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終成眷屬

　　1954年7月17日，列夫獲得釋放。屈指一算，他在伯朝拉勞改了整整八年零四個月。當時被判十年勞改，由於1948年下來新規定，超額完成生產定額可以抵扣刑期，所以，列夫獲得抵扣刑期一年零八個月。為了給出獄做準備，列夫在廠裡釘了兩個木頭箱子：一個裝衣服、床單和其他個人用品；另一個裝工具——鉗子、扳子、錘子、螺絲起子，將來不管是當技工，還是當電氣工程師，都是用得著的。列夫一手提一個沉重的箱子，走出了犯人宿舍區。終於自由了。
　　但是一下子還走不了。首先得去辦出獄證明，這個證明要經過內務部審核，得一個星期才能辦下來。等待期間，列夫住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家，在工業區裡面。1947年斯維塔來，列夫就是在這個房子裡和她見面的。釋放前不久，列夫給斯維塔寫信，通知她來信寄到新地址：「信，暫時還像以前那樣，寄到這裡來。但是，從下封信開始，最好寄到瑪利啞·亞歷山德羅夫斯卡婭那裡。」
　　在伯朝拉最後這幾天，列夫一邊和朋友們一一告別，一邊收拾東西。尼基塔叔叔家住在馬拉霍夫卡。列夫把書打成包，寄到他家去，他家有地方放。列夫還到卡寧的市場去了一趟。卡寧也是一個勞改營，離伯朝拉不遠。他早晨去晚上回。那天，他還帶伊戈爾一起去了。伊戈爾是亞歷山德羅夫斯基的兒子，十一歲了。這孩子生下來就在伯朝拉，長這麼大，哪裡都沒去過。那天，天氣非常熱，去卡寧要走很遠的路。路上，伊戈爾頭痛了起來。到了市場，列夫給伊戈爾買了一個冰淇淋。伊戈爾從來沒吃過冰淇淋，這是頭一回吃。伊戈爾後來回憶說，「在伯朝拉從來沒聽說過這種美味」。他正在津津有味地吃著，忽然有個小孩走了過來，穿得破衣爛衫的，纏著他不放，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他手裡的冰淇淋，好像在看什麼神奇的東西似的。列夫可憐這孩子，把精打細算存下的錢掏了出來，也給他買了一個冰淇淋。
　　出獄證書批下來了，列夫現在終於可以走了，可以離開伯朝拉了。他向朋友們最後一一告別，道完珍重，從木材廠的大門走了出來。木材廠，這個勞改營，別了！列夫提著那兩個木箱子，向左轉，走上了莫斯科大街，又向右轉，到了蘇維埃大街，這是勞改營的主要幹道，路很長，橫貫全城，一直通到火車站，從木材廠走到火車站，一共四公里。進了火車站，列夫等著開往莫斯科的火車進站。這趟車是從沃爾庫塔開來的。這條鐵路線都是古拉格的勞改犯修的。內務部給了他一張火車票，拿著這張火車票，可以一直坐到加里寧。不去別處，去加里寧，為的是先找個住的地方。
　　列夫的第一個願望就是先找到斯維塔。火車到莫斯科的時候已經深夜了。到處漆黑一片。列夫在雅羅斯拉夫爾站下了車，走到斯維塔家，不料，「窗戶都熄燈了」。列夫不想把大家吵醒。這時候，喀山站去馬拉霍夫卡最後一班車，快開車了。於是，列夫急忙趕到喀山站，上了車。那一夜是在尼基塔叔叔家過的。第二天早晨，回到莫斯科，來到斯維塔家門口，輕輕敲了敲門。1941年出發上前線，一晃兒十四年沒來了。此時此刻，也像當年一樣，是斯維塔的媽媽開的門。列夫回想當時的情景：「阿娜斯塔西婭(斯維塔媽媽名)自己也有病，她說，亞歷山大·阿列克謝維奇(斯維塔爸爸名)得了中風，現在療養院療養，斯維塔在那裡陪護呢。」列夫心中想像的場景不知在眼前浮現過多少回了，估計有百萬次之多吧：他敲了敲斯維塔家的門，斯維塔開門擁抱他。結果卻不是這樣。
