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從納粹集中營到蘇聯勞改營

　　列夫坐上卡車，駛出了莫斯科。一共三輛車，車上裝著給養，現在給「克拉斯諾普列斯年斯克志願師」(Krasnopresnenskaia Volunteer Division)運去。幾天前，列夫離隊外出時，這個師還占領著維亞濟馬(Viazma)呢。維亞濟馬這個地方，東有莫斯科，西有斯摩稜斯克，它在這兩地中間。列夫歸隊之後，維亞濟馬已經失守了。德軍第三、第四裝甲集團軍南北夾攻，飛機、坦克、大炮鋪天蓋地而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鉗形包圍了維亞濟馬。蘇軍猝不及防，一鬨而散，躲進森林裡。沒有無線電通訊，列夫所屬的那個師去向不明，他想歸隊也無能為力。沒辦法打聽，誰都不知道情況究竟如何，到處亂成一團。
　　列夫的部下開著這三輛卡車，向維亞濟馬方向駛去，希望能找到師部。天漸漸黑下來了，他們又沒有地圖。有一輛卡車壞了，動彈不了，列夫只好下車步行。森林茂密，走在林中小道上，列夫聽見前面響起了槍炮聲。凌晨時分，忽見前面有個村子。他那個師的殘部正與三輛德軍坦克激戰，槍炮聲響成一片。這時，那三輛德軍坦克從森林裡鑽出來，開到路上來了。不一會兒，蘇軍炮兵扔下大炮，落荒而逃(炮彈打光了)。坦克慢悠悠地往前開去，一進村就用機槍掃射民房。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列夫正好在田地裡，只見坦克迎面開來，向身後的村子駛去。他急忙趴在地上，等坦克從身邊轟隆隆駛過，起身跑進森林裡。
　　這時他才聞到科隆香水味：原來，一顆子彈打碎了上衣口袋裡的科隆香水瓶。他隨身帶的這瓶香水是消毒用的，輕傷可以用來消毒殺菌。謝天謝地，他沒傷著。
　　列夫走進密林深處，只見林中有好幾百名蘇軍士兵，都是打散了掉隊的，一個個穿行在樹林裡，朝同一個方向走去。列夫茫然地走著，也不知前面是什麼地方。他身上只有一支手槍，一把鐵鍬，背上揹著一個揹包。白天，他怕被德軍發現，就趴在地上，身上蒙著樹葉。到了夜裡，他就往東邊走，也許是東邊吧，希望能遇到蘇軍。
　　一連走了三個晚上，天快亮了，這天是10月3日。列夫忽然發現，前面有個村子，可是這個村子已經被德國人占了。天一黑，他就溜走了，不敢靠近，退回到森林裡，挖了一個長長的坑，躺在裡面，上面蓋上樹枝偽裝起來，一會兒就睡著了。突然間吐一跳，驚醒過來，感覺膝蓋下面一陣劇痛。透過樹枝的縫隙往外一看，只見一個德國兵，端著步槍。說時遲，那時快，列夫也沒多想，掏出手槍就給那人一槍。突然他後腦勺重重捱了一擊。列夫以為只有一個德國兵呢，定睛一看，原來有兩個：還有一個剛才正在用刺刀尖兒輕輕戳他，看他是死了還是活著，不料列夫舉手就是一槍，那德國兵立刻就給他腦袋上來了一下子。德國兵奪下了列夫的手槍，把他押回村裡來。
　　被俘的不僅他一個人。10月份的頭一個星期，數萬名蘇軍中了埋伏，陷入德軍包圍，束手就擒。列夫被押到一個臨時戰俘營，叫「杜拉格—127」。「杜拉格」是德文Dulag的音譯7[1]。杜拉格臨時集中營在斯摩稜斯克郊外，原先是一個蘇軍倉庫，房子都沒有暖氣。現在關進來好幾千名蘇軍俘虜，擠得轉不過身來。列夫也和其他戰俘一樣，每天只給二百克麵包。連凍帶餓，死了好幾百人，也有的是得了傷寒病死的。11月份開始，爆發了傷寒。疫病傳染快，沒幾天就病倒了一大片。但是，列夫總算活了下來。
　　12月初，從杜拉格—127俘虜營轉出來一撥俘虜，共二十人，轉到了卡廷(Katyn)8[1]附近一所特別監獄。列夫也在其中。這一撥人都是從莫斯科來的，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大多是科學家、工程師。關他們的那座房子，列夫一看，估計戰前是個學校，也有可能是個小醫院。走廊兩邊各有四個大房間，每個房間裡關了四十來個人，走廊頭上還有一個大房間，那是看守們住的。俘虜的待遇很不錯：有肉，有湯，還有麵包，工作也不算累。過了三個星期，列夫和其他莫斯科難友發現，又來了幾個西裝革履的俄國人，一個個喝著伏特加。這酒是看守給他們的。有一次，其中有一個喝得醉醺醺的，酒後吐了真言，原來他們受了間諜培訓，是讓他們來當間諜的。這些人剛從蘇聯前線回來，因為工作有成，現在正受到嘉獎。幾天之後，他們動身去往卡廷了。
　　沒過幾天，列夫和六個莫斯科人被押到卡廷那所間諜學校。一個德軍上尉會說俄語，說是要把他們培養成間諜，再把他們派回莫斯科，給德國人收集情報。那德國人說，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免於一死，否則關在「杜拉格—127」俘虜營裡，必死無疑。如果不從，就把他們送回俘虜營去！列夫暗自下定了決心，絕不為納粹做事，但他害怕，不敢在其他俘虜面前說，弄不好就會說他搞反德宣傳，懲罰必將更加嚴厲。列夫從小學到大學一直學德語。於是，他用德語對那個上尉說：「Ich kann diese Aufgabe nicht erfullen.」(這個任務，我完成不了。)那德國人問，為什麼完成不了，列夫答道：「Daserkl ich reichnachher.」(以後我再解釋。)
