強烈建議將梵谷的作品轉移至更安全的地點。然而，報告中的建議遭到了館長的拒絕，他認為目前的存放地點沒什麼不妥。《電訊報》也不甘示弱，刊發了一系列有理有據的權威性文章，披露英國各大博物館所面臨的經濟困境。它指出，國家美術館和泰特美術館甚至都懶得為藏品上保險，它們僅僅依靠監視錄影機和拿著微薄薪水的保全來守護收藏品。「我們應該捫心自問的，不是藝術品是如何從博物館裡面失蹤的，」著名的倫敦藝術商人朱利安·伊舍伍德對記者說道，「而是這種事情怎麼沒有發生得更頻繁一點。我們的文化遺產正在一點一點地被別人竊走。」
　　少數幾個有能力提升安保水平的博物館迅速行動了起來，而那些僅能餬口度日的博物館只能關緊大門，祈禱他們不是盜賊看上的下一個目標。然而，接下來的9月並沒有新的竊盜案發生，藝術圈裡的人不約而同地鬆了一口氣，愉快地告訴自己，最糟的時刻已經過去了。至於平民百姓，他們早已將視線轉移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火仍在熊熊燃燒，全球經濟也還在深淵邊緣苦苦掙扎，很少有人會因為一些塗滿了油彩的四方形油布失竊而產生道德上的憤怒。據一個國際援助機構的負責人估計，遺失畫作的總價值相當於非洲飢民未來幾年的消費總額。她說，如果富人能夠把他們用不掉的數以百萬計的錢拿出來，做一些比用藝術品裝飾屋子和填充祕密銀行金庫更有意義的事情的話，這個世界豈不是會更好嗎？
　　這些話對於依靠富人的貪婪謀生的朱利安·伊舍伍德和他的同行們來說，簡直是異端邪說。然而，在格拉斯頓伯里，這些話的確找到了一些聽眾。格拉斯頓伯里位於倫敦西部薩默賽特平原，是一座朝聖古城。中世紀時，基督信徒紛紛前往格拉斯頓伯里，瞻仰那裡著名的修道院或垂立在聖荊棘樹下膜拜。那棵樹據說是在公元63年，當耶穌的門徒亞利馬太的約瑟將自己的枴杖放在地上時，從地裡長出來的。現如今，歷時兩百年之後，修道院只剩下壯麗的殘骸，曾經高聳入雲的中庭遺蹟孤獨地躺在一片綠色的花草地裡，像是一座為死去的信仰而設立的墓碑。之後前來格拉斯頓伯里的朝聖者很少去看修道院，他們更願意邁著疲憊的步子登上那座神祕的山丘——突岩山，或是拖著腳步去逛主幹道兩旁一排排的新式紀念品商店。有些人來，是為了找尋自我；有些人來，是為了尋求指引之手。還有少部分人來這裡，仍然是為了追尋上帝，或者說，至少是為了上帝的一個合理化身。
　　克里斯多福·利德爾來這裡，並非出於以上任何一種原因。他來這裡，是為了一個女人，之後留下來，又是為了一個孩子。他不是朝聖者，他是一名囚徒。
　　把他拖來這裡的人，是赫斯特——他最愛的人，他犯過的最大的錯誤。五年前，她要求他和她一起離開諾丁山，前往格拉斯頓伯里，以幫助她尋找自我。但在這個過程中，赫斯特發現離開利德爾才是打開她幸福之門的鑰匙。換作其他人，可能就離開了。但是利德爾沒有，他可以忍受沒有赫斯特的生活，卻不敢想像沒有艾蜜莉的生活。留在格拉斯頓伯里繼續忍受各種異教徒和德魯依教士，也比回到倫敦漸漸成為他唯一的孩子記憶裡一個模糊的身影要好。於是，利德爾埋葬了他的悲傷與憤怒，義無反顧地堅強地生活下去。利德爾處理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他值得信賴。在他看來，作為男人，最優秀的品質便是給人以信賴感。
　　格拉斯頓伯里也不是毫無魅力可言。2005年開門營業的百猴餐廳是一家素食與環保飲食餐館，也是利德爾最愛去的場所。他坐在老地方，在面前自我保護性地攤開一份《標準晚報》。鄰座坐著一名中老年婦女，正在讀一本書，書名叫作《成年小孩：隱祕的功能障礙》。後方遠處的角落裡，一位穿著飄逸的白色睡袍的光頭先知正在向一群全神貫注的學生講述禪宗問題。臨門的一張桌子旁，坐著一個三十幾歲的男人。他兩手交疊著放在鬍子拉碴的下巴上，兩眼在公告板上來回游動。公告板上與往常一樣，寫滿了各種垃圾訊息：格拉斯頓伯里積極生活小組邀請函，講授貓頭鷹糞便分解過程的免費講座和西藏脈動康復課程。但那個男人似乎正帶著一種超乎尋常的興趣仔細閱讀那些內容。他面前放著一杯咖啡，一口都沒喝，旁邊攤著一本筆記本，也一個字都沒寫。一位尋找靈感的詩人，利德爾心想，一位等待激情迸發的雄辯家。
　　利德爾熟練地打量起那個男人。他穿著破舊的斜紋粗棉布和法蘭絨料子的衣服，那都是格拉斯頓伯里常見的服飾。頭髮烏黑，一個粗短的馬尾辮垂在腦後。眼睛接近黑色，略顯呆滯。右手腕上戴著一塊粗皮帶手錶，左手腕上戴著幾串廉價銀手鍊。利德爾試圖在他手上和前臂上尋找紋身，但沒找到。奇怪，他想，在格拉斯頓伯里，連老太太都會很自豪地炫耀自己的紋身。但那個男人潔淨的肌膚，卻如冬日的陽光一般少見。
　　女服務生走了過來，曖昧地將一張支票放在利德爾的報紙中間。她身材修長，長相漂亮，淺色頭髮從中間分開，貼身的毛衣上別著一枚標籤，寫著「格蕾絲」。這到底是指她的名字，還是指她的心靈，利德爾無從得知。[6]自從赫斯特離開之後，他便失去了與陌生女人交流的能力。再說，他的生活中已經有一個人了。她是個安靜的女孩，她能包容他的失敗，並感激他所付出的情感。最重要的是，她需要他，正如他也需要她一樣。她是最完美的情人，也是最完美的情人。她是克里斯多福·利德爾的祕密。
　　他用現金付了帳——與幾乎所有事情一樣，他與赫斯特在提款卡上存在分歧——然後走向門口。「詩人與雄辯家」正在筆記本上奮筆疾書。利德爾腳步很輕地從他身邊經過，走向大街。空中下起一陣混濁的濃霧，遠處某個地方傳來鼓聲。他這才想起，今天是週四，是公共禮堂舉行夜間薩滿擊鼓療法活動的日子。
　　他穿過馬路，走到對面的人行道上，然後沿著聖約翰教堂外牆往前走，經過教區幼兒園。明天下午1點，利德爾將站在媽媽們和保姆們中間，接艾蜜莉放學。依照判決，他的地位僅比保姆高一點。他得到的探望時間是每天兩個小時，都還不夠他們騎一圈旋轉木馬，然後去糖果店吃一點甜點。這是赫斯特在報復他。
　　他轉進教堂路。這是一條小巷子，夾在兩堵火石色的高大石牆中間。與往常一樣，唯一的一盞路燈已經滅了，整條巷子伸手不見五指。利德爾一直想買一個小手電筒，就是他祖父母在戰時隨身攜帶的那種。他覺得身後有腳步聲跟了上來，但轉過頭去，黑暗中卻什麼也沒有。他說服自己，這只是思想在作怪。「你是笨蛋，克里斯多福，」赫斯特的聲音在腦海中迴盪，「你是笨蛋，大笨蛋。」
　　巷尾是一片住宅區，一座座排房小屋和半獨立式別墅一字排開。亨利·克洛斯排房坐落在最北端，前面正對著一個體育場。它的四棟屋子比周圍的大部分排房要大一點，門前都設有帶圍牆的花園。赫斯特離開後，8號屋子門前的花園便籠罩在一層慘遭遺棄的落寞中，隔壁的一對夫婦也開始看它不順眼了。他插入鑰匙，扭開門閂，走進大廳。迎接他的是安全警報尖銳的鳴叫聲。他在鍵盤上輸入解鎖碼——艾蜜莉生日的八位數字——然後登上樓梯，走到頂層。女孩在黑暗中等待著她。他扭開檯燈。
　　她坐在一張木椅子上，肩上披著一條鑲有珠寶的絲巾。珍珠耳環在脖頸兩側搖擺，一條金項鍊貼在胸前雪白的肌膚上。利德爾走上前去，溫柔地撫摸她的面頰。歲月在她的臉上刻下了裂紋與褶皺，如雪般潔白的肌膚也變得花黃。這沒關係，利德爾能夠治癒她。他在一個玻璃燒杯裡製好了藥劑——兩毫升丙酮，一毫升丙二醇甲醚，加上十毫升松香水——然後，拿起一支棉花棒，在裡面蘸了蘸。他滾動著棉花棒，輕拭她的乳房曲線。這個過程中，他一直注視著女孩的雙眼。女孩回望他，眼神魅惑，嘴角掛著調皮的微笑。
　　利德爾把棉花棒扔在地上，又重新取了一支。就在那時，他聽見樓下似乎有門鎖碰撞的響動。他紋絲不動地站在原處，聽了一會兒動靜，隨後側過臉來，朝天花板上喊道：「赫斯特？是你嗎？」沒有人回答。他把新的棉花棒在清澈的藥劑裡蘸了蘸，再次小心翼翼地在女孩胸前的肌膚上輕拭起來。幾秒鐘後，又有響聲傳來。位置比剛才的更近，也更清晰。利德爾隨即意識到，有人進來了。
　　他飛快地在凳子上轉過身來，瞥見樓梯口有一個身影。那人往前走近兩步，鎮定自若地進入利德爾的工作室。斜紋粗棉布和法蘭絨料子的衣服，紮成粗短馬尾辮的黑髮，深色眼睛——百猴餐廳的那個男人。很明顯，他既不是詩人，也不是雄辯家。他手裡拿著一把槍，槍口直指利德爾的心臟。利德爾伸手抓向燒杯。他很可靠。但正因為這份可靠，他最後才死了。
　　* * *
　　[1]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1571—1610)，義大利現實主義畫家。——譯註(本書中註釋如無特別說明。均為譯註)
　　[2]畢卡索(Pablo Picasso，1881—1973)，西班牙畫家，西方現代派繪畫主要代表人物。
　　[3]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國畫家，野獸派創始人、主要代表人物。
　　[4] 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蘭畫家，後印象主義的先驅。
　　[5]莫迪里安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義大利畫家。
　　[6]「格蕾絲」為「Grace」的音譯，通常作為人名，意譯時則有「優雅、優美」之意。
2
　　英國，倫敦，聖詹姆斯區
　　第一個讓人察覺到事情不對勁的徵兆出現在第二天下午。四歲零七個月大的艾蜜莉·利德爾從聖約翰教區幼兒園走出來後，發現沒有人來接她回家。不久之後，屍體被發現了。黃昏時分，利德爾的死被官方定性為一樁謀殺案。BBC薩默賽特分社最初所發的簡報中只提到了受害人的姓名，沒有提及他的職業和任何可能的殺人動機。廣播電臺第四頻道選擇忽略這個事件，其他的所謂品質型國家級報刊也沒有對其進行報導。只有《每日郵報》提到了這樁謀殺案，但也僅是一條小新聞，淹沒在一連串來自全國各地的各種汙穢不堪的新聞當中。
　　因此，克里斯多福·利德爾的死訊差一點兒就從倫敦藝術界人士的眼皮底下溜走了，因為藝術界的那些高貴人士很少碰《每日郵報》。但是，矮胖子奧利佛·丁布爾比不同。他是個好色的藝術商，來自柏利街，雖然穿著一身剪裁得當的西裝，但始終掩蓋不住他的工人階級出身，他並不為此感到羞怯。早上喝咖啡的時候，丁布爾比讀到了格拉斯頓伯里的謀殺案。晚上，他便在格林餐廳的酒吧間大聲向所有願意聽他講話的人散播這條消息。格林餐廳是位於杜克街的一個聚飲場所，畫商們在此集聚，或慶祝勝利，或自舔傷口。
　　被丁布爾比堵住的人當中，就有朱利安·伊舍伍德——位於倫敦聖詹姆斯區梅森院子7—8號的伊舍伍德美術館的館長，這家美術館瀕臨破產，但永不乏味。他的朋友稱呼他「朱利」，一起喝酒的人稱呼他「有趣的朱利」。他是個矛盾綜合體，既精明又大意，既世故又天真，像特工般神祕，卻又絕對值得託付。然而，他最鮮明的特徵是風趣。在倫敦藝術圈的內行們看來，伊舍伍德美術館是一家相當不錯的美術館。它擁有過輝煌，也經歷過低迷。這種持續不穩定的局面源於伊舍伍德經常掛在嘴邊的那句簡單的經營信條：「油畫第一，生意第二」，或者簡單地說成「先畫後錢」。這一錯誤的信條三不五時地把伊舍伍德拉向毀滅的邊緣。實際上，就在幾年前他還遇到過嚴重的財務危機。那時，丁布爾比不顧情面地想買斷伊舍伍德。對於這件事，同許多其他事情一樣，他們倆更願意假裝沒有發生過。
　　然而，即便是丁布爾比也沒有料到，伊舍伍德在聽到格拉斯頓伯里謀殺案後臉上馬上浮現出了驚愕的表情。但他很快鎮定下來，嘀咕了幾句要去探望生病的姑姑之類的蠢話後，一口喝下他的金湯力酒，奪門而出。
　　伊舍伍德馬上回到美術館，慌慌張張地打電話給蘇格蘭場藝術古董小組裡一名可靠的聯絡人。一個半小時後，聯絡人給他回了電話。情況比伊舍伍德預期的還要糟糕。藝術小組那邊保證他們會盡全力。伊舍伍德兩眼盯著帳簿上的巨大虧空，決定親自解決這件事。沒錯，以前也遇到過危機，他心情沉痛地想，但這次是真的。他很可能輸得一乾二淨，輸掉他為之奮鬥過的一切，而無辜的局外人也要為他的愚蠢付出昂貴的代價。不能就這麼結束一項事業——尤其是在他已經取得了那麼多成就之後，尤其是在他貧窮的父親做了一切努力，只為了讓朱利安活下來之後。
　　突然閃現出來的對父親的回憶讓伊舍伍德再一次抓起電話聽筒。他開始撥號，但中途停了下來。還是不要提前通知他，他想，最好直接到他家門口去，畢恭畢敬地拜訪他。
　　他放下聽筒，開始查看第二天的日程表。只有三個不大可能成功的約會，都可以另外安排時間。於是，伊舍伍德在每一條紀錄上都重重地劃上刪除線，然後在頁面頂端飛快地寫上一個《聖經》中的人名。他死死地盯著那個人名，過了一會兒，他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趕緊用筆在人名上狠狠地劃了幾下，把那個名字抹去了。振作起來，他想。你在想什麼，朱利？你到底在想什麼？
3
　　英國，康瓦爾郡，蜥蜴半島
　　「陌生人」沒有在赫爾福德河道邊的老房子裡住，而是搬進了蜥蜴半島西邊懸崖上的一座小屋子。那間屋子，是他在出海一公里的地方從小船的甲板上看到的。它坐落在甘沃羅灣最遠端，被一片紫色海石竹和紅色牛尾草包圍著。後面，一條坡道傾斜而上，灌木叢縱橫遍布；右手邊，一道月牙狀的海灘綿延伸展，一艘破舊的失事船隻安睡在表面平靜但暗流洶湧的海浪之上。海灣太危險了，不適合游泳，很少有遊客來，偶爾有登山客，鮭魚洄游之際也會有當地的漁民前來。「陌生人」記得這些。他還記得，那片海灘與那座小屋同莫內[1]在法國海邊小鎮普爾維爾畫下的兩幅畫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那兩幅畫，有一幅放在波蘭的某家博物館裡，後來被偷了，至今未尋回。
　　當然，甘沃羅灣的居民並不知道這些。他們只知道，「陌生人」在極為異常的情況下租下了小屋——租期十二個月，租金一次付清，事情辦得井然有序，所有細節都由一位沒人聽說過的來自漢堡的律師一手操辦。更讓人感到一頭霧水的是，房子租下後不久，村子裡來了一長排陌生車輛。有華麗耀眼的上著外交牌照的黑色轎車，有當地的警車，還有從倫敦來的未上牌照的沃克斯豪爾轎車，每輛車裡都坐著穿相同黑色衣服、表情嚴峻的男人。已退休三十年的鐵路工人鄧肯·雷諾茲是甘沃羅灣居民公認的見識最廣的人。據他觀察，那些男人在「陌生人」到達後的那個晚上，手腳俐落地對屋子做了最後一遍檢查。「這些人不是那種隨便找來的低級保鏢，」他說，「他們個個都是真傢伙。專業保鏢，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話。」
　　很明顯，「陌生人」在執行任務，但甘沃羅灣的居民一輩子也弄不清楚他的任務到底是什麼。他們對他的印象，來自他白天到村子裡買日用品時幾次短暫的接觸。幾個老人說，從他身上看到了一點軍人的影子；年輕的姑娘們發覺他很迷人——這種迷人讓其他男人開始討厭他了。愚鈍的男人誇口說要上去試一試他，聰明一點的勸他們小心為妙。別看「陌生人」不怎麼高大，但很明顯他知道怎麼處理衝突場面。他們警告說，如果找他打架，很可能要斷骨頭。當然，不是他斷。
　　人們對於他的那個漂亮伴侶，卻是另一種說法。若說他是嚴寒，那她便是暖意。若說他是烏雲，那她便是陽光。她無與倫比的美麗為小鎮的街道平添了些許高貴氣息和異域情調。她心情不錯的時候，那雙眼睛似乎會綻放光芒。但有時，她也會流露出明顯的憂傷。經營村裡商店的多蒂·科克斯猜測，這個女人前不久剛失去了一位親人。「她想要隱藏，」多蒂說，「但這可憐的孩子很明顯還在悲痛地哀悼。」
　　這對夫妻不是英國人，這一點毋庸置疑。他們信用卡上的署名為「羅西」，時常有人偷聽到他們用義大利語小聲交談。一次，麵包店的維拉·霍布斯終於鼓起勇氣詢問他們從何而來，那個女人閃爍其詞地回答：「主要待在倫敦。」那個男人，則保持著死灰般的沉默。「他要嘛極度害羞，要嘛就在掩飾什麼。」維拉得出結論，「我打賭是第二種情況。」
