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再次冒險相會

　　斯維塔走後不久，伯朝拉就進入了冬季。列夫覺得，斯維塔一走，冬天就來了，這兩件事好像是有因果關係似的。10月13號，他給斯維塔寫信說：
　　今夜下了第一場雪，地面上凍已經兩天了，忽然之間，到處都是冬天的景象了。這兩天，我就是寫不出來……當然這不能怪冬天，斯維特不在，冬天就來了。冬天把情緒都凍麻木了。思想也不靈活了；人漸漸靜了下來，不太想幹事了。時間好像也慢了下來，在這白茫茫的原野上凍住了。
　　斯維塔來的時候，列夫興高采烈的。她一走，列夫悵然若失，心情比以前更加低落。這一來一走，彰顯出列夫日夜盼望的人兒，現在已經人去室空，不在身邊了。斯維塔走後第六天，列夫在信中寫道：「斯維塔，我越是想你，越記不清你的臉了。我怎麼想像不出來你的容貌了呢——只見到你的零星碎影。真想哭一場。」列夫可不是顧影自憐那種人，但是此時此刻，他顯然在傷心。列夫接著寫道：「好啦，傷感傷感就行啦，我不能再哭哭啼啼的啦。其實，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幹，就想寫你的名，一遍一遍地寫，把所有的暱稱都寫出來，正式的名字、小名，一一寫出來。這個坎兒，我能過去。」
　　釋放，遙遙無期，列夫已經不抱希望了。三個星期之後，信中寫的是聽天由命的話：
　　你曾經問過，人是有希望才容易活下去呢，還是沒希望才容易活下去。我現在不抱任何希望了，沒有希望，心裡反倒感覺很平靜。稍微講點邏輯，稍微觀察一下，就不會異想天開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寫出上面的話，既然寫了，就不去管它了。但和我現在的感覺不太一樣。不過，現在，你叫我把意思完整地表達出來，我也說不上來。必須好好想一想，才能說得全。那麼，還是不去想它為好。
　　不過，列夫後來又寫了一封信，談他的幸福觀。幸福這種感覺久違了。和斯維塔在一起的時候，幸福的感覺又回來了。尼基塔叔叔有個兒子在服兵役，休假回家探親，惹得尼基塔叔叔和他妻子對兒子很失望。聽了這個消息，列夫思前想後，浮想聯翩：
　　有的人知足常樂，能把現在所擁有的利用起來，但這樣的人不多。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可不少。有時候，需要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來審視一下自身，要仔細判斷，不要只跟感覺走。也就是說，現在擁有比曾經擁有要強，現在擁有才是幸福，如果有變，很可能不如現在……當年賜給我幸福的時候，我認出了幸福，沒有視而不見。我感謝命運，感謝大自然，感謝你給了我幸福，也感謝我自己的眼光，當時一眼就認出了幸福，不是等到幸福過去才明白過來。
　　列夫重新回到了勞改營日常生活的常態，每天出去工作。9月初，發電站人員變動了。老站長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Vladimir Aleksandrovich)調到城裡的中心發電廠去了。他過去也是勞改犯人。來接他班兒的，名叫鮑里斯·阿爾萬尼託普洛，也曾經是個勞改犯。列夫和他們兩個處得都很好。亞歷山德羅維奇1938年被捕，被捕前是電氣工程師。那時，他的職業生涯蒸蒸日上，很有前途。而今他很傷感，天天借酒澆愁，女兒死了，哀痛不已，再加上前途沒了，整天唉聲嘆氣。列夫認為他「非常隨和，很有文化」。亞歷山德羅維奇和妻子塔瑪拉住在一起，也住在工業區勞改營裡。他也是自由工人，為列夫偷偷捎信的人當中就有他一個，有的信是從外面帶進來的，有的是帶出去寄的。有的時候，他把錢交給列夫，讓斯維塔從莫斯科給他寄衣服、日常用品。亞歷山德羅維奇轉到市內發電廠的時候，建議列夫也跟他去，但是列夫謝絕了他的好意，不想去，他告訴斯維塔，「我在這裡安全」。列夫喜歡這個新來的上司阿爾萬尼託普洛，覺得他「人很聰明，很和善，通情達理，不孤芳自賞，也不覺得自己在這裡大材小用」。大北邊兒林區新開了一個勞改第四營區，離這裡非常遠。勞改營當局正在往那裡輸送勞改犯。列夫最怕被挑到那邊兒去。如果繼續幹現在這個活，就不大可能被轉走。
　　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廠裡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們正在挑選人，要送到第四營區去，有的去伐木頭，有的要在通往第四營區的道路沿線(十五公里)修房子。來了很多婦女，並且越來越多，是來頂替男勞力的。暫時把她們放在了第三營區，有些已經在各個車間開始工作了。」列夫很長時間沒見過這麼多女人了——戰爭期間關押他的那些集中營，女犯人都是單獨監禁在別的營區。看到她們被強迫做粗重工作，列夫「心裡非常不安」。他對婦女的看法還是帶有戰前的色彩，那時的風氣是，男人要對女人有敬慕之心，有浪漫的騎士情懷。和這些婦女一談，列夫更加不好受。他告訴斯維塔：「這些新來的女勞改犯，談起她們原來待的地方(勞改營、流放地)，很多人都戰戰兢兢的，很害怕的樣子。這些人，能平靜講述，沒有恐懼的，是少數。聽她們這麼一說，即使不替她們害怕，心裡肯定也是揣惴不安。太慘痛了，實在聽不下去。」
　　斯維塔自從伯朝拉回來之後，心情有點低沉。列夫早就提到，探視回來，「別人都開開心心的，唯獨你一個人，會更難以開心了」。或許這就是列夫預見的情形吧。這次去見列夫，見是見到了，走，可不是一走了之。心情平靜不下來啊。
　　斯維塔為了排遣離愁，就不停地忙碌。她一頭鑽進工作裡，即使心不在焉，也孜孜不倦地做這做那。她去各地查看工廠，喬治亞共和國首都提比里西的，亞美尼亞共和國首都葉里溫的，她都一一去過；莫斯科蘇維埃舉行地方選舉，她也去幫著吆喝；工會開會，她上去發言；研究所的壁報，她也編輯組稿；培訓新來的研究生，寫博士論文，翻譯文章，跟班學法語、英語，參加合唱團演唱，練鋼琴，組織數學俱樂部。列夫簡直想像不出來，斯維塔居然是這樣一位多面手。他在1948年2月3日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閒下來的時候每分鐘都在想你，當我想你的時候，我只能想像得出你在某些場景中的樣子。比如，你遇到什麼問題，經過深思熟慮，突然抬起頭來回答的樣子。你和別人談話時的坐姿。你睡覺的模樣(這你可就想像不出來啦，大致什麼樣你也無從知道啦！)。你編辮子的模樣(這個技能，我覺得太高深莫測了)。但是，你的聲音，我記不太清了，只偶爾記得你的笑聲，記得你說過的一些話，記得你的語氣。不知你在陌生的環境中是什麼樣子，我不敢想，我的想像力被嚇回去了。我擔心出什麼錯。實際上出了什麼錯，我也想像不出來。我能想像的，是更糟的情況。
　　斯維塔有很多消息要告訴列夫。12月份，政府把盧布貶值了十分之九，廢止了定量。頓時出現搶購風潮，大家都想把舊錢現金花出去買東西，結果，所有商店門前都排起了長龍，但情況漸漸平靜了下來。有的家庭相對富裕一點兒，如伊凡諾娃家就屬於這樣的人家，他們看到這個新的消費機會，興奮不已。斯維塔1月24日給列夫寫信說：
　　沒有定量配給的生活，有其消極、負面：種種誘惑，鋪天蓋地而來，也沒個約束。
　　起初，人們把一切都揮霍掉了，後來他們意識到，還是應該仔細一點兒，新的工資袋一來，又都犯了老毛病。大家都不吃黑麵包了(我家過去是一公斤吃三天，現在看樣子還能多吃幾天)，現在都在搶白麵包，像法國長棍麵包那種(每個四盧布，過去才一盧布四十戈比)……原先根本買不到糕點，現在都吃夠了……我們這一帶有夜間營業的商店，真是天賜的禮物。我們樓下有一個食品雜貨店，庫爾斯克地鐵站附近有一個熟食店，波克洛夫門那邊開了一個中央合作社商店，十點以後什麼人都沒有，茶、糖、奶油之類都很容易買到。機關、學校的飯廳也有麵包和馬鈴薯賣了。媽媽早早就出門去買肉(喜歡價廉物美的東西)。買麵粉得排隊，買牛奶更得排長隊了，因為比別的東西都便宜——四盧布一升……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的，新年過後，我漲工資了，湊了個整數：一千(盧布)……家裡一切均好：燈，煤氣，暖氣都好，有軌電車等等都比以前好了。地鐵新車廂裝了新座椅，好像是紅杉木的，還安了新的照明設備，不僅車廂中部有照明，而且座位上方也有照明瞭，車窗也比以前大了……通報到此結束。