　　那個德軍上尉把他帶到另一間屋裡。列夫用俄語說明個中原委：「我是俄軍軍官，不能幹不利於俄軍的事，不能背叛我的同志。」那個上尉一言未發，又把列夫押回到囚室。列夫發現，囚室裡還有三個人，也都是拒絕充當間諜的。如果第一個表態的是列夫，說不定德國人會說他鼓動反德。
　　這四個拒不合作者被押上一輛卡車。這是個敞篷車，車斗上沒有篷。車開上了公路，向斯摩稜斯克方向駛去。一個德軍看守背朝著司機坐著，一路上不停地擺弄他那支步槍。卡車轉進了森林。列夫想，一會兒要被槍斃了吧。他後來回憶說：「車開得很快，林中小道很窄。我當時尋思，他們一定是拉我們去上刑場，要槍斃我們吧。我就想，面對行刑隊，我應該怎樣表現呢？我會很鎮定麼？先自殺豈不是更好？可以跳出卡車，一頭撞到樹上就行了，如果那個當兵的開了槍，那就更好了。」列夫躍躍欲試，準備跳車。可就在這個時候，列夫看到，樹林那邊有一個棚子，棚子裡整整齊齊堆著大鐵桶，是汽油桶：車速慢了下來，原來是來加油的啊，並不是來槍斃他們的。那德軍上尉說的狠話果真不虛，他們四個人又被拉回到「杜拉格—127」俘虜營來了。俘虜營裡的其他蘇聯囚犯，一定知道他們是從那個間諜學校回來的了，要不怎麼總是不停地責罵他們呢。他們四人很抱團，互相保護，反駁那些無理的指控。
　　過了幾個星期之後，轉眼到了1942年2月，列夫連同一群軍官被轉到德國普魯士一個戰俘營。那個地方是一個溫泉勝地，名叫奧德河上的符騰堡(Fiirstenberg-am-Oder)，離柏林八十公里。因為他們是從「杜拉格—127」來的，是傷寒病疫區，所以一來就把他們關到一個木棚子裡。進去沒幾天，就有六個人得傷寒病死了。除了遭到隔離之外，這些軍官的待遇還算不錯。這個營區的條件，整體來說也很好。列夫被集中營的看守長和另外兩個軍官提審過，問他為什麼德語講得這麼好，又問他是不是猶太人。他們說列夫的同志都說他是。不得已，列夫背起了基督教的主禱文，他們一聽，這才相信了他不是猶太人。
　　4月份，列夫連同幾個蘇聯軍官一起，被送到柏林郊區一處「培訓營」(Ausbildimgslager)培訓。所謂「培訓」，其實是向他們灌輸納粹的意識形態，歐洲的德意志新秩序云云，以使他們先掌握這些「思想」，回去以後傳達給其他集中營裡的蘇聯戰俘。納粹找來戰前逃離俄國的白俄給他們做宣講，這些白俄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一連聽了六個星期，不聽不行。到了5月份，這些受過「培訓」的軍官就分配到各個營區去了。列夫被編入一個勞工隊。這個勞工隊隸屬於一個德國兵工廠，名叫科普與加貝蘭兵工廠(Kopp and Gaberland munitions factory)，廠址在德國奧沙茨(Oschatz)。
　　奧沙茨是一個龐大工業區的中心，這個工業區囊括一系列主體集中營(德文Stammlager，簡稱Stalag，意思是主體集中營)：西起萊比錫，東到德勒斯登，這一大片區域內的戰俘營都歸它管。列夫先是被分配到一個軍事審查單位當翻譯，8月份又轉到萊比錫一家工廠下屬的勞工隊。那工廠隸屬於雨果·施耐德股份公司(Hugo Schneider Aktiengesellschaft，德文縮寫為HASAG)，這家公司是一個巨大的聯合企業，下面有多家兵工廠，為德國陸軍和空軍生產軍火。到了1942年夏天，這家公司轄下的集中營有好幾個，囚犯有一萬五千名之眾，哪國人都有，種族也不一樣(猶太人、波蘭人、俄國人、克羅埃西亞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法國人)。這些集中營分為兩大營區，一個叫「俄羅斯」營區，一個叫「法國」營區。列夫被分在法國營區，一個人住在一個儲藏室裡。他被派給一個捷克人當翻譯。那捷克人名叫愛德華·赫拉迪克(Eduard Hladik)。德國人把這個捷克人派到這裡來，為的是戰俘們打架的時候要他來拉架，幫大家擺平，解決糾紛。赫拉迪克，雖然母親是德國人，可他自認是捷克人。1938年德國吞併捷克之後，德國人徵兵就把他徵來當看守，讓他看管公司下屬各個營區的戰俘。赫拉迪克很同情戰俘們的遭遇。把這些戰俘押來做苦工，逼他們為德國勝利出力，卻又這麼虐待，赫拉迪克覺得實在不合情理。在萊比錫，每當列夫隨同赫拉迪克上街的時候，作為囚犯，列夫不能在人行道上和赫拉迪克同行，他必須在路肩外面的排水溝裡走。如果有行人辱罵列夫，赫拉迪克總是替列夫說話：「罵人算什麼能耐，人家又不能回嘴！」