　　列夫又回到火車站，坐車坐到波洛戈夫斯科耶。療養院在希羅科耶，波洛戈夫斯科耶是離希羅科耶最近的火車站。下車以後，列夫徒步走了過去。列夫身上穿的衣服就是離開伯朝拉時穿的那身衣服，他臉色蒼白，瘦得皮包骨，再加上大熱天坐長途車，風塵僕僕，一臉疲憊不堪，一看就知道是剛釋放出獄的犯人。療養院的醫護人員不停地打量他。列夫在病房裡找到了斯維塔，她正陪著爸爸待著呢。斯維塔本來是想，這久別重逢的一刻只有他們兩人，沒有別人在場。六個月以前，她在信中寫道：「別後初見，不想有別人在場。」現在沒關係了：終於團聚了，團聚了就行，別的都不在乎。在見面後最初的這幾個小時裡，亞歷山大是他們關注的焦點。他們坐在他的床邊。斯維塔的哥哥亞拉，這時候也到療養院來了，和他們坐在一起。此時此刻，列夫覺得自己和他們是一家人了。五十多年以後，列夫回想起當時感人的一幕：斯維塔的父親躺在床上，坐不起來，招手叫列夫過去。列夫走過去和他接吻，他也吻了列夫。亞歷山大對列夫說，他有三萬盧布的存款，「給你和斯維塔」——這錢夠買一套房子了。他老人家的這片心意，列夫非常感動。他明白，亞歷山大已經同意自己和斯維塔的婚事了。
　　那天晚上，列夫在療養院給斯維塔的媽媽寫了一封信，彷彿已經是她多年的女婿似的：
　　親愛的阿娜斯塔西婭：
　　斯維塔叫我給您寫信，把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您，寫這封信就是這個目的。首先，亞歷山大身體比我想像的要好。上次聽您說的情況，我沒想到他身體這麼好……他興致很高，還開玩笑呢。思維清晰，記性特別好，但說話還有點問題：發音有點不清楚，但是語句全都很連貫。如果他想強調什麼事，就會把話說得有板有眼，非常清楚，但是一聽就知道，發音有點費力。
　　斯維塔很可能累了，但表面上看不出來。我看她臉色很好，但是不知道前些日子怎樣，所以無法比較。我們分到了住處：亞拉在第五別墅，走路一分半鐘就到。我現在和亞歷山大、斯維塔在一起呢。迄今為止，一切順利。
　　如果最終定下來，亞歷山大29號出院的話，到時候斯維塔就把他接回家……現在這裡天兒有點涼，三不五時地下一陣子雨，但是我們不在乎，經常到戶外去。我和斯維塔出去想採摘一點兒紅樹莓(raspberry)來吃，但是樹林裡地上浸了水，沒敢進去，所以只好散步了。我們走了一個半小時，欣賞著周圍的田園風光。
　　這個地方真漂亮。景色剛剛變了，令人耳目一新。即使不是現在這個時候來，照樣會令人心曠神怡的。情況就是這樣，該說的好像都說了，先寫到這裡吧。
　　請保重身體，我們大家向你們致意。列夫。
　　三天以後，亞歷山大轉院了，轉到了莫斯科一家醫院。斯維塔陪爸爸一起去了。列夫動身去了加里寧，他必須去警察局辦理住處登記。剛剛團聚就又分開了，不過，大家心裡知道，現在人都在一起了。
