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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日，星期六
　　早晨，如約開車到蓋瑟醫院腫瘤科去見赫秀拉的大夫。蓋瑟醫院是一座巨大的醫療城堡，比聖約瑟夫醫院更加宏大雄偉。它距離火奴魯魯市區大約十六公里遠，新落成的水泥建築外牆呈弧狀，使用了大量鏡面玻璃。蓋瑟醫院本來緊靠懷基基的遊艇碼頭，但幾年前這塊地皮被賣給了房地產開發商。醫院舊樓拆掉後，一座高大的豪華大酒店拔地而起。實際上，走進蓋瑟醫院新樓的接待廳，感覺就像置身於豪華酒店的一樓大廳，地毯鋪地，內飾使用典雅的灰色和淺紫色，四周牆上還掛著夏威夷民間工藝品。看來當初醫院賣地搬遷時狠狠地賺了一筆。格爾森大夫告訴我，醫院的所有醫療設備全是最先進的。但萬一有人在市區受傷的話，乘坐救護車耽誤的時間可就太漫長了。
　　格爾森醫生也承認自己更喜歡醫院舊址的辦公室，懷念窗外遊艇進出船塢的海景。他喜歡衝浪，看他瘦削結實、英姿颯爽的樣子，應該是箇中好手。他一頁頁翻看著赫秀拉的病歷，身下的轉椅被他向後仰到極致，彷彿他正腳踩衝浪板逆風而行。他身穿漿得筆挺的白色短袖大褂，露出肌肉發達、黧黑發亮的手臂，上面還生著一層金色汗毛。
　　他對我能來夏威夷表示感謝：「坦白說，在這種情況下，病人家屬能到場處理實際問題，我也輕鬆不少吶。」他說話又快又直，讓人覺得有點冷漠。也許作為腫瘤科大夫，天天面對死去的病人，他也只能如此。他跟我確認了赫秀拉的病情，跟我之前了解到的一樣：惡性黑色素瘤，後繼引發肝癌和脾癌。「恐怕是過度日晒造成的，以前大家不知道日晒的危害，來夏威夷就是為了熱帶氣候，為了享受沙灘日光浴，其實簡直是自找麻煩。我去衝浪時總要塗上防晒指數為15的防晒乳。我建議你去沙灘時也塗一塗。」我回答說自己恐怕沒時間去晒太陽。
　　對赫秀拉這樣上了年紀的病人，醫生認為預斷病情很困難。他估計赫秀拉大概還能再活六個月，可能延長或縮短，但這病是無藥可治了。「化療對黑色素瘤沒什麼效果，但也有過緩解的先例，所以我建議里德爾太太試一試，但她婉言謝絕了。我尊重她的決定。你姑媽真是倔脾氣啊，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些什麼。」
　　我告訴醫生赫秀拉現在所住的「療養院」條件太糟糕，不出我意外，他回答說是病患自己堅持去價格最便宜的地方住的。「不過我同意你的看法，那裡不適合她這樣病重的老人去住，而且住的越久對她越是不利。」他說在火奴魯魯市內外有好幾傢俬人療養院，按所提供的服務種類和設施的豪華程度，每月收費三千美元起。他遞給我一張蓋瑟醫院相關部門統計的療養院名單，解釋說，赫秀拉的醫療保險中包括一項名叫「專業護理」的服務，也就是說，像住在醫院那樣，每天二十四小時由專業護士照顧。但是，她目前最需要的「中間護理」服務卻不包含在內。或許他就是這麼一說。我猜院方可能有規定，不許醫生輕易收下病人住院，因為一旦入院，就要由蓋瑟基金負擔費用了。我說我正在尋找適合的療養院，這期間赫秀拉應該住院治療，然後堅持要他去探望赫秀拉一次。他先說自己很忙，但聽我說赫秀拉便祕很嚴重時，便同意今天就擠時間前去探望。
　　沿高速公路開車前往聖約瑟夫醫院探望父親。他傷口有點痛，所以脾氣暴躁，拉長著臉。他嫌棄我給他買的睡衣領口沒有鈕釦。我說大熱天的睡衣不用扣得那麼嚴實，他卻說：「那我回家以後怎麼辦？還是你覺得我根本回不去啦？」我讓他別鬧孩子脾氣，然後講述了昨天跟赫秀拉會面的過程，可他好像並不關心。疾病恐怕使人比平時更加自私乖戾。我當教區神父時，常去醫院或私宅探望病人。在我見過的所有病人中，真正能戰勝病痛、保持秉性的人不過四五個，一隻手就能數完。我自己要是生病了，肯定也遠不如他們。
　　爹地問我有沒有打電話告訴特絲他出車禍的事，我回答說除非絕對必要，否則不必讓她擔驚受怕。他很不高興，說特絲有權知道這事，全家人都有權知道。其實他心裡想的是他有權讓全家人都為他提心吊膽，然後聯手來向我興師問罪。爹地跟我玩激將法，說：「你害怕特絲，是吧？」他還真說對了。
　　我離開病房時遇到爹地的主治大夫菲格拉醫生。他六十多歲，身材魁梧，總是樂呵呵的。他向我打包票說我父親恢復得很好，不會有什麼併發症。「他骨骼真健康，真是健康。你不用擔心，他會好的。」
　　開車去瓊斯太太家。見門口停了一輛白色寶馬，頂上放著塊衝浪板，應該是格爾森醫生的車。我到時，他正要開車離開，便跟他隔著車窗講話。他長著金色汗毛的黑手臂彎曲向上，抓在汽車車頂。「你讓我來看看是對的。她情況不妙，」他說，「我要重新收她入院治療便祕，這樣你就有一兩天的時間找療養院了，行嗎？」我問他什麼時候赫秀拉能搬走，他反問：「你什麼時候能送她進醫院？」我指指我那輛老舊的本田車：「你是說，用這車送她？能叫救護車嗎？」他有點急了：「你就不明白我的經費有限嗎？有病人我才能動用救護車。你姑媽能去廁所就能上你的車。」
　　我提醒他，赫秀拉手上打著石膏，不方便上車。
　　「她可以坐在車子後排嘛。」
　　「這車只有兩個門，她根本沒辦法爬進後座。」他嘆口氣，說：「好吧，我給你叫輛救護車。」
　　救護車到來之前，我一直陪著赫秀拉，幫她把不多的幾件物品收拾好。瓊斯太太給我開門時就態度冷淡，這會兒更是躲得遠遠的。「她覺得我搬走全是你惹的。」赫秀拉說。「是啊，她想得不錯。」說完，我們倆會心地呵呵笑起來。
　　赫秀拉很高興能逃離那所憋悶的房子。自從我來到夏威夷，不，自很久以來，我才第一次體會到了一絲成就感：我，做成了一樁事情，使環境屈服於我的意志，對他人有了點用處。離開之前赫秀拉也一直在忙碌著，她讓瓊斯太太拿來無線電話，跟銀行、律師和股票代理人通話。看來我必須先獲得代理權，之後才能整合她的銀行帳戶，出售她的股票。
　　重讀上面的句子，我感覺自己像個生意人。實際上我對這類事務只有極其朦朧的概念。生活中我經手過的個人理財，最複雜的也莫過於銀行活期存款帳戶和郵政儲蓄存摺。我在聖彼得和保羅教區做神父時，所有的財務全由我的助理湯瑪斯負責。幸虧他很有數學頭腦。幫助赫秀拉處理這些事情，比我更差勁的應該也沒誰了。但我覺得自己能學會，哪怕是拜赫秀拉為師呢。也許她是跟前夫里克學的。她居然還做了些投資，不論成敗與否，這樁事情本身就讓我驚詫不已。沃爾什家的人從來不善於理財。什麼利息、通貨膨脹、貶值……金融的運作過程過於抽象，我們弄不明白。錢對我們來說就是現金，是藏在果醬罐裡的硬幣，掖在褥子底下的鈔票，我們離不開它，渴望，卻又隱隱地鄙夷。每當家人因為婚喪嫁娶全家團聚，或者跟愛爾蘭老家的親戚互訪的時候，大家就把皺巴巴的小面值鈔票當成禮物，偷偷摸摸地互相往對方手裡、衣袋裡塞。我們家的錢從來都不夠用，賺得少，還不懂得如何花錢。媽媽發現家裡缺什麼了，就每天指使一個女兒去商店零零散散地買上一點，不明白大批購買價格更實惠的道理。爹地從來沒有什麼積蓄。他可能揹著人賭過馬。我上小學時有一次借他的雨衣穿，在口袋裡發現了一張賽馬彩券。這件事我三緘其口，從來不提。
　　三點鐘，救護車開到了。救護員將赫秀拉扶到輪椅上，抬下門口的臺階，我提著她的小箱子跟在後面。瓊斯太太對護理人員擺出一副關心體貼的樣子，還在赫秀拉被抬過門檻時拍拍她的手背。救護車沒有鳴笛，沿著高速路平穩地開往蓋瑟醫院，我開車一路尾隨。將赫秀拉的物品拎進病房後，我沒有多做停留。病房裡還住著其他三名女病人，四張床在病房中央兩兩擺成斜角，這樣，病人們就不用像在英國醫院那樣大眼瞪小眼地互相干瞪著了。
　　臨走前我告訴赫秀拉自己找到一個藍皮筆記本，問她能不能送給我。她說：「當然啦，伯納德，你喜歡什麼只管拿。只需說一聲，我所有的東西都是你的。」那本子是她很久以前買來打算記菜單的，但一直也沒用上，便忘到腦後了。
　　回家的路上再次去聖約瑟夫醫院，驚喜地發現克瑙伯弗勒馬赫太太正坐在父親的床邊。她身穿一件明黃色姆姆裙，腳上是一雙金色涼鞋(好像她的頭髮也染成同衣服相配的淡黃色。但這可能嗎？也許她戴了假髮)。床頭櫃上擱著一小籃水果，造型花俏誇張，像一頂女式帽子。我猜一定是昨晚她聽我提到了醫院的名字，便趕來探望父親了。這也算是人家的一份心意，雖然赫秀拉可能會嫌她多事。我熱情地表示感謝，大家又閒聊了一陣子，她便起身告辭了。
　　「哎呀，還以為她待著不走了呢。」爹地說，「憋死我了，快去跟護士要便壺。天啊，我怎麼按鈴她們都不來。」他指指床頭的電鈴按鈕。我出去找了一位漂亮的夏威夷土著護士，她送來便壺後，便把床前的布簾嚴嚴拉上。爹地小便時我有些尷尬，在簾外來回走了幾圈。然後，護士回來把便壺端走了。
　　「瞧我這輩子幹的好事，」他用尖酸的語氣說，「往瓶子裡撒尿，然後遞給一個陌生的黑女人。還用毛巾那麼一包，跟瓶陳年香檳似的。你可千萬別問我是怎麼解的大手。」
　　我把話題引到赫秀拉的事情上，又告訴他那位開車的女司機曾打電話過來問候。
　　他說：「那位女士，那個叫釦眼還是什麼的太太，認為我們應該起訴那個司機。」
　　「爹地，你知道這是你的錯，是我們的錯，我們不該亂穿馬路的，而且美國的車輛是靠右行駛，你看的方向也不對。」
　　「那個誰誰說的，律師打不贏官司不收錢。」他看向我的眼神中閃過一絲貪婪。我說打官司只會給別人帶來緊張和壓力，我們明知人家清白無辜，幹要多生是非？我態度堅決，結果兩人不歡而散。開車回家的路上我又感到內疚，我幹嘛非要擺出一副高姿態呢？我本可以順著父親一點，幹嗎跟他吹鬍子瞪眼呢。打官司的事情，父親愛想就讓他想想，總能讓他忘記便壺便盆之類的吧。又一次失敗。
　　晚上沒有出門，從赫秀拉的冰箱裡找到一包冰凍的奶油義大利麵捲，放進烤箱烤了烤權當晚飯。但要嘛是烤的時間短了，要嘛是烤箱的溫度沒設對，反正沒熟透，外面熱氣騰騰冒著泡，裡面卻連冰都沒化。這其中一定大有深意。我只盼著自己別食物中毒就好，要是沃爾什一家三口同時都住進醫院裡，那可就太離譜了。我腦海裡閃出一幅畫面：在夏威夷的島上，我們三個人分別躺在三家不同的醫院裡，孤苦無依，克瑙伯弗勒馬赫太太戴著各色假髮往返奔波，給我們送來雞湯和水果。
　　飯後洗碗時我想，一直沒給特絲打電話，她會不會起疑心呢。就在這時電話鈴響了，我心虛地一顫抖，差點將手裡正在擦拭的盤子給扔了。不是特絲，是尤蘭德·米勒，打電話過來詢問爹地的病情。她一定是從我的語氣中聽出我的緊張，因為她問我是不是出事了。我跟她講了自己的為難之處，一時衝動又問她說：「你覺得我現在該不該把父親的事情告訴我姐姐？你是專業人士，你怎麼看？」
　　「她能幫上什麼忙嗎？」
　　「幫不上。」
　　「你說你父親正在復原？」
　　「是的。」
　　「那我看不出你有什麼必要非馬上告訴她不可……除非告訴她能讓你心裡好受一點。」
　　「唉，難就難在這裡了。」
　　她輕笑一聲表示理解，然後便是令人尷尬的沉默。我不想放下電話，但又找不到什麼話來說，她好像也是這樣。過了一會兒，她問：「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到我家來吃頓晚餐？
　　「晚餐？」我重複一遍，好像從未聽說過這個詞。
　　「你白天跑醫院，晚上肯定有些寂寞……」
　　「嗯，哦，多謝你，可是，嗯，我不知道……」我含混不清的話語掩飾著心裡莫大的慌亂。事後反思自己的慌亂時，我才明白，對方的邀請攪起了我關於達芙妮的痛苦回憶，沉沙再起。我和達芙妮的關係，我們的私交，就是這樣開始的。起初她到我的神父住宅請教問題，幾個星期後的一個傍晚，她從客廳長桌邊起身準備告辭，突然說：「要是我哪天請你吃飯，不知道合不合適？」我大笑道：「當然合適，怎麼會不合適？非常感謝。」實際上共同進餐確實不太合適。在那個命運攸關的星期六，赴約之前我並沒有告訴我的管家和助理自己要去約會。
　　「明天怎麼樣？」尤蘭德·米勒說，「我們通常七點左右吃晚飯。」聽見「我們」兩字我放心地笑了。原來她是請我和她家人一起吃飯，而不是兩人親暱地用餐。我道聲謝，接受了她的邀請。
　　十三日，星期天
　　早晨，我從格爾森大夫給我的名單中選了兩家開價最低的私人療養院，然後開車前去了解情況。他們不太喜歡我週日來訪，但我強調時間緊迫，迫不得已。格爾森大夫不會讓赫秀拉在醫院裡多耽擱一天的。如果到時我還沒找好療養院，姑媽就得重回到瓊斯太太家或者類似的地方。四處看了一圈後，我極其失望。英國公立醫療體系下設的老年病房已經是差勁到家了，但這兩家在某種程度上比英國的還要糟糕。這種印象也許是療養院內外強烈的反差造成的？開車過來的時候，先看見一道氣派的大門，車輪擦過柏油路面發出柔和的輕響，停車場栽有草坪樹木，旁邊就是療養院的接待廳。接待廳裡鋪著錚亮的木地板，擺著舒適的沙發，服務臺微笑著詢問來客的姓名，請客人上座。然後，一位女士過來領我四處參觀。這位女士跟服務臺相比，少了些微笑，招呼也不那麼熱情，因為她清楚大廳盡頭鎖著的門背後是什麼情形。
　　進了這道門，撲面而來的是一股屎尿的氨臭味。我剛說了句氣味難聞，那位女士便解釋說，住戶多數都大小便失禁，顯然大多數人已老邁得不能自理了。他們穿著睡衣和晨衣，一步一步地挪向各自的房門口，一副想要看清楚我們面容似的呆望著我們。有的大張著嘴，露出光禿的牙床；有的叨咕著聽不明白的問題，長長的口水從下巴垂下來；有的茫然地騷著肋骨，揉著小腹。另外還有許多人癱臥在床上，四肢不時地抽搐一下，像將死的昆蟲一般，眼睛失神地望著過往的人和物，或是閤眼睡了，口卻張開著。病床互相捱得很近，每間病房裡有兩張或四張床，牆壁統一漆成綠色和奶油色。還有一間類似休息室的房間，裝修使用了亮閃閃的塑膠，目的很明顯。尚能活動的病人可以坐在休息室的高背靠椅上讀雜誌，看電視，或者對著空氣發呆。護理人員多數是膚色較深的婦女，她們穿著棉布長袍和拖鞋，推著送藥的小車，像販賣飲料一般出入於病房和走廊，遇到病人們有什麼要求，她們便敷衍哄勸一番。
　　赫秀拉根本不可能忍受這樣的條件，而我做夢也不會送她到這種地方來受罪。但是顯然，老人如果一沒有親人照顧，二沒有足夠的金錢支付優質的護理服務，三沒有窮到享受州政府的養老福利，那麼，哪怕是在天堂，也只能到這樣的地方苟延殘喘了。這也正是私立養老院賴以存在的基礎。這一點，我的陪同清楚，也試圖讓我弄弄清楚。她的表情和語氣告訴我：如果我們兩人都有點出息的話，她不用在這樣的垃圾場裡工作，我也不會想到要把姑媽送到這裡來了。參觀完畢，我向她致謝告辭，出於禮貌還拿了一份宣傳手冊和價目表。
　　第二家療養院只比第一家略強一點兒，但現在沒有空床位。想進這麼陰鬱、壓抑的地方還得排隊，難以置信。
　　我滿懷著陰鬱、壓抑，開車回到懷基基，停車到沙灘上坐了一會兒。錯誤。太陽很毒，沙灘上僅有的幾處棕櫚樹蔭早已被人捷足先登。海面亮得刺眼，沙灘晒得滾燙，赤腳簡直難以下足。周圍的人大多穿著人字託，躺臥的地方也都墊著草墊。但我想不明白他們怎麼能耐得住這炎炎烈日，就這麼四仰八叉地躺著。汗水從我的腋下順著兩肋直往下滾，但我怕晒爆皮，連襯衫也不敢脫。我遵循英國人海邊度假的舊式傳統，挽起褲腿在淺水岸邊趟了幾下水。海水暖暖的，有些混濁。波浪裹挾著紙屑和塑膠垃圾拍打在粗糙的沙灘上。淺水一線人很多，為了驅除暑熱，深一腳淺一腳地在淺水區的沙子上行走。他們有老有小，有胖有瘦，許多人手中還拿著飲料瓶、冰淇淋或是熱狗。看來美國人喜歡邊走邊吃，像反芻的老牛。當然多數人都身著泳裝，但老人和胖子穿著上有些慘不忍睹。這裡的小夥子好像特別喜歡褲管肥大、長及膝蓋的泳褲，一著水，褲管就會緊貼大腿，讓人難受。年輕姑娘的泳衣布料光滑，開叉較高。半個小時之內就看到兩撥頗為專業的沙灘尋寶人從身旁走過。他們身上披掛著大包小袋，頭戴耳機，手持電子金屬探測器，尋找遺失在沙子下面的貴重物品。
