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一九六四年八月下旬，二十九歲的我攜內人瑪麗，還有我們的兩個孩子，帶上五隻手提箱以及希望能成為我發表的第三部小說的第一章手稿，在南安普敦登上「瑪麗女皇」號郵輪駛往紐約。當時我在伯明罕大學擔任英國文學講師，獲得了哈克尼斯聯邦獎金，開始為期一年的休假，前往美國。這個了不起的基金會允許有幸獲得此項獎金的人隨意到美國任何地方開展自己的研究項目，唯一的要求是，受惠人必須花上至少三個月的時間周遊美國，為此還給他們提供了一輛租來的汽車。我們先是在位於羅德島普羅維登斯市的布朗大學安頓下來，我在那裡研究美國文學，直到一九六五年三月，我們駕駛著嶄新的雪佛蘭轎車，開始了悠長自在的旅程，一路向西，最終到達舊金山。我們動身前，我已經完成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而且已有出版商同意出版。
　　這絕對是我在最短時間內寫成的一部小說，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是我不用承擔教學任務，兼之美國之行總體上發揮了激發神思和擺脫羈絆的作用。但是這次創作相對較快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確信我抓住了一個大家相當感興趣和關注的熱門題目，尤其是(但不只是)對羅馬天主教徒而言；而且據我所知，這個題目還沒有其他小說家詳盡探討過——而我準備採用的喜劇處理手法肯定沒人用過。這個主題就是羅馬教廷有關節育的教義對天主教徒夫婦生活產生的影響，以及教廷內部新近對這些教義發出的質疑。我希望小說可以在這個話題仍然廣受關注的時候面世，並趕在任何別的作家還沒有想要就此著書立說之前。
　　對於前者，我無需過於擔心：羅馬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之前都不打算對這個問題一錘定音，教皇保羅六世在他那一年的教皇通諭(即《論人生》)中，重申了教廷禁止採用人工手段避孕的傳統教義，結果引發了不僅對性愛，也對威權和良心等更為本質性的問題展開的激辯，並一直持續至今。儘管我在較近的一部小說《你能走多遠》(一九八〇年)中也探討了這一主題，但那是從更長遠開闊的視角審視天主教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的發展變化的一種嘗試，所以我想提醒讀者，此次重印的《大英博物館在倒塌》首印於一九六五年，三年後教皇通諭才發布。不考慮這一事實，就很難理解兩部小說之間的關係和區別。
　　亞當和芭芭拉·愛坡比不是我本人和我妻子的化身，我們婚姻生活的境遇，我有幸這樣說，和他們絕無太多相似之處。儘管如此，佯稱無關是徒勞的，還是得實事求是地說，倘若不是我們在婚姻生活的早期發現(跟我們已婚的天主教徒朋友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教廷允准的唯一節育方法，亦即被稱之為節律或安全期避孕法的那一套，實行起來既無節律可言又不安全，徒增巨大的心理壓力，我也不會想到寫這樣一部小說。在《你能走多遠》中，當若干人物在小酒館聚會時，他們問自己，為什麼他們「這麼多年來堅持不懈地遵循那種令人沮喪、不便、無效、製造焦慮和緊張的規則」時，答案五花八門：有的說習慣成自然；有的說是神職人員的權力壓迫；有的說是性愛的罪惡感；有的說是對地獄的恐懼。這裡我想提出另一個理由，《你能走多遠》對此也許講得不夠透澈。那一代人中，但凡從青春期到成年早期堅持到教堂做禮拜，而且資質聰穎又受過良好教育的天主教徒，都已立下某種生存契約：為了獲得天主教玄學體系所提供的慰藉和恆定感，你就得接受隨之而來的道德律令，即使它們實行起來有時是非人地困難和苛嚴。