　　在某一點上，眾人對「陌生人」的看法達成了一致：他盡力保護著妻子。也許，他們大膽地說，保護得有點過頭了。他們來到這裡的頭幾個星期，他幾乎與她寸步不離。然而，到了10月初的時候，有跡象顯示女人對他總是守在旁邊的做法有點厭煩。等到10月中旬，她開始定期一個人到村子裡來。至於「陌生人」，一名觀察者說，他似乎被某個內部法庭判以終生獨自一人在蜥蜴半島的懸崖邊散步了。
　　一開始，他散步的路程很短。慢慢地，他開始強迫自己遠足，一走便是幾個小時。他披著那件深綠色巴伯爾大衣，戴一頂鴨舌帽，帽簷拉低到蓋住眉毛。他有時沿著懸崖往南走，走到凱南斯灣和蜥蜴角；有時往北走，經過劍湖一直走到波斯萊文。他有時似乎陷入了沉思，有時又像是在小心謹慎地偵察著什麼。維拉·霍布斯認為他在試圖回憶一些事情，多蒂·科克斯覺得她的說法引人發笑。「這是明擺著的，維拉，你這個老笨蛋。那個可憐的孩子不是在回憶，而是在盡一切努力忘記什麼事情。」
　　兩件事的發生，加劇了甘沃羅灣居民的好奇心。首先，「陌生人」每次出去遠足時，海灣處總會出現釣魚人。甘沃羅灣居民一致同意，那些人是史上最差勁的釣魚人——實際上，他們大多數都覺得那些人根本不是來釣魚的。另一件事牽涉到這對夫婦唯一的訪客，一個挺著寬大結實的肩膀，長得像電影明星的康瓦爾郡男孩。經過一番猜測之後，麥爾坎·布雷斯維特——一個身上總是散發著一股海水味，現已退休的龍蝦販——最終得出了正確答案：那個人是皮爾小子。「在森嫩灣救了小亞當·哈撒韋，卻拒絕接受採訪的那個小子，」麥爾坎提醒大家說，「從納瓦斯港來的那個怪孩子。是他母親經常在大白天打他，還是她的那個男友？」
　　蒂莫西·皮爾的出現引發了大家對「陌生人」真實身分的又一輪激烈猜測，大部分都是在羊羔與旗幟酒館裡做出的酒後猜想。麥爾坎·布雷斯維特認定，他是一名線人，現在藏在康沃爾這裡接受警察保護。鄧肯·雷諾茲則不知怎麼得出結論，說「陌生人」是一名俄羅斯叛逃人員。「和布爾加諾夫那個渾蛋一樣，」他語氣堅定地說，「就是幾個月前被發現死在碼頭區的那個可憐的傢伙。我們的新朋友也得小心防範，否則也將面臨同樣的命運。」
　　然而，最具爭議的版本來自在赫爾斯頓鎮擁有一家不錯的披薩店的泰迪·辛克萊。一天，他不知道在網際網路上搜尋什麼鬼東西的時候，陰差陽錯地點開了《泰晤士報》上的一篇舊新聞。與前美國大使的女兒伊莉莎白·霍頓在海德公園裡慢跑時慘遭恐怖分子綁架的事件[2]有關。辛克萊在千呼萬喚中亮出那篇新聞，他一同拿出來的還有一張模糊的快照。快照拍的是聖誕節那天早晨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奇蹟般救下伊莉莎白的兩個男人。那個時候，蘇格蘭場稱那兩位英雄是SO19特別行動小組的警員。然而，《泰晤士報》披露，他們其實是以色列情報機構的特工——而且年紀較大的那一位，即頂著深色頭髮、兩鬢斑白的男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以色列間諜和殺手加百列·艾隆。「仔細看這個人。就是他，我跟你們說。這會兒住在甘沃羅灣的那個男人就是加百列·艾隆。」
　　這番話在羊羔與旗幟酒館裡引起了瘋狂的大笑，自喝醉了酒的麥爾坎·布雷斯維特單膝下跪向維拉·霍布斯深情告白後，酒館還從沒這麼歡樂過。等大家終於平復下來之後，備感羞辱的泰迪·辛克萊將新聞紙揉成小團，扔進火堆裡。他並不知道，他對海灣遠端那個男人做出的結論毫釐不爽。
　　不知「陌生人」有沒有察覺大家審視的目光，即便有，他也沒有任何表示。他照常保護著那個漂亮的女人，照常到疾風勁吹的懸崖邊遠足。有時他看上去在試著回憶，有時又似乎在努力忘記。11月第二個星期二，當他快走到凱南斯灣南端的時候，看見一個高個子的灰髮男人搖擺不定地站在蜥蜴角龐貝爾餐廳的露臺上。雖然距離很遠，但他仍然可以肯定，那個人在看他。加百列停下腳步，把手伸進大衣口袋，抓住令人安心的貝瑞塔九公釐手槍。就在那時，那個人像是突然溺水了一般揮動起雙臂。加百列放開手裡的槍，繼續往前走。海風在他耳邊咆哮，他的心臟像一架定音鼓，怦怦地劇烈跳動起來。
　　* * *
　　[1]莫內(Claude Monet，1840—1926)，法國畫家，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創始人之一。
　　[2]該情節出現在即將出版的《暗殺大師：祕密僕人＞(暫定名)一書中。——編者注
4
　　英國，康瓦爾郡，蜥蜴角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朱利安？」
　　「基婭拉告訴我你往那邊去了。」
　　加百列質疑地盯著伊舍伍德。
　　「你以為我是怎麼找到你的，兄弟？」
　　「你要嘛是從軍情五處處長那裡打聽到的，要嘛就是沙姆龍告訴你的。我打賭是沙姆龍說的。」
　　「你總是這麼聰明。」
　　伊舍伍德往茶裡加了些牛奶。為了適應鄉村風格，他穿了花呢和羊毛料子的衣服，一頭灰白的長髮似乎剛剛修剪過，這是他又搭上新女人的明確信號。加百列的嘴角忍不住揚了起來。他一直驚嘆於伊舍伍德浸浴愛河的能力。也只有他尋找和收購油畫的慾望能夠與那種能力相比。
　　「他們說那邊的某個地方有一塊遺失的土地，」伊舍伍德朝窗外揚了揚頭，說，「據說它從這裡一直延伸到錫利群島。他們說如果風向剛好的話，還能聽見教堂的鐘聲。」
　　「那裡叫作萊恩尼斯，獅子城，但只是當地的一個傳說罷了。」
　　「和那個說甘沃羅灣的懸崖上住著一位天使長的故事一樣？」
　　「少賣弄《聖經》典故，朱利安。」
　　「我是專門從事義大利與荷蘭早期大師作品買賣的畫商。《聖經》典故是我必備的知識。再說，到了這麼一個地方，不忘乎所以一點是不可能的。對我來說，這裡有些偏僻了，不過我知道你為什麼喜歡這裡。」伊舍伍德解開大衣釦子，「我記得你在納瓦斯港上面那座可愛的小屋子，還有幫你看家的那個可惡的小傢伙。那個小子叫什麼名字來著？」
　　「皮爾。」加百列說。
　　「啊，對，皮爾少主。他和你一樣。天生的間諜，那個孩子。那時候我來找你拿寄存的那幅畫，他讓我毛骨悚然。」伊舍伍德想了一下，說，「韋切利奧[1]的畫，對吧？」
　　加百列點點頭，說：「《牧羊人的崇拜》。」
　　「畫得太漂亮了，」伊舍伍德兩眼閃閃發亮，「當時，我的生意命懸一線。那幅韋切利奧是能讓我再多熬幾年的起死回生的藥。你本該把它修好的，可你突然人間蒸發了，是不是？消失得無影無蹤。」伊舍伍德皺起眉頭，「我是個笨蛋，竟然和你，和你在特拉維夫的那些朋友站在一邊。你們利用我這樣的人，等用完了，就把我們扔出去餵狼。」
　　伊舍伍德把手貼在黑乎乎的鋁茶壺上取暖。他擁有的典型的英格蘭姓氏和口音掩蓋不了他並不是英國人的事實，至少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他不是。他擁有英國國籍和護照，這沒錯，但他生於德國，長於法國，信奉的又是猶太教。只有少數幾個知心朋友知道伊舍伍德是在1942年以難民兒童的身分，在兩名巴斯克牧羊人的帶領下穿越冰天雪地的庇里牛斯山之後，踉踉蹌蹌地逃入倫敦的。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父親——著名的巴黎畫商撒母耳·伊沙克維茲與他的母親一起，死於西伯利亞死亡集中營。儘管伊舍伍德十分小心地守護他過去的祕密，但他從納粹控制下的歐洲成功逃脫的戲劇般的歷史還是傳到了以色列傳奇間諜首腦阿里·沙姆龍的耳朵裡。於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當巴勒斯坦人在歐洲對以色列人發動恐怖攻擊時，沙姆龍招募伊舍伍德擔任「塞恩」，即志願者。伊舍伍德僅需要完成一項任務——幫助一位名叫加百列·艾隆的年輕殺手以藝術品修復師的掩護身分執行任務。
　　「你什麼時候和他聯繫過？」加百列問。
　　「沙姆龍？」伊舍伍德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幾個星期之前，我在巴黎碰到了他。」
　　加百列的表情表明他完全不相信伊舍伍德的說法。沒人能撞見阿里·沙姆龍。那些確實撞見了他的人很少能活著回憶那段經歷。
　　「巴黎哪裡？」
　　「我們在里茲酒店他的套房裡吃了頓晚餐，就我們兩個。」
　　「真浪漫。」
　　「實際上，也不能完全說就我們兩個。他的保鏢也在。可憐的沙姆龍，他都和猶大山脈差不多老了，他的敵人卻還在鍥而不捨地追蹤他。」
　　「這一點早該料到了，朱利安。」
　　「我想是吧。」伊舍伍德看著加百列，苦笑起來，「他和驢一樣犟，卻又很有人格魅力。我既為他還在世上感到高興，又害怕看到他死去的那天。他死了，以色列會變，掃羅王大道也將和現在不一樣。」
　　掃羅王大道是以色列國外情報機構所在地。那個機構的名字很長，但與其真實工作性質毫不相干，只是為了故意誤導眾人。裡面的工作人員一向稱它為「組織」。
　　「沙姆龍不會死，朱利安。沙姆龍是不朽之軀。」
　　「我不敢肯定，兄弟。我覺得他的狀態看上去不怎麼好。」
　　加百列抿了一小口茶。從沙姆龍開展最後一次局長視察工作至今，已經有近十年的時間了。然而，直至現在，他還不斷地干預組織事務，好像組織是他的私人領地一樣。組織各個階層都有沙姆龍一手招募、調教出來的警員。他們的行事準則、工作語言全部由沙姆龍一手制定。沙姆龍現在雖然沒有正式職位和頭銜，但他仍是那隻引導以色列安全政策的看不見的手。在以色列安全部門內部，大家都稱他為「密穆尼」，意思是掌權之人。多少年來，他孜孜不倦地投身於一項任務——說服加百列，他眼裡那個任性的「兒子」，坐上他應該坐上的掃羅王大道局長的位置。加百列不斷地拒絕他，終於，在上一次任務完成之後，沙姆龍答應讓他離開那個他服務了大半輩子的地方。
　　「你為什麼來這裡，朱利安？我們有過約定，等我想工作了，我會主動聯絡你，而不是你來找我。」
　　伊舍伍德身子往前湊了湊，一隻手搭在加百列的肩膀上。「沙姆龍把俄羅斯的事告訴我了，」他輕聲說，「我知道我不是專家，但我覺得即便是你，也很難抹除那樣一段記憶。」
　　加百列看見一群海鷗像風箏一樣在蜥蜴角上空隨風飄動。然而，他的思緒飄到了莫斯科東部的一片樺樹林裡。他挨著基婭拉，站在一座剛剛挖好的墳墓邊緣。他兩手被捆在身後，眼睛死死地盯住一把大口徑手槍的槍管。拿槍的人是伊凡·哈爾科夫，俄羅斯寡頭、國際金融家、武器走私商、殺人犯伊凡·哈爾科夫。好好看看你妻子是怎麼死的吧，艾隆。[2]加百列眨了眨眼，眼前的景象消失了。
　　「沙姆龍跟你說了多少？」
　　「足夠讓我明白，你和基婭拉有一萬個理由躲在那間屋子裡再也不出來。」伊舍伍德沉默了一會兒，「她從翁布里亞那條路上被劫走的時候真的懷著孩子嗎？」
　　加百列閉上眼睛，點了點頭。「伊凡派來的綁匪把她從義大利運往俄羅斯的途中，給她注射了幾支鎮靜劑。她被關起來之後便流產了。」
　　「她現在還好吧？」
　　「像一幅剛剛被修復好的油畫。表面上很好，但心裡面……」加百列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她失去了很多，朱利安。」
　　「很多有多少？」
　　「有好有壞。」
　　「我在報紙上看到伊凡被殺的新聞。法國警方似乎認定他死於克里姆林宮的暗殺或是與生意有關的仇殺。但其實是你做的，是不是，加百列？是你在聖特羅佩那家豪華餐廳的外面把伊凡殺了。」
　　「雖說我現在是個正式退休的人，但並不表示規矩就變了，朱利安。」
　　伊舍伍德把茶杯重新倒滿，然後習慣性地在餐巾角上揩了揩手。「你殺了他，是幫了世界人民一個大忙，」他語氣平緩地說，「現在，你要幫幫你自己和你那絕好的妻子。你和基婭拉是時候重新開始生活了。」
　　「我們在生活，朱利安，實際上活得很好。」
　　「不，你們沒有，你們在哀悼。你們還在為那個在俄羅斯死去的孩子服喪。但是即便你能從這裡一起走到地角，加百列，孩子還是回不來。基婭拉知道這一點。你們需要開始想一些除了俄羅斯寡頭伊凡·哈爾科夫之外的事情。」
　　「比如油畫？」
　　「對。」
　　加百列重重地嘆了口氣：「誰的畫？」
　　「林布蘭[3]。」
　　「目前的情況怎麼樣？」
　　「很難說。」
　　「為什麼？」
　　「因為它失蹤了。」
　　「一幅失蹤了的畫，要我怎麼修？」
　　「或許我還沒有說明白。我不需要你幫我修畫，加百列。我需要你幫我把它找回來。」
　　* * *
　　[1]韋切利奧(Tiziano Vecellio，1490—1576)。英語系國家常稱呼為提香(Titian)，義大利畫家，威尼斯畫派的代表人物。
　　[2]加百列和妻子基婭拉曾在俄羅斯被伊凡·哈爾科夫劫為人質。該情節出現在即將出版的《暗殺大師：背叛者》(暫定名)一書中。——編者注
　　[3]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荷蘭畫家，歐洲17世紀最偉大的畫家之一。
5
　　英國，康瓦爾郡，蜥蜴角
　　他們沿著懸崖往蜥蜴燈塔的方向走，兩個人就像是兩幅形成鮮明對照的畫，以及刻畫在兩幅不同油畫中的不同人物。伊舍伍德兩手插在花呢鄉村大衣的口袋裡，羊毛圍巾的尾端像警示旗一樣在粗糲的風中狂舞。矛盾的是，他正在講述一件發生在夏天的事情。7月一個悶熱的下午，他到羅亞爾河谷的一座莊園裡挑選已故莊主的藏畫。畫商的出現本就備受爭議，再加上那種場面，氣氛更加陰鬱。
　　「有一兩幅畫還稍微有點意思，其他的都是垃圾。那時候我剛要走，電話鈴突然響了。打電話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大衛·卡文迪什，那個為富商巨賈工作的藝術顧問。說得好聽一點，他是個相當油滑的人。」
　　「他說什麼？」
　　「他有樁買賣給我做，是那種不能在電話裡說的買賣。他讓我馬上去見他。他在撒丁島上租了一棟別墅。卡文迪什一向這樣，他做別人的門客，從來不需要花錢。他保證我會不虛此行。他還暗示說那裡有很多美女和頂級紅酒。」
　　「所以你上了下一班飛機？」
　　「我沒的選。」
　　「那筆買賣是什麼？」
　　「他有個客戶，想脫手一幅大作，一幅肖像畫，林布蘭的。很難得，從未面世。他說他的客戶不想去大的拍賣行，想通過私人途徑賣掉，希望看見油畫掛在某個博物館裡。卡文迪什試圖把那個人描繪成一個慈善家，但他很可能只是不希望那幅畫掛在其他人家中的牆上。」
　　「為什麼找你呢？」
　　「因為按照藝術界的超低標準，我被大家視為道德模範。這些年來，我雖然摔了不少跤，但我的美術館在眾多博物館裡還是保持著不錯的名聲。」
　　「他們以前要是知道就好了，」加百列緩緩地搖了搖頭，「卡文迪什把賣方的名字告訴你了嗎？」
　　「他說是東方某個沒落的貴族，都是些鬼話，我一個字也不相信。」
　　「為什麼選擇私下交易呢？」
　　「你沒聽說嗎？在經濟狀況不明朗的時期，這種方式很流行。最重要的一點是，這種方式不會洩露賣方的身分。記住，親愛的，一個人要是把林布蘭的畫賣掉，絕不是因為他產生了審美疲勞，而是因為他需要錢。富人最不希望做的事就是告訴全世界他已經不再富有。再說，把畫拿到拍賣行去拍賣很危險，考慮到目前的經濟狀況，風險更是加倍。」
　　「所以最後你同意幫他處理？」
　　「當然。」
　　「你能拿多少？」
　　「百分之十的佣金，和卡文迪什平分。」
　　「這種做法可不道德，朱利安。」
