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亂世情緣

　　莫斯科大學的院子裡綠樹成蔭，一大群學生在院子裡等著點名，好進去考試，這是入學考試。是列夫先看到斯維特拉娜的，他一眼就看到她了。斯維特拉娜和列夫的一個朋友正站在物理系門口。那朋友招手叫列夫過來，向他介紹斯維特拉娜，說這是他的中學同學。他們寒暄了幾句，這時物理系的門開了。大家聚集到樓梯上，他們也走了過去。樓梯口對著一個大廳，入學考試就在大廳裡進行。
　　那天可不是一見鍾情：他們倆都說不是。列夫非常小心，可不敢貿然愛上人家。但是斯維特拉娜已經吸引了他的注意。她中等個兒，苗條的身材，棕色的頭髮，高顴骨，尖下頦，一雙湛藍的眼睛，閃爍著憂傷的聰慧。莫斯科大學物理系是全蘇聯最好的物理系，1935年9月，只錄取了六名女生，她是其中之一。列夫和另外三十名男生也被錄取了。斯維特拉娜身穿一件深色的羊毛襯衫，灰色的短裙，腳上穿一雙黑色絨布料的鞋。上中學那會兒，她就是這身打扮。周圍都是男生，斯維特拉娜很顯眼。她說話的聲音非常好聽(後來她成為莫斯科大學合唱團成員)，再加上長得漂亮，亭亭玉立，又活潑歡快，所以大家都喜歡她。斯維特拉娜偶爾也和男生有交往。大家都知道她嘴尖舌巧。仰慕她的男生著實不少，可她只對列夫情有獨鍾，覺得他與眾不同，最為可人。列夫個子不高，也沒有運動員的身材，居然比她還矮點，不像一般同齡的小夥子那麼對自己的英俊有自信。翻看列夫當時的所有照片，穿的總是那件舊襯衫，最上面的鈕釦扣上了，卻不戴領帶，這是俄羅斯風格。從外表看，列夫還像個少年，不像成年人。但是列夫長得和顏悅色，藍色的眼睛含著柔情，嘴唇豐滿，像個小姑娘似的。
　　第一學期，列夫就開始管她叫斯維塔(Sveta)3[1]了。他們兩人經常見面，上課的時候也坐在一起，在圖書館彼此點頭致意。他們游走於這些含苞待放的未來的物理學家、工程師之間。大家同在大學飯廳吃飯，同在圖書館門口附近的學生俱樂部聚會，有的是來抽口菸，有的只是活動一下身體，聊聊天。
　　後來，列夫和斯維塔常常跟一群朋友出去看劇、看電影。散場後，列夫陪她走回家，走的路線很浪漫，從普希金廣場沿著花園大道一直走到波克洛夫兵營(Pokrovsky Barracks)。斯維塔的家就在波克洛夫兵營旁邊。這是情侶們晚上散步的地方。儘管1917年以後有些地區的性行為開放了，但在1930年代的學生圈裡，談戀愛的風俗還是浪漫的騎士風度占上風。在莫斯科大學，談情說愛十分認真，非常純潔。通常，在晚上，兩人告別朋友們之後，男方開始陪女方走回家，這時候，戀愛就算正式開始了。散步是說悄悄話的好時機，互相給對方背幾句鍾愛的詩句。大家都用背詩來談情說愛，風俗就是這樣。待走到她家門口，吻別的時候到了。這可是一個天賜良機，可以趁機親吻。
　　列夫知道，喜歡斯維塔的不止他一人。他常看見她和格奧爾基·利亞科夫(就是這位朋友把他介紹給斯維塔的)在克里姆林宮圍牆下面的亞歷山大花園裡一起徜徉。列夫有話憋在心裡，想問格奧爾基，又不好意思開口：他和斯維塔到底什麼關係？但有一天，格奧爾基說：「斯維特拉娜是個可愛的姑娘，但是很聰明，太聰明了。」一聽他這個口氣，列夫就明白了，格奧爾基準是被她的秀外慧中給懾服了。沒過多久，列夫也看出來，斯維塔有時情緒不穩定，心情不好，愛挑別人的刺兒，遇到有人不如自己聰明伶俐，就顯得缺乏耐心。
　　斯維特拉娜
　　列夫
　　漸漸地，列夫和斯維塔的關係越走越近。列夫回憶說，是一種「深切的同情心」把他們兩人連在一起。七十多年後，列夫坐在家中的客廳裡，想起那第一次情感的契合，笑了。他仔細想了想，字斟句酌地說：「當時我們不是頭腦一熱就愛上了，而是因為志同道合，彼此之間有一種深刻的、永恆的親和力。」
　　最後他們的關係終於發展為戀情：「當時，大家都知道斯維特拉娜是我的女友，因為，別人，我誰都不去找。」有一天，他們都明白了是在相愛。那是一天下午，他們兩人在斯維塔家附近散步，那條街叫作軍營街，是一個住宅區，非常安靜。斯維塔忽然拉起他的手，說：「我們往那邊兒走吧，我給你介紹兩個朋友。」於是，他們去見斯維塔小學時代的好朋友：一個是伊琳娜·克勞澤(Irina Krauze)，正在外語學院上學，法語專業；另一個叫亞歷山德拉·切爾諾莫爾迪克[Alelcsandra Chernomordik：暱稱「舒拉」(Shura)，也叫「舒爾卡」]，是學醫的。列夫明白，斯維塔把小時候的朋友介紹給他認識，這說明信任他，對他有感情。
