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在倫敦，夜來得太快，如一個不祥的預兆，懸浮在上午的空氣裡，等到了下午，藍灰色的薄暮降臨，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全都蒙上一層哀傷的氣息。在最初幾個星期裡，那股沒有重量的逼人的寒意，令奧賓仔驚惶，凍乾了他的鼻孔，加深了他的焦慮，使他過於頻繁地小便。他會疾步走在人行道上，把自己緊緊埋攏，手深插在表哥借給他的外套裡，一件灰色的羊毛外套，袖子幾乎蓋沒他的手指。有時，他會駐足在地鐵站外，通常是在賣花或賣報的小販旁，觀察與他擦身而過的人。他們走得如此之快，這些人，他們彷彿急著奔往一個目的地，一個人生的方向，但他沒有。他的眼睛跟隨他們，懷著失落的渴望，他會在心中唸道：你們可以工作，你們是合法的，你們是光明正大的，你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幸運。
　　他與為他安排婚事的安哥拉人的碰面，就在一個地鐵站，距離他來英國整整兩年零三天——他一直數著日子。
　　「到時我們在車裡談。」他們中的一人早先在電話裡說。他們的老式黑賓士車保養得過分講究，車裡的地毯因吸過塵而起伏不平，皮座椅擦得鋥亮。那兩人長得甚像，粗濃的眉毛幾乎碰在一起，雖然他們告訴他，他們只是朋友，他們穿戴得也甚像，皮夾克和長長的金鍊子。他們所剪的大平頭，像高帽子似的頂在頭上，令他驚訝，但也許那是他們嬉皮形象的一部分，復古的髮型。他們同和他說話的語氣，帶著有經驗人士的權威，並亦有輕微的傲慢；畢竟，他的命運，在他們手裡。
　　「我們決定把地點選在新堡，因為我們認識那裡的人，而且現在倫敦太火爆，太多人在倫敦登記結婚，對，所以我們免得惹麻煩，」其中一人說，「一切都會安排妥當。你只要確保低調就好，懂嗎？在結婚手續辦成以前，千萬別招人注意。別在酒吧打架，知道嗎？」
　　「我向來不太擅長打架。」奧賓仔冷冷地說，但那兩個安哥拉人沒有笑。
　　「你帶錢了嗎？」另一人問。
　　奧賓仔遞過去兩百英鎊，全是過去兩天裡他在自動提款機上取的二十英鎊的紙幣。那是定金，證明他是認真的。稍後，在和那個女孩見過面後，他需付兩千英鎊。
　　「剩餘的部分得預付，知道嗎？我們要用其中一部分錢來四處打點，餘下的歸那個女孩。老兄，你知道，我們從中一分錢都不賺。我們通常的要價高得多，但這次我們是看在伊洛巴的份上。」第一個人說。
　　奧賓仔不相信他們的話，即便當時也不相信。幾天以後，他見了那個女孩，克洛蒂爾德，在一家購物中心的麥當勞，從那家店的窗戶可以看見街對面地鐵站陰冷的入口。他和那些安哥拉人坐在一張桌旁，他注視匆匆走過的人，好奇其中哪一個是她，而那兩個安哥拉人都在竊竊私語地講電話，估計在安排別的婚事。
　　「你們好啊！」她說。
　　她令他驚訝。他原本料想是一個用厚厚的粉蓋住滿臉麻子的人，一個粗野、世故的人。可眼前的她，天真活潑，青春洋溢，戴著眼鏡，橄欖色的肌膚，幾乎像個孩子，羞澀地朝他微笑，用吸管吸著一杯奶昔。她看上去像大學一年級新生，單純或愚蠢，或兩者兼有。
　　「我只想知道，你對做這件事毫無意見，」他對她說，繼而擔心他可能把她嚇跑，他補充道，「我非常感激，那不會麻煩你太多——一年後，我有了身分，我們就離婚。可我只想和你見一面，確認你同意這麼做。」
　　「嗯。」她說。
　　他望著她，期待聽到更多。她玩弄她的吸管，羞怯地，不與他的眼睛對視，他過了一陣才意識到，她的反應更多是衝著他，而不是衝著整件事。她被他吸引。
　　「我想幫我媽媽減輕負擔。家裡生活拮据。」她說，太多話裡暗含了一絲非英國人的口音。
　　「她是我們這邊的，懂吧。」其中一個安哥拉人說，不耐煩地，彷彿奧賓仔竟膽敢質疑他們已經告訴過他的事。
　　「把你的東西一五一十攤給他看，克洛。」另一個安哥拉人說。