　　在離開伯朝拉之前，列夫找了個人，請他幫忙把戶口落在加里寧地區。這人是個司爐工，在車間裡工作，他家在庫茲明斯克耶(Kuzminskoe)，就在加里寧旁邊兒。他給了列夫一個地址，是個女人的家。他說，可以在她家暫住。庫茲明斯克耶是個破破爛爛的村子，有五十戶人家，還有一個荒廢的教堂，村子裡有一條小溪，有個池塘，幾塊田地，走半個小時有個火車站，莫斯科到加里寧線上的火車在這裡有一站。村子邊上有一個髒兮兮的小破房，房子旁邊還有一個小果園。這裡住著瑪利婭·彼得羅芙娜(MariaPetrovna)和她的孩子們。列夫就是奔她大兒子來的，請他幫忙找件工作做。
　　列夫到的時候，他不在：現在是秋收時節，他去集體農莊工作去了。列夫本來希望在這裡租一間房住，可是瑪利婭要租給他的那間實在是太髒了，列夫就沒住進去，暫時先在外面的乾草棚裡湊合湊合，準備日後再到別處找個地方住。8月1號，列夫寫信給斯維塔，把他的情況介紹了一番：
　　我很快找到了那位婦女。要幫我在加里寧住下的就是她兒子，當時沒在，去集體農莊工作去了，四五點才能收工回來。所以，明天我自己去辦辦看，爭取辦個護照91[1]等等。今天我去一趟加里寧，買點茶，給孩子們買點糖果，再給這家人買幾個湯匙什麼的。這家的媽媽是卡累利阿(Karelia，與芬蘭接壤)人，大約五十到五十五歲。她那兩個小兒子，一個十八歲，一個十四歲。這家人不錯，就是不怎麼收拾家，家務沒人料理。我這個人，經過這些年，什麼都能將就了。可是，這裡，就連我也待不了，太髒了。不過，按照起碼的禮貌，還不能馬上就走，那就住三四天吧。過了這三四天，我得換個地方，搬到別的農家去住。單門獨戶的房間(記住，我們提出的條件，這一條最重要)，你說根本找不著吧，倒也不是，但肯定是很難找。明天，我要把情況好好考慮一下。現在，先在瑪利婭·彼得羅芙娜的乾草棚將就一下吧……這個地方很單調，很沒意思，村子附近很無聊：平緩的山坡上種著莊稼，每隔一兩公里就有一個村子，人都面黃肌瘦的。村裡有花園，我們這個村子也有，花園裡有蘋果樹、櫻桃樹、漿果樹。當然還有菜園子了。櫻桃六七盧布一公斤，黃瓜二點五盧布。昨天他們給我吃的是烤馬鈴薯和黃瓜，今天是鵝蛋和牛奶。
　　沒護照，就找不了工作。列夫離開伯朝拉的時候，內務部還沒發護照。所以，他得向加里寧警察局申請護照。這可就難辦了：辦護照需要遞交一些文件，他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張出生證明。列夫去了一趟又一趟，花了很多時間。8月4號，他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
　　為了走出這個惡性循環，昨天我直接去找當地警察局的護照科科長。起初他還不信，後來，我猜想，他看到我很為難的樣子，不像是說謊。批准護照的事，他們自己決定不了，得請示「莫斯科」。運氣還真不錯，一打聽，莫斯科有個代表，人正好在這裡。他們建議我去找他說說看。本來約好下午四點見我，可是我到那裡的時候，他和別人已經談上了，把我推遲到今天上午。現在是上午十點，我現在在中心郵局等著呢，到點我再去找他。情況就是這樣。