　　不久，列夫接到邀請，到斯維塔家裡做客。斯維塔的姓是伊凡諾娃。她家有一套獨門獨戶的房子，兩個大房間，一個廚房。這在史達林的蘇聯可是前所未聞的奢侈。一般都是一套房子裡住好幾家，每家住一個房間，廚房和廁所都是幾家共用。斯維塔和妹妹塔尼婭(Tanya)，還有父母，一共四個人合住一個房間。房間裡有一張沙發，晚上拉出來就是床，她們姐妹兩個就睡這個沙發床。她哥哥雅羅斯拉夫(Yaloslav)，暱稱「亞拉」(Yam)，和妻子葉蓮娜(Elena)住另一個房間，屋裡有一個大衣櫃，還有一個書櫃，書櫃有玻璃拉門。屋子那邊還放著一架三角鋼琴。全家人都會彈鋼琴。天花板很高，傢俱古色古香。在這無產階級的首都，伊凡諾娃家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小島。
　　斯維塔的父親，亞歷山大·阿列克謝維奇，高個子，留著鬍子，五十四五歲的樣子，頭髮花白了，眼神憂傷而體貼。他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1902年在喀山大學上學時就參加了革命運動，被學校開除，被捕入獄，後來又上了聖彼得堡大學物理系，師從俄國傑出化學家謝爾蓋·列別捷夫(Sergei Lebedev)。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們共同研製出合成橡膠。1917年十月革命後，他組織蘇聯橡膠生產，起了主導作用。但是1921年他退黨了，官方說他是健康原因，實際上是他看到布爾什維克專制，感到幻滅了。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兩次出差去西歐，每次時間都很長。1930年他攜全家搬到了莫斯科。當時正是第一個五年計劃高峰期，蘇聯大張旗鼓地推行工業化。史達林的第一次大恐怖浪潮正席捲全國，矛頭直指「資產階級專家」。亞歷山大很多老朋友、老同事都被抓了，硬說他們是「間諜」、「破壞分子」，槍斃的槍斃，勞改的勞改。亞歷山大出過國，這可是政治問題，隨時會被揪出來問罪，但他總算活了下來，繼續為蘇聯的工業事業工作，還升為樹脂研究所副所長。在這個知識分子家庭，全家都重視技術，於是孩子長大以後都學理工科：哥哥亞拉上莫斯科機械製造學院，妹妹塔尼婭學的是氣象，斯維塔則進了物理系。
　　亞歷山大歡迎列夫來家裡做客。列夫是學理科的，亞歷山大很高興他來。斯維塔的母親，名叫阿娜斯塔西婭·葉羅菲耶芙娜，不那麼問寒問暖的，話也不多。她五十多歲，體態豐滿，慢條斯理的，手有毛病，怕人看見，戴著手套。斯維塔的母親是俄語教師，在莫斯科經濟學院工作，看她舉手投足的樣子，肯定是個嚴厲的老師。她動不動就眯起眼睛，透過寬邊眼鏡打量列卡起來。有很長時間，列夫很怕她。但是他們倆大一這一學年快結束時，發生了一件事，一切都隨著變了樣。有一次上課，斯維塔沒來，就借了列夫的課堂筆記來看。第一次考試前夕，列夫來拿筆記。阿娜斯塔西婭對他說，他的筆記記得非常好。話不多，是個小小的表揚吧，可對列夫來說，這是個意外的驚喜。列夫一聽，她話音這麼溫柔，這說明她已接受了自己，她可是斯維塔家的管事的啊。列夫回憶說：「當時，我覺得這等於給我發了通行證似的，可以進她家門啦。於是我來得更勤了，也不再靦腆了。」考完了試，在1936年那個漫長炎熱的夏天，列夫每天晚上都來找斯維塔，帶她去索科爾尼基公園，教她騎自行車。
　　列夫得到斯維塔家人的接受，這是他們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夫自己的家人都沒了。他1917年1月21日生於莫斯科，出生沒幾天，世界就天翻地覆：二月革命爆發了，世道一下子全變了，簡直是萬劫不復。他媽媽，名叫瓦連京娜·阿列克謝耶芙娜(Vdentina Alekseevna)，是一個外省小官吏的女兒，父母年紀輕輕就都沒了，她是由莫斯科兩個姨媽拉拔長大的，後來在莫斯科一所學校當老師時認識了列夫的父親。他爸名叫格列勃·費多羅維奇·米申科(Gleb Fedorovich Mishchenko)，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畢業，當時正在鐵道學院學工程學。米申科是個烏克蘭姓。格列勃的父親，名叫費多爾(Fedor)，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基輔大學語言學教授，翻譯家，他把很多古希臘文獻譯成了俄文。十月革命後，列夫的父母把家搬到西伯利亞一個小鎮，在託波爾斯克地區，那個鎮名叫博遼佐沃。格列勃當過鐵路工程師，做工程勘探的時候來過這裡，所以熟悉這個地方。博遼佐沃這一帶，18世紀以來就是一個流放地，距離布爾什維克政權很遠，又地處相對富裕的農業地區，所以是躲避內戰(1917—1921)的好地方，可以先待在這裡，等內戰打完再回去。內戰一打起來，莫斯科全城恐怖，經濟也崩潰了。他們找到了一個農家，租了個房間，全家人和瓦連京娜的姨媽都住在這裡。那個農家子女很多。格列勃找到一個工作：當學校老師，兼職做氣象員；瓦連京娜也當老師。列夫是他姨姥(他母親的姨媽)撫養大的，他姨姥名叫莉季婭·康斯坦丁諾芙娜(Lydia Konstantinovna)，列夫管她叫「姥姥」。她給列夫講過很多童話故事，還教他背誦基督教的主禱文，列夫一輩子都沒有忘。
