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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出獄在即的籌劃

古拉格之戀 by 奧蘭多·費吉斯

2019-11-22 01:53

  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了,是中風死的,人事不省躺了五天,然後就死了。到了3月4號蘇聯報紙才報導,說他病了。兩天以後,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新聞報導來得真是突然。碰到這樣的病,嗚呼哀哉,現代醫學顯然也是回天乏力。只有遇上了重要人物,天下才看得明白,如果是天數已盡,人為地苟延殘喘也沒戲唱。」
  史達林的死是3月6號對外宣布的。葬禮前,遺體在紅場的圓柱大廳停靈三天,供眾人瞻仰。前來弔唁的各界人士人山人海。首都市中心擠滿了眼淚汪汪的人群,他們是從蘇聯天南地北各個角落來到莫斯科弔喪的,前後擠死了好幾百人。沒了史達林,蘇聯人民大為震驚。近三十年來,蘇聯人民一直生活在他的陰影之下。是非曲直,蘇聯人以史達林為定盤星,史達林是他們的導師、領袖、慈父般的保護人、國家領導人、克敵制勝的大救星、公平正義和社會秩序的擔保人(列夫的姨媽奧爾加,遇到什麼不公正的事了,習慣說「反正有史達林在」)。史達林一死,人民勢必茫然不知所措,不管在史達林當政時遭遇如何,此時此刻都自然而然地感到悲傷,就連受到史達林殘害的人心裡也不是滋味。
  列夫和斯維塔,跟大家一樣,也是在3月6號那天從收音機裡聽到這個新聞的。他們兩人既驚懼,又興奮,可內心的真正感想,卻不能說。列夫在3月8號寫道:「史達林死得太突然了,剛開始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給人的感覺就像戰爭剛爆發那幾天似的。」列夫一定在心裡暗自祈禱,希望史達林死後勞改政策會有變化,希望能早日獲釋,但他對這個重大新聞沒有加以評論。在這個有可能會改變人生命運的時刻,雖然列夫和斯維塔遠隔萬里,但是收音機把他們兩人連接了起來,兩人都在收聽這個消息。這種電波上的團聚讓斯維塔掩蓋不住內心的喜悅,但她小心謹慎,不敢喜形於色。3月11號,她給列夫寫信說:「過去這個星期是莫斯科史無前例的時刻。我多次想到,世界上發明了收音機,讓人們在同一時間收聽到同一個消息。這是多麼美妙啊!世界上居然還有報紙,這也是一個奇妙的東西。過一陣子我多給你講講,現在先不說。我得仔細想想,怎樣才能用清楚的幾個字把我內心的感覺表達出來。」
  倒是有一個地方,一聽史達林死了,大家都歡天喜地地慶祝,絲毫不掩飾喜悅之情,這個地方就是勞改營、犯人聚居點。當然也有例外,有的勞改營,獄方嚴加防範,布置線人告密。有了這一損招兒,勞改犯的快樂就沒辦法表達了。但是總而言之,史達林的死訊一經傳出,勞改營立刻一片歡騰。列夫回憶說:「對於史達林之死,誰也沒哭。勞改犯都清楚,自己落到這個悲慘的境地,都是史達林害的。只要安全沒問題,大家都敢說話,對史達林嗤之以鼻。列夫回想起,1952年發生了一件事,當時住在他那個宿舍裡的勞改犯正在收聽收音機廣播,播報的是蘇共中央主席團的選舉結果。候選人獲得的選票,當時正在唱票,每喊一票,播音員就喊一句:「ZaStalina!」(「為了史達林!」)有些勞改犯把詞改了,改成了「Zastavili!Zastavili!」(「是強迫的!是強迫的!」),意思是說,選票是被操縱的。後來每個人都參加進來,一起起鬨,津津有味地看著虛假選舉這場鬧劇。
  勞改犯私下都說,史達林這一死,大家馬上就要獲釋了,要自由了。3月27號,蘇聯政府宣布大赦,凡是判刑五年以下的,被定為經濟犯罪的,年滿五十五歲的男犯,年滿五十歲的女犯,患有不治之症的囚犯,一律釋放。此令一出,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有大約一百萬囚犯獲得釋放。1953年,大赦把木材廠的囚犯人數減少了一半(大赦前一千二百六十三人,大赦後六百二十七人)。獲釋的大多是刑事犯。這些人一出來就大肆為非作歹,搶商店,入室搶劫,強姦婦女,弄得伯朝拉風聲鶴唳,恐怖異常。4月10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他們一有機會就為非作歹,不是偷就是搶。那些品行最壞的現在自由了。馬卡羅夫(Makarov),相貌堂堂,留著大鬍子……他持槍搶劫,勞改了八年。科利亞·聶任斯基(Kolya Nezhinsky)也要出去了。他1947年就進來了,後來因為偷了六公斤蕎麥,又被加刑十年。去年,他偷了別人三百盧布,又小偷小摸偷了很多鄰居。雖然有這些劣跡,但還是很可憐的,最初的判決很愚蠢,判得不公,沒有第一次的判決,後來不一定會變成小偷。
  列夫抱很大希望,盼望大赦擴大範圍,把「政治犯」也包括進去。發電站有些技術員,內務部已經慫恿他們寫申請了,叫他們申請釋放。他們判的都是58—11這一條(參加反蘇組織),這條沒有列夫犯的那條重。但是因為這兩條性質差不多,所以列夫心中泛起了希望:既然他們都被包括在大赦之列了,自己也有可能被釋放。列夫的希望不久就落空了。他4月14號給斯維塔寫信說:「原來是本地的看守給弄錯了。拿命運開玩笑,真是殘酷!大赦的範圍不會擴大的……大家還以為有希望了呢,家人也在等他們獲釋的消息。白等了。」
  由於監獄人口減少了,所以木材廠總是勞動力不足。砍伐木材、拖運木材的勞改犯不夠,於是燃料供應、原材料供應都急劇下降。1953年5月,勞改營不歸勞改總局管了,改由交通運輸部管轄。當局想把新釋放的犯人留住,從而彌補勞動力的流失。內務部有專門的官員負責釋放犯人,他們用各種手段把人卡住不放:不發出獄證明,不給買火車票的錢,對出獄人員,一方面嚇唬他們,說到別處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用物質刺激引誘他們留下來當合同工。技術工人、工匠、技術人員大赦獲釋走了,當局就培訓沒走的,叫他們接替走的。到了1953年年底,有二百二十四名獲釋人員在接受培訓,有的學開車,有的學木匠,有的學機器操作,有的學機修,有的學電工(列夫也參加了教學,教他們在發電站上崗接班)。但是,儘管費了這麼大的勁,木材廠的生產效率還是大幅下滑。計劃完不成,工資和配給品都減少了。自由工人消失不見了。原來他們是擇木而棲,到其他勞改營尋找更好的待遇去了(而其他勞改營也有同樣的問題)。列夫寫道:「伯朝拉這裡正在全面削減,就業困難,不知幹什麼好。尤其是行李箱裡有橡皮布防水衣的(指的是獲釋的囚犯)84[1],更難找工作了。」
