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社會學大理論的概論課程上講到韋伯的時候，我告訴學生們，要想具備新教倫理，你無須是一名新教教徒。「看我，」我說，「我父親是猶太教徒，母親是天主教徒——」只要一提到「節假日」這個暗含了毫無顧忌地揮霍金錢和時間的詞語，我就會產生過敏反應而出疹子。儲存，儲存！那可是我的人生信條，無論是出版物、索引卡，還是承諾持有人出具英格蘭銀行即可兌換多少多少英鎊的那些薄紙片兒，我都存著。努力工作，不懈奮鬥，不斷超越！為了工作本身！我的學生們鬍子拉碴，懶洋洋地靠在座椅上，一門心思想著如何領取救濟金同時暑假搭便車去希臘旅行，寬容卻並不信服地對我笑著。有時，為了讓他們明白工作的真正價值，我會給他們講述關於我第一份工作的故事。
曾經，在那些過往的歲月裡，更確切地說，在1952年的夏天(我這樣開始講道)，還有三個月滿十八歲的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滑鐵盧火車站推著小推車販賣報紙雜誌。為了填補等待大學入學考試成績(無須多言，我成績優秀)與正式去大學唸書之間的數週空閒時間，我得到了這份臨時工作。做這份工作並非出於經濟考慮，我每週只能賺三鎊十先令(即使考慮到隨後的通貨膨脹)，還要每天從格林威治的家奔波到這裡來，這就顯得不那麼值當了。做這份工作是出於我的個人原則。我父親經營著一家裁縫店，僱了三十個工人(他曾打算讓我繼承家業，畢竟我是家裡唯一的孩子)。他對大學教育有什麼意義或者會得到什麼收益表示懷疑，認為我至少不該在等著去大學唸書的這段日子裡遊手好閒，待在家中。我父親看見《旗幟晚報》登出的招工廣告，甚至不與我商量就給經理打了電話，說服他給了我這份臨時工作。我母親看著廣告，注意到上面寫著「適合離校生」。
「他已經離開學校了，不是嗎？」我父親問道。
「離校生是暗指現代中學[1]裡某些升學無望的十五歲學生。」母親說，「這是一種委婉的說辭。」我的母親是一名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所以這份工作的報酬也是個委婉的說辭。」她繼續說道。與我父親結婚多年，她身上愛爾蘭人的幽默感也有了猶太教徒的趣味。「沒關係，這會讓他見識一下真正的社會。」我父親說，「在他再埋頭苦讀三年之前。」
「的確如此，他應該讓眼睛歇歇。」我母親附和道。他們的談話在廚房裡進行著。我坐在餐廳裡，翻著我的集郵冊(當時，我正按照《史丹利·吉本斯[2]郵票目錄》中所列出的郵票價值，把我所有的郵票加在一起，似乎值數千英鎊，但我無意出售)，偷聽到談話。後來我發現他們是故意講給我聽的。這樣一來，當他們正式和我提起談話的主要內容時，我就可以有所準備地給出自己的想法。這種看似無心實則有意的透信兒，極好地潤滑了我們的家庭生活。我父親走到餐廳，「噢，你在這裡呢。」他說，並假裝感到意外，「我給你找到了一份工作。」
「什麼樣的工作？」我小心翼翼地問。我已經決定接受這份工作了。緊接著的週一早晨八點半，我準時到達書攤。書攤是滑鐵盧火車站中間一大片綠色的小島。潮水般湧來的辦公室職員搭乘城郊火車到達後，行色匆匆地穿過火車站，趕著換乘下一班地鐵或公車，就像身後有惡魔追趕似的，只有在店鋪櫃檯上抓一份報紙或雜誌時才稍作停留。在一間狹小逼仄、悶熱難耐的辦公室裡，在堆著發票和留下無數茶杯的圓形印跡的桌旁，坐著經理霍斯金斯先生。他臉色憔悴，脾氣暴躁，個子矮小。很明顯他曾經中過風或是患過某種麻痺症，因為他右臉麻痺，一邊嘴角靠一個細小的帶鏈的金鉤吊起，鏈子掛在眼鏡上。