　　「我們只是做了該做的事情。道瓊指數跌破七千點的那天，突然沒人給我打電話了。不光是我，聖詹姆斯區的每一位畫商都覺得日子不好過了。當然，賈爾斯·皮特威除外。不知怎的，賈爾斯總能度過任何風浪。」
　　「我猜你把畫拿到市場上賣之前改了主意？」
　　「馬上改了，」伊舍伍德說，「畢竟，我需要保證那幅畫是林布蘭的真跡，而不是什麼習作，也不是某個林布蘭畫派、林布蘭學生的畫，更不能只是某幅具有林布蘭風格的作品。」
　　「你找誰幫你驗畫？」
　　「你覺得呢？」
　　「凡貝克？」
　　「當然。」
　　古斯塔夫·凡貝克博士是舉世公認的首席林布蘭油畫權威。他同時擔任林布蘭委員會會長與首席調查員。林布蘭委員會集聚了一批藝術史學家、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其畢生事業是確保每一幅據稱出於林布蘭筆下的畫的的確確是林布蘭的真跡。
　　「可以預料，凡貝克起初搖擺不定，」伊舍伍德說，「但是在看了我給他的照片之後，他同意放下手中一切事情，親自來倫敦驗畫。從他興奮的表情，我已經知道了我需要知道的一切。但我還是要痛苦地等上兩個星期，等凡貝克與他的高層同僚下達最終的確認書。他們判定，畫是真跡，可以按真跡的規格出售。我要求凡貝克保密，甚至讓他簽了一份保密協議。之後，我便乘下一班飛機去了華盛頓。」
　　「為什麼去華盛頓？」
　　「因為國家美術館正準備舉辦一場大型的林布蘭油畫展覽會，準備工作已經進入最後階段。有幾家著名的美國博物館和歐洲博物館都同意出借他們收藏的林布蘭，但我聽到傳言說，美術館準備了一筆錢，用來收購新發現的畫。我還聽說他們希望收到一幅能上新聞頭版頭條的畫，一幅能聚萬千矚目於一身的畫。」
　　「你新發現的林布蘭正好符合他們的期望。」
　　「同我量身定做的西裝一樣貼合，兄弟。實際上，我們本來很快就能達成協議，我需要在六個月之內把畫修復好，然後送往華盛頓，再由國家美術館館長將他的戰利品公之於世。」
　　「你沒有說價格是多少。」
　　「你沒問。」
　　「我現在問了。」
　　「四千五百萬。我在華盛頓簽署了一份草約，然後和一個特殊的朋友在聖巴特斯島的洛克樂園酒店待了幾天。之後，我回到倫敦，開始尋找修復師。我需要找個高手，一個天性謹慎的人，所以就去巴黎找了沙姆龍。」
　　伊舍伍德看著加百列，等待他的回應。看見加百列默不作聲，他停下來，看著海浪拍打蜥蜴角的岩石。
　　「沙姆龍告訴我你還沒有做好重新工作的準備。於是我不情不願地尋找其他修復師。聽說有這麼一個修復遺失已久的林布蘭油畫的機會，那個人馬上答應下來。他以前是泰特美術館的管理員，後來做起了私人業務。雖然不如我選的第一個人那麼優雅，但他更可靠、更單純。他從不會和恐怖分子或者俄羅斯武器走私商有任何瓜葛，也從不會讓我幫某叛逃入員收養一個星期的貓，更不會有死人的事發生。直到現在。」他轉頭看著加百列，「除非你現在不看任何新聞，我想你應該知道接下來的事了。」
　　「你請的人是克里斯多福·利德爾。」
　　伊舍伍德緩緩地點了點頭，然後望向夜幕即將降臨的大海。「很遺憾，你沒有接下那份工作，加百列。要不然，死的人就只會是那個賊，而我，也不會丟了我的林布蘭。」
6
　　英國，康瓦爾郡，蜥蜴半島
　　蜥蜴角以北的小道兩旁長滿了灌木叢，擋住了周圍村子的景象。伊舍伍德的車以龜速行駛著，他探著身子從方向盤上往前看，加百列則一聲不響地看著窗外。
　　「你認識他，對吧？」
　　加百列心不在焉地點點頭。「在威尼斯，我們一起在翁貝託·孔蒂手下做學徒。利德爾從來都不把我放在眼裡。」
　　「可以理解。他肯定是嫉妒你。利德爾很有天賦，但他和你不同。你是明星，人人都知道。」
　　沒錯，加百列想。克里斯多福·利德爾剛來威尼斯那會兒，手藝已經很嫻熟了——甚至比加百列還要嫻熟——但他從來都得不到翁貝託的肯定。利德爾的作品有條不紊、認真仔細，但他缺少翁貝托在加百列每次落筆時看到的那種無形的火焰。翁貝託擁有一串神奇的鑰匙，他能打開威尼斯的每一扇大門。每到深夜，他都會把加百列從房裡拉出來，帶他去品味整座城市的藏品。利德爾知道他們開了夜間小灶之後很生氣，他也想加入。翁貝託拒絕了。他會在白天指導利德爾，但晚上屬於加百列。
　　「在英國，藝術品修復師被殘忍殺害的事情不是天天都有，」伊舍伍德說，「考慮到你目前的情況，你知道這件事後一定很震驚吧。」
　　「只能說，我今天早上認真地讀了這則新聞，但沒有一處提到有林布蘭的畫失蹤了，被發現了，或別的什麼。」
　　「那是因為當地警方接受了蘇格蘭場藝術品古董小組的建議，同意保密失竊的事情，至少是暫時保密。過度的報導只會增加搜尋工作的難度，因為一些手裡其實沒畫的人會打來騷擾電話。對於公眾而言，殺害利德爾的動機至今仍是個謎。」
　　「這樣是對的，」加百列說，「再說，我們絕不能讓公眾知道私人藝術品修復師把價值連城的油畫放在極不安全的地方。」
　　這是藝術界諸多骯髒的祕密之一。加百列向來挑選與世隔絕的地方工作。但是在紐約和倫敦，你隨意走進一家頂級藝術品修復師的工作室，很容易撞見一些價值上千萬美元的油畫。臨近拍賣季的時候，所有放在工作室裡進行修復的畫加起來能衝破天價。
　　「跟我說說畫，朱利安。」
　　伊舍伍德滿懷期待地看著加百列：「你同意了？」
　　「沒有，朱利安。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些畫的訊息。」
　　「你想從哪裡開始？」
　　「面積？」
　　「104公分×86公分。」
　　「年份？」
　　「1654年。」
　　「鑲版畫還是油布畫？」
　　「油布畫。油布的經緯密度與林布蘭當時所用的油布一致。」
　　「最後一次修復是什麼時候？」
　　「很難說，一百年前……或許更久。有幾個地方破損得很嚴重。利德爾說，需要進行大量的修復才能讓它有點樣子。他很擔心沒辦法按時完成修復工作。」
　　加百列又問了那幅畫的內容。
　　「從風格上說，它與當時林布蘭所畫的其他四分之三全身畫像很相似。上面畫的是一位二十八九歲或三十一二歲的少婦，風情萬種。她全身只披著一條鑲有珠寶的絲巾。畫中透露出親密的感覺。很顯然，林布蘭愛上了她。他畫筆豐滿，風馳電掣般完成了整幅畫作。在有些地方，他似乎運用了直接畫法，濕上加濕。」
　　「知道她是誰嗎？」
　　「沒有資料能證明她到底是誰，但是林布蘭委員會和我一致認為，她是林布蘭的情婦。」
　　「亨德里吉·斯托弗斯？」
　　伊舍伍德點點頭：「畫作的年份很重要，因為它正好是亨德里吉為林布蘭生下孩子的那一年。當然，荷蘭教會不怎麼看好那件事。她被帶上了法庭，最後被判以妓女的身分留在林布蘭身邊生活。作為頭號渾蛋的林布蘭，一輩子都沒有娶她。」
　　伊舍伍德講完故事後似乎心有不安。加百列露出微笑。
　　「如果沒猜錯的話，朱利安，我覺得你是嫉妒了。」
　　「等你見到她之後再來說我。」
　　伊舍伍德把車開進了蜥蜴村，兩人陷入了沉默。夏天，村子裡總是擠滿了遊客。而現在，停業的紀念品小攤和黑漆漆的冰淇淋小屋讓村子蒙上了一層傷感的色彩，如同雨中的遊樂場。
　　「來源情況怎麼樣？」
　　「訊息很少，但很乾淨。」
　　「意思是？」
　　「有很多記錄空白的時間段，很像你的履歷，」伊舍伍德向加百列投以一束知根知底的目光，「但是沒有人就它報過案。為了確保無虞，我讓藝術品遺失登記處好好幫我查了一遍記錄。」
　　「倫敦辦事處？」
　　伊舍伍德點點頭。
　　「那就是說他們也知道畫的事情了？」
　　「藝術品遺失登記處的工作是找畫，親愛的，不是偷畫。」
　　「繼續說，朱利安。」
　　「一般人認為，畫作一直都由林布蘭自己收藏，直到他去世。他逝世之後，破產法庭為了償還他的債務，把畫賣了出去。從那時候開始，它在海牙幾經人手，將近一個世紀後，又在義大利短暫停留，後於19世紀早期輾轉回到荷蘭。它目前的主人是在1964年把它從霍夫曼苜蓿畫廊買回去的。那個漂亮的女人一輩子都在躲躲藏藏中度過。」
　　爬滿常春藤的樹木夾在道路兩旁，車子從樹林中穿過，沿著坡道一路向下，駛入一條如書縫般深邃的窪地，一座古舊的石頭教堂矗立在窪地底部。
　　「還有誰知道那幅畫在格拉斯頓伯里？」
　　伊舍伍德努力地思考了一番，說：「華盛頓國家藝術館館長和幫我一起運畫的人。」他遲疑了一下，接著補充道，「我好像跟凡貝克也提了一下。」
　　「利德爾在工作室裡還放了其他的畫沒有？」
　　「有四幅，」伊舍伍德說，「一幅他剛剛為佳士得修完的魯本斯[1]，一幅不知真假的提香，一幅塞尚[2]的風景畫——很棒的一幅畫，實際上——還有一幅價錢貴得離譜的莫內畫的睡蓮。」
　　「我猜那些畫也都被偷了吧？」
　　伊舍伍德搖搖頭：「只有我的林布蘭被偷了。」
　　「其他的畫都在？你確定？」
　　「相信我，親愛的，我確定。」
　　車子從窪地開出來，來到開闊的平地上。遠處，兩架巨型海王直升機像兩艘齊柏林飛艇一樣飄浮在海軍航空站上空。然而，加百列的思緒僅停留在一個問題上。時間那麼緊迫，為什麼盜賊拿的是體積較大的林布蘭肖像畫，而不是較小的塞尚或莫內？
　　「警方有什麼說法嗎？」
　　「他們猜測，盜賊在偷畫的時候，正好被利德爾撞見了。看見情況不妙，盜賊就把他殺了，然後拿走了離自己最近的一幅畫，而那幅畫碰巧就是我的那幅。這都過去一個夏天了，蘇格蘭場覺得情況不太樂觀。再說利德爾一死，情況就更複雜了。這首先就成了一宗謀殺案的調查。」
　　「你什麼時候能拿到保險公司的賠償金？」
　　伊舍伍德皺緊眉頭，手指在方向盤上敲起了緊張的鼓點。「你這句話道出了我的困境。」
　　「什麼困境？」
　　「到目前為止，林布蘭的合法所有人還是大衛·卡文迪什那位不知名的客戶。但是從我拿到那幅畫開始，它就應該列入我的保險範圍之內。」
　　伊舍伍德的聲音低沉了下去。那聲音裡憂鬱的音調，加百列已經聽過很多次了。有時候是因為他感情受挫，有時候是因為他被迫賣掉一幅珍貴的畫。但通常而言，這種音調意味著他在錢上遇到麻煩了。應該說，又遇到了。
　　「你做了什麼，朱利安？」
　　「呃，這一年很難熬，不是嗎，兄弟？股票市場低迷，房地產崩潰，奢侈品銷售額下降。我這麼一個個體小畫商能怎麼辦呢？」
　　「你沒有把那幅畫的事告訴保險公司，是吧？」
　　「保險費太他媽高了。那些經紀人又是吸人血的螞蟥。你知道給那幅畫上保險要花我多少錢嗎？我以為可以……」
　　「找條捷徑？」
　　「差不多。」伊舍伍德突然沉默下來。他再次說話的時候，聲音裡流露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絕望。「我需要你幫忙，加百列。我得獨自承擔那四千五百萬美元。」
　　「我不是做這行的，朱利安。我是……」
　　「修復師？」伊舍伍德用懷疑的目光看著加百列，「我們兩個人都知道，你並不是一位尋常的藝術品修復師。除此之外，你還很擅長找東西。再說，從我認識你開始，我還從來沒有求你幫過什麼忙。」伊舍伍德停了一下後接著說，「我找不到其他人。你不幫我，我就完蛋了。」
　　加百列用指關節輕輕地敲了敲車窗，提醒伊舍伍德前方有一條路標不太明確的岔道通往甘沃羅。他必須承認，伊舍伍德的籲求讓他有點動搖。他對案件雖然了解不多，但僅從目前知道的訊息判斷，那似乎不是一起尋常的藝術品竊盜案。再者，對於利德爾的死，他心存愧疚。與沙姆龍一樣，加百列生來便具有過於強烈的是非感。作為一名情報人員，他的偉大成就不是靠槍拼來的，而是憑藉著堅定不移的決心：正義必須戰勝邪惡。他是名副其實的修復師。對於他而言，案件就如同一幅破損的畫。不能任憑它被泛黃的清漆遮蓋光澤，在時光流逝中留下傷疤。當然，伊舍伍德也知道這一點。他還知道他有一個強有力的「盟友」。那幅林布蘭的畫也在替他向加百列籲求。
　　他們到達甘沃羅時，康沃爾海岸已經籠罩在無際的黑暗中了。伊舍伍德沒再多說，而是開著他的捷豹穿過村子裡唯一的街道，繼而一路開到海灣遠端的小屋。他們開進車道時，十幾盞安全燈突然亮了起來，耀眼的白光灑滿整塊地盤。基婭拉站在小屋門口的臺階上，她黑色的髮絲在風中翻滾。伊舍伍德與她對望了一會兒，然後誇張地環顧起小屋四周。
　　「有人說過這個地方很像《海關官員在普爾維爾的小屋》嗎？」
　　「在皇家郵政局工作的那個女孩好像說過，」加百列注視著基婭拉說，「我想幫你，朱利安……」
　　「但是？」
　　「我還沒準備好。」加百列停了一下，又補充道，「她也沒有。」
　　「你的後半句我不太肯定。」
　　基婭拉回屋裡去了。伊舍伍德交給加百列一個馬尼拉紙大信封。
　　「至少看一看這些東西。看完之後你還不想做的話，我就幫你找一幅好畫來修。找一幅有挑戰性的，比如有嚴重的凹凸彎折、破損範圍大的14世紀義大利鑲版畫，可以讓你那雙巧手忙好幾個月。」
　　「修復那樣的一幅畫可比幫你找林布蘭簡單。」
　　「沒錯，」伊舍伍德說，「但遠沒有那麼有趣。」
　　* * *
　　[1]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法蘭德斯畫家。巴洛克繪畫藝術的代表人物。
　　[2]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法國畫家，後期印象派的主將，被稱為「現代藝術之父」。
7
　　英國，康瓦爾郡，甘沃羅灣
　　信封裡一共有十張照片——一張油畫的全景照和九張特寫照。加百列把照片在廚房櫃檯上一字排開，拿著放大鏡一張張地仔細查看。
　　「你在看什麼？」基婭拉問。
　　「他著墨的方式。」
　　「還有呢？」
　　「朱利安說的沒錯。他以滿腔激情迅速完成了畫作。但對於他使用直接畫法這一點，我表示懷疑。我看到有幾個地方是他先畫好陰影部分，等它們做了之後再下筆的。」
　　「所以它確實是林布蘭的作品？」
　　「沒錯。」
　　「你光看照片就能如此肯定？」
　　「我已經和畫打了幾百年的交道，看一眼就知道。這不但是一幅林布蘭，還是一幅很好的林布蘭。它先於時代兩百五十年。」
　　「為什麼？」
　　「看看他的筆法。林布蘭早在印象派這個詞出現之前就已經是一位印象派畫家了，這說明他極具天賦。」
　　基婭拉拿起一張照片，一張女人臉的特寫照。
　　「這女人真漂亮。林布蘭的情婦？」
　　加百列驚訝地揚起一邊眉毛。
　　「我在威尼斯長大，還拿到了羅馬帝國史的碩士學位，我知道一些藝術的事情。」基婭拉再一次看著照片，緩緩地搖著頭說，「他對她不好，他應該娶她。」
　　「朱利安也這麼說。」
　　「朱利安是對的。」
　　「林布蘭的一生很複雜。」
　　「我在哪裡聽過這句話？」
　　她調皮地笑了一笑，把照片放回櫃檯上。康沃爾的冬日令她橄欖色的肌膚顯得很柔和，潮濕的海風捲曲了她的秀髮。她用髮夾把頭髮別在頸後，垂在兩肩中間的髮絲籠罩在紅褐色的光澤中。她比加百列高兩公分，生得一副平滑的肩膀，細嫩的腰肢，和修長健美的雙腿。如果不是在威尼斯長大，她很可能會成為一名游泳明星或網球明星。然而，與大多數威尼斯人一樣，她認為體育競賽只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談資。如果需要鍛鍊身體，應該做一場愛或是逛到木筏碼頭去吃一份冰淇淋。只有美國人才強迫自己運動，她爭辯道，你看看他們的下場——心臟病流行成風，小孩個個易患肥胖症。作為15世紀逃到威尼斯的西班牙裔猶太人的後代，她堅信，只要喝一點礦泉水或者喝一杯紅酒，什麼病都能治好。
　　她打開不鏽鋼烤爐門，從裡面端出一隻橙色的大烤盤。蓋子剛一掀開，隨著一股裊裊上升的熱氣，整個屋子便飄滿了烤小牛肉塊、青蔥、茴香和托斯卡納甜餐酒的香味。她深吸一口氣，用指尖戳了戳肉的表面，露出滿意的微笑。基婭拉有多麼討厭身體運動，就有多麼喜歡烹飪。現在，她正式從組織退休回家，除了讀讀書和做一些奢侈的飯菜之外，沒什麼別的事可做。她需要加百列做的，只是適當地表示一下讚賞和全神貫注地品嚐她的心血。基婭拉認為，狼吞虎嚥是浪費食物的行為。她品味美食與她做愛的方式一樣，喜歡在閃爍的燭光中緩慢溫柔地進行。她舔了舔指尖，把蓋子重新蓋上，然後關上門，轉過身來。她發現加百列在盯著她看。