　　斯維塔寄包裹給列夫和他的難友們，比以前寄得更勤了。她想和大家共同分享市場供應充足的新局面。列夫再怎麼抗議，她也不聽。斯維塔3月30日的信中寫道：「哎呀，親愛的列夫，傻瓜列夫，你怎麼能說今年什麼都不缺呢？還吃那乾麵包吧……你以為我會坐在這裡喝香茶、吃火腿，喝牛奶、吃餅乾，什麼也不想給你寄麼？」斯維塔本想寄食品來，列夫還是反對，不讓她寄。不過，列夫倒是要她寄點藥品來，有朋友病了，還有其他勞改犯也有病的。斯特列里科夫胃痛病還沒好。列夫把他的症狀詳細寫下來，寄給斯維塔。斯維塔的朋友舒拉是醫生，症狀弄清楚了，舒拉就可以下診斷了，斯維塔也可以寄藥來了：
　　病人四十九歲，性情樂觀開朗，長得很年輕……1938年以來一直有疝氣(有鵝蛋那樣大小)。1920年，他胸部中彈：右乳頭下方仍可見子彈射入的五公分長傷疤，射出口傷疤四公分長。射出口在脊骨附近，彈頭是從兩條肋骨之間鑽出來的。1947年10月份，胃裡、胃周圍定時出現劇痛，疼痛的面積有兩三個指頭那麼寬，位置在第七根肋骨到第八根肋骨之間。疼痛先從中點右邊一巴掌寬的地方開始痛，向左擴散，距離中點有兩到三個指頭那麼大的距離……疼痛非常劇烈，令人坐臥不寧，每次發作要持續八到十四個小時，基本上沒有間歇。發作時，若仰臥，疼痛會加劇。如果抱緊膝蓋頂著前胸，疼痛會輕一些。他平時(過去幾年來)的飲食包括：新出爐的黑麵包，用磨碎的大麥、珍珠麥、燕麥片加鹽做的稀粥，蕎麥稀粥，其他成分一樣，只是濃度小了。這些食物中只有剛出爐的麵包才會導致胃痛……而他的飲食結構不太可能有變化。
　　舒拉諮詢了莫斯科第一醫學院的醫生，和他們一致認為，最可能的解釋就是病人的肝臟有問題。斯維塔回信寄來了舒拉的診斷，並寄來了一系列的藥，一些給膽汁取樣的探針，並囑咐吃什麼食物好，斯維塔還說，會給他寄來白麵包乾。
　　列夫的室友柳波米爾·德爾列茨基(暱稱柳布卡)也病了。他得的是壞血病，勞改八年落下的，心理崩潰了。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柳布卡抑鬱得很，一天到晚都不說幾句話。他害怕一切美好的東西。大自然的美、書裡的美，他都不想看，看了就想家。」維他命Ｃ抗壞血病。斯維塔開始給他寄維他命Ｃ，是粉末狀的，包在一個個小袋內。德爾列茨基一點點好了起來，渾身也覺得有勁了。但是勞改營對他心理打擊太大，至今沒有恢復過來。列夫告訴斯維塔：
　　我的柳布卡正在緩慢地重返文明。今天，我問他，和人握手的時候，為什麼把臉拉得那麼長，怪嚇人的，為什麼和別人打招呼那麼不自然。他一聽，很不好意思，回答說，過去這八年來，人們見面也不問好，走了也不說再見，只是嘟囔一兩句罵人的髒話，從來不握手，似乎手只是用來打人的，都已經習慣了這些，所以別人伸出手來和他握手，他總也拿不準對方是不是真心。他伸手和別人握手的時候，就好像中世紀向上峰行禮似的。他說：「我也意識到了，有的時候就板著點，也就沒那麼唯唯諾諾的了。」如果搞得好，再過一年，他和別人打招呼就會正常了。
　　1948年5月，發電站的老站長亞歷山德羅維奇的妻子塔瑪拉也病了，來莫斯科看病。她在首都的時候，斯維塔幫她跑這跑那。塔瑪拉回伯朝拉的前夕，斯維塔交給她一盒子藥品，請她帶回去交給列夫。這藥都是斯維塔平時為列夫的朋友們收集起來的。
　　斯維塔自己身體也不好，瘦了很多，睡眠也不好，煩躁易怒，動不動就眼淚汪汪的，這都是憂鬱症的症狀。蘇聯誰也不談憂鬱症，人人都必須樂觀，不准愁眉苦臉，有什麼問題都得自行解決，都得撐下去。伊凡諾娃家有很多朋友都是醫生。斯維塔去找過好幾位，請他們給自己看看，到底是得了什麼病。他們都覺得，她這病是身體上的病，誰也沒往精神上說，給她驗了血，發現甲狀腺有炎症，叫她去內分泌科看看。內分泌科大夫給她開了一些碘，又給她開了鎮靜安眠藥苯巴比妥(Barbiphen，也稱魯米那)，但是哪個醫生都沒問她心情怎樣。斯維塔自己估計，身體有病的成分小，心理的成分大。她只感覺心情不好，面容憔悴。她給列夫寫信說：
　　內分泌科大夫說，甲狀腺肯定有點亢進(頭痛、發燒、心臟疼痛、消瘦、神經緊張，眼睛有一種異樣的光澤：我覺得是發燒造成的，不是別的原因)。這個診斷不錯，我很高興，我最恨的是不能確診。大夫還開了純碘片，與之同時服用的有碘化鉀、苯巴比妥、溴、樟腦、纈草根，所以現在還不能開始治療。今天，我又去找大夫了，給他看了化驗結果，還告訴他，我去找內分泌科大夫看過了。他看了我的紅血球沉降率50[1]非常驚訝，可能以為我的病都是神經引起的，但是光有神經緊張，血沉也不會升高啊。他還指著內分泌大夫開的處方，神氣地說：「這些藥對你是有好處，但是依我看，問題不在這裡。」(他沒說問題在哪裡。)「我建議你吃魚肝油，一定要吃到夏天。」(如果無效呢？)我想稱體重，可是找不到秤。所以，我是真的體重減輕了呢，還是別人看著覺得我瘦了呢，現在我不確定。我自己感覺，現在並沒有比過去瘦啊，去年夏天比現在瘦，確實，我現在臉色蒼白，有點憔悴。我一般不是這樣子的，誰見了我都叫起來：「你怎麼啦？」不管是當著我的面兒，還是背地裡，他們都在講，我在赫羅姆尼克51[2]上學的時候是一個「迷人的姑娘」，現在又如何如何(言外之意是我老了，邋邋遢遢，成了一個醜老太婆)。
　　斯維塔的感受，只能和列夫一個人吐露。1948年2月，從伯朝拉回來有好幾個星期了，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
　　我親愛的列夫，我非常想和你在一起。可是信，我一封還沒收到呢。我正在努力擺脫這種心態，努力息怒。我的詞彙裡又出現了「不」字。有的人，快樂所需的一切，其實他們都有了，可是還是不快樂。這種人我可受不了。我沒辦法同情他們。我忍不住還是要對他們說話帶刺兒，還是不耐煩。伊琳娜星期六來電話，邀請我去洛辛卡過週末，我沒答應。朋友們要讓我舒服舒服。這個好意，我接受不了。我需要的是一切。沒有一切，那我什麼都不要了。一切又都變成黑白分明瞭。「不」字都是因為一個「想」字。想要而得不到，那乾脆就什麼都「不」了。我越來越鐵石心腸了，我也不想這樣，可是沒辦法。所以，我給伊琳娜的回答很刺耳，掛了電話，我就哭了起來。
　　給列夫寫信，可以把憋在心裡的委屈話說一說。列夫理解她的心情。3月2日，斯維塔給他寫信：
　　前兩天，格列勃的母親來電話，問我一切可好。我不想讓她看出來我很悲傷，就說我很好。可是實際上，我心情非常沮喪，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列夫，我親愛的，我的信有時是寫得很噁心，我知道不應該那麼寫，但除了你，我還能向誰哭訴呢？給你寫信的時候，我的神經就不那麼緊張了。所以，列夫，如果你收到這樣的信，可不要生氣啊。等信走到了你那裡，我寫信時的心情反正早就過了那個勁了，正樂得蹦高呢。可以了吧，親愛的？我的信從來都不是要惹你生氣的，也不是要增加你的痛苦的。我已經一連哭了好幾天了，不光是上床睡覺的時候流淚，一大早醒來就哭，午飯前午飯後都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列夫啊，哦，我要說什麼你是知道的……
　　列夫，希望我們彼此永遠都不要覺得對不起對方，重要的大事都要相互體諒.，無關緊要的小事，都要多包涵，不要生氣(通常都是拿最親近的人撒氣)。
　　斯維塔不想讓列夫覺得，她的憂鬱症是他蹲監獄造成的，那樣會增加列夫的思想負擔。列夫現在就夠受的了。未來的歲月，列夫還要靠她幫助呢，所以自己一定要堅強，不能氣餒。斯維塔很多信裡談到了自己心情低落是另有原因的：「我得了憂鬱症，正等待著痊癒。不知道為什麼，1月份怎麼這麼難過。也許是因為，在過去，1月份是最快樂的月份吧，媽媽過生日啊，聖誕節啊，新年啊。也可能是因為，新年以前，一直到現在，我心情都不好。我好生氣，總感到渾身沒勁。」但是，斯維塔的憂鬱症和她母親的生日毫不相干，完全是由於她和列夫被迫分離，不能團聚造成的。這一點，在斯維塔的信中，有時候能在字裡行間隱隱約約看出來：
　　各式各樣的藥片(真是各式各樣，不是誇張)都吞了下去，我都忘了怎麼哭了(忍淚吞聲的「吞」也跟著訓練出來了)。最近我睡眠不好，可能是因為房間不透氣，缺氧，夜裡外面非常冷，爸爸害怕進風，所以把窗戶都關上了。我的小窗戶反正也開得不夠大。我至少夢見過你五次。可能因為你的刑期快滿了，真的快結束了吧。可能是迷信吧，估計現在見不到你，由於某種原因，得等到秋天才能見到。秋天可能更好。
