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　　人

　　月光下，布里索睡得正香。他仰面躺在床上，胖肚子高高挺起，嘴角翹出一個愚蠢的笑容，他彷彿是種無生命的物體，比如說一個大足球或兩張歌劇票。過了一會兒，他翻了個身，月光好像從另外一個角度照在他身上，他正像頭道菜的二十七件套銀餐具，包括沙拉碗和湯鍋。
　　他在睡覺，克洛凱手持左輪手槍站在他跟前想，他在做夢，而我存在於現實中。克洛凱不喜歡現實，但意識到這是他能吃到好牛排的唯一地方。他以前從未殺過人。確實，他打死過一條瘋狗，可只是在它由一群精神病醫生證明它瘋掉後。(那條狗咬掉克洛凱的鼻子並笑個不停，後來被診斷出患了狂躁型憂鬱症。)
　　夢中，布里索在陽光照耀的海灘上，正開心地跑向母親張開的手臂，但在他正要擁抱那個流著眼淚的灰白頭髮女人時，她變成了兩勺香草味的冰淇淋。布里索呻吟了一聲，克洛凱放下左輪手槍。他是從窗戶進來的，在布里索跟前已經沉著地站了兩個多小時，就是摳不了扳機。有一次，他甚至打開保險並把槍口捅進了布里索的左邊耳朵。正在此時，門那邊傳來一聲響動，克洛凱一下子跳到衣櫃背後，手槍仍戳在布里索的耳朵裡。
　　布里索太太穿著一件花朵圖案浴衣進了房間，擰開一盞小小的燈，注意到那件武器戳在她丈夫的腦袋一側。幾乎像個母親般，她嘆口氣把它拿開並放到枕頭邊，還把掀開一角的被子掖好，啪的一聲關了燈就出去了。
　　昏過去的克洛凱一小時後醒了。驚慌失措中，他想像自己是個孩子，再次回到了里維埃拉，然而一刻鐘過去了，他沒看到遊客，這才想到他仍在布里索的衣櫃背後。他又回到床前，抓過手槍，再次對準布里索的腦袋，卻仍然沒能開這一槍，來結果這個惡名昭彰的法西斯告密者。
　　蓋斯頓·布里索來自一個富有的右翼家庭，早就立志當職業告密者。還是個小夥子時，他上過演講課，目的是讓告密時口齒更清晰。他曾向克洛凱承認：「天啊，我真喜歡告別人的密！」
　　「為什麼呢？」克洛凱問。
　　「不知道。是讓他們不好過、尖叫吧。」
　　克洛凱想道，布里索對他的朋友完全是為告密而告密，真是罪大惡極！克洛凱以前認識一個阿爾及利亞人，喜歡拍打別人的後腦勺，然後又微笑著否認。世界上的人似乎分成兩種，好人和壞人，克洛凱心想，好人睡得更香，而說起醒著的時候，壞人似乎過得更開心得多。
　　克洛凱和布里索是幾年前認識的，經過很奇特。有天晚上布里索在雙偶咖啡館喝醉了，搖搖晃晃地走向河邊。他以為已經到了自己所住的公寓，便脫了衣服，卻沒躺到床上，而是掉進了塞納河。他想拉被單蓋時抓了一手水，就尖叫起來。克洛凱剛好正在順著新橋追他的假髮，聽到冰冷的水裡傳來一聲喊叫。那天晚上風大，天又黑，克洛凱只有一瞬間來決定他要不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位陌生人。由於不願空著肚子做這個關係重大的決定，就進了一間餐館吃飯。之後，滿懷悔恨的他去買了些漁具又回到現場，想把布里索釣上來。一開始他試了乾蒼蠅，但布里索太聰明，沒上鉤，最後克洛凱不得不以免費上跳舞課為誘把他哄上岸，然後用網把他撈起來。在對布里索量長度並稱重時，兩人成了朋友。
　　克洛凱很快又走近布里索沉睡中的笨重軀體，再次舉起手槍。在沉思自己行為的意義時，一陣噁心感掠過他的心頭。這是種存在主義的噁心，由於十分強烈地意識到生命的偶然性而導致，用一顆普通的感冒藥無法紓解，而需要一顆存在主義的感冒藥——那是巴黎左岸藥店裡賣的一種產品，藥片很大，像汽車輪轂蓋，溶於水，能消除對生命考慮太多時產生的噁心感。克洛凱覺得吃了墨西哥食品後也有用。