　　1919年秋天，博遼佐沃來了布爾什維克。他們一來就抓人，凡是懷疑給「白軍」做過事的，全都抓了起來，說是「資產階級」人質。白軍是反革命軍隊，內戰時期曾占領過這個地區。有一天，布爾什維克把列夫的父母抓走了。當時，列夫四歲，跟他「姥姥」一起去當地的監獄，探視爸爸媽媽。他爸，格列勃，被關在一個大牢房裡，與九個囚犯關在一起。獄卒沒阻攔列夫，放他到牢房裡，挨著他爸坐著。獄卒持槍站在門口。列夫問爸爸：「那個叔叔是獵人麼？」爸爸答道：「叔叔在保衛我們呢。」列夫和姥姥在一個單人牢房裡見到了媽媽。他去看媽媽看了兩次。最後那次，媽媽給他一碗拌了糖的優格，這是用獄中做苦工賺的錢買的。她給他買優格吃，他這次來就別有一番「美味」在心頭。
　　過了不久，姥姥帶列夫去醫院，看到媽媽奄奄一息。媽媽胸口中了槍，很可能是獄卒開槍打的。列夫站在病房門口，忽然一個護士從身邊走過，手裡拿一個奇怪的紅色東西，一跳一跳的。列夫看了很害怕，不敢進病房。姥姥叫他進去和母親告別，但他還是在門口站著，沒進去，只望著姥姥走進去，徑直走到床邊，吻了吻媽媽的額頭。
　　葬禮在鎮上的大教堂裡舉行。列夫是和姥姥一起去的。棺材開著，沒蓋蓋兒。他太矮了，搆不到棺材沿，看不到裡面媽媽的臉，於是就坐在一個高高的凳子上，往裡瞅。但是在棺材後面，他看見一個個彩色聖像的臉上都被塗上了一塊油漆。在燭光中，他認出聖母像，正好在棺材頭的上方。至今他記憶猶新，當時他覺得聖母的臉就像她媽媽的臉一樣。列夫的爸爸被臨時從獄中放出來參加葬禮，有一個獄卒跟著。爸爸出現在身邊。列夫聽見一個女人說：「他是來告別的。」列夫的爸爸在棺材旁邊站了一會兒，就被獄卒帶走了。後來，列夫走到教堂外面的墓地，到媽媽的墳上去看過。新挖出來的土，一杯黑土，周圍都是雪，墳包上有人立了一個木頭的十字架。
　　幾天以後，列夫的姥姥又帶他來到那個教堂，參加第二個葬禮。這次有十個棺材，一個挨一個擺成一排，擺在聖像前。每個棺材裡躺著一個被布爾什維克殺害的人。其中就有列夫的爸爸。他牢房裡的難友一定都是同時被槍殺的。他們被埋在哪裡了，現在不得而知。
　　1921年夏，天氣大旱，俄國農村到處都在鬧饑荒。列夫和姥姥回到莫斯科。布爾什維克暫時叫停了階級鬥爭，暫時不反「資產階級」了。莫斯科劫後餘生的中產階級，現在又可以謀個生計，掙口飯吃了。列夫的姥姥在莫斯科的列弗爾託沃區(Lefortovo)當過二十年的助產士，那個區住著很多小商小販。姥姥帶著列夫搬到那裡，寄居在一個遠房親戚家裡。她祖孫兩人在房間的一角住了一年：屋裡掛著簾子，簾子後面放著一張大人床，一個嬰兒床，他們兩個就住在那裡。姥姥白天出去做零工，給人做護理。1922年，「卡佳姨媽」(AumKatya，瓦連京娜的妹妹)將列夫接到家裡。她和第二任丈夫住的房子在格拉諾夫街(Granovsky Street)，離克里姆林宮很近。房子不是獨門獨戶那種，而是和鄰居共用廚房和廁所。列夫在那裡一直住到1924年，然後搬到媽媽的另一個姨媽住的房子裡。媽媽的這個姨媽名叫伊莉莎白·康斯坦丁諾芙娜(Elizaveta Konstantinovna)，從前在一個女子高中當校長。她那房子在小尼基塔街(Malaia Nikitskaia Street)。列夫回憶說：「卡佳姨媽差不多天天都來看我們，所以我是在不斷有女性薰陶和照顧的環境中長大的。」
　　這三個女人自己都沒有孩子，她們的關愛並沒有彌補列夫的喪母之痛，但是在列夫心中培養出對所有女性的尊敬，甚至崇敬。除了她們母親般的愛，列夫還得到他父母三個最親密友人的道義支持和物質援助，他們都定期給姥姥寄錢：列夫的教母是一位醫生，住在亞美尼亞首都葉里溫；謝爾蓋·勒熱夫金，即「塞爾尤扎叔叔」，他是莫斯科大學的聲學教授；還有尼基塔·梅利尼科夫(NikitaMelhikov)，即「尼基塔叔叔」，他是一位老孟什維克4[1]、工程師、教師，精通好幾門外語，列夫管他叫「第二個父親」。