　　「幹嘛這樣看著我？」
　　「只是想看看。」
　　「有什麼問題嗎？」
　　他笑了笑，說：「沒有。」
　　她皺起眉頭：「你需要想些其他的事情，別只顧著想我。」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還有多久吃晚飯？」
　　「不夠你做那件事的，加百列。」
　　「我沒說是那件事。」
　　「不是？」她調皮地噘起嘴唇，「好失望。」她打開一瓶基安蒂，倒了兩杯，把其中一杯推給加百列。「誰偷了畫？」
　　「小偷偷了畫，基婭拉。」
　　「我猜你是不想吃小牛肉了。」
　　「請允許我換個措辭。我剛剛想說的是，誰偷了畫並不重要。問題是，他們每天都在偷，每一天。損失很嚴重。據國際刑警組織統計，年損失在四十億美元到六十億美元之間。除了走私毒品、洗錢、武器交易之外，偷盜藝術品成了最賺錢的犯罪活動。遺失物博物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之一。所有藝術家的作品都能在裡面找到——提香、魯本斯、達文西、卡拉瓦喬、拉斐爾、梵谷、莫內、雷諾瓦[1]、竇加[2]。所有人。小偷偷走了一些人類最美麗的創作，而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阻止這種行為。」
　　「小偷的情況呢？」
　　「一部分行事魯莽，只是些為了尋求刺激的冒險者。一部分是一般的罪犯，想透過偷一些不尋常的東西來幫自己樹立名聲。但很不幸，有幾個是專業盜賊，而且在他們看來，風險與回報的比率對他們極為有利。」
　　「高回報，低風險？」
　　「極低的風險，」加百列說，「在銀行搶劫案中，保全可能會射殺搶匪，但據我所知，至今還沒有人因為偷畫而被槍擊。實際上，我們讓偷畫變成了一件容易的事情。」
　　「容易？」
　　「1998年，一名小偷走進羅浮宮第六十七號展廳，把柯洛[3]的《塞弗爾的小路》從畫框上切下來後，大搖大擺地離開。一小時後，才有人發現畫被偷了。為什麼？因為第六十七號展廳沒有安裝監視錄影機。官方對案件的處置更令人尷尬。羅浮宮的官員們拿不出一份完整的工作人員名單，甚至連一份正確記錄博物館藏品的單子也拿不出來。官方檢討中總結道，對於小偷來說，進入一般的巴黎公寓偷盜都比走進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館行竊困難。」
　　基婭拉不敢相信地搖了搖頭。「藝術品被偷之後會怎麼樣？」
　　「這要看小偷的動機是什麼。有些小偷只是為了掙快錢，而要把畫變成現金的最快的辦法就是用它來換取回報。說白了，就是收取贖金。但由於贖金一般只是畫作真實價值的一小部分，博物館和保險公司很樂意陪他們玩。小偷知道這一點。」
　　「那如果不是為了要贖金呢？」
　　「藝術界和執法部門對此持有爭議。有些畫最後被用作某種地下貨幣。比如說，一幅在阿姆斯特丹某博物館被偷的維梅爾[4]畫作可能落到某個在比利時或法國的毒品犯罪集團手裡，他們可能會用它為從土耳其運來的一批海洛因支付抵押或頭期款。一幅畫可能像這樣被用上好幾年，從一個罪犯手裡流落到下一個人手裡，直到有人決定拿它兌現。在這個過程中，畫作的日子也不好過。歷時四百年的維梅爾是精緻易損的東西，它們可不喜歡被塞進某個手提箱或被藏在某個洞裡。」
　　「你接受這種說法嗎？」
　　「對於有些案件，這種說法無可爭議。但對於其他一些案件……」加百列聳了聳肩，「只能說我還沒遇到過哪個毒販喜歡畫作勝過金錢。」
　　「那麼還有哪種可能？」
　　「那些被偷的畫最後被掛在了某些鉅富的家裡。」
　　「真的嗎？」
　　加百列若有所思地看著杯子裡的紅酒。「大概十年前的一天，朱利安正在東京郊外一位日本富翁的住宅裡和他商談雙方交易的最後一些細節問題。中途，那位收藏家出去接電話了。朱利安畢竟是朱利安，他離開座位，在房間裡逛了一圈。令他感到震驚的是，他在過道盡頭看見了一幅十分熟悉的畫。直到今天，他仍認定那就是《在托托尼》。」
　　「那幅在加德納搶劫案中被偷的莫內的畫？一個百萬富翁為什麼要冒這種險？」
　　「因為你用錢買不到不被出售的東西。記住，絕大多數世界繪畫大師的畫作都不會出現在市場上。而對於一些收藏家——那些習慣於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人一一來說，無法得到的東西很可能成為他們的心病。」
　　「如果朱利安的林布蘭在那種人手裡，有多大可能把它找回來？」
　　「十分之一，最多。而且如果不抓緊時間的話，找回來的可能性就更低。他們找那幅莫內的畫都找了二十年了。」
　　「或許他們應該試著到日本去找找看。」
　　「這個主意不錯，還有呢？」
　　「不是主意，」基婭拉謹慎地說，「只是一個建議。」
　　「什麼？」
　　「你的朋友朱利安需要你，加百列。」基婭拉指著攤在櫃檯上的那些照片。
　　「她也一樣。」
　　加百列不作聲。基婭拉拿起那幅全景照。
　　「他什麼時候畫的這幅畫？」
　　「1654年。」
　　「亨德里吉生下科妮莉亞的那一年？」
　　加百列點點頭。
　　「我覺得她看上去像是懷孕了。」
　　「有可能。」
　　基婭拉拿著照片仔細地端詳了一會兒。「你知道我還發現了什麼嗎？我覺得她心裡有祕密。她知道自己懷孕了，但鼓不起勇氣告訴他。」她望向加百列，「聽起來是不是似曾相識？」
　　「我覺得你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藝術史學家，基婭拉。」
　　「我在威尼斯長大，我本來就是一名藝術史學家。」她再次看著照片，「我不能讓一個懷孕的女人被埋在洞裡，加百列，你也不能。」
　　加百列打開手機蓋。他在撥伊舍伍德的電話號碼時，聽見基婭拉在低聲哼唱。基婭拉開心的時候總是唱歌。這是一年多來，他第一次聽見基婭拉唱歌。
　　* * *
　　[1]雷諾瓦(Pierre-Augùste Renoir，1841—1919)，法國畫家，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
　　[2]竇加(Edgar Degas，1834—1917)，法國畫家，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
　　[3]柯洛(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1796—1875)，法國畫家，擅長寫實主義風景畫和肖像畫。
　　[4]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1632—1675)，荷蘭畫家，「荷蘭小畫派」代表人物。
8
　　法國，巴黎，米農梅妮拉路
　　商店櫥窗的標示牌上寫著「古董科學家」，標示牌下方陳列著一排排精心擺放的古董顯微鏡、相機、氣壓計、望遠鏡、測量計和眼鏡。通常，莫里斯·杜蘭德會花上幾秒鐘檢查一下商品是否擺放得完美，但那天早上他沒有。杜蘭德精緻有序的小世界遇上了麻煩。對於一個每時每刻都在極力避免那一類麻煩的人來說，這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危機。
　　他打開店門，把門上的標示牌從「暫停營業」翻轉為「正在營業」，然後走進店後面的辦公室。與杜蘭德本人一樣，他的辦公室小巧整潔，卻沒有絲毫亮點。他小心翼翼地把大衣掛在衣鉤上，揉了揉患有慢性炎症的腰椎，接著坐下來查看郵件。對於查看郵件這項工作，他一點兒熱情也提不起來。莫里斯·杜蘭德本人有一點像老古董。被圍困在這個缺乏優雅的年代裡，他在自己周圍貼滿了提示符號。他認為電子通信是個令人討厭但不得不使用的煩人東西。相比於虛無縹緲的網際網路而言，他更喜歡使用紙筆。至於讀新聞，他更喜歡在鍾愛的咖啡店裡一邊喝咖啡，一邊看上幾份報紙。杜蘭德私下裡認為，網際網路就是一場瘟疫，它的觸角伸向什麼，什麼就要面臨死亡。他害怕他的「古董科學家」最終也會被它毀掉。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杜蘭德花了一大半時間慢條斯理地處理一長串從世界各地發來的訂單和詢價信。大多數是老客戶，有一些相對新一點。當杜蘭德閱讀信件的地址欄時，他的思緒總是飄到其他地方。比如，在給一位住在華盛頓·喬治區P街上的老客戶回信時，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距離那裡幾個街區的一座小博物館。他曾經考慮過一樁價格不菲的買賣，即把那座博物館的標誌性畫作——雷諾瓦的《船上的午宴》——偷出來。但是仔細考慮過後——杜蘭德向來考慮周全——他拒絕了。那幅畫太大，成功機率又太小。只有冒險家和黑手黨才偷大畫，這兩者杜蘭德都不是。他是專業人士，一個從來不接受力所不能及的任務的專業人士。但正因為這樣，客戶才會失望，而莫里斯·杜蘭德的生意原則又是不讓任何客戶失望。
　　這也就解釋了那天早上他為何心情焦急，一直想著桌上的那份《費加羅報》。那篇被框在一個紅色等邊三角形邊框裡的文章，不論他看了多少遍，裡面的內容還是一樣。
　　著名的英國藝術品修復師……在格拉斯頓伯里的公寓裡身中兩槍……謀殺動機不明……無物件遺失……
　　讓杜蘭德感到最為困擾的是最後一部分——有關「無物件遺失」的那一部分。他再次快速地瀏覽了一遍文章，然後拿起電話撥打了一個號碼。他往那個號碼打了十個電話，十次都被轉到該死的語音信箱。
　　杜蘭德放下聽筒，兩眼盯著報紙。無物件遺失……他不確定自己是否相信這個說法。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他只有親自去調查一番。不幸的是，如果去調查，他就得把店關掉，去一個與他所有信仰都相悖的城市。他再次拿起話筒，撥了另一個號碼。一個電腦客服的聲音響了起來。也算意料之中。杜蘭德翻了翻白眼，告訴電腦他需要一張明早前往馬賽的高速列車一等票。
9
　　英國，康瓦爾郡，甘沃羅灣
　　事後，所有參與人員一致同意，沒有任何一次搜尋失竊畫作的行動是以那種方式展開的。因為就在接下任務的幾分鐘後，已退休的以色列間諜、刺客加百列·艾隆悄悄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不是別人，正是英國情報機構軍情五處副處長格雷厄姆·西摩。聽完加百列的要求後，西摩馬上聯繫了內政大臣。內政大臣又即刻找到了總部設在波提斯黑的埃文與薩默賽特警察局局長。在那裡，加百列的要求首次遭到拒絕，然而，當警察局長接到另一通來自唐寧街的電話之後，障礙立即被掃除了。那天深夜，加百列取得了一個微小但意義重大的勝利——他收到邀請，前去查看他在威尼斯的老同事克里斯多福·利德爾的房子與工作室。
　　第二天早晨，他醒來時發現床的另一邊空了——奇怪，他幾乎每次都是第一個起床的。他在床上躺著，聽了一會兒浴室裡傳來的淋浴聲，然後起身走進廚房。泡好一大杯法式咖啡後，他打開筆記型電腦，開始瀏覽新聞。出於習慣，他最先閱讀了來自中東地區的電訊。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在阿富汗某個人流密集的市場裡實施了自殺式爆炸襲擊，葉門邊境發生了一起神祕的爆炸事件，據說殺死了蓋達組織的三名高級成員；有趣言論不斷的伊朗總統又發表了一篇煽動性的演講，稱其將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在華盛頓新一任政府的率領下，西方世界含蓄地發出制裁性質的威脅，然而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總理警告世人，離心機的每一次轉動都讓伊朗離核武器更進了一步。
　　讀這些新聞時，加百列有一種奇怪的錯位感。他花了近三十年的時間保衛以色列國及其歐洲同盟，但現在，在終於說服了組織允許自己退休後，他只能猜測新聞標題背後的真相。然而，任何後悔退休的想法在基婭拉走進房門的瞬間都煙消雲散了。她披著濕漉漉的頭髮，皮膚光彩照人。加百列越過電腦上方看著她，莞爾一笑。至少在那個時候，他很樂意把伊朗和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問題讓給別人去解決。
　　9點15分，加百列和基婭拉坐上荒原路華，離開甘沃羅灣。交通狀況不錯，天氣陰晴不定，一會兒陽光四射，一會兒大雨傾盆。10點，他們到達特魯羅；11點，埃克塞特。正午時分，他們已經接近格拉斯頓伯里西南端。第一眼看上去，它不過是一個繁榮且有些許無聊的英國集鎮。等他們開到瑪格德琳街時，現代格拉斯頓伯里的本色才顯露出來。
　　「我們這是在哪裡？」基婭拉問。
　　「金星。」加百列回答說。
　　他把車子緩緩開入亨利·克洛斯排房，然後關上引擎。等在8號別墅門口的是埃文與薩默賽特警察局格拉斯頓伯里分局犯罪調查科的雷諾德·哈柯尼斯探長。他臉色紅潤，一看便知經常待在戶外。他穿著一件有些老舊的西裝。從表情上看，他有些不高興，這一點可以理解。上頭的人出賣了哈柯尼斯。他們讓他帶一對姓羅西的藝術品調查人員去看他管轄的犯罪現場，還命令他完全配合，盡可能地回答那兩個人提出的所有問題，但要與之保持距離。另外，上面的人還告訴哈柯尼斯，他可能認識羅西先生。如果他真的認識羅西先生，那麼他需要閉上嘴，兩眼不要離開地面。
　　雙方謹慎地握完手後，哈柯尼斯遞給他們一人一副手套和鞋套，帶領他們走過無人打理的花園。房子前門上貼著一張淺綠色的告示，警告閒人勿進。加百列上前查看門的側柱，沒有發現任何強行進入的痕跡，隨後他走進大廳，隱隱聞到一股丙酮的味道。哈柯尼斯關上門。加百列望著牆上的安保鍵盤。
　　「一套高品質的保全系統，」哈柯尼斯注意到加百列的興趣所在，於是說，「最後一次啟動是在謀殺案發生那晚的6點53分。我們認為那時候受害人剛從外面吃完晚餐回來。觸發前門的感應器之後，他立即輸入了正確的密碼，解除了警報。但很不幸，他進入房間後沒有重設系統。據安保公司說，他回家後很少重設系統。我們認為小偷也知道這一點。」
　　「小偷？」
　　探長點點頭。「我們有了初步判定的犯罪嫌疑人。他在行動之前，似乎在格拉斯頓伯里待了至少三天以上，監視房子和受害人的情況。實際上，謀殺案發生的那天晚上，他還和利德爾先生一起吃過飯。」哈柯尼斯意識到自己表述得不太清楚，又說道，「呃，並不是真正地在一起吃飯。看看這些。」
　　他從大衣口袋裡拿出兩張閉路電視監控照，遞給加百列。第一張拍到克里斯多福·利德爾在被殺那晚6點32分正準備離開一家叫作「百猴」的餐廳。第二張拍到一個紮著粗短馬尾辮、穿著斜紋粗棉布和法蘭絨料子衣服的男人在三分鐘後也走出同一家餐廳。
　　「我們還有幾張在聖約翰教堂和教區幼兒園外面拍到的照片。利德爾的女兒在教區幼兒園上學。真可惜。她是個可愛的孩子。」
　　「沒有殺手出現在房子附近的照片嗎？」
　　「很遺憾，閉路電視監控範圍僅到達離這裡幾個街區遠的地方。」探長仔細打量加百列，「但我猜測你在來這裡的路上已經知道了，對吧，先生……」
　　「羅西。」加百列說。他仔細地看了看嫌疑人的臉，然後把照片遞給基婭拉。
　　「他是英國人嗎？」她問探長。
　　「我們覺得不是。他之前和一群新時代非法占住者聚居在城郊幾公里外的一處空地上。他們說他講英文時帶有法國口音，還騎了一輛摩托車。他說自己叫呂西安。女孩們都喜歡他。」