  新釋放出來的勞改犯,回到家裡,確實很難找到工作。蘇聯官員,一般來說,都不信任被勞改過的人。很多單位的負責人仍然對他們另眼看待,認為他們都是潛在的搗亂分子,「人民的敵人」。失業問題非常嚴重,一些獲釋的勞改犯迫不得已,只好又回勞改營尋找營生去了。這些人出獄以後,沒有家人、沒有朋友幫他們站穩腳跟,可選擇的餘地實在太少了。他們有把握一定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只有勞改營了。回到勞改營,他們可以當自由工人,或半自由工人。所謂「半自由」,就是掙工資,但不可離開勞改營營區。到了1953年7月,木材廠僱了一百多名半自由工人,他們以前都是勞改犯。到了1954年年底,半自由工人總數增加到四百五十九人。很多人還是住在從前第一勞改營區的犯人宿舍裡。那個宿舍就是工業區柵欄外面那個。他們每個月工資二百盧布左右。為了吸引自由工人到北極圈內工作,除了最低工資之外,還有「北極獎金」。可是他們在伯朝拉這裡,只有最低工資二百盧布,沒有額外的「北極獎金」。不過,只要每週兩次到勞改局報到,這二百盧布的工錢就能拿到手。有個工人叫帕維爾·班尼科夫(Pavel Bannikov),他就是這樣的半自由工人,原來和列夫住一個宿舍的,因為在莫斯科地區找不到工作又回到了木材廠。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班尼科夫回來已經四天了,他認為這裡是臨時落腳點,打算秋天再出去找個好一點兒的工作。他給我講了他對莫斯科的印象,很有趣。經他這麼一說,又回想起了過去的點點滴滴,同時,彷彿又看到了新的莫斯科。」
  班尼科夫已經去看過斯維塔了。很多人釋放以後就離開了伯朝拉。他們來到莫斯科,斯維塔就招待他們住宿。列夫常常把斯維塔的地址給他們,並且通知斯維塔,他們來到莫斯科以後,要幫助他們。6月12號,列夫寫道:「親愛的斯維塔,特卡琴科或許告訴過你,如果不是他告訴你的,那肯定是我告訴你的。維塔里·伊凡諾維奇·庫佐拉(Vitaly Ivanovich Kuzora)要來拜訪你。現在他來了。這個人非常有條理,也很謙虛。不知道莫斯科情況怎樣,怎麼安排他住宿。他可能需要在莫斯科過一兩個晚上。我知道,是不方便,尤其是現在,更不方便了。但是,長不了,最多再過一年半就好了。」列夫這時還在勞改營,還有十八個月就要刑滿釋放了。斯維塔接待這些勞改營來的陌生人,心裡一定不是滋味。斯維塔已經兩年沒見到列夫了。這是他們兩人1946年久別重逢之後,離別最長的時間。
  睡過伊凡諾娃家85[1]地板的不光是勞改犯。幫助過列夫和斯維塔的自由工人,來莫斯科的時候,很多都是住在斯維塔家裡。史達林死後,氣氛輕鬆了許多,出行到外地去一般也容易多了。勞改營,為了留住自由工人,建立了「北極獎金」。工資加獎金,他們賺的比以前多不少。還記得發電站那個波蘭籍技工,斯坦尼斯拉夫·亞霍維奇吧,他曾經幫列夫偷偷帶過信,把列夫的信帶出工業區,再把外面的來信偷偷帶進來,交給列夫。這時候,他計劃在克里米亞度完假,返回伯朝拉的時候,取道莫斯科看看。列夫寫信說他想借個光,睡在地板上,有兩平方公尺的地方就行,放一個床墊,一天占用八小時,別無所求。他會郵一個明信片給你,通知你哪天到。如果你忘了他的長相,很好認,他眼睛斜視,字母『L』是波蘭語那種發音(『louse』發音『wouse』)。」
  1953年6月來了好幾位客人,其中之一就是列夫·伊斯瑞爾維奇。斯維塔第一次去伯朝拉的時候,就是他把斯維塔偷偷帶進監獄禁區的。那個月,斯維塔還在家裡給巴舒恩夫妻兩人提供過住宿。伊凡·巴舒恩是發電站的高級技工,也為列夫偷偷帶過信。那夫妻兩人可真是老土,斯維塔簡直受不了。她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不屑之態,但還是盡了地主之誼,熱情招待了他們。7月3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
  尼娜和伊凡,他們兩人在我這裡住了一個星期了。我對他們說,他們在莫斯科的表現,五分制,我給他三分(比「一般」還稍微高點),說實在的,應該給一分。他們除了商店,哪裡都沒去。如果不是我硬拉著他們去逛逛列寧墓、莫斯科大學,他們自己都不會去看的。他們覺得什麼東西都沒什麼看頭,地鐵、大樓、列寧山86[1]對面的景色、莫斯科大劇院,一概不感興趣。我千方百計給他們找有趣的看,累得我腰痠背痛的,可他們看了都是不疼不癢的,我可是沒招兒啦。他們什麼都沒買,就買了兩個購物袋,還給斯拉維克買了點什麼。他們認定,莫斯科有的,科特拉斯也能有。他們那裡沒有的,莫斯科這裡也不會有。
  史達林死後,還在伯朝拉服刑的勞改犯,情況也有所改善。監獄裡勞改犯的總數下降了,犯人宿舍沒那麼擁擠了。1953年新建了犯人宿舍。以前老房子裡都是並排兩張床。1946年,列夫進來的時候,床鋪都是統一這麼並排放的。現在新房子裡,床鋪是單獨放的。勞改犯的文娛活動也多了:俱樂部定期放電影,演劇,還有音樂會。連為舞會伴奏的樂隊都請來了。伯朝拉監獄區以外的地方漸漸有了城鎮的模樣,常住人口達到兩萬五千人,有商店、露天市場,新開了一家餐館,還通了公車。所謂公車其實是卡車。鎮裡有一個廣播電臺,廣播喇叭支在了街上。勞改營組織犯人參觀文化宮,去體育場看球,次數都比以前多了。勞改營內專門對犯人廣播的廣播站也比以前強了:犯人宿舍破天荒第一次可以聽到全國的廣播了。犯人可以接收的信件比以前多了,獄方的信件檢查也比過去鬆了。
  1954年1月,勞改營貼出來最高蘇維埃制定的新法律,禁止看守對犯人施暴。凡控告施暴的案件,依據該法律可以開庭審理,依法裁決:罪證確鑿的看守,要收監服刑;罪大惡極者,處以死刑。過去,勞改犯被看守毆打,被看守殺害的,時有發生。有的是看守覺得犯人罵了他而實施報復,有的是認為犯人不服管教而濫施淫威,但最常見的情況是,看守打人只是為了取樂。過去,看守傷害犯人,最多就是被「嚴重警告」或降薪而已。新法令大大改善了犯人的境遇。勞改營關的關,轉的轉,看守數量也就隨之減少了。所謂「轉」,是轉變為經濟特區,名義上僱用的是自由工人。