　　他叫她克洛，那聽來很假：奧賓仔從他講出口的語氣和她聽到的反應，還有她臉上微微一驚的表情中察覺到這一點。那是一種故作的親暱，那個安哥拉人以前從未喊過她克洛。也許以前他甚至從未喊過她任何名字。奧賓仔納悶這兩個安哥拉人是怎麼認識她的。他們是不是有一張名單，列著持有歐盟護照而缺錢的年輕姑娘？克洛蒂爾德撥開她的頭髮，一頭濃密的小卷，扶了扶她的眼鏡，彷彿是第一次讓自己做好心理準備，然後出示她的護照和駕照。奧賓仔仔細查看了那兩本證件。他原本以為她更年輕，不到二十三歲。
　　「能告訴我你的號碼嗎？」奧賓仔問。
　　「有什麼事打電話給我們就行。」兩個安哥拉人說，幾乎異口同聲。可奧賓仔把他的號碼寫在餐巾紙上，推到她面前。兩個安哥拉人朝他投去詭譎的一瞥。後來在電話裡，她告訴他，她在倫敦生活了六年，欲存錢學時裝設計，儘管此前安哥拉人告訴他，她住在葡萄牙。
　　「你想見面嗎？」他問，「假如我們試著對彼此建立一些了解，事情會容易許多。」
　　「好。」她毫不猶豫地說。
　　他們在一家酒吧吃了炸魚配炸薯條，木桌邊上結著一層薄薄的塵垢痂，她講述自己對時尚的鍾愛，向他打聽奈及利亞的傳統服飾。她似乎成熟了一點，他注意到她臉頰上的閃光，她的頭髮比先前捲得更定型，於是猜到她花心思打扮了一番。
　　「有了身分以後，你打算做什麼？」她問他，「你會把女朋友從奈及利亞接來嗎？」
　　她的開門見山觸動了他。「我沒有女朋友。」
　　「我從未去過非洲。我很想去。」她說到「非洲」時語帶眷戀，宛如一個心懷傾慕的外國人，給這個詞注滿異國情調的刺激。她的安哥拉黑人父親在她僅三歲時離棄了她的葡萄牙白人母親，她告訴他，從那以後她就沒有見過他，也從沒去過安哥拉。講這話時，她一聳肩，眉毛憤世嫉俗地向上一挑，彷彿她已不把那當一回事，一個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勉力之舉，如此格格不入，反而向他表明，她多麼耿耿於懷。對於她人生中的困苦，他想了解更多，她粗壯、有致的身體的各個部分，他渴望觸摸，但他謹防把事情複雜化。他會等到結婚以後，等他們的關係結束了交易這一面後。她似乎心照不宣地明白這一點。於是，在隨後的幾週裡，他們見面聊天，有時練習將來在移民面試時如何回答問題，其餘時候則只談論足球，他們之間壓抑的慾望變得益發迫切——慾望就在他們在地鐵站等車，彼此靠得很近卻沒有身體的接觸時；也體現在他們互相打趣時，她取笑他支持阿森納，他取笑她支持曼聯；慾望也在他們戀戀不捨的對視裡。在他付給了安哥拉人兩千英鎊的現金以後，她告訴他，他們只給了她五百英鎊。
　　「我只是同你說一下。我知道你沒有再多的錢了。我願意幫你這個忙。」她說。
　　她看著他，水靈靈的眼睛裡含著未說出口的話，她使他重新有了完整的感覺，使他記起他多麼渴望某些簡單純淨的東西。他想要吻她，她的上唇塗了唇彩，比下唇更粉紅更亮；想要抱住她，告訴她，他有多麼深厚而難以抑制的感激。她永遠不會攪動他憂心如焚的愁腸，永遠不會在他面前耀武揚威。伊洛巴曾告訴他，有個東歐女人在進法院辦婚禮的前一個小時，要求和她結婚的奈及利亞人額外給她一千英鎊，否則她就走人。慌亂中，那人開始給他的所有朋友打電話，籌錢。
　　「老兄，我們給你的是個好價錢。」當奧賓仔問起他們給了克洛蒂爾德多少時，其中一個安哥拉人只說了這麼一句，用屬於他們的口吻，那種清楚自己多麼不可或缺的人的口吻。畢竟，是他們帶他去律師辦公室。律師是個聲音低沉、坐在轉椅裡的奈及利亞人，一邊向後滑動、把手伸向文件櫃，一邊說：「就算你的簽證過期，你還是可以結婚。事實上，結婚是你如今唯一的選擇。」是他們，提供了過去六個月的水和瓦斯帳單，上面寫著他的名字和一個新堡的地址，是他們找到一個人「解決」他的駕照問題，一個暗號叫「布朗」的人。奧賓仔在巴金的火車站和布朗碰面；他照約定站在大門近旁，夾雜在熙攘的人群中，四處張望，等待他的電話響起，因為布朗拒絕給他一個聯繫號碼。