　　微風時斷時續地從海上吹來。遠處海面上幾個游泳的人在波浪中時隱時現。浪頭和緩，他們試圖直接以胸腹在水面上滑行，卻不太成功。更遠處，真正來衝浪的人騎坐在衝浪板上，等待著大浪湧起，伺機而動。一隻掛著黃色風帆的大船停靠在稍遠處的岸邊，撐船的玻里尼西亞水手膚色黝黑發亮，如同浸過油的柚木。他們用海螺一類的東西當擴音器，招攬出海兜風的遊客，大聲吆喝著船馬上要開了要開了。再遠處，幾隻獨木舟在往戴蒙德角方向划行，有的乘客自己操槳，有的坐享其成。一個渺小的人影墜在滑翔傘下方，在快艇的牽引下滑過天際。在這裡，人們無憂無慮地享受歡樂，我很難將眼前這無害的一幕同我剛去過的兩家療養院聯繫起來，很難將這些游泳、晒太陽、驕傲地炫耀肉體的人們與幾公里之外那些在陰暗的醫院病房和走廊裡出沒、口角流涎、身體瘦削的老人聯繫起來。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剛從冥府中歸來卻口不能言的預言者，我似乎應該向人們傳達點什麼，發出警告，卻又不知該如何開口。也許我應該說，「請使用防晒指數為15的防晒乳吧」，但沙灘上多數人似乎已經知道了，因為他們花那麼長的時間把各種霜呀膏的塗抹在已死或將死的皮膚細胞上。
　　我站在微溫的淺水區，眯眼眺望遠處。突然，離我幾公尺遠的地方，有人像潛水艇一般從水中冒出頭來，然後站直身體。他頭戴發亮的橡皮面罩，口中銜著塑膠管，一邊踉踉蹌蹌地往前走，一邊急切地衝我舞動雙臂。一開始我還以為他是在向我求救，但等他摘下面具，我才認出原來是羅傑·謝爾德雷克。他腳上繫著巨大的橡膠腳蹼，朝我走來時磕磕絆絆，步履不穩，極像一條離水登岸的大魚。他好像非常高興遇到我。
　　「浮潛，」他一邊從鴨蹼中脫出身來一邊解釋說，「田野調查的一部分。」
　　我問他潛水都見識了哪些有趣的魚，他說沒有魚，只看見塑膠袋子了，因為這片沙灘附近的海水不太好，有些混濁。有人建議他去戴蒙德角那邊的哈諾馬海灣，「也許你願意哪天跟我一起去看看？」我說我脫不開身，然後簡單地講述了我們抵達之後的遭遇。他同情地直咂舌：「那你除了盡孝心之外，肯定也需要放鬆放鬆吧，不如跟我回酒店喝一杯吧。酒店經理不停地給我送香檳，我都囤了一大堆了。」我依舊推辭，因為在去米勒家赴約之前，我還得分別去兩家醫院探望父親和姑媽。於是他從沙灘外圍的售貨亭裡給我買了一大杯水果味、半融化的雪泥，這好像是當地的一種特色，名叫刨冰。我那一份才吃了一大半，剩下的冰就已經熔化了。在這個國家，任何東西的分量都太大，牛排、沙拉、冰點，你還沒吃完呢，就已經膩了。
　　我們並肩坐在謝爾德雷克擱置衣物的草墊上，吃著刨冰。我問他的調查研究進展如何，他說還不錯，自己已經收集了許多跟天堂有關的資料。說著從襯衫口袋裡掏出一個筆記本，唸了起來：「天堂花卉店，天堂金店，天堂包裝訂做店，天堂酒水，天堂屋頂安裝，天堂二手傢俱，天堂鼠蟻殺滅……」這些都是他從建築物、貨車車廂或者報紙的廣告裡一個個蒐集起來的。我說還不如從本地電話簿裡按圖索驥，直接搜含有「天堂」兩字的名稱好了。他好像被觸怒了，說：「我們可不是這樣做調查研究的。我們的目的是要跟研究對象完全同化，去親身體驗他們所體驗到的社會環境。在我這次的研究裡，就得讓「天堂』二字以漸進遞增的順序慢慢地衝擊你的意識。」我說如果我把偶然看到的跟天堂有關的名字告訴他的話，大概對他的調查研究工作無益。但他又顯出願意網開一面的樣子。於是我告訴他「天堂義大利麵館」這個店名，他用一支晒得漏油的原子筆在小本上記下來。
　　他正在構建的理論是：只要天堂這個主題反覆出現，遊客就會被洗腦，以為自己真的是到了天堂，儘管這裡的現實和傳說中的天堂相去甚遠。我們眼前的這片海灘，與旅行社宣傳手冊上的海灘肯定大不相同。聽我說到海灘，他說：「實際上，懷基基現在算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它的面積只有零點三七平方公里，比火奴魯魯機場的主跑道還小，但在任何一個時間節點上，都有十萬人住在這裡。」
　　「儘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最為與世隔絕的角落。」我腦海裡浮現出飛機降落之前看見的情景：太平洋深淵般的夜色中突然出現火奴魯魯的萬家燈火。「所以這裡瀰漫著一種神話般的氛圍，雖然它人口眾多，商業化程度很高。」
　　謝爾德雷克一聽見「神話般」三個字，馬上豎起了耳朵。「就像希臘神話中仙女赫斯珀裡得斯看守的金蘋果樂園，」我詳盡地解釋，「或是幸運島。那是沒有寒冬的人間天堂，極樂世界，幸福的亡靈們都棲居於此。據說二者就位於已知世界的最西邊。」
　　他大為興奮，跟我打聽出處。我讓他到古希臘詩人赫西奧德和品達的作品中去查。他用筆在筆記本上記下這兩個名字，手指被原子筆油染得一塌糊塗。
　　「說到這個，」我說，「認為天堂是座島嶼的觀點，究其根本是種異端邪說，並不是猶太基督教的觀點，因為伊甸園就不是一座島。有的學者認為，拉丁文記載的幸運島實際上就是大西洋上的加那利群島。
　　「天啊，」他說，「現在那島上的居民可不就是幸運兒了。最近你去過加那利群島的特納里夫嗎？」
　　我問他外出調查研究的時候帶不帶妻子，他很簡略地說自己未婚。
　　「我弄錯了，」我有些迷惑地說，「不好意思。」
　　「我訂過一次婚，」他說，「但等我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時，她反悔了，嫌我不停地分析來分析去，掃了她度假的興致。」
　　就在這時，忽然聽見一個女聲跟我打招呼：「你好，伯納德。」我一驚，抬頭一看，那個叫蘇的姑娘正居高臨下朝我微笑，身邊站著她的朋友迪伊。她們身穿亮閃閃的連體泳衣，頭戴草帽，手中提著的塑膠袋裡裝著海灘常用的物品。我掙扎著站起來，替他們三人互相介紹。蘇說，她們正準備買票乘船去海上兜風看日落，邀請謝爾德雷克和我一起去。她朝我神祕地眨眨眼，迪伊則掉過頭去，好像這一切與她無關。我藉故推辭，卻慫恿謝爾德雷克跟她們同去，他好像也不是不喜歡的樣子。看起來他跟我一樣孤單，而且比我更在乎這一點。
　　下午開車去聖約瑟夫醫院探望爹地。一進病房，發現他正從醫院神父手中領受聖餐。尷尬的一刻。我在門口猶豫了一下，正盤算著是不是要趁人沒看見開溜，卻被爹地發現了。他跟神父說了句話，神父朝我一笑，招手叫我上前。他還算年輕，略有些發胖，頭髮剪得很短，聖衣下面是神父常穿的灰色襯衫和黑色長褲。他身旁的助手是個十歲左右的牛仔跑鞋少年，臉上一副厭煩的神情。他們的一舉一動跟我以前做慣的一模一樣，看著他們，我彷彿看到了自己的前世，為什麼近來總感覺自己是鬼魂一樣呢？爹地合上雙目，按傳統的方法伸出舌頭去領受聖餅。1962年至1965年召開的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之後，很多教規發生了改變，其中之一就是可以用手領受聖餅，但爹地不喜歡，常鄙夷地稱之為新教大不敬的小把戲。
　　神父合上聖體容器的蓋子，將手放在爹地的頭頂，開始為他身體的康復大聲禱告。此舉明顯帶有基督教靈恩派的特徵，爹地作為天主教徒不禁大吃一驚，像匹驚馬似的用力搖晃腦袋。可神父把他的頭緊緊按在枕頭裡，口裡繼續唸著禱詞。望著狼狽的父親，我想笑又忍住了。神父禱告完，轉過身來問我是否要禱告，我搖搖頭。這時，輪到爹地面帶嘲諷地朝我微微一笑。
　　神父自我介紹說他叫盧克·麥克菲，醫院的專職神父去加利福尼亞進修去了，他便在這裡代班。他對能在醫院裡工作感到十分榮幸，因為病人好像對聖餐更加心存感念，遠超過普通的參加主日彌撒的信徒。我支吾了幾句應景的話，但也許是我一副不信服的樣子，抑或是我做出的信服的樣子沒能讓他信服，他目光銳利地盯了我一眼，彷彿是一位戎裝軍官在審視化了裝的逃兵。
　　開車去蓋瑟醫院探望赫秀拉。我沒有跟她細說那兩家療養院的詳情，只說它們不合適，明天我會另外找兩家看看。她焦急地詢問父親的情況。本來她想跟父親通話，打到聖約瑟夫醫院卻聽說爹地不方便，她讓人給爹地捎了個口信，至今也沒接到他的回電。我告訴赫秀拉說父親床頭沒有電話，她卻說如果傑克想打電話，只需說一聲護士就會給他送過去。她同哥哥僅僅相距幾公里而已，不由得直髮急：「真是咫尺天涯啊，我們要能說說話該多好。」我說爹地從來不喜歡在電話中聊天。這是實情，也許是因為父親在幾十年的工作中，天天都得忍受刺耳的電話鈴的緣故吧。但父親剛才沒跟我提起收到赫秀拉口信的事。
　　我把爹地領聖餐的事講給赫秀拉聽，她羨慕不已，說天主教神父極少到蓋瑟醫院來。她本來很想住進天主教醫院裡的，可惜她的醫療保險限定了她只能在蓋瑟醫院就醫。我說盧克神父肯定願意來探望她，不過她得委屈一下，得由神父為她禱告。赫秀拉說自己一向不主張那一套做法，並稱之為貝利·格雷厄姆教。「可是這一套卻慢慢滲入到天主教會了。幾年前我重回教堂去望彌撒時，儀式已經變得認不出了，我瞧著倒是更像一場音樂會。祭壇上站了一群孩子，彈吉他打手鼓，唱的歌曲歡快活潑，倒是適合郊外野營，根本不是以前那種優美的讚美詩，比如《我救主的靈魂》《神聖的聖餐多甜美》。彌撒是用英語而不是拉丁語唸的，而且，站在祭壇上朗讀新約使徒書信的竟然是個婦道人家。神父講經時還要面對著會眾，看他把聖餅放進嘴裡咀嚼時，我真是難堪極了。我小時候在修道會裡就學過，不能用牙接觸聖餅，得用舌頭這麼捲起聖餅一口嚥下去。」
　　我告訴赫秀拉這些講究都過時了，多年前就從初領聖餐的準備式中刪除了。然後，向她大致介紹了近代聖餐神學的概況：共同進餐在猶太文化中的重要性；愛宴在早期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後來經院神學研究受了誤導，試圖為聖餐儀式提供亞里斯多德式的理性，結果產生了聖餐化質說的教條和奉獻聖餐的迷信具體化。我覺得自己的口吻越來越像聖約翰學院的神學教授，而赫秀拉也越來越不耐煩了。但不知為何，自己就是無法轉換成其他更合適的腔調。赫秀拉聽我講完，問道：「猶太人跟這些有什麼關係？」我回答耶穌就是猶太人。她說：「他應該是猶太人，可我從沒這麼想過。你看都靈裹屍布上畫的聖像，就一點都不像猶太人。」我說不久前已經曝光了，都靈裹屍布被證明不過是中世紀時期製作的贗品。她沉默片刻，說：「那個索菲·克瑙伯弗勒馬赫還愛管我的閒事嗎？」
　　有些時候，真是很難去愛那些無知而又偏執的老人，雖然他們病魔纏身，無依無助。
　　開車回公寓，準備晚上去拜訪米勒一家。五點一刻之前我衝完澡，修剪了鬍鬚，換好襯衫，一切就緒。我猶豫著是否該繫條領帶，天太熱，還是算了吧。為了打發餘下的時間，我翻開本子記錄今天的日記。寫完正好六點一刻。我心裡奇怪地湧起一陣興奮和期待。為什麼會這樣呢？也許是因為應邀吃飯的事我沒透露給任何一個人，沒告訴爹地、赫秀拉，甚至克瑙伯弗勒馬赫太太。剛才她端了一碗鮪魚沙拉來敲門，我道聲謝，收下沙拉就放進了冰箱。我感覺自己好像正準備逃學，或者通敵。肯定是的。
　　晚上十點
　　剛從尤蘭德·米勒家赴約歸來。一個有趣的傍晚，過得很愉快，只是結尾太突兀，令人遺憾。全是我的錯。我現在心情煩躁，意緒難平，而且奇怪地清醒，毫無疑問是時差在作怪。我知道上床也睡不著，乾脆趁熱打鐵將今晚的感受動筆記下來。
　　車從懷基基海灘往山上開，路過山腳下的大學校園，一直開到山嶺間一條山谷的盡頭，便看見一道更小的山澗，狹窄潮濕，兩邊山坡上修建了許多不大的方形木結構平房，尤蘭德的家就是其中之一。起初山路依山勢緩緩上升，快到終點時竟變得陡峭曲折。有好幾次我甚至擔心，再多拐一個彎自己這輛老豐田就得報銷了。這裡的氣候不同於山下的懷基基，更加潮濕多雨，植物也長得鬱鬱蔥蔥、枝繁葉茂。我停好車，沿著通往她家的小徑拾級而上。石階上覆蓋著踩踏過的落葉和飄落的木槿花瓣，讓人一步一滑。「歡迎光臨熱帶雨林！」尤蘭德在門廊中喊道。她說這裡的雨從來都下不長，卻幾乎每天必下。周圍的山頂上雲霧繚繞，時常有陣陣雨露灑下。「老天喜歡下雨，」她說，「就像狗狗喜歡朝樹根撒尿一樣。」在這裡家電會生鏽，書本會長黴，葡萄酒會變酸。「這鬼地方我真是恨極了，」她說，「可又挪動不得。」
　　好在今天傍晚沒有落雨，於是我們坐在陽臺上欣賞懷基基那片海上蔚為壯觀的日落景觀(尤蘭德管陽臺叫作「拉奈」，這是夏威夷人的叫法，但尤蘭德說這個字時加上滑稽的重音，似乎想藉著自嘲來否認任何種族優越性)。懷基基的一幢幢高樓給夕陽塗上了一層淡粉和紫紅。從高處眺望懷基基，才發現它是多麼緊湊，多麼不真實。整座小島看上去就像曼哈頓的微縮版，乾淨完好得如同建築師的模型，施了魔法後從熱帶海灘向四下伸展開來。尤蘭德指給我看阿拉韋運河，它將懷基基和島嶼其他部分一分為二。「原來懷基基是一片沼澤，蚊蟲成災，挖這條運河是為了把沼澤裡的水排乾，之後才能住人。但開挖運河實在是市政規劃的神來之筆，慕名而來的遊客全被限制在懷基基一處，吃住消費都在懷基基的酒店和商店裡，不至於干擾我們本地人的正常生活。這些都是我丈夫告訴我的。他是地理學家。」
　　很快我就斷定她已經同丈夫分居了。邀請我時所說的「我們」是指尤蘭德和她十六歲的女兒羅克茜。尤蘭德向女兒介紹我時說：
　　「沃爾什先生，就是他的父親出了車禍。」羅克茜好奇地望著我，禮貌地詢問了我父親的傷勢。據我猜測，羅克茜的父親跟同系一個更年輕的大學女講師好上了，一年前離開了尤蘭德。雙方對財產分配有爭議，離婚手續便拖著沒辦完。尤蘭德承認跟他鬧只是為了拖延時間。
　　「他希望我儘快跟他離婚，然後帶著屬於我的那份財產走開，搬回美洲大陸，從他的生活中消失。可我不想讓他這麼輕易脫身。憑什麼呀？我就是想讓他難堪，我想羞辱他，我想傷害他，我要讓他知道，無論他去超市、藥店還是參加同事聚會，都得冒著遇見我的風險。我還專門練出一副怨毒的眼神，專門盯著他們兩人。我是在浴室裡對著鏡子練的。你可能覺得我這樣做太幼稚，尤其是我的專業還是心理諮詢。你這麼想就對了。但我受了傷害，感覺被人出賣了。你知道嗎，我認識那姑娘，她原來是劉易斯指導的研究生，常到我家裡來。我還當她是朋友呢。」
　　尤蘭德這般暢所欲言也許是因為喝了相當數量的酒。餐前她替我兌了一杯烈性雞尾酒，估計她自己杯中的也是一樣，然後又喝下一大半我帶來的那瓶寶祖利紅酒。我們面前的餐桌上擺著水果和法國卡門貝爾軟起司，頭上可以升降的吊燈被拉得低低的，投下溫暖的光圈，正好照亮盤中半融化的黃色起司，將她的面龐隱在燈影裡。這時屋裡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剛才，羅克茜急火火地吃完盤中的沙拉和檸檬雞塊，跟朋友開車去看露天電影了。尤蘭德聽見門口的喇叭響，便囑咐應聲跳起的女兒：「別太晚了。」
　　「多晚算晚？」
　　「十點。」
　　「十一點。」
　　「十點半。」
　　「十點四十五。」羅克茜在門廊處大喊一聲，「砰」地關上紗門走了。尤蘭德嘆了口氣，扮個鬼臉說：「這就是所謂的家庭協商。」
　　漂亮的羅克茜全名叫羅克珊娜，有著和母親一樣的深色皮膚和黑亮頭髮，她是父母離婚手續陷入僵局的另一個原因。尤蘭德說，羅克茜雖然不贊成父親的作為，卻定期與他見面，而且不想和他失去聯繫。羅克茜還有一個哥哥，吉恩，正在加州唸大學，現在利用假期在國家公園裡打工。但尤蘭德最擔心的是羅克茜。
　　「恐怕她不願跟我離開夏威夷，這孩子可能還盼著有朝一日我能和劉易斯重歸於好。」
　　「那有可能嗎？」我大著膽子問了一句。
　　「不可能。」她說著，將瓶中剩下的紅酒全數傾進自己的杯中。
　　「我想不可能了。你呢，伯納德，你結婚了嗎？」我搖搖頭。
　　「離婚了？還是妻子去世了？」
　　「都不是，就是單身。」某種連我也說不清楚的東西讓我又補上了一句，「我不是同性戀。」大概我也喝過量了。
　　她大笑出聲，說：「我知道你不是，否則我也不會請你到家裡來，對你施展女人的小計策了。」
　　「什麼計策？」我的嗓音變得嘶啞，因為我已經緊張到喉頭縮成一團了。我在心中默默禱告，求你了，千萬別讓她把自己強加於我，千萬不要啊。但我又能求告於誰呢？這個傍晚一直很愉快，有她作陪享受美食美酒，讓我暫時放下照顧爹地和姑媽的擔子，暫且逍遙。現在我害怕這一切都會毀於一旦，因為她即將對我挑逗暗示，但我的木然會害她傷心，然後我只好走開，從此永不相見。可我還想見她啊。我感覺得到，她能夠成為我的朋友，我現在真的渴望有個朋友。