　　「我猜謀殺案發生後他沒有再出現在閉路電視監控錄影裡了吧？」她問。
　　「一點蹤跡都沒有。」探長從基婭拉手中接過照片，然後看著加百列，「你想從哪裡看起？」
　　「他的工作室。」
　　「在閣樓。」
　　探長領著他們走上一段狹窄的臺階，在通往下一段臺階的樓梯平臺上停了下來。地上到處是黃色的證據標記，還有一大灘乾涸的血跡。加百列看了一眼基婭拉。她面無表情。
　　「這是發現利德爾屍體的地方，」哈柯尼斯說，「工作室在樓梯上面。」
　　探長小心翼翼地跨過證據標記，走上樓梯。加百列最後一個走進工作室，耐心地等待探長扭開鹵素工作燈。強烈的白光讓人感覺異常熟悉，房間裡的其他東西也一樣。實際上，如果稍微調整幾個小地方，加百列很可能會誤以為這是他自己的工作室。一架尼康照相機擺在房屋中間的三腳架上，鏡頭對準現如今空空如也的畫架。畫架右邊有一輛手推車，上面堆放著各種裝有顏料和顏料溶解液的瓶瓶罐罐，以及溫莎·牛頓牌系列七紫貂畫筆。系列七畫筆是翁貝託·孔蒂的最愛。翁貝託總是說，手持一支優良的系列七畫筆，一名技術嫻熟的修復師便可以完成任何挑戰。
　　加百列拿起一瓶顏料——茜素橘黃。這種顏料一度由英國帝國化學工業集團生產，現如今很難找到。摻入一點透明的黑色，它能產生一種獨特的飽滿光澤。在這種顏料上，加百列自己的儲備也已經有面臨枯竭的危險。他心中那個作為修復師的自我很想把瓶子塞進自己的口袋。最終，他還是把瓶子放回原處，開始查看地板。手推車的輪子下面也有幾處證據標記。
　　「我們在那裡發現了碎玻璃和兩支小棉花棒，還有一種殘留的液體化學混合物。實驗室目前還在做分析。」
　　「跟你們實驗室說，那是丙酮、丙二醇甲醚和松香水的混合溶液。」
　　「你的語氣聽上去很肯定。」
　　「沒錯。」
　　「還有什麼我需要知道的嗎？」
　　基婭拉回答了他：「你們實驗室裡的技術人員十之八九會發現，溶劑中丙酮、丙二醇甲醚和松香水的比例為2：1：10。」
　　探長朝她點點頭，以表達職業敬佩。很明顯，他對這兩名與軍情五處和唐寧街有私交的「藝術品調查人員」的真實身分開始產生懷疑了。
　　「那棉花棒呢？」他問。
　　加百列從手推車上拿起一支鉛筆大小的木梢做示範。「利德爾已經開始清理油畫表面的清漆。他會把棉花纏在這樣一個木梢的頂端，然後用它輕輕地揉拭油畫表面。棉花髒了以後，他便把棉花棒扔在地上，重做一個新的。小偷進來的時候他肯定在工作。」
　　「為什麼這麼肯定？」
　　「因為一名優秀的修復師在完成一個階段的工作後一定會清理工作室。克里斯多福·利德爾就是一名優秀的修復師。」
　　加百列的目光轉向照相機。照相機通過導線連接著一臺大螢幕iMac電腦，電腦放在一張鑲皮的古舊書桌上。電腦旁邊放著厚厚一疊有關林布蘭生平與工作的專著，包括古斯塔夫·凡貝克所著的必備經典《林布蘭：繪畫全集》。
　　「我想看看他拍的油畫照。」
　　哈柯尼斯似乎想在腦海裡搜索一個拒絕的理由，但他找不到。加百列打開電腦，點開一個命名為「林布蘭，年輕女人的畫像」的文件夾。基婭拉湊上去和他一起看。文件夾裡共有十八張照片，有幾張是在利德爾開始清理清漆之後拍攝的。其中有三張似乎都聚焦在距亨德里吉左肩幾公分處兩條交會的細線上——一條筆直的豎線和一條筆直的橫線。加百列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遇到過很多種表面壓痕，但這兩道痕跡既不明顯，又十分規則，這一點不太尋常。顯然，它們也引起了利德爾的興趣。
　　加百列還需要從電腦裡找一件東西。每一名修復師都有義務記錄修復畫作的過程，尤其是修復一幅像新發現的林布蘭這樣重要的作品。雖然利德爾去世之前才剛剛開始修復工作，但他可能已經記下了一些初步的觀察結果。加百列不經探長的同意，點開文件處理系統，打開最近的一份文件。文件共兩頁，是利德爾用他那學究式的精確語氣寫的。加百列迅速地讀了一遍，臉上的表情神祕莫測。他抑制住按下「列印」鍵的衝動，關上檔案和照片資料夾夾。
　　「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嗎？」探長問。
　　「沒有，」加百列說，「什麼也沒有。」
　　「你還想看些什麼？」
　　加百列關上電腦，說：「還有一個地方。」
10
　　英國，格拉斯頓伯里
　　他們肩並肩站在樓梯平臺邊緣，一聲不響地盯著地上乾涸的血跡。「我有照片，」探長說，「但是神經脆弱的人看了肯定受不了。」加百列一言不發地伸出手，接過一疊8英寸×10英寸的照片——克里斯多福·利德爾瞳孔放大凝滯，喉嚨底部有一處大傷口，那是子彈的出口。前額正中央有一處小傷口，那是子彈的入口。哈柯尼斯再一次目不轉睛地看著加百列，但發現他看見這樣一具被殘忍殺害的屍體時竟沒有顯露出一絲的噁心。顯然，哈柯尼斯對他的興趣大增。加百列把照片遞給基婭拉。她同樣一臉平靜地看完照片，然後把它們還給探長。
　　「你也看到了，」他說，「利德爾身中兩槍。兩顆子彈都打穿了被害人的身體，我們也都找到了。一顆嵌在牆上，一顆在地板上。」
　　加百列首先查看牆面。彈孔位於地板之上約一公尺的地方，正對著從工作室下來的那一段樓梯。
　　「我猜這是脖子上的那一槍？」
　　「沒錯。」
　　「九公釐？」
　　「你顯然很懂武器，羅西先生。」
　　加百列抬頭望著三樓的工作室：「這麼說殺手是從樓梯頂端開槍的？」
　　「我們還沒拿到最終的報告，但是從傷口的角度和子彈打入牆面的角度來看，這種推論沒錯。法醫說子彈從被害人脖子後面射入，擊碎了第四根脊椎骨，割斷了脊椎。」
　　加百列把犯罪現場的照片再看了一遍。「從利德爾前額上的火藥灼傷痕跡來看，第二槍是近距離射擊。」
　　「十幾公分的距離，」哈柯尼斯附和道。他看著加百列，試探性地補充道，「我想專業殺手可能會稱之為『控制性射擊』。」
　　加百列沒有理會他的話，而是詢問周圍是否有鄰居向他們報案說聽見槍聲。哈柯尼斯搖搖頭。
　　「這麼說殺手用了消音器？」
　　「似乎是這樣。」
　　加百列蹲下身子，頭歪向一側，仔細查看樓梯平臺表面。與牆壁上的彈孔相對的地面上有幾小塊灰泥，還有別的東西……他保持蹲坐的姿勢，想像著利德爾死亡時的情景，好像那是林布蘭某一幅畫中的影像。他對探長說他看得差不多了。趁探長轉身去關檯燈的時候，加百列彎下腰來，小心翼翼地用戴著手套的指尖抹了一下地面。五分鐘後，他與基婭拉已經坐在荒原路華上了。手套也已經翻轉過來，安安穩穩地躺在他的大衣口袋裡。
　　「你剛才犯下了一項嚴重的罪行。」基婭拉對正在發動引擎的加百列說。
　　「我保證，這不是最後一次。」
　　「希望你這麼做是值得的。」
　　「值得。」
　　哈柯尼斯像一個「稍息」的士兵一樣站在門口，兩手緊握在身後，目光跟隨著荒原路華以完全無法接受的車速駛離亨利·克洛斯排房。羅西……那位天使從他的寶駕裡走出來的一瞬間，哈柯尼斯便知道這是一個謊言。出賣他的是那雙眼睛。那兩道不安分的綠光似乎能一下子把你看穿。還有他的步態……那種步態好像他正在逃離犯罪現場，哈柯尼斯想，或者說好像正在前往犯罪的路上。但是，這位天使來格拉斯頓伯里幹什麼？為什麼他要調查一幅失竊畫作的下落？高層已經下達命令，哈柯尼斯不能問這些問題。但他至少有好奇的權利。或許有一天，他可以告訴他的同事，他曾與傳奇人物握過手。他甚至還得到了一份紀念品——天使與他漂亮的妻子戴過的手套。
　　哈柯尼斯把手套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來。奇怪，怎麼只有三隻。第四隻跑哪裡去了？荒原路華的尾燈消逝在街角的一瞬間，哈柯尼斯得出了答案。但是該怎麼辦呢？追上他？把它要回來？不能這樣做。高層已經說了。高層命令哈柯尼斯與天使保持距離。所以，他只是站在那裡，嘴唇緊閉，兩眼盯著地面，好奇天使到底往那隻該死的手套裡藏了些什麼。
11
　　英國，薩默賽特
　　加百列認真地看著自己左手食指的指尖。
　　「是什麼？」基婭拉問。
　　「鉛白色，硃紅色，還有一點天然藍銅色。」
　　「顏料的粉末？」
　　「我還看見了纖維。」
　　「什麼纖維？」
　　「很結實，17世紀荷蘭用於做床單和帆布的粗棉布或亞麻布。林布蘭用這種布做他的畫布。」
　　「地板上出現顏料粉末和纖維意味著什麼？」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這意味著我們在尋找一幅帶有彈孔的林布蘭油畫。」
　　加百列把指尖上的東西吹掉。他們沿著一條雙車道公路向西穿越博爾登山脈。正前方，一輪橘黃色的落日低垂在地平線上，飄浮在兩片薄薄的雲層之上。
　　「你是說利德爾回擊了？」
　　加百列點點頭：「證據就在他的工作室裡。」
　　「比如？」
　　「破碎的玻璃杯和化學殘留物，首先。」
　　「你認為它們是在搏鬥中被打翻的？」
　　「不太可能。利德爾不可能笨到去和一個全副武裝的盜賊廝打。我覺得他用了溶劑作為武器。」
　　「怎麼實施的？」
　　「從地上的殘留物來看，我猜利德爾是把溶劑潑向了盜賊的臉。溶劑會灼傷他的眼睛，讓他失明幾秒鐘——這幾秒鐘足夠讓利德爾逃跑。但他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他把她帶著一起跑了。」
　　「那幅畫？」
　　加百列點點頭。「那幅畫很大，一隻手拿不住，也就是說，他需要兩隻手分別抓住畫框的橫豎兩側。」加百列一手握在方向盤的三點鐘方向，一手放在九點鐘方向給基婭拉做示範，「要帶著它從狹窄的樓道上面往下走有點彆扭，但利德爾其實就快成功了。第一槍打中他的時候，他離一樓就只有幾步遠。如果我分析正確的話，子彈從利德爾脖子前面出來，穿過油畫，最後再進入牆體。從顏料粉末的構成和色調來看，我覺得子彈是從她的臉的右側擦過去的。」
　　「彈孔能修好嗎？」
　　「沒問題。人們對畫所做的那些愚蠢的事情能讓你大吃一驚。」加百列停了一下，接著說，「或者說是為了畫所做的事情。」
　　「什麼意思？」
　　「克里斯多福是個浪漫主義者。我們一起在威尼斯的時候，他總是三不五時地墜入愛河，但每次都是以他自己受傷而告終。」
　　「這與林布蘭的畫有什麼關係？」
　　「都寫在他的修復筆記中了，」加百列說，「那是一封情書。克里斯多福終於找到了一個不會傷害他的女人。他愛戀著畫中的那個女人。我相信，他之所以會死，是因為他不肯鬆手。」
　　「有一點我不明白，」基婭拉說，「為什麼盜賊不拿走其他的畫呢，比如說莫內或塞尚的畫？」
　　「因為他是個專業人士。他去那裡是為了林布蘭，他走的時候也就只帶走林布蘭。」
　　「那我們現在要幹什麼？」
　　「有時候，找到一幅畫的最佳途徑就是找出它曾經待過的地方。」
　　「我們從哪裡開始？」
　　「從源頭開始，」加百列說，「阿姆斯特丹。」
12
　　法國，馬賽
　　如果莫里斯·杜蘭德願意自省一下的話——他不願意——他可能會知道，他的人生軌跡從聽到文森佐·佩魯賈的事蹟的那一天起便已經註定了。
　　1911年8月20日，那天是週末，下午，義大利北部一個名叫佩魯賈的木匠走進羅浮宮，躲進一個置物櫃裡。第二天一大早，他穿著一件工人的白色罩衫從櫃子裡走出來，大步邁進卡雷沙龍。他對那個房間瞭如指掌。幾個月前，他曾為羅浮宮最著名的畫作《蒙娜麗莎》打造了特殊的保護罩。由於那天是週一，是羅浮宮的閉館日，整個沙龍裡就只有他一個人。他僅用了幾秒鐘就把李奧納多的那幅小畫從牆上取了下來，拿著它走進了樓梯間。幾分鐘後，佩魯賈帶著藏在罩衫裡的畫從一個無人看守的哨崗走出來，大搖大擺地穿過羅浮宮門前巨大的中心花園，帶著世界上最著名的藝術品消失在巴黎的晨光中。
　　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直到二十四小時後，才有人發現畫不見了。當警報終於拉響之後，法國警方開展了一場頗有幾分滑稽的大規模搜尋活動。他們最初鎖定的嫌疑人中有個名叫巴勃羅·畢卡索的先鋒畫家。他在蒙馬特自己的家中被捕，儘管案發當時他遠在距離巴黎幾百公里的地方。
　　最終，法國憲兵成功地追蹤到了佩魯賈，但又很快掃清了他的嫌疑。如果他們願意抬抬手，在他臥室裡的那個大木箱子裡找一找，那麼《蒙娜麗莎》的搜尋活動也就結束了。相反，那幅畫在那個箱子裡待了整整兩年，直到有一天，愚蠢的佩魯賈想把他賣給佛羅倫斯一位著名的畫商。佩魯賈被捕了，但只在牢裡待了七個月。多年後，他甚至獲得許可重新回到法國。令人驚奇的是，那個實施了史上最偉大的藝術品犯罪的男人最後竟然在上薩瓦省開了一家顏料店，並且在那裡平靜地安度了晚年。
　　莫里斯·杜蘭德從佩魯賈的離奇事蹟中學到了很重要的幾點內容。他從中得知，偷盜偉大畫作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困難，當局對藝術品犯罪基本上不怎麼用心，藝術品犯罪的刑罰通常不重。佩魯賈還激發了杜蘭德的慾望。古董科學儀器是他註定的人生使命——那家店屬於他的父親，也屬於他父親的父親——但一直以來，藝術才是他的最愛。再者，有很多比巴黎第一大區更糜爛的地方能夠消磨掉一天的時光，那家店其實並不是一個能讓人特別興奮的謀生之道。有時候，他感覺自己有一點像那些擺放在小櫥窗裡的廉價小裝飾品——雖然外表精美、吸引目光，但最終只不過成了日積月累的灰塵的陪伴物。
　　二十五年前，就是在這樣一些因素的促使之下，杜蘭德在斯特拉斯堡的藝術博物館裡開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盜畫行動——夏丹[1]的一幅小靜物畫，掛在博物館的一個角落裡，保全和遊客很少到那裡去。他用一把舊式刮鬍刀把畫從畫框上割下來，塞進公文箱裡。之後，在回巴黎的火車上，他試圖回憶自己實施犯罪那一刻的心情，發現只有滿足感。於是，從那時候起，莫里斯·杜蘭德便知道，自己完全具備做盜賊的潛力。
　　與前輩佩魯賈一樣，杜蘭德將自己的戰利品藏在巴黎的公寓裡，但他只藏了兩天，而不是兩年。與義大利前輩不同的是，杜蘭德已經聯繫好了一個買家，那是個臭名在外的收藏家，他正好在市場上求購夏丹畫作而又不在意來源等細節問題。杜蘭德拿到了豐厚的酬金，客戶也滿意，一項事業就此誕生。
　　杜蘭德為自己的事業設立了嚴格的紀律。他偷畫從不為了索要贖金和懸賞獎金，只為了向市場供貨。最初，他把那些名家大作留給空想家和笨蛋，專注於優質畫家的中等水準畫作和那些能夠冒充沒有來源問題作品的畫作。他偶爾會選擇小型博物館和美術館下手，但他的主要目標是私人別墅和莊園，因為那些地方安保措施不嚴，又藏了滿滿一屋子的珍貴畫作。
　　他在巴黎的工作基地裡鋪設了一張廣泛的關係網，客戶遠及香港、紐約、杜拜和東京等地。慢慢地，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目標——價值上千萬，有時上億美元的博物館等級的名畫。偷這些畫時，他總是遵循一條簡單的規則，即偷畫之前必須聯繫好買家，並且只出售給熟人。梵谷的《割耳朵後的自畫像》現如今掛在一位對持刀暴力事件有獨特嗜好的沙特酋長的宮殿裡；卡拉瓦喬到了上海一名工廠老闆的手裡；畢卡索的新主人則是個與墨西哥販毒集團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億萬富翁。這三幅畫有一個共同點：它們永遠地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了。
　　不用說，莫里斯·杜蘭德已經有很多年沒有親自出馬了。盜畫是年輕人的行業，那次從奧地利一家小美術館的天窗撞進去時傷到了背部，留下了永久的傷痛，於是他選擇了退休。從那時起，他不得不僱用職業慣盜。當然，這種方式並不完美，但杜蘭德對那些同行很好，支付的報酬也很高。因此，他還從未遇到過什麼棘手的問題。直到現在。