　　列夫上的，是一所男女合校的學校，坐落在大尼基塔街上。這所學校從前是一所女子高中(1918年蘇俄廢除了單一性別的學校)。校舍是一棟19世紀古典風格的樓房，分東西兩翼。列夫來這裡上學的時候，學校的風氣仍然保有知識分子的氣質。很多教職員工1917年前已經任教多年了。列夫的德文老師從前是學校的校長；教幼兒班的老師是一位著名的烏克蘭作曲家的表妹；他的俄文老師是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的親戚。但是，到了30年代初期，在列夫十多歲的時候，這所學校的課程變了樣，改為技工學校，側重工程學，和莫斯科好幾家工廠合作。工業技術員常來學校講課，講的都是實用科目、怎麼做實驗什麼的，培養孩子們將來到工廠當學徒。
　　斯維塔的學校在烏佐夫巷(Vuzovsky Lane)，距離列夫的學校不遠。假設他們兩人當時遇見了，彼此的印象會怎樣呢？他們的家庭背景大不相同：列夫來自莫斯科中產階級的舊世界，他的教養受到姥姥的東正教價值觀念的薰陶。而斯維塔呢，她出身於技術知識分子家庭，那是一個革新派的世界。但是，他們的很多基本價值觀念都相同，志趣也一樣，真是志同道合。拿他們那個年齡來說，他們都很成熟，嚴肅認真，聰明伶例，能獨立思考，以開放的心態吸收新知識，遇事總愛尋根究底。他們的世界觀是通過親身經歷自然形成的，不是官方宣傳培養出來的，也不是社會習俗的模子澆鑄出來的。有了這種獨立的精神，日後果然獲益匪淺。斯維塔1949年寫了一封信，回想她十一歲時是什麼樣，那時蘇聯學校裡反宗教運動正處於高潮：
　　回想起來，當時我好像比學校裡其他孩子更成熟……那個時候，我非常擔心上帝和宗教的問題。我們的鄰居都信教。亞拉常常拿鄰居的小孩尋開心。但是，我挺身而出，幫他們說話，維護宗教自由嘛。上帝的問題，我是解決了。我的結論是：第一，沒有上帝，我們還是理解不了什麼永恆啊、創世紀啊這些事情；第二，說不需要上帝，那是因為沒明白上帝的真諦(相信上帝，可能就會需要上帝了)。
　　列夫和斯維塔，到了他們這個年齡，都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精神，並且責任感極強。斯維塔的這種氣質是伊凡諾娃家的家風培養出來的，在家裡，妹妹塔尼婭由她來負責照管，還要做很多家務。列夫是為經濟條件所迫，不得不自己打工賺錢上學，來貼補姥姥微薄的退休金。
　　1932年，列夫剛剛十五歲，就打工上夜班。修建莫斯科第一條地鐵線(從高爾基公園到索科爾尼基公園)的時候，他也參加了。他的工作是丈量地鐵線長度，要穿街過巷地測量，後來他又加入了挖掘隊。挖掘隊大多是農民工。那年頭，農民工大批湧進莫斯科，為的是躲避家鄉的布爾什維克，要是不來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就會強迫他們加入集體農莊。第二年夏天，列夫聽說了集體化造成的可怕後果。有一次，他在養兔場當清潔工，認識了一個工友，這人剛從餓殍載道的烏克蘭鄉下來到這裡。這個人寫詩，詩句非常悲傷，「村裡的房子空了，一家家都沒人住了，一具具屍體堆在籬笆後面」。這些詩句感人肺腑，列夫受到強烈震撼。詩的主題駭人聽聞，列夫不以為然。他問那個工人：「為什麼你編出這麼可怕的場景啊？」那人回答說：「這可不是編的。我老家就是這樣啊，現在正在鬧饑荒。活人連埋死人的勁兒都沒有了。」列夫聽了嚇了一跳。列夫以前從未質疑過蘇維埃政權，也沒有質疑過蘇聯的政策。他是蘇聯共青團員，相信黨。但這位工人的話在他心中播下了懷疑的種子。那年晚些時候，生物老師組織了一趟學生遠足，那人是個布爾什維克積極分子。列夫隨大家來到莫斯科郊外一個集體農莊。那個老師挑了一個棄屋當劇場，叫人上演了一齣話劇《鬥爭害人蟲》。這個房子原來是村裡牧師的家，村裡搞集體化的時候把他全家攆出去了。屋子裡還有牧師被燒掉的書剩下的殘頁，其中有一本古希臘文聖經。列夫的爺爺會古希臘文，但是蘇維埃政權一來，就派不上用場了。
　　1935年，列夫上大學那年，他和姥姥(當時八十二歲)住在莫斯科西北部的列寧格勒大街，住的房子是幾家合住的那種，幾家共用一個廚房和洗手間。這套房子裡有一個房間是他那古怪的「奧爾加姨媽」(Aunt Olga)5[1]住的，她和她丈夫住在那個屋裡。列夫和姥姥住的房間很小、很暗：這邊靠牆放一張單人床，是列夫的床，那邊放一個大衣箱，箱子旁邊放了一把椅子，姥姥身子睡在箱子上，把腳放在椅子上，這麼一湊合，箱子和椅子接上就成了姥姥的床。窗前放了一張桌子，列夫床的上方是一個玻璃門櫃子，櫃裡裝著列夫的一整套化學實驗器皿，還有他的書，主要是數學書和物理書，也有幾本俄國古典文學作品。斯維塔來訪時，他們兩人就坐在列夫的床沿兒上交談。奧爾加姨媽那一雙滴溜溜圓的小眼睛總盯著他們在走廊裡的舉動。她這個人信教，去教堂風雨無阻，卻很不贊成斯維塔來串門，於是她就對列夫明講，說她懷疑他們有私情。列夫就說：「斯維塔是我大學同學，僅此而已。」但是奧爾加不信，她常常站在列夫門口，偷聽裡面有什麼動靜。她要抓「證據」。