　　「喏，就在你眼前啊，食物，桌布，柔和的燈光……你不知道，在火奴魯魯能弄到一點地道的法國起司是多幸運的事。告訴你句實話吧，我覺得自己穿上這條裙子很漂亮。羅克茜說簡直震了。」
　　「是很好看。」我眼睛避開裙子，敷衍了一句。我只隱隱記得那裙子是絲質的，深紅色。
　　她又一次大笑。「好吧，讓我們言歸正傳。你會不會起訴我？」過了一兩秒鐘，我才弄明白她這話的意思，然後我放心地大笑起來。
　　「當然不會。這事原本就是我們的錯，我們不該亂穿馬路的。」
　　「這我知道。可是你們坐救護車離開後，警察檢測了我的煞車，好像不太滿意。也許我就不該跟你說這個，但請相信我，無論煞車狀況如何，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當時你父親一步就邁到了我車前，不容我有時間去踩煞車。」
　　「我知道。」我回想起事發當時的先後順序，先是令人揪心的撞擊聲，然後是輪胎擦地的刺耳聲。
　　「但是這類事情吧，律師可喜歡窮追猛打了。我有很長時間沒去保養汽車。劉易斯一直拖延著不給生活費，我手頭一直不寬裕，也沒顧得上照管車子。現在我真不願意再攪進另一樁官司裡去，我真的受不了。難道沒有人勸你起訴我嗎？」
　　我承認確實有人勸過，但重申自己絕對無意起訴。
　　「謝謝。」她露出笑容，「不知怎的，我敢斷定你是個實在人。現在實在人可不多了。」
　　微笑一下改變了她的面容。不笑時，她豐厚的上唇令她顯出一副挑釁、慍怒的神情。但她微笑時，整張臉都晴朗起來，嘴角向上彎起，豐潤的嘴唇後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深棕色的眼睛裡似乎有火花在閃爍。
　　飯後喝咖啡時，她大致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她在紐約市郊的高級住宅區出生、長大。父親是律師，天天開車到曼哈頓上班。「我姓氏的意思是『辯論』，信不信由你，結婚前我就叫尤蘭德·奧格門特。劉易斯過去常說我這姓氏簡直恰如其人。往前追溯，這名字好像起源於十六七世紀法國胡格諾教派。」20世紀60年代中期她去波士頓讀大學，主修心理學，按當時的標準來說是個激進分子。在讀研期間認識了正唸地理學博士的劉易斯·米勒。他們先是同居，在尤蘭德意外懷孕之後便結了婚。婚後前幾年的時間裡，尤蘭德找了份工作，賺錢供米勒讀書，自己反倒沒能讀完博士學位。「你以為那狗孃養的會感激我嗎？見他的鬼去。」目前他們離婚官司中的爭議之一就是：尤蘭德要求劉易斯為她當年未竟的博士學位以及因此而損失的工作收入做出經濟賠償。「我的辯護律師也是女性，為了這事可是鬥志昂揚呢。」
　　70年代，尤蘭德捲入了鋪天蓋地的婦女解放運動。「我早就翹首盼望婦女解放了。但我沒有響應這場運動的倡議，重返校園學習，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運動中去了。我忙著參加各種集會、遊行、講習班，有一段時間還想玩女權主義藝術，用尿布、衛生棉條、內衣、從婦女雜誌上撕下來的紙片做成拼貼畫。天啊，我浪費了多少時間啊。人家劉易斯就很有心計。在我跟其他姐妹發洩憤怒的時候，他只顧著埋頭拼事業。博士學位剛一到手，他就被本系聘為助教。婦女運動他也從不反對。跟我一組的姐妹們都羨慕我嫁了個顧家的好男人，還總幫我做飯、買東西什麼的。哼，那是他喜歡做飯，喜歡買東西。」
　　有一天劉易斯去費城參加一個大型會議，回來後說天上掉下一份美差，夏威夷大學的副教授，而且是終身聘任。「他迫不及待想要接下來，因為這相當於晉升一級呢，而且夏威夷也適合研究他專攻的氣象學領域。但對我而言，搬來夏威夷真是古怪得很。你瞧，夏威夷聽起來就不是個嚴肅正經的地方，哪有人會在這裡認真工作嘛！人到這裡都是休假度蜜月的，如果你是有錢人，並且不在乎坐飛機長途旅行的話。這是個度假勝地，也是『剩地』，剩餘的『剩』。這裡是美國的終點，也是西方社會的終點。經過夏威夷再往前走，就到了東方，到了日本、香港。我們置身於西方文明圈的外圍，全靠手指尖勉強攀附著才不至於掉下去……但在當時，我覺得劉易斯太急不可待，如果我拒絕前往的話，從此以後他就會跟我沒完沒了。當時我們所在的新英格蘭地區正值隆冬，我和兩個孩子先後患上感冒，就覺得搬去夏威夷住上幾年也不錯，劉易斯跟我保證最多只待五年。於是我就同意了。
　　「剛一到這裡我就知道自己錯了，至少我是不該來。劉易斯喜歡這裡，他喜歡這裡的氣候，喜歡他的地理系，因為新同事遠不如東部的舊同事有競爭力，學生們對他更是畢恭畢敬。孩子們也喜歡這裡，在這裡一年到頭都可以游泳、衝浪、野餐。但我在這裡卻從不覺得開心。為什麼呢？主要是因為這裡太無聊了。對，這就是壞消息，天堂裡很無聊，但這話又不准你說出來。」
　　我問她為什麼。她反問，是為什麼無聊還是為什麼這話不能明說。我說兩者兼有。
　　「夏威夷無聊的原因之一在於這裡缺乏自身真正的文化身分。土著的玻里尼西亞文化，因為只有口頭傳說而沒有文字記載，多多少少已經消亡了。夏威夷語一直沒有自己的字母，傳教士到來後才替他們發明了一套，但目的是為了翻譯《聖經》，而不是記錄被教士視為異端的神話故事。島上最古老的建築物修建於19世紀，而且為數不多。但在庫克船長到達這裡之前，夏威夷已經有千年的歷史了，現在所有能夠向後人展示那一段歷史的文物，只剩下了保存在主教博物館的幾枚魚鉤、幾柄斧頭和幾片『踏帕』布片。我有些誇張了，但絕不過分。這裡有許多地理現象可以研究，有奇妙的火山、瀑布、雨林，所以劉易斯喜歡這裡；但這裡沒有多少歷史，沒有世代傳承延續下來的歷史。島上所謂的歷史是由許多大相徑庭、互不相干的元素構成的，有夏威夷白人、中國人、日本人、玻里尼西亞人、馬來人、密克羅尼西亞人，他們各自帶著自己的歷史，在不同的時間因為不同的緣由來到此處，各自的歷史背景就像沉船上散落的碎片一般，在美國消費文化這一片溫水海域裡沉沉浮浮。這裡的生活乏味無聊得讓人難以置信。自從珍珠港事件以後，就再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事件。在60年代的十年當中，這裡古井無波，就這麼渾渾噩噩地過去了，幾乎沒有引起外界的任何注意。外界的新聞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傳到這裡，等傳過來時也已經變成了舊聞。我們閱讀週一的報紙時，倫敦已經在印刷週二報紙的新聞標題了。而且，世界上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好像都極其遙遠，無關我們的痛癢。假如哪天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消息也只會刊登在《火奴魯魯廣告報》的中縫裡，而報紙的頭版頭條依然是本島加稅的消息。
　　這裡讓人感覺像是落在了時代的身後，好像你睡了一覺，醒來後發覺自己置身於溫柔朦朧的安樂鄉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沒有任何變化。也許這就是許多人退休後來這定居的原因吧，這裡能給他們長生的幻覺。其實他們從踏上這個島嶼那天起，差不多就算是與世長辭了。此外這裡還缺乏四季的變化。島上有多種天氣，各種氣候，但就是沒有能讓你感受得到的四季輪迴。有了四季才能提醒你時間正在流逝呀。我現在對北美新英格蘭地區的秋天真是有說不出的懷念。一到秋天，楓樹上的葉子由綠色變成紅色、黃色、棕色，從枝頭一片片飄落，直到黑色的樹枝和樹幹裸露出來，然後是第一次霜降、落雪，可以到戶外溜冰，接下來是春天，新枝嫩芽，花蕾初綻……該死的這裡，一年到頭只有花，不好意思啊。」她趕緊道歉，也許是看見我為她爆粗口眨了一下眼。「這麼講話是因為我的岩石熱發病了。從這裡到最近的大陸板塊也有四千公里之遙，陷在這裡的人們心懷恐懼，渴望逃脫，甚至給這種感覺取了個名字，叫作『岩石熱』。這裡的老教授們視之為社交疾病，誰一旦發病，其他人就躲得遠遠的，因為這病簡直像是在公然指責老教授們居然跑到這種地方來住。或者是他們害怕被這病傳染，再不然就是他們也早已染上了同一種病，只不過是遮掩著不願意暴露而已。明面上我們應該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能夠置身人間天堂，享受這美妙的氣候，但有時候，在人們不設提防的時候，你能看見他們眼中的陰鬱低落、神不守舍。那，就是岩石熱。
　　「我竭盡全力去適應新環境。我報名學習夏威夷文化，甚至還學過夏威夷語，但很快就厭倦了。厭倦而且沮喪。真實的東西就剩下那麼一點點了。夏威夷的歷史，就是一部失敗的歷史。」
　　「失落的天堂？」我說。
　　「失竊的天堂。失貞的天堂。遭受感染、失潔的天堂。天堂被納入私囊，開發包裝。天堂被出賣了。」
　　「所以不管怎樣，我當時就想回學校讀書，既可以逃避這種無聊，還能繼續完成我的博士學位。但你知道，我覺得自己年紀太大，浪費的時間太多，怎麼可能再坐回教室去逢迎老師？何況在這裡，我這個專業也沒有哪位牛人值得去逢迎。於是我想先找份工作做，賺點私房錢，就不必全靠劉易斯養活了。也許是我一早就有不好的預感吧。有一天，我看見一則招聘廣告，夏威夷大學的學生發展中心要招兼職的心理諮詢顧問。我沒有受過臨床訓練，算不上夠格，但我的畢業文憑給他們留下的印象還不錯，而且我以前在美國本土累積了許多可以借鑑的經驗，我在婦女運動中還組織過自助療法實驗班和交友會什麼的。再說，大學付的工資不高，也不能太挑剔。於是我找到了工作，同時還一直在自修。第一年裡，我很心疼那些來向我諮詢的孩子，簡直就是盲人牽瞎馬。」
　　我問她常常遇到哪些問題。
　　「噢，問題都是常見的那些，愛情，死亡，金錢。再加上種族問題。種族問題倒是個地方特色。有人說美國社會是一個多種族的大熔爐，這話才不能信呢。再來點咖啡？」
　　我婉言謝絕後，說我該告辭了。
　　「啊，你怎麼可以走！」她大聲說，「我的經歷我都講了，現在該輪到你了。」她口吻雖然輕鬆，卻不完全是開玩笑，而且她言之有理。但我之所以準備告辭，就是害怕聽完她坦誠有趣的故事之後，自己還得奉還一個故事。我勉強笑了笑，說自己的故事平淡無奇，乏善可陳。
　　「你住在英格蘭什麼地方？」她說。
　　「魯米治，英國中部的工業重鎮。那裡灰濛濛的，很髒，沒什麼漂亮景緻，大概是地球上同夏威夷反差最大的地方了。」
　　「那裡有霧嗎？」
　　「不經常有，但夏天總是不夠晴朗，冬天就更加朦朧昏暗了。」
　　「以前我有件雨衣，牌子就叫倫敦霧，買它是因為這名字聽起來好浪漫，總讓人想起查爾斯·狄更斯，想起夏洛克·福爾摩斯。」
　　「魯米治可沒有什麼浪漫情調可言。」
　　「在這裡我從來沒穿過雨衣。雨雖然天天在下，但天氣太熱，沒辦法穿，我就把它捐出去了。魯米治是你的家鄉嗎？」
　　「不是。我才剛去沒幾年，在一所不分教派的學校裡教授神學。」
　　「神學？」她的表情我見多了，早就習以為常，那表情包含著幾層快速推進又相互重疊的含義：吃驚、好奇和預料之中的厭倦。
　　「你是神父？」
　　「曾經是，」我說，「但現在不是了。」我起身告辭，「非常感謝你的邀請，今晚真是開心，但我確實得走了，明天還有的忙呢。」
　　「可不是嘛。」她聳肩笑了笑。她可能感覺到了我的冷漠，卻並不顯露出來。我們在前廊處握手告別，她要我向爹地轉達問候，「如果他願意聽你提到我的話。」
　　返回的路上，我開著車不管不顧地順著陡峭蜿蜒的山路一路疾馳，急轉彎時輪胎擦地，發出「吱吱」的聲音，車燈打在一個個路標上，一閃即過。我這是在拿自己撒氣，因為我覺得自己今晚的舉止既笨拙又粗魯。寫日記時仍覺得氣惱不已。我本應當以坦誠回報她的坦誠，本應當把自己的經歷原原本本地告訴她。以下，就是我的經歷。
　　我出生在倫敦南部並在那裡長大，家裡兄妹一共四人。我祖父母那一輩從愛爾蘭遷移到英格蘭，父母屬於中下階層，比勞工階層也就略高一點點。父親在一家陸路運輸公司當調度員，母親在一所學校的飯廳裡工作了多年。父母能在人前炫耀露臉的是自家的四個孩子。我們個個都是聰穎用功的好學生，就讀的不過是政府資助的天主教中學或修道院學校，統考時卻個個成績優異。我大哥考上了大學，兩個姐姐考上師範學校，全家人都暗暗期盼我將來能當上神父。小時候我就非常虔誠，給神父當輔祭男童，堅持清晨做彌撒時去當助祭，點收贖罪券，主持連續九天的禱告。同時，我還有些書呆子氣。十五歲那年，我就決定要奉召侍奉天主。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決定不過是為了解決青春期的諸多煩惱。當時我身體上發生的種種變化，頭腦中閃過的許多念頭，全都讓我煩惱。我擔心觸犯戒律，知道人有多容易行差踏錯，更害怕一旦陷入罪裡，死後便會下地獄的這般惡果。這就是天主教教育對人的影響，起碼，對我的影響就是如此。可以說，對地獄的恐懼和對性的無知讓我茫然不知所措。在學校操場上的自行車棚背後，常有同學聚在一起講黃色笑話，但從來沒人叫我參加。別的同學似乎認定我將來會為了信仰而禁慾獨身，抑或是怕我去向老師告發他們。其他男同學鬨笑著講黃色笑話，傳看黃色雜誌，在傳播糟粕的同時大概也交流了一些知識。我自己不能主動加入到同齡人的小圈子中去，更不能同父母談論這種事，因為他們從來不當著我的面提及性這一話題。我羞於去問大哥，況且在這緊要關頭他正好在外地讀大學。我當時驚人地無知，又很惶恐。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可能以為只要奉獻自己，去當神父，就能一舉解決性、求學、求職和靈魂永生的所有問題。只要我做神父的目標堅定不移，我就不會像別人所說的那樣「出差錯」。依照我的見識，這個決定邏輯嚴謹，十全十美。
　　在我們教區的神父和主教管區負責招募神職人員的蒙席的建議之下，我參加完全國普通水準考試後便離開了中學，進入初級神學院學習。它附屬於神學院，實行寄宿制。設立初級神學院的目的是保護有志青年，使他們在領受聖職之前免受危險的俗世的影響和誘惑，特別是免受女孩的誘惑。這一措施非常有效。我從初級神學院直接升入高級神學院，又因為神學和哲學兩門功課在班裡名列前茅，作為獎勵，被選送到羅馬的英吉利學院深造。在羅馬我領受了聖職，隨後又被送到牛津大學攻讀神學博士學位。在牛津時，我住在耶穌會的房子裡，跟從一位耶穌會導師學習，與校園裡普通學生的生活沒有什麼交集。我是教會為了神學研究而培養的，按照常規我應當在完成學業之後先去某個教區做幾年神父助理，不過碰巧的是，我原來在神學院的老師，一位著名的神學家，為了人生的話題跟人大吵一架後，突然拂袖而去，不久後便與一位還俗的修女結了婚，等於自動解除了教籍。於是，聖埃塞爾伯特神學院出現了一個職缺，他們急急忙忙地把我填了進去。
　　轉了一圈我又回到了我的起點，我的母校，聖埃塞爾伯特神學院，一待就是十二年。再加上我接受教育的那些年數，你會發現，自我成年以後，大部分光陰都是在與現代世俗社會相隔絕的環境裡度過的，我根本不了解世故人情。20世紀的我，活得卻像是19世紀維多利亞中期牛津大學的教師：周圍全是男性，思想高尚，為了信仰獨身，卻又不完全躬行禁慾主義。多數同事只要逮到機會就會要上一瓶不錯的葡萄酒品嚐，討論討論幾種麥芽威士忌的優劣。其實，聖埃塞爾伯特的大樓本來就模仿了牛津大學的新歌德式風格，聳立在一座小花園的中央，非常氣派。但大樓內部則要遜色許多，陳設裝飾介於寄宿學校和醫院之間，瓷磚地板，油漆牆壁，教室都以英國殉教者的名字命名，像莫爾大廳、費希爾大廳，等等。每個禮拜日的早晨，烤肉和燉菜的香味溜出廚房，和小教堂裡飄出的香火氣息在走廊中交集混雜。