這一體系的強大恰恰在於它的鉅細無遺、無所不包和絕不妥協的特徵，所以在這一體系中被撫養成人者都認為，質疑其中一點就等於質疑它的全部，而在其道德律令中挑三揀四，公然藐視那些在於己不利的情況下難以執行的條規，就是不折不扣的虛偽。這種對大一統的苛求可能在英、美天主教中尤為典型——歐陸文化對於原則和實踐之間的矛盾更加寬容一些；在貧窮人家和小康家庭天主教徒「聚居區」中則更為明顯。奧伯倫·沃先生在對《你能走多遠》的一篇充斥罕見敵意的評論中，在論及天主教對於性愛的傳統教義時聲稱：「無疑，少數嚴肅看待這個問題的天主教徒覺得這些教義壓抑不堪；而大多數抗命的天主教徒活得瀟灑自在。」不錯，從庫姆·弗洛里宅邸和唐賽得學校的視角看上去或許如此，但是我可以向沃先生保證，在全國各地的普通教區中生活的「大多數」天主教徒可不這麼認為。
　　我妻子和我在一九五九年結婚時，天主教禁止使用人工手段避孕的條令，在我們看來和其他教義一樣，是天主教教義中堅定不移、恆久不變的一個組成部分。可以想像有人因不能遵守它而離開教會，可是難以想像一個虔誠的完美天主教徒會去違反它；至於教廷本身會改變看法，更是不可思議。但是時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後兩種可能終於不再無法想像，人們也確實開始深入思考它們。有兩個原因導致大環境出現這一變化。第一，黃體酮避孕藥片的發明，似乎提供了一種可靠的避孕方式，因其與傳統的天主教教義無明顯相悖之處，所以很有可能會在無明顯反對意見的情況下被認可。第二，讓所有人吃驚的是，一九五八年以代教皇身分當選的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居然鼓勵天主教徒重新審視以前在自己的信仰中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各個方面。一九六二年，他召集了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向現代社會重新解釋天主教信仰，並於同年設立一個教皇委員會，研究與家庭、人口和節育相關的問題。一九六三年接任他的教皇保羅六世，更指示這一委員會專門研究教廷在節育方面的教義與避孕藥片的關係。這似乎從最高層面上承認了教廷改變其教義的可能性。
　　《大英博物館在倒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成的；不說其他，這部小說至少解釋了，為什麼和《你能走多遠》比起來，它具有更加純粹的喜劇效果。根據那種傳統的喜劇創作標準，這個故事有一個「圓滿的結局」。但是對於書中人物們所面臨的問題，這完全是一種臨時性的短期解決方案。對於他們兩人來說，要長久地解決他們性生活中遭遇的挫折感，還得看教廷是否會改變有關的教義。書中並未提到發自內心地決定不去理會教義的可能性。和大多數傳統的喜劇一樣，《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就終極主旨而言，從本質上看是保守的，其中種種衝突和誤解的消化，並未從根本上質疑激發它們的那個體系。(對體系更加刨根究底的質疑是《你能走多遠》的主題。)
　　《大英博物館在倒塌》描述的「體系」是天主教這一特定具體對象，但是在以喜劇的方式創作這部小說時，我希望表現在安全期避孕法支配下婚姻生活中的種種諷刺和荒誕現象，把它們作為一種普適和恆久的例證，亦即男性和女性在理解、安排以及滿足自己的性愛時都要經歷磨難，以此激起不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讀者們的興趣和共鳴。芭芭拉在最後一章陷入幻想的過程中把這一點表達得很明白：