　　第二天，列夫搬出了乾草棚，在附近一所房子裡租了一個房間。房東是一對老夫婦，姓羅欣。列夫希望，搬到這裡就可以去村蘇維埃辦理居住登記了，有了居住登記就可以申請護照了。他給斯維塔寫信，談了這個情況：「明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去村蘇維埃。真是不可思議，這個村的村名居然是基督教福音書上的地名：以馬忤斯(Emmaus)。我們得去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位鄉紳這麼會開玩笑，給這個村子起了這麼一個名兒。」於是，列夫就走上了通往以馬忤斯之路92[1]。到那一看，辦理護照的窗口已經關了，人家給他一個回執，叫他下星期再來。村蘇維埃主席是個女的，見他當過電工，馬上給他一份工作，叫他去當地一個小發電站工作。列夫想去的不是那裡，所以沒要這個工作。他要去的地方是加里寧，打算到那裡去找個事做。
　　護照拖了很久也沒辦下來，非常耽誤事。列夫早就計劃去看斯維塔，可是護照的問題把他給拖住了。8月7號，他給斯維塔寫信說：
　　暫時還來不了，時間還得往後拖。我昨天給你打過電話(是個女孩接的)，想盡快告訴你。護照「或許今天下午四點以後」能批下來，但是很可能還要等到辦護照的窗口下次開才能領到，下次開是星期二。然後還要拿到村蘇維埃登記，登記完了還要到警察局。警察局下次開可能是星期三，不是星期三就是星期六(相關的辦公室每週只開三天)。這麼多繁文縟節，真是無聊。內務部派駐伯朝拉的那些白痴，該死。
　　列夫在庫茲明斯克耶也忙個不停。他很喜歡羅欣夫婦倆，但他是城裡人，覺得他們的農民生活方式有點奇怪，也很原始。而鄉下人大多都像這樣生活。列夫給斯維塔寫信描述了一番：
　　我的房東，這老兩口——彼得·庫茲米奇和馬爾法·葉戈羅芙娜——不認字，也沒有孩子。他們的木板房有幾個小套間，還有一個大房間，大約六公尺見方的樣子，房山頭有個小廚房。這家相對來說比較乾淨，和原來那家比，堪稱非常乾淨了。這裡有一股氨水味兒——豬圈就在隔壁(豬圈和院子都在一個屋頂下)，同時兼做廁所。這種布局，以前從來沒見過。很久以前，我聽過一首民歌，歌裡唱到，特維爾的村莊都是這樣。過了二三十分鐘，鼻子就聞不到這個味兒了。這裡又安靜，又寬敞，我寫字的桌子光線特別好(前面有一個窗戶，左邊還有一個窗戶)，房東性情也非常安靜。住在這裡十分愜意。
　　老兩口讓我睡大房間的沙發床，一天三頓飯全包，每天十盧布：
　　一、早飯——和他們一起吃，午飯、晚餐也和他們一起吃——馬鈴薯加黃瓜，農家起司，茶。
　　二、午飯——還不知道吃什麼呢。
　　三、晚餐——不是湯就是蕎麥粥，還有牛奶。晚上沒有茶。床單、被褥，他們都沒有；誰洗衣服，沒說。那位老奶奶很可能不會洗，都七十歲了，不去集體農莊工作了。那位老爺爺在集體農莊修理馬鞍子。他喝伏特加，抽菸，有肺結核。但是總的說來，人好像很不錯。我得給他們買幾把餐刀，再買幾把叉子，因為他們家只有一個茶壺，兩個盤子，幾個湯匙，別的什麼都沒有。真是沒想到。
　　從庫茲明斯克耶到加里寧，才十二公里，列夫可以走著去。他去加里寧轉了轉，把在那裡住的好處一一講給斯維塔聽。列夫認為加里寧是個「壯觀的」城市，廣場和街道都很漂亮，歷史建築保養維修得很好。他給斯維塔寫信說：「就拿莫斯科高爾基大街來說吧，有些房子蓋得浮誇俗氣，一點兒品味都沒有。這裡沒有那樣的房子。」但是，加里寧住房很緊張，公寓式的房子，基本上找不到。城裡新來了很多人，全是剛剛獲釋的勞改犯，都看好了加里寧離莫斯科比較近，紛紛湧到這裡來。這些人住在簡易旅館裡，每天光是床位就要七個盧布。列夫想起斯維塔的爸爸給他們的那筆錢，心裡琢磨著買個房子要多少錢。