　　列夫和斯維塔真正能夠自由的地方是在鄉下。每年夏天，斯維塔全家都住在鮑里斯科沃一個租來的鄉間大宅裡。鮑里斯科沃是伊斯特拉河上的一個村落，在莫斯科西北七十公里處。列夫常去拜訪他們，有時是從莫斯科騎自行車去，有時是坐火車去，火車坐到馬尼希諾，下火車再走一小時就到鮑里斯科沃了。列夫和斯維塔常常整天都在樹林裡，躺在河岸上，讀詩。等到暮色四合的時候，列夫不得不動身去趕最後一班火車回莫斯科，或者跨上自行車，長途騎回來。
　　1936年7月31日，列夫坐火車過來。那天熱浪滾滾，他在馬尼希諾下車後開始步行，走得汗流浹背。斯維塔家還在前面，他決定先在鮑里斯科沃附近的河裡游一會兒泳。他把衣服脫了，只剩下內褲，一下子鑽進水裡。可憐他水性不好，雖然盡力靠著岸邊游，無奈河水湍急，把他沖走了，漸漸沉入水中浮不上來。正在這時，列夫看見岸上有個漁夫，就大聲向他呼救：「救命啊，要淹死啦！」那漁夫原地不動。列夫又沉了下去，第二次浮上來的時候又大聲呼救，卻又沉入水中。列夫沒力了，自己是救不了自己了。他想，距離斯維塔住的房子這麼近，死在這裡多麼愚蠢！這時，他失去了知覺，昏了過去。甦醒以後，坐在岸上，發現那個漁夫就在旁邊。列夫上氣不接下氣，只顧喘氣了。救他的那個人，列夫還沒顧得上細看。那人當時正站在他身後，列夫訓斥那個漁夫為什麼不跳下去救他。列夫還沒來得及請教那人姓甚名誰，沒來得及好好道謝，人家就走了。列夫和斯維塔一家人待了一天，晚上，列夫動身去火車站。斯維塔和妹妹塔尼婭來送他。前面就是村口了，斯維塔和塔尼婭向他告別，目送他向村裡的火車站走去。列夫進了村裡，碰巧遇見了救他的那個人。他一眼就認出來了。有個老先生和那人在一起，還有兩個女的。列夫向那人表示感謝，請教尊姓大名。那老先生答道：「我是辛佐夫教授，這是我的女婿，別斯帕洛夫(Bespalov)工程師。這兩位女士，一位是我妻子，一位是他妻子。」列夫再一次向他們道謝，然後走進火車站。火車站裡正在播放聖桑的名曲《引子與迴旋隨想曲》(Introduction and Rondo Capriccioso)。列夫聽著大衛·奧伊斯特拉赫100[1]優美的小提琴獨奏，深感自己還能活著，實屬不易，激動得不能自已。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比以前更加熱烈，更加生動。他得救了！他愛著斯維特拉娜！他在這音樂聲中聽出了自己的喜悅。
　　人生有各式各樣的喜悅，但飄忽不定，說沒就沒。1935年，史達林宣布生活「越來越好，越來越快樂」，將來會買到更多的消費品、伏特加、魚子醬，會有更多的舞廳、更多歡快的電影，讓人民笑口常開，使他們對光輝燦爛的未來繼續充滿信心。建成共產主義，光明的未來就到了。可是，與此同時，史達林的政治警察機關「內務人民委員部」正在制定大逮捕的名單。
　　1937—1938年的大恐怖時期，至少有一百三十萬人被打成「人民的敵人」，遭到逮捕，其中半數以上後來都被槍斃了。如此精心策劃的大規模謀殺，目的何在，誰都不知道——是因為史達林疑神疑鬼，看誰都像仇敵，要把潛在的敵人都滅絕，還是要把「社會異己分子」斬盡殺絕。最有可能的是，當時國際局勢緊張，他想，一旦爆發戰爭，那些「不可靠分子」會乘機滋事，不如先下手為強，斬草除根。大恐怖瀰漫社會每個角落，殃及生活所有領域，舉國噤聲，道路以目。一夜之間，鄰居、同事、朋友、親戚都可能被扣上「間諜」的大帽子，或被打成「法西斯分子」。
　　蘇聯物理學界尤其脆弱，原因有兩個：第一，物理學可以用於實戰，對軍事很重要；第二，在意識形態上，物理學界分成兩派。莫斯科大學物理系是意識形態兩派爭論的中心。一派是才華橫溢的年輕研究人員，例如，尤里·魯梅爾(Yury Rumer)和鮑里斯·蓋森(Boris Gessen)。他們擁護愛因斯坦、波爾和海森堡的物理學。另一派是一些老教師，他們譴責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說那是「唯心主義」，與馬列主義「科學」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水火不相容。政治一插進來，意識形態分歧就更嚴重了。唯物主義這一派指控量子力學派「不愛國」(言外之意就是「間諜」)，因為他們受了西方科學的影響，還到國外去過。1936年8月，列夫和斯維塔馬上就要上大二的時候，蓋森被逮捕了，罪名是參加「反革命恐怖組織」。後來，他被槍斃了。1937年，魯梅爾被莫斯科大學開除了。