　　日復一日，我的生活有條不紊，無波無瀾。每天早早起床，靜思半個鐘頭，八點到小教堂集合做彌撒，然後跟同事一起用早餐(跟學生分開用餐更覺得香甜)，每天上課一般不會超過兩堂，然後如約對學生進行個別指導。午餐和晚餐都是師生一同進餐，但下午的茶點卻是送到教工休息室裡的。現在回想起來，學校的伙食既不易於消化又不引人垂涎，可我們還是大吃特吃。下午一般無事，可以去公園散步，抓緊批改作業，或者寫論文投給神學期刊。晚餐後我們常常聚到教工休息室裡看電視，要不就回各自的房間看書。我的同事喜歡閱讀偵探小說、名人傳記，聊以自娛，我卻是從準備大學入學考試那時起就喜歡上了詩歌。我時常想，如果當初沒有當上神父，我很有可能會去天主教中學教英文。每當主教或其他要人來學校訪問，我們就能有酒喝。偶爾我們也外出，去飯店裡謹慎地美餐一頓。我的生活文明體面，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學生們都會抬頭仰視你，當然，學校裡也沒有別的能讓他們瞻仰了。我們在這個小小的人造王國里居高睥睨。
　　當然啦，我們也不能完全忽略眼前的事實：神職的數量正日漸減少，中途輟學的學生越來越多，領受神職後不肯就職甚至脫離教會的人數有增無減。如果這人恰好跟你有過交集，是你的同學師長，寫的文章讓你欽佩不已，你自然免不了深感震撼。就好比聚會進行到一半，人人都在放聲說笑，熱鬧非凡，門突然「砰」的一聲關上了，全場頓時啞然，所有人都轉頭去看關上的門，這才發現有人離場，再也不回來了。但片刻之後，人聲又重新鼎沸起來，似乎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一樣。多數開溜的人或遲或早都結了婚，享受到了還俗的好處，或者說害處。我們這些留下來的人就把他們的離開歸咎到性的問題上。拿性開刀總歸容易些，誰也不想深究我們課上講授的內容是否可信。
　　走的人越來越多，留下來的人不得不勉為其難地越俎代庖，跨越自己的專業去教授其他課程。除了自己的專業課教義神學之外，我還得現學現賣，教授《聖經》經文註釋和基督教教會史。在求學期間我曾學過「教義辯護」，它運用各種能被利用的修辭法、辯論術，從《聖經》中引經據典，對天主教正統觀念中的每一條教義寸土不讓、堅決維護，反駁其他教派、其他宗教和哲學對自己的批評與進犯。在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促進下，一種更為包容的普世性傳教風格發展了起來，但在英國的天主教神學院中，起碼是在聖埃塞爾伯特學院，神學觀念依然恪守陳規。神父的後備力量本來就在減少，主教團領袖不希望我們將他們置於當代激進神學的淒風苦雨中，無遮無攔，以免動搖了他們的信念。聖公會正朝著前方的淒風苦雨發足狂奔，他們的一些主教和教士否認聖靈感孕、耶穌復活，甚至否認基督的神性，於是挑起爭論，甚至威脅要分離教會，而我們則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用德語來說就是「Schadenfreude」。每年我給新生上神學入門課時，都要插入一個小笑話，說那些要剝去神話的外形以求真義的人，將洗澡水連同還是嬰兒的耶穌一起潑了出去，每次都能博得鬨堂大笑。還有一個故事講的是英國國教的一位牧師，他準備用神學三美德「信」「望」「愛」依次給自己的孩子命名。老大、老二分別取名為信心和希望，但老三出生之前，他讀了神學家蒂利希關於因信稱義的著作，便捨棄了原定的名字「愛心」，給老三取名為多麗絲。這故事能讓教工休息室熱鬧上整整一星期。現在回憶往事，我發現自己對聖埃塞爾伯特印象最深的就是過於開心的大笑聲，無論是在教室、公共休息室還是餐廳，人人都聳動著肩膀，大張著嘴巴，放聲大笑。對於這種再簡單不過的笑話，神職人員為什麼會狂笑成這樣？為了振作精神？還是在黑暗中吹口哨壯膽？
　　無論怎樣，我們光明正大地打了一場神學比賽。困難的問題我們拖延迴避，袖手任球飛過；簡單的問題我們就一棒將球打在邊線上，拿下最高分。而且我們永遠也不會因為犯規而被罰出局，因為我們同時還擔任著比賽的裁判。當然，把神學比作競賽的說法我還得向尤蘭德進一步解釋。
　　你無需深入了解宗教哲學就會發現，任何宗教主張都是不可能證實抑或證偽的。對於信奉理性主義、唯物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人而言，僅此一點就足以將神學完全排除在嚴肅的思考之外。但是對信仰宗教的人來說，無論是證實還是證偽天主，二者幾乎沒什麼差別，而且有天主顯然要比沒有天主強，因為如果沒有天主，對於邪惡、不幸、死亡這些永恆的疑問，人們就無法給出鼓舞人心的答案。神學研究以啟示的方法去理解一位除了啟示之外再沒有其他證據能夠證明其存在的天主(對不起，阿奎那)，這種邏輯上的循環並沒有讓信徒煩惱，因為信仰本身就是跳出神學遊戲之外的；信仰，其實是進行神學遊戲的競技場。信仰是一種天賦，虔信的天賦，是你在受洗時主動獲取或是在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被強加於身的。20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懷特海說過，天主並非是所有形上學原則中那個偉大的例外，沒辦法挽救它們於危亡；但不幸的是，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天主恰恰就是一種例外，而懷特海從未找到過一個令人信服的論點來加以駁斥。
　　因此，一切都取決於信仰。假設你相信聖父天主確實存在，那麼整個天主教的教義體系就得以維繫，而且合情合理，天衣無縫。假設如此，你就可以把神學遊戲一直玩下去。假設如此，你就能在心裡略帶保留地看待某些離奇的教義，比如地獄的存在，比如瑪利亞是童貞之身，同時不必擔心自己的信仰不夠堅定。這，就是我曾經的心態，簡直分毫不差。我把信仰視為理所當然。我從未嚴肅地加以質疑，也沒有仔細地加以審驗。是信仰界定了我，是信仰告訴我何以我就是我，何以正做著手頭的事，何以在神學院教授神學。
　　在我離開神學院前，我一直沒有發現，我的信仰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我寫得這樣大膽直接，乍看之下簡直難以置信。畢竟，我過去的生活就是人們所謂的「祈禱者的生活」。實際上，在每天早晨半小時的默想時間裡，我比多數同事都做得盡心盡力。當時我想過自己是在向誰祈禱了嗎？我無法回答，只能說祈禱是被我視為理所當然的信仰的一部分，與之相關聯的，是自幼養成的簡單接受宗教觀念的習慣。小時候，當媽媽在我上床後第一次把我幼小的手掌合在一起，教我唱《萬福瑪利亞》的時候，這習慣就形成了。毫無疑問，這同我在教會的象牙塔裡埋頭苦讀、不問世事的生活也有關係。法國哲學家列維·史特勞斯曾在某本書裡說過：「選擇以教書為職業的學生還沒有向童年世界道別，不但不道別，他還設法待在裡面不肯出來。」
　　20世紀80年代早期，英格蘭和威爾斯推行了天主教教士培養的合理化改革，聖埃塞爾伯特神學院因此停辦，一部分教工被分流到其他學術機構，而我卻被主教召去談話，說要派我去教區工作一段時間，也許這能對我有所裨益。現在想想，可能是他聽說了我當老師缺乏天分，不能激發學生的靈感，不能調動學生為將來的聖職而勤奮學習。這是實情，但教學大綱也應當承擔一部分責任。機緣巧合之下，我從一名學生被直接推上了教師的崗位，所以對普通神父的日常生活知之甚少，甚至是一無所知。我就像一名從未上過沙場的部隊參謀，把從中世紀傳下來的武器和戰術交給剛招募來的年輕士兵，然後送他們去打一場現代化的戰爭。
　　主教把我派去了薩得爾的聖彼得和保羅教區。那是倫敦東北三十二公里之外的一個小鎮，二戰後才由一個村落迅速發展起來，所以街道房舍都修得毫無章法。鎮裡有勞工階層居住的政府救濟房，小康家庭的白領社區，一片輕工業區，然後是幾處苗圃。多數居民每天上班都需要往返倫敦。小鎮上有一座帶有英國早期風格塔樓的聖公會教堂，一座紅磚砌成的新歌德式衛理公會教堂，還有一座外形單薄的天主教教堂，用輕型磚塊和彩色玻璃建成，屬於現代風格，跟別處大同小異。我所負責的教區，人口構成是英國天主教社區的典型代表：大部分是愛爾蘭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一小部分是戰後移民來此從事苗圃生意的義大利人，還有零星幾位後來改信天主教的，以及信仰純正的公會老信徒——他們的祖輩，信教的時間能一直上溯到教難日時期。
　　按英國天主教社區的狀況來看，這裡當得起興旺發達四個字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失業在這裡引起的混亂要輕於其他地區。這裡租金高、房源少，新婚夫婦生活得頗為拮据，但是並沒有出現赤貧和貧窮誘發的嚴重社會問題，比如犯罪、吸毒和賣淫。總體上這裡算是個受人尊敬的中等富裕地區。如果當初我被派往巴西的聖保羅或者哥倫比亞的波哥大，又或者是魯米治某個經濟落後地區，情況也許就完全不一樣了。如果被派到那些地方，我可能就會投入社會正義的事業中去，做出自由主義神學家所謂的「對窮人的優先選擇」，不過現在看來也未必，因為我根本不是當英雄那塊料。但話又說回來，我被派到了梅特蘭德，不是南美，我負責的會眾不需要政治或經濟上的需求，他們在選舉中多數都投了柴契爾夫人一票。我擔任的職責非常明確：「精神慰藉」。他們外在的生活跟俗世裡的鄰居難分高低，於是期望教會能給自己提供一塊精神上的領地。也算我幸運吧，六七十年代，那場在天主教神父生活中占據了主要地位的關於節育和人生問題的大辯論，到我去做神父的時候已經平息了下去。我教區的會眾多數已經憑良心解決了這個問題，並且頗有技巧地避免與我談及。他們需要我做的是主持婚禮、為孩子洗禮、寬慰喪親之痛、減少他們對死亡的恐懼。如果他們不能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樣富足和成功，又如果遭到配偶拋棄、孩子誤入歧途或是自己身染不治之症，如果出現以上情形，他們需要我做出保證，這些都不是最終的結局，也不是消極沉淪的理由，這個世界之外還有另一個空間，時間之外還有另一個時間，在那裡一切都會得到補償，正義得到伸張，痛苦和損失將得到彌補，他們將會幸福快樂地生活下去。
　　這些畢竟是每次主日彌撒的講道，是對信徒們的承諾。「求禰垂念我們眾人，使我們得與天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諸聖宗徒、以及禰所喜愛的歷代聖人聖女，共享永生；並使我們藉著禰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禰、頌揚禰。」這段出自《感恩經二式》。我從赫秀拉櫃子裡找出一本有著白色真皮封面和燙金書邊的全新的《感恩祭典》，中間還印有神聖圖片。我拿它做了個試驗，隨手一翻，就會看到同一主題的內容不斷地循環反覆：「主啊我的天父，願我們在諸事萬物中最敬愛禰，願我們得享禰為我們所預備的超乎我們一切想像的歡樂。」(《進堂詠》，甲年常年期第二十主日)「主啊，我們按禰的意志做此獻儀。願它潔淨我們，更新我們，請引領我們到達我們永恆的償服。」(丙年常年期第六主日，《獻儀經》「)全能的天主，我們今天飽饗了禰聖子暫世的晚餐，求你賞賜我們，將來在天上得享禰永久的聖筵。」(《領聖餐後經》，建立聖體日，主的晚餐彌撒)這一直是基督教吸引力的基本所在，但也不足為怪。歷史上浩如汪洋的芸芸眾生，全都人生苦短，幸福短暫，夙願難成。雖然不可能，但如果將來有一天人類進步了，能夠建立一個人人幸福、長壽、滿足的烏托邦，這烏托邦也不能補償往昔死去的數以億萬計的人命。億萬的人因為營養不良、戰爭、迫害、肉體或精神上的病痛而遭受挫折、歷盡坎坷，乃至葬送性命。因此，我們人類渴望信仰來世，好讓現世的種種不公正、不平等在來世中得以糾正。這就解釋了在公元1世紀的羅馬帝國，基督教何以在貧窮落後地區、在被征服被奴役的民族中傳播得如此迅速。那些早期的基督徒，好像包括耶穌自己在內，都期待歷史馬上就要走到盡頭，屆時人世間的種種不公與苦難也將終結，因為那時基督將復臨人世，建立起神的國度。這樣的盼望時至今日仍鼓舞著一些原教旨主義教派。在制度化教會的教義中，基督復臨和最後審判的日子被無限期地往後推延，而它所強調的重點也轉移到了死亡之後靈魂的命運之上。但福音書的魅力基本上仍未衰減。福音就是永生的消息，天堂消息。對我的會眾而言，我就像是旅行社的職員，給他們送票，辦保險，分發宣傳手冊，確保他們永久幸福。我日復一日地高高站在祭壇上，向會眾宣講永生的應許和希望，我望著他們的面孔，望著那一張張耐心、信任又略帶無聊的面孔，不禁暗自揣度，他們是真的相信我所講的，還是僅僅希望我所說的是真的？這時我才意識到，我自己再也不信了，一個字也不信了。但我又不能確切地指出我是在哪一時刻從信變成不信的。信與不信之間的隔膜竟如此之薄，距離竟如此之近。我以前費心盡力抵禦了半生之久的去除神話形式、求取真義的激進神學，在一瞬間竟變成不證自明的真理。我發現，基督教教義就是神話傳說和形上學的混合體，在經歷過啟蒙運動的近代社會裡，除非你用歷史的方法去理解它，從隱喻的角度去闡釋它，否則根本就解釋不通。如果我們能夠撇開早期福音書作者撰寫的《米大示》，將耶穌的真實身分還原、挖掘出來，那麼，耶穌顯然絕非尋常人可以企及。他的智慧獨一無二、振聾發聵，但也神祕莫測。他的魅力無邊無界，遠遠超越以狂熱傳道為當時時代特點的其他猶太傳道者。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雖然沒有史實證明，但確實感人至深，鼓舞人心。然而，他的故事中包含著超自然的成分，他就是上帝，作為天父他把他自己從天國「派來」人世，童貞生子，起死復生，重返天國，而且要在世界末日時再臨人世，審判活人和死人，等等。這些超自然成分從敘事的角度來看自然是宏偉壯闊、富於象徵力，但在我看來，它們與同一時期盛行於地中海和中東地區的諸多關於神祇的神話傳說一樣，都無法讓人信以為真。
　　於是我變成了持無神論的神父，或至少是持不可知論的神父。但我怯於告訴任何一個人。我又返回頭去閱讀那些激進的聖公會神學家，像約翰·魯濱遜、莫里斯·懷爾斯，唐·卡皮特及合作者。過去我講神學入門課時常常取笑他們，現在重讀他們的作品，心裡卻生出幾分敬意。在他們的書中，我甚至還找到了繼續做神父的理由。比如卡皮特說過，「有些神職人員是悶聲不響的不可知論者，另一些則悶聲不響地懷疑基督教中超自然的信條，但與此同時，他們照樣能將基督教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我想我就當個這樣的神父吧。但卡皮特自己沒能做到悶聲不響地懷疑，他被人公開指斥為「無神論神父」。此公讓我頗感興味，因為他在一系列的著述中，固執地手持鋼鋸，對準自己正跨坐其上的樹枝，鋸得津津有味，直到自己的身體在空中沒了其他任何依託，只剩下丹麥思想家齊克果所說的「宗教的需求」，那就是：「就我們而言，世上沒有上帝，只有對宗教的需求，對宗教的選擇，對各種教規的接受，以及宗教帶給我們的解除束縛的自我超越。」在聖埃塞爾伯特神學院教書時，我常把這些話套進信經的格式裡，以活躍課堂氣氛：「我信仰宗教的需求……」現在，連卡皮特在我看來都過於主觀臆斷了。「解除束縛的自我超越」在哪裡？我沒有感覺到啊。我只感到空虛孤獨，一事無成。