　　赫拉迪克看出來，列夫是個可以信賴的人。列夫的為人頗得主管人員的好感：或許是他心地坦誠吧，也許只是因為他會說德語，這些德國主管，聽了比較舒坦。這位捷克人把列夫當朋友看待，給他德國報紙看。按規定，報紙是不許給戰俘看的，因為報紙會精確報導戰況，報紙也不像集中營宣傳小報那樣侮辱斯拉夫人，說斯拉夫人是「亞人類」。赫拉迪克藉口要帶列夫到營區外給他消毒，就把列夫帶出來，居然把他領到朋友家做客去了。他這朋友名叫埃里克·若德爾(EHcR6dd)，是社會黨人，信仰社會主義，會說一點俄語。他有一臺收音機，經常收聽蘇聯廣播。偷聽蘇聯廣播，這可太危險啦，因為若德爾這層樓的下面一層就住著一個德國人，此人當過納粹衝鋒隊(Sturmabteilung，簡稱SA)的頭目。若德爾全家以上賓之禮款待列夫。列夫後來回憶說：「桌上擺滿了各種山珍海味，我們暢談很久……然後埃里克就打開收音機，我來聽莫斯科的『最新報導』，收聽蘇聯新聞局發布的最新戰況簡報。節目的內容，我現在記不清了，但是，說來好笑，有一句話，我倒是記得清清楚楚：『喬治亞採的茶葉都收上來了。』」
　　後來，德國人懷疑上了赫拉迪克。有個看守檢舉了他，說他有反德行為。赫拉迪克被傳訊，納粹對他嚴加審問，後來把他送到挪威前線去了。列夫不想再給別人當翻譯了，就向集中營當局申請解職，理由是他德文水準不夠，翻譯得不準確：「我又說，宣傳工作，我也不勝任，因為我嘴笨，說服不了人家。我只是個學自然科學的。」11月份，列夫被送回奧沙茨「科普與加貝蘭兵工廠」的勞工隊。
　　那年冬天，奧沙茨的情況急轉直下。工作時間延長了。囚犯們筋疲力盡，實在做不動了，看守就大打出手，硬逼著他們繼續幹。1943年頭幾個月，勞工隊新來了一大批戰俘，大多是烏克蘭人。烏克蘭現在是德國占領區了。1930年代，史達林在烏克蘭實行血腥的恐怖統治，大饑荒餓死很多人，當地人民對蘇維埃制度非常反感。這批戰俘到來之後，集中營管得不那麼嚴了。德國人是想來收編，把這些戰俘編入「俄羅斯解放軍」。這個「俄羅斯解放軍」是一支反蘇武裝，當時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正在籌建這個部隊。弗拉索夫原是蘇聯紅軍一名將領，1942年7月被德軍俘虜，後來他說服納粹，任命他來領導一個解放運動，目的是掃除蘇聯的共產黨政權。奧沙茨有一群弗拉索夫擁護者，負責招兵。這些人大多是戰前逃到國外的白俄。列夫回憶說，他們身穿的「軍裝不知是從哪裡弄來的，但肯定不是德軍軍服」。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成員以前曾經在蘇聯軍隊裡當過下級軍官。這些人為數不多。列夫覺得，這些軍官之所以加入俄羅斯解放軍，主要是為了避難。戰俘集中營慘烈異常，蘇聯戰俘「最受虐待，比任何別國的戰俘都更加無助，更加任人宰割。加入了俄羅斯解放軍，就能逃出集中營了，就不必受那份罪了」。
　　德國人和弗拉索夫徵兵人員三番五次召見列夫，逼他參加這個軍隊，讓他進來當軍官。列夫每次都不肯就範。德國人起了疑心，盤問他在兵工廠集中營當翻譯期間都做了什麼事。有一次提審，中途抽菸休息時，給德國人當翻譯的那個人，在走廊裡把列夫拉到一旁，給他通風報信，說弗拉索夫他們招不到兵員，德國人懷疑都是列夫從中作梗，壞了他們的事：集中營裡，唯獨列夫所在的那個勞工隊最不合作，連一個志願兵都沒給弗拉索夫軍隊輸送過來。在那個勞工隊裡，列夫是唯一的蘇軍軍官，他自然就成了懷疑對象。
　　列夫意識到，必須儘快逃走。他隊裡另外三人也都想逃走。於是大家決定6月份出逃，因為到了6月份，莊稼快熟了，可以一路吃到波蘭。波蘭離這裡一百五十公里。他們算計著，波蘭的老百姓會同情他們，給他們飯吃。他們的計劃是加入白俄羅斯的游擊隊，最終回到蘇聯去。他們積存乾麵包、糖，準備路上充飢用。列夫做了一個指南針。有一個德國看守，平時愛和列夫聊天，講他家人啦，週末都去哪裡玩啦，等等。列夫向他借來一張地圖，照著畫了一份。他們甚至想法弄到了一些藥品。為了讓德國兵同意他去一趟營區的衛生所，列夫故意把手指劃破了。衛生所的大夫是一個俄國戰俘。列夫請求他給點消毒水、阿斯匹靈、繃帶。那位大夫什麼也沒問，馬上就給了。
　　1943年6月22日夜間，正值德國入侵兩周年，這幾個囚犯動身出逃。營房的窗戶，他們事先拆掉了一部分。列夫早在車間裡把兩塊鋼片磨得飛快。這會兒，他們躡手躡腳地從窗戶裡爬出來，又爬上院牆，拿出鋼片，把牆頭上的鐵絲網切開一個洞，然後輕身一跳，落在了集中營圍牆外的田地裡，乘著夜色，一溜煙跑進了樹林裡。四個人預料，德國人一定會向東搜索，於是他們就朝北面走。他們夜間走，白天藏起來不動。他們帶的地圖太簡單，原圖是一本小學地理書上的，所以不得不一邊看著路標，一邊辨認路線。走到易北河，他們就沿河往東走。列夫害怕極了，擔心遊不到對岸，不敢下水。於是，繞過德勒斯登城南，一直往東走，朝波蘭方向走去。列夫後來回想當時的情景：「當時我們帶了乾糧，但沒過多久，我們拿定主意，乾糧要留著，暫時不吃，先從農民家戶外地窖裡偷點吃的充飢……起初我覺得這樣做不對，但後來還是同意了。」這四個人在路上走了三個星期，眼看就要到格爾利茨(Gddkz)了，不料，卻在波蘭邊界被兩個德國兵捉住了。他們發現路上有兩個德國兵，騎著自行車向他們這邊騎過來，心想，這兩個德國兵身上肯定會帶槍，於是大家翻身跳進路邊的溝裡。可是，那兩個德國兵用手電筒一照，把他們幾個給照出來。列夫回憶道：「白走了這麼遠，就這麼被抓住，真是愚蠢。那兩個德國兵根本沒帶槍。」