　　加里寧郊區的房子，買個極小的房間都要一萬四千盧布。由此可見，三萬盧布是買不了總督府的。加里寧，最好看都不要看，試試雅羅斯拉夫爾吧，或者沃羅涅日。如果真想買，你爸爸不妨親自來看看，不用急，慢慢來。最近，村裡有人買了半個農舍，得修理才能住，修理的費用要自掏腰包，他花了一萬盧布，還覺得便宜呢。
　　斯維塔最近出差去雅羅斯拉夫爾檢查工廠工作。她給列夫寫了一封信，從中可以看出來，這座伏爾加河上的北方城市，前景不容樂觀：
　　要說找工作，現在可不是好時候——到處都要減人。這裡的管理人員裁掉了百分之十二……列夫，別放在心上啊。你的信裡也說，你一詢問，他們問都不問，就只答覆一句話：「我們不需要人。」這種情況，即使還要拖下去，也不要灰心喪氣，否則，看你那樣，我自己也要沉淪下去了。
　　羅欣夫婦
　　以馬忤斯村蘇維埃，列夫沒白跑，8月底，終於拿到了護照，加里寧地區的居住許可也辦了下來，有了居住許可，就可以找工作了。但是護照上蓋了一個印：「第39條」。這就是告訴未來的用人單位，此人是刑滿釋放人員。列夫找工作去過二十多家工廠，問過不少建築工地、學校，還去過劇院、博物館。各處的答覆都一樣：「我們什麼人都不缺。」找了三個月，什麼工作也沒找著，列夫心情非常沮喪。11月23號，他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斯維塔，過去這二十四個小時，我去過九個地方找工作，其中三個或許還有一絲希望。今天只收穫了這一線希望，沒收穫別的。我去過貿易學校、紡織培訓學院、紡織廠93[1]、針織廠、絲綢紡織廠(廠名為無產階級絲綢紡織廠)、加里寧建築材料實驗室，還去過印刷廠的建築工地，全都沒戲唱。其中有三個地方讓我過些天再來打聽，看有沒有工作：伏羅希洛夫紡織廠需要一名熱能工程師，沃羅達爾斯基服裝廠有一個化學處理工程師(工頭)的職位空缺，如你所知，這正是我過去這一年半「最拿手的工作」。這兩個地方都在減人，是不是用他們現有的員工來填補這兩個空缺，他們也不確定，所以他們要研究研究，明天給我答覆。還有一個地方是工業培訓學院的函授部，教理論力學和高等數學的教師一直在向函授部主任抱怨，說他們工作太累。那位主任打算查一查，看看這兩位教師的真正目的是不是想要減少課時，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減少的課時，他就推薦讓我來上。但是，泛泛地抱怨工作太累，那是說說而已，真給他們錢，他們還能不要？所以，週一(或週二)我給主任打電話，問問他談判談得怎樣，不過，估計沒什麼戲。目前情況就是這樣。
　　到頭來，列夫徹底放棄了，工作找不著，乾脆不找了。倒是斯維塔有辦法，她託列夫爸爸的朋友，莫斯科大學聲學教授謝爾蓋·勒熱夫金(Sergei Rzhevkin)幫列夫找到一個當翻譯的工作，不固定，有工作就做。原來，莫斯科有個期刊《物理學》，需要把德文、法文、英文的文章翻譯過來。這些語言，列夫有的是上學的時候學的，有的是在勞改營裡練會的。勒熱夫金教授和這家期刊的人很熟，翻譯這個工作就是這麼找到的。要翻譯的文章，一般是由斯維塔拿到庫茲明斯克耶，譯好以後再拿回莫斯科。斯維塔住的那棟樓裡有個鄰居有打字機。斯維塔借用他的打字機，把拿回來的文章打出來，交給勒熱夫金教授。然後，勒熱夫金教授把稿件交給期刊編輯部，假裝是他自己翻譯的，然後把稿費交給斯維塔，斯維塔再轉交給列夫。刑滿釋放人員是不准在莫斯科工作的。如果被人發現是列夫翻譯的，上面肯定會怪罪下來，也會傳得滿城風雨。過了不久，列夫也寫書評，寫文章。然後，勒熱夫金簽上自己的名字，交給編輯部發表，當然，稿費一律歸列夫。