　　克洛凱此時想道，我選擇殺死布里索的話，我就把自己定義成一個謀殺者，我就會成為殺人者克洛凱，而不是簡簡單單的我：在巴黎大學教家禽心理學的老師。通過選擇我的行為，我就為全人類選擇。但如果全世界每個人都像我一樣，來這裡對準布里索的耳朵開槍打死他怎麼辦？真夠亂的！還不用說門鈴會整夜響個不停。當然，我們還需要有服務員代客泊車。噢，天啊，再考慮到道德或倫理，讓人腦袋都大了！最好別想太多，更多依靠身體吧——身體更靠得住。它開會時到場，穿上運動服樣子不錯，真正方便的，是你想來個全身按摩的時候。
　　克洛凱突然覺得需要再次肯定自己的存在，就在布里索的衣櫃那裡照鏡子。(他每經過一面鏡子，必定要瞄一眼。有次在一間健身俱樂部裡，他盯著自己在游泳池裡的倒影，時間久得讓管理人員不得不把水放乾。)沒用，他無法打死一個人。他放下手槍就跑掉了。
　　到街上後，他決定去圓頂咖啡館喝杯白蘭地。他喜歡圓頂咖啡館，因為那裡總是明亮而且擁擠，但他總是能找到一張桌子坐——這跟他自己的公寓很不一樣，在他所住的公寓裡，光線陰暗，令人壓抑，他母親也住那裡，常常不准他坐下。可是今晚，圓頂咖啡館裡全是人。都是些什麼人啊，克洛凱納悶。他們似乎模糊地形成一個抽象概念：「群眾」。然而沒有群眾，他想，只有個人。克洛凱覺得這是個異常精彩的觀點，可以在時髦的宴會上說說，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因為諸如此類的高見，一九三一年以來，他就從未被邀請參加過任何一種社交聚會。
　　他決定去茱麗葉家。
　　「你幹掉他了嗎？」走進茱麗葉的公寓時，她問他。
　　「對。」克洛凱說。
　　「你肯定他死了嗎？」
　　「好像死了。我模仿了一段莫里斯·雪佛萊(法國演員、音樂歌手、娛樂演員)，通常會博得滿堂喝采，但這次什麼也沒有。」
　　「好，那他就永遠不能再叛黨了。」
　　茱麗葉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克洛凱提醒自己，而且是最有意思的那種——有對晒黑了的長腿。據他所知，她是那種腦子裡能同時擁有兩種完全不同概念的少數幾個女人，如黑格爾辯證法和如果你在某個人正演講時，把你的舌頭伸進他耳朵，為什麼他的說話聲就像傑里·劉易斯。她這時穿著緊身裙及襯衫站在他面前，他想占有她——像擁有任何別的物體那樣，如他的收音機，或者被占領期間戴著去騷擾納粹的橡膠製豬面具——就像那樣擁有她。
　　突然他和茱麗葉在做愛——要嘛只是性交？他知道性和愛有區別，但是覺得除非兩人之一戴著吃龍蝦時的圍兜兜，兩種行為才都很棒。他沉思道，女人是種溫柔的、包容性的存在，活著也是種溫柔的、包容性的存在，有時將你完全包容，然後你就永遠別想出去，除非在某些真正重要的情形下，比如你母親的生日或者有當陪審員的義務時。克洛凱經常想到「生存」和「在世上生存」之間區別極大，並認為無論他屬於那一類，另一類人絕對過得更開心。
　　做完愛後，他照例睡得很好。然而第二天早上，令他萬分震驚的是，他因為謀殺了蓋斯頓·布里索而被捕。
　　在警察局，克洛凱聲稱自己無辜，但他們告訴他布里索的房間裡到處有他的指紋，找到的手槍上也有。克洛凱闖進布里索家後，還犯了個錯誤，即在來賓留言簿上簽了名。毫無希望，這是樁一清二楚的案子。