　　官方要求學生提高警惕。學生一旦有家人被捕，對親人必須檢舉揭發，同學當中的共青團團員就鬥他，要求學校開除他的大學學籍。其他各系有很多學生都被開除了。物理系開除的沒那麼多，物理系學生很抱團。1937年出了一件事，正是因為有大家護著，列夫才沒遭殃。
　　莫斯科大學全日制學生都得參加軍訓，並加入後備役，戰時就要開赴前線。物理系學生受訓，訓練他們將來當步兵指揮官。軍訓在兩個夏令營地進行，那裡離弗拉基米爾很近。1937年7月，第一個軍訓營的主要教官剛剛升為副團長。這個團都是學生，但不是大學生。這個教官有個愛好，專挑這些物理學精英狠狠訓練，強迫他們先跑二百公尺，然後再正步走二百公尺，跑了走，走了跑，沒完沒了，他在那裡幸災樂禍地看著。有權有勢就欺負人，列夫可看不下去，非說不可，讓他不出聲，那是辦不到的。他秉性就是這樣。列夫終於大聲說道：「什麼指揮官，都成了白痴！」他聲音很大，就是要讓教官聽見。教官遂向當局舉報列夫。事情捅到了莫斯科軍區師黨委。師黨委下令開除列夫的共青團團籍，罪名是「從事反革命托洛斯基宣傳鼓動，反對工農紅軍的指揮隊伍」。9月份開學，列夫回到莫斯科大學。他擔心此事未完，還會有進一步的後果，於是籲請師黨委收回成命，不要開除他的團籍。他被叫到軍區總部，師黨委聽取了他對事情的陳述，取消了開除，處分變成「嚴厲警告」，說他的「行為有違共青團員稱號」。列夫終於逃脫了懲罰，很幸運。他後來得知，多虧物理系三位朋友挺身而出，勇敢地向師黨委寫了一封信為他開脫，並在信上簽上了各自的名字。系裡的同學都非常喜歡列夫，所以他們甘願冒這個險為列夫辯護。他們出來為列夫說話，容易引火燒身，有可能自己反倒被抓起來，因為在當局眼中，三人已經構成「組織」了。
　　就是因為這件事，列夫和斯維塔才最終走到一起。他們大二這一年關係有點冷淡，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見面了。是斯維塔先了斷關係，她突然就不聯繫朋友中的同學了。因為什麼，列夫也不知道。從夏天開始，他們兩人本來是天天見面的，斯維塔還向列夫要了照片呢。那時，很多朋友都在辦婚禮。列夫一定也想和她馬上成婚吧。就在這時，斯維塔躲開了，連個招呼都沒打。回想這個時期，斯維塔說都是因為她當時「心情不好」：都怪這個憂鬱症，此後多年未癒，一直折磨著她。後來，斯維塔寫信告訴列夫說：「我多次責備自己，真不該壞了咱們兩人的好事，給你造成很多痛苦，我當時竟然做出那樣的傻事，真是莫名其妙。」
　　斯維塔一看列夫遇到麻煩，立刻回到他身邊。接下來的三年裡，他們兩人形影不離了。早晨，斯維塔上學的路上會有列夫來接她。斯維塔放學時，列夫會在門口等她，帶她一起去逛列寧格勒大街，給她做飯，或者和她一起去看劇、看電影，然後再陪她走回家。在他們兩人的關係中，詩是一個重要的元素。他們常常一起讀詩，互相寄贈詩，介紹沒讀過的詩。阿赫瑪託娃和勃洛克是斯維塔鍾愛的詩人，但她也喜歡葉蓮娜·雷溫娜(Elena Ryvina)的詩。有一天晚上，在莫斯科街上漫步的時候，她就給列夫背誦了雷溫娜的詩：
　　你香菸的火光先暗下去，又亮起來。
　　我們沿著羅西6[1]大街走著，
　　路燈白白地亮著。
　　難得一見，時間又太短暫，
　　好像剛一邁步，一眨眼，
　　又要說再見，
　　親愛的建築師，
　　你這條街，怎麼這麼短？
　　有時，列夫工作到很晚，沒空來看她，於是夜裡就來她家門前走一走，有一次，留下了一張便條：
　　斯維塔！我來看你了，看你怎麼樣，別忘了明天是29號，在我們的老地方見啊。今天我就不闖進你家了，因為天色已晚：十一點半。你家有兩個窗戶已經熄燈了。還有兩個窗戶，燈光也調暗了。我來會把大家吵醒的，嚇他們一跳。有空來找我啊。向你媽媽問好，向塔尼婭問好。
　　1940年1月，列夫的姥姥去世了。在瓦甘卡公墓下葬那天，斯維塔陪伴在列夫身旁。
　　2月份，列夫被聘為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FIAN)的技術助理。他還沒畢業，在上大學最後一年，但物理系的一個朋友納烏姆·格里高洛夫(Naum Grigorov)剛進這個研究所就向所裡推薦他。進研究所是個好機會，可以馬上開始做科學研究了。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是用彼得·列別捷夫(Pyotr Lebedev)的名字命名的。列別捷夫是俄國物理學家。物體反射光，也吸收光。這光線所施加的壓力，是他最先測量出來的。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之一。列夫參與的宇宙射線項目，也是一個最前沿的研究課題。列夫白天學習，晚上常常在實驗室上晚班。斯維塔常在圖書館待到很晚，然後步行三公里的路，從物理系走到米烏斯克廣場，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就坐落於此。她總是坐在院子裡一個長凳上等列夫，列夫一般是在八點鐘左右出現，然後陪她一起走到她家。