　　斯維塔去滑雪、溜冰，滑著滑著，心情居然好起來。她3月10日給列夫寫信說：
　　目前，滑雪是我最喜歡的項目，毫無保留地喜歡，勝過文學，勝過音樂會，甚至勝過人。陽光悄悄鑽進森林裡來窺探，林中可真美，真純潔啊(我指的是「純潔」這個詞所有的含義)，令人不禁想到(還會脫口說出來)，活著真好。不知為什麼，心情好多了，不那麼痛苦了。這也算是快樂生理學吧。
　　斯維塔本想多做一些冬季運動，可她媽媽覺得她身體不太好，總想把她拴在家裡，不讓她出去。只有列夫給她鼓勁，叫她多出去走走，充實一下生活，憂鬱症就好得快了。他4月15日的信裡說：「去哪裡走走吧，不光是體魄的健康，還有心理狀態這方面，心理狀態像外部因素一樣，都對人的整個精神有很大影響，有時可能還是初始原因。」列夫很擔心斯維塔的健康，就給尼基塔叔叔寫了一封信，希望他照顧一下斯維塔。那年4月，列夫給尼基塔的信中說：「她太難了，各方面都非常艱難，儘管她不說，情況都是明擺著的，不用說。」
　　斯維塔有個朋友圈，都是女性朋友，人數不多，都是她可以說知心話的人。除了伊琳娜·克勞澤、亞歷山德拉(暱稱舒拉，也叫舒爾卡)·切爾諾莫爾迪克，還有三個人，斯維塔和她們在一起的時間最多。她們每個人都失去了丈夫和孩子，但是都堅強地活著，沒有被苦難壓倒。斯維塔很同情她們，有同病相憐的感覺。首先是她研究所的同事，名叫莉季婭·阿爾卡德芙娜(LydiaArkadevna)，熱衷於體育運動，還是個登山運動員，她讓斯維塔愛上了溜冰、滑雪這兩項運動。斯維塔2月25日的信中講到了她：
　　我是怎麼和她交往上的呢？因為她人聰明，俏皮話特別多，非常有活力，堅強，興趣很廣泛，等等。她滑雪滑得好極了，也常去溜冰，可她比我大將近十歲呢。她丈夫戰爭期間死去了，一年前十四歲的兒子又沒了(出了一場嚴重的車禍)52[1]，就剩她孤零零一個人在這世界上。這一切我都看在眼裡，並且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一個女性朋友，比斯維塔小，名叫克拉拉(Klara)，是研究所的一個技術助理。戰前她家人就被鎮壓了。克拉拉本人本來在哈爾科夫(烏克蘭東北部城市)化工學院上學，上大一的時候被開除了，開除以後又被流放了好多年。斯維塔以前在信中提到過她，克拉拉問題的根源是她「地理53[1]知道得太多了」。當局有好幾次想把她排擠出研究所，但是，儘管工資很低，她還是堅持不走。克拉拉也失去了一個孩子。她丈夫也是勞改犯，在伯朝拉勞改營裡。她不止一次去看過他，每次去都是住在塔瑪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家裡。列夫覺得克拉拉這個人非常好。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說，克拉拉之所以還在等著丈夫，都是因為丈夫家是有錢人家。列夫反駁他這種說法，為克拉拉辯護。不過，列夫自己對她印象不深，只是「浮光掠影」，所以不能肯定(「很漂亮，有點沉悶，指甲特長，跟吸血鬼的指甲似的，還戴著戒指……不聰明也不笨，中等，她等丈夫不是為了錢，她沒有那個卑鄙的心眼兒」)。斯維塔說話總是很直接，說起克拉拉來，也是口無遮攔，本來說的是克拉拉，卻不知不覺地也說到了自己：
　　我想像得出，塔瑪拉會更喜歡克拉拉，因為克拉拉更具女人氣質，因為她什麼事都愛井井有條，喜歡舒適，喜歡服飾，等等。她們兩人關係很可能也很密切，因為她們都是母親，又都失去了孩子。而我還只是一個「草上新娘」54[2]。她們失去了孩子，我失去了你。真正的區別可能就在這裡，但是，究竟哪種遭遇更悲慘，很難說。再者，克拉拉對人親熱，我不親熱。當然啦，克拉拉趴在她肩上哭了，我沒哭。
　　最後說說尼娜·謝瑪什科，她是列夫和斯維塔在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的同學，丈夫安德烈在戰爭中死了，後來又失去了兒子，當時還是個嬰兒。斯維塔寫給列夫的信中，談到了尼娜孩子的夭折，這說到了自己的痛處：
　　埋葬一個人總是很難的。埋葬一個幼小的人和埋葬大人完全是兩回事。外人看到的僅僅是孩子的現在，而對當媽的來說，這個現在會向後延伸，延伸到過去，並且會把未來的一切都包括進來。不僅是前九個月的期待、後十一個月的餵養，而且，在此之前很久，還有是欲求還是勉強的問題(或者說是能行還是不行的焦慮)。不知我說沒說清楚，但這個未來就是一切，所有的計劃，所有的夢想，都在裡面了，連想要抱孫子的願望都包括在內了。所以，孩子死了，就從這個一切裡剜掉了一大塊，世界上再沒剩下什麼東西能填補這個空缺了。多虧這個世界忘性大，時間久了，心頭的痛就淡了……尼娜還很年輕，並且自由，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再要一個小孩來填補這個空缺。但是現在不是談這件事的時候。現在，她只是說，人如果倒楣，就不要拚死拚活地去爭取什麼了，也不要再追求什麼幸福了。
　　斯維塔渴望有個孩子。她都三十歲了。她知道，至少還得再等八年，列夫才能刑滿釋放，說不定再也回不來了呢。她在信裡寫過，說她正在等待著「人生真正開始的那一天」。去了這一趟伯朝拉，斯維塔認定了，自己的未來，自己一切的一切，都和列夫綁到了一起。但是，他們兩人早就定下來了，列夫一天不獲釋，不走出勞改營，就一天不要孩子。幾年以後，列夫回過頭來，這樣反思他們兩人當時的決定：
　　我不想因為我的現在、因為我的未來而耽誤了她的前途。我不願意讓她為了愛我而犧牲她自己，也不願意她跟著我的命運一起浮沉。所以，我不想有孩子把我們綁在一起。只要史達林還活著，沒人知道世界會發生什麼事。當今亂世，我可不能讓斯維塔被孩子累贅，我又幫不了她，說不定還會害得她和孩子遭罪，那可就苦了他們了。在史達林時代，像我這樣的勞改犯，即使刑滿釋放了，也是「人民的敵人」，要想過正常的日子，那可是休想。再次被捕，判處流刑，那都是常事……我可不能再給斯維塔和她家人增加負擔了，否則他們困難就更大了，不會幸福的。我們如果有了孩子，他們可就糟了，一定會受罪的。但是，斯維塔想要一個孩子。
　　斯維塔把她的所有母愛都給了亞拉的兒子阿列克。她在信裡經常提起她的侄兒，摯愛之情溢於言表：
　　列夫啊，阿列克七歲了，不是八歲，星期天給他過了生日。今天，列娜(Lena，阿列克的媽媽)帶他來和我們一起去看奧布拉茲佐夫55[1]的《靴子裡的貓咪》。阿列克說，他很喜歡這個劇，好就好在短，不長，他也明白，裡面的動物是假的，不是真動物(他自己裝扮動物裝得也很像，所以知道這些動物是假的)，但是他還是以為是人爬進動物身體裡面(裝的)呢。這說明，他沒有注意到，這些小人兒太小了，人根本鑽不進去。劇，他已經去真正的劇院看過了，在兒童劇院看過童話劇。你還記得《捷列姆一捷列莫克》(Terem-Teremok)和《山羊的故事》56[2]麼？好像是咱們兩人最後團聚那次一起去看的，當然，最後又去看了場電影，那不算，電影叫什麼來著，我記不得了。阿列克長高了很多，所以也比以前瘦了，可不是瘦得皮包骨頭啊。慢慢地，他不像以前那麼膽小了，也沉著多了……俄語和算數成績是「優秀」，但是體育得了個「良好」。我告訴過你，他知道七分之一小於五分之一。整數減分數(不太難的分數)怎麼減，(他的學校老師)列拉已經教了。現在他對工程學很感興趣——總想辦法把東西拆開，鑽到裡面去，然後再把它安裝上，恢復原樣。他不怎麼講究整潔，可是「教育」孩子這事我也不懂。
　　其實，斯維塔的母親阿娜斯塔西婭過去對她說過，當個幼兒園的老師也不錯，叫她考慮考慮。斯維塔對自己搞科學研究心裡沒把握，覺得能力不夠。她媽媽想，斯維塔如果整天和小孩在一起，心情可能會好。列夫也覺得這個主意不錯，鼓勵她去當幼師。但是最後斯維塔還是決定不去當幼師了，說自己沒有生兒育女的經驗，「不知道孩子是怎麼長大的」。
　　不過，阿列克來和她住的時候，她特別高興。看他淘氣的樣子，斯維塔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阿列克有本事六點鐘把我叫醒(他自己當然已經睡足了一夜好覺)。他愛弄出各種噪音，總忘記洗手，愛玩自行車，那車子大多時間是輪子朝天，鞍座朝下，浴缸裡滿滿的都是肥皂泡，他身上穿著衣服就爬了進去。我小時候，如果總裝乖乖，我現在會很後悔、很生氣，可是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時候我們把屋子全占了，椅子都倒了過來，四腳朝天，我們就鑽床底下、鑽桌子底下去玩。沒一個大人呵斥我們，我跳過來跳過去的，門牙撞到床頭板上撞掉了，頭撞到散熱器上，劃了一個大傷口。就那樣子，大人也不吼我們(可能亞拉捱了罵，不過我沒挨罵)。你瞧，我既不會教孩子，也不會帶孩子。我相信遺傳基因絕對可靠，所以我對孩子是任其發展。看他這麼小，就這麼精靈，是個好苗子，肯定不是孬種。最糟糕的是我，「帶孩子，我只是理論上行」，毫無實際經驗呢。