　　恰好就在這個時候，達芙妮走進了我的生活。當時的情形很有諷刺意味。我常去當地的一家醫院探望病人，達芙妮就在那裡當護士長，主管女病房。我們偶爾去她鴿舍般的小辦公室聊幾句病人的情況。有一個病人我們都特別關注，那就是修女菲洛米娜嬤嬤。她大約四十歲，因為罹患某種骨癌將不久於人世。幾個月來，她多次進出這所醫院，常常要忍受巨大的痛苦。他們截去她的一條腿，但仍止不住病情的惡化。醫生都束手無策了，嬤嬤卻平靜勇敢地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因為她信心滿滿，堅信自己即將去見自己的造物主，或者如她當初成為修女時發下的終生願所說，就要去見她的新郎。自然，我沒有用自己的種種懷疑去攪擾她，而是表現出真誠熱切的樣子，以回應她對天主的虔誠。可能菲洛米娜嬤嬤對達芙妮說過，說我對她是怎樣的慰藉和鼓舞的泉源，於是達芙妮把這些十足的過獎之辭轉手講給我聽。我很難堪，卻又不得不忍耐。
　　菲洛米娜嬤嬤最後一次出了院，回到修道院等待死亡的到來，一兩個月後她等到了。這件事情給達芙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想更深入地了解天主教，問能不能找我聽道。「聽道」這個詞顯然是她從菲洛米娜嬤嬤那裡聽來的。我想把她推給我的助手，可她堅持非我不可。這也許就是預警信號了，但我找不到哪種方式，既能拒絕她，又顯得合情合理，還不至於粗暴。於是每到週四或週五她值夜班的時候，她會在下午或傍晚時分來到我住的神父宅邸。我的前廳有一隻壁爐，壁爐架上方掛著一隻沉甸甸的石膏十字架，一隻大鐘滴滴答答地走著，四壁上貼著彩色的傳統宗教宣傳畫。大廳中央擺著一張拋光的桌子，周圍是人造皮直背餐椅。我們面對面坐在桌子兩側，餐椅中間早已被坐塌了一個窩，坐上去很不舒服。我們就坐在上面一條條地學習天主教的教義。那場面何其滑稽。
　　剛開始時我只打算儘快了結此事，所以每當達芙妮探身向前，誠懇地望著我的雙眼，提出異議或表示不解時，我就聳聳雙肩，掉轉目光說：「不錯，從純理性的角度來看是有不少問題，可你應當把它放在整個信仰的大背景之下來理解。」然後，我便開始講下一條教義。但沒過多久，我心裡便開始盼望她每週一次的拜訪。天主知道我很孤獨。我真懷念聖埃塞爾伯特神學院教工休息室裡的同道們啊。我的助理湯瑪斯是個好小夥子，利物浦人，他剛領受完聖職就被分到我們這個神父奇缺的主教管區。他世俗的興趣主要集中在足球和搖滾樂上，所以他對青年俱樂部非常感興趣，每個週日晚上都要主持一場頗受歡迎的民謠彌撒。而我對這些卻是一竅不通。我們的管家阿吉是一個形容枯槁、患有關節炎的寡婦，她天天念叨的只有兩件事：伙食開銷和各處的關節疼痛。達芙妮不是世上最有頭腦的人，但她對新聞中有意義的部分感興趣，收看較為嚴肅的電視節目，閱讀獲過文學獎的小說，還常去倫敦的劇院看戲，參觀展覽。她父親是職業軍人，常常被派駐國外，所以她進入一家高規格的女子寄宿學校，學會了相當斯文優雅的語調和說話方式。不過她的語調好多人接受不了，我在醫院裡無意中聽見她的同事私下模仿她說話的腔調，但我並不覺得反感。我們逐漸養成習慣，先把該講的幾條教義講完，然後就開始聊別的話題。漸漸地，教義越講越粗略，閒談的話題反倒越來越多。我開始懷疑，達芙妮不大可能皈依天主教，就像我不可能重新找回自己的信仰一樣，而且我懷疑她遲遲不肯結束輔導課程，有假「道」濟私的目的。
　　達芙妮看上我什麼了呢？後來，我常常問自己。算起來那時她已經三十五歲，急不可待地想要結婚，也許還想生兒育女。我不得不說，她的外貌按照現在流行的標準，或者其他任何標準，都算不上吸引人，但是我們初次相識時我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為我早就訓練自己不把女人看作性愛對象了。達芙妮身材較高，體態像中年婦人，穿上白袍比穿便裝更好看些。她臉色蒼白，下顎粗壯，雙下巴隱約可見，尖鼻子，小嘴，兩片薄薄的嘴唇經常抿成一條嚴厲的直線，在上班時間更是顯得凌厲嚴苛。她以獨斷專制的方式管理病房，我發現她手下的年輕護士對她除了尊敬之外，還有一定程度的厭惡。但達芙妮同我在一起的時候，有時也准許自己微微一笑，於是便露出兩排整齊的白牙和粉紅色的舌尖。隨著我們關係變得越來越親密，我發現她舌尖快速掠過雙唇的動作很能撩動人心。但顯然她不是一個人人愛慕的女人，不比我更能吸引異性。如果用謝爾德雷克所說的魅力分值來給我們打分的話，我們誰也得不了高分。也許就因為這一點，她才覺得我們兩人正好配得上。
　　接下來就發生了在達芙妮家吃午飯的事情，那真是一頓命運攸關的午飯。她住的小公寓在一幢私人開發的住宅樓裡，鄰居都是沒有孩子的夫婦和單色的年輕白領。一樓門廳裡擺著一盆塑膠花，走廊裡鋪著地毯，最大的噪音就是電梯上下時發出的聲響。那是二月的一天，潮濕陰冷，烏雲壓頂，天空下著濛濛細雨。走進達芙妮家門，頓時感覺室內溫暖舒適，達芙妮也溫暖可親。她那天穿了一件我從未見過的柔軟的天鵝絨長裙，一向古板地綰在腦後的頭髮剛剛洗過，披散在肩頭，散發著洗髮露的清香。她好像也為我的外貌吃了一驚，我穿著一件套頭衫，一條燈芯絨長褲，這是她第一次看見我不穿神父黑袍的樣子。「這衣服顯得你好年輕啊。」「那我平時很老嗎？」我們大笑，她粉紅色的舌尖略帶賣弄地從雙唇間輕靈閃過。
　　開始時我們都有些拘謹，但飯前的一杯雪利酒讓我們放鬆了一點，佐餐的一瓶葡萄酒則讓拘謹的感覺蕩然無存。我們開始閒聊，比以往更隨便，更親密，更有興味。我記不清當時都吃了些什麼，只記得食物味道清淡可口，比阿吉的油膩燉菜要好得多。飯後我們並肩坐下來喝咖啡，達芙妮把沙發移到壁爐前，我們就面對著用假煤塊和煤氣仿造出的爐火聊天。我們談啊談啊，冬日的下午變成了黃昏，房間也漸漸由明轉暗。達芙妮起身打算去開檯燈，這時，我伸手攔住了她。一陣強烈的衝動攫住了我，我想向她坦白，把我的真實情況全部向她吐露。現在房間半明半暗，彷彿懺悔室一般，在這裡剖析自我似乎也容易一些。「有件事情我必須向你坦白，我再也不能給你輔導神學了，因為，你知道，我自己都不再信了，再輔導下去就是錯誤，是地地道道的褻瀆信仰。好了，我說出來了。這世界上，你是唯一聽我講出真話的人。」
　　藉著火光，我看見達芙妮興奮得睜大了雙眼。她拉起我的一隻手，緊緊握住。「我太感動了，伯納德，」幾週前我們就開始以名字稱呼了，「我明白這對你來說有多麼重要，多麼關鍵。你能向我敞開心扉，我真是榮幸之至！」
　　我們默默地望著爐火，在靜穆中坐了幾分鐘。然後達芙妮握著我的一隻手，聽我把上面所寫的經歷大致講述了一遍。講完後我說：「所以，現在呢，我只能找湯瑪斯來輔導你了。他還有一點嫩，但他的心放在了正地。」
　　「別傻了。」達芙妮轉身靠過來吻住我，好像不許我再講話似的。我當然依從了。
　　十四日，星期一
　　早晨去見赫秀拉的律師貝盧西先生。他的辦公室位於火奴魯魯市中心的金融商業區。這裡跟懷基基一樣，也有些微不真實的味道，似乎整個商業區都是昨天才建成的，但為了明天再建新的樓房，一切都可能在一夜之間全部拆掉，蹤跡全無。我開車經過阿拉穆阿娜大街一段破舊的街道，然後拐到購物中心，再開一公里，來到一座多層停車場。停好車從停車場的另一頭出來，便是迷宮一般的徒步區和商場。街道兩側是一座座外表極為相似的高樓，全都用同樣的不鏽鋼、有色玻璃和瓷磚建成，看上去亮閃閃的。大樓裡面的辦公室都裝飾豪華，牆上鑲著木板，地上鋪著訂製地毯，空調一刻不停地吹送著冷氣，有色玻璃和低垂的軟百葉窗遮擋住樓外刺目的陽光。於是，當你從炎熱明亮的大街走進商務大樓時，有好幾分鐘都不禁要懷疑自己是否仍然置身夏威夷。也許人家是刻意營造出這種有利於辦公的小氣候，以克服人們在熱帶地區常有的昏昏欲睡感吧。這種模仿北半球某商業都市特有的辦公氛圍的行為，貝盧西先生和手下自然也積極參與其中。貝盧西先生身穿三件套西裝，打著領帶，他的祕書穿一件密實的長袖長裙，腳上是長筒襪、高筒靴。我看看自己身上穿的休閒長褲和運動衫，頗為自慚形穢。
　　貝盧西先生在辦公室門口鄭重地跟我打過招呼，示意我坐在一張飾有鈕釦的綠色真皮扶手椅上。這椅子和其他傢俱都嶄新得不像真的，真是奇怪。「沃爾什先生，一切都好吧？」我大略講述了父親出車禍等麻煩事，他同情地咂巴著舌頭，說：「黏糊球門，你們英國人是這樣說的吧？黏糊球門？」我跟他說這是個板球術語，是「處於不利形勢」的意思。「不是開玩笑吧？」他有些不相信，「你想起訴那個司機嗎？」我說不起訴，他露出失望的神色。
　　他讓祕書把授權文件拿進來，趁我瀏覽那四頁文件的時候，點燃了一根雪茄。文件是用典型的法言法語寫成，包羅了一切可能發生的事件諸如「要購買、出售、談判、簽約、留署、抵押和讓渡任何財產，包括不動產、動產和混合產權，有形和無形資產……」但整體思路還算清楚。這一紙文件必須由赫秀拉當著一位公證人的面簽字才能生效。我說赫秀拉正在住院，沒辦法出門怎麼辦。貝盧西說公證人可以到醫院去辦理公證。「醫院裡的社工會幫你的。」那位社工女士確實幫我辦妥了。讓我吃驚的是，在赫秀拉床邊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後，全部手續在下午三點前就辦完了。現在我可以全權料理她的事情了，而我的第一項任務就是付給貝盧西先生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費用，兩百六十美元。
　　會見完貝盧西先生，我趕在去醫院簽署文件之前，按格爾森大夫給我的地址又去查看了兩家療養院。第一家名叫馬凱莊園，位於戴蒙德角盡頭靠海的一處高級住宅區裡。我開車剛一進大門就知道，這裡的設施服務一定非常吸引人，收取的費用也一定昂貴得嚇人。療養院主樓是一幢美國殖民時期風格的建築，漆成原白色，一個長長的陽臺正對著花園，稍能活動的病人可以坐在陽臺的陰涼裡，享受繁盛花木的馥郁芳香，觀賞花園裡的景緻。主樓裡面的空氣也同室外一樣清新好聞。而且一切陳設都雅緻舒適、潔淨宜人。每位病人都住在光線充足的單人房裡，裡面有舒適的傢俱、電視、床頭電話，等等。護理人員都穿著得體，儀容整齊，給病人端飯送藥時像空姐一樣面帶笑容，舉止合宜。赫秀拉肯定會喜歡馬凱莊園的。但可惜這裡每月收費六千五百美元，還不包括藥費、理療費、職業療法等費用。讓赫秀拉搬到這裡住的話，她會成天擔心錢花光以後該怎麼辦，住得再開心也會被這份焦慮破壞殆盡的。領我參觀的金髮女士是療養院的負責人，她儀態莊重、身材高䠷，身上穿著一套一塵不染的亞麻套裝。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似的，小心翼翼地提示說，療養院在收住危重病人之前，要求提供一定的經濟擔保，「以避免入住後發現對病人的診斷過於悲觀而帶來的種種難題。」她儘量婉轉迂迴。看我神情中流露出的渴望，再看我身上從小店買來的皺巴巴的路邊貨服裝，她可以斷定我在做非分之想。那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第二家名叫拜爾維迪爾療養院，聽名字很高大上，實際上就是座淺色調的普通水泥平房，從路上望去像是一所小學。這名字起得真是有些做作。療養院位於城市的西北郊，緊臨一條寬闊筆直的大路，無遮無攔地凸立在一片單調的灌木叢旁。看過了馬凱莊園的豪華，這裡自然難以稱心，但跟我昨天看的那兩家相比，已是相當不錯了。樓裡面只有一絲極淡的小便味，參觀全程我幾乎都沒注意到。工作人員看上去很友善耐心。但有些地方赫秀拉不會喜歡，她不願意跟別人共住一間病房，而且雙人間裡的兩張床捱得太近，我簡直懷疑雙人間是單人房改造的。有些病人顯然是老朽得成了痴呆，而且公共娛樂設施非常少。但話又說回來，這裡一個月只需要交三千美元，而且有空床位。
　　明天我得去趟懷基基的銀行，打開赫秀拉租用的保險箱，取出她的股權證，再去火奴魯魯市中心找她的股票經紀人，把股票賣掉。同時要把銀行保險箱退掉，好省下租金。然後註銷一個小額存款帳戶，再把銀行發行的價值三千美元的資金拆借市場債券兌換成現金。然後把所有這些錢都存入活期帳戶。美國人給活期帳戶起了個跟英國不一樣的奇怪名字。赫秀拉所持股票最近做過一次價值估算，總價值為兩萬五千美元。加上一萬五千美元的其他積蓄和財產，不算養老金，共計四萬美元。如果把養老金留出來作為零錢，應付一些不時之需，用其餘的錢支付療養院的費用，那麼，如果她住進拜爾維迪爾，這筆錢夠她在那裡住一年的時間。一年，比格爾森大夫預計的時間長出了一倍，但如果他估計有誤，時間超過一年，資金上也有了迴旋的餘地。這種算計有些病態，但人總要面對現實吧。
　　赫秀拉似乎已經準備好了迎接現實。我對她講了在這兩家療養院的見聞。馬凱莊園高不可攀，我並沒多講。她贊成我的看法，以她的經濟條件，拜爾維迪爾應該是我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去處了。她同意我去辦理手續，好讓她儘快搬過去。格爾森大夫還沒治好她頑固不化的便祕，但這只是個時間問題，治癒後她馬上就得搬出醫院。赫秀拉對法律授權和計算財產這些事非常感興趣。令人費解的是，這些事情竟使她重又萌發出生機。她讓我從家裡再帶幾件睡衣和內衣來，而且明天她要做個髮型。探望赫秀拉的時候，時間好像長了翅膀，我們總有說不完的話。
　　可惜跟爹地一起時畫面就不一樣了。他一味地為傷痛呻吟，嫌棄在床上用便壺丟面子，抱怨我害他落到了這步田地。他盼著回家，又一次問起了特絲。我想還是等到傍晚給特絲打個電話吧，把事情說清為好。只是現在時間還太早，在英格蘭老家他們還都睡著覺呢。我想去外面遊游泳。這一整天裡，我開著塑膠內飾的老爺車跑遍了整個火奴魯魯，除了坐辦公室就是進病房探望，我真的需要活動一下，好好鬆鬆筋骨。
　　我游泳回來了。剛才僥倖逃脫了一場小災，我不禁笑逐顏開，甚至還不時開懷大笑了幾聲，以宣洩心中的勝利豪情。我傻笑著走出電梯時正好撞見克瑙伯弗勒馬赫太太。她狐疑地盯著我，一面詢問爹地和赫秀拉的情況，一面朝我跟前湊。我猜可能是想聞聞我有沒有喝醉吧，其實我滴酒未沾。
　　我本來打算去樓下的游泳池裡游泳的，但從陽臺朝下仔細一看才發現，泳池遮在大樓的陰影中，已經許久沒人光臨了，讓人不太放心。於是我先換好泳褲，在外面套了條短褲，就開車去了卡皮奧拉尼公園前方的海灘。懷基基的酒店高樓修到這裡總算止步不前，讓位於一片沙灘。我很容易就在公園的樹蔭下找到停車位。因為已近傍晚，白天在這裡摩肩接踵晒太陽的遊人，早已捲起各自的浴巾草墊，回到孵化場般的高樓大廈裡吃飯去了，海灘上相當空曠。零星幾個待在沙灘上的人，瞧著多半是本地人，在忙碌一天之後，帶幾瓶啤酒、可樂，來這裡遊游泳，放鬆放鬆，坐看夕陽西下。這會兒是游泳的絕好時間。太陽斜掛在西天，已不似白天那般酷烈，而且海水溫暖舒適，空氣芬芳宜人。我奮力朝著澳大利亞的方向游出一百公尺左右，然後翻身仰躺在水面上，凝神注視蒼穹。一縷縷鑲著金邊的淡紫色雲霞，綵帶般在西天飄揚。一架噴射機在空中轟鳴著，卻打不破這傍晚的寧靜和美妙。城市的喧鬧似乎瘖啞而又遙遠。我拋卻了一切思慮，像一段隨波漂蕩的木頭，任海浪輕搖。偶爾，一排大浪打來，將我埋在浪底，或者將我火柴棒似的豎在半空。浪頭一過，留下我在水中拍水大笑，開心得像個孩子。我當即決定要經常來游泳。
　　有幾位癮大的，不捨最後一線光亮，還在繼續衝浪。我已游到離岸邊較遠的地方，能更加真切地觀察他們，欣賞他們的英姿和技巧。每當一排大浪打來，他們在平滑如鏡的海面上屈膝展臂，滑行著斜插入高高捲起的浪峰之下。他們可以靠扭動腰臀改變方向，有時甚至一擰身，衝過飛花瀉玉的浪峰，一躍而至浪頭背後的凹槽中。當他們乘風破浪躬身前進時，隨著浪頭力量的減弱，他們漸漸站直身子。我所處的位置有時看不到衝浪板，於是當他們朝我的方向滑過來時，就好像凌波微步一般踏浪而行。隨著衝力慢慢減弱，他們屈膝跪下，似乎是在感謝聖恩，然後再次扭過頭，朝深海方向劃去。望著他們，我隱隱記起了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幾行詩句，那是不久前我在赫秀拉家裡讀到的，圖書俱樂部版本。第二幕中法蘭西斯科這樣說腓迪南德：
　　大王，他也許能活命，