　　假設列夫走到波蘭，再假設他也穿過德國防線，輾轉回到莫斯科，那麼，他會看到什麼景象呢？列夫想像不出來。蘇聯的形勢會怎樣，是否還能再見到斯維塔和她家人呢，見到的可能性有多大？這些，列夫都不得而知。自從他被德國人抓住那一刻起，就沒辦法收到俄國那邊真實可靠的消息了。到了奧沙茨，德國人給囚犯們發筆、發信紙，可是大家只能給德國占領區的人寫信。列夫給布拉格寫了一封信。有個獄中的難友失蹤了，列夫給他妻子寫了一封信，問她可有丈夫的消息。那人的妻子給列夫回了信，甚至還給他寄來了一個包裹，但是卻說，丈夫的下落，她完全打聽不到，或許列夫比她的管道多，更能打聽出來吧。
　　斯維塔這時對情況也一無所知，列夫音訊杳然。1941年9月底那幾天，列夫沒了蹤影。從此斯維塔再未收到列夫的消息。當時一切都在未定之數。誰都不知道莫斯科能不能捱過這場浩劫。7月以來，全市遭到德國飛機密集轟炸。防空警報，一天拉響好幾次。發電站被炸了，住宅的供電、供暖都停了，只剩下燃燒的大樓把夜空照得通明。人們住在地下掩體裡。死者成千上萬，確切人數誰都說不清楚。10月1日，史達林下令政府疏散到伏爾加河畔的古比雪夫(Kuibyshev)。轟炸越來越猛烈，莫斯科全城風聲鶴唳，驚恐萬狀。所有商店門口都排起了長隊：為搶購食品打得頭破血流的屢見不鮮。盜賊蜂起，搶劫案件此起彼伏，大批抓人也鎮不住了。10月16日，消息終於傳到莫斯科，德軍突破蘇軍防線，占領了維亞濟馬。火車站一幕幕更是慘不忍睹，大批人群爭先恐後地往火車上擠，凡是往東開的火車，有車就上。人們發現工廠的廠長書記之類早已逃之夭夭，不禁破口大罵，說這些蘇共黨員不是好東西。工人們和警察打了起來。一家家都收拾了家當，帶著大包小裹，能坐得起什麼車就上什麼車，只要能出城就行。計程車司機漫天要價，莫斯科到喀山，張嘴就要兩萬盧布。
　　莫斯科大學是10月份撤離的。斯維塔和家人一起上路。火車上有一個學生，他就是安德烈·薩哈羅夫9[1]。他比列夫和斯維塔晚一年考上物理系，由於斯維塔有一段時間沒能上學，留級一年，現在和斯維塔同班了。大家落腳的第一站是穆羅姆，這個外省的古城在莫斯科東邊，距莫斯科三百公里。薩哈羅夫寄居在城裡一戶人家裡。這家只有母女兩人，她們乘戰亂之機，發了國難財：那女兒在商店上班，大白天就從店裡往外偷糖，那個當媽的夜裡就陪侍大兵，「一個接一個」。全城到處都是傷兵，都在等待疏散安置到東邊去。車站大廳裡，擺滿擔架，擔架上躺著傷員，大廳裡擺不下，都擺到鐵軌旁邊的雪地裡去了。附近村裡的農家婦女來車站賣東西，有的向傷兵兜售食物和菸草，有的是趕來找兒子或丈夫，只見她們詢問傷兵，知不知道她們的兒子、丈夫都在哪裡。也有的把寫好的信放在這些傷兵手裡，萬一有人到醫院尋找，遇見這些傷兵不就看到信了嗎？
　　學生們從穆羅姆繼續坐火車往東走，坐到烏拉爾，再從烏拉爾南下，穿過冰凍的哈薩克大草原，坐到土庫曼「共和國」沙塵滾滾的首都阿什哈巴德(Ashkhabad)。蘇聯與伊朗的邊界離這裡不遠了。物理系將在這個地方復課。從莫斯科到這裡走了一個月。火車每節車廂都有一個爐子，有硬板床，能睡下四十個人。薩哈羅夫後來回憶說：「每節車廂都成了一個小社區，社區都有各自的負責人。有的人口若懸河，說起來沒完，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專門製造恐慌，有的人非常能幹，有的人極其能吃，有的人特別懶散，有的人異常用功。」斯維塔一定屬於既文靜又勤勉的那類。阿什哈巴德12月份就開始上課了，斯維塔必須用功，才能補上戰前落下的課。化學課、振盪物理課，她都去上。振盪物理這門純理論課程很難，沒有實際操作的訓練，於是她就埋頭在圖書館攻讀，一讀就是好幾個鐘頭。斯維塔還在學校飯廳打工，刷盤子，供自己上學，還貼補父母。那年冬春兩季大部分時間，斯維塔都在患瘧疾，當時這種病在中亞地區很常見。她後來寫道：「我當時病得一點勁都沒了，連喝水都張不開嘴。」發燒很厲害，折騰得面黃肌瘦，她硬是挺著，終於熬了過來。
　　大學畢業後，斯維塔被分配到人民軍工委員部(即軍工部)工作。後來靠爸爸幫助，轉到樹脂工業科學研究所，當時這個研究所隸屬於赫羅姆尼克(Khromnik)—家化工企業，這裡離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很近。從1942年開始，斯維塔就在這個研究所內的「物理與機械測試實驗室」做工業物理方面的工作。這個研究所當時每天工作十一個小時。斯維塔發現，剛去的時候，研究所不知道給她安排在哪裡好。她後來的記述也透露出這一層意思：