　　有一次在實驗室，列夫太累了，不知不覺睡著了，過了九點鐘才醒來。斯維塔還坐在長凳上等他呢。列夫告訴她剛才睡著了，她笑了起來。
　　那年夏天，列夫去高加索，上厄爾布魯士山(Mount Elbrus)作科學考察。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在山上有一個研究基地。這個基地距離宇宙射線進入地球大氣層的進入點比較近。列夫他們小組可以在這裡近距離研究宇宙射線的效應。列夫在基地待了三個月。他給斯維塔寫信說：「昨天我們爬上山來，很快到達我們住的地方。我感覺好極了，食慾大增，特能吃，有許多難忘的經歷。」與此同時，大學放暑假，斯維塔暑假期間在列寧圖書館用功。當時列寧圖書館正在擴建，是一座現代混凝土大樓，離克里姆林宮不遠。她給列夫寫信說：「知道嗎，現在這個圖書館前面，有一個漂亮的廣場，種滿了灌木叢和花。我生日，誰給我獻花呀？」列夫定於9月1日從高加索回來，那時離斯維塔二十三歲生日還有十天。她每年過生日，列夫都給她送花。過生日之前這些天，她只好將就著看信了：
　　親愛的列夫：
　　我今天一到家首先就想問，有沒有我的信。但是大家借你的話題拿我尋開心。所以，我就假裝等的是伊琳娜的明信片。可是，塔尼婭故意加重語氣說，沒有伊琳娜的明信片啊。我一聽就明白了，肯定是你來了什麼東西，於是我就跟著她，從一個房間跟到另一個房間(我們家房間的門還是都敞開著，所以各個房間隨便逛，愛逛多久，就逛多久)，懇求她把你的信給我。後來還是媽媽可憐我，把信給我了。
　　1940年8月3日
　　1940年，列夫在厄爾布魯士山上
　　斯維塔給列夫寫信，告訴他自己的近況。圖書館邀請斯維塔來館裡工作，是一份固定工作，不是臨時工。
　　他們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了。我熟悉各個房間的布局，熟悉房間裡的書櫃、書架……期刊我也瞭如指掌。因為我懂羅馬字母，所以任何期刊的月份、年份、期刊名、價格，我都能看明白，任何語言的期刊都沒問題，除了中文……我的腦袋，雖然不敢說是最優秀的，但肯定不是徒有其表……薇拉·伊凡諾芙娜說，一年以後，就讓我當組長。如果想在圖書館幹一輩子，那麼現在就是圖書館職業生涯的好開端啦。但我不想一輩子都待在那裡，所以……星期一我就告訴他們：我不幹。
　　列夫，別擔心我的身體。我怎麼告訴過你來著？有什麼身體就有什麼心情，還是有什麼心情就有什麼身體？不管怎麼說，從我的字體，你就可以看出來，我很平靜，無憂無慮，也就是說，我什麼病都沒有，好人兒一個。媽媽說，我有肺結核。她的根據是我體重減輕了。但是，你知道，我吃的那些東西，體重不減輕才怪呢，我什麼別的症狀都沒有。
　　1941年6月，列夫本來定於要和研究所的同事第二次上厄爾布魯士山作考察的。6月22日星期天上午，他們考察隊都在所裡，正在為出發做最後的準備。列夫興致勃勃，心情特別好。他剛剛通過大學最後的考試。系裡給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委員會告訴他，研究所宇宙射線項目的研究，只選了四個學生，他是其中之一。這時，斯維塔已經回到物理系，落了一年的課程，還得補習一年才能畢業。這太好了，他們倆可以在一起，會很快樂。還剩下最後幾件設備要帶走，列夫和同事正在打包，忽然隊長進來了，說：「我們哪裡也別去了。聽收音機廣播了麼？」那天中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有個特別廣播講話，他用顫抖的聲音宣布：「今天凌晨四點，德國軍隊進犯我國，攻打我國很多邊境地區，轟炸我國城市：日托米爾(Zhitomir，在烏克蘭中西部)、基輔、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克里米亞半島西南岸海港城市)、考納斯(Kaunas，立陶宛中南部城市)，還有其他地方。」