  雖然氣氛比以前人道了,但是列夫和他頂頭上司的長期麻煩卻沒有解決。他這個上司就是發電站的站長,名叫伊里亞·謝爾曼。這傢伙生性粗野,像野獸一般,斗大的字不認識幾個,根本不懂什麼工程,卻升到了內務部中尉工程師這個級別。列夫形容他「心胸狹窄,凡事吹毛求疵……看誰都可疑」。發電站每次出錯,謝爾曼都認為是有人故意破壞。他對列夫總是看不順眼,屎盆子一般都往列夫頭上扣。他專門欺負列夫,命令列夫做的事,根本就沒辦法完成,好幾次威脅說,要收拾列夫,把列夫送到懲戒勞改營嚴懲,發到那裡去做苦役。列夫最怕的就是這一招。
  斯特列里科夫出面干預,才把列夫救了下來。1953年6月,斯特列里科夫的實驗室助手特卡琴科即將刑滿釋放,需要找人接替他。特卡琴科是工程師,又懂化學,負責監測發電站鍋爐系統內的水質。這個崗位責任重大,一旦計算錯了,就會造成嚴重事故。列夫上大學的時候,當過化學助手,所以這個工作,他會做。做這件事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直接歸技術控制部(OTK)領導,這是上級單位,謝爾曼管不著。經斯特列里科夫同意,特卡琴科開始培訓列夫。4月13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特卡琴科臨走之前,在供水控制方面的一些竅門兒,他打算傳授給我。從今天夜裡就開始,我要讀他的筆記,他有什麼文獻,我都要讀。然後,他答應再教我一些實用知識。」6月1號,列夫接手了這個新工作。雖然還是在發電站工作,而發電站由謝爾曼管理,但是列夫是水質化學師,由斯特列里科夫和技術控制部領導,這個新的崗位對他是個保護,謝爾曼休想再把列夫送到懲戒營去了。列夫6月9號給斯維塔寫信:
  和上個月相比,我現在心情很平靜,儘管工作量非常大,但是感覺比去年好多了。尼古拉(里列耶夫),不知什麼原因,他認為給斯特列里科夫工作會很難,給我工作尤其難。胡說,我不相信。我覺得他這個想法很奇怪。斯特列里科夫和我之間,不管在什麼條件下,都不會出現嚴重誤解的。過去我們之間有過爭論,有時嗓門兒很高,但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並且每次爭論,其實都是我的錯,沒好好動腦子。知道了這一點,肯定有助於我保持冷靜。我對斯特列里科夫非常尊重,爭論過後,我對他的敬意更是與日俱增。有敬意,我就不會失控,所以有敬意就夠了。
  列夫在斯特列里科夫手下工作,心情輕鬆不少,不像以前那麼神經緊張了。不過,和其他朋友,和宿舍所有的人,他卻越來越煩躁,沒耐心。囚犯們在一個狹小封閉的空間裡關了這麼多年,煩躁易怒、鬧彆扭也不奇怪。即使是最鐵的友誼有時也會不堪重負的。
  尼古拉·里列耶夫是列夫在勞改營裡交情最久的老朋友。1952年快到年末那會兒,他們兩人的關係緊張了。他們來伯朝拉,是同一批進來的,朝夕與共已經七年了。列夫非常景仰里列耶夫的善良、誠實、勇敢。至少有兩次,里列耶夫表現出超凡的勇氣:有一次,一匹馬驚了,在勞改營裡四處狂奔。只見里列耶夫奮身一躍,把馬拉住了。還有一次,三個武裝罪犯來搶實驗室。斯特列里科伕力戰劫匪,奮力保護實驗室。後來這三個罪犯來報復,圍攻斯特列里科夫。里列耶夫見狀挺身而出,一陣拳腳,歹徒落荒而逃,救了斯特列里科夫一命。列夫覺得里列耶夫這個人很好,對他敬重有加。儘管有這層關係,或許正是因為有這層關係,列夫經常和他發火,對別人反倒沒這麼發火。列夫埋怨他「幼稚」,「把生活當兒戲」,「不圓滑」。這些話,列夫大多是在宿舍私下和他說的。12月24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好像我們彼此之間有點厭倦了。和他沒有什麼可談的了。製造方面的問題,他不感興趣。不管是什麼機器,包括發電機,他都不聞不問,實踐也好,理論也好,他都不關心。數學課,他也跟不上,成天打桌球、下棋,要不就和瓦季姆(Vadim)學德文。語言肯定是一個有用的東西。但是,瓦季姆認為,電氣工程和數學用處更大。他自己也明白呀。所以,依我看,尼古拉上的課,好像純粹是順著自己的愛好,跟他說也沒用。有話只能和斯特列里科夫說、和伊凡·瓦麗婭文(Ivan Valiavin)說87[1]、和尤施凱維奇說。如果他們不在,不管是誰,只要能正視人生的,哪怕是機器操作工,我都可以和他講。和這樣的人講,也比和尼古拉講有趣十倍。
  列夫這話可是錯怪了人家,有失公允。一個勞改犯,不想學數學,只想下下棋,打打桌球,學學德文,放鬆放鬆,這有什麼不對的呢?列夫越來越志存高遠,同時也越來越看不慣身邊這些勞改犯同伴,認為他們不思進取。
  列夫覺得,宿舍室友處處都可氣:夜裡睡覺有人說夢話,凡事從眾跟風,惡作劇,吵鬧得很,一點兒都不安靜,不停地玩多米諾骨牌,回憶過去多愁善感。他發現好幾個勞改犯「過分溫存」,特別「討厭」。勞改營裡男人之間自然產生的情感,他也反感。以前從來沒碰到過,現在見了,實在看不下去。他給斯維塔寫信說:
  說到理想家庭,男人之間的友誼不能套用理想家庭,套用是不對的。依我看,是大錯特錯的。那是不正常狀態,我覺得討厭,簡直令人作嘔。安德留什卡·謝瑪什科,任卡·布克(Zhenka Bukke),納特·格里戈羅夫(Nat Grigorov),瓦斯卡·古謝夫(Vaska Gusev)(都是戰前上學時的朋友),我和他們的交情肯定都是真誠可靠的。沒有這種友誼,我們幾個誰都會覺得人生更不好活了。我們一人有難,大家都感同身受,誰有快樂的事,大家也都跟著高興——但是這種快樂的外在表現不過是握握手而已。
  列夫看到周圍人性的墮落比比皆是,他不僅僅是生氣,更感到震驚。過去很體面的人,現在卻成了卑鄙小人,凶殘自私,麻木不仁。列夫給尼基塔叔叔寫信說:「進到這裡,人心免不了要蛻變。蛻變的程度,會因人而異,但總的趨勢只有一個:人遲鈍了,感情麻木了……漸漸地,過去絕不可接受的品質和行為,現在漸漸地都接受了。」
  首先,列夫察覺到的是,人類同病相憐的那種同情心沒有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全都被窒息了,互相懷有無限的敵意。這一點最為觸目驚心。他給斯維塔寫信說:
  朋友之間本應同心同德、互相幫助,可影兒也沒有。既不同心同德,也不互相幫助。大家都互不信任,人人都想占別人的便宜。人人都心存戒心,隨時準備伏擊他人。似乎還有三三兩兩的工人,因為共同利益,彼此還有點交情。不過,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關係不牢靠,說斷就斷。