　　說來也巧，此時此刻，列夫正在「教孩子、帶孩子」呢。10月5號這天，斯維塔從伯朝拉回到了莫斯科。列夫那邊，幾天前有一個人來串門：
　　一個小姑娘來到發電站門口，我問她：「你是來看我們的嗎？」「是啊。」「好啊，那進來吧。」她疑惑地看了看尼古拉·波戈丹諾夫，轉過來問我：「先生，你怎麼不髒呢？」說著就拉著我的腰帶，領我在發電機房轉了一圈，同時問個不停：機器是在休息嗎，怎麼到處都是鐘錶，如果不給鍋爐加柴火，燈還會不會亮。我們很快成了朋友。我聽說，她名叫塔瑪拉·科瓦連珂(Tamara Kovalenko)，是從烏克蘭的文尼察地區來的，她爸在馬廄工作。
　　塔瑪拉十一歲了，有一個姐姐，名叫麗達(Lida)，有個弟弟，名叫託利克(阿納託利的暱稱)。這幾個孩子破衣爛衫，光著腳，沒有鞋。他們的媽媽當洗衣工，也不怎麼管他們。他們總吃不飽，捱餓，因為他們的爸爸把夫妻兩個賺來的錢大都花在伏特加上了。木材廠這個勞改營裡有五百個「特別流放人員」，很多人都住在第一營區的窩棚裡，就在監獄外頭。科瓦連珂一家就在這五百個囚犯當中，但是像塔瑪拉這樣的兒童在勞改營裡自由，可以隨便走動，去哪裡看守都不阻攔，也不搜查他們。所以這些孩子可以給勞改犯跑跑腿兒，犯人給他們糖果，也給錢，有的還在車間裡給他們做木頭玩具。勞改犯有的時候把玩具扔到圍牆外面，這個城鎮的孩子們會到監獄區的圍牆根兒底下來撿玩具。很多人家都撿來了這種匿名的勞改營禮物，大家看到這些玩具，不禁慼慼然，對勞改犯充滿了同情。這些玩具也在提醒世人，這些勞改犯多麼渴望要孩子。
　　從那天起，塔瑪拉天天來列夫這裡串門。列夫也很喜歡她，給她吃的，漸漸地又教她讀書，做算術題。列夫10月25號寫給斯維塔的信裡說：
　　今天我又當爸爸了。我今天來上班，忽然塔瑪拉帶她姐姐和小弟弟來了。以前我在信裡講過塔瑪拉——她十一歲，真誠極了，可親熱了。言歸正傳，她一看到我，就撇下她那小家庭(只有姐弟兩人，姐姐十四歲，小弟弟六歲)，叫他們兩個自己回家去，不要管她，然後向我跑來，一下把我攔腰抱住——真不知道她怎麼竟能抱得攏呢，然後宣布說，她可想我啦，已經來過兩次啦，但是沒等我回來就走了，還說，要和我待到吹哨再走(下班時吹哨，我五點下班)。她告訴我，她現在要去上學了，在第二班，看起來她父母終於腦筋開竅了。她掏出一條紅色的舊絲帶，打了個領結，還說，很遺憾只有這麼一條絲帶。斯維塔，寄書的時候，如果能找到絲帶，就在郵包裡多放幾條吧，再放進幾本兒童書。
　　過了沒多久，麗達也來了。她大幾歲……一舉一動也更像大人。她們兩人成了三個電工、一個機器操作工的女兒了，但是她們好像拿我這個爸爸為主呢。在列夫的輔導下，她們的學習成績大有進步。後來，塔瑪拉把一個勞改犯的廉價首飾給偷去了。麗達見了，立刻把東西給人家送了回去。但是，列夫的心卻涼了半截。他給斯維塔寫信說：「我對自己沒了信心。不必再拿絲帶來了。塔瑪拉再也不會到車站來接你了。」
　　列夫用功讀書，不管能找到什麼書，只要裡面有電氣工程的，就認真研讀，他想把發電站的運轉好好改善一下，現在發電量太差了，木材廠的生產被扯了後腿。由於缺電，各車間經常被迫停工(1948年5月，屈指一算，機器閒置率幾乎占到了工作時間的四分之一)。沒電時，勞改犯整天坐著，抽菸、玩牌，來電就得二十四小時連軸轉，生產計劃完不成還不行。5月12日，木材廠的黨委書記開會，一個勁地挑刺兒：「工作一點兒節奏都沒有，為了趕計劃，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動不動就趕工期，弄得暈頭轉向。」
　　木材廠下班沒個準點，胡亂加班，列夫極為反感。他覺得，這個鬼地方，當官的都是「白痴」。列夫的信裡經常提到勞改營領導幹的種種蠢事。那些傢伙鐵了心，要不惜任何代價提高產量，結果機械故障層出不窮，還經常出事故、失火，全廠混亂不堪，弄得生產計劃更難完成了。例如，有一次，發電站正在進行修理。列夫在5月12號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
　　這幾天重鋪水泥地，亂糟糟的，一片狼藉。我們得幹很多骯髒事：引擎泵要重新布線，電工組做得糟透了，需要裝新的斷路器，等等。地面之所以做得馬馬虎虎，不合格，要重鋪，是因為負責這項工程的頭頭們，誰都不管事。做壞了也沒人懲罰他們。白白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費時間，浪費能源。全都糊弄，誰都不負責任。花十年造的東西，才用一年就扔了。設備本來是臨時造出來的，是為了完成生產計劃的指標而趕製出來湊數的，每次趕工就修一下對付對付，一對付就是好幾年。幹什麼都是為了應景，根本沒個計劃。只有像斯特列里科夫那樣的人負責，事情才能做好。他一絲不苟，什麼都想得很周到，可他是千裡挑一呀。這個體制處處都表現出死氣沉沉，連斯特列里科夫那樣的人都拿它沒辦法。
　　列夫努力改進發電站的運作，完全是志願的。他可不是出於政治動機，而斯特列里科夫確是出於政治動機，他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相信這個體制，盡力爭取讓這個體制運作起來。列夫也像他一樣，做事非常認真，對工作有濃厚的興趣，以工作自豪。他給斯維塔寫信說：「如果儀表走得不正常，我可不能在屋裡靜靜地坐著。機器聲不規則，我就放鬆不下來。我們那些電工，即使是最好的電工，看他們做的那些事，我就想啊，如果我是他們的上司，他們可就倒楣了。」那些電工也是這麼想的：
　　昨天，我們一個操作工說，我總是找事做。他說：「列夫，你不工作就難受，你忘啦，傻瓜多管閒事就會頭上遭來一巴掌的。」這個比喻很粗魯，但也很形象：兩個人，一個是到處去找事做，做好事，找到了事做才安心；另一個可倒好，閒待著沒事做。不該管的閒事他也去管，最後遭到迎頭痛擊。這一下，學到教訓了，從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但是，列夫為廠裡做事，可不僅僅是認真負責的問題。這裡面還有自尊心的因素，他想在被囚禁期間做點有意義的事。或許，他也認識到，這些年絕不能白白地荒廢了，應該學點新的技能，將來刑滿釋放，走出勞改營的時候也好有個正確的心態，也好開始新的生活(列夫每次回想起監獄裡的那些年，對自己的成就總有一種自豪感，他提高了發電站的發電量，夠整個木材廠用的了)。他也需要分散一下注意力，驅除一下負面的、有自我毀滅傾向的想法，專心工作不想別的，日子就好打發了。這也是一個活命的辦法，很多勞改犯都靠這個辦法活命。57[1]
　　之所以這麼做，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要自我保護。讓發電站覺得自己是有用之人，這樣就能保住自己這個比較優越的職位，減少被調走的危險。調走的話，會有兩個去向：一個是被發配到其他條件更加惡劣的勞改營去，這是他最害怕的事；另一個去向就是被調回拖運隊去拖運木材。列夫還有一個希望，就是爭取減刑。1948年5月1日，勞改營裡的「附屬企業」(包括發電站)開始實行一種新的「積分制」，即「以超產換取減刑」：犯人超額完成生產定額，凡超額100％—150％的，一天頂1.25天；凡超額150％—200％的，一天頂1.5天；凡超額200％—275％的，一天頂2天；凡超額275％以上的，一天頂3天。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這樣算來，我們每幹一天就多掙了0.25天，也就是說，一個月多掙了6.5天，等於一年多掙了兩個半月，如果單位頭頭評價特別好，還有可能掙到更多的減刑天數呢，不過，如果頭頭評價不好，也有可能一點減刑天數都掙不到呢……靠運氣，這有點像彩券吧。」