　　我眼見他壓服了陣陣波濤，
　　踏著浪脊前行。
　　我想，這難道不是英國文學史上首次對衝浪的描寫嗎？
　　游回岸邊後，我先擦乾身體，坐下來觀賞日落。最後的幾位衝浪人也扛著衝浪板離開了。遠處金光閃爍的海面上，幾隻雙體船和縱帆船正載著遊客進行「雞尾酒巡遊」，船帆點點，暗影橫斜，與大海夕陽相映成趣。沙灘後面，公園深處的某棵大樹下，一位樂手正用薩克斯即興奏出一連串長長的爵士樂琶音。薩克斯嗚咽著，悲鳴著，沙啞的音色與黃昏的景緻渾然天成。我第一次明白了夏威夷令遊人如痴如醉的原因。
　　然而，就在我準備回家的時候，寧靜的心緒一下子被攪亂了：我發現自己口袋裡的鑰匙串不見了。不知怎麼搞的，鑰匙從我的褲袋中滑出來，落進柔軟的沙子裡了。我站在原地一動不動，心裡明白，如果鑰匙還沒被沙子埋住的話，我現在任何一個動作都會將它埋在沙下，再也找不回來了。我慢慢轉動身子，用目光搜索四周的每一道小坡小坎，我拖在沙灘上的影子也隨之伸長縮短，但是沒有鑰匙的影子。
　　我絕望地低呼一聲，焦急地將雙手緊擰在一起。因為不見的除了汽車和公寓鑰匙，還有今天下午赫秀拉剛剛委託給我的保險箱鑰匙。我把它們全串在租車公司給我的那個車鑰匙鏈上了。鑰匙當然可以重新去配，卻得費心費力，又麻煩又浪費寶貴的時間。我還自以為替赫秀拉辦事辦得蠻俐落的呢，現在由於一時粗心犯下了愚蠢的錯誤，看來我的結論下得太早了，剛剛建立起來的自信頓時土崩瓦解、消失殆盡。來沙灘游泳卻把鑰匙串放在敞口的衣袋裡，真是粗心大意，愚不可及。沙灘上多容易遺失小物件啊，所以才有那麼多以沙灘拾遺為職業的人，整天揹著金屬探測器在懷基基海灘上搜來搜去的。我眯起眼睛向沙灘遠處望去，盼著能看見這麼個人，同時也認真地思忖，如果有必要，我就一動不動地站在這裡，直到明天早晨有拾遺人出現，幫我找回鑰匙為止。
　　距我十公尺遠的沙灘上，有兩個黑頭髮、棕皮膚的年輕人，正坐在那邊喝罐裝啤酒，他們身穿背心短褲，洗褪色的牛仔短褲是長褲截去一半剪成的。他們是我下水以後才過來的。我懷著一線希望大聲問有沒有在沙灘上看見一串鑰匙。他們同情地搖搖頭。我想自己是不是應該跪下，用手指在沙子裡翻找一遍。要在以前，我可能就跪下禱告了。此刻我的影子投在沙灘上，細長怪異，彷彿賈科梅蒂的厭食者雕像，將我此刻的無助和悲哀表現得淋漓盡致。我再次轉頭望著大海，太陽的金盤正迅速往海中墜落，天很快就要黑下來，沒辦法再繼續找鑰匙了。但這念頭反倒讓我想出了一個主意。
　　主意有點牽強，但我好像也別無他選。我筆直地朝水邊走了十多公尺。這時太陽剛剛碰到地平線，光芒正好同海面平行。我停下腳步，轉身蹲下，目光順著沙灘緩坡朝我下水前換衣服的地方看去。就在那裡，在我毛巾右邊不到兩公尺遠的地方，有什麼東西在閃著亮光，它映著落日的餘暉，閃閃爍爍，像蒼茫宇宙中的一顆小星星。我直起身來，它消失不見，再彎下腰，它又出現了。旁邊的兩個年輕人略帶好奇地望著我這麼起來蹲下。我雙眼緊盯著剛才閃光的地方，大步走向放毛巾的地方，就在那裡，赫秀拉保險箱上的鑰匙，在沙子外露出了一公分多的小尖兒。「哈！」我高興地大叫一聲，彎腰攥緊保險箱鑰匙，將整串鑰匙從沙子裡拔出來，然後高高舉起，舉給那兩個年輕人看。他們微笑著為我鼓掌。就在那一瞬間，太陽沉入地平線以下，沙灘頓時暗淡下來，像舞臺忽然熄滅了燈光一般。我緊緊拿著那一串鑰匙，用力之大，手掌上壓出的凹印到現在還沒消去。我在夕陽的紫紅色餘暉中走到車旁，滿心輕鬆和愉悅。明天我一定得去買個霹靂包，哪怕繫在腰間像隻袋鼠也沒關係。
　　昨晚我整夜都在回顧「我的平生」，在一陣持久不衰的衝動中，我在紙上奮筆疾書，自我坦白，自我剖析，一直寫到今天凌晨時分。開始時我還假設自己是在同尤蘭德·米勒談話，但不久就變成自我獨白。後來停筆並不是因為我累了，或者說，不僅僅是因為我累了，而是因為再寫下去的話，心中的痛楚將令我無法承受。回憶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將會觸及靈魂的重大決定與奇怪的肉體接觸纏繞成的那團亂麻，而一想到要解開這團亂麻，就會讓我痛苦不堪。這一點自然也是我突然離開尤蘭德家的原因，因為我害怕重蹈覆轍。昨晚在尤蘭德家的餐廳裡，假若我繼續同她談下去，那麼，那個暗淡無光、淫雨霏霏的二月下午發生在達芙妮公寓裡的悲劇，可能就會再一次上演。所以我心煩意亂，落荒而逃。還是讓我盡可能簡略地把故事講完吧。
　　上次擱筆時，我故事的主人公被緊緊地壓在沙發靠背上，雙唇緊貼著女人濕潤的嘴唇。我確信，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異性接吻，起碼從我少年時期算起是第一次。在我七歲那年，我們的街上住著一個名叫珍妮佛的小姑娘，讓我非常著迷。現在我還隱約記得，有一次，在小孩子過生日玩的罰物遊戲上，我曾經吻過她的嘴唇，感覺她的雙唇濕潤柔軟，如同剝了皮的葡萄。我在高興的同時，又因被迫當眾接吻而害羞不已。但是自從青春期開始後，除了我母親和兩個姐姐之外，我再沒擁抱過其他任何異性。當然，跟家人的擁抱或在臉上的一啄，也完全沒有性的成分在其中。所以當達芙妮將嘴壓在我嘴上時，我體驗到一種非常新鮮奇異的感覺。那時我還沒有留鬍鬚，所以在承受她的吻時，連減緩衝擊的隔離層都沒有。她吻得堅定、小心，甚至還帶有些許崇敬，彷彿我教區裡的女教民對聖像行吻足禮那樣。她們都是常來教堂做禮拜的信徒，一舉一動都像達芙妮一樣莊重。每年在耶穌受難日的禮拜儀式上，大家都要向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行吻足禮，她們優雅自信地雙膝一屈，頭朝前一低，吻在耶穌的足上，準確得彷彿是在給別人做示範。每次的儀式需要兩名助手高舉十字架站在祭壇臺階上，我作為主持儀式的神父，侍立在聖像一旁，待每個人行完吻足禮，便用亞麻白巾擦拭一下石膏聖像的雙腳。處在這樣的位置，我自然而然注意到不同的人行禮的方式也各有不同，而且還在心裡給他們分了類：有些人又羞又窘，好像是在玩罰物遊戲；有些人舉止笨拙卻虔誠忘我；還有的人沉靜、泰然、矜持。
　　達芙妮吻我時，我一動不動地僵坐著，滿心驚愕卻並不拒絕，因為我真的陶醉了。只有在這一瞬間我才發現，從作為未來神父接受培訓，直到當上神父的那段漫長歲月中，我是多麼缺乏人與人肉體上的接觸啊。我從未感受過動物之間互相接觸的愉悅，特別是，從未接觸過神祕的、身體構造不同於我的異性。她們柔軟豐腴的身體，她們平滑無瑕的肌膚，她們芳香的呼吸和長髮，對我來說都是陌生的。那是一個綿長的吻，我有時間注意到達芙妮合上了雙眼。我急於使自己的舉止符合這一陌生儀式的規範，於是也閉上了雙眼。過了一會兒，她挪開嘴唇，抬起頭調皮地對我說：「我早就想吻你了，你也想過嗎？」
　　說「不」似乎不太適宜，於是我回答說是的。她微笑，垂下眼皮，噘起雙唇，仰起下巴，似乎要我再一次吻她。我吻了。當我離開她的公寓，匆忙趕回教堂去聽六點鐘的懺悔時(唉，褻瀆聖靈！)，雖然我們的關係沒有進一步發展，也沒挑明什麼，但我在感情上已從此專屬於達芙妮，那在道德上就必須解除聖職了。不能說是她迫使我這麼做的，這麼說也不公平，因為我早就打算同教會脫離關係。實際上我還暗暗渴望這一天的到來，好消除我當神父的矛盾心理，好讓我坦坦蕩蕩、誠實無欺地表明自己信仰什麼，不信仰什麼。可是我缺乏勇氣單獨採取行動。我需要一個誘因，我需要支持，而達芙妮恰好成全了我。一個心存疑竇的神父，出於怯懦或敬業感，他可以藏起自己的懷疑繼續從事自己的工作，這是一回事，而且我相信這樣的神父為數不少。但一個在長沙發上同女人擁吻的天主教神父就另當別論了。後者是一起醜聞，一樁怪事，不容繼續。達芙妮的吻和我對此的回應，共同為我信仰喪失貼上了封條，或者，我應該說，撕破了封條，釋放出所有被我掩藏起來的懷疑。開車離開達芙妮的公寓時，我並不覺得內疚，心中只有輕鬆與振奮。我向上看了一眼達芙妮起居室的窗口，半幅窗簾拉開，室內的燈光將她的黑影放大後映在窗子上，好像還在朝我揮手。這是我生平第二次邁出具有決定意義的、改變人生方向的一步。第一次，我投進了嚴峻卻又令人心安的母教會的懷抱，第二次，我投入了一個女人的雙臂，一種充滿未知風險的生活。我感覺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生命力。這感覺讓我興高采烈，我真的相信，那天晚上我所扮演的懺悔神父的角色充滿了激情和關切，比以往更能令人心悅誠服，更能給人以激勵和鼓舞。
　　但第二天早晨的講經布道就全然不同了。我情緒緊張，神志混亂，讀經文時竟然一反常態地結結巴巴，給教徒們分發聖餐時不敢同他們對視，好像害怕他們在我眼睛深處看西洋鏡似的看見我和達芙妮擁抱的醜惡場面。午餐時我幾乎不能順暢地同湯瑪斯進行交談。有一兩次他好奇地望著我，問我是不是不舒服。下午我開車去達芙妮的公寓找她，我們又長談了一次。這一次談到了將來。
　　不可避免地，我生活的轉變將給我父母帶來震驚和痛苦，我的主要任務是盡可能地弱化這種轉變帶給他們的衝擊。所以，我不能在同一時刻公開地對神父制度、天主教信仰和禁慾主義大張撻伐。我準備分幾步走，先告訴父母說我的職業出現了危機，想申請還俗。然後，待他們習慣了我俗家人的身分後，我大概就能夠說清楚自己決定還俗是因為在神學方面產生了疑惑。同時，還可以做好鋪墊，讓他們接受我的婚姻。在這個過程中，我打算到英格蘭北部找份教書的工作，等達芙妮也搬過去後，我們就能避開外人眼目、從容不迫地加深了解，最後邁出決定性的一步，結婚。但我的設想太天真，計劃又不周密，很快一切都成了泡影。
　　我先去見了我的頂頭上司，主教管區的輔助主教，說我失去了信仰，要求還俗。他自然是要求我略微緩緩，要謹慎行事、三思而行。他還建議我單獨進行一次靜修，在寧靜、屬靈的氛圍中認真考慮一下。為了表明我的意願，我去了一座加爾默羅會的修道院，原計劃是進行為期兩週的靜修，但那裡的死寂和孤獨差點把我逼瘋，住了三天我就離開了。我再次去見輔助主教，第二次請求還俗。他問我還俗是不是跟獨身的種種困難有關，而我的回答多少有些詭辯的性質：我對天主教的懷疑純粹是出於哲學的、理性的思考，但是還俗之後，我顯然也可能同大多數俗人一樣，結婚。他說還要考慮考慮，希望我能找到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暫緩邁出這一無法挽回的一步。他還說要為我祈禱。
　　接下來的一兩週算是間歇期。其間，我各種猶豫不決的心情、各種自相矛盾的想法在心裡亂成一團。主教免去了我做彌撒講道的職責，對外只說我工作壓力太大，身體不適，正遵醫囑休息。我在聖彼得和保羅教區附近的一座修道院中找了個房間住下，繼續同達芙妮幽會。我感覺我們交往中那種串通合謀、觸犯天條的成分，給我們的關係平添了一份浪漫與刺激，也令她頗為開心。我們的交談全是關於我的懷疑、我的決定和主教的拖延，但我們的身體接觸卻逐漸增多。每次分手時，達芙妮的吻總是綿延悠長，有一次甚至將溫濕的舌頭塞進我的唇齒之間，嚇了我一跳。接著，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在距離薩德爾幾英里遠的鄉間小酒吧裡，我和達芙妮手拉著手的時候正好被一位認識我的教徒撞見。於是紙裡再也包不住火。
　　翌日，教區裡謠言傳得滿天飛。我回神父宅邸取郵件時，管家阿吉瞪大雙眼望著我，彷彿我頭上長出山羊角，褲腿中伸出羊蹄子，變成了惡魔的化身。有人向主教告狀，主教將我召去面談，怪我欺騙了他。我們在氣頭上爭吵了幾句，我當時當地就辭去了神父之職，並且自行免除了教籍。我返回南倫敦老家去見父母，艱難地向他們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為，以及今後的打算。二老深受打擊，媽媽傷心落淚，爹地一言不發，面容憔悴。當時我難受得簡直如同墜入煉獄一般。我沒敢說明自己如此決定的緣由。解釋，只會加劇父母的痛苦。對於他們來說，他們質樸單純的信仰就跟體內的血液循環一樣重要，靠著信仰他們才能熬過生活的一次次考驗，一次次失望。也許就連這一次，父母也還要倚仗信仰才能熬過去。臨走之前，媽媽說她會在有生之年的每一天誦讀《玫瑰經》，好讓我重新獲得信仰。我敢說她一定是說到做到了。她真是白費力氣啊。時至今日，一想起媽媽為我誦經禱告的事，心中便湧出無法言說的悲傷。媽媽誦經的時候，一定是夜復一夜、從不間斷地跪在陰冷的臥室裡，向壁爐架上的路德聖女像祈禱。她雙目緊閉，念珠像手銬般纏繞在她的腕上。此時她身體狀況已經不是太好，卻為了我強拖著病體做了這一番無用功。不久之後，我和達芙妮分手了，讓媽媽又看到了一線希望。從理論上來說，我重返聖職的道路仍然是暢通的。
　　我匆忙搬離了薩德爾的神父宅邸，租了一間小房住下。那裡距離倫敦八公里，單調破敗，地名居然叫作漢菲爾德克羅斯。克羅斯，十字架，這裡面所隱含的基督教典故的譏諷意味，我自然沒有忽略。達芙妮邀請我搬去她的公寓，住進那間小小的客臥裡，但她那裡離教區太近，我感覺不自在。況且當地報紙聽說了我的事情，一位年輕記者便把我堵在達芙妮家一樓的門廳裡，要求採訪。反正我畏縮了，不想一頭扎進親密無間的戀愛關係中，也害怕做出婚姻的承諾。不知怎麼搞的，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一次擁抱變成了一樁戀愛，婚嫁由隱約的可能變成了實際的談論：時間、地點、由誰經辦。我覺得我需要一段安靜的過渡期，調整一下心態，逐步適應俗世的生活，同時更深入地了解達芙妮。接下來，就該面對該如何餬口的難題了。我只有不多的一點積蓄，維持不了多長時間。我去社會保障辦公室報名領取失業救濟金，又到就業中心，在職業登記表裡填上自己的名字。工作人員見我在職業一欄填的是「神學家」，不禁有些迷惑：「招這一行的可不多。」這我相信。我開始去本地的公共圖書館逛逛，翻看報紙上的豆腐塊廣告，特別是學校類的招聘廣告，我覺得我最有可能在學校裡謀到一樁差事。
　　與此同時，我定期與達芙妮見面。我們常上街到酒吧或亞洲餐館吃飯，她也到我的住處用煤氣灶做飯給我吃。我因為剛才提到的原因，不太願意去她的公寓找她。而且她有車，我沒有。當神父時我開一輛福特銳界，因為車是跟教區借款購買的，所以我辭職時也必須交還回去。那車是我唯一真正——
　　句子寫到一半就聽見電話鈴聲響起，是姐姐特絲打來的。我本來打算晚上給她打電話的，這會兒卻忘了個一乾二淨。特絲等不到我的音信只好第二次打電話給我，這本來就已經讓我罪加一等了，當我承認父親因為住院而不能跟她通話時，我更是處於道義上的劣勢。自然，她大發雷霆，斥責我照顧父親不專心、不夠格，還是愚蠢地把父親拖來夏威夷的元凶首罪。聽著她的訓斥，我差點仿效卡通人物的做法，將手臂伸直，讓話筒遠離自己的耳朵。我知道，令她大光其火的，其實是她自己的負疚感，是她自己為了一筆子虛烏有的遺產鼓動父親來夏威夷的。我盡可能地把爹地的傷勢和恢復的情況講得樂觀一些，而且靈機一動，著重強調爹地所住的醫院不僅水準高，還是一所天主教醫院。我還把事先購買保險、現在醫療費有了著落這件小小的功勞歸到自己頭上，實際上應該歸功於旅行社那位男職員的。我們沃爾什家的人在此類事情上向來馬虎大意。我記得50年代我們家接連失竊兩回之後，父親才肯去購買家庭財產保險。我向特絲保證，一定設法讓父親從病床上給她打電話，好讓她放心，父親確實像我所說的那樣，沒有腦震盪，沒有昏迷不醒，也沒有住進加護病房。她話裡有話地說：「你說什麼我信什麼唄。」
　　我想岔開話題不再談爹地的事，便講起替赫秀拉找家合適的療養院有多難。特絲問赫秀拉有多少財產，聽了我的回答後，她咕噥了一聲，似乎是在嫌少。等聽到我勸赫秀拉自己掏腰包住進私人療養院時，特絲說：「伯納德，你不認為你有點自作主張了嗎？就算你有那個什麼授權，錢畢竟是赫秀拉的。如果她自己願意住政府辦的養老院，願意給後人留下點錢求個心安的話……」
