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尼德爾曼

　　已經四個星期了，我還是難以相信桑多爾·尼德爾曼已不在人世。火化時我在場，在他兒子的要求下，由我帶軟糖來，但是我們中間沒有幾位在痛苦之外，還能想到別的事情。
　　尼德爾曼經常著迷於安排自己的葬禮，他曾告訴我：「跟埋到地下比起來，我倒特別願意被火化，不過這兩樣都好過跟尼德爾曼太太過一個週末。」最後，他選擇將自己火化，並把骨灰捐給了海德堡大學，那所大學卻把骨灰倒掉，並拿到了骨灰甕的押金。
　　我現在還想得起他的樣子，身穿皺巴巴的西裝和灰色羊毛衫。他專注於重要之事，穿外套時，常常忘了把裡面的衣架取出來。有次在普林斯頓的畢業典禮上，我跟他說起這件事，他沉著地露出微笑：「好，就讓對我的理論挑刺的人至少覺得我肩膀寬闊吧。」兩天後，他被送進貝爾維醫院，因為在跟史特拉汶斯基說話時，他突然往後翻了個觔斗。
　　尼德爾曼不太容易讓人理解。他的沉默被誤以為冷漠，不過他也會表現得熱情洋溢。在目睹了一次極為可怕的礦難事件後，他連第二塊華夫餅乾都沒能吃下去。他的沉默也讓人們敬而遠之，不過他覺得說話這種交流方式有缺陷，即使在進行最親密的談話時，他也寧願打旗語。
　　因為跟當時的校長德懷特·艾森豪辯論，他被哥倫比亞大學革去教職，之後，他拿了把地毯撣子等候這位著名的前將軍，並把他打得鼠竄，躲進了一間玩具店。(兩個人對課堂鈴代表一節課結束還是下一節課開始，大庭廣眾之下進行了激烈辯論。)
　　尼德爾曼總希望安靜地死去。「在我的書本和文章中死去，就像我的哥哥約翰那樣。」(尼德爾曼的哥哥在找一本押韻書時，被壓到拉蓋書桌下面窒息而死。)
　　尼德爾曼午餐時間觀看拆樓時，破牆的鐵球竟會打中他的頭，這誰能想到？那一下勢大力沉，尼德爾曼帶著滿面笑容死去。他最後說了句謎語一般的話：「不，謝謝，我已經有了一隻企鵝。」
　　跟通常一樣，尼德爾曼死時在忙乎幾樣事。他當時正在創造一種倫理，以他「好的以及正義的行為不只更道德，而且可以通過電話完成」這一理論為基礎。同時，他對符號學的一項新研究也進行了一半，證明(因為他極力堅持)句子結構是先天的，發牢騷則屬後天學會。最後還要完成一本關於大屠殺的書，書中有剪紙。尼德爾曼一直沉迷於跟邪惡有關的問題，曾經非常雄辯地證明只有作惡者的名字為布萊其或皮特時，才有可能出現真正的邪惡。他自己對待納粹主義的不嚴肅態度在學術圈引起過一樁醜聞，但不管怎麼樣，無論做體操還是上舞蹈課，他都走不了正步。
　　在他看來，納粹主義無非是對經院哲學的矯枉過正，他經常想以這種立場給朋友們留下深刻印象，然後會以一種裝出來的興奮扳過他們的臉說：「啊哈！抓到你的鼻子了。」一開始就去批評他關於希特勒的立場不難，然而一定要考慮到他自己的哲學著作。他不接受現代本體論，堅持認為人類存在於無窮遠之前，儘管當時沒有太多選擇。他把生存與存在做了區分，知道有一種更可取，卻永遠記不住是哪種。對尼德爾曼來說，人類自由是由對人生荒謬性的認識所構成。「上帝是沉默的，」他喜歡這樣說，「現在要是我們能讓人類閉嘴就好了。」
　　尼德爾曼推論道，真實的生存只能於週末實現，就算到了那時，也需要借一部汽車。據尼德爾曼所言，人類並非獨立於自然以外的「事物」，而是被牽涉到「自然中」，無法觀察自己的存在，只能一開始裝得漠不關心，然後抱著能瞥見自己的希望，很快跑到房間內的那頭。
　　他描述生命進程所用的術語為「AngstZeit」，大意是焦慮時刻。他還提出人類是種註定存在於「時間」中的動物，即使行為並非在那裡發生。經過長久的沉思，尼德爾曼的知識分子式正直讓他相信自己不存在，他的朋友們不存在，唯一真實的，是他給銀行打的600萬馬克的欠條。因此，他迷上了納粹主義關於權力的哲學，就如如尼德爾曼所稱：「褐色衫讓我開了眼界。」當納粹主義突出地表現得正是尼德爾曼所反對的那種威脅時，他逃離了柏林。他扮成一叢矮樹叢，只向側面走，一次走三步，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越過了邊境。