　　1948年還真有被發配走的風險。當時勞改營第四營區正在建，木材廠的囚犯正在被源源不斷發配到那邊去。有技術的勞改犯也有被轉到第三營區去的——那裡關押的大都是刑事犯和違規的自由工人，勞動紀律全線崩潰，生產指標僅僅完成三分之一，犯人經常鬧事，抗議居住條件太壞。1948年夏天，第三營區發生好幾起犯人脫逃的，既有個人單獨逃跑的，也有群體越獄的。第二營區的囚犯一看，也躍躍欲試，暗中籌劃出逃。第三營區有好幾個出逃的人在森林裡被擊斃了，也有扛不住蚊子叮咬58[1]自動回來的。消息傳來，第二營區那些要逃跑的人不在乎，還是要逃。
　　6月24日，列夫寫給斯維塔的信裡說，傳說當局為了對付騷亂，正把大批勞改犯轉押到北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他告訴斯維塔，暫時不要寄任何包裹，等他把情況摸清再說。列夫預料，會先把政治犯轉移到北西伯利亞，包括他自己，或許「這幾天」就能走。6月25日，列夫又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叫她暫時不要計劃到伯朝拉來，來信也不要直接寄，要透過發電站原來的站長亞歷山德羅維奇轉交，萬一被轉走，來信不致落空：
　　親愛的斯維塔，鑑於即將發生的事情，切記以下各項：休假不要到這裡來。如果有出差機會，又不太費事，再考慮來。這兩天，成功的機會基本上沒有了。案子最重的，也就是犯了第58條的，除了做「一般」工作的之外，好像都要被解除現在的工作，轉到(河邊的)第三營區去安家落戶了。現在，第三營區體制改了，變成「嚴管勞改營」了59[1]。工業區，你完全住不下了，短時間也不能住，我們目前在那裡工作呢。只有他們把我當做特例留下來，你才能到這裡來。但是，我再說一遍，這種可能性實際上是零。這次要嚴多了……不要來了，不來是上策。你在聽我說嗎，斯維塔？照我說的辦吧。這是我最後的決定，別猶豫了……就這麼說定啦，斯維塔？情況就是這樣。至於將來，以後再談。下一步會怎樣，現在我們只能猜測……如果你需要一個新的地址，等過幾天亞歷山德羅維奇有了新工作，我就給你寄去。但新地址，往那裡寄信，也不要寄得太頻繁了，暫時還好用。還有一件事，斯維塔。這封信，不要保留，所以上面才沒有編號。收到信後，請來信告知，只這樣說就行了：25日的信收到了。
　　斯維塔並沒有按照列夫說的那樣辦。他的來信太寶貴了，斯維塔捨不得扔，全都保留了下來。她仍然計劃來看列夫，她並沒有放棄。
　　列夫和斯維塔自從4月份起就一直在商討第二次來探視的事情。這一次，斯維塔很擔心，不像上次那麼輕鬆。原來打算夏天去。斯維塔的上司濟德齊克說這個想法很好，是應該夏天去，還建議她這次去多待幾天。4月16日，斯維塔給列夫寫信：
　　昨天，濟德齊克問我打算什麼時候去基洛夫。我說，我已經申請8月份休假了，並且打了報告，說我定於8月份到基洛夫的輪胎廠去檢查工作。但是他說：「7月去吧，7月天氣更暖和一點，在監獄裡多坐60[1]幾天，不要像去年那麼匆匆忙忙的。」所以沒問題啦。但是，這次來我有點害怕，比上次擔心的地方多。上次我心裡有準備，很坦然，即使探視壞了也不會在乎。可是現在心情很亂，心思靜不下來。
　　斯維塔原打算先去基洛夫出差，然後再繼續往北走，來伯朝拉。5月底，這個計劃看樣子要泡湯。由於各單位應該給研究所支付的諮詢費到期未付，研究所放出話來，再不付款就不來工廠檢查項目進展情況了。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如果整個夏天都不能出差，那我就7月份休假。就這麼定了。我也不想這樣。我在研究所裡比較惹眼，不在所裡，大家都會注意到的，他們就會問，我到哪裡去了，等等。」列夫不這樣認為。他覺得，斯維塔應該聽濟德齊克的忠告，因為，來探視這件事，全靠他幫忙才能瞞人耳目。列夫也擔心，7月以後才來探視，「沒想到的難處可能會增多」。6月8日，他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叫她把此行的計劃詳細寫下來，然後寄給塔瑪拉·亞歷山德羅維奇。人家主動提出，要去車站接斯維塔。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傳出了消息，說是要把一批勞改犯押到西伯利亞去。列夫覺得，自己即將要被轉押到第三營區去了，遂於6月25日給斯維塔發信過去，叫她取消原來的一切計劃。不料，這封信發走第二天，6月27日，情況又變了。列夫趕忙又寫一信：「地方當局(也許不是地方當局，是上級)朝令夕改，沒個準兒，這不又出了新規定：一切照舊，幾乎一切照舊，至少下個月不會變，如果按照原定計劃實行改革，生產任務就休想完成了。」第二營區剛從西伯利亞來了一批囚犯。列夫解釋是這樣的：「他們原來打算先把我們轉到第三營區，然後再把我們轉到西伯利亞去。現在看來，他們暫時不把囚犯抽走這個決定還是可信的。」列夫想：「『不可靠分子』，也就是犯了刑法上最嚴重條款的囚犯，當局是想把他們都集中在這裡。斯維塔啊，我25日那封信裡的忠告仍然有效。這封信是給你現在看的。我會很快再給你寫一封，此信我得趕快發走。」
　　7月1日，列夫來信確認，第二營區即將變成「嚴管型的監獄」，專門關政治犯，判刑較輕的，即所謂「普通刑事犯」(偷竊、謀殺、流氓、曠工，等等)，將繼續關在第三營區，那裡條件比較寬鬆。列夫又補充了以下訊息看樣子，不會給我們(第二營區的政治犯)再加什麼特殊限制了。不過，現在住在工業區裡面的自由工人，這裡不讓他們住了，都得遷走。僱用自由工人和特別流放犯的小型生產單位也必須一併遷出。」工業區的自由工人這一走，斯維塔到亞歷山德羅維奇家和列夫見面的事，可就沒辦法再辦了。
　　列夫曾說，工業區內安全措施要比以前緊了，這話算是說對了，真的嚴厲多了。但是，哄傳自由工人即將被趕出去的流言不太準確。木材廠是勞改營，其頭頭確實下了狠心，一定要提高警惕，絕不允許自由工人和勞改犯暗自接觸。5月12日，他們開了一個祕密會議，只限黨員參加。與會者一致認為，很多違反安全規定的現象都是自由工人和勞改犯暗中接觸造成的，包括代為囚犯偷送信件啊，黑市買賣伏特加啊，外人未經許可非法進入勞改營與犯人相會啊，等等。以前他們就考慮過，要把自由工人遷出工業區，但是最後還是打消了這個想法，覺得難以實行，因為遷出去的話就得在工業區外給他們新蓋住宅。勞改營頭頭們轉而求其次，決定加強隔離措施，把自由工人的居住區和工業區其餘的地方進一步隔離起來，建一個新的鐵絲網隔離牆，外加一個崗亭。
　　斯維塔繼續按計劃準備，定於那年夏天來伯朝拉探視。6月25日，列夫正寫信告訴她不要來了，碰巧她也在給列夫寫信：「這件事已經定了。我先去基洛夫，去完基洛夫，馬上續假，去我真正想去的地方，並且儘量多待幾天。」四天以後，研究所的總會計師通知她，目前所裡拿不出旅差費，最快也要等到8月底才有錢。於是，她提出申請，把假期提前到7月份。到了7月份，她就到伯朝拉來，預計7月10日之前會出發。斯維塔已經給列夫·伊斯瑞爾維奇寫信，告訴他7月份到。濟德齊克同意斯維塔休假，但是建議她不管怎樣都要到基洛夫去一下，斯維塔也是這麼想的。去了基洛夫就可以掩人耳目，實際計劃就可以隱藏起來了。
　　7月8日，斯維塔收到列夫的來信，信裡說最近營區裡安全管控更嚴了，現在最好別來，時機不好。斯維塔回信說，她暫時按兵不動，等列夫進一步的通知。夏天那幾個月，實驗室得有人值班，所以，8月份濟德齊克休假，她就待在莫斯科，等到9月份再去伯朝拉，如果到時候還去不了，那就去佩列斯拉夫爾一紮列斯基玩玩，就在莫斯科東北部，離莫斯科一百公里遠。斯維塔的哥哥雅羅斯拉夫在那裡租了一個鄉間別墅。如果不來伯朝拉，斯維塔就去那裡住一兩個星期。
　　這時候，勞改營的安全管控措施可比以前緊了。列夫已經感覺出來了。他7月7日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他們慢慢出臺了各式各樣的新規定，特別嚴，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造成嚴重的不快。」列夫有十天沒收到斯維塔的來信了，不知這是不是因為勞改營實行新的安全措施，外面的來信進不來了。「一切都是可變的，一晃動顏色就變了，像萬花筒似的。」