　　……是性本身的問題也許性就是原罪我不知道但是我們永遠無法把它安排得有條不紊的你自以為在一個地方擺平了但它又會從另一個地方冒出來要嘛是以喜劇要嘛是以悲劇的方式沒人可免你看到一對夫婦開著他們新買的跑車去歐洲大陸嫉妒得要命可是你接著就發現他們死活生不出孩子那些不能生的想要孩子能生的又不想要或者不想要那麼多孩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
　　這個內心獨白的例子讓我想到《大英博物館在倒塌》的第二個特點，在這篇後記裡對此加以評說似乎不算離題，那就是小說中的文學戲仿和拼貼元素。在尋找故事人物，或者說一對人物，以及由此探討天主教—性愛這一主題的故事氛圍時，我一段時間之前在筆記本上信手記下的一個想法為我提供了思路。當時我曾構思創作一部關於一位英國文學研究生的喜劇小說。這人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裡從事研究，而他的生活作派和內容竟變得越來越像他所研究的那些作品了。在這一點上，我不只藉助了自己在大英博物館寫論文的經歷(內容是關於從牛津運動至今的天主教題材小說)，還有更近期對於語言如何建構虛構世界所做的研究——獲得哈克尼斯獎金前往美國之前剛好寫完，比本書晚幾個月出版，書名是《小說的語言》(一九六六年)，這是我的第一部學術批評作品。上面提到的就是我當時對小說的基本概念：一個年輕、已婚、窮困潦倒的天主教徒研究生，因為妻子可能第四次懷孕而忐忑不安；他將被迫捲入一系列圍繞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展開的古典式流浪歷險，其中每一個情節都通過戲仿、拼貼或暗示，呼應一個知名的現代小說家的作品。運用這一手段會導致語氣和敘事技法不斷發生轉換，這些將由主人公易於做白日夢和產生幻想錯覺的特點加以協調，使轉換顯得自然連貫，而主人公的這些性格特徵則又是他對自己婚姻狀況的長期焦慮造成的。亞當·愛坡比痛苦處境最本質的暗諷之處在於，他生活中唯一一個原汁原味，屬於他自己而不是哪個小說家已經「描寫」過的要素，恰恰是他焦慮的根源。「那是學者型神經衰弱的一種特殊形態，」亞當在閱覽室講述一次康拉德式的經歷時，他的朋友凱末爾如此評說，「他現在再也無法把生活和文學區分開了。」「噢，才不呢，我可以的，」亞當反駁說，「文學大多講性愛，不怎麼講生孩子的。生活則恰恰相反。」
　　戲仿在書中的運用，對我而言，無疑也是應對美國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所稱的「影響的焦慮」的一種方式——亦即每個年輕作家面對自己所繼承的厚重的文學傳統必有的畏葸感，那種儘管看來不太可能，卻非要在作品中道前人之不曾道的必要性。弗蘭·奧布賴恩在《兩鳥遊動處》中有一段話非常熨貼：
　　現代小說很大程度上應該是一部參照讀物：多數作家花去很多時間重複著前人說過的話——通常前人說得更好。不吝筆墨地指引讀者參照現存著作，可以讓讀者即刻熟悉每一個人物的本質，避免累贅的解釋，還可有效防止江湖術士暴發戶騙子手和教育程度低下的人明白當代文學的意義。解釋完畢。
　　那就是我的全部論調，布林斯里說。
　　小說中有十段戲仿或者拼貼，分別模仿了(按照字母順序，而不是按諸大家在文中出現的先後排列)約瑟夫·康拉德、格雷厄姆·格林、歐內斯特·海明威、亨利·詹姆斯、詹姆斯·喬伊斯、法蘭茲·卡夫卡、戴·赫·勞倫斯、弗雷·羅爾夫(科沃男爵，《哈德良七世》的作者)、查·珀·斯諾以及維吉尼亞·伍爾芙。還有對其他文本的暗指，比如威廉·戈爾丁的《自由落體》，也有對文學流派和亞文體樣式的間接所指：「埃格伯特·梅利瑪許」是對切斯特頓—貝洛克式散文寫作風格的漫畫式模仿；研究生雪利酒會那一幕意在對後艾米斯時代的校園小說試作一種濃縮(當時有三個一心成為小說家的年輕人在場，還忙著記筆記)，但是這一段尤其帶有麥爾坎·布拉德伯里作品《吃人是錯誤的》(一九五九年)的烙印。