　　德軍攻勢凌厲，勢如破竹，蘇軍猝不及防，毫無準備。史達林事先已經接到情報，德國準備入侵蘇聯，但他沒理睬。蘇軍防線全線崩潰，亂成一團。德軍入侵部隊，打前鋒的是十九個裝甲師、十五個摩托化步兵師。德軍沒費吹灰之力就把蘇軍打得落花流水。開戰的第一天上午，蘇聯空軍就損失了一千二百多架飛機，大多是還在地面停機坪趴著就被德軍轟炸機炸燬了。在幾個小時之內，德軍特種部隊就已經深入到蘇聯內地。他們切斷電話線，占領橋梁，為主攻戰役做準備。
　　那天下午，莫斯科大學共青團委在大禮堂召開會議，一致通過決議，動員全體學生保衛祖國。人人都想報名。到了6月底，有一千多名師生報名參加了第八志願炮兵師，其中有五十來個人是物理系的。列夫即是其中之一。7月6日，他在集合點給斯維塔家寫信說：「現在這裡很亂，前景如何，很難說。只有一點比較清楚，我們會在這裡住，在這裡學習，等到徵兵局命令下來，叫我們去服兵役，那時候才能轉移。」
　　戰爭爆發，列夫感到非常震驚。最初幾天，他無法設想戰爭會造成什麼後果。他的研究、他在莫斯科的生活、他和斯維塔的關係，一切都說不定了。他一個勁地喃喃自語，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戰爭來了。」
　　雖然列夫自願報名上前線，但是他很擔憂，指揮官不好乾，責任重大，有點不敢當。由於史達林實行腥風血雨的恐怖政策，大批蘇軍軍官被害。現在，軍官缺得要命，像列夫這樣的新手居然被招去帶兵，叫他們率領士兵衝鋒陷陣。列夫只受過兩年軍訓就升了少尉。這意味著，有可能叫他去帶一個排的兵力，管三十個人，但是他心裡沒底，對自己的戰術能力一點兒信心都沒有。最終分派下來，是讓他去指揮一個後勤供給單位，人數較少，一共有六個學生、兩個大學裡的人，這兩個人年紀比學生稍大一點兒。和學生在一個連隊，他心情好多了，大家都和他一樣沒有經驗。他想，如果自己犯了什麼錯，大家更容易原諒他。如果他管的是工人階級出身的士兵，就不會那麼寬容他了。
　　列夫這個連隊，任務就是把莫斯科倉庫裡的給養運到前線，交給通訊營。他的麾下有兩個卡車司機，兩個力工，一個廚師，一個會計，一個倉庫管理員，大家都直接聽他調遣。他們開車向前線駛去，沿途看到潰亂的場景。這些景象戳穿了蘇聯報紙宣傳的謊言。莫斯科官方報導，說什麼蘇聯軍隊擊退了德軍，但是列夫看到的卻是蘇軍節節敗退，落荒而逃：樹林裡到處都是當兵的和老百姓，逃難的人群往東邊跑，直奔莫斯科而去，路上擠得水洩不通。死的人成千上萬。7月13日，列夫到了斯摩稜斯克附近的森林裡，德軍已把斯摩稜斯克團團包圍了。
　　親愛的斯維塔，我們現在住在樹林裡，我做的和家務事差不多。我的任務就是要讓這裡的每一個人都吃上飯，包括那些最高級別的軍官。這些官兒要吃什麼不好好說，總是大吼大叫地要……在這裡也有好處，去倉庫的時候就相對自由了。斯維塔，你寫信，絕對寄不到這裡，誰都不知道明天會在哪裡。要想得到你的音訊，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我們出車送貨的時候，我來看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來哦。
　　去莫斯科時，列夫就將前線戰士的書信帶給他們的親屬；返回前線時，則為戰士們帶去家書。他去軍隊倉庫的時候，也會抽空去看斯維塔和她的家人。7月份去時沒見到斯維塔，只見到她父母。她父母給他「又拿吃的，又拿喝的」。列夫曾給斯維塔留下一封信，信裡提到了她父母的盛情。9月初，他又去了一次，不料，斯維塔已經回學校去了。對列夫來說，和她家人保持聯繫與和她本人在一起同樣重要，因為這使他有歸屬感。後來有一次去，斯維塔的父親給他一張紙，上面寫的是蘇聯各地四個親朋好友的地址：萬一他上前線，斯維塔全家被疏散到外地，不在莫斯科了，他可以向這些親友求助，幫助尋找斯維塔和她家人。雖然斯維塔父親沒有明說，但看著紙上寫的這些，顯然，斯維塔的父親是把他當兒子看待了。
　　莫斯科還能去一次。列夫知道，要想見斯維塔，這是最後的機會了，因為給養倉庫那邊已經通知他了，不會再給通訊營發給養了。列夫對司機說了聲「待會兒見」，就轉身跑出倉庫，向斯維塔家奔去。斯維塔很可能不在家，因為正是中午，但是他還是跑了過去，誰在就向誰告別。或許，斯維塔的媽媽在家，或者她妹妹在家吧。列夫敲了敲門。開門的是斯維塔的媽媽，阿娜斯塔西婭。列夫走進門廳走廊，說他在莫斯科只能待幾個小時就要上前線去了，他是來道謝的，也是來告別的。列夫不知道是應該和她吻別呢，還是不應該吻別。斯維塔的媽媽待人從來不是熱情得很，情感不怎麼外露。列夫鞠了一躬，轉身向門口走去。但是，阿娜斯塔西婭叫住了他，說：「等等，讓我吻吻你。」她擁抱了列夫。列夫吻了一下她的手，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