　　第二天，列夫和列夫·伊斯瑞爾維奇聯繫了一下。發電站有一部電話，是消防電話，萬一廠內失火，就可以打這個電話。列夫用這個電話給以色列維奇打了過去。以色列維奇告訴他，斯維塔還想來這裡，目前正在規劃之中。獄方新的安全措施也雷厲風行起來。要新來一批勞改犯，為了給他們倒地方，7月中旬將「特種流放犯」都遷出了工業區。列夫原來就懷疑，木材廠會變成一個監管極嚴的特種勞改營，現在更覺得在劫難逃了。7月21日，列夫再一次向斯維塔發出警報：夏天見面的事，現在定不下來，困難太大。列夫在信裡說：「1949年，情況可能好轉吧。所謂的『加強監管』下個星期就要開始實行了。」
　　斯維塔雖然把整個假期往後推遲了，但還是聽了媽媽的話，7月中旬和她哥哥全家一起到佩列斯拉夫爾一紮列斯基小憩了幾天。他們這個消夏別墅是木頭房子，有個果園，窗外有一泓湖水，平波如鏡，松林環繞，好一片美麗靜謐的景象。他們又划船、又採蘑菇。斯維塔得到充分睡眠，可是沒有列夫，她精神得不到休憩。7月23日，她在信裡寫道：
　　我親愛的列夫，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可我還什麼都沒寫。我把欠下的睡眠都補了回來，還晒了日光浴。大家都說，我比以前優哉游哉了。我認為自己很乖巧，通情達理的，沒有哭。我儘量不去想你，但是做了個夢，依稀夢見了你。我把我自己看得很嚴，不讓自己琢磨你的信、信裡的內容、什麼辦得到什麼辦不到。我在這裡表現得不錯啊，但那是我的頭在說話，不是我的心在說話。白白辜負了這湖水、森林、空氣，我卻不能盡情地享受。我的身體在放鬆，可是我的靈魂卻放鬆不下來。
　　7月31日，斯維塔的母親從莫斯科來了，還帶來了三封信。斯維塔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急忙把信打開，一一看了起來，看到最後那封信，心涼了半截。信很短，列夫告訴她，年內見不成了，「1949年，情況可能好轉吧」。話說得很有理，但是語氣好像很不在乎似的。斯維塔一聽，生起氣來，看什麼都生氣，看誰都不順眼，就拿列夫出氣。斯維塔想不通，自己晝思夜想，恨不得一下子見到他，可他倒好，再等一整年都願意。絕望之中，斯維塔責罵起他來，說他想得倒輕巧，怎麼可以把她掛起來，讓她乾等，等也不一定能見到他呀。8月2日，斯維塔在信中寫道：「如果沒有這麼多『但願』就好了。你怎麼看？我很想知道。你回答不了——我不是在問你，是在責備你。」一直到8月9日，她給列夫寫信的口氣才冷靜下來：
　　已經一個星期沒給你寫信了，因為我的靈魂一直沒能(現在還沒)安靜下來。媽媽來佩列斯拉夫爾一紮列斯基看我們，帶來了你的信。一看到信，我又徹底洩氣了(這倒不是說，你的信還不如不寫，我可不是那個意思)。所有那些明白人，都給我潑冷水，不讓我去伯朝拉。我生的是他們的氣。也生媽媽的氣，她硬是叫我休暑假(雖然她的想法沒錯)。都怪我不爭氣，都三十歲的人了，應該自己拿主意。怎麼不抓緊時間，早點去看你呢。趁還來得及，本來應該馬上趕回家，去研究所辦好出差手續的。都是我的錯，現在辦來不及了，太晚了。真窩火，不知怎麼辦才好。
　　斯維塔擔心，前些日子去信責備列夫，他可能會受不了，於是又寫了一封信，把意思說得更清楚了：「上次寫信責怪你，目的是讓你永遠也不要以為，沒有你，我會生活得更好。為了保險起見，我現在再說一遍，萬一上封信你沒收到呢。」
　　斯維塔急壞了，恨不能一下子就飛過去看他。如果聽列夫的忠告，還要再等一年才能見到他。到了1949年，斯維塔滿三十二歲了。她還要再等多久才能開始自己的人生啊？還要過多久才會有孩子啊？和列夫綁在一起，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斯維塔是清楚的(列夫已經給她講過好多次了)：時間拖得越久，越有可能永遠也生不了孩子了。一想到這一層，斯維塔簡直受不了了。
　　斯維塔寫過兩封信責備列夫，信裡也都提起過生孩子的問題。信裡還提到，她有一次和尼基塔叔叔談天，尼基塔堅定地說，任誰都「沒有權利生孩子」，「人們生兒育女都是自私，都是為了自身著想」。當時斯維塔回答說：「新的生命有可能給世界帶來更多的美好，世界需要美好啊。」斯維塔想，尼基塔沒有把握能讓兒子安居樂業就把兒子生了出來，所以覺得對不起兒子。正因為這一點，尼基塔心頭才有怨恨。斯維塔得出一個結論，應對這種局面的最好辦法就是多生幾個孩子。「如果尼基塔還有一個孩子，比現在這個孩子小一點，不，最好比現在的孩子再大一點，那他現在就抱孫子了，人生不就更有意義了嗎，這種憤憤的想法也就不會鑽進他腦袋裡了。可能男的和女的想法不一樣吧。對於女人來說，有了愛情、有了孩子，人生就已經圓滿了。對(幾乎)任何女人來說，不管在公共生活中、在工作上有多少興趣愛好，愛情和孩子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焦點。」
　　斯維塔回到莫斯科以後，又一次打定主意，要去伯朝拉，並且要在夏天去，不能拖到秋天。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8月18日要出發去伯朝拉看兒子格列勃了。她們兩人計畫好了，等納塔莉啞出發幾天以後，斯維塔就要想辦法說服研究所預支差旅費，讓她去基洛夫出趟差，去工廠檢查工作。納塔莉婭要從基洛夫拍一封電報給斯維塔，說說情況。斯維塔第二次密訪勞改營是否可行，電報裡會說。時間一天天過去，可是，沒有充分準備就貿然前去，這裡面的風險可不低。斯維塔8月13日給列夫寫信說：
　　一方面，過一天，機會就少一分；但另一方面，必要的安排，事先不做好，也沒辦法去，可有些事，確實非常不好安排。所以啊，最明智的選擇，就是等到格列勃的母親到那裡以後，給我發個電報來……她定於18號動身，所以，19號之前，她拍不了這個電報，也就是說，我得在基洛夫待到20號。過了20號，再等我就不敢等了，害怕。也沒有什麼好的聯絡方式。或許與她同行比較好，可是同行又有車票的問題了，買兩張票不好買啊。她不先來個信，我自己就奔了去，對情況一無所知，有危險。如果這麼去，到那裡的時間是22號或23號。當然，我會從基洛夫發一封電報的，可是，你不一定能來得及收到啊。將來不用這麼事先籌劃就能相見，那就好了。(據尼古拉他爸伊凡·里列耶夫說)照(今年的)列車時刻表看，沒有夜裡到的火車了，都是上午十到十一點之間到。如果沒人來車站接我，我就到廠裡去找他們(行李要少，還不能風塵僕僕的，讓人一下子就看出來是剛下火車的)，不能直接去他們住的地方61[1]。我想這樣最好。我神經很緊張，生怕一不小心出了錯。正當假期，我這個愚蠢的頭腦居然把他(阿爾萬尼託普洛)的名字給忘了(不過，還記得縮寫)，信也弄丟了，要想從信裡找到必要的訊息也辦不到了。我記得，寫有最重要訊息的那封信，我把它單獨擱在伸手就能拿到的什麼地方了，可是這個「什麼地方」又在哪裡呢？我得把所有的信都拿出來，再一一查看一遍。那位也叫列夫的同名人(列夫·以色列維奇)，我對他還是抱一些希望。臨來之前，我也給他寫了信，請他那些天、那些時候，哪裡也別去。反正他知道，我對這一帶不熟悉，基本上認不得路。我很害怕，生怕命運會和我過不去，所以這冒險出行的日期和時間，我守口如瓶，誰都沒告訴。儘管今年是閏年，我還是懷著僥倖心理，希望矇混過關，混進勞改營去。因為害怕這次運氣不好、倒楣，所以，我計劃什麼也不帶，絕對不帶任何東西……我有三個請求：一、立刻給我發一封電報來；二、我發的電報，收報人必須能看明白才行；三、相見。
　　五天以後，斯維塔還沒有從莫斯科出發。火車票非常難買，真是一票難求(這在蘇聯是常事，人們去售票處排隊買票，一排就是好幾天)。她8月18號的信裡說：
　　出差人員專用售票口，已經三個月沒開了。運氣好的話，一兩天就可以在預售窗口買到票了，因為他們會把前一天排隊的人都登記下來，第二天來就不用重新排隊了……但是，都怪我太傻，我們兩天都白排了。我是先排上隊，占個位置，然後就換上亞拉替換我，再由媽媽替換亞拉，可是沒等媽媽排到窗口，車票就賣光了。這個時候，排在前邊的和後邊的都還在原位上排著呢，應該先和他們說好，把自己的位置確定下來然後再走。可是媽媽不懂，一聲不響就回家了。媽媽在生自己的氣，第二天一大早又排隊去了。可是，等我趕到售票處去接替她的時候，卻發現她已經聽信了一個警察的話，不在我原來的那個隊裡排了。那警察對她說，開往高爾基城方向的火車票，不在這個窗口售票，在另一個窗口。長話短說吧，再重新排隊。可我沒時間了啊，我得去研究所上班……
