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途中，達爾文完全沒再耽擱任何時間。當小獵犬號在法茅斯港剛剛停妥，達爾文便衝上岸去，攔下眼前第一部馬車，趕回舒茲伯利老家。兩天後也就是十月四日抵達目的地。但是，當馬車進得城來，已是深夜時分，就他當時渴望看見親人的熱切心情而言，他實在太好心了，也可能是因為太自律的關係，竟不想在這麼晚的時刻打擾他們。他在小旅館裡過了一夜，次日早晨，毫無預告地走回蒙特莊園，正好趕上父親和姊姊們坐定準備用餐。在一陣尖叫歡呼聲中，他父親別過臉對女兒說道：「怎麼回事，他好像整個變了一個人似的。」

　　還有一件小插曲令達爾文大樂。他走進庭院中召喚愛犬，就像從前每天早上的慣常動作。狗兒應聲而來，馬上帶頭跑向他們平常散步的方向，完全沒有顯露任何過度的情緒或興奮模樣，就好像他倆上次散步是在昨天而非五年前似的。

　　達爾文立刻便動筆寫信給威吉伍德舅舅：「我真是樂昏頭了。」而他的表妹也寫道：「我們簡直等不及達爾文來訪。」

　　◆冒險生涯畫上句點

　　達爾文後來又再度看到小獵犬號一次：一八三七年五月，他寫道：「今天我拜訪了小獵犬號。一週後，她又要航向澳洲。看著這條小船，想到我竟然不是其中的一分子，那種感覺實在奇怪極了。要不是因為暈船的緣故，我一定會想再度出航。」

　　然而，他從此不曾再度出航過；看起來也許令人難以相信，達爾文雖然活到七十三歲高齡，卻從此再也沒有踏出英國一步。主要原因是自從一八三八年以後，這名愛好冒險而且看起來作常健壯的青年，雖然只有二十九歲，卻已經開始纏綿病榻。

　　一八四二年，他曾到威爾斯去旅行：「這趟旅程……是我最後一次勉強還能爬得上山或是長途步行。」他的兒子法蘭西斯（Francis Darwin）在父親回憶錄中寫道：「近四十年來，他沒有過過一天健康正常人的生活，因此，他的生命等於是一場長期抗戰，不斷對抗病魔所帶來的倦怠和虛弱。」

　　他的疾病性質從來沒有清楚證實過；他在航程中嚴重發作過的疾病可能是病因之一。有些醫生根據達爾文父親極端嚴苛、權威的個性，推測達爾文患的是身心症（psycho─somatic）；其他醫生則認為他必定是染上了南美錐蟲病，病因是他在南美洲遇上的班丘加蟲。或許赫胥黎的說法比較合理：達爾文的病弱其實是由精神神經衰弱（psycho─neurotic ill─health）和這次航海過程裡的某些疾病（同樣的，很可能又是南美維蟲病）加總造成的。不論他罹患的究竟是什麼病，我們都不能懷疑達爾文在一八七一年自己說過的：「我從來沒有度過連續一整天二十四小時都舒坦的日子，每天總是有幾個鐘頭不好過。」

　　但是在一八三六年，他剛剛從小獵犬號上的狹窄空間解放出來時，卻是個非常活躍和熱情洋溢的青年，根本沒有工夫思考自己的健康問題。而這也是他一生中最有活力的兩年。他忙著分類整理蒐集到的眾多標本，經常匆匆往來於劍橋、倫敦和舒茲伯利之間。

　　起初他不太容易得到專家的協助。「在大人物方面，我並沒有多大進展；我發覺他們正如你所說的，自個兒的事情都忙不完了，」達爾文回家一個月之後，寫信給韓士婁說道。但是韓士婁本人以及萊伊爾卻不斷為他加油打氣，而且透過他倆的影響力，使達爾文獲得一千英鎊的經費，以編輯厚達五冊的小獵犬號航程的動物誌，而且還能在倫敦地質學會（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擔任祕書職位。此外，達爾文也忙著撰寫《小獵犬號航程誌》（Journal of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該書於一八三九年首次發表，是英國海軍部冒險號及小獵犬號測量航程故事三大卷中的第三卷。