　　我所在的這個實驗室很奇怪，也很陌生。我不知道先從哪裡做起，不知道我的位置在何處。我怕機器，對橡肢一竅不通。於是就躲進圖書館……半天瀏覽俄文的文章和報導，半天琢磨英文。雖然在阿什哈巴德沒學過英語，我還是參加了一個英語俱樂部。那陣子真是令人振奮啊！阿什哈巴德煙塵刺鼻，從阿富汗颳來的風特別大，沙漠的風沙細如粉塵，8月份樹葉就掉了，一點兒金秋的意思都沒有。經過了這些，回過頭來再看烏拉爾，簡直是人間天堂：蒼松、白樺、蘑菇、細雨。我和全世界通信……每天都收到兩三封信，我知道很快就要回家了。
　　1942年蘇聯反攻後，德國的威脅沒那麼嚴重了。研究所已經開始為回遷莫斯科做準備了。蘇聯紅軍急需研究所的研究技術來提升輪胎工業。1943年1月，斯維塔終於回到莫斯科家中。莫斯科，已經不像列夫和斯維塔當年上學時那樣。連年兵燹，到處是廢墟。很多大樓仍然沒通暖氣，燈光暗淡。還常常停電，一停電，更是一片漆黑。下水道漏水，食品店空空如也。斯維塔後來寫道：「1943、1944這兩年，大家過得都非常艱苦。我們都是飢寒交迫，生活在黑暗之中。」
　　1942年4月，斯維塔父母帶著她妹妹塔尼婭回到了莫斯科，父母親都明顯老了很多。斯維塔的媽媽阿娜斯塔西婭得了布氏桿菌病，常常生病，一發作胃就痛，渾身無力。斯維塔的爸爸，亞歷山大，剛到六十歲，已經老態龍鍾。斯維塔回來的時候，見父母焦慮不安，心放不下來，整天牽腸掛肚；斯維塔的哥哥上了前線，一走就沒了音訊。原來，他被德軍俘虜了，關押在波羅的海的烏瑟多姆島(Usedom Island)集中營裡。1942年9月，塔尼婭10[1]也被徵兵入伍，說是學生「志願軍」，分配到史達林格勒去了。這時候，亞歷山大的弟弟[名叫英諾肯季(Innokenty)，即「科薩」叔叔(Uncle Kesha)]和弟媳兩個人也住在他們家。戰爭一打起來，他們夫妻倆就從列寧格勒跑到莫斯科，投奔哥哥來了。後來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困，他們有家難歸，直到1943年圍困解除之後才得以回家。
　　斯維塔家住的那條街，叫作軍營街，研究所在「積極分子大道」。斯維塔每天上班得坐電車，要坐很久才能到。她在研究所裡一間破舊的實驗室工作。實驗室在三樓，窗戶正對著莫斯科東部工廠區。從窗外望去，只見一片高高的大煙囪冒著黑煙。一到這裡，斯維塔心情就低落。她常想離開這個鬼地方，到別處找個研究工作，換個外省小城也行啊，但是她「擔心和列夫斷了聯繫」。莫斯科是他們兩人之間唯一的聯絡點，斯維塔盼望列夫早日回到莫斯科。
　　雖然沒有列夫的音訊，但斯維塔有充分理由確信，列夫一定還活著：1942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祕密警察來找過列夫的姨媽奧爾加，問她有沒有列夫的消息。列夫的東西都還給他留著呢。家裡有人服兵役去，原有的東西都是留著的。祕密警察把列夫屋子裡的東西翻了個底朝天。顯然，德軍在卡廷招收的密探，潛入蘇聯境內後被抓住了。經過審訊，一定有人供出了列夫，說起他曾經和德軍上尉用德語交談的事。內務人民委員部那幫人很可能立案偵辦，認定列夫裡通外國，在莫斯科為德軍提供情報。斯維塔回京以後，祕密警察幾乎每天晚上都把她叫去，嚴加審問。他們很清楚，列夫若是在蘇聯首都，肯定會來見斯維塔的。他們放出話來，說列夫是間諜，逼斯維塔合作，幫助抓捕列夫，並且威脅她，若不配合後果會嚴重。到內務人民委員部總部盧比揚卡(Lubianka)大樓接受傳訊，令人毛骨悚然。對史達林大恐怖年代，人們記憶猶新。但斯維塔不是輕易就能嚇住的。她要護住和列夫的這份情，於是決心面對蘇聯當局。祕密警察糾纏不休，斯維塔不勝其煩，實在忍無可忍，就對祕密警察說，請遠離我，少來煩我。斯維塔後來給列夫寫信，吐露了當時的心情：「當時真有點生氣，因為這些親戚(暗語，指祕密警察)動不動就來騷擾我。我就說，我們還沒成夫妻呢，等見面之後事情才能澄清：不過，見面不是見一小時，是見一輩子。」
　　與此同時，斯維塔給軍事當局寫信，問有沒有列夫的消息。1943年9月10日是她二十六歲生日。剛過完生日，忽然有一天，有消息來了。後來，斯維塔給列夫寫信是這樣說的：
　　親戚們都來給我過生日。我父親在莫斯科的那個弟弟帶著全家，他列寧格勒那個弟弟和妻子，我表妹尼娜(Nina)帶著她丈夫，懷裡抱著小孩都來了，一共有很多人。大家歡天喜地，一切都辦得妙極了。當然，我們舉杯，為沒能到場的人們祝福。正在這時，噩粍傳來：忽然接到一封信，說塔尼婭死了(科薩叔叔把信截下來，很長時間沒給媽媽看)。