　　列夫常來莫斯科探望斯維塔，每次來一般會待上幾天，有時會待一個多星期。他沒有公民權，不可以到莫斯科來；他護照上蓋的那個印章94[1]，目的就是不讓他進莫斯科。如果被警察逮到，就會被驅逐，還有可能被送到勞改營勞改。一想到要進莫斯科，列夫就非常擔心。但是一想到莫斯科有斯維塔在，斯維塔可以為他撐腰，心裡就覺得安慰。8月份，列夫臨來之前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
　　斯維塔，有時我在人多的地方，在大街上，會突然緊張起來，我就設想你在我身邊，這一想，馬上就挺起了頭，侷促不安的感覺也沒了，一切都變得簡單、容易了。
　　見到莫斯科，列夫有什麼感想呢？已經十三年沒見到莫斯科了。十三年來，列夫每時每刻都在盼望著有朝一日能夠回來。在勞改營的時候，列夫遇到莫斯科老鄉總是津津樂道莫斯科的各種現象，每次斯維塔來信談到莫斯科，列夫都非常高興。列夫做夢都夢見莫斯科。回想起剛回來那天，莫斯科好像並沒有變化得這麼大似的。路上小轎車多了，地鐵裡人也多了，人們穿的也比以前好了，其他方面沒什麼變化，還像他二十四歲以前那個「昔日的莫斯科」一樣。
　　到了1954年年底，列夫基本上都是住在斯維塔家裡。白天，斯維塔上班，列夫就在家裡翻譯文章，照顧斯維塔的媽媽。她老人家現在肺結核到了晚期。斯維塔的爸爸也在家，也需要人照顧，所以斯維塔僱了一個保姆，保姆晚上睡廚房。家裡沒別的地方睡，只能睡廚房。斯維塔的哥哥現在列寧格勒。列夫睡他的房間。斯維塔和父母住在一個房間裡，夜裡好照顧母親。
　　1955年1月28日，斯維塔的母親阿娜斯塔西婭去世了。她彌留的時候，列夫在她身邊。當時，她躺在床上，列夫把她抱高一些，讓她更舒服點。列夫抱著她，就像多年前列夫出發上前線那天，她擁抱列夫那樣。忽然，她說謝謝你了，上帝。」這是她最後的話。
　　列夫在莫斯科算是非法逗留，所以，他平時很小心，儘量在樓梯上避開鄰居。雖然有的鄰居比較可靠，知道他的事也有好幾年了，列夫覺得還是儘量避開為好。街上有警察，列夫也得躲避。這可不容易。有些地方，列夫從學生時代起就去慣了，習慣成自然，現在動不動就橫過馬路往那裡走。可他不知道，橫過馬路有時候是違反交通法規的(戰後，莫斯科新的交通法規很嚴，不看信號燈，亂過馬路是違反交通法規的)。他外出的時候，身上從來不帶護照，怕路上遇見警察，一查就漏了。為防萬一，他就帶一個空兜子，裡面放一張購物清單，身上帶著錢。一旦遇上警察，就可以說住在轉彎兒那裡，下樓去商店買東西的。有時候，他在購物袋裡放一瓶伏特加，作為道具，遇到檢查，就可以說，家裡來了客人，出來買酒招待客人的：這麼一說，可信度就增加了，也好讓警察有個沒收的東西，把酒沒收了，就會放他走了。就這樣，一直都很順利。突然，有一天，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個警察，說有個人住在這裡，但沒有居留權，問這人是誰。列夫當時在廳裡，一聽門口的對話，準備撒丫子就跑。原來，有驚無險，警察查的是保姆。保姆確實沒去派出所登記。事情解決了，列夫鬆了一口氣。