  那些想做點事的人,有一個算一個,全都是小偷:
  我一看周圍的人,就煩他們。凡是精力充沛、頭腦機敏的人,幾乎都是貪小便宜,像賊一樣,有機會就偷盜。修鞋的,就竊盜材料去賣,當官的也參與竊盜。電工也用這個辦法撈錢。司機就更不用說了。
  身在勞改營,耳濡目染,列夫看明白了:「大家為了活命而掙扎。如果堂堂正正,講做人的準則,那就連飯都吃不上。一千人,有九百九十九人是這樣。」
  列夫察覺到自己也變了,這可把他愁壞了。他給斯維塔寫信說:「我經常擔心,害怕天長日久人會變得像野獸一般,野蠻不開化,心腸也壞了,再加上頭腦遲鈍,聽到笑話也不笑了,將來給孩子講故事也不會講了。有一段時間,我不擔這個心了。現在不但擔心,而且怕得要死。」
  在勞改營裡蹲了這麼些年,將來有了孩子,自己會是個什麼樣的爸爸呢?這個問題,在列夫腦袋裡轉了很久。培養孩子,什麼最重要?經歷了這些年,他的看法變了。列夫不是一個暴力男人,但是在勞改營裡有幾次他迫不得已,不得不自衛。有一次,他事後給斯維塔寫信說,勞改營讓他明白了體力的重要。為了增強體力,他就練舉重(院子裡有鐵路車廂上的車軸,他就把車軸卸下來,做成槓鈴)。列夫想,在這個殘酷的世界裡長大的孩子,體力對他們尤其重要:
  體力是人生最必要的條件。身為父母,卻不想辦法促進孩子的身體發育,這樣的父母都應該受到懲罰。只上學校的體育課是不夠的,應該在課外也鍛鍊身體。尼古拉·里列耶夫差不多比我高一倍,我舉重不次於他,如果摔跤,他的優勢只在身高。他實在太窩囊了。光看他那架勢,還以為他身強體壯的,能把電線杆子當保齡球來扔呢。
  列夫通過親身經歷也認識到,小孩必須學會實際的技能,將來才能活下去:
  一個人像我這樣,學完了大學課程,從高等院校畢業之後,適合幹什麼呢?如果不留校任教,那他僅僅是有了一個本錢(雖然是個不錯的本錢),繼續努力,將來可以成長為專業人員。依我看,小孩上學,上七年就夠了,不要再多上了。然後再上三四年高職院校,學建築、電氣工程、機車、機械,等等。畢業以後,再當一兩年學徒工,獲取實用經驗。這樣的教育,培養專門知識,對某個專業領域會有詳盡的了解,遇到困難局面也能順利熬過去……未雨綢繆很重要,陽光燦爛的日子就應該未雨綢繆。這樣的事例,眼皮底下就有不少。說到培養孩子,當父母的,心裡要有個底,要有心理準備,很多事情,孩子學不好不行,要懲罰他。朋友打他,他不還手,那就要懲罰他。如果還不肯還擊,那就更要懲罰他……我說的,對女性也適用——當然啦,格鬥除外。
  列夫親眼看到很多勞改犯墮落了,本來是品格高尚的人,後來滑了下去,成了下流之輩,動不動就打人、酗酒,有的都瘋了。同是勞改犯,眼睜睜看到他們走上了下坡路,將來自己會不會也落到這個地步呢?這麼一想,不禁忐忑不安起來。正是因為這個,列夫對奧列格·波波夫愛之深、責之切。列夫本來非常喜歡他的為人,但後來看到他的種種變化,不禁拍案而起。奧列格·波波夫,那個有一半拉脫維亞血統的難友,曾被送到嚴懲犯人的勞改營去做碎石的苦工。他在碎石場餓得什麼都不想了,只想麵包。列夫和斯維塔一直不斷給奧列格寄東西。看到他對文學感興趣,兩人很受鼓舞,覺得,愛文學就說明他心中有希望,於是兩人常常猜測,他會喜歡什麼書。奧列格在採石場的時候,不可以給列夫寫信(採石場有規定,勞改犯之間不許通信),但可以給斯維塔寫信:
  非常感謝你為我費心,感謝你為我奔忙,感謝你的關心,感謝你的友誼。我內心的感受,不知怎樣表達才好,可能這樣的情感是不應該溢於言表的。有時候,我想列夫一定是個非常幸運的人,至少我是這麼看的,像你這樣的好人可不是說找就能找到的。
  1952年12月,奧列格被押回伯朝拉,送到一個林區勞改營繼續勞改。他從那裡給列夫寫信。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今天我收到一封短信,你絕不會想到是誰來的——是奧列格來的!我樂得像什麼似的。他現在離這裡才三公里,從那個勞改營轉到這邊兒來,他感覺就像是出了地獄似的。」
  1953年,列夫不停地和那邊的頭頭說,想把奧列格轉到木材廠來。1954年1月,列夫終於把他轉了過來。奧列格被編入一個木材拖運隊,隊裡其他犯人都是從波羅的海那邊兒抓來的。1月8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昨天,奧列格來看我們了,一別六年,他在荒無人煙的地方衣食無著地熬了這麼多年。萬萬沒想到,臉色很好,身體不錯,還是那麼年輕。只是不像以前那麼容易笑了,有一些精神障礙的跡象。」可是,沒過幾天,列夫就不那麼興奮了,他大失所望,傷透了心。1月24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了這封信:
  奧列格變了,和他相處,我越發不喜歡他了。我越來越覺得,他腦袋裡什麼都沒有,沒有主見,沒有原則,沒有感情。好賣弄,炫耀他有「獨創精神」。獨創精神是帶引號的,實際上他根本沒有什麼獨創精神。獨創精神是他過去的事了,他早就不是那樣的人了。他從來不用平易的字眼兒,一開口總是裝腔作勢的。以前可不是這樣啊。顯然,這些年來,他的聽眾把他說話的習慣給改了,假話說得不那麼含蓄了,太露骨了……當然,這是很悲哀的,我本來對人就很失望,又多了他這個例子——他不是第一個叫我失望的,還有別人,所以說,他給我火上澆油,讓我更不舒服了。
  五天以後,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他已經不搭理奧列格了,和他斷交了。「大家都和他鬧翻了,不光是我,那兩個尼古拉也都和他掰了。斯特列里科夫歷來就覺得他這個人不怎麼地道,現在更煩他了。」
  列夫心想,在勞改營再這麼待下去,自己會落得什麼結局呢。一想真是不寒而慄。他常常做噩夢,夢見自己被卡在這裡無法脫身:路上總有一些障礙,堵住了他的去路,害得他回不了家,不能和斯維塔團圓。列夫把人生的一切希望都寄託在斯維塔身上了。