　　「你在等人嗎？」布朗站在那裡，一個瘦小的男人，頭上的冬帽拉低至眉毛處。
　　「是的。我叫奧賓仔。」他說，感覺自己像間諜小說裡的人物，必須用傻乎乎的暗語講話。布朗領他到一處安靜的角落，遞給他一個信封，東西在裡面，他的駕照，印著他的照片，逼真、略有磨損的外觀，像是已經用了一年。一張小巧的塑膠卡片，在他口袋裡卻有千斤重。幾天後，他揣著這張卡片走進倫敦的一棟大樓，從外面看，那大樓像教堂，有尖頂，莊嚴肅穆，可裡面很破敗，似不堪重負，人頭攢動。白色的板子上潦草地標識著：出生和死亡登記這邊，婚姻登記這邊。奧賓仔謹慎地板著臉，擺出不喜不悲的表情，把駕照遞給工作檯後面的登記員。
　　一位女士朝門口走去，大聲地在和她的同伴說話。「瞧這地方擠得全是人。都是來假結婚的，他們統統是，因為布倫基特要抓他們了。」
　　她可能是來做死亡登記，她的話只是發洩心中的悲痛，但他還是感到熟悉的因驚慌而引起的胸悶。登記員正在檢查他的駕照，耗時過久。那幾秒鐘被延長、凝固了。都是來假結婚的，他們統統是，這些話在奧賓仔的腦海裡迴響。終於，登記員抬起頭，推過來一張表格。
　　「要結婚了，是嗎？恭喜！」那話裡包含了頻繁重複的機械式的興高采烈。
　　「謝謝。」奧賓仔說，努力放鬆他的臉。
　　在那張工作檯後面，一塊白板靠在牆上，用藍筆寫著排定的婚禮舉行地點和時間；最底下有個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奧科利·奧卡福爾和克里斯朵·史密斯。奧科利·奧卡福爾是他中學和大學時的同班同學，一個文靜的男孩，因為他的名字是一個姓氏而遭人取笑，後來上大學時他加入了一個不良的異教組織，隨後，在一次曠日持久的罷工期間離開了奈及利亞。如今他出現在這裡，一個名字的幻影，即將在英國結婚。說不定也是一場為了身分的婚姻。奧科利·奧卡福爾。上大學時大家叫他狗仔奧科利。黛安娜王妃去世那天，課前一群學生聚在一起，討論當天早上他們在廣播裡聽到的內容，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狗仔」，個個聽起來無所不曉、自信滿滿，直到在一個間歇，奧科利·奧卡福爾悄悄地問：「可到底狗仔是什麼人啊？是騎摩托車的人嗎？」當即讓自己得了狗仔奧科利的綽號。
　　那段回憶，清晰得如一道光柱，把奧賓仔帶回到他依舊相信天地萬物會順從他的意志的歲月。走出那棟樓時，他悵然若失。有一次，正值他大學最後一年——那一年，人們在街頭跳舞，因為阿巴查將軍死了，他的母親說：「有一天，我抬頭仰望，所有我認識的人或死了或在國外。」她的語氣疲憊不振，當時他們坐在客廳，正吃著煮玉米和紫薯。他察覺到，她的話音裡有挫敗的哀傷，彷彿她將去加拿大和美國教書的朋友，向她證實了她個人的一敗塗地。一時間，他覺得自己彷彿也背叛了她，因為他有自己的打算：去美國攻讀研究生，在美國工作，在美國生活。這是他長久以來的一個計劃。當然，他明白美國大使館可能有多麼不可理喻——竟然連校長某次要去開會也遭拒籤——但他從未懷疑過自己的計劃。日後，他會納悶自己為何如此有把握。也許是因為他從未簡單地只想去國外，像許多其他人一樣；有些人現在打算去南非，那令他覺得可笑。目標始終是美國，唯一的美國。一份經過多年醞釀和培養的渴望。他小時候看過的、奈及利亞國家電視臺播出的《安德魯出走》的廣告，為他的渴望提供了雛形。「兄弟們，我要走啦，」片中的安德魯說，趾高氣揚地盯著鏡頭，「沒有平坦的馬路，沒有電燈，沒有水。兄弟們，你們連一瓶汽水都喝不到！」在安德魯出走之際，布哈里將軍的士兵正在街頭鞭打成年人，大學老師正在為提高工資而罷工，他的母親決定，他不能再隨心所欲地喝芬達，而只有在星期日獲得准許後才能喝。於是，美國成了一個可以不經准許一瓶接一瓶喝芬達的地方。他會站在鏡子前，重複安德魯的臺詞：「兄弟們，我要走啦！」後來，通過搜尋有關美國的雜誌、書籍、電影和二手故事，他的渴望蒙上了一小層神祕的特質，美國成了他註定的落腳地。他預見自己走過哈萊姆區的街道，和他的美國友人討論馬克·吐溫的優點，凝視美國總統山。大學畢業後過了幾天，他懷著滿肚子對美國的認識，到拉各斯的美國大使館申請簽證。