　　1955年9月17日，列夫有了好消息。凡是戰時勾結德國的蘇聯軍人，蘇聯政府宣布一律大赦。不久前，西德總理康拉德·艾德諾來莫斯科訪問，籲請蘇聯釋放囚禁在勞改營裡的德國人。他走後一星期，蘇聯突然宣布大赦蘇軍囚犯。原來，勞改營監禁了九千名德國戰俘。當年，蘇聯援引刑法第58條，宣布這些德國戰俘犯了「反人類罪」，判處勞改。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雪夫為了改善與西德的關係，命令將在押的這九千名德國戰俘全部釋放。德國人是當年的敵人，現在都放了，而本國的所謂「通敵者」卻還關著不放，那就說不過去了。於是很快擴大了大赦的範圍：凡是像列夫這樣的蘇聯軍人，按照第58條以「背叛祖國罪」而被判勞改的，一律大赦，免於處罰。
　　對於列夫來說，大赦意味著一切——除了政府給他正式平反昭雪，還有許許多多別的意義。作為合法居民，他可以回莫斯科了。
　　護照清白了，他就可以找工作了；可以和斯維塔結婚，開始新的生活了。蘇聯《消息報》宣布大赦後的第二天，列夫立刻去以馬忤斯蘇維埃，讓他們把護照上蓋的那個「第39條」的印抹掉了。他現在的身分又恢復了被捕前護照上的法律狀態，在劃掉「第39條」印鑑的那頁上，標出了戰前護照的號碼，並且在號碼旁邊記述了更正的原委。原來的判決取消了，檔案記錄裡沒有了前科。如果列夫和斯維塔登記結婚，現在就可以公開地住在她家了。他們原來的打算就是，什麼時候能夠合法地生活在一起了，再結婚。
　　1955年9月27號那天，他們登記結婚了。兩人都是三十八歲。沒舉辦婚禮，斯維塔沒披婚紗，列夫也沒穿禮服，沒邀請嘉賓，也沒有證婚人。他們連結戒指都沒有。列夫和斯維塔僅僅是拿了各自的護照，到當地的民事登記處登記而已。列夫記得，登記處是在一個「昏暗的地下室」裡，他們就是在那裡登記結婚，成為夫妻的。當局把每戶人家的家庭成員都列在一個表格裡。這個表格就是每戶居民的姓名錶。現在把列夫的名字也添了上去。當時，登記處負責給他們兩人登記結婚的是個女的，年紀不大。她知道，刑滿釋放的人，很多都把加里寧作為臨時落腳地，加里寧因此而出了名。她看到列夫的護照是加里寧的警方簽發的，於是明白列夫也是刑滿釋放的，上面還有那個劃掉的印鑑呢。她發現斯維塔要嫁給這樣一個人，這後半生不是要給他毀了嗎。她想，自己或許可以搭救斯維塔，於是就說：「建議您最好不要嫁給他。」斯維塔笑了，說：「不勞駕您費心啦，快把他的名字登記上去吧，他是我丈夫。」
　　列夫和斯維塔回到家，告訴她爸爸，他們已經辦完了結婚手續。亞歷山大說道：「讓我吻吻你們吧。」列夫回憶道：「我們結婚只是做了登記，得到爸爸的一個吻，沒有任何慶祝。」但是，後來親友們還是帶著結婚禮物來了，食品放在桌子上，大家舉杯為新人祝福。沒有男儐相致辭，但幾天以後，斯特列里科夫來向新婚夫婦道喜，他來道喜最合適了，是他救了列夫的命。
　　1954年11月，斯特列里科夫獲得釋放。這個老布爾什維克原來被判了二十五年，實際被關押了十六年。這時，勞改營改為工業企業，歸交通運輸部管轄。斯特列里科夫決定繼續留在木材廠工作，當了副廠長。副廠長的工資相對較高。斯特列里科夫不住在實驗室裡了，他搬進了蘇維埃大街上一座樓房裡。房子不是獨門獨戶，是幾家合住的。他在裡面有一間房，但他沒把書搬進來，書都放在工業區裡面的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家裡了。列夫和斯維塔結婚的時候，斯特列里科夫正好在莫斯科看他女兒瓦麗婭和七歲的小外孫。這孩子，他還從沒見過呢。