霍斯金斯先生從另一邊嘴角擠出話來，說一名顧客買了三件東西，價格分別是九便士、兩先令六便士、一個半便士。他拿出一張十先令的鈔票，問我需要找他多少錢。我按捺著，本想提醒他我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英國大學入學考試，但還是耐心地回答了他的問題，回答之快似乎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後，霍斯金斯先生領我走到三個移動報攤前，只見兩個小年輕人在那裡無所事事地晃蕩。這是些刷了綠色油漆的木製報攤推車，傾斜的側面安上了書架欄，擺放著供展示的報紙雜誌。
「雷！米奇！他是新來的。跟他說說我們這裡是怎麼工作的。」霍斯金斯先生說完後，又轉身回到他的小窩裡。
雷與我身材差不多，儘管(我猜測)他可能比我小一歲。他抽著菸，菸捲隨意地垂在下嘴唇上，無須動手，香菸就不時地從一邊嘴角轉到另一邊，彷彿在炫耀自己至少在某一方面比霍斯金斯先生有優勢。他把手插在軍用衝鋒衣的口袋裡，長筒靴從磨破的褲子裡露了出來。米奇(我從未發現這究竟是暱稱還是名或姓的縮寫)非常瘦小，我看不出他的年紀。他乾瘦，小臉髒兮兮的，就像隻猴子，還不停地咬著指甲。他穿著無領襯衫，褲子和外套分別屬於兩套不同的條紋西裝，是工人階層的子弟通常在週日穿的最好的衣服，這是對他們父輩著裝風格的一種廉價的模仿。棕色的外套和藍色的褲子都已破爛不堪。他們看著我灰色的法蘭絨褲子，文法學校[3]的輕便短上衣——這身裝束是按照我母親的建議穿的。我決定把這身衣服當作工作服，因為我以後再也用不著了。
「你為什麼要做這種沒有出路的工作？」這是雷第一次開口說話。「我只幹一個月。」我說，「我等著去大學唸書。」
「大學？你指的是像牛津、劍橋那樣的大學嗎？有划船比賽的？」(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去大學唸書不像今天這樣普遍。)
「不，倫敦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圖什麼？」
「為了拿個學位。」
「要那個有什麼用？」
我沉吟片刻，最後簡短地回答了他的問題，「以後能找個好工作。」我沒有費力去解釋，其實我以後不用找工作，因為家裡已有一個蒸蒸日上的小買賣可以讓我輕鬆繼承了。米奇咬著手指頭盯著我，就像叢林裡的侏儒見到白人探險家時一樣震驚。
霍斯金斯先生從門口探出頭，面帶慍色，「我想我已經說過了『告訴他我們這裡怎麼工作』，是吧？」
怎麼工作對我來說很簡單。把小推車裝滿報紙雜誌，在火車離站前上客裝貨時，推到月臺上。那些年，滑鐵盧火車站沒有報刊亭，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為通過檢票口後沒有準備書報雜誌的乘客提供服務。最好做的生意是連接南安普敦與大西洋班輪的港口聯運火車(還記得不？)，乘客中總有一部分急著想花光口袋裡沉甸甸的英國硬幣的美國乘客，為我們帶來了最熱門的生意。僅次於此的是駛往度假勝地與西南村鎮的快鐵，尤其是豪華普爾曼全臥鋪列車「伯恩茅斯麗人號」，每一扇帶窗簾的窗戶旁都有一盞粉紅色燈罩的檯燈。下午晚些時候和傍晚的通勤人群努力擠進早晨搭乘的那輛髒亂不堪的火車，他們除了從我們這裡買報紙之外，幾乎不買別的。我們的工作要求很簡單，那就是推著小推車在車站裡奔波，以尋求銷量。當推車裡的存貨不足時，我們就推回店鋪再充實貨品。在櫃檯裡售貨的一名年輕活潑的已婚婦女名叫布倫達，頭髮燙得精心考究，她會拿出我們需要的東西並記錄我們拿走的數量。