　　他早已知道最好的面試官是金鬍子男人，在隨著隊列移動時，他盼望面試自己的不會是傳說中的魔頭，一個漂亮的白種女人，以衝著麥克風尖吼和連對老奶奶也出言不遜而著稱。最後，輪到他時，金鬍子男人說：「下一個！」奧賓仔走上前，把他的表格從玻璃窗下遞進去。那個男的掃了一眼表格，和藹地說：「抱歉，你不合格。下一個！」奧賓仔傻了眼。其後的幾個月裡，他又去了三次。每次，面試官根本不看他的資料，直接告訴他：「抱歉，你不合格。」每次，他從大使館樓空調的涼意中出來，走進熾烈的陽光下，怔怔的，難以置信。
　　「那是懼怕恐怖主義，」他的母親說，「美國人現在對外國男青年心存敵視。」
　　她勸他找一份工作，過一年再試。他的求職申請一無所獲。他到拉各斯、哈科特港口和阿布賈參加評估測驗，他覺得題目不難，他參加面試，流利地回答問題，可之後久久杳無音信。有些朋友陸續找到工作，他們沒有他那樣優良的成績，也不像他那麼能言善道。他好奇僱主是不是能從他的呼吸裡嗅出他對美國的渴念，或是察覺出他依然多麼痴迷地瀏覽美國大學的網頁。他和母親生活在一起，開她的車，和尚未定型的年輕學子同宿，整夜在網咖上網，享受通宵特價，有時白天全躲在房裡看書，迴避他母親。他討厭她冷靜的樂觀，她一心努力保持積極的態度，告訴他，現在奧巴桑喬總統當權，局勢在改變，手機公司和銀行正在興起發展，招募員工，甚至還貸款給年輕人買車。不過，大部分時候，她不去打擾他。她不敲他的門。她只讓用人阿格尼絲在鍋裡留一點吃的給他，並把他房裡的髒盤子收拾走。一天，她在浴室的水池上留了張紙條給他：我受邀去倫敦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我們應該談一談。他百思不解。當她上完課回到家時，他在客廳等她。
　　「媽咪，你好。」他說。
　　她點頭回應他的問候，在桌子中央放下她的包。「我打算把你的名字放到我的英國簽證申請上，作為我的助教，」她平靜地說，「那樣，你可以拿到六個月的簽證。你可以住在倫敦，尼可拉斯那裡。看看可以找到什麼人生的出路。或許你可以設法從那裡去美國。我知道你的心思已不在這裡。」
　　他愣愣地看著她。
　　「我了解時下有這樣的做法。」她說著，坐到沙發上他旁邊的位置，試圖顯出滿不在乎的口吻，可從她話中罕見的乾脆俐落裡，他察覺到她的侷促。她屬於困惑的一代，他們不理解奈及利亞所發生的事，但任憑自己隨波逐流。她是一個獨來獨往、不求人的女性，她不會撒謊，連學生送的聖誕賀卡都不肯收，因為那可能會使她放棄原則，無論擔任哪個委員會的委員，她每一分花費都算得清清楚楚；可眼前的她，表現出彷彿說真話已成了一種他們不再能負擔得起的奢侈，那違背了她教誨他的一切。然而他知道，在他們的處境裡，真話的確已成為一種奢侈。她為了他而撒謊。假如別人為了他而撒謊，那不會有這麼大的衝擊，或根本無關緊要，但她為了他而撒謊。他拿到六個月的英國簽證，即使在動身前，他就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他好幾個月沒有和她聯繫。他不和她聯繫，因為沒有可告訴她的事，他想等到有了一些可以告訴她的事再說。他在英國三年，只和她通過幾次話，勉強的交談中間，他猜想她一定在納悶，他為什麼一事無成。可她從不詢問詳情，她只等待聆聽他願意講的事。日後，當他返鄉時，他將對自己的自命不凡、自己對她的視而不見感到憤慨，他花許多時間陪她，決意做出補償，恢復他們以前的關係，但第一步是嘗試繪出他們疏遠的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