　　就這樣，斯維塔的媽媽又折騰了好幾天，最後終於給她買到了一張單程票，是21號的。火車票有效期只有六天。斯維塔得先去基洛夫工廠出差，然後再趕到伯朝拉去。這六天時間剛剛夠，只是太緊了點，到了基洛夫馬上就得走，不能耽擱。基洛夫工廠，是去程去，還是回程去？必須馬上定下來。斯維塔決定，先去基洛夫，不能等回程再去。只有先去，才能到郵局看看有沒有納塔莉啞·阿爾卡德芙娜的電報來，並且還要給濟德齊克發個電報，說回程推遲了。如果是去程去基洛夫，回來的時候可以買通票，一直坐到家了。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很遺憾，還得在基洛夫停一下。但是，去了基洛夫之後，我也就不用擔心了。」
　　斯維塔8月21日從莫斯科出發了。到了基洛夫，給列夫發了一封電報，列夫第二天就收到了。但是，斯維塔曾囑咐他，收到電報後要回電報，列夫卻沒有回，以為太晚了，發了她也收不到，於是就乾等著，看她會不會到來。這個時候，列夫已經和他的朋友兼老闆鮑里斯·阿爾萬尼託普洛說好了，由他去車站接斯維塔，並且給她安排住處。於是，23號那天，鮑里斯·阿爾萬尼託普洛去車站接斯維塔。看著火車緩緩進了站，出站的旅客從他身邊走過，往車站大廳去了。他在人群當中尋找一位苗條的年輕女子，梳著辮子，揹著帆布揹包的。人群中沒有斯維塔。第二天，24號，他又去火車站，可是，那天的火車上也沒有斯維塔。每次見鮑里斯獨自一人回到勞改營，沒有跟斯維塔一起回來，列夫都急瘋了，坐臥不寧。他24號給斯維塔寫信說：「親愛的斯維塔，我正坐在這裡想，你到底來了沒有？如果沒來，那都是我的錯，我聽信了納·阿的話62[1]，沒給你往基洛夫發電報。我現在滿腦子想的都是你。或許你出了什麼事吧。」
　　斯維塔還真是遇到了麻煩。火車過了基洛夫，還沒到科特拉斯，鐵路工作人員檢查車輪，發現火車後部那幾節車廂的車輪有毛病，於是就把那幾節車廂摘了鉤。乘客紛紛跑到前面的車廂來搶座，簡直像發瘋似的。斯維塔抓起東西就跑，剛跑到前部車廂的尾部車就開了。那些動作慢、沒趕上來的旅客怎麼辦，斯維塔就不知道了。更大的危險還在後頭呢。在科特拉斯火車站廣場，斯維塔坐在揹包上，等著去伯朝拉的火車，希望能避開別人的注意，忽然，一個警察向她走來。當時她穿的是平時的衣服，沒穿第一次來的時候給她解圍的那身軍裝，所以，她可能覺得，最好不要在火車站大廳裡面等車，所以才坐到了外面。那警察本來會查她的證件，盤問她去哪裡的。這一查一問，斯維塔麻煩可就大了。沒想到，警察卻很和藹，只是關心她的安全而已，說這裡有小偷，到車站大廳裡面候車更安全。
　　25號那天，斯維塔終於到了伯朝拉。是阿爾萬尼託普洛來車站接的她，然後領她到家裡。他家就在木材廠的圍牆外面住。阿爾萬尼託普洛家裡安了電話，他必須時刻待命，萬一發電站那邊失火，他就得去救火。發電站那邊也有一部電話，列夫當班的時候可以用那個電話打電話。斯維塔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是電話局的瑪利婭·亞歷山德羅夫斯卡婭，就是前一年把列夫和斯維塔藏到家中的那位女人。瑪利婭把電話給列夫轉了過去。列夫告訴斯維塔，有人向看守告了密，揭發斯維塔蓄謀已久，要非法進入勞改營。列夫還說：「他們正在急切地等待機會要抓捕她。」不過話又說回來，既然有個看守為列夫通風報信，叫他注意這個危險，那麼，看樣子並不是所有的看守都那麼敵視他。列夫早已經把發電站地下室的一間庫房收拾了出來，變成了「陰謀密室」。如果斯維塔能混進來，就可以和列夫待在這裡了。
　　斯維塔橫下一條心，一定要見到列夫，但是非法進入勞改營有被捕的風險，她不想冒這個險。前一年來的時候，和列夫·伊斯瑞爾維奇一起去木材廠，曾在勞改局門前走過，那是一座古典風格的白色樓房。現在，斯維塔就去這個勞改局，正式申請探視列夫。斯維塔1947年非法進入勞改營一事，勞改局差不多肯定已經知道了，現在有可能把她就地逮捕也說不定。所以，她毅然前來，確是一個勇敢的壯舉。斯維塔走上樓梯，來到二樓。寬闊的走廊鋪著木地板，透過寬大的窗戶，斯維塔可以望見木材廠發電站的煙囪。在走廊的盡頭，她找到了勞改局局長博羅維茨基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不止一間，最大的那間非常寬敞，牆上是勞改犯做的浮雕風景畫，畫面是北方森林、建築工地、鐵路。斯維塔來一看局長不在，就等他來。千里迢迢從莫斯科趕來，斯維塔累得很。她回憶說：「我等了一整天，一直到深夜那個局長都沒來。」
　　勞改營的頭頭全都是夜間工作，博羅維茨基也一樣，都像史達林，史達林也是白天休息，夜間工作。每個辦公室的鐘錶定的都是莫斯科時間。勞改營的頭頭夜裡都不敢睡覺，萬一首都的內務部勞改總局來電話，睡著了可不行。後來，博羅維茨基終於來了，在辦公室裡接見了斯維塔。他面前是辦公桌，身後是一個大保險櫃。博羅維茨基彬彬有禮，立刻同意了斯維塔的請求，簽署了一道命令，一邊遞到斯維塔手裡，一邊送她到門口。斯維塔回憶說：「當時，我很激動，對他連連稱謝。」到了外面，「路燈很亮，或許是探照燈吧，不確定。可是，就著燈光仔細一看，只見這張紙上寫著：『准予會面二十分鐘，但軍警看守人員要在場監視』」。
　　第二天，終於見到了列夫，是在第二營區勞改犯集體宿舍門口的小警衛室見的。值班看守比他的上司態度和藹，允許列夫和斯維塔在正廳旁邊一個小裡間單獨在一起，外人看不見。屋裡有張桌子，還有一條板凳。會見時，這個裡間房門開著，但是看守沒進來。桌上有個登記簿，是讓看守登記外來的探監人員的。按規定，斯維塔的探視時間是二十分鐘，但看守並沒有記錄她是什麼時候到的。如果有人來問，他會說剛到的，還沒來得及登記。就這樣，那天列夫和斯維塔在一起待了好幾個小時。那位看守快下班之前，告訴他們兩人，明天中午他上班，叫他們中午再來。於是，斯維塔第二天中午又來了。她先到的，列夫後到的。他們兩個整個下午都在一起，坐在那個裡間的長凳上。所有這段時間，外面警衛室裡人來人往，進進出出，有勞改犯，也有看守。但是，有門擋著，外面看不見屋裡。沒想到，會面的時間比預想的多多了，可還是遠遠不夠，不夠又怎麼辦呢。
　　斯維塔8月30日離開了伯朝拉。列夫忠貞不渝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亞霍維奇把斯維塔送到火車站，幫她弄到了一張火車票，然後送她上了開往莫斯科的火車。在去科特拉斯的途中，斯維塔寫了一封信：
　　我親愛的列夫，沒有你的第二天已經來而復去了。我這個車廂是坐臥兩用車(上面是臥鋪，下面可以坐)，也就是說，車上人走動的(比臥鋪車)多。不過，我這個車廂的人都是去科特拉斯的。火車要在科特拉斯停車五個小時。科特拉斯那地方真嚇人，沿線哪個地方都沒有那麼髒，簡直下不去腳。我會睡著的。夜裡雖然冷，但是我隨身帶了一件羊毛背心，況且渾身上下包上了毯子，凍不著……森林裡已經沒有沼澤地了，秋意正濃，森林分外美麗……我在上鋪，下鋪是三個小孩：有個小姑娘，十歲，還有一個小男孩，一個小女孩，都是五歲。他們是三個姐姐帶來的，姐姐的丈夫都被打死了，現在她們三人帶著弟弟妹妹組成一個家庭，在一起生活。孩子們可愛極了。好了，列夫，先寫到這裡吧。照顧好你自己，向大家問好。
　　斯維塔9月4號晚上才到家，到家一看，她父母都要急死了(斯維塔臨走說要發電報回來報平安的，她也真發了，可是她父母一封電報都沒收到)。斯維塔當晚給列夫寫信：
　　我親愛、親愛的列夫，我終於到家了。本來想從高爾基城再給你發一封信的，可是沒時間了，沒來得及寫。一路上給你寫了兩封信：一次是從一個火車站寄出的，另一次是從基洛夫寄出的。那天基洛夫下雨，馬路上走不了人，泥濘得很，不過，倒不像科特拉斯那樣成泥塘了，還沒那麼嚴重。基洛夫到高爾基城的火車好像是從諾亞方舟裡開出來似的，不過我的臥鋪很舒服，周圍人也很不錯，所以我下車的時候心情很好。下鋪有一個女的，又當媽媽又當奶奶，帶了一個三歲的小男孩，不會走，也不會說話。醫生說不用治療，如果外界平安無事，照顧得好，到了六歲就會好的。那孩子真好看，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捲曲著，對人非常親熱……車上在我旁邊還有一位婦女，也是莫斯科人，等待她丈夫勞改刑滿釋放已經等了十年了，這次去基洛夫是準備和他團聚的，沒想到，她丈夫已經和別人結了婚。對她來說，這個世界變成了一個空蕩蕩的地方。
　　我們這趟車到莫斯科已經晚了差不多三個小時。我是八點鐘到的家，媽媽下樓來接我……現在是九點鐘，外面漆黑一片。好的，親愛的，先寫到這裡吧。別忘了什麼事。希望你靈魂安寧，希望你心情平靜，不要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心情就不平靜了。若有什麼不快浮上心頭，就給我寫信吧，我來想法給你解決。祝萬事如意，向大家問好。