  他們兩人已經兩年半沒見面了。1952年和1953年,斯維塔都脫不開身,伯朝拉,沒能來得了。她媽媽肺結核臥床不起,她爸爸體弱多病。斯維塔必須在家照顧他們。單位裡,濟德齊克病了,行政事務全部都壓在斯維塔身上,她一天忙到晚。1953年3月,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列夫啊,什麼事都得我去辦呢,回家也輕鬆不了,療養院也好,度假勝地也好,都去不了,去了也得像在家一樣掉眼淚。」列夫給她打氣,叫她出去度度假,可以去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地區去野營,並且叫她不要來伯朝拉。列夫預料,明年什麼時候就會刑滿釋放了,可能是在1954年7月份吧。12月才釋放也說不定,看內務部最終怎麼決定了。1953年6月,他有一封信是這樣寫的:
  如果有機會去阿爾泰或者葉里溫度假,千萬不要拒絕。不管什麼情況,都要去……其他路線(暗指伯朝拉)太複雜了;如果我們還得等一年,最多一年半,那就等吧,沒問題。這回有希望了,斯維塔。
  闊別了這麼多年,還剩最後一年多了。這一年多,是列夫在支撐著斯維塔。他們兩人的角色調了過來。列夫儘管還是焦慮,但是隨著勞改營的條件慢慢改善,眼看著釋放出獄的日期也越來越近,他的身體漸漸強壯了起來。而斯維塔在家照顧父母,在單位忙工作,越來越感到體力不支。
  8月初,斯維塔有生以來第一次住進了醫院。她得了敗血症,發高燒。病好以後,她聽列夫的忠告,去阿爾泰休假散步。她本想從阿爾泰回來以後去伯朝拉,無奈體力不支,只得作罷。列夫非常惦記她。
  卡佳姨媽來信說你病了,可把我嚇壞了。多虧郵局送來了你的電報,我才放了點心。所以,收到你從醫院寄來的信,我也就沒再恐慌了。我只是有點擔心,你出行的時候,又生病了可怎麼辦,這種病真是不可思議。
  這麼長時間沒見到斯維塔,列夫非常苦惱。但是長年累月地等待,反倒讓他悟到了一些好處,找到了一種慰藉:
  斯維塔,我有話要對你說,越來越想和你說,都是些多佘的話,或許還會傷你的心呢,所以一直不想說出來。我是想說,這麼長時間,只在照片上看到你的臉龐,真是苦了我了。雖然苦,思念你也是一種快樂。每過一天,這苦味就多一分,樂也隨著多了一分。所以,我想說,心中這份情,有時候,時間和距離固然能毀滅它,但是也能滋養它,讓它茁壯成長。
  9月22號,列夫給她寫了信,她前幾次來伯朝拉都是這個時候來的。今年又來不了,又錯過了一年。列夫請她放寬心,不要難過。這時候,列夫預料,1954年11月份可能會被釋放出獄了。他告訴斯維塔,要堅強:
  斯維塔,親愛的,你千萬不要怪罪自己——你一定要保重身體,前途在向你招手,幸福在等著你。你到處奔波,又是出差,又是照料父母,又是家務,還有你自己的難題,千萬別把身體累垮了。這裡的勞改營管理局那些王八蛋,今年他們更蠢了,比過去蠢了四倍,今年他們更壞了,比過去壞了四倍,官僚架子也比過去大了四倍。親愛的斯維塔啊,說一千,道一萬,只剩下十四個月了——這回可不多了。斯維塔啊,要保重身體,好好地活著,不要疑神疑鬼的,不要愁,要快快樂樂地活著。
  斯維塔回信說:
  當然啦,列夫,就剩十四個月啦,不是十四年啊。我心情好的時候,會想起這些。但是,心情不好的時候——真是難受。確實不應該把身體累壞了,做事應該快、應該輕而易舉就辦好,不費什麼事就把事情辦成,可我還沒那兩下子啊。
  現在,斯維塔的主要任務,就是兩件事:第一,要先做好計劃,列夫釋放出獄後應該幹什麼;第二,要好好考慮一下,將來他們兩人一起生活的地點,應該選在哪裡。釋放出獄的時候,內務部會發相關的證件。只有領到手了,才能知道哪裡許可居住。哪些城市不許可居住,內務部發的證件上會有明文規定。但是,很可能不會允許他回莫斯科(距離各大城市一百公里以內的地方,新釋放的囚犯基本上是禁止居住的)。能用得上他專業技能的工作不好找。但是,列夫安家的地方,離莫斯科越遠,就越容易找到這樣的工作。不過,那樣一來,斯維塔要見列夫可就難了,除非她把父母留在莫斯科,自己一個人跟列夫到外地去。
  這些問題,列夫和斯維塔早在1949年就商量過了。那時候,斯維塔曾經建議列夫考慮一下烏克蘭東部城市波爾塔瓦,或者外省的其他城市。去那些地方,列夫有可能找到教師的工作,斯維塔也能來和他同住:
  列夫啊,為什麼你不想當老師呢?我不知道波爾塔瓦那一帶情況怎樣,但是,依我看,越是遙遠的地方,機會越多。當然囉,認真談這個話題,現在還為時過早,六年88[1]後形勢會怎樣,我們現在一點兒都不清楚。到時候,也許一切都和現在一樣,也許不一樣,也許我們也不一樣了呢。如果一切照舊,那麼,你知道的,不管是晴是雨,我都沒問題——最好下雪。
  到了1953年底,斯維塔看好了雅羅斯拉夫爾。有一次出差去檢查工廠,她去過那裡。從莫斯科去,坐一夜火車就到了——這樣她看父母就容易了——他們倆學的專業,那邊都有對口的工業,所以都能找到工作。12月15號,她從北方的伏爾加給列夫寫了一封信:
  雅羅斯拉夫爾這個城市很不錯,不像鄂木斯克那麼富有田園風光。這個城市有筆直的大馬路,街道很長,有不少林蔭大道、花園,兩三層的樓房也很多。市中心和工廠附近還有四五層的樓房。人不怎麼土氣,至少我在劇場沒看到有人穿荒唐可笑的衣服,也沒看到濃妝豔抹的女孩。她們去劇場看戲沒穿靴子,也不嗑葵花籽。這裡食品供應也比較好。有很多乳製品——露天市場和商店裡都有賣的(起司、農家起司、優格、奶油)。肉的供應情況不怎麼好,但是,蔬菜倒有的是,要什麼有什麼。蕎麥、白麵、糖、甜食、糖果,等等,都總有貨。有各種葡萄酒,種類很多(不像鄂木斯克,只有一種苦艾酒)。麵包品質確實好,味道很道地,看當地人在飯廳吃得都不錯。
  還有一個地方,也可以考慮:沃羅涅日(在頓河中游),在莫斯科南邊,離莫斯科四百公里,比雅羅斯拉夫爾遠一倍,但這個地方有幾個優點。濟德齊克推薦去那裡。12月10號,斯維塔給列夫寫的信裡說:
  M.A.說,沃羅涅日比雅羅斯拉夫爾強,氣候更溫和(我看不一定,那裡夏天特別熱),還說,那裡空氣中沒有橡膠味兒(工廠都不在市中心),雅羅斯拉夫爾市內有橡肢味兒。春天或者夏天,我去沃羅涅日看看怎麼樣。去那裡要十個小時左右(也是坐夜車)。爸爸過去很喜歡沃羅涅日——他和媽媽曾經認真商量過,要不要搬到那裡去住(戰前)。
  列夫回信說:「我也聽說那裡不錯,但我想,既然你父母還沒打定主意要搬到那裡去住,我們住的地方必須能當天趕到莫斯科才行,或者朝發夕至,或者晚上上車,早晨到。時間再長不方便。」其實,列夫有點悲觀,覺得將來真能和斯維塔住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想到很遠的地方去落戶。如果太遠,斯維塔在列夫和父母之間來回跑,就疲於奔命了。
  斯維塔和親朋好友商量,沃羅涅日行不行。1月19號,她給列夫寫信:
  我問過別人,沃羅涅日和雅羅斯拉夫爾這兩個地方哪個好,誰都說沃羅涅日好。他們一點兒都沒猶豫,都說沃羅涅日好。第一,那裡有很多學校,學校都會對所在的城市有所薰陶的,文化氛圍更濃。人也好像比雅羅斯拉夫爾友好。街道也更加漂亮。氣候也更暖和。不知道天氣暖和好還是不好。好像冬天照樣還是很冷的。冬天不冷可就壞了。我特愛冬天。不過,夏天那裡肯定相當熱吧。
  缺點如下:距離遠了一倍,雖然經過重建,市區得以修復(戰爭期間受到嚴重破壞),但是還有很多房子沒建起來,所以,住處很可能不好找。這裡(研究所)畢業的人,只要在工廠找到工作,都給一個房間,有的甚至還能分到一套房子。但是,如果自己找房子,可能會有點難。他們工程師不夠,還要招人,所以待遇會更好吧。不過,我這只是瞎猜了。
  列夫現在最為關切的,就是不要拖累任何人,把大學畢業證書辦下來,這樣才能繼續做原先的專業。不過,關於居住地,他還是想住在雅羅斯拉夫爾,因為離莫斯科更近。他在信裡告訴斯維塔:
  至於是不是落戶在雅羅斯拉夫爾,我還不能給你確定的答案。很多人被迫在這類城市的郊區落戶。但也有人住在利維夫這樣的地方。為什麼有的去這裡,有的去那裡呢?不清楚這裡面有什麼來龍去脈,是當官的腦袋一熱就把人發到那裡去了呢,還是因為個人資源的關係,包括動用維他命(暗指行賄)的能力有多大。反正我覺得,距離雅羅斯拉夫爾十到十五公里,去那裡落戶是辦得到的。我可以先投奔尼古拉(勞改犯,在木材廠服刑)的朋友們去,把行李放他們那裡,在那裡住幾夜,然後我就能找到個角落安身,也能找個地方工作了。關於工作:不找到工作,不找到住的地方,家人、朋友,我都不想見,也不會去見。辦理畢業證書,我不能指望別人會幫我辦。我想,等我到了上帝給我安排的地方,一切都辦理妥當以後,最好還是我自己去辦。文憑沒辦下來之前,我先看看哪裡有電氣設備,找個鉗工之類的工作做做,沒別的要求,只要每月能有五百到六百盧布就行。等畢業證書辦好了,就能換工作了,或者在原單位,或者換單位……我想,這個「過渡期」估計有六個月到一年的時間。
  列夫已經跟斯維塔把話說在了頭裡,在這個「過渡期」,只能偶爾去看看她,每次去也只能待幾個小時。釋放前,當局會定下條件,責令他在莫斯科的連續逗留時間不許超過二十四小時;在外省城市找到工作,要像所有蘇聯人一樣,每週必須工作六天。但是列夫心裡還抱著一線希望,「將來有一天」,等拿到了大學文憑,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最終會讓他回家的」。在那天到來之前,列夫說什麼也要讓斯維塔和她父母住在一起。列夫等著和斯維塔團聚,都等了這麼多年了,所以他練出了耐性。
  我親愛的斯維塔,這封信裡寫的只是我的初步設想,若有不妥,請不要往心裡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工作,我們早晚會找到的。如果不是十全十美,那也沒辦法。至少比過去好,也比現在強。斯維塔啊,當然囉,你需要離你媽近點,不只是你媽,你爸身體也有可能出岔兒(他們現在的狀況已經夠差的了),你要是走了,他們兩人的健康說不定會惡化的……也就是說,現在只有一個辦法——我想辦法找一個離你儘量近一點兒的工作,即使不能朝朝暮暮都在一起,一週七天,至少能有一天在一起。這也比過去十三年好了不知多少倍呢。
  1954年,蘇聯露出了解凍的跡象,列夫覺得更有希望了。3月25號,他在信中寫道:「春天來了,已經來了三天了。前天剛下了雪,地面上已經不見了白色,滿地爛泥,下不去腳,一落腳就陷進去了。」這一年,列夫在那盎然的春色裡看到了前途的希望。勞改犯大批釋放,並且越放越多了。他預期,今後幾個月,說不定哪天,自己就會自由了。展望前程,出獄在即,列夫朗朗吟起詩來,尤其是普希金的詩句,更是他的最愛:
  企盼著榮光和善良,
  我無畏地望著前方。
  斯維塔知道列夫快回來了,心情為之一振。她在信中寫道:「親愛的,這幾天,我一直都想告訴你,最近我的心情好極了。我對誰都可好啦。我高興啊。早上,我去趕電車,覺得彷彿你像當年一樣,又在路上等我呢,並且人約黃昏後,整個一晚上都是我們的啦。」
  這久別的重逢,會在哪裡見呢,又怎樣見呢?回來的頭幾天,斯維塔要和列夫單獨在一起,不許別人打擾。為了能和列夫單獨在一起,斯維塔做好了準備去接他,把他接回家,去哪裡接他都成,到伯朝拉去接他都沒問題。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
  將來我可以把你一個人放走,一兩個月不見也可以,但是此時此刻,我不想讓你走出我的視野,一小時也不行。你一定要告訴我,我來接你行不行。我來接了你,才能把你移交給所有的姨媽呀,讓她們每人都能和你待上足足幾分鐘的時間……有我在,你就不會孤單啦,永遠不會。我保證。你走到哪裡,我都在後面跟著你。我要像個尾巴似的跟著你。像尾巴沒關係,至少不用擔心又把你弄丟了。你回來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不想有其他人在場,任何人都不許在,你姨媽、我父母、任何朋友,一概不行。我要把你獨自占有,這是我的壞脾氣。
  列夫也想馬上見到斯維塔。他希望能從伯朝拉直接到莫斯科來。5月10號那一天,列夫寫了一封信給斯維塔:「哪怕只能待一兩天也行啊,只要能見到你就行。」
  列夫很悲觀,覺得獲准回莫斯科定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回莫斯科生活,需要有一個「乾淨的」戶口名簿。要想拿到這個「乾淨的」戶口名簿,只有兩個途徑:第一,正式平反昭雪;第二,釋放的時候得到赦免。可是,這兩條,哪一條都沒什麼希望。4月11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這件事情的本質,我弄明白了。依我看,現在怎麼努力也辦不成。完全平反是不可能的,以前的定罪如果不取消,現在赦免了將來也沒什麼好處。」列夫心裡有數,扣在他頭上的反國家罪,上訴也推翻不了。因為他在德國集中營的時候,德國人叫他翻譯,他照辦了。所以,1945年審判他的時候,即使把他戰時的表現綜合考慮在內,仍然會被定罪,只不過刑期會短一些而已。戶口名簿上仍然會註明:此人曾被判刑。