　　塔尼婭因為闌尾炎死在列寧格勒一家軍隊醫院。後來又陸續傳來了各種壞消息：奧爾加姨媽接到軍事當局正式通知，列夫在前線「失蹤了，下落不明」。30年代腥風血雨大恐怖，千百萬家庭還沒緩過神來，忽然又接到這種通知，精神上受打擊、受刺激，可想而知。那幾個字(「propalbezvesti」，下落不明)什麼含義都可能有啊：被敵人俘虜(根據蘇聯戰時法律，被俘等於叛國)；更糟糕的是「反水」(這可是大罪，當事人即成人民公敵)；還有「死亡，屍體下落不明」。軍人死了無數，斯維塔一定是擔心列夫遇到了最壞的情況吧。
　　我心裡太難受、太痛苦。將來，除非有你在我身邊，否則我永遠也不過生日了。侏儒星(dwarfstar，恆星名)真是命苦，它的電子外殼都沒了，只剩下原子核了；我的胸膛也一樣空了，一樣痛苦，彷彿心都碎了，喘不上來氣似的。我一連好幾個月不跟任何人說話，哪裡也不去，讀什麼都讀不進去，一回家就面壁而坐。我一天到晚，不管白天黑夜，不論哭得怎樣死去活來，痛苦一點兒都沒有減輕。
　　斯維塔日夜思念列夫，惦念他的安危，一肚子話無處訴說，就寄情於詩，以詩言志，把感情傾訴在詩裡。她寫的詩，傳下來的卻只有兩首，其他都散佚了。第一首，時間標的是「1943年冬天」，正是在幾天前那個9月份「可怕的日子裡」，她聽說了「列夫失蹤，下落不明」。她這首詩表達出失去了列夫而肝腸寸斷的心情。後來她也談到這首詩，「詩中表達的是我當時的心聲，不吐不快」：
　　我在門口佇立良久，
　　終於下定了決心，要出走。
　　路上鋪著一層小小的碎石，
　　我發現裡面有個平安幸福的記號：
　　那是一塊馬蹄鐵，要掛在你的門口。
　　我把它帶來，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歡暢，
　　但戰爭把我們拋到兩條不同的路上，
　　我們不得不獨自沿著自己的路流浪。
　　你奮力走過了什麼樣的森林？
　　哪個石頭上留下了你的血痕？
　　你那孤獨晚年的魂靈陰森森，
　　在我頭上遊蕩，越來越嚇人。
　　你給我帶來了什麼樣的紀念品？
　　久已消逝的幽夢留下苦澀的烙印？
　　難道你會任憑別的女人在這九月裡用她那激情的話語打動你的心？
　　我可以信賴你麼？
　　不信賴你，又信賴誰？
　　你這個少年，沒了我熟悉的模樣。
　　我的朋友圈越來越小了，
　　你們誰會陪我走到地老天荒？
　　第二首詩，短些，也是那年冬天寫的。斯維塔祈禱列夫平安歸來，那字裡行間比頭一首詩更多了一分絕望的意味：
　　我不想評說你的對錯，
　　你已經遭遇了炮火，
　　死神已經多次來過。
　　我來是為了給你祈禱，
　　日夜不停為你訴說：
　　請聖母成全我，
　　保你平安，免遭災禍。
　　我會向蒼天為你祈福。
　　教我禱告的不是父母，
　　快樂還是悲傷都無助，
　　我找不到通往上帝的路。
　　但是，列夫並沒有死。此時此刻，他被囚禁在希特勒最嚴酷的集中營裡，那是萊比錫所謂的主力集中營。每天，蘇聯戰俘在重兵押送下，從營區走到皮特勒(Pittler)兵工廠去工作。列夫1943年7月在波蘭邊境被俘後，一直關押在米赫爾貝格(Miihlberg)監獄集中營，後來又轉到這裡來。皮特勒兵工廠條件十分嚴酷，相當於懲戒營。每個車間門口都有荷槍實彈的看守站崗。德國工頭腰間別著一把左輪手槍，隨時掏出來就可以開火。1943—1944年冬天，德軍在東方前線每吃一個敗仗，就要後方增加軍火補給，於是集中營這裡的工作量越來越大，管得也越來越凶。戰俘體力下降，紀律鬆弛，生產力隨之下降，於是蓋世太保查了起來，看誰有可能鼓動戰俘造反，非把頭頭查出來不可，決心斬草除根。
　　列夫被提審了好幾次。1944年5月的一天，列夫等二十六人被抓，送到萊比錫最大的監獄關了起來，全都關在一個牢房裡，在牢房門的旁邊有一個大便池、一個水槽。在牢裡一關就是一個月，從沒放過風。7月4日這天，他們被轉移到惡名遠揚的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這個集中營離威瑪(Weimar，德國中部城市)很近。住的破屋子有四層木板床鋪，每層床鋪很長，通著，中間沒有隔牆。人就睡在這板鋪上，一個挨一個。整個破屋子就是個隔離區，大家被關在這裡。囚犯哪國人都有：法國人、波蘭人、俄國人、南斯拉夫人。每個人穿的都是印著條紋的囚服，囚服上有個標記。每個國家標記都不同，以示區別。列夫像其他俄國囚犯一樣，囚服上的標記是個紅色的三角形，上面印著一個字母R11[1]。
　　皮特勒工廠這群人，在這裡隔離了一個月之後，就拆散了，分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下屬的各個分營。列夫先是被分到曼斯菲爾德(Mansfeld)兵工廠裡一個強勞隊，這裡離萊比錫很近，後來又被轉到布痕瓦爾德一萬斯萊本(Buchenwald-Wansleben)。這裡是一個廢棄的鹽礦，在萬斯萊本湖邊。他是9月的第一個星期到這裡的。這個鹽礦在地下四百公尺，納粹把鹽礦改成一系列的地下工廠，盟軍飛機轟炸也炸不著，安全。納粹要在這些工廠裡把德軍飛機引擎零件組裝起來。組裝工作，就由囚犯來完成。地面有一個隧道口，直通下面這個鹽礦。當時挖隧道的囚犯裡有個法國人，他記得：「地下這些房間都是挖出來的，每挖一個房間都死了好幾十人。」列夫在這裡做了七個月。納粹管得特別嚴厲，活又累，倒班，每班幹十一個小時，紀律極嚴。「囚犯稍有過失，工作沒做夠數，或者品質有什麼小毛病，立刻一頓打，鞭抽二十下。那鞭子不是一般的鞭子，是一根橡膠棍，打到身上鑽心地痛，但是不留痕跡。」12[2]