　　麥爾坎是一九六一年來伯明罕大學英文系任教的，比我晚一年，我們很快成為朋友和合作者。一九六三年，我們兩人再加上一位天資聰穎的大學生，名叫吉姆·達科特(他不幸在一九八〇年去世)，通過麥爾坎跟伯明罕劇團藝術導演的關係，受聘為那個劇團創作一部諷刺滑稽劇。那是《邊緣之外》和《過去的那一週》大紅大紫的年代，諷刺劇風靡一時。我們寫的滑稽劇取題《四壁之間》，在一九六三年秋季按照預定日程上演了一個月，還算成功，雖然觀眾在劇目公演到一半場次時，因甘迺迪總統遇刺的消息而大受影響。參加演出的有一個名叫朱莉·克莉斯蒂的年輕女演員，她為了獲得話劇演出經歷，願以每週十五英鎊的薪水在劇團工作，儘管她不久前在《撒謊者比利》中的表演讓她成為身價很高的電影女星。我們幾個作家從這次演出中獲得的報酬甚至比朱莉·克莉斯蒂還要少，但是我並不後悔為此付出的時間和心血，因為我發現，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舞臺，坐在劇場裡注視著觀眾對自己寫的臺詞做出的每一個微妙的反應，實在令人心怡神馳。作品本身其實比較瑣細，生命力轉瞬即逝，但卻絕對是以一種喜劇形式寫成的，而對我來說，則是開拓了新的視野。
　　我的前兩本書，《看電影的人們》和《赤髮佬，你這個呆子》，其中也有幾處幽默時刻，但是兩書本質上都是嚴肅的，是完完全全的現實主義作品。通過《四壁之間》的這次創作經歷，我發現自己對諷刺性滑稽戲仿式的寫作興致盎然，而我以前從沒意識到自己有這方面的愛好；我還發現，這把我從精心布局的現實主義小說的規範桎梏中解放出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無論從哪方面說，都稱得上是我的第一部實驗小說。我早已意識到，在文學批評方面，我對知名的現代主義作家充滿仰慕，但是另一方面我的文學創作實踐則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現實主義和反現代主義作品的影響下形成的，喜劇似乎為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提供了一種可能。我和麥爾坎·布拉德伯里的交往，以及他本人在喜劇創作方面的示範作用，是促使我的寫作出現這一變化的重要因素。在《大英博物館在倒塌》的獻辭，以及雪利酒會那一幕中，都表述了我的感激之情。幾年後，麥爾坎離開伯明罕前往東英吉利大學任教，他如今是從事美國研究的教授。我們兩人都為這次分離感到遺憾，但是這對我們各自文學事業的健康發展也許是必需的。說實話，我們有太多時候被公眾相提並論，更別說混為一談了。(有一次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要我說明和麥爾坎·布拉德伯里究竟是不是同一個人，以此決定一次投賭的輸贏。)
　　再回到《大英博物館在倒塌》：我相當清楚，對於戲仿和拼貼的大量運用是一種危險的手法，尤有讓辨認不出這些暗指的讀者感到困惑和疏遠的危險。我的目的是讓這樣的讀者完全意識到敘事和文風的頻繁轉換，並覺得滿意；與此同時，文學功底更加深厚的讀者在看出這些戲仿後，能獲得額外的愉快。如此一來，就只能相對謹慎地運用戲仿手法，尤其是在本書的開篇部分。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戲仿文字越來越長，也益發複雜且直截了當。出於藝術審美的考慮，我希望這些段落中的最後一段成為所有戲仿中最直接、最貼切又是最為雄心勃勃的一例。同時，隨著故事接近尾聲，我也意識到，需要從另一個角度，不管多麼短暫，審視亞當·愛坡比的婚姻問題，那就是妻子芭芭拉的視角。可是拖到這會兒才突然切換「敘事角度」，會不會顯得生硬而成為過於隨意的拙劣之筆？