　　「看在老天的分上，特絲，」我出聲打斷她的話頭，「她只有幾個月好活了，而且不論住哪裡都沒什麼差別。就算她這時候馬上搬進政府養老院，他們照樣會從她的私房錢中把費用扣走，最後剩下的不過是幾千美金。」這一點是我自己查到的。
　　「哦，那就算了，亂七八糟，而且，」氣哼哼的特絲不講理地又補了一句，「全是你的錯。」然後「砰」的一聲，電話掛斷了。
　　再接著說達芙妮，我想一口氣寫完這段悲哀的往事再上床休息。當時的大體情形是，我想晚一點結婚，好讓彼此有時間深入地互相了解，但達芙妮卻不想再拖延，她已經三十五歲了，急著想要生兒育女。我需要她的陪伴和支持，但在內心深處，卻對婚姻即將涉及的性深感恐懼。我們的親暱僅侷限於親吻擁抱，而且還帶著幾分忸怩、斯文，我覺得愜意，但這並沒有激起性慾。只有在達芙妮用舌頭黏著我的舌頭時，心裡才會湧起片刻的性衝動，但條件反射般，我會馬上收攝心神，努力將注意力移開，不去想那些「犯罪的機會」。我相信，我心裡的衝動說明我至少應該具備性生活的能力，但時機到了的時候我該如何實施呢？我實在想像不出來。一天傍晚，我和達芙妮待在我的客廳兼臥室裡，我閃爍其詞地說出了自己的擔憂顧慮，因為說得十分隱晦，達芙妮想了一會兒才明白我到底在擔心什麼。她行事一向乾脆果斷，剛一聽明白我的意思就馬上說：「好吧，那只有一個辦法了。」當時當地，她提議我們立即上床。
　　嗚呼哀哉，那天真是一場災難，我一敗塗地。後來我們又試了幾次，無論是在她家還是我家都不成功。無奈中我想起最後一招，去酒店開房，依然是慘敗收場。達芙妮不是新手，但所有的性經驗也僅僅是上學讀書時的一兩次短暫、不如人意的豔遇。從她告訴我的情況來看，那些所謂豔遇不過是女孩子遇人不淑的悲慘經歷。那時的她長相平庸、身材肥胖，急著想找個男朋友，於是過於輕易地把自己交給了浮浪的男孩。結果男孩只管自己尋歡，不管她的苦樂，而且很快就丟開手走了。後來達芙妮考上護士，在工作的第一家醫院裡，她愛上了一位外科醫生。但那是一段純粹的柏拉圖式精神戀愛，因為對方是婚姻幸福的有婦之夫。她告訴我這些，似乎是想讓我敬佩她的潔身自好和自我犧牲。但我不知道外科醫生會不會只滿足於同達芙妮的精神戀愛，他後來跑去紐西蘭教書，會不會也是因為難以忍受她的痴情。總之，達芙妮在性方面經驗不足，至少實踐經驗不足，同時卻又怪異地毫無羞澀之感。這兩方面疊加起來，想讓我這樣一個上了年紀的新手進入狀態，就更是難上加難了。達芙妮當了十五年的護士，見識過男女老少形形色色的裸體，了解身體的各項功能和各種缺陷，面對裸體她完全無動於衷。而我卻十分羞於暴露自己的身體，面對她的裸體時，更是超乎尋常的敏感。除去衣飾的達芙妮，同穿著潔白平整的護士服的達芙妮，同穿著連衣裙緊身胸衣的貴婦般的達芙妮，毫無相似可言。我想像中的裸女形象——如果我曾經想像過的話，那一定是源自米洛的斷臂維納斯雕像，或者是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畫像。我總覺得裸女應該是貞潔、古典、完美的。赤裸的達芙妮則是豐乳肥臀，肚腹隆起，彷彿博物館中收藏的原始部落的生育女神像，還是那種工藝粗糙的木雕或陶塑的工藝品。面對這般豐腴的肉體，要是換成別的精力更加充沛、更有自信心的男士，也許會欣喜若狂，但是我卻被嚇到了。
　　我猜別人會以為，一個男人按照教規過了二十五年不近女色的禁慾生活，禁忌解除之後，一旦遇到哪個女子表示願意，他肯定會亢奮顫抖、急不可耐地同女子交配。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求學時代的某一段時間裡，我跟任何健康正常的男性一樣，會被慾望突然襲擊，而且強烈到幾乎無法克制。有時是因為無意中瞟見雜誌裡的一幅下流照片，有時是站在擁擠的地鐵裡，發現自己居高臨下盯著對面漂亮女孩虛開的領口。而且，我覺得自己為夢遺而煩惱的時間遠遠超過大多數年輕人。這繁衍的汁液越積越多，又沒有正常的發洩途徑，便只能在睡夢中肆意汪洋了。其實這在我們中間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有一次我聽見聖埃塞爾伯特神學院的兩個洗衣婦講黃色笑話，嘲笑「床單上的愛爾蘭地圖」，還說「難怪這裡叫『腎』學院」。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漸漸地，不由自主的性衝動變得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容易控制。禁慾與其說是一種犧牲，倒不如說是變成了一種習慣。精液慢慢地回落了。
　　甚至對那些一直有正常性生活的男子，我相信，在一段時期裡，性是出於頭腦的意志而不是身體的自然反應。最近我在某處讀到一個法國人的段子，充分體現了高盧人的處世哲學。段子大意是：「五十歲真是個好年齡啊，女人對你說『行』，你覺得很榮幸；對你說『不』，你又鬆了一口氣。」當然，那時我還不到五十歲。達芙妮對我尚未成形的問題說「行」的時候，我只有四十一歲。但是，就像肌肉缺乏鍛鍊便會萎縮一樣，人的本能被約束久了也會枯萎。達芙妮和我都不具備必要的技巧和手段，讓我長期被壓抑的性慾重新勃發。我沒辦法像粗話中說的那樣「讓它站起來」，即便我能讓它挺起來，也只是一小會兒，沒辦法插入達芙妮的體內。達芙妮每次都好意幫忙，卻令我更加羞愧、窘迫。每一次的失敗都讓我更加緊張、害怕，也預先註定了下一次的失敗。有一天達芙妮交給我一本性愛指南，裡面全是色情插圖，描寫也極盡變態。這好比一個人畢生都靠喝清水吃麵包過活，突然有一天拿到了一份美食家的菜單。實際上那書的章節就滑稽地命名為：開胃菜、餐前小菜、主菜，等等。好比一個人本想自己看書學習如何維修保險絲，卻拿到一本大學核物理教材。看完那本書的結果是，下一次實驗尚未開始，我就覺得自己異常無能，早早就開始膽戰心驚。
　　雖然剛開始時達芙妮包容、溫和，但人的耐心總有個限度，我們也越來越清楚，我們不太可能成為一對和諧的性夥伴。她自然覺得受了冷落，而我覺得羞憤難當。性關係的不諧調開始影響到我們的其他方面，老天知道，我們在其他方面本來就是弱不禁風、不堪一擊的呀。我們小事小吵，大事大吵，大事就是我應不應該接受聖約翰大學的聘請去當兼職教師。她不想搬去魯米治住。她以前在高速路上開車路過那裡一次，卻非說魯米治是個骯髒齷齪的工業化貧民窟。高速路上當然看不到什麼好景色的。她希望我多花些時間在倫敦東南部找份工作，比如在中學的宗教教育部教書。但我心裡明白，我根本管不住國立綜合中學裡的那幫中學生，何況他們肯定會覺得這門課沒意思，恨死老師了。而聖約翰大學的工作，雖然薪水低點，聽起來倒還合我的脾胃。另外，我急於離開倫敦南部，遠離倫敦的市區和近郊，找一個地方躲開以前的學生同事，躲開自己的家人，眼不見為淨。於是，在辭去神父職務幾個月之後，我在悲傷、痛苦和懊喪的狀態中，離開了達芙妮，或者說她離開了我。畢竟，我們的分手是雙方都同意了的。戀愛的失敗沉甸甸地在我心頭壓了好幾個月。是我利用了她，還是她利用了我？我不知道。也許我們兩人誰都沒真正想明白自己的真實動機。去年聽說達芙妮結婚了，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我希望那會兒生孩子還不算太晚。
　　十五日，星期二
　　今天發生的事情堪稱離奇、美妙。要在以前我可能會稱之為天意，甚至跟赫秀拉一樣，認為這是個「奇蹟」。現在我覺得應該稱之為僥倖或是幸運。但是這件事情所體現出的公平和善有善報，真是如同詩歌一般令人喜樂，以至於「僥倖」有些詞不達意，「幸運」又不夠隆重。還有那串鑰匙！那串失而復得的鑰匙！沙灘上發生的那個小插曲，稍微迷信點的人會視之為吉兆。因為，如果沒有找到鑰匙，今天早晨我就沒辦法去銀行打開赫秀拉的保險箱，不打開保險箱我就不能拿到她的股權證，不拿到股權證我就不會去火奴魯魯市中心找她的股票經紀人，就不會發現赫秀拉其實比她夢想的還要富有。是的，富有！
　　因為我找到了一張王牌，一張早就被赫秀拉忘到腦後的額外的股權證。它就裝在一隻普普通通沒有任何標記的廉價信封裡，夾在她的結婚證書中。這東西她自從離婚以後就再也沒心情打開過。結婚證被壓在箱底，上面是一份遺囑，一小疊股權證。那些被她一一裝進透明塑膠文件袋裡的股票，赫秀拉全都記得一清二楚，因為都是她到火奴魯魯定居後，通過西姆科克·山口公司購買的。跟我約好今天上午見面的就是這家公司的溫伯格先生。當初赫秀拉在婚姻破裂時，可能聽從了哪位朋友、律師的建議，也可能是前夫的建議，花錢買下了這隻王牌股票，就買了那麼孤零零的一股。至於是誰的建議，時間太久，連赫秀拉自己都記不清了。當時她只花了兩百三十五美元，投資數額不大，上市公司也沒什麼名氣，然後就把那一紙股權證存放起來，拋諸腦後了。所以她後來多次搬家都沒有把新地址通知股票經紀公司，自然從未收到過股票分紅，最後連經紀公司也不再費力去聯繫她了。以上是經紀公司的溫伯格先生對整個事件的推測。
　　溫伯格先生從薄薄的信封中抽出那張股權證時，皺著眉頭納悶：「這是什麼？里德爾太太的投資組合中沒有它的紀錄呀。」
　　溫伯格先生面前擺了一排電腦，其中一個棕色背景、琥珀色字母的螢幕上，顯示了赫秀拉所持有的股票清單。溫伯格先生按照名單先逐一計算每支股票現在的市場價格，為了讓我看清楚，又在一個白底綠字的螢幕上調出更多清單和圖表，然後點擊「賣出」指令。他的操作專業純熟，可惜我對此一竅不通，完全沒看懂。
　　溫伯格先生過著一種奇特的類似隱者的生活。紐約證券交易所收市時，夏威夷正是上午十點，所以他每天天不亮起床，凌晨五點就到公司上班，在沒有窗戶的開放式辦公大廳裡工作八小時。大廳裡擠滿了一排排辦公桌，身穿深色西裝和條紋襯衫的男士坐在桌旁，皺著眉，盯著電腦螢幕，同時拉小提琴似地歪頭把手機夾在腮下，對著話筒喃喃低語。西姆科克·山口公司的交易大廳比貝盧西先生的辦公室更像華爾街，也更能讓人忘記大樓外面，陽光正在浪花中閃耀，棕櫚樹被信風吹彎了腰。夏威夷的財富大概全要仰仗溫伯格這樣的人了。他們在燈光下不知疲倦地工作著，全然不理會熱帶氣候的魅惑勾引。我猜下午一點左右他一天的工作就能結束，但從他的外表可以推斷，顯然下班後他並沒有把閒暇時光全花在海灘上。他臉色蒼白得像礦工，過早地頂著一對貓熊眼，可能是因為經常五點鐘起床吧。我想像著每天下午下班後，他喊上三兩老友去附近購物中心，找一間冷氣充足、光線昏暗的地下餐廳吃午飯。他代步的車上有空調和茶色玻璃，他看電視的家中窗簾緊閉。
　　「天啊，」他細細看著那張王牌股權證，「這到底是從哪裡來的？」我說明自己是在哪裡發現的。
　　「你看過了嗎，沃爾什先生？」
　　「看了，只有一股，對吧？」
　　「是只有一股，但那是1952年買進的。你看到了嗎？這是國際商業機械的股票，IBM啊。」他敲了幾下鍵盤，白底綠字的螢幕上出現了一張新的數據表，他看著表說：「自從1952年以來，IBM有過多次配送和分紅，所以你姑媽的一股已經變成了……兩千四百六十四股。現在IBM每股股票的價格是一百一十三美元，所以你姑媽的投資價值是……」他迅速算出一個數字，「……二十七萬八千美元。」
　　我目瞪口呆：「你是說，二十七萬八千美元？」
　　「還不包括歷次分紅以及分紅所產生的利息。這些錢，IBM應該替你姑媽在銀行開戶存起來了，都存了好些年頭了，與此同時他們應該一直在尋找她的下落。」
　　「天啊。」我吃驚得低呼一聲。「利潤是原來投資的一千倍，」溫伯格先生說，「不錯，真是不錯。你想讓我怎麼處理這些股票？」
　　「賣掉！」我大聲喊道：「趁股價還沒下跌，現在就賣掉。」
　　「那倒不至於。」溫伯格先生說。
　　四十五分鐘後，我邁步走出了——或者說飄出了那幢辦公大廈，錢包中裝著一張價值三十萬一千零九十六點三五美元的支票。那是賣掉赫秀拉所有股票、扣除給西姆科克·山口公司佣金之後所有的錢。我跳上一輛計程車直奔蓋瑟醫院，高興得大腦一陣陣發暈。赫秀拉的所有難題，一舉全都解決了。她再也不用為錢發愁了。忘了拜爾維迪爾之類的療養院吧。只要馬凱莊園能安排好，她馬上就可以搬進去。能給人帶去好消息真是開心啊。此時我心裡洋溢著一股不可理喻、唯我獨尊的驕傲。我一路跑進蓋瑟醫院的前廳，急不可耐地等來電梯上樓，一把推開旋轉門，衝進通往赫秀拉病房的走廊。一名護士試圖阻攔我，說現在不到探視時間，我閃身躲過，徑直朝赫秀拉的病床奔去。她病床周圍拉著簾子，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刺鼻的惡臭。一名護士臉色蒼白地從簾子裡面出來，手裡端著蓋了毛巾的什麼東西，匆匆離開了。隨後格爾森大夫出來，看見我後，單手在我肩上一推，將我原地旋轉了一百八十度，帶出了病房。
　　「我們總算疏通了她的腸道，」他說，「用了整整一瓶的灌腸劑。剛才差點想給她開刀了。」
　　「她沒事吧？」
　　「還好，但灌腸很受罪。她在休息，一小時以後再過來吧。」我說有重要消息要告訴赫秀拉，願意一直等著。我到一樓前廳的紫色長沙發上坐下，先鎮靜了一會兒，把上午發生的事情在腦海裡又過了一遍。赫秀拉的經濟問題是解決了，但她仍然會在痛苦和憂傷中死去。這一現實，還沒有什麼能改變。所以現在還不是開心慶賀的時候。
　　赫秀拉聽說了股票的事情後，自然是十分高興。要不是親眼看見那張支票，她根本無法相信自己一夜之間有錢了，因為她根本不記得買過IBM的股票。那股票勾連著自己婚姻破裂時的痛楚記憶，所以被她全部掩埋起來了。「這就是奇蹟啊，」她說，「如果我早想起來的話，股票早就被我賣掉了，賺的錢也胡亂花光了。結果在我最需要錢的時候，找到了這筆埋藏的珍寶。天主真是一直恩待我啊。伯納德，你對我也真好！」
　　「別人早晚也會發現這筆錢的。」我說。
　　「是啊，不過可能是在我死之後才發現的了。」死這個字眼瞬間讓我們昂揚的情緒低落下來。赫秀拉打破沉默說：「無論如何，千萬別把這件事告訴索菲·克瑙伯弗勒馬赫，誰也別告訴。」我問她為什麼，她支吾了些劫匪、騙子之類的話，根本講不通。我覺得這可能是沃爾什家的人在錢財方面守口如瓶、謹慎防範的習慣，也算是我們祖傳的家風了。我問她能不能告訴爹地，她說當然可以。「讓他給我打個電話，好嗎？到現在為止，我還一直沒能同他說說話呢。」
　　然後我直接去聖約瑟夫醫院給爹地報喜，卻發現克瑙伯弗勒馬赫太太端坐在他的床頭。這回她的頭髮是銀白色的，白色姆姆裙上印有大團粉紅色和藍色的花朵。一小束新鮮的蘭花擺在爹地的床頭，顏色正好跟老太太的花裙相呼應。「你父親一直在給我介紹天主教呢。」老太太趕緊解釋。「噢，是嗎？」我覺得好笑，卻盡力掩飾，「都介紹了什麼呀？」
　　「哦，講了什麼的差別來著？」她轉頭問爹地。爹地面帶窘迫地咕噥說：「誹謗和毀損。」
　　「對對，」克瑙伯弗勒馬赫太太說，「照這麼看，說別人壞話的時候，瞎編亂造也好過說真事呢。」
　　我說：「如果說的是真事，以後就非得撒個謊才能把這話收回來。」
　　「對呀，」克瑙伯弗勒馬赫太太說，「剛才沃爾什先生就是這麼說的。以前我可沒想過這個問題。不過，我還不確定是否弄清楚了。」
　　「我也不太確定，克瑙伯弗勒馬赫太太，」我說，「這些概念，都是道德神學家用來排遣漫漫寒夜的東西。」
　　我們又閒聊了幾分鐘，索菲·克瑙伯弗勒馬赫告辭離去。「是人家非要來看我，」爹地分辯道，「我總得說點什麼吧。反正我可沒請她來。」
　　「我覺得她人很好，還能讓你忘掉後腰……」
　　「什麼也不能讓我忘掉。」他說。
　　「赫秀拉有個好消息，應該能大顯神通。」我說，「要不現在就打個電話，讓她親口告訴你？我去叫人拿電話過來。」
　　「什麼消息？」
　　「我現在說了就不是驚喜了。」
　　「我可不喜歡驚喜。到底什麼事？」
　　「關於錢。」
　　他考慮了片刻。「那好吧。但一會兒我們通話時，你不要在旁邊盯著。」
　　我說我可以在外面等。他們幾十年不通音訊，首次通話的時間卻並不算長。幾分鐘後，我從門口探頭朝裡看時，爹地已經放下了聽筒。