　　◆向愛瑪求婚

　　一八三七年，達爾文定居倫敦，住的地方離哥哥艾拉斯馬士（Erasmus Alvey Darwin）家很近。一八三九年一月底，達爾文和表姊愛瑪結婚，她是達爾文最喜歡的威吉伍德舅舅的么女。

　　愛瑪非常迷人，比達爾文年長一歲，機智、快活而且極具音樂素養；她曾經跟隨蕭邦學過鋼琴。她的姨媽西絲蒙地夫人（Madame Sismondi）曾說愛瑪將來會「終生快樂嬉戲」，這項預測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愛瑪總共生了十個小孩，而且還有一個體弱多病的丈夫，然而，事實證明她的確是個賢妻良母。

　　世間少有丈夫會像達爾文一樣，於婚後三十年還寫道：「我很確定，在我一生中，從沒聽她說過一句我寧願她不曾說過的話。」至於愛瑪這邊則形容達爾文是「我所見過最為開明、直爽的人，他說的每句話都發自內心。他對父親和姊姊特別親愛、友善，而且脾氣好得不得了，同時還擁有一些能為生活增添更多樂趣的小特質，例如以人道精神對待動物等。」她發現自己沒法進入達爾文的工作，她甚至沒法對達爾文的實驗感興趣，但她也從來不假裝有興趣。每當他們一道前往聆聽某項科學演講，他就會對她說：「恐怕這對妳來說會非常枯躁。」而她則回答：「也不會比其他的演講更無趣。」達爾文經常引這段對話來打趣；他們顯然彼此相知甚深。

　　達爾文夫婦新婚時原本住在倫敦的高瓦街（Gower Street），但是到了一八四二年，達爾文再沒辦法忍受緊張的都市生活，於是他們舉家遷到倫敦市十六哩外的市郊肯特區（Kent），住進唐恩小築。

　　剛開始，達爾文還每隔兩、二週就跑一次倫敦，希望「不致變成肯特鄉巴佬」；但是過了沒多久，他發現連這個他都受不了，於是便漸漸定出一套終生都不再更改的例行生活方式。他的科學研究時段，永遠是在早晨八點到九點半以及十點半到中午；之後，他認為當日「工作已了」。對他來說，把資料整理成文獻，是最要命的部分；他發覺這是一樁痛苦且不折不扣的苦工。其餘時間他則用來散步、騎馬、休息、沉思、回信以及長達數小時的閱讀。「當我瀏覽一遍我所看過或摘要過的各式書籍名單時，」他後來寫道：「我對自個兒的勤奮大吃一驚。」

　　他的圖書館變得相當龐大，但是總的說來，這應該算是一間工作圖書館；因為他對書籍本身並沒有什麼感情，有時讀到很厚重的書本時，他甚至會把書拆成兩半，以方便捧著閱讀。達爾文的星期天也和其他日子一樣的過，都是按照預定的時間表作息。

　　◆鄉紳科學家

　　這段期間，達爾文的生活被各項緊急事物占得滿滿的：編輯《小獵犬號動物誌》（Zoology of the Beagle）一書五卷，撰寫一篇有關珊瑚礁的論文（這項工作耗掉他二十個月艱苦日子），以及永無止盡地改寫、校正他由小獵犬號航程中蒐集來的各項資料。

　　出版商莫瑞（John Murray）讀過一八三九年出版的《小獵犬號航程誌》後，立刻就會意到，除了科學上的價值外，這也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旅遊冒險書籍之一。他一口氣買下所有存貨，集成數冊，分贈給某些頗具影響力的友人。當他發覺，友人全都和他一樣熱愛這本書時，他便以一百五十英鎊買下版權，並於一八四五年再度印行。

　　從那時起，這本書的銷售額便穩定成長，最後被翻譯成多種文字，暢銷全球。達爾文非常開心：「第一本著作的成功，總是比自己的其他著作更能滿足虛榮心。」

　　一八四六年，達爾文認為他和小獵犬號間的關連已告一段落。同年十月，他寫信給韓士婁：「你無法想像，在完成所有與小獵犬號相關的資料後，我有多麼高興……現在距離我回國已十年了。您的預言我本來認為很可笑，如今果然成真──你曾說我需要花上兩倍於蒐集和觀察的時間，來描述這些資料。」