　　接下來幾週裡進行的審判像是一場馬戲表演，不過在把大象拉上法庭時遇到了一些麻煩。最後，陪審團認定克洛凱有罪，他被判決上斷頭台。他為爭取寬大處理而提出上訴，卻因為一個技術性問題被駁回，即克洛凱的律師遞交上訴狀時，戴著紙板做的假鬍子。
　　六星期後，在被處決的前夜，克洛凱獨自待在牢房，仍然無法相信過去幾個月內所發生的事——特別是法庭上的大象。明天此時，他將已經死掉。克洛凱一直以為死亡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我注意到它經常發生在胖人身上。」他告訴律師。對克洛凱自己而言，死亡似乎無非是另外一個抽象概念而已。人會死，他想，但克洛凱也會嗎？這個問題令他困惑，然而看守之一在便條紙上畫了幾幅簡單的素描，便把問題解釋清楚。這是逃無可逃的，很快，他將不復存在。
　　我快死了，他留戀地想，但普勞特尼克夫人——她臉長得就像一間海鮮餐館菜單上的東西——會活下去。克洛凱驚慌起來。他想跑掉躲起來，甚至更好的是，變成某種結實耐久的東西——比方說一張笨重的椅子。一張椅子不會有麻煩，他想，它就放在那裡，沒人去煩它，它不用付房租，也不用捲入政治。一張椅子不會碰疼腳趾或者把防寒耳罩放錯地方，它不是非得面帶笑容或者理髮不可，永遠不用擔心如果帶它參加一個派對，它會突然咳嗽或者當眾喧鬧。人們只是坐在一張椅子上，那些人死了，別人又會來坐。從這番推理中，克洛凱得到了安慰，獄卒來給他剃脖子上的頭髮時，他裝作自己是把椅子。他們問他最後一頓飯想吃什麼，他說：「你們問一件家具它想吃什麼？幹嘛不給我裝上椅套？」他們瞪著他看時，他軟了下來，說：「那就來點俄羅斯調味醬吧。」
　　克洛凱一直是個無神論者，可是當伯納德神父到來後，他問還來不來得及皈依。
　　伯納德神父搖搖頭。「一年裡的這時候，我想各種主要信仰的人數全滿員了。」他說，「時間這麼緊迫，我大概最多可以打個電話安排你信印度教什麼的。不過我需要一張護照用大小的照片。」
　　沒用，克洛凱沉思道，我必須獨自面對我的命運。沒有上帝，人生沒有目的，一切無法持久。宇宙燃盡之時，就連偉大如莎士比亞的作品都會消失——當然，如果沒了像《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莎士比亞著名劇作之一)這齣戲還不算太糟糕，可別的呢？怪不得有人要自殺！為什麼不阻止這種荒唐事發生？這種名為人生的空空洞洞的看手勢猜字謎遊戲，為什麼要經歷它？除了我們體內有個聲音在說「活著吧」，別的還有什麼原因？從某處內心地帶，我們總能聽到那句命令：「活下去！」克洛凱聽出了那是誰的聲音：賣給他保險的那位。那當然，他想——費甚比恩公司是不想賠錢啊。
　　克洛凱渴望自由——離開監獄，在一塊空曠的草地上跳躍。(克洛凱高興時總要跳，的確，這一習慣讓他參不了軍。)想到自由，讓他既振奮，又懼怕。我真正自由的話，他想，就要完全人盡其才。也許我可以當個腹語術表演者，像我一直希望的那樣。或者戴著假鼻子和眼鏡，穿著比基尼內衣出現在羅浮宮。
　　他想著可以選擇做多少事，越想越興奮，幾乎要暈倒了，此時獄卒打開牢門，告訴他殺害布里索的真正凶手剛剛招供，克洛凱可以走了。克洛凱跪下親吻牢房的地板，唱起《馬賽曲》，他流淚了！他跳起舞來！三天後，他又進了監獄，因為他戴著假鼻子和眼鏡，穿著比基尼內衣出現在羅浮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