我並非不愛這份工作。火車站是一個具有社會學研究價值的地方。英國階級體制的微妙層級，在火車站以無可比擬的豐富性和跨度生動地體現出來。在這裡你能遇見每一種不同類型的人，你能聽到他人生活中最動情的時刻：夫妻戀人間的聚散離合、士兵離別征戰沙場、家人去自治領開始新的生活、新婚夫妻去度……管他什麼樣的蜜月。在這方面我僅有一個模糊的概念，為了參加英國大學入學考試，我忙於苦讀，無法花很多時間去考慮性方面的問題，更不用說有什麼性生活了，連手淫都沒有。
在我開始工作後的第二天，雷告訴我應該在我的手推車上放上幾張《手淫者時報》，於是我天真地徑直去找布倫達要一些。這對我來說是個新鮮詞。就這個詞指涉的行為而言，在我十四歲的時候，父親就已經在與我進行生活常識的對話時有力地警告過我。(當我在餐廳偷聽的時候，很明顯這一談話又和我母親進行了一次。「即使在我還是一個年輕小夥子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浪費我的精力，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父親大聲宣講著，「我留著用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我也是這麼認為的。」我母親說道。)布倫達的臉一下子紅了，她低聲咕噥地走到霍斯金斯先生跟前向他抱怨。而霍斯金斯先生則衝出辦公室，半邊臉面無表情，半邊臉怒不可遏。
「你想幹嗎，像那樣去侮辱布倫達？你最好把嘴洗乾淨，要不就滾出去。」他努力保持克制，顯然也是意識到我的一臉茫然是真切的。「是雷唆使你這麼做的嗎？」他克制地竊笑著，肩膀也隨之抖動，使得那條金鍊子隱約作響地晃起來，「好了，我會跟他說的，但是下次別這麼幼稚了。」穿過火車站的外圍地帶，我躲在自動語音體重器旁，看見目睹了這一幕的雷和米奇正咧嘴笑著互相推擠。「順便提一下，」回辦公室的途中，霍斯金斯先生向身後拋來一句話，「我們從來不在小推車裡放《健康與效率》雜誌。」(通常我需要向學生們解釋的是，《健康與效率》雜誌是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可以公開銷售的出版物之一，讀者可以看到照片中的裸體女性在沙丘間雅緻地擺佈，或是刻意擺好打沙灘排球時的扣殺姿勢。)每天工作結束後，我們都把錢交給霍斯金斯先生清點入帳。工作第一天我賣了三英鎊十五先令六便士，米奇賣了五英鎊七先令八便士，而雷賣了七英鎊一便士。我的進帳不如另外兩位，我絲毫不感到驚訝，因為他們已經從經驗中熟悉火車班次、生意最好的時刻和地點了。到第二週的週五，一週中最忙碌的一天，相比米奇所賣得的九英鎊一先令六便士，我的進帳幾乎與他持平，為八英鎊十九先令六便士，儘管雷賣了十英鎊十五先令九便士。
「你一天最多賣出過多少錢？」離開店鋪的時候我問，然後一邊把微薄的工資塞進口袋裡，一邊準備湧入歸家的人群。這些現代中學畢業的人比我賺得多，這讓我感到惱火——哪怕是考慮了他們的豐富經驗。這可比《健康與效率》的惡作劇更讓我不快了。
「有一個週五，雷賣了十一鎊十九先令六便士。」米奇說，「那是最高紀錄了。」
這句話真要人命！就如同酒的氣味之於酒鬼。這份工作頓時變成了一種競賽，就像讀書考試一樣，只不過一個人的業績是由所得收入而不是考試成績衡量的。我決意要在下週五打敗雷創造的紀錄。我依然記得霍斯金斯先生宣布我的總進帳時，雷和米奇那副震驚、難以置信的表情。
「正正好十二鎊！幹得好，小夥子！我相信那是最高紀錄。」
翌日，也就是週六，我注意到雷正在數列長長的隊伍前奔波忙碌著，這些外出休假的人正排隊等待去海濱度假勝地的特別專列，在他們到達我和米奇賣力兜售雜誌的月臺前，買賣就已經做成了。當霍斯金斯先生宣布當天的進帳時，雷賣了十二鎊七先令八便士，這是一項新的紀錄，令人稱奇的是這竟是在週六創造的。