　　斯維塔總是願意接近失去親人的人。但是，這次遇見的這個婦女，她丈夫在勞改營裡移情別戀了。這樣的人，斯維塔還是第一次遇見。這位莫斯科婦女的遭遇不算是個別案例，很常見。很多夫妻都被十年刑期拆散了：丈夫被關進勞改營，妻子有宣布脫離夫妻關係的，有等不了而改嫁的，也有的以為丈夫已經死了，就和別人生活在一起。丈夫一旦被關進勞改營，有勸說妻子離婚的，離婚是為了救妻子、孩子免遭歧視，否則，身為「人民敵人的親屬」，受氣就沒完沒了了。也有見異思遷，不要原來妻子，和勞改營的女犯人結婚的。女犯人同在勞改營勞改，可能更容易體諒彼此的遭遇。
　　斯維塔這次去伯朝拉，回來以後心情好多了。她回來以後第二天給列夫寫信說：「今天我照鏡子一看，比從佩列斯拉夫爾一紮列斯基回來那會兒臉色好多了。」三天以後，她覺得「有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對誰都格外親切」。甚至三個星期以後，斯維塔仍然陶醉於此行的愜意：「我心裡樂開了花，不僅不再哭了，而且那天坐電車，我還情不自禁地笑呢。」
　　與此同時，列夫滿腦子想的全是斯維塔。9月4號，他還在等斯維塔已經平安到家的信。那天，他寫信說：「我親愛的、美麗的斯維塔啊，我不知道怎樣描述我此時此刻的心情。不全是『渴望』，還有『擔心』的成分在裡面。我想的是你，閉上眼睛又看到了你，不是看到了你的全部，只是看到了你的眼睛，你的眉毛，你那灰色的連衣裙。」五天以後，還沒接到斯維塔的信，就寫信去，祝願斯維塔10號那天生日快樂，不過此時他的心情很傷感：
　　我親愛的斯維塔，明天是你的生日。親愛的，祝願你什麼呢，真不知道怎麼祝願哦：我的祝願是一回事，現在和將來能辦到的是另一回事，兩者有霄壤之別。所以說，我給你的一切祝願，一定是像瘋子口出狂言吧，誰都不相信。如果這封信明天能郵到，我就不寫了。我不想在你生日這天，無謂地提起我們的處境，太掃興了。斯維塔呀斯維塔，但願命運更寬宏大量一些，但願命運對我們微笑……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未來會怎麼樣，但是我倒願意相信，我們會有未來的。這個信念難道是奢望麼？……保重，斯維特，祝健康，斯維塔！
　　9月22號，屈指一算，斯維塔已經走了三個星期了，還沒有信來。就在幾天前，其他勞改犯還收到了莫斯科寄來的信呢，可是沒有一封信是給列夫來的。列夫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我親愛的斯維塔，沒收到你的信。此時此刻我給你寫信，上帝知道我在想什麼。我這個三十二歲的傻瓜，居然像個十六歲的孩子，動不動就多愁善感的，真是丟臉，又像個老媽媽似的，牽腸掛肚，惦記這惦記那的。可是，我倒不覺得難為情，只是怕這麼纏著你，聽我嘮嘮叨叨地，你會嫌煩。也許一切均好，只是郵政太慢了。是這樣麼？
　　23號那天，終於把信盼來了：
　　我正在胡思亂想，心煩意亂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人，其實我和他不怎麼熟悉。他給我拿來一封信。一看是你的筆跡，居然都忘了謝他。斯維塔，你是我的，我親愛的、美麗的斯維塔。只有一個問題，我看你信的時候，想像不出你此時此刻的樣子。有兩個斯維塔，一個你，是能用眼睛看到的你，另一個你是在信裡浮現出來的你。如果我想要信中的你，就想起你寫的字句，但是你的字句默默出現在我的眼前，卻沒有讓我聯想到你的風采。如果我想用眼睛看見你吧，那就最好不看信，直接看你好了，一目了然。可要聽好啊，這可不是說，沒有你的信，我的日子就好過了，可不是那個意思，斯維塔，我親愛的。
　　漸漸地，列夫又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了。冬天又來了。勞改營還沒做好過冬的準備。第二營區的窗戶，玻璃碎的，還沒鑲上，很多房頂漏了還沒堵上，勞改犯宿舍取暖設備、電燈都太少，不夠用。勞改營管理局淨說空話，說是要給整個勞改營的房子都重新拉上電線，可是根本沒動。11月，天寒地凍，剛剛封河，勞改營就開始每年一次的大掃除了。廢木頭都拉到冰上點著了，燃起一堆堆高高的篝火。
　　列夫很忙，在發電站修理機器。他給斯維塔寫信說：「一天天過得真快。白天在發電站工作跑了一天，晚上只想睡覺。柳布卡還在這裡，謝天謝地，他還沒走。我們兩人一起把控制板安裝完了。發電站成立以來，新裝設備第一次運轉正常，沒故障。」
　　最近又有傳說，要把一批勞改犯轉到最北邊的「特種嚴管」勞改營去。列夫很擔心。這批犯人名單最終公布了，上面有他最知心的朋友兼室友柳布卡·德爾列茨基。11月2日，德爾列茨基被押到因塔去了。這因塔是古拉格的一個採礦勞改營，條件最為嚴酷。這地方離伯朝拉一百八十公里，通往沃爾庫塔的鐵路經過那裡。列夫聽說這個消息，簡直如五雷轟頂。列夫對他摯愛如兄弟，擔心他這麼年輕，身體這麼虛弱，可怎麼受得了。當天深夜，他絕望地給斯維塔寫信：「今天傍晚，他們終於把柳布卡帶走了。這群畜生，他們都是畜生。」柳布卡一直在阿爾萬尼託普洛手下工作，在發電站為他賣力。阿爾萬尼託普洛竟然沒有伸出援手，拉他一把，而電工組新來的頭頭亞歷山大·謝苗諾夫，並不怎麼認識柳布卡，卻想辦法營救他。列夫特別寒心，阿爾萬尼託普洛太不夠意思了。列夫寫道：「謝苗諾夫的行動自由再多點就好了，說不定就能辦成了。這個腐爛發臭的制度，頂風也能臭八百里。」
　　列夫捏了一把汗，他的朋友在那個勞改營裡可能活不到刑滿釋放那一天。11月3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柳布卡做了這麼多年苦工，病得不輕，神經非常緊張，痩了很多。這天寒地凍的，走這麼遠已經夠難的了，比他強壯的都受不了，何況他身體這麼不好了。我擔心會發生最壞的情況……我和他關係最近，從來也沒有和誰這麼近過。今後11個月，你覺得他能堅持下來麼？」63[1]
　　能不能在勞改營活下來，這基本上要看有沒有朋友支持了。列夫認為，柳波卡是自己在勞改營裡唯一真正的密友。11月9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詳細講了他和柳波卡的關係為什麼這麼密切：
　　我不能趴在任何人的肩膀上哭泣，只能趴在你的肩膀上哭泣。但是，在這裡，有柳波卡在，艱難的時刻就容易捱過去。我的苦難，如果是因為私事，我什麼都不和他講，一般來說，我和他的交情沒有任何多愁善感的成分在裡面。不過，即使和他爭吵，也覺得吵得舒服，讓人釋然於懷。平時無話不談，天南地北隨便聊，雞毛蒜皮什麼都說……柳布卡，柳布卡，我要知道你還活著就好了，你要能堅持活到刑滿釋放的那一天就好了。斯維塔，我把你的地址告訴了他，叫他記住。你不在意吧？萬一他別人誰也不認識，至少可以聯絡你。也許連你他也不想寫信聯繫呢，他就是這麼個人。
　　12月3號，列夫坐下來給柳布卡寫信：
　　你好，我的朋友，不要怪我給你寫信。我連這封信能不能寄出、什麼時候會寄出，都不知道呢。我寫信是為了讓我自己好過一點兒，寫信能讓我一吐為快，向一個活生生的人說幾句話，即使是筆談也好啊，因為，在我周圍這裡，沒有活生生的人。或許，沒有信來，對你更有好處——我了解你——但是，如果有信來，你也能承受得了的話，那麼這封信肯定不會對你有什麼害處。
　　柳布卡啊，不管那裡情況多麼糟糕，記住這一點：八年半都熬過來了，第九年就不堅持了，那多愚蠢啊，第九年以後，不管形勢有沒有好轉，現在一定要堅持下去啊。
　　柳布卡走後這一個月發電站發生的一切，列夫都一五一十地講給他聽，消息很多，一寫就寫了十二張紙。信的結尾是這樣寫的：
　　柳布卡，我本來不想說，但是，不說實在沒道理：想你了。斯維塔來信說，她想和你握手。握手，就當已經和她握了吧，和我也算握了吧，記住她的地址：8，17，SAI，Kazarm，M。這個地址別忘了，萬一將來要寄什麼東西呢。如果有包裹，不要怕，我和她說過，請她給你寄點維他命，對你的壞血病有好處，一點兒都不貴，不值幾個錢。無論如何，一定要活下去啊，朋友。
　　這封信根本就沒有寄出去，因為德爾列茨基在因塔勞改營的具體地址，列夫不知道，甚至他是否真的在那裡，列夫也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