  關於扣在他頭上的罪名,列夫現在不是一概否認了,而是部分否認。這是個新的想法,以前他可不是這麼想的。以前(1946—1947年),他們兩人商量過是不是要上訴。斯維塔建議,應該爭取把這個判決推翻掉。當時,列夫還沒有部分認罪的想法,也沒有用這個想法來反駁斯維塔的建議。或許,多年的勞改已經把他的稜角都磨平了,到頭來,逆來順受,蒙冤也不做聲了。勞改營肯定給他開了眼界,讓他認識到,原來,他的處境沒什麼特殊的,很多人都像他一樣慘。5月10號,列夫向斯維塔解釋說:
  我要是覺得,自己作戰有功,配得上作戰英雄的稱號,或者至少應該榮獲獎章,那我就會申請複審了。但是,這話連我自己都不信。相反,我也覺得自己有罪,只是沒有(判決書上寫的)那麼嚴重罷了。如果起訴書裡寫的一切都對,並且得到了全面、正確的審理,那麼我可能會被判五年,或者三年,或者更輕。但是,還是有點事的,有事就有「連帶的一切後果」。所以不能要求做沒事處理。沒事的處理,怎麼處理呢?根據什麼呢?你看,對於很多人來說都很難辦。但是,因為大家都覺得難辦,就對每一個人都網開一面,這是辦不到的。如果只對一個人網開一面,為什麼那個人應該是我呢?我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非選我不可呀。因為我能做更有趣、更有益的工作麼?其實,我覺得,我就做我現在這個工作(電工)最有益了,讓我搞科技,還不如當電工用處大。做科學研究工作,我就更研究不出什麼名堂來了。當科學研究人員,這輩子就別想了。要說當個普通技術員,還可以。
  到這個時候,斯維塔也想開了,列夫釋放後,他們兩人很可能還得分居兩地。分居,她也認了。既然列夫進不了莫斯科,只好聽天由命,兩地分居了。闊別這麼多年,好不容易出來了,還得分居兩地,斯維塔真接受不了,可是父母離不開她,得她照料啊。斯維塔想,列夫若能獲准在附近什麼地方落戶,離莫斯科不太遠,那就萬幸了。5月2號,她給列夫寫了一封信:
  我早就想給你寫一封信,談談重要的事,可是一拿起筆來,我就煩惱了,寫不下去,只好擱筆。我愁的是,六個月以後,事情還是解決不了,咱們兩人還是不能在一起生活。試想,到時候,媽媽病情惡化了,爸爸又得了什麼病,保姆要走,發生世界大戰,或者哪裡又出了事什麼的,而我又走不開,哪裡也去不了,只能偶爾去看看你。我真得做好心理準備。所以,我做什麼工作都無所謂,考慮都不必考慮,只要離得近就行。哪裡最近?我猜,加里寧最近吧。可是,越近,你越不好找工作。例如,亞歷山德羅夫很近,郊區通勤車都能到那裡。可是,那裡人才濟濟,什麼專家都有,所以,工作肯定不好找。不過,咱們兩人將來要是生活在一起了,我的工作呢?這件事也得考慮,不能忽略了……現在還不用馬上去想,現在應該想更有趣兒的事:你的到來,咱們兩人的團聚,要離得越近越好,還要非常自由,不可以被工作綁住,想來也來不了,那就糟了。回來以後,你還要去見幾個人,把懸在你頭上的那些舊雨傘垃圾都清理掉89[1]。如果辦這些事一時沒辦法出去工作,那就先不工作,沒關係。幾個月沒工作沒關係,世界上這樣的人有的是,不光你一個……
  斯維塔提到加里寧,列夫覺得這個主意不錯,非常感興趣。加里寧,原來叫特維爾,是一個外省城市,離莫斯科不遠,在莫斯科北邊,莫斯科通往列寧格勒的火車經過那裡。其實,列夫也一直在考慮加里寧,他琢磨著,從伯朝拉勞改營出來以後,如果當局允許,也可以去那裡落戶。列夫5月10號給斯維塔回信如下:
  我也在考慮加里寧呢。不知道那裡能找到什麼工作,條件是不是和亞歷山德羅夫一樣。既然我們現在只是初步設想,沒定下來,為什麼只考慮一個地方呢,哪裡都可以考慮嘛,只要有火車站就行。有火車,交通就方便了,別的都無所謂。你考慮加里寧,主要著眼點是什麼?不管怎麼說,我找一找,看這裡有沒有特維爾人,問問他們,那裡怎麼樣。那地方很可能不錯,反正有伏爾加河,錯不了。不過,也麻煩,說不定人滿為患呢。
  斯維塔提到加里寧,「只是隨便一提,沒有詳細說」。她聽說,那裡要新建一個輪胎廠,於是琢磨著,說不定她和列夫都能在那個新廠找到工作呢,有可能。「那個城市正在全面發展,莫斯科的郊區電動火車很快就要通到那裡了(鐵路線路很好,每天至少有六趟長途列車要經過那裡)。加里寧距離莫斯科一百六十七公里,只要四個小時就到了。舒爾卡·亞歷山德拉·切爾諾莫爾迪克去年夏天去過那裡,她說很喜歡那個城市。」
  與此同時,斯維塔把沃羅涅日和雅羅斯拉夫爾兩地的工廠情況了解得更透澈了。她不喜歡雅羅斯拉夫爾那個輪胎廠:「太大了,進去以後走丟了,別人找都找不著。」如果列夫在那裡找個工作,這正好,別人都不會注意到他這個曾經的勞改犯。沃羅涅日就不行了,會「更顯眼」。有弊也有利,沃羅涅日那個廠,專業技術人員少,所以列夫找工作比較容易。6月1號那天,斯維塔給列夫寫了一封信:
  我在家裡隨便問了問爸媽,問他們願不願意搬到沃(沃羅涅日)去住。爸爸問:「為什麼?」媽媽說:「不願意。」這是我自己的事,不知道怎麼和他們講,所以就沒往下說。何必讓他們著急呢。這件事,不必馬上定下來,「以後」再說,先不著急。
  斯維塔參照火車時刻表,把目前要考慮的各個城市列出了一個清單,每個城市旁邊都標上了距離莫斯科有多少公里。她在表格的下面寫道:「看這些地方怎麼樣。我的了解?一無所知。工廠和發電廠肯定哪裡都有。別的就不知道了,欲知後事如何,就用咖啡渣算命吧90[1]。然後,斯維塔把各個選項一一列了出來,以便選擇:
  以下選項,可以考慮:
  一、如果半徑小於一百公里,我可以住在莫斯科,在莫斯科工作,坐火車來看你,也可以和你住在一起,坐火車到莫斯科上班,晚上回家。半徑越小,這兩個方案就越方便。
  二、如果半徑小於二百公里,但大於一百公里,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我繼續住在莫斯科,在莫斯科工作,我來看你。
  三、如果半徑大於二百公里,還是可以住在莫斯科的,但是就不能那麼經常來看你了。和你住在一起,同時繼續工作的話,雅羅斯拉夫爾就是最佳選擇了。如果選雅羅斯拉夫爾,還可以有如下的選擇:或者我爸媽繼續住在莫斯科,或者我把爸媽也隨遷過來(舒爾卡認為完全可行,但我想,媽媽不會同意)。半徑還可以再大些,但是,如果爸爸不想退休,還想繼續工作的話,那就還得選雅羅斯拉夫爾,或者沃羅涅日。我們住慣了莫斯科,把爸媽搬到外地,不知道值不值得……外省安靜,空氣比這裡清新,莫斯科這裡亂糟糟的,東奔西跑的。還是外省對他們更有利。但是,莫斯科食品供應比較好,藥品也充足(雖然舒爾卡說,嗎啡哪裡都有)。對我來說,最好的方案,肯定是大家都住在一起,這樣我就放心了,就不會崩潰了。如果分居兩地,我的蕁麻疹總也好不了不說,還會見人就看不順眼,非要把人家打個落花流水不可。住在一起還有一個好處:省錢。兩個家總比一個家費錢……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斯維塔進退兩難,非常苦惱。一方面。要照料父母,這是做兒女的責任;另一方面,又想和列夫在一起。她左右為難,心情煩躁,非常鬱悶。今後到哪裡去住呢,愁得斯維塔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可是還有一個更擔心的事在後頭呢:將來和列夫生活在一起,日子會過得順心麼?這一刻已經等了十五年了,眼看就要等到頭了,斯維塔疑慮重重,心裡沒有底:
  我現在大頭朝下,一頭栽進了泥坑裡,在泥坑底下掙扎著無法自拔。想來慚愧,我沒好好學習,也沒盡好孝道,工作碌碌無為,只為自己奔忙,為上帝盡心了(別人侍奉上帝,肯定比我虔誠。如果將來上帝讓我升入天堂,那都是你的功勞)。萬一將來我賢妻良母當得都不稱職,那我只好上吊算了。我現在茶飯不思,夜不能寐。我害怕把媽媽一個人扔在莫斯科,除了這個擔心,還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如果相夫之道我也不會,那可怎麼辦啊。說實話,我真有點怕呢。
  列夫心裡也很緊張,他也有他的疑慮。不過,他信不過的不是斯維塔:
  斯維塔,親愛的,上吊大可不必,你這個小傻瓜!現在也不必茶飯不思、夜不能寐。你可真是妄自菲薄。你就做你自己就行了,別的,我們都不需要。天下還有你做不好的事嗎?不管將來你的身手如何,你都將是一把好手。有沒有賢妻良母的持家之道有什麼關係呢,沒有就不是賢妻良母了?你我之間有一種獨一無二的緣分,使我們彼此不離不棄,長相廝守,這是無價之寶啊……你不應該把母親一個人留在莫斯科。我也像你一樣,心懷恐懼。說真的,我是擔心我自己,不是擔心你。據朋友們說,根據他們的回憶,和我生活在一起,我這個人不容易相處。但是,我說你應該和你媽生活在一起,不是因為我這個人難以相處,而是擔心你爸媽:如果我們把你爸媽扔在莫斯科,咱們兩人永遠都會放心不下的。我已經覺得對不起她了(不只是此時此刻,一直都有這種感覺),你如果為了我舍她而去,讓我這良心往哪裡放?我暫時能想到的,就是爭取創造一種局面,我是說找一個地方,找一套房子,要你媽也能接受的,最終我們都住到一起。現在我們對情況一無所知,還能指望什麼別的呢?
  什麼時候會被釋放,列夫也不知道。6月4號,他寫道:
  我什麼時候能離開這裡,還陰影重重,不明朗。但是我已經開始尋思了,要把我的書一點一點兒地寄回家去。只是不知道往哪裡寄。我有兩個行李箱,裡面裝得滿滿的,都是各式各樣的書。我要整理一下,壓縮到一箱子半,分成小包寄出去。不知道出獄以後先去哪裡,走到哪都拖著兩大箱子書太累贅了。但是分小包寄走,往哪裡寄呢?寄到你家還是寄到尼基塔叔叔家?
  六天之後,「前途如何,還是沒有確切消息」。釋放的程序如何,不得而知。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官方沒有發表聲明,也沒有簽署任何文件。獲釋出獄的人,今天辦這樣的手續,明天又辦那樣的手續。天天變,沒個準兒。
  事情還在未定之天,列夫制定了一個臨時計劃,打算先去馬拉霍夫卡,去尼基塔叔叔家住,爭取把大學畢業文憑辦下來。他想,有了文憑,找個好點的工作,找個落腳的地方,能容易點,申請把戶口落在離莫斯科五十公里以內的地友,獲批的機率就大了。
  我要先住在尼基塔叔叔家,白天出去辦我的大學畢業文憑,得一步一步從頭辦起。然後找工作。當然,凡是期待我回來的人,我都要去探望他們。我原來下定決心,要自食其力,絕不去寄人籬下。現在,先別要這個強,過一個月再自力更生也不晚。做這麼多年苦工,休一個月假,也不為過。這個理由也算合情合理。如果明年不死,還可以把債還清……過了這一個月,或者這一個月快過完的時候,如果還沒辦成(文憑沒辦下來,在莫斯科附近找工作也沒找到),我就去加里寧。反正我們兩人覺得哪裡方便,我就去哪裡。到那裡找個工作,再找一個屋頂、四面牆,然後就等著花好月圓的時候你來了。
  6月7號,斯維塔的父親去希羅科耶(Shimkoe),住進了療養院,整個夏天都要在那裡療養。十天以後又生病了。斯維塔急忙趕到療養院陪他。雖然沒有癱瘓,但是非常虛弱,出現語言障礙,吐字不清。斯維塔給列夫拍了一張電報:「爸爸第二次中風,雪上加霜。稍見好。我現在住在希羅科耶·波洛戈夫斯科耶(Shimkoe Bologovskoe)。」列夫估計再過幾天就能被釋放了。這一天終於快到了,但是他怎麼也高興不起來。要走了,心中有些傷感。各位難友,朋友一場,日後他會想念的,例如,斯特列里科夫,現在病魔纏身,列夫不忍離他而去。此情此景,列夫在他最後一封獄中書簡中詳細說給斯維塔聽。如果把過去八年寫的信編上總的序號,最後這封信就是第647封了:
  1954年7月9日,第29封
  親愛的斯維塔,電報收悉,今天又收到你29號的來信。希望明天還能收到你的信。亞歷山大·阿列克謝維奇(斯維塔父親名)身體怎樣?你母親呢?過去這個星期,我真是忙得不可開交——我幫斯特列里科夫「還了舊債」,他各式各樣的指令、諾言,我都幫他辦了。說來有點奇怪,再過一個星期,我就要和老朋友離別了。心中有點捨不得,當然是捨不得這些人了,再不能和他們朝夕與共了,令人愴然。有些人還能再見面,可能不久以後就能再次相聚。對了,斯特列里科夫現在比我們大家都自由,可以隨意走動。所以,他心情好了很多。上兩個月,他賺的比平時多了三倍,首先是因為他各項計件工資都漲了。第二,有個車間主任休假去了,他現在臨時代理……
  我在這裡沒找到加里寧的人,不過沒關係。尼基塔叔叔家,如果只能住兩三天,不能多住的話,也沒事,我就去加里寧。還要在這裡待多久,現在尚不清楚。再怎麼也不會超過一星期。最近這裡高溫,已經十多天了,昨天將近三十八度。我今天才第一次游了泳。
  前天,我和尤施凱維奇在一起,我讓大夫給我敲了敲前胸後背,好好聽了一下,還是四年前收我住院的那位大夫。他說,我身體一點兒毛病都沒有,不用擔心。我完全同意大夫的診斷。我還沒給我姨媽寫信呢。明天我給尼基塔叔叔寫信。
  保重身體,斯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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