　　尼德爾曼在歐洲每到一處，學生以及知識分子對他的名氣敬仰不已，都熱情幫助他。他在流亡中，居然有時間發表了《時間、要素及現實：對虛無的系統性重估》和他那篇讀來叫人開心的論文《隱匿時的最佳就餐地點》。哈伊姆·魏茨曼和馬丁·布伯[1]募集了一筆款子，並弄到了請求允許尼德爾曼移民美國的簽名請願信，他選好的旅店當時卻客滿。德國士兵的駐地距他的藏身處只有幾分鐘路程，尼德爾曼決定不管怎樣還是要到美國。在機場又生枝節，行李超重。跟他同乘一架飛機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跟他解釋他把鞋楦從鞋子裡取出來，就什麼都能帶上。此後，兩人經常通信。愛因斯坦曾給他寫信說：「你的作品和我的很相像，但我還不是很肯定你的是說什麼。」
　　到美國後，尼德爾曼極少置身於大眾論爭之外。他出版了著名的《非存在：如果突然發生在你身上該怎樣做》，另外還有關於語言學哲學的經典著作《非存在性運作的語義學方式》，後者曾拍成一部熱門電影《夜間飛行》。
　　他曾經因為跟共產黨的關係而被勒令從哈佛大學辭職，這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成了種特色。他覺得只有脫離經濟不平等的制度，才會有真正的自由。他把螞蟻農場當作模範社會，可以幾小時地觀察螞蟻，經常嚮往地沉思道：「螞蟻真的很和諧啊。它們的女人再漂亮些該多好，那它們就算成功了。」有趣的是，尼德爾曼被國會非美委員會傳召時，他給出了一些人名，並引用他的哲學振振有詞地對他的朋友說：「政治性行為沒有道德上的後果，而且獨立於真正存在的範疇之外。」獨有這一次，學術圈保持了節制，直到幾週後，普林斯頓大學的教工才決定給尼德爾曼全身塗滿柏油並黏上羽毛。順便說一句，尼德爾曼利用這同一種推理法來辯解他的自由之愛是正當的，兩個年輕的學生卻都不買帳，那個16歲的還揭發了他。
　　尼德爾曼很熱心於制止核試驗，曾經坐飛機去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和幾個學生拒絕離開某個地點，那裡計劃進行一次核爆炸。當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試驗顯然將按原計劃進行時，有人聽到尼德爾曼在嘟囔「哎呀呀」，然後就逃掉了。然而報紙上沒印出的是，他整整一天沒吃過飯呢。
　　回想起人所共知的尼德爾曼不算難事。傑出，執著，《語氣的風格》作者。但我總會充滿感情地回想起的，是私下的尼德爾曼，桑多爾·尼德爾曼，總是戴一頂他喜歡的帽子。的確，他是戴著一頂帽子火化的，我相信是一等品。或者是熱衷看迪士尼電影的尼德爾曼，儘管馬克斯·普朗克[2]透澈地跟他解釋過動畫原理，但誰也勸阻不了他去打電話找米妮老鼠。
　　尼德爾曼來我家做客時，我知道他喜歡某個牌子的鮪魚罐頭。我在客人廚房放了幾罐。他靦腆得無法向我承認他對這種罐頭的喜愛之情。不過有一次，他以為自己是一個人待著，就把每罐都打開，並若有所思地說：「你們都是我的寶貝。」
　　在米蘭，當尼德爾曼、我還有我女兒一起看歌劇時，他身子探出包廂而跌下了樂池。他過於驕傲，以至於不願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在一個月的時間內，他每天晚上都去看歌劇，每次都掉下去一次，不久得了輕度腦震盪。我提出他可以別跳了，因為他已經說明了他的意思。他卻說：「不，再來幾次吧，這真的不算太糟糕。」
　　我還記得尼德爾曼的70歲生日。他太太給他買了睡衣。尼德爾曼顯然感到失望，因為他暗示過想要輛新的賓士車。儘管如此，他很有其人特色地躲到書房自個兒發脾氣。然後，他面帶笑容又出現在他的生日派對上，並穿著這件睡衣參加了阿拉貝爾兩齣短劇的首演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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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哈伊姆·魏茨曼(1874—1952)，出生在波蘭的以色列化學家和政治家，曾任以色列第一任總統(1948—1952)；馬丁·布伯(1878—1965)，奧地利裔的猶太學者和哲學家。
　　[2]：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德國物理學家，因其在有關量子理論方面的發現而獲1918年諾貝爾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