　　後來的暴行就更加令人髮指了。1945年4月，西方盟軍攻進了德國本土，長驅直入。納粹撤離了布痕瓦爾德一萬斯萊本。4月12日凌晨五點開始撤離，漫漫長路，沒有盡頭。沒死在井下的囚犯走出集中營，上了路。囚犯在中間走，兩邊是敞篷卡車，每輛車上坐著六名荷槍實彈的黨衛軍(SS)看守。路的左右兩邊都是開闊的農田，他們往西北方向走，向德國的德紹(Dessau)行進。當時，列夫和身邊的人都不知道這是往哪裡走，只覺得好像是又向布痕瓦爾德(其實方向正好相反)方向走去，這麼說，該不是去火葬場吧！納粹以前在那裡殺害了好幾萬人，都是在那裡焚屍滅跡的。大家渾身破衣爛衫，走著走著，就有人累倒，起不來了。德國人上來就是一槍，給打死了。那個法國俘虜記得很清楚：「晚上八點的時候，隊尾忽然槍聲大作，是黨衛軍在開槍掃射。凡是身體太弱走不動的，走得慢的，都給打死了。」
　　列夫見勢不妙，決意儘快逃走。走在他身邊的那人，叫阿列克謝·安德烈耶夫(Aleksei Andreev)，也是戰俘，原先也在皮特勒工廠工作。列夫小聲對他說：「你看前邊路右邊兒，有個什麼東西在燒著。哦，是德國卡車，炸著了，正著火呢。等走到汽車邊兒上，我們就跑。路邊就是樹林，我們就往樹林裡跑。看守在卡車後面，火苗太大，擋住了，看不到我們。」安德烈耶夫說：「好，就這麼辦。」走到了車旁，那車正冒著大火，他們兩人拔腿就跑，一彎腰鑽進路邊的樹叢，趴在地上，等長長的車隊陸續開過去，他們兩人一點點往前爬，爬到田地裡，挖了一個壟溝，躺進去，往身上蓋了乾草，身上穿的囚服帶條紋，很顯眼，這麼一蓋，外面就看不著了。列夫很害怕，至今驚魂未定。整個戰爭期間，他都沒怎麼害怕過，只有那次，真是嚇得夠嗆。
　　夜裡，他們兩人鑽出來，跑進樹林裡，聽見前面響起槍炮聲。炮彈把大片森林都炸沒了。忽然，透過樹的縫隙，出現一道亮光，是探照燈。亮光旁邊，隱隱約約能看出來有幾輛美軍坦克。
　　黑暗中走出一個美國人，對他們喊話：「把槍扔下！」列夫用英語大聲答道：「我們沒槍。」
　　「幹什麼的？」
　　「我們是蘇聯軍官，從集中營逃出來的。」
　　列夫說，他們被關在布痕瓦爾德了，現在想回蘇聯去。那美國人把他們兩人帶到附近一所房子裡。屋子裡有五個坦克兵，他們告訴這兩個俄國人，可以和他們一起睡在地上，又把配給品拿出來和他們一起吃。列夫在集中營天天都是麵包就稀粥，一吃這配給品，味道非常鮮美，「像餐館的飯菜那麼好吃」。第二天早晨，美國人把列夫和阿列克謝送到大路旁，這條路通往剛被美軍攻占的小城艾斯里本13[1]。這幾個坦克兵說，到了那裡，美國駐軍會接待他們。
　　到了艾斯里本，一位美軍少校對他們盤問了一番。那少校用德語與列夫對話。他一聽列夫是學核物理的，就勸他移民美國，列夫不肯，他覺得奇怪，問道：「為什麼不願意去呢？俄國有共產制度啊，有共產制度就沒民主啊。」可以聽出來，經過戰爭，列夫的政治觀念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他回答說：「俄國沒有共產主義，聰明人還是有足夠的自由能活下去的。」列夫想避開這個話題，不想談政治。他不肯去美國過好日子的真正原因與政治無關：他只想回家，回到他愛的人身邊。他的親人都在蘇聯。列夫在心裡說：「斯維特拉娜全家，奧爾加姨媽，卡佳姨媽，尼基塔叔叔，這些人都是我的親人。」他不知道，斯維塔是不是還活著，這麼長時間了，是不是還在等他，但列夫知道，要跟著心裡想的走。「即使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她還活著，我怎麼能扔下她不管，自己一個人去美國呢？」
　　那位少校給了這兩個俄國人每人一張旅館代金券。美軍解救出的戰俘，拿這個代金券就可以免費住旅館。這個市的Biirgermeister(市長)原先是德國共產黨黨員，他把他們兩個領到一家商店，給他們買上衣，買帽子，還給他們訂購了全套的西裝，一切費用由市政府承擔。列夫和阿列克謝在艾斯里本住了兩個月。他們住的房間正好對著馬丁·路德的故居，馬丁·路德就是在那裡誕生的。這兩個月過得像度假，輕鬆愉快。艾斯里本有四個飯廳，供美軍人員和被解救的戰俘用餐。在集中營裡餓了這些年，列夫一頓都不落，並且每頓飯都吃四個飯廳，也就是說，四個飯廳都去吃一頓。「我們一天吃十二頓飯！」只有一個麻煩，那就是，四個飯廳，每頓飯都必須及時趕到。吃完這個飯廳，趕緊去吃下一個，吃完下一個，馬上去下下一個，所以每次不是吃一頓，而是一連吃四頓……這麼狼吞虎嚥地饕餮了好幾天，餓勁總算沒了。