找到一種可以引達高潮的戲仿，一下子解決這一問題，這正是小說創作中那些神思閃現的快樂時光，唯此方顯勞有所值。在哪一部著名的現代小說中，妻子這個角色在倒數第二章以前始終是她丈夫思想和認識的附庸，直到最後一章才在敘事中取得了主體意識，並對丈夫以及夫妻之間的關係提出自己嘲弄性的、實事求是的女性視角？別無其他，只有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部小說(我遲遲才意識到)，把發生的所有事情限定在一天之內，用變化紛呈的風格再現了一個又一個的情節，為《大英博物館在倒塌》提供了最基本的典範。莫利·布魯姆那段廣為人知、不加標點的內心獨白，用來實現我的意圖，其熨貼簡直不可思議。我的小說不妨像喬伊斯的那樣結尾：男主人公回家，和配偶團圓，在婚床上入睡，然而難以入夢的妻子，昏昏沉沉地思索著男人的弱點，性愛的悖論，還有他們的戀愛婚姻史。對於莫利的關鍵字「可以」，我會用一個更為不確定的詞代替，既可與芭芭拉的性格更為相符，也可以呼應小說結尾時樂觀和聽天由命混雜的基調。我的意圖始終是，芭芭拉現在的焦慮應該在小說最後一章中得到排解。當我回想到在《尤利西斯》中，莫利·布魯姆也是在最後一章來例假時，我才明白過來(如果在此之前我還不知道的話)，的確有作家的運氣一說。
　　小說在英國的出版商麥克吉朋—基公司(也是我前兩本小說的出版商，後來被格拉納達出版公司吞併)製作時，我曾和本書的編輯蒂莫西·奧基菲討論過有沒有必要在書套的廣告文字中強調這些戲仿手法從而吸引讀者的注意。他反對這麼做，我接受了他的意見。但我後來覺得讀者應當得到一點提示，以便在閱讀作品時知道該去尋找什麼。小說的評論家中鮮有人充分注意到這些戲仿手段運用之廣；更令人驚訝的是，相當一部分人對此隻字不提。一些人抱怨《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多少是一本沒什麼創意的二手傳承小說，但他們沒有領悟到這一效果乃是有意為之，而且貫徹始終。之後，小說在美國出版時，書套的廣告文字特地強調了這些戲仿內容，引起了讀者的注意，總體上也得到了認可。
　　我在寫作這部小說的早期，初步選用的題目是《大英博物館魅力不再》，那是喬治·格什溫和艾拉·格什溫創作的一首歌曲中的一句歌詞，我特別喜歡埃拉·費茲傑羅那種抑揚有致的演唱風格，而且我在布盧姆斯伯里埋頭苦幹的兩年中，自己也經常掛在嘴邊哼哼：
　　大霧瀰漫的倫敦城裡，
　　我低沉，我壓抑，
　　吃驚地望著清晨的陰霾，
　　大英博物館魅力不再。
　　小說的清樣被送到舊金山我暫住的地方，改好後又寄回倫敦，書即將進入最後的製作階段，這時蒂姆·奧基菲突然想起來問我，有沒有獲准在標題中使用格什溫的歌詞。我說沒有。
　　我立即寫信給紐約的格什溫出版公司，請求他們的允許，但遭到拒絕。我懇請他們改變初衷，但他們固執己見。我失望極了，因為這個標題，及其出處——那首歌，和這部小說的整個構思和寫作過程息息相關。在我的意識裡，是格什溫的歌曲，而非《尤利西斯》，讓我想到把發生的所有事情設定在一日之內，而且它還給了我大霧的靈感，這是小說中故事氛圍和情節安排的重要一環。但是時間緊迫，蒂姆·奧基菲催著我趕快另想新的書名。我建議用《子宮日》，但是出版方對此不滿意。蒂姆寫信來說，如果我們不能立即定下新書名，出版就要延誤至下一年。情急之下，我發航空信寄去了一張清單，羅列了大約一打書名。我記得裡面有從《失樂園》裡引用的兩個：《當家亞當如是說》和《亞當突然從陰冷中甦醒》。蒂姆·奧基菲發電報來說，他傾向用《大英博物館在倒塌》。不管怎麼說，書名不算差，尤其是如果回憶起那首童謠《倫敦橋在倒塌》的話，據說它最初源於關於男性生殖力的雙關語。但是在我當時(現在依然如此)看來，這個書名充其量只是個次優的選擇。