　　法國南部出產最好的葡萄酒，而在杜蘭德看來，也培育了最頂尖的盜賊，尤其是古老的港口城市馬賽。杜蘭德走出馬賽聖查爾斯火車站，高興地發現這裡比巴黎暖和一點。他飛快地走過陽光普照的雅典大道，向右轉去馬賽老港。時間接近中午，早晨出完海的漁船已經回港，港口東岸的一長排不鏽鋼桌上擺放著各式各樣奇形怪狀的海洋生物。很快，它們將成為馬賽廚師手裡的一碗碗魚湯。通常，杜蘭德會停下腳步，以法國人獨有的鑑賞能力仔細研究撈上來的各個品種，但今天，他徑直走向了一個穿著破舊羊毛衣和橡膠圍裙的灰髮男人的攤子。從表面上看，那個男人是一位令人敬佩、依靠現如今已經撈不到魚的海洋謀生的漁夫，但事實上，帕斯卡·拉莫一點兒也不值得敬佩。他對於莫里斯·杜蘭德的出現似乎不感到驚訝。
　　「貨怎麼樣了，帕斯卡？」
　　「麻煩，」拉莫小聲說道，「每天似乎都要少那麼一點，很快……」他撇了撇嘴——法國人表示厭惡的表情，說，「就只會剩下一堆垃圾。」
　　「都是那幫義大利人的錯。」杜蘭德說。
　　「樣樣都是義大利人的錯，」拉莫說，「你的背怎麼樣了？」
　　杜蘭德皺起眉頭，說：「老樣子。」
　　拉莫表示感同身受：「我也一樣，不知道還能捕多久的魚。」
　　「你是馬賽的首富，為什麼每天早上還要出海？」
　　「我只是首富之一。我出海和你去開店的理由一樣。」拉莫笑了笑，目光移向杜蘭德手裡的公文箱，「你把錢帶來了？」
　　杜蘭德點點頭。
　　「在馬賽提著這麼多現金可不是個明智的選擇。你沒聽過嗎，莫里斯？這裡到處都是賊。」
　　「很優秀的賊，」杜蘭德附和道，「至少，以前是。」
　　「我們這行的生意難以預料。」
　　「不是你告訴我做生意見血不是什麼好事嗎，帕斯卡？」
　　「沒錯，但有時候不可避免。」
　　「他在哪裡？」
　　拉莫往右邊揚了揚頭。杜蘭德沿著新岸碼頭走到港口。一艘名叫「季風」的遊艇停在遊艇停泊港中間的位置上。一個男人坐在船尾的甲板上，兩腳架在船舷上，眼睛藏在一副墨鏡後面，齊肩的黑髮紮成一條粗短的馬尾。他是羅內·孟津，杜蘭德招募的盜賊中最具天資的一個，通常也是最可靠的一個。
　　「英格蘭那邊出了什麼事，羅內？」
　　「出現了棘手的情況。」
　　「什麼棘手的情況？」
　　孟津摘下墨鏡，用一雙血紅的眼睛瞪著杜蘭德。
　　「我的畫呢？」
　　「我的錢呢？」
　　杜蘭德提起公文箱。孟津戴上墨鏡，站起身來。
　　* * *
　　[1]夏丹(Cherdin,Jean-Baptiste--Siméon，1699—1779)，法國畫家。
13
　　法國，馬賽
　　「你真應該去看看醫生，羅內。丙酮能讓眼角膜永久性損壞。」
　　「如果醫生問我為什麼會把丙酮弄到眼睛裡呢？」
　　「你的醫生不敢問。」
　　孟津打開廚房裡的小冰櫃，從裡面取出兩瓶凱旋啤酒。
　　「我現在喝酒還太早，羅內。」
　　孟津把其中一瓶酒放回去，聳了聳肩——北方人。杜蘭德在小桌旁坐下。
　　「當時真的沒別的辦法了嗎？」
　　「我猜我可以讓他跑出去，這樣他就可以打電話報警。但這似乎不是一個好主意。」他頓了一下，接著說，「對我和他來說都是如此。」
　　「你就不能打傷他，讓他不能走動嗎？」
　　「我都很驚訝自己竟然還能擊中他。我扣扳機的時候幾乎什麼都看不見。」孟津撬開瓶蓋，「你從沒有……」
　　「開槍打人？」杜蘭德搖搖頭，「我從不帶槍。」
　　「世道變了，莫里斯。」孟津看了一眼公文箱，「你帶了什麼給我？」
　　杜蘭德彈開箱鎖，從裡面取出幾疊百元歐元鈔票。
　　「該你了，羅內。」
　　孟津打開頭頂上方的一個櫥櫃，從裡面拿出一個直徑約十公分、長約一公尺的長條硬紙管。他掰開頂端的鋁蓋，搖晃紙管，七公分長的油畫從管口漏了出來。
　　「小心點，羅內，別弄壞了。」
　　「現在擔心這個恐怕已經遲了。」
　　孟津把油畫在桌子上攤開。杜蘭德面露懼色，兩眼發直。女人右眼上方有一個類似鉛筆頭鑽出的小孔。身上披的絲巾沾上了黑色的東西，胸部也一樣。
　　「別跟我說那是血。」
　　「可以，」孟津說，「但那樣的話，我就撒謊了。」
　　「是誰的血？」
　　「你覺得呢？」孟津灌下一大口啤酒後說道。
　　「可惜你沒有好好瞄準，」杜蘭德說，「要不然子彈很可能穿過她的眉心。」
　　他仔細地研究彈孔，然後舔了舔手指，摩擦油畫表面，一小塊血跡被洗掉了。
　　「看樣子很容易擦掉。」孟津說。
　　「是這樣。」
　　「彈孔怎麼辦？」
　　「我在巴黎認識一個人，他或許能修好它。」
　　「什麼人？」
　　「造假畫的人。」
　　「你需要修復師，莫里斯。很好的修復師。」
　　「每一名優秀的修復師心中都隱藏著一名造假師。」
　　孟津似乎不太信服：「我能提個建議嗎，莫里斯？」
　　「你剛剛用槍擊中了一幅價值四千五百萬美元的林布蘭。哦，不過沒關係，羅內，有話就說吧。」
　　「這幅畫是個麻煩。燒了它，忘了這回事。我們又不愁偷不到。」
　　「我也想。」
　　「但是——」
　　「我的客戶在等我，他們等我去交貨。再說，羅內，我做這一行不是為了毀壞油畫，尤其不能毀了一幅這麼漂亮的畫。」
14
　　荷蘭，阿姆斯特丹
　　競爭殘酷的藝術品交易界有一條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畫作來源，即記載畫作所有權流轉的書面記錄，就是一切。理論上說，畫商不出售沒有正當來源的作品，收藏家也不會去買，優秀的修復師也不會動手修復一幅來路不明的畫作。然而，加百列在做了多年的來源調查之後認識到，世界上最炙手可熱的藝術品完全可能經歷過十分隱祕的日子，這一點不足為奇。他知道畫作和人一樣，有時候會隱瞞自己的過去。他也知道，通常情況下，那些謊言比它們出身文件中記載的所謂事實更能說明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找到了德弗里斯美術館，一家自1882年起便向市場上不斷供應19世紀前荷蘭與法蘭德斯大師級畫作的美術館。
　　美術館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紳士運河沿岸，是一棟莊重但略顯沉悶的建築。它一直以成熟穩重和優雅風度的完美化身展示於公眾面前，但如果稍微翻看一下它那些見不得人的陳年舊事，你就會得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遺憾的是，它最邪惡的往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荷蘭投降後不到幾週，一批德國人湧入阿姆斯特丹尋找荷蘭畫作。價格連日飆升，老百姓立即開始翻箱倒櫃，尋找任何一幅可能是19世紀前偉大畫家的作品。德弗里斯美術館向德國人伸出雙手表示熱烈歡迎。它最大的客戶不是旁人，正是赫爾曼·戈林[1]。1940年至1942年間，戈林從美術館買走了十多幅畫。美術館工作人員發現戈林在生意談判時相當精明，甚至私下裡暗暗欣賞他那狡黠的魅力。至於戈林本人，他會對他在柏林的同僚說，每每去阿姆斯特丹瘋狂購物，都要去一趟紳士運河旁那家精緻的美術館才算得上完美。
　　這家美術館在林布蘭那幅《年輕女人的畫像》的生平歷史中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那幅油畫在已公布的20世紀的三次流轉中，有兩次是德弗里斯美術館操辦的。第一次交易出現在1919年，第二次在1936年。兩次都是祕密交易，也就是說只有美術館才知道買家和賣家的身分。按照藝術品交易規則，這些交易訊息將永久保密。但在某些情況下——經過足夠長的時間或者為了足夠多的錢——畫商會接受規勸，交出他們的紀錄。
　　加百列把這件精細工作交給了朱利安·伊舍伍德。儘管德弗里斯美術館有著令人質疑的過去，但伊舍伍德一直與它保持著友善的職業關係。經過幾小時激烈的電話協商後，伊舍伍德成功地說服德弗里斯美術館創始人的曾孫吉爾特·德弗里斯交出交易記錄。伊舍伍德至今沒有向加百列透露他用來換取記錄的價錢，只告訴他金額不菲。「有一點你要記住，」他說，「畫商是最下等的上帝造物，在這種經濟環境下，他們會暴露出最惡劣的本質。」
　　加百列和基婭拉在大使館酒店的豪華套房裡監聽談判的最後事項。聽到交易達成的字眼後，他們相繼離開酒店，分別沿著紳士運河兩岸走向不遠處的德弗里斯美術館。吉爾特·德弗里斯把交易記錄的影印本留在服務臺，文件放在一個寫有「羅西」二字的暗黃色信封裡。加百列把信封裝進包裡，用帶有義大利口音的英語向服務臺接待道了聲「下午愉快」。他走出美術館，看見基婭拉靠在運河對岸的一個燈柱上。她的圍巾繫法告訴加百列她尚未發現任何跟蹤跡象。於是，她跟隨他走進鮮花廣場的一家咖啡館，一邊喝熱巧克力一邊看著他費力地閱讀文件。
　　「荷蘭人會說多種語言是有原因的。他們自己的語言很難讀懂。」
　　「你能看懂嗎？」
　　「大部分能。1919年買下那幅畫的人是一位名叫安德列斯·凡蓋得的銀行家。大蕭條時期他肯定受到了重創，所以1936年他以遠低於買價的價格把畫賣了出去。」
　　「下一個賣主呢？」
　　「一個叫雅各·赫茨菲爾德的人。」
　　「有荷蘭人叫雅各嗎？」
　　「他們通常叫雅各斯。」
　　「那就是說他是個猶太人？」
　　「很可能。」
　　「下一次交易是什麼時候？」
　　「1964年在霍夫曼苜蓿畫廊。」
　　「瑞士？雅各·赫茨菲爾德為什麼要到那裡去賣畫？」
　　「我打賭賣畫的人不是他。」
　　「為什麼？」
　　「除非這位雅各·赫茨菲爾德特別幸運，否則他在1964年可能已經去世了。也就是說我們很可能發現了油畫來源上一個巨大的漏洞。」
　　「那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加百列把文件裝回信封裡。
　　「查清楚雅各的情況。」
　　* * *
　　[1]赫爾曼·戈林：德國納粹黨二個人物。希特勒早年指定的接班人。
15
　　荷蘭，阿姆斯特丹
　　《年輕女人的畫像》是一幅104公分×86公分的油畫。林布蘭畫這幅畫時住在阿姆斯特丹舊城西面的一棟大房子裡。1639年，他以三萬荷蘭盾買下那套房產。即便是對具有他那種聲望的畫家而言，三萬荷蘭盾也是一筆鉅款，因而也最終導致了他的破產。那時候，他住的那條街叫作聖安東尼大街。後來，由於周邊街區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街道被重新命名為猶太人大街。林布蘭為何選擇在那樣一個地方生活，這一點一直存有爭議。因為他內心深藏著對猶太教的熱愛？還是因為這裡也住著許多別的畫家和收藏家？不論是哪個原因，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就是荷蘭黃金時代最偉大的畫家曾在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中間生活和工作。
　　林布蘭死後不久，許多大規模的猶太人聚居區在猶太人大街對面圍繞著維薩廣場和美吉廣場建立起來。那些紅磚建築在納粹占領荷蘭之後倖存下來，但是裡面的大多數住戶並沒有。四片老舊的德係猶太人聚居區中間，坐落著猶太人歷史博物館，它是那段殘忍歷史的主要保管人。加百列穿過門口的安檢儀，向工作人員詢問檢索區的方位，工作人員告訴他在最底樓。檢索區的裝修十分現代，乾淨整潔，燈火通明，裡面陳列著許多長工作檯。有一個螺旋梯通往上方的文件架。由於時間較晚，裡面幾乎沒人，只有一個四十歲出頭、頂著一頭紅金色頭髮的高個子檔案保管員。
　　加百列沒有說明具體的細節，只是告訴他要尋找一個名叫雅各·赫茨菲爾德的人的訊息。檔案保管員詢問名字如何拼寫之後，徑直走向一臺電腦終端。他按了一下滑鼠，桌面上出現一個數據庫搜索介面。他依次輸入赫茨菲爾德的名和姓，再點了一次滑鼠。
　　「這可能是他。雅各·赫茨菲爾德，1896年3月生於阿姆斯特丹，1943年3月卒於奧斯維辛。他的妻女同時被殺。女兒只有九歲。」檔案保管員側過頭來看著加百列，「他們當時一定很富有，住在米登路莊園，那是個好地方，離這裡很近，就在韋爾特海姆公園對面。」
　　「有辦法知道這家人是否還有倖存者嗎？」
　　「數據庫裡查不到，讓我查一下文件。」
　　檔案保管員走進一扇門，消失不見了。基婭拉在一排排文件架前走來走去，加百列則坐在電腦前，翻看逝者的生平訊息。薩洛蒙·沃斯，1932年5月31日生於阿姆斯特丹，1943年5月14日於西伯利亞被殺……阿麗達·斯皮爾，1915年9月20日生於鹿特丹，1942年9月30日於奧斯維辛被殺……薩拉·席爾瓦。羅薩，1930年4月8日生於阿姆斯特丹，1942年10月15日於奧斯維辛被殺……一共有11萬荷蘭猶太人被塞入貨車，運往東歐殺害和火葬。這只不過是其中三個。只有五分之一的荷蘭猶太人在戰爭中倖存下來，這一數據在德國人占領的所有西歐國家中排名最低。猶太人大屠殺期間，荷蘭猶太人的死亡人數之所以最高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一個關鍵原因是荷蘭社會各界為德國人提供了熱情的幫助。實際上，從逮捕猶太人的荷蘭警方，到運送猶太人赴死的荷蘭鐵路工人，荷蘭民眾在大屠殺行動的每一階段都表現得十分積極。「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首長阿道夫·艾希曼事後談到荷蘭當地百姓所給予的幫助時說：「很高興能和他們一起共事。」
　　檔案保管員回來了。他手裡拿著一張紙。「我想起這個人和這個地址了，還有一個小孩活了下來。但我覺得她不太願意提起那段往事。」
　　「為什麼？」加百列問。
　　「我們每年都在阿姆斯特丹舉辦一場年會，重點關注那些在大屠殺期間被藏起來的小孩。去年，我負責登記。」他舉起那張紙，「莉娜·赫茨菲爾德參加了第一場會議，但會議結束後，馬上就離開了。」
　　「怎麼了？」
　　「我們邀請她寫下戰時記憶，以便豐富檔案，但她突然變得非常不安和憤怒。她說她來這裡是一個錯誤。那之後，我們就再也沒見過她。」
　　「那種反應很正常，」加百列說，「倖存者通常要過很多年才願意重提往事，有一些人永遠都不願意提起。」
　　「沒錯，」檔案保管員說，「但是被藏起來的孩子是最不被人們理解的一批大屠殺倖存者。他們的經歷有其自身獨特的悲劇意味。大多數小孩都被交給了素不相識的人。他們的父母只是為了救他們，但是有哪個小孩能真正理解自己為什麼被遺棄呢？」
　　「我明白，」加百列說，「但是我有重要的事情找她。」
　　檔案保管員打量起加百列的臉，他似乎看到了某種熟悉的東西。然後他苦笑著把文件遞給加百列。
　　「不要告訴她你是從我這裡拿到的地址。還有，一定要對她好一點，她很脆弱，他們都有一點脆弱。」
16
　　荷蘭，阿姆斯特丹
　　檔案保管員把他所知道的一切訊息都告訴了加百列和基婭拉。莉娜·赫茨菲爾德以前是荷蘭公立學校的教師，終身未嫁，現住在她家老屋那條街的轉角處。那條街很小，一邊是鬱鬱蔥蔥的公園，一邊是一排三角牆房屋。她住在街邊一棟裝著狹窄黑門的小房子裡。加百列的手舉到門鈴邊，又猶豫起來。她開始變得非常不安和憤怒……那之後，我們就再也沒見過她。也許最好不要打擾她，他想。個人經驗告訴他，迫使一名倖存者回憶往事如履薄冰。走錯一步，整塊冰面將全盤塌陷，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怎麼了？」基婭拉問。
　　「我不想強迫她回憶。再說，她很可能已經不記得了。」
　　「德國人來的時候她九歲。她記得。」