　　斯特列里科夫來看列夫和斯維塔，他說：「列夫，幫我出出主意。我要給一個人送件禮物。你有藝術眼光，可以幫我挑選。」莫斯科市中心高爾基大街旁邊有一條小巷，名叫斯托列什尼科夫巷(Stoleshnikov Pereulok)95[1]。這裡有一家古董店。斯特列里科夫把列夫領到這裡，請他幫忙挑選一套盒裝鍍銀的餐具，給朋友作為禮物。這朋友叫什麼名字，他沒說。列夫還沒來得及挑選，斯特列里科夫已經看上了一套銅鎳合金的餐具。仔細一看，陳列出來的餐具，這套最貴，並且貴出很多。列夫建議他買個便宜點的。好不容易賺的錢，列夫不想讓他白白浪費了。但是，斯特列里科夫別的都沒看上。他向店員付了款，然後轉身對列夫說：「這是給你和斯維塔的結婚禮物。」
　　列夫和斯維塔的夫妻生活開始了。斯維塔繼續在研究所上班，列夫到處找工作。雖然有了大赦，但是用人單位疑心未減。列夫在莫斯科遭遇的歧視不亞於加里寧。列夫走了一家又一家工廠、研究所，全都被轟了出來。聽說莫斯科動物園要招一名電工，他跑去一問，也被人家回絕了。最後，一家做科學儀器的工廠聘用了他，讓他做工程師。招工廣告說，要招一名工程師，要有物理學專業知識。那老闆見列夫是學科學的，大喜過望。列夫自曝被勞動教養過，那位廠長根本不在乎，徑直叫他去見總工程師。總工問他翻譯資料掙多少錢，然後出價超過了翻譯費：起薪每月六百盧布。工人工資，一般也就這麼多。斯維塔的工資幾乎是工人工資的兩倍。和斯維塔的工資合在一起，還是夠活的。
　　列夫和斯維塔住在卡扎爾梅尼街她爸爸家裡。新婚夫婦和她爸爸都睡在那個大房間裡，以便夜裡照顧他。斯維塔的父親身體漸漸恢復了一些。退休以後，讀了很多書。列夫和斯維塔白天上班，他就屋裡屋外地做家務。他們相處得非常融洽。列夫從童年到現在，第一次體驗到家庭生活的幸福，或許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1955年12月，斯維塔三十八歲生下一個女兒，隨她母親的名字，也叫阿娜斯塔西婭，暱稱納斯佳。1957年1月，他們生了一個兒子，隨列夫叔叔的名字，也叫尼基塔。他們兩人大難不死，那麼大年紀還生了兩個孩子，簡直是個奇蹟。
　　1945年，在德國威瑪，經過蘇聯內務部反間諜別動隊整整一夜的嚴酷審訊，列夫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他夢見斯維塔穿著一身白色的連衣裙，跪在一個小女孩身邊。1949年，斯維塔到伯朝拉來看他，走後沒幾天，列夫又夢見了斯維塔，那個夢還是那麼清晰，就好像在眼前似的。
　　1962年，在馬拉霍夫卡，列夫和斯維塔帶著孩子住在尼基塔的別墅裡。有一天，他們穿過森林邊兒上的田野，向湖濱走去。列夫在前，斯維塔領著孩子走在後面，當時阿娜斯塔西婭六歲。列夫回憶說：「我走到森林邊上，又有了夢中那個感覺……轉身一看，看到斯維塔在我後面，穿著一身白色的連衣裙，跪在地上給娜斯提啞摩挲衣服，那情景和夢中一模一樣——斯維塔在右邊，左邊是我們的小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