很快，我們陷入了激烈的競爭中。隨著我們的日進帳和週進帳都不斷攀升，霍斯金斯先生自然表現出了可以理解的喜悅之情，但從經濟方面來說，這卻十分不合理，因為我們並沒有提成。傍晚，只要聽到小推車的聲音，他就會從那方舒適的小天地走出來迎接我們，嘴角歪翹起展露笑意。微弱的陽光斜照在火車站髒汙的屋頂玻璃板上，他掛在眼鏡上的金鍊子也在陽光下閃爍著。以往的紀錄十一鎊十九先令六便士儼然就快成為一個可以被忽略的數字了——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能在下了雨的週一或週二輕而易舉地取得。我工作後的第三個週五，我們的總共進帳超過五十鎊。當霍斯金斯先生宣布總額時，雷一臉緊張，臉色發白，米奇咬著手指甲，好像一個飢腸轆轆的食人魔只剩下自己可以吃了。米奇賣了十四鎊十先令三便士，雷賣了十八鎊四先令九便士，而我賣了十九鎊一先令三便士。
隨後的一週是我打工的最後一段時間。意識到這一事實，雷和米奇決心要超過我，我也急切地應對他們的挑戰。一列火車駛離站臺，另一列火車開始載客，我們推著小推車從一個站臺跑到——真的是跑——另一個站臺。我們專挑那些坐在港口聯運火車上看起來很富有的美國人，在他們附近蹓躂，把我們最貴的雜誌《服飾與美容》《時尚芭莎》——每種售價整整半克朗[4]——擺放在最顯眼的地方。我們培養出了眼力，能看出那些坐「伯恩茅斯麗人號」的小夥子，他們會為了給女朋友留下深刻印象而出手闊綽地買雜誌，其實顯然誰都不會認真讀這些雜誌。為了迎合當時客戶的品味，我們來回更換雜誌的擺放位置，一天內調整數次。我們縮短了午餐時間，茶歇時也在走動。雷和我的每日進帳總是不相上下：有時他比我多掙幾個先令，有時我比他多掙幾個先令。但事實上真正的較量是在週五，那是我工作的最後一天，因為我的工時已經超了，所以最後一個週六可以休息。雷和我都意識到，在我們這四分鐘跑一英里的比賽中，週五將見證紀錄再次被打破，也許我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會達到一天賣二十鎊這一不可思議的數字。
那天，我們推著小推車不顧一切地在火車站狂奔，在離站快車的頭等車廂邊占據兜售的最佳攤位。我們心懷妒意地看著彼此越來越少的存貨。就像阿拉伯街頭的商販一樣，我們與那些感到驚奇的乘客搭訕，我們擠破腦袋鑽進那些裡三層外三層含著淚彼此擁抱告別的親人們當中，或者面對車廂裡已經安頓好、正準備安靜地打個瞌睡的乘客，急促地敲打著車窗，纏著他們購買我們的雜誌。有一刻，我一度看見雷為了做成一樁《美好家園》雜誌的生意，跟著一列已經開動的火車跑了起來。
當天收工時，米奇進帳十五鎊八先令六便士，雷進帳二十鎊一先令九便士，我是二十一鎊兩先令六便士。雷轉過身，臉色慘白又憔悴，他把菸扔到地上，用腳跟兒碾碎。米奇低聲咒罵，把已經咬得不成樣子的指尖咬出了血。突然間我為他們感到難過。對我而言，未來的前景就像「伯恩茅斯麗人號」上的檯燈一樣美好。我有理由期待，不用幾年，將會是我坐在普爾曼豪華專列鬆軟的褥墊上吃午餐。儘管我從來沒有料到，很多年後自己會搭乘港口聯運火車去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拿著研究生獎學金去美國，但我有預感，我將擁有更廣闊的天地。而對雷和米奇而言，未來也許只是推著小推車從一個站臺走到另一個站臺，也許直到他們逐步升級到在店鋪裡站櫃檯，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成為搬運工或清潔工。如今我為在銷售進帳的比拼中拔得頭籌而感到後悔，後悔沒使他們體會到至少可以在這方面打敗我，從而感到小小的滿足。但最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面。