　　這還不是我在這部小說的出版過程中遭遇的唯一挫折。事實上，《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出版後，不知為何時運不濟，幾乎無人問津，換了更迷信的天主教作家的話，也許會把這當作上帝不悅的啟示。
　　讀者或許知道，在英國，通常一部新小說出版後，立即或不久之後就會有人在全國性報刊上撰寫書評，而由於出版的小說數量總是超過任何一種刊物可以容納的評論篇目，因此新書之間會出現一種達爾文式的弱肉強食，競相尋求公眾的認可，在出版高峰期尤其如此。一部小說出版後，如果兩三週內還不見評論，那日後也很難再受到廣泛關注，而且很可能從此完全湮滅。因此，讀者很容易可以猜到，當《大英博物館在倒塌》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出版後的十天內，我沒看到一篇述評時是何種心情。沮喪之外也有困惑，於是打電話給蒂姆·奧基菲，他自己也正納悶，除了有好幾部重要小說在同一時間面世之外，他也找不出其他理由。他含糊其辭地提到，如果過幾個月情況仍未改觀，就重新發行專供評論的樣書。
　　出版商當然不願就是否給自己出版的圖書發表評論直接向文學編輯們交涉，因為這樣一來，好像有操縱文學輿論之嫌。作家們出於同樣的原因，即使和一些文學編輯有點交情，通常也不好意思干預，請人對自己的作品發表評論。但是又一個星期過去了，各家日報和週刊的書評版上對我的小說仍然隻字不提，我再也坐不住了，也不管什麼行業規矩，決定給我認識的幾個文學編輯的辦公室打電話，詢問我的新作的命運究竟如何。我先是打給當地的一家日報，接電話的姑娘說，沒有記錄顯示他們曾收到過這本書。我又給全國性的一家報紙和一份週刊打電話，得到的是同樣的答覆。我既感到事情還有希望，又覺得憤怒，便情緒激動地把這個消息轉告給蒂姆·奧基菲，他那邊也立即四處詢問，然後打電話來確認說，居然沒有一本專供評論的樣書寄達了目的地。兩週來，我一直焦慮不安地期盼著關於一本書的評論，而這本書，對報界而言，根本不曾出版過。
　　專供評論的樣書失蹤之謎始終不曾解開。如果那種意外事情發生在我的文學生涯的後期，我想我不會那麼輕易罷休；但在那時，最強烈的感受還是鬆了一口氣，因為評論界畢竟還沒認定我不值一提嘛。一批附上說明函的新樣書重新被寄往報界，書評果然如期刊出，只是比正常情況下稍許分散了些，總而言之都對此書予以有保留的認可。毫不奇怪，最欣賞小說的死忠的讀者是天主教徒或者學界中人，或是兼具雙重身分的人。我在《你能走多遠》中提到過，「大多數天主教徒讀者好像發現這書(《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很好玩，尤其是那些教士，他們看到，自己為了更高尚的目標而放棄的性生活原來並不怎麼美妙精彩，當然高興……然而，熟人中的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卻看出這部小說很傷感。所有那些克己和性慾的犧牲讓他們感到抑鬱。我想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主人公們很早以前就可以做出明智的決定——使用避孕用品的話，我現在也會同樣抑鬱。」
　　不過我對這部小說永遠會懷有一種特殊的好感，因為書裡以一種雖帶嘲諷但親切的筆調回憶並紀念了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這個獨一無二的美妙地方。曾經做過試驗的那些人告訴我，如果你想親歷其境地在博物館裡預約閱讀《大英博物館在倒塌》，你必須到北館這個內部密室，那裡(小說中有一段說明)專供讀者閱讀被認為是特別珍貴的圖書或淫穢書刊。我始終沒敢問，我這部小說是珍貴還是淫穢。
　　戴維·洛奇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