　　加百列紋絲不動。基婭拉幫他按響了門鈴。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她去參加那次會議是有原因的。她想傾訴。」
　　「那他們問到戰爭問題的時候，她為什麼不高興呢？」
　　「很可能是他們提問的方式不對。」
　　「你覺得我能做到？」
　　「我知道你能。」
　　基婭拉準備再按一次門鈴，突然聽見大廳裡響起了腳步聲。門外的燈亮了起來，房門被拉開了一點，露出一個身材矮小瘦削。身穿黑衣的女人。女人一頭青灰色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藍色的眼睛明亮而警覺。她好奇地打量著門外的兩個人，察覺到他們並非荷蘭人之後，用毫無瑕疵的英文同他們打起招呼來。
　　「請問有什麼事嗎？」
　　「我們找莉娜·赫茨菲爾德。」加百列說。
　　「我就是莉娜·赫茨菲爾德。」她平靜地回答。
　　「不知道我們是否能和你聊聊。」
　　「聊什麼？」
　　「你父親。」加百列停了一下，接著說道，「還有那場戰爭。」
　　她沉默了一會兒。「我父親已經去世六十多年了，」她語氣堅定地說，「至於戰爭，沒什麼好說的。」
　　加百列瞥了一眼基婭拉。基婭拉沒理會他，而是輕聲問道：「那能說說那幅畫嗎？」
　　莉娜·赫茨菲爾德似乎很驚訝，但她很快恢復了鎮定。「什麼畫？」
　　「你父親在戰前擁有的那幅林布蘭。」
　　「我想你認錯人了。我父親從來沒有什麼林布蘭。」
　　「你在撒謊，」加百列插話說，「你父親的確有一幅林布蘭，那是1936年他從德弗里斯美術館買下的。我這裡有一份賣據，如果你想看的話。」
　　「我不想看。對不起，我……」
　　「那你至少看一看這個？」
　　加百列不等她回答，把一張油畫照塞給她。一開始，莉娜·赫茨菲爾德的臉上只顯露出略微的好奇，但一點點地，冰面開始瓦解，淚水順著臉頰滾落下來。
　　「記起來了嗎，赫茨菲爾德小姐？」
　　「雖然過去很久了，但是，沒錯，我記得。」她把眼淚從臉上拭去，問，「你從哪裡弄來的？」
　　「或許我們最好到裡面說話。」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她的語氣透露著恐懼。她兩眼死死地盯著照片，問：「誰出賣了我？」
　　加百列感到心裡像是砸下了一塊石頭。
　　「沒有人出賣你，赫茨菲爾德小姐，」他輕聲說，「我們是你的朋友，你可以相信我們。」
　　「我從小就學會了不能相信任何人。」她的目光從照片移向加百列，問，「你想要什麼？」
　　「你的回憶。」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有人因為那幅畫死了，赫茨菲爾德小姐。」
　　「沒錯，」她說，「我知道。」
　　她把照片還給加百列。有那麼一瞬間，加百列害怕他剛才做得太超過了。緊接著，房門又往裡拉開些許，莉娜·赫茨菲爾德往後退了一步。
　　對她好一點。加百列提醒自己。她很脆弱。他們都有一點脆弱。
17
　　荷蘭，阿姆斯特丹
　　進門的一瞬間，加百列已經知道莉娜·赫茨菲爾德一直陷在一種悲傷的情緒中不能自拔。房間裡面一塵不染，整潔有序，但仍然透著一股憂傷。暴露她有心病的第一項證據是她的客廳。與大多數荷蘭人的客廳一樣，她的客廳小巧緊緻，如同維梅爾的畫作一般。然而，從她精心擺放的傢俱和謹慎挑選的色調——刺眼的病房白色——來看，她盡全力避免凌亂和幽閉的感覺。客廳裡沒有玻璃裝飾物，沒有裝硬糖的碗，沒有紀念品，也沒有照片。莉娜·赫茨菲爾德似乎是獨自一人被扔在了這個地方，沒有父母，沒有祖先，沒有過去。她的家算不上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加百列想，而是一間病房，一間她準備終身入住的病房。
　　她堅持要為他們泡茶。茶端上來時，也是盛在白色的茶壺裡，為他們準備的杯子也是白色的。她還堅持要加百列和基婭拉稱呼她「莉娜」。她解釋說，她以前在一家公立學校當老師，整整三十七年間，學生和同事只稱呼她「赫茨菲爾德小姐」。退休之後，她發覺自己想要用回自己的名字。加百列滿足了她的願望，只不過三不五時地出於禮貌和尊重，他還是比較正式地稱呼她的姓。等到他要介紹自己和身旁那位漂亮女士時，他知道自己不能回報莉娜·赫茨菲爾德的好意。於是他報上過去使用的一個假名，並且迅速地編造出與它相關的身分訊息。今晚，他是基甸·阿戈夫，一家專門調查因大屠殺引起的經濟與其他財產問題的小型私營機構的職員。鑑於調查的敏感性和相應的安全問題，他無法透露更多的細節。
　　「你來自以色列，阿戈夫先生？」
　　「我在那裡出生，現在主要在歐洲。」
　　「歐洲哪裡，阿戈夫先生？」
　　「鑑於我的工作性質，我的家就是一個行李箱。」
　　「你的助手呢？」
　　「我們經常在一起，她的丈夫都覺得我們在偷情。」
　　「真的嗎？」
　　「偷情？我沒這麼好的運氣，赫茨菲爾德小姐。」
　　「是莉娜，阿戈夫先生，請叫我莉娜。」
　　倖存者的祕密並不容易掏出。它們被鎖在層層設防的大門後面，要把它們取出來，對於保守祕密的人來說很可能是一種巨大的威脅。也就是說，這天晚上的對話將具有某種審訊的意味。加百列從經驗中知道，向她施加過多壓力必將導致這一過程的失敗。於是，他首先從一個似乎有點唐突的話題談起，開始感嘆阿姆斯特丹自他上次來之後所發生的鉅變。莉娜·赫茨菲爾德接過他的話，開始談論戰前的阿姆斯特丹。
　　17世紀中葉，她的祖先為了躲避哥薩克人的大屠殺，從波蘭東部逃到荷蘭。荷蘭對新進居民一般比較寬容，但他們仍然禁止猶太人參與荷蘭經濟的大多數領域。猶太人被迫變成了零售商和批發商。阿姆斯特丹的絕大多數猶太人都屬於中下階層，一貧如洗。赫茨菲爾德家族一直都幹著流動商販和小商店的買賣，直到19世紀末期，亞伯拉罕·赫茨菲爾德進入了鑽石行業。後來，他把生意傳給他兒子雅各。雅各迅速地擴展了鑽石生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27年，雅克布娶了蘇珊娜·阿倫森，他們從猶太人大街一套狹小的公寓搬到了米登路莊園的一棟大房子裡。四年之後，蘇珊娜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莉娜，兩年後，又生下第二個女兒瑞秋。
　　「雖然我們自視為猶太人，但其實我們已經被同化得很厲害，宗教信仰也不是很強烈。我們要在安息日點蠟燭，但一般只在節假日才去猶太會堂。我的父親沒有蓄鬍子，也不戴小圓帽，我們吃飯也不遵循猶太教規戒律。我妹妹和我在普通的荷蘭學校唸書，我們很多同學甚至都沒有意識到我們是猶太人。尤其是我，你看，阿戈夫先生，我打小開始，頭髮就是金色的。」
　　「你妹妹呢？」
　　「她有一雙棕色的眼睛和漂亮的黑髮。和她一樣。」她看著基婭拉，補充道，「除了頭髮和眼睛的顏色不同之外，我妹妹和我就像一對雙胞胎。」
　　莉娜·赫茨菲爾德的臉上浮現出痛失至親的哀傷。加百列本想在這件事上繼續問下去，但他知道，這將鑄成大錯。於是，他拋下這個話題，讓莉娜·赫茨菲爾德說說他們家在米登路莊園的那套房子。
　　「我們生活很寬裕，」她回答說，似乎很感激加百列及時轉換了話題，「有人可能會說很富有。但是我父親從來都不喜歡談錢，他說錢不重要。老實說，他一輩子只買過一種奢侈品。我父親酷愛繪畫。我們家到處都是藝術品。」
　　「你記得那幅林布蘭嗎？」
　　她遲疑了一下，點點頭。「那是我父親平生第一次重大收購。他把它掛在客廳裡，每晚都要坐在他那張椅子上默默地欣賞它。我父母十分相愛，但我父親對那幅畫的愛讓我母親有時候都要假裝嫉妒一下。」莉娜·赫茨菲爾德的臉上閃過一絲笑容，「那幅畫讓我們大家都很快樂。但是它進我們家門後不久，世界局勢就發生了變化。水晶之夜，奧地利，波蘭。然後，就輪到了……我們。」
　　對於大多數阿姆斯特丹居民而言，她接著說，德國人在1940年5月10日的入侵來得有點突然，因為希特勒曾經承諾，只要荷蘭保持中立，他就放過荷蘭。在接下來動蕩不安的幾天時間裡，赫茨菲爾德一家孤注一擲，開始逃亡，先從水陸再經陸路逃往比利時。當然，他們失敗了。德國人入侵後的第十五天晚上，他們重新回到米登路莊園的那棟房子裡。
　　「我們被騙了，」莉娜·赫茨菲爾德說，「與另外十四萬荷蘭猶太人一樣。」
　　與處在德國軍事控制之下的法國和比利時不同，希特勒決定以非軍事化管理的方式統治荷蘭。他把這項工作交給了帝國專員阿圖爾·賽斯-英夸特，一個反猶狂熱分子。他在1938年德奧兼併之後曾負責管理奧地利。幾天之內，他開始陸續下達命令。一開始，一條聽上去無關痛癢的命令把所有擔任空襲負責人的猶太人從崗位上撤了下來。隨後，猶太人被命令離開荷蘭首都海牙，遷往戰事敏感的海岸地區。9月，所有猶太報紙被禁止發刊，11月，所有在荷蘭公務員崗位上的猶太人，包括在教育和電話通訊系統工作的猶太人被集體解僱。到了1941年1月，一條最為不祥的納粹命令出現了。所有居住在荷蘭的猶太人必須在四周之內到荷蘭人口普查辦公室進行登記。拒不登記者將面臨徒刑和沒收財產的處罰。
　　「人口普查辦公室為德國人提供了一張人口地圖，上面有荷蘭境內每一位猶太人的姓名、地址、年齡和性別。我們愚蠢地把自我毀滅的鑰匙交給了他們。」
　　「你父親去登記了嗎？」
　　「他也想過不去登記，但最後他覺得別無選擇，只有順從。我們住在城裡最顯眼的猶太人居住區中一個很醒目的位置。」
　　人口統計之後，德國人又下達了一大批新命令以進一步孤立、羞辱荷蘭境內的猶太人，剝奪他們的財產。猶太人不准捐血；猶太人不准進出旅館和飯店；猶太人不准進出劇場、公共圖書館，不准觀看藝術表演；猶太人不准在股票交易所工作；猶太人今後不准養鴿子。猶太小孩不准上「雅利安人」的學校；猶太人須將生意轉讓給非猶太人；猶太人須交出所有藝術收藏品和除婚戒、懷錶之外的一切珠寶；猶太人須將所有積蓄存入李普曼＆羅森塔爾公司，即李羅公司。那家公司原本是一家猶太人開的銀行，後來被納粹黨人接管。
　　最嚴厲的法令是1942年4月29日頒發的第十三號令，它要求所有六歲以上的猶太人在出入公共場合時佩戴一顆黃色的大衛星。大衛星必須縫——不是別而是縫——在外套的左胸位置。更具有侮辱意味的是，法令規定猶太人必須上交4分錢，用來買一顆大衛星和珍貴的衣物配給限額。
　　「我母親為了不嚇到我們，跟我們說那是在做遊戲。我們戴著大衛星走在大街上時全都裝出一副十分自豪的樣子。當然，我不傻，我那時剛滿十一歲，即便不知道等待我們的將是什麼命運，也很清楚地意識到我們遇到了危險。但是為了保護我的妹妹，我一直裝作若無其事。瑞秋還小，還能騙得過去。她喜歡戴那顆黃色的星星。她總是說，戴著那顆星星，她就能感受到上帝的目光。」
　　「你父親按照命令上繳了他收藏的油畫嗎？」
　　「所有的畫都交了，除了那幅林布蘭。他把畫從畫板上取下來，藏在閣樓供水管電線通過的槽隙裡，一起放在那裡的還有他把生意賣給一個荷蘭競爭對手後得到的一袋鑽石。家裡的各種祖傳遺物被拿走時，母親哭了。但父親說不要擔心。我永遠都忘不了他的話。『那都是身外之物，』他說，『重要的是我們還擁有彼此，這樣東西誰都拿不走。』」
　　法令還是如潮水般湧來。猶太人夜間不准外出；猶太人不准進入非猶太人的住處；猶太人不准使用公共電話；猶太人不准乘火車和電車。接著，1942年7月5日那天，阿道夫·艾希曼管理的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向四千名猶太人下達了一項通知，告訴他們已被選中前往德國充當勞工。當然，那是一個謊言。驅逐行動開始了。
　　「你們家收到了報到上崗的命令嗎？」
　　「沒那麼快。第一批入選的人主要是1933年之後來荷蘭逃難的德裔猶太人。我們到9月的第二個星期才接到通知。他們讓我們去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報到，還明確地指定了應該攜帶的隨身物品。我記得當時父親的臉色。他知道那是死刑判決。」
　　「他做了什麼？」
　　「他走進閣樓，把林布蘭和那袋鑽石取了出來。」
　　「然後呢？」
　　「我們把大衛星從衣服上扯下來，找地方藏了起來。」
18
　　荷蘭，阿姆斯特丹
　　基婭拉判斷對了。莉娜·赫茨菲爾德在沉默了這麼多年之後，終於願意談論戰爭的事情了。她並沒有徑直吐露那個被埋葬在過去的可怕祕密，而是一步步慢慢地打開心扉，像是教師正在教授課程難點。加百列和基婭拉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情感觀察專家，他們沒有強迫她加快進程。相反，他們一言不發地坐在莉娜家雪白的沙發上，兩手疊放在腿上，像兩位正在聚精會神聽課的學生。
　　「你知道荷蘭語『沃扎林』的意思嗎？」莉娜問。
　　「不知道。」加百列回答。
　　這個詞，她說，是荷蘭在國內天主教和新教分庭抗禮的情勢下用於維持社會和諧的一個概念。維持和平，不是通過互動，而是依賴於嚴格的分離。比如說，如果一個人是喀爾文教徒，那他只看喀爾文教派的報紙，只在喀爾文教徒開的肉鋪買肉，只在喀爾文教徒經營的體育俱樂部裡慶祝比賽的勝利，他的小孩也只上喀爾文教派的學校。羅馬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也一樣。天主教徒和喀爾文教徒成為親密朋友的情況很少，猶太教徒和各個教派的基督徒做朋友的情況更是聞所未聞。圍捕和驅逐行動開始之後，很少有猶太人能躲過德國人的搜捕，主要是因為「沃扎林」這一傳統。大多數猶太人都找不到能夠幫助他們的人。
　　「但是我父親不同。戰爭打響之前，他通過做生意結識了幾個猶太人聚居區以外的朋友。其中有一個人是羅馬天主教徒，他叫尼可拉斯·德格拉夫，是位紳士。他帶著妻子和四個小孩住在馮德公園附近。我猜我父親給了他們很大一筆錢，但我父親和他都沒有跟我提過錢的事。9月9日那天臨近午夜，我們走進德格拉夫家裡。我們一個個地進去，那樣不會引起鄰居懷疑。我們每個人都穿著三套衣服，因為不敢提著手提箱在市裡走動。德格拉夫讓我們藏在閣樓裡。我們從樓梯上爬進去，之後閣樓門關上了。從那開始……便是無盡的黑夜。」
　　閣樓裡沒有生活設備，只有幾條舊地毯鋪在地板上。每天早上，德格拉夫太太會端來一盆清水給我們洗漱。廁所在樓下。為了安全起見，德格拉夫一家要求我們每人每天只准上兩次廁所。只能低聲說話，夜間不准言語交流。他們每個星期給我們換一次衣服，食物也只有德格拉夫一家從他們的配額中省下來的一點點。閣樓裡沒有窗戶，不准在裡面點燈。點蠟燭，連安息日也不行。沒過多久，赫茨菲爾德一家都出現了營養不良和長時間躲在黑暗中所引起的各種心理症狀。
　　「我們白得像幽靈一樣，骨瘦如柴。德格拉夫太太做飯的時候，香味會飄進閣樓裡。他們吃過飯後，她會把我們的食物端上來。食物從來都沒有夠的時候，當然，我們並不抱怨。我一直記得我們剛到他們家時德格拉夫太太驚恐的樣子。她很少正眼看我們，我們每次下樓上廁所，她都很緊張。上廁所是我們從無盡的黑暗和寂靜中稍微緩口氣的唯一機會。因為沒有燈，我們不能看書。因為不准發出聲音，我們也不能聽收音機，不能說話。晚上，我們每每聽見德國人突擊搜查的動靜都害怕得全身發抖。」
　　德國人並沒有獨自開展突擊搜查。荷蘭警方特別小組「斯托克哈德」和德國人自己創建的志願輔助警察隊幫助他們一起搜查。志願輔警隊主要由荷蘭黨衛軍和荷蘭納粹黨人組成，在人們的眼中，他們是一群狂熱之徒，一群不惜一切代價完成夜間搜查任務的猶太人捕手。在驅逐猶太人運動早期，他們每抓到一名猶太人就可以拿到七個半荷蘭盾。隨著驅逐運動的逐步推進，荷蘭境內的猶太人越來越少，搜查工作也變得更加困難，於是，他們的獎金漲到了四十荷蘭盾。在經濟蕭條的戰爭時期，四十荷蘭盾是一大筆錢。許多荷蘭市民為了拿到幾個銀幣紛紛告發藏起來的猶太人。
