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請記得我

這兩天我早晚給邢然宿舍打電話，要求她在「刀子」被捕之前，絕對不許晚上出門，也不能到沒有人或者人少的地方去。我還跟邢然提過，國慶這幾天暫時住到我家裏，有我們一家三口照應着不會有事，但邢然拒絕了。不僅僅是因為尷尬，我能理解，更重要的是她害怕再將我的家人也牽連進來。
和嚴峻談過後的第二天，我突然很想對1986年的命案和1994年那場打黑除惡專項行動做進一步的瞭解。由於年代久遠，網絡上找不到相關的隻字片語，但云嶺財大圖書館每年都會將全國各地知名報紙雜誌中涉及自身的報導、新聞收集規整起來，作為學院歷史的一部分留存。我想，如果要找那些文獻，目前沒有比這裏更適合的地方了。
因為報紙保存不易，為了避免這些不可再生的資料遭到破壞污染，校方專門制定了很嚴格的管理措施，想把留存報紙借出是不可能的，如有需要查閱必須走專門的流程。
當我昨晚打電話給負責圖書館日常管理的蘇老師，藉口寫教案需要查閱學校存檔的舊報紙時，他也並未顯露出為難的樣子，而是利用手中職權為我大開方便之門。
當我走進這間佔地三百平方米，被塗着綠漆的金屬書架擠滿的房間時，蘇老師再三囑咐我要小心翻閱，老舊報紙很脆，容易破損，並且絕對禁止吸煙。直到我將身上的打火機和煙盒放在外面，這才定了他的心。
中國恢復高考制度是在「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到1979年的時候大學教學秩序剛剛建立起來，我並不指望那個年代的高校行政工作能細緻到報紙存檔的地步。在這之前我問過蘇老師，他抱怨學校這幾年忙於工程建設，沒人重視圖書館管理這塊，所以目錄索引甚麼的都找不全，很多爾兩都得自己翻找查閱。
當我坐下時，才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甚麼樣的工作。這滿房子舊紙堆雖然說不上浩如煙海，但也足夠讓人喝一壺了。二百多平方米的空間裏，整齊地排列着幾十個綠漆金屬書架，在每個檔位裏整齊碼放着各種期刊、報紙、資料、教學檔案等等。圖書館按年份把並類報刊分類規整，在這個大屋子隻佔了三分之一的空間，其餘的位置歸放的是本校教師歷年出版的各類專着，還有院方編撰的校史等等。
我主要翻看着兩份本地最有份量的大報：《雲嶺晚報》、《雲嶺日報》。
兩份報紙創刊部比較早，逼得我非得順着年代一點點往下翻看，被沉積的土灰嗆得呼吸不暢。我專心查找着1986年到1987年的報紙，在有如老人眼睛般昏黃的舊紙堆裏尋找着對我有價值的任何字句。
事情比我預想的進展要快，不到一個小時我就結束了預定的工作，但卻沒見到任何有價值的隻字片語。任我對着枯槁的油墨紙張盯花了眼睛，仍是一無所獲。最後，我在灰塵碎絮上下翻飛的陽光裏伸了個懶腰，打算結束這件費心費力的無謂工作，忽然眼睛看到靠牆的角落裏有個稍微小點兒的鐵架子，架子靠中間的位置壘摞着厚厚一沓雜誌，我隨手翻了翻，多是—些財經類或者學術類的期刊，上面刊登有雲嶺財院歷年曾經發表過的論文和研究報告甚麼的。
我機械地翻看着這些打滿了深深時代烙印的舊日報章，突然間眼前一亮。
這是1984年發表在本地人文類期刊《晨鍾暮鼓》上的一篇紀實性文章，名字是《血祭：從矇昧到開明》。該文詳盡介紹了197年4月3日晚間，發生住雲嶺市的一場血案。
文章指出，截至1976年年初，那場持續了十年的、給全國帶來巨大災難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尚未結束。這場運動顛覆了人們的信仰，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拖垮了全國的經濟，撕裂了社會的群體，給人民帶來了巨人的災難，在人間製造了無數的悲劇。十年中，國家處於革命口號震天，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淒慘的狀況。無休無止的運動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反感，人們渴望經濟快速發展，渴望安定幸福的生活。