　　「驚喜吧？」我笑著說道。
　　「她總算有錢了。」他平淡地說，「不過錢財對她已經沒多大用處了，可憐人啊。」
　　「錢能讓她住上最好的養老院啊。」我說。
　　「嗯，也就這樣了。」他眼中露出一副沉思、茫然的神情。我意識到赫秀拉發財的消息又重新燃起了他繼承遺產的希望。這樣自私的反應真是讓人心寒，但只要能減少爹地對夏威夷之行的怨憤，我也沒什麼可抱怨的。
　　「赫秀拉好不容易聽到了你的聲音，一定很高興吧？」我試探著問了一句。
　　他聳聳肩。「她自己說是很高興，還說要僱輛救護車，坐著來看我。」
　　「哦，這倒有可能。」我說，「你們通話時間不長啊。」
　　「不長。」他說，「一點點赫秀拉的事，就夠我消受老長時間了。」
　　我從赫秀拉病房出來之前，她無限憧憬地說：「要是晚上你我和傑克能一起出去，好好地慶祝一下，該有多好呀。伯納德，你必須替我們去慶賀一下，找家飯店大吃一頓吧。」
　　「什麼，就我一個人去？」我說。「你可以邀請認識的人啊？」
　　我馬上想到了尤蘭德·米勒。這倒是一個還她人情的機會。但是上個禮拜天去她家吃飯的事我沒跟赫秀拉說起過，現在報出她的名字來，難免讓赫秀拉意外。我可不想被她刨根問底。「要不我邀請索菲·克瑙伯弗勒馬赫吧。」我說。
　　「你敢！」赫秀拉大喝一聲，才發現我是在逗她，神色緩和了下來。「伯納德，我給你提個建議吧，要是我可以的話，今晚就這麼慶祝：去穆娜喝一杯香檳雞尾酒。穆娜是懷基基最古老、最豪華的酒店，就在卡拉考阿大街和凱奧拉尼大街的交叉口上，你肯定見過的。酒店上了年頭，最近才又重新裝修過。酒店後院裡有一棵好大好大的老榕樹，正對著大海，你可以到樹蔭下坐坐，喝杯飲料。過去有一個著名的廣播節目叫《夏威夷的呼喚》，就是從那裡向美國本土播出的。這節目我剛到美國時經常聽。今晚你替我去一次吧，明天跟我講講那裡現在成什麼樣了。」
　　我說一定照辦。現在已經是下午四點半了，想邀請尤蘭德·米勒的話，現在就得行動起來了。
　　十六日，星期三
　　今天沒有昨天那麼忙亂。我安排好了，赫秀拉星期五就可以搬進馬凱莊園。院方規定「具備令人滿意的經濟擔保」才能入住，現在這個條件已經不成問題了。我開車過去填出了幾份必要的表格(美國人都說「填出表格」，看來我的美式英語進步得很快)，又給赫秀拉帶回一份療養院介紹手冊。同時我還按她的要求回家取了些換洗衣物。我必須承認，在她臥室裡拉抽屜翻檢女性貼身物品的任務，讓我覺得既新奇又彆扭。我知之甚少，所以每一件都得舉起來逐一判斷其用途，用手摸摸衣服布料，分辨是真絲還是尼龍。但話又說回來，自從夏威夷之行開始之日起，我就被一把推入各式各樣的新奇體驗當中了。
　　在一隻抽屜的底部，我發現了一個沒有封口也沒有標記的牛皮紙信封，我想裡面準是裝著另一張被遺忘的股權證，或其他什麼財寶。打開一看，裡面只有一張發黃的舊照片，曾經被撕成兩半，然後又用膠帶黏在一起。照片上是三個孩子，一個七八歲左右的小女孩，另外兩個男孩年長一些，一個十三歲，一個十五歲的樣子。女孩和小一些的男孩坐在田野中一棵倒伏的樹幹上，眯著眼仰視鏡頭。最大的男孩悠閒地立在他們身後，兩手插在口袋裡，臉上一副傲氣的笑容。他們穿的是舊式的斜紋布衣服，腳上是笨重的繫帶長靴，可是看周圍環境當時應該是夏天了。那個小一點的男孩，我能馬上認出來，就是小時候的爹地。那個滿頭鬈髮、羞澀微笑的小女孩是赫秀拉，那麼最大的男孩一定是蕭恩了。我記得在爹地櫥櫃上擺放的照片裡見過這樣洋洋自得的姿態，見過那個二戰時溺水而死的英雄。
　　我把照片拿到醫院裡，希望能讓赫秀拉回想起童年的趣事。她瞟了一眼照片，用一種奇怪的目光望著我：「你從哪裡找出來的？」我把發現照片的經過講了一遍。「照片撕壞了，我本想黏好的。沒什麼保留價值，」她把照片還給我，「扔了吧。」我說她不想要的話，我就留下。赫秀拉證實了我的猜測，照片上的就是他們兄妹三個。但是她臉上一副諱莫如深、不願深談的模樣。「這是小時候在愛爾蘭照的，」她說，「當時我們住在科克，後來搬到了英格蘭。很久以前的事了。昨晚你去穆娜了嗎？」
　　我向赫秀拉詳細描述了穆娜酒店裡的一切，只隱去了我邀請尤蘭德一起吃飯這一節。
　　昨天下午五點，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給她打了電話。是她女兒羅克茜接的，尤蘭德一定在室外，我聽到羅克茜大聲喊：「媽，電話，我想是那天晚上來過的人。」然後尤蘭德走過來聽電話，聲音非常冷淡，充滿戒備。禮拜天晚上我那般突兀地告辭離去，她會如此也是自然的。因為尷尬和窘迫，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大致講述了昨天發生的高興事，又說明了赫秀拉要我代替她去穆娜喝雞尾酒以示慶賀的心願。我問尤蘭德是否知道那家酒店。
　　「當然知道啦，人人都知道的。我聽說重新裝修以後很漂亮。」
　　「那你能來嗎？」
　　「什麼時間？」
　　「今晚。」
　　「今晚？你是說，現在？」
　　「必須是今晚，我答應過我姑媽的。」
　　「我正在院子裡工作，」她說，「砍雜樹枝子呢。身上又是土又是汗的，髒得不成樣子。」
　　「來吧。」
　　「啊，我不知道……」她猶豫不決。
　　「半小時後我到穆娜，」我說，「希望你也能來。」
　　這麼粗魯無禮的話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從哪學來的，平常我可不是這樣講話的，不過這話還真管用。我換了件乾淨襯衫，四十分鐘後來到了穆娜悅榕萬怡酒店，見大榕樹四周環繞著一圈遊廊，便要了張雙人桌，在藤椅上坐下。這時，尤蘭德穿過酒店大廳的後門，走了進來。夕陽西斜，她舉手遮著亮光四處張望著找人。我向她揮揮手，她便邁著運動員般富有彈性的步伐，朝我走來。她剛洗過的黑髮還未乾，披在肩頭，隨著步伐上下甩動。她身上一襲棉布長裙，看著就讓人感到涼爽舒適。我起身同她握手，她則疑惑地注視著我。
　　「我來你很吃驚嗎？」
　　「不，」話剛一出口，馬上覺得自己的回答太傲嬌了，又改口說「是」，最後又說，「嗯，應該說放心了。非常感謝大駕光臨。」
　　她坐下來。「你一定覺得我的社交生活很貧乏吧，臨時通知一聲就能放下一切，為了喝杯飲料匆匆趕來。」
　　「不，我……」
　　「實際上，你還真猜對了。再說，你用詞如此高雅，我怎麼忍心拒絕跟這樣的男士約會啊。」
　　我大笑。「約會」一詞讓我心裡萌生出一絲危險臨近的激動，卻又不討厭這感覺。
　　服務生走了過來，我便問他香檳雞尾酒是怎麼一回事。聽完他的回答，我向尤蘭德建議還是單純喝香檳好了，她立即表示同意。服務生快速報出一串酒名，其中我只知道一種叫保林格的酒，便要了一瓶。
　　尤蘭德等服務生離去後問我：「你知不知道在這種地方一瓶標了年份的香檳王要多少錢？」
　　「今晚我可是奉命來奢侈一回的。」
　　「好吧。這裡環境真是雅緻。」她環顧四周。
　　確實如此。穆娜大酒店不同於我在懷基基見到的任何其他建築物，不廉價媚俗，也不是按三比一的比例修建的仿製品。前幾天我在街上路過一個怪異的維多利亞商業區，美國漢堡王的店面安裝了英式的框格窗，一家當地的酒吧模仿起英倫風格，取名為「玫瑰和皇冠」。穆娜酒店是一幢純粹的建築，學院派的美術風格使其宏偉異常、鶴立雞群。這座木結構建築物剛剛修葺一新，地上鋪著拋光硬木地板，牆上貼著英國著名設計師威廉·莫里斯的圖案精美的壁紙。酒店從正面看是淡灰色的色調，立著一排希臘愛奧尼亞式石柱，頂端飾有渦旋，門廊上方呈拱形，整體而論頗為莊嚴大氣。酒店的後院面朝大海，一株古老的榕樹投下蔭翳。榕樹有著巨大的樹冠，一條條有趣的氣根將它牢牢地固定在大地之上。在榕樹的蔭涼之下，一個三人絃樂隊正在演奏海頓的作品，居然能在懷基基聽到海頓的古典音樂！而且是在夕陽西下、薄霧如金的如許良辰。真不記得一生中何時何地我曾這般幸福快樂，這般逍遙無憂，生活竟然可以這般有滋有味。杯中有香檳之王，耳畔有古典樂章，眼前有夕陽、晚霞、太平洋，對面是一位聰明睿智、談吐風趣的私交朋友。「『有錢多快活，嘿哈，有錢多快活！』」我情不自禁開始哼唱。
　　「你唱的是什麼歌？」
　　「是英國詩人亞瑟·休·克拉夫的一句詩，他生活在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卻敢於公開自己對宗教的懷疑，是個誠實的懷疑者，所以我對他有惺惺相惜之感。」
　　「誠實的懷疑者，」尤蘭德說，「我喜歡這詞。」
　　「『請你相信我，在誠實的懷疑中存活的信心，遠多於存活在繁規教條中的信心。』出自英國詩人丁尼生的《悼念》。」我為什麼要以這種可笑的掉書袋的方式炫耀自己？思忖良久我才明白，自己一定是醺醺然了。尤蘭德好像並不在意，甚至沒注意到我的賣弄，也許她也有些醉了。她喝完最後半杯香檳後，自己也承認了。
　　「喝成這樣，我可怎麼開車回家啊？」
　　「你最好再吃點東西。」我們面前只有一小碟馬鈴薯片，像樹皮一樣扭曲、厚實，聽說是茂伊島的特產。
　　「好吧，但不是在這裡。這裡太豪華了，而且我有可能再喝下去一瓶，弄得咱們兩人都丟面子。你喜歡壽司嗎？」
　　我老實承認自己不知道壽司為何物。尤蘭德說我該去嚐一嚐，正巧馬路對面的酒店裡就有一家不錯的日本餐廳。
　　日本餐廳裡人頭攢動，所以我們就在吧檯前的高腳凳上就座。一位笑容滿面的日裔廚師在我們面前擺了幾片生魚片，樣式精緻，蘸上各種美味的調味汁就能入口。尤蘭德說做生魚片的魚必須絕對新鮮。廚師聽見這話後，接口說這魚幾分鐘前還在水中游泳呢，邊說邊用手中的廚刀指指身後的水族箱。我想，這就是活著。我覺得自己相當世俗，相當世故。
　　周圍用餐的多數是日本遊客。等那位廚師走開，聽不到我們談話時，尤蘭德聲稱自己從眾多食客中識別出來兩對新婚夫婦。「他們先在日本老家按傳統方式舉行婚禮，然後來這裡再辦一次西式的。他們都是衝著白色婚紗、超長豪華轎車和結婚蛋糕來的，所有這些都用攝影機拍下來，帶回去給親朋好友們觀看。知道嗎，這裡就是他們的夢幻王國，一切都不是真實的。有一天我四處閒逛，走進了卡崴阿浩教堂，那是火奴魯魯最古老的建築物之一，雖然不是多了不起，但也算不錯的建築了。那天剛好有一對日本新人在舉行婚禮。我看了一會兒才弄清楚，不但牧師、管風琴師、招待員、攝影師、司機是僱來的，就連男女儐相也是僱來的。在所有出席婚禮的人中，除了新郎新娘之外，我是唯一一個不是花錢僱來的人。我甚至對那對新人都起了疑心。」我問她是如何在人群中分辨新婚夫婦的。「新人互相都不說話，一副害羞的模樣。因為在日本仍然實行包辦婚姻，新郎新娘彼此還不太了解。情況正好跟我們相反，我們這邊是結婚多年之後，兩人才悶聲不響地吃飯。」她沉默片刻，大概是觸景生情，想起了自己婚姻中的煩心事。我告訴她在飛機上我遇到了一對互不講話的蜜月夫婦，然後詳細講了那個雅皮士小夥同塞西莉的故事。她說她不知道這算得上極為好笑還是極為悲哀。我說這事極具英國特色。
　　這事也讓我想起了在薩德爾認識的一對夫婦，他們是教會的中堅力量，每週都來領聖餐。我登門拜會的時候，他們總是興致勃勃地跟我聊天，但據可靠消息，他們夫妻二人私下裡絕對是零交流，而且長達五年之久，因為五年前他們的獨生女兒跟男友懷孕後離家出走了。我講述的時候竭力不說破我和當事人的關係。然後話題又轉到玻里尼西亞人在古時候放縱性愛的社會習俗，用尤蘭德的話來講，那就是「我們60年代出生的美國年輕人所追求的那種性愛烏托邦——性愛自由，裸體，共同撫育孩子。只不過對玻里尼西亞人而言，這不是一種理想追求，而是他們實在的生活。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白人的到來，隨之而來的，是白人的繁難、《聖經》和疾病。」白人水手把梅毒傳給了美麗多情的夏威夷女子，白人傳教士要求他們連下海時都得穿著姆姆裙蔽體。因為上岸後行走坐臥總穿著濕衣服，結果她們患上了感冒。在七十年的時間裡，島上的土著人口就由三十萬驟降到五萬。「現如今，夏威夷人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為性愛問題吃盡了苦頭。如果不信，你只需翻開《火奴魯魯廣告人報》，看看上面的《傷心》專欄就知道了。當然，也不能將玻里尼西亞人過於理想化，畢竟『禁忌』(taboo)一詞就是他們發明的，他們只不過是把禁忌用在了其他地方而已。在古時候，如果你吃飯時不巧坐錯了地方，選錯了夥伴，你可就小命不保了。如果國王抱起人家小嬰兒的時候，嬰兒碰巧朝他撒了泡尿，國王要嘛必須收他為義子，要嘛就得把孩子砸個腦漿迸裂。人類啊，似乎有種怪癖，非要把自己原本就艱辛的日子弄得更難過些才會開心。」尤蘭德看看手錶，「我得走了。」
　　我吃驚地發現時間已經很晚了。我們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因為我們吃壽司時，又用無柄小瓷盅喝了幾杯暖暖的米酒。飯後我付了錢，給了廚師一筆不小的小費，同時提議讓她叫車回家。
　　「不用了，我沒事的，」她說，「再說我剛才把車停得很遠，走一走酒勁就消了。」
　　我提出陪她去取車，那裡已經距離動物園不遠了。
　　「好呀，那邊有點黑。」
　　確實很黑。我們在樹蔭下走路時，前前後後徜徉著一對對情侶，牽著手，摟著腰。我突然意識到，在別人的眼睛裡，我和尤蘭德肯定也是一對。我看見尤蘭德同一時間也在無言地思考，大概也產生了同樣的念頭。頃刻間，一晚上和睦相處的輕鬆感消失殆盡。我心頭湧起一陣熟悉的糾結侷促，感覺隨時隨地尤蘭德都有可能突然止步，拉我入懷，然後吻我，將她的舌頭塞進我的唇齒中，可是接下來該怎麼辦？我該如何舉措？所以，幾分鐘後，當她停下腳步將一隻手搭在我的手臂上時，我像是被火燙了一般，猛地往旁邊一跳。
　　「怎麼回事？」她問。
　　「沒什麼。」我回答。「我只是想告訴你，你看那月亮。」她伸手指指枝葉間露出的一彎明亮的新月。
　　「啊？噢，真好看。」我說。
　　她一言不發又向前走了一會兒，然後停下來，轉身擋在我面前。「伯納德，你怎麼回事？你以為我想勾引你還是什麼？啊？是不是？你以為我是沒人要的，像狗一樣伸著舌頭等著找男人嗎？是不是？」
　　「不是，當然不是。」我心虛地說。附近有一兩對情侶駐步觀望，她的突然發作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我給你提個醒啊，今晚可是你安排的，是你請我出來見面的，而且事前半小時才通知的我。」
　　「我知道，」我說，「我十分感激。」
　　「那你表示感激的方法真是太可笑了。就像那天晚上，我還以為我們很聊得來呢，你站起來扔下我就跑了，害得我琢磨了半天，還以為自己說錯了什麼話。」
　　「我很抱歉，」我說，「這不怪你，全是我的錯。」
　　「好吧，都忘了吧。」她合上雙眼，深深吸了口氣。我看著她棉布裙子下的胸口一起一伏。站在一旁看熱鬧的人慢慢散開了。尤蘭德睜開雙眼，說：「就送到這裡吧，我能看見我的車子了。晚安，謝謝你的香檳和晚餐。」
　　她伸出一隻手，我傻乎乎地跟她握了握，像腳下生了根一般釘在原地，望著她大步走開。她每邁出一步，裙襬就打一個漩。我像傻瓜一樣地讓她走了。當時我應該奮起直追，抓住她的手，全力說清楚我為何很難跟女士正常友好地交往，並且告訴她，那天晚上大部分的時間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與一位異性相處得這麼好。
　　我想出一個主意，一個相當瘋狂的主意。現在已經十二點半了，我要將我寫的這本日記，懺悔，或隨便什麼，用牛皮紙包好，開車帶去尤蘭德家門前，投進她的信箱裡。或者，如果本子太大塞不進去，就把它投到房子正面的門廊裡去。我必須現在就動身，趁我還未改變主意，趁我還未受到誘惑自己先通讀一遍，修改潤色一下。我還要在封皮上寫上一句話：「凡讀它的，願她能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