　　「那是我們最大的恐懼，害怕自己被出賣。不是被德格拉夫一家出賣，而是被那些認識我們一家人的鄰居和朋友出賣。我父親最擔心德格拉夫家的小孩。他們家三個小孩都已經十多歲了，但最小的那個男孩和我一樣大。我父親擔心那個男孩會不小心把我們的事告訴他同學。小孩子，你知道的。他們喜歡說一些事情讓朋友們刮目相看，而又不明白那麼做的後果。」
　　「最後是這樣嗎？」
　　「不，」她斬釘截鐵地搖搖頭，「德格拉夫一家從沒有透露過我們藏起來的事情。出賣我們的是一個鄰居，是隔壁屋的一個女人。」
　　「她聽見了你們出入閣樓的動靜？」
　　莉娜望向天花板，她的目光變得可怕。「不，」她終於開口說，「她看見了我。」
　　「哪裡？」
　　「花園裡。」
　　「花園？你在花園裡幹什麼，莉娜？」
　　她張口準備回答，但突然把臉埋在掌心裡，哭了起來。加百列緊緊地抱著她，對她悄無聲息的哭泣感到震驚。莉娜·赫茨菲爾德，這個黑暗中的孩子、閣樓裡的孩子，直到今天，還能夠一聲不響地哭泣。
19
　　荷蘭，阿姆斯特丹
　　接下來，他們聽到了莉娜·赫茨菲爾德的證言。她的罪行源於一個瘋狂想要觸摸白雪的孩子做出的一個小小的叛逆舉動。她並沒有事先策劃那次冒險，實際上，直到今天，她仍然不知道1943年2月12日那天清晨，是什麼力量把她喚醒，又是什麼力量推動著她從床上悄悄爬起來，走下樓梯，離開閣樓。她記得當時正門走廊裡一片漆黑，但即便什麼都看不見，她也能輕而易舉地找到洗手間。在過去的五個月裡，她每天都經過同樣的七步路走到洗手間，一天兩次。走那七步路是她唯一的運動方式，是她從閣樓裡單調機械的生活中短暫逃離，看見外面世界的唯一機會。
　　「洗臉池旁邊有一扇窗戶。窗口又小又圓，窗外可以看見房子的後花園。德格拉夫太太跟我們強調過，每次進洗手間的時候必須把窗簾拉緊。」
　　「但是你沒有聽她的話，拉開了窗簾？」
　　「三不五時地就會，」她停了一下，接著說，「我當時還是個孩子。」
　　「我知道，莉娜，」加百列用寬慰的口吻說，「說說你看到了什麼。」
　　「我看見新積下的白雪在月光中閃閃發亮，我看見了星星。」她看著加百列說，「我知道現在這些對於你來說很稀疏平常，但對於一個在閣樓裡被關了五個月的孩子來說，它……」
　　「難以抗拒？」
　　「它就像是天堂。雖是天堂的一角，但畢竟是天堂。我想摸一摸白雪，我想看星星，我還想看著上帝的眼睛，問問他，為什麼他要這麼對待我們。」
　　她仔細地打量起加百列來，似乎在盤算著她是否真的值得把這一段回憶託付給這位上門拜訪的陌生人。
　　「你在以色列出生？」她問。
　　這次回答她的不是基甸·阿戈夫，而是加百列·艾隆。
　　「我在欣嫩子谷的農村出生。」
　　「你母親呢？」
　　「我父親一家人來自慕尼黑，我母親出生於柏林。1942年，她被送往奧斯維辛。她的父母一到集中營就被送進毒氣室，但她一直撐到了最後。1945年1月，她被押送了回來。」
　　「死亡行軍？天，她能忍受此等苦難，一定是個了不起的女人。」她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會兒，然後問，「她對你說過什麼？」
　　「我母親從來不提那件事，即便對我也不說。」
　　莉娜點點頭，表示理解。在經過一段很長的寂靜之後，她又開始描述她是如何躡手躡腳地走下德格拉夫家的樓梯，溜到外面的花園裡。她沒有穿鞋，雖然穿了襪子，但還是能感覺到雪的冰冷刺骨。沒關係，那種感覺很美妙。她捧起滿滿的一把雪，朝著冰冷的空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的喉嚨火燒火燎起來。她展開雙臂，在雪地裡飛舞旋轉，星星和天空變成了萬花筒。她就這樣轉啊轉啊，一直轉到頭髮暈。
　　「就在那時，我發現隔壁人家的窗戶裡露出一張人臉。她看上去十分驚慌——發自內心的驚慌。我能想像她眼中的我是什麼樣子，一個蒼白的幽靈，一個從另外那個世界來的生物。我的第一反應是跑回屋裡，但那樣做的後果是加重了我的罪過。如果我當時能保持冷靜，她很可能就認為我只是德格拉夫家的某個小孩。但是那樣一跑，我就出賣了自己和家人。那樣一跑，就好像在扯著嗓子向全天下宣布，我是一個躲起來的猶太人。我當時可能還戴著那顆大衛星。」
　　「你把事情告訴你父母了嗎？」
　　「我想跟他們說，但我太害怕了。我幹躺在我的毯子上，一直等。幾個小時之後，德格拉夫太太給我們端來了清水，我知道，我們躲過了當晚。」
　　接下來的一天，我們仍然像之前的一百五十五天一樣機械地度過。他們疲憊地清洗身子，吃少得可憐的飯菜，每人去兩趟廁所。莉娜第二次去上廁所的時候，很想看看窗外的雪地裡是否還留著她的腳印。但是她抵制住自己的慾望，走過七步路回到樓梯口，回到了黑暗裡。
　　那晚是安息日。赫茨菲爾德一家小聲地默誦著禱告——即使他們沒有蠟燭、沒有麵包、沒有紅酒——祈禱上帝能保佑他們再度過一個星期。幾分鐘後，突擊檢查開始了：德國人的軍靴在圓石街道上鏗鏘作響，「斯托克哈德」用荷蘭語大聲地下達指令。
　　「通常，搜查隊伍總是會從我們身邊擦過，聲音逐漸變弱。但那天晚上不一樣。那天晚上，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大，震得整個房子都開始搖晃。我知道他們是衝著我們來的，我是唯一知情的人。」
20
　　荷蘭，阿姆斯特丹
　　莉娜·赫茨菲爾德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她看上去很累。加百列知道，她的心裡已經關上了一扇門。門的一邊是一位孤身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老婦女，門那頭，是一個不小心出賣了家人的孩子。加百列建議他們今晚到此為止。他甚至懷疑是不是還有繼續的必要。為了什麼呢？一幅可能永久遺失的油畫？但讓他備感驚訝的是，莉娜執意要說下去，把故事說完。不是為了林布蘭，她對他說，是為了她自己。她需要傾訴，為了那偷來的在花園裡的短暫時光，她受到了何等嚴厲的懲罰。她需要贖罪。於是，她平生第一次道出了之後的那段經歷。她描述她們一家人是如何在德格拉夫家小孩羞愧的目光中從閣樓裡被拉出來，又是怎樣被帶上一輛貨車，運往阿姆斯特丹曾經最優雅的劇院——荷蘭劇院。
　　「德國人把那裡變成了關押猶太人的羈押中心。劇院完全變了樣子，樂池裡的椅子撤走了，天花板上的吊燈也沒有了，舞臺左邊掛著很多像絞索的繩子。」
　　她的回憶裡充滿了噩夢般的影像。「斯托克哈德」們大笑著交流今晚的搜捕成果。一個想要逃跑的少年被打得失去了知覺。十幾個從老年公寓裡被拖出來的老頭老太穿著破舊的睡衣一臉平靜地坐在裡面，似乎在等待節目開演。一個身穿黑衣的高個子男人神氣活現地穿過舞臺，他一手提著一幅林布蘭，一手拿著一袋鑽石。
　　「他是黨衛軍？」
　　「嗯。」
　　「你知道他的名字嗎？」
　　她猶豫了一下，「我後來才知道的，但我不想說。」
　　加百列安撫性地點了點頭。莉娜閉上眼睛，繼續講述她的故事。她對他印象最深的，她說，是他擦得油亮油亮的皮鞋散發出的那股皮革味。他有一雙深褐色眼睛，黑色頭髮上塗滿了蠟油，皮膚蠟黃，毫無血色。他的舉止帶著一種貴族的氣質，很講禮貌。
　　「沒有哪個鄉下土老帽會穿那麼好的衣服。他的家境一定不錯，肯定是德國上流社會人士。一開始，他用流利的荷蘭語同我父親交談，知道我父親會說德語之後，才又換成德語。」
　　「你會講德語嗎？」
　　「會一點點。」
　　「你聽懂了他們的談話嗎？」
　　「零零碎碎地聽懂了一些。那個黨衛軍斥責我父親違背了有關珠寶、藝術品等猶太人財產的法令。他告訴我父親，我們被送往勞工營之前，鑽石和林布蘭都將被沒收。但他有一個要求，他希望我父親能簽署一份文件。」
　　「沒收文件？」
　　她搖搖頭：「一份賣據，不是賣鑽石，而是賣林布蘭。他希望我父親把那幅畫賣給他，價格是一百荷蘭盾，當然，錢以後再付。一百荷蘭盾……比猶太人捕手在運氣好的時候一晚上賺的錢還少。」
　　「你看到那份契約了？」
　　她猶豫了一下，緩緩地點了點頭：「德國人做什麼事都講究精確。紙質文件對他們來說很重要。他們把什麼事情都用紙筆記錄下來。毒氣室裡每天死了多少人，留下了多少雙鞋，把死人扔進火葬場之前從他們身上捋下來多少克金子。」
　　莉娜的聲音再一次低了下去。她沉默了好一陣子，加百列甚至擔心她是不是忘了他們的存在。但很快她又恢復了鎮定，繼續她的故事。今晚，莉娜·赫茨菲爾德已經選中加百列和基婭拉作為她的聽眾。今晚，不准回頭。
　　「後來我才明白為什麼那個黨衛軍需要我父親的簽名。偷一袋鑽石是一回事，但偷一幅畫，尤其是一幅林布蘭就是另一回事了。很諷刺，不是嗎？他們殺了六百萬人，但他竟然向我父親索要一份林布蘭的賣據。他希望拿到那張紙，然後對外宣稱，他是以合法手段購買那幅油畫的。」
　　「那你父親是怎麼做的？」
　　「他拒絕了那個人。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是從哪裡找來的勇氣。他告訴那個黨衛軍，他很清楚前面等待我們的將是什麼命運，他不會簽署任何文件。那個黨衛軍似乎很驚訝。我想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一個猶太人敢那麼對他說話了吧。」
　　「他威脅了你父親？」
　　「沒有，事實正好相反。他一開始有點不知所措，但後來，他看到了瑞秋和我，於是微微一笑。他說勞工營不是小孩子待的地方。他說他有個解決辦法，一個交易，兩條命換一幅畫。如果我父親簽了那張賣據，他就讓我和瑞秋活下來。一開始我父親還有些猶豫，但我母親說服了他，我們別無選擇。至少她們還能互相有個伴兒，她說。最後，我父親屈服了，他在賣據上簽了字。賣據一共兩份，他一份，那個黨衛軍一份。」
　　莉娜的眼裡突然噙滿了淚水，她的兩手開始顫抖。她不再悲傷，而是憤怒。
　　「但是那個禽獸得償所願以後，馬上變了主意。他說他說錯了，他沒辦法帶走兩個小孩，只有一個能走。然後他指著我說，『那個，那個金髮碧眼的女孩。』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個黨衛軍讓赫茨菲爾德一家人做最後的道別。動作快點，他說，語氣裡充滿了虛情假意。莉娜的母親和妹妹哭著與她擁別，但她父親仍然保持著表面的鎮定。他緊緊地抱著莉娜，小聲地對她說他永遠愛她，不久之後，他們一家人還能團聚。莉娜感覺到父親把什麼東西塞進了她外套口袋裡。幾秒鐘之後，那隻禽獸把她帶出劇院。一直往前走，赫茨菲爾德小姐，他不斷地說。千萬不要回頭，如果你回頭看，只要看一次，我就把你和他們一起送上火車。
　　「你猜猜我做了什麼？」她問。
　　「你一直往前走。」
　　「對。赫茨菲爾德小姐一直往前走，她沒有回頭看，一次也沒有。就這樣，她再也沒有見過她的家人。三個星期之後，他們全死了。但是，赫茨菲爾德小姐沒有死。她還活著是因為她有金色的頭髮。而她妹妹之所以化為灰燼，是因為她的頭髮是黑色的。」
21
　　荷蘭，阿姆斯特丹
　　莉娜·赫茨菲爾德再一次開始了躲藏的生活。她的長征之旅始於劇院對面的那棟大樓，即米登路莊園31號。那裡原本是工薪家庭小孩的日託中心，後來被納粹黨人改成了專門收留嬰幼兒的第二個羈押中心。然而，在驅逐運動期間，有幾百個小孩被裝在木板箱和麻袋裡私運出去，交到荷蘭抵抗運動人士手中。
　　「那個黨衛軍把我送到育嬰室，交給了那裡的工作人員。我很驚訝，他竟然說話算話了，但他畢竟拿到了畫。戰爭總是充滿這種無法解釋的矛盾。前一分鐘，他是一個殘酷無情的禽獸，下一分鐘，他又有了那麼一點人」
　　莉娜被裝在一輛轎車的後車箱裡，偷運到荷蘭西北部的弗里斯蘭省，交到一對積極參加荷蘭抵抗運動的無兒無女的夫婦手裡。他們給她取了一個新名字，告訴鄰居她是一名孤兒，家人都死於德國1940年5月對鹿特丹發起的那場爆炸襲擊。夫婦兩人都是虔誠的喀爾文教徒，所以希望每個週日莉娜能和他們一起去參加教堂活動，以便掩飾她的身分。但是在家裡的時候，他們鼓勵她繼續做一名猶太人。
　　「你可能覺得這一點很難理解，但我覺得我還是蠻幸運的。很多躲在基督家庭裡的小孩都有過可怕的經歷。但我得到了很好的照顧，得到了很多溫暖和關愛。」
　　「戰爭結束之後呢？」
　　「我沒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我一直待在弗里斯蘭省，待到十八歲。我上了大學，成了一名教師。我很多次都想移民到以色列或者美國去，但最終我決定留下來。我覺得，留在阿姆斯特丹與死去的亡靈待在一起是我的責任。」
　　「你試過要回你們家的房子嗎？」
　　「要不回來。戰爭結束之後，荷蘭政府宣布，房產目前的所有人的權利和之前猶太人所有人的權利是同等的。也就是說，除非能證明買走我們家房子的那個人當時採取了不正當手段，否則我無權把他趕出去。再說，我也沒有證據能證明那套房子曾經歸我父親所有，也證明不了我父親已經過世，而這兩項證明都是依法需要出示的證據。」
　　「林布蘭呢？」
　　「在我眼裡，畫中的那個女人是導致我們一家人被殺害的幫凶。我再也不想見到她。」
　　「但是你留著那張賣據。」加百列說。
　　閣樓裡的孩子疑惑地看著他。
　　「你父親與你道別時放在你口袋裡的東西不是那張賣據嗎？」
　　她仍然沒有回答。
　　「你藏起來的那段時間，一直把它放在身上，對吧，莉娜？你留著它，是因為那是你父親留給你的唯一一件東西。」加百列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那張賣據呢，莉娜？」
　　「在我床頭櫃最上面的那層抽屜裡。我每晚睡覺前都要把它拿出來看看。」
　　「你能把它給我嗎？
　　「你為什麼要這種東西？」
　　「你的林布蘭現在就在某個地方，我們要去把它找回來。」
　　「那幅畫沾滿了人血。」
　　「我知道，莉娜。我知道。」
22
　　荷蘭，阿姆斯特丹
　　他們從莉娜·赫茨菲爾德家裡走出來時，已經快到午夜11點了。外面在下雨，雨滴狠狠地砸在人行道上。基婭拉想攔一輛計程車，但加百列堅持走回去。他們在荷蘭劇院門口逗留了好一陣子。那裡現在改成了一個紀念堂，以悼念那些曾經被關押在裡面的猶太人。隨後，他們走向猶太人大街街頭林布蘭的老房子。兩個地點竟相距如此之短，加百列非常驚嘆。一公里，最多。但他相信，到下一條線索的距離肯定比它長。
　　他們走進酒店附近一家安靜的餐廳吃飯，兩個人都沒有什麼胃口，而且兩人都隻字不提剛才聽到的那些恐怖的往事。回到酒店後，他們相繼上床睡覺了。基婭拉做了噩夢，但令她驚訝的是，夢中的主角不再是伊凡·哈爾科夫，而變成了一個黑衣男子。那個人想要奪走她懷裡的孩子。她強迫自己醒過來，看見加百列正坐在寫字檯前，檯燈亮得刺眼。他手中的筆在紙上飛快地滑動。
　　「你在幹嗎？」
　　「回去睡覺。」
　　「我夢到他了。」
　　「我知道。」
　　第二天早晨，加百列還未醒來。基婭拉看見了他辛苦一晚的成果。油畫賣據下面放著一份很多頁紙的文件。紙是酒店的紙，筆跡是加百列獨特的左手字跡。文件第一頁的最上方寫著日期和所在城市，還有「莉娜·赫茨菲爾德的證言」幾個字。基婭拉飛快地翻閱文件，為她看到的一切感到震驚。加百列憑藉著完美的記憶力，竟一字不漏地記下了他們昨晚所有的談話內容。在最後一頁上，他寫了一小段給他自己的話——
　　有時候，找到一幅畫的最佳途徑就是找出它曾經待過的地方。
　　找到庫特·沃斯。
　　找到油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