霍斯金斯先生支付了我的薪酬，給了我三張一鎊的鈔票以及一張十先令的鈔票。「你幹得不錯，小夥子。」他說道，「自從你來了之後，小推車的雜誌銷量就有了起色。你向這兩個懶散的小夥子展示了什麼是努力工作。記住我的話。」他轉向雷和米奇繼續說道：「我希望他走後你們還能保持現在的好成績。如果你們今後的每個週五賣不到這麼多錢，那麼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麼，明白了嗎？」
翌日，我偷聽到父母在廚房閒聊。「他好像有點鬱鬱寡歡。」母親說，「你認為他是談戀愛了嗎？」父親嘲笑地哼了一聲：「戀愛？也許他只是便祕了。」「他昨天下班之後似乎就不愛說話了。」母親說，「你幾乎會以為他是捨不得離開這份工作。」「他也許在想去唸大學到底值不值得。」父親說，「如果他願意，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去接我的班了。」
我衝進廚房，大聲說：「我來告訴你我為什麼感到鬱鬱寡歡。」
「你不應該偷聽別人的私人談話。」母親說道。
「因為我親眼見到資本主義是如何剝削工人的。它如何使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勢不兩立，讓他們相互競爭，然後榨取所有的利益。我再也不會和它產生任何關係了。」
父親呻吟著，一屁股坐進了廚房的椅子裡，雙手摀著臉：「我知道，我就知道遲早會有這麼一天。我唯一的兒子，我這些年為他日夜操勞，如今思想突發奇變。我到底做了什麼，讓這些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以上就是我如何成為一名社會學家的始末緣由。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的最後一份工作。(我不能把現在的工作——讀讀書，再和著迷的聽眾聊聊這些書——稱之為工作。如果他們不支付我報酬，我也情願付費去做這些事。)如你所見，我沒有去做生意，而是從事了學術研究，在這個領域裡，新教倫理給一個人的同類帶來較小的傷害。但是雷與米奇的形象仍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就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們時的樣子。我逐漸明白了，他們必須致力於在工作中保持著折磨人的速度和出奇的銷量，永無休止，而且個人也得不到任何好處，否則就是沒完沒了的抱怨和謾罵。而這一切，全都因我而起。
講完了韋伯，我常常又會回過頭來講講馬克思與恩格斯。
註釋：
[1]現代中學的學生成績一般，到十六歲時義務教育階段即告結束，進入社會就業。
[2]史丹利·吉本斯(1840—1913)，英國郵商，吉本斯郵票公司和《史丹利·吉本斯郵票目錄》的創始者。1856年起在樸次茅斯其父親開設的藥店裡，以「吉本斯郵票商店」的名義買賣郵票，後發展成為吉本斯郵票公司。
[3]英國文法學校教學品質優良，學制也較現代中學多兩年，學生一般到十八歲離開學校。
[4]舊時英國銀幣名。半克朗值二先令六便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