　　5月初，美軍在艾斯里本舉行勝利大閱兵。過了不久，蘇聯紅軍的代表來了，安排被德軍俘虜過的蘇軍人員回國。6月8日，這些蘇軍人員啟程回國，美國人調來一輛敞篷卡車，上面插著蘇美兩國國旗，還掛著一個橫幅，上面寫著：「勝利凱旋，一路順風！」卡車把蘇軍人員拉到易北河畔的托爾高(Torgau)，車上的人下車，渡過易北河，進入蘇聯占領區。蘇聯當局對他們，可沒有美國人那麼友好，一下車就把他們關了起來。這下子，他們又成了囚犯。被遣返回來的這些蘇聯軍人，蘇聯武警把他們分成好幾撥，每撥三十人，押上了卡車，拉到威瑪14[1]。到了威瑪，他們就被關進監獄。這個監獄隸屬於蘇軍第八警衛軍軍部，由祕密警察的一個特勤別動隊管轄，這個別動隊代號是SMERSH15[2]，其任務是肅清給德國人做過事的蘇聯軍人。
　　列夫的好運到此結束。他被關進牢房。牢房裡，除了他，還關著八個人。獄方把他們衣服都脫掉，進行搜身，東西全被沒收了。列夫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過去這四年來，他天天揣在衣服口袋裡的一個小紙單，上面有斯維塔父親寫給他的那幾個地址。只不過是一小片紙，但這是斯維塔唯一的聯絡方式啊。
　　白天，囚犯被強迫坐在地上，禁止躺臥，禁止睡覺。提審是在夜間進行。犯人一個個提審。一次提一個人，審問完了押回牢房，再提下一個。每次要審問三四個小時，回到牢房後趕快眯一會兒，早晨叫醒的鈴聲又要響了。列夫被提審了一個多月。這個SMERSH特勤別動隊的辦案人員指控他通敵，為德國人通風報信。當時列夫被俘後，在卡廷和那個德國上尉說德語，被一個一同被俘的蘇聯戰俘聽到了。就是他向蘇聯當局告的密。現在，當局手裡的唯一證據就是這傢伙提供的。列夫說，當時是說過德語，是有這件事，並且承認，也當過翻譯。但列夫堅定地說，從來沒當過間諜：自己做的不是媚德，而是反德。列夫太天真了，總以為說了實話就能放他回家。他相信蘇聯會伸張正義的。他不就是為了正義才去參戰的麼？後來發生的事，粉碎了他這個信念。一連審問了好幾夜，審訊人員拿出一份供詞筆錄，威脅說，再不簽字，就把他拉出去槍斃。列夫還是不籤。那些人就打他。他後來回憶說：「當時我不怕死，但也有絕望的時候，擔心我愛的人們會以為我真的有罪。」
　　列夫常常想念斯維塔，覺得自己很可能活不到和她團聚的那一天了。1945年9月10日，這天是斯維塔二十八歲生日。列夫被審問得暈頭轉向，他絕望了，覺得再也見不到斯維塔了，只好在心裡默默向她告別。
　　經過一夜的疲勞審訊，列夫被押回牢房。凌晨時分，列夫似睡非睡的，做了一個夢，非常清晰的夢，這是他描述的夢境：
　　審問過後，我在打瞌睡。天快亮了。我做了一個夢，夢裡的情景非常清楚，一點兒都不模糊，好像我正一個人往什麼地方走呢。我回頭一看，看到身後站著斯維塔。她穿一件白色的連衣裙，跪在地上，身邊還有一個女孩，也穿了一件白色的連衣裙，斯維塔正了正連衣裙上的什麼東西。夢境非常清亮，歷歷在目。就在這時，我醒了。
　　審訊人員硬要列夫在一份寫好的供詞上簽字，列夫怎麼也不籤。他們又換了一招，騙他簽了一個認罪書。這些人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證，說軍事法庭肯定會宣布他無罪，說著，給他拿來一份審訊筆錄，叫他簽字。列夫也沒仔細核對，糊裡糊塗就簽了。是主審軍官拿了一份文件給他看，說上面寫的都是列夫說的，列夫沒料到其中有詐，就信了他的話。那個軍官把聲明唸給他聽，列夫一聽就簽了字。他在這張紙的底部籤的這個詞，一共十個字母，蠅頭小字，將改變他的人生軌跡。他或許是累了，或許是太天真。列夫沒想到，那個軍官給他唸的，只是筆錄的一部分。而承認叛國罪那部分，沒給他讀出來。他籤的可是整個筆錄。等到開庭審判的時候，列夫才明白上了當。
　　1945年11月19日，蘇軍第八警衛軍的三人軍事法庭，在威瑪宣判，根據軍法刑律第58條第1(b)款，以背叛祖國罪判處列夫死刑。緊接著又宣布，死刑減為十年勞改，遣送至蘇聯勞改總局下屬的勞改營服刑。蘇聯法官經常把死刑減為長期勞改，這樣做是為勞改營輸送勞動力，因為其實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之上的。整個審判二十分鐘了事。
　　12月，列夫先被轉到德國奧德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n derOder)的一座軍法監獄，然後被押上回蘇聯的囚車。囚車一輛接一輛，一字排成長龍，在蘇聯武警押送下，轔轔東去。進了蘇聯還要繼續向北，要走三個月才能到達目的地：伯朝拉勞改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