鄧小平復出後，大刀闊斧的整頓使生產秩序漸漸走上了正軌，經濟狀況逐步好轉，重新燃起了人們的希望。但隨後不久發生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又擊碎了人們的希望。尤其是隨即出現的「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矛頭直指一生鞠躬盡瘁為人民，受到全國人民衷心愛戴的周恩來總理。以極左面貌出現的「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
1976年1月8日全國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後，全中國—時間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中。從3月下旬的北京開始，出現了群眾自發性地悼念周總理的活動。人們紛紛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帶來了自己親手紮制的花圈，拿來了親自創作的懷念周總理豐功偉績的詩詞，寄託自己的哀思，表達對周總理的，懷念之情。一時間天安門廣場人頭攢動、比肩接踵，花圈、悼念詩詞擺滿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乃至整個廣場。一部分詩詞也表達了對以極左面貌出現的「四人幫」的不滿和憤怒之情。正義與邪惡、前進與倒退在那個多事的春天展開了一場殊死的較量。
運動很快在全國蔓延開來。從城市到農村，從平原到山區，從工廠到學校到處都展開了以悼念周總理，發洩對「四人幫」倒行逆施不滿之情的群眾運動。這場運動使「四人幫」及其爪牙既害怕，又氣急敗壞。他們利用尚且在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的有利地位，矇蔽了毛澤東主席，搞倒了鄧小平，製造了鎮壓革命群眾的臭名昭著的「四五天安門事件」。
遠離北京的雲嶺市也在開展着如火如荼的鬥爭。1976年3月29日，以雲嶺市棉紡二廠、機械製造一廠職工為主的自發的悼念人群在市政府廣場張貼紀念週總理的大字報及詩詞時，與雲嶺市的極左派分子發生了衝突，繼而引發了激烈的毆鬥。由於人多勢眾，悼念人群佔了上風，造反派重傷十幾人。以造反起家，擔任雲嶺市「革委會」委員的雲嶺財大學生江振業當場死亡。
悼念人群以為自己取得了鬥爭的勝利，便放鬆了警惕，同時計劃在清明節前舉行一場大規模的遊行悼念活動。但沒有人知道，一場血雨腥風正在不為人知地醞釀當中。
4月4日早晨，遊行的人群在市中心的政府廣場前開始聚集，到上午九點鐘已經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遊行持續了很久，直至夜幕降臨仍有近百名群眾不願意散去。晚間八點多鍾，遊行隊伍在通過雲嶺市紅旗路時遭到了突然襲擊。由於沒有提前預警，隊伍瞬間就被幾百人的襲擊者沖散。此後發生的便是場一邊倒的屠殺，暴徒們手執刀斧棍棒，對手無寸鐵的遊行群眾實行了殘忍而野蠻的攻擊。這場襲擊持續了一個半小時，造成了二十八人死亡、幾十人重傷的惡性事件。
我驚嘆於作者對現場細節的把握，字裏行間瀰漫着歷史的血污，以翔實的筆觸將那場慘劇妮妮道來，彷彿親身經歷了那場野蠻的毆鬥。
們最關鍵的是，文章是兩人合寫的，其中一個名字是：蘇嘉麟。這讓我吃驚不小，但另一個名字卻讓我倒吸了一口冷氣……
忽然手機鈴聲大作，在寂靜的房間裏顯得異常刺耳。
「剛才有個女孩到咱們家來，給你帶了點兒東西。」母親說。
我第一個反應是邢然，們母親說那女孩高高瘦瘦，問她叫甚麼也不說，只知道是你的學生。
「她給我帶的甚麼東西？」
「就一個紙盒子。」
「哦，我很快回去。」
劉暢到我家去送甚麼爾西呢？我左思右想自己沒有借給她過甚麼，心裏忽然忐忑不安起來。
回到家後，母親把劉暢帶來的紙盒交給了我，還一臉興奮地說：「那女孩個子高高、白白淨淨的，長得還挺漂亮。快點兒看看給你送甚麼了？」
我扭過身子，把手裏的紙盒擋住，有些無奈地說：「媽，那是我學生，您就別胡思亂想了。」
這個紙盒子大概二十厘米長，十幾厘米寬，上面印着各種卡通人物，一看就是女孩子的物件。我不管不顧地撕開封裝的膠帶，連帶着扯下了一個娃娃的臉蛋，留下一塊白慘慘的紙底。
裏面只有一把傘。我一眼就認出這是那天在圖書館外和劉暢同打的那把。劉暢給我這個幹甚麼？
傘底壓着一個信封，我從裏面倒出了張字條，上面寫着一句沒頭沒腦的話：
「老師，請記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