　　事實上，該趟航程裡還有一個小項目沒能解決，那是一種小巧的蔓腳類動物蔓足蟲（ciripede），又名藤壺（barnacle），經常附著在船底、碼頭或岩石上體積不比大頭針大多少。而這種甲殼動物的分類和研究工作，又花了達爾文接下來八年的時間。

　　如今，工作以無限寬廣的姿態在他面前伸展開來。他有滿腦子的想法，他對每件事物都有興趣。他研究綿羊、牛、豬、狗、貓、家禽、孔雀、金絲雀、金魚、蚯蚓、蜜蜂以及蠶，同時也研究花朵和蔬菜。他尤其專注鴿子實驗，且還參加了兩個養鴿俱樂部；大夥管他叫做「鄉紳」，而他則安然地坐在菸霧繚繞的俱樂部會場中。其中一名會員曾經這樣寫到某種鴿子：「任何貴族和紳士只要有機會體認到杏仁翻飛鴿（almond tumbler）所帶來的驚人的安慰與樂趣……那麼恐怕沒有幾個貴族家裡能少得了鴿籠。」達爾文完全贊成他的看法：「飼養鴿子是一件非常偉大、高貴的活動，勝過飼養蛾類、蝴蝶或是其他任何你想得到的例子。」

　　達爾文作常熱愛實驗，「非得親自試過，我才會安心。」而且，也很喜歡進行他所謂的儍人實驗。例如，有一次，他便要求兒子法蘭西斯靠近一株敏感植物的葉片，吹奏巴松管；他異想天開，猜想葉片也許會隨著音樂旋律而顫動。

　　◆維多利亞式的甜蜜家庭

　　很少有人願意相信，維多利亞式家庭生活，真的像傳記作家筆下所描寫的那般詩情畫意。但是，在達爾文的例子中，無論是父母、子女、親戚、朋友、熟人，全都留下無可反駁的見證，證明他的確擁有一個真正快樂的家庭。艾吉華絲（Maria Edgeworfh）形容達爾文擁有「容光煥發的快活神情」。另一名訪客赫胥黎夫人描述：「達爾文即使在身體最不舒適的時刻，也一樣親切、友善。」「愛瑪比我認識的任何女性都更能鼓舞人心。」

　　達爾文非常鍾愛子女，他那種親切、仁慈的態度，他們永遠難忘。或許這是由於他曾經承受父親對他的極端威權教育，因此而激起的反作用；無論原因如何，他對孩子們的態度打一開始，就把他們視為獨立人格，這種教育方式在那個年代非常罕見。

　　達爾文總共育有十名子女，其中七名長大成人，而他們對達爾文全都沒有絲毫畏懼。其中一名子女在四歲大時，曾經企圖用六便士賄賂達爾文，要他在工作時間陪他們玩耍。如果某個孩子病了，那麼很可能出現的鏡頭是：生病的孩子蓋著密實的被子，捲在達爾文書房的沙發椅上，「以便就近安慰和陪伴。」

　　達爾文還會撰寫最迷人、窩心的信函。當長子威利在盧格比（Rugby）獲得一份很不錯的作時，他寫道：「我最親愛的老威利，早上收到你的信，得知這個大好消息，我好久都沒有像今天這樣開心過……聽到你很快樂和滿足，我們真的非常高興……我在晨間散步時，經常想到你。」當另一個兒子喬治在劍橋大學榮獲數學考試甲等第二名時，他寫道：「親愛的老兄……我一次又一次恭喜你……你令我激動得手都顫抖起來，幾乎沒法提筆。」他的次女安妮十歲時在莫爾文（Malvern）去世，他親赴喪禮（愛瑪當時身懷第九胎，即將臨盆，無法前往），而且事過境遷二十五年之後，他一想到安妮，還是忍不住熱淚盈眶。

　　達爾文家族是一個相當富有的家族；父親死後，達爾文繼承了每年五千英鎊的遺產。在金錢方面，他對孩子相當大方；每逢年底，他把收支平衡過後，多餘的錢就分給眾子女。

　　除非家中有訪客，不然達爾文很少休假；唯一的休假大概就只有在他離家接受「水療法」（water─cure）的時候了，這種療法似乎對他的健康有些幫助，每次大約要花費數週時間。

　　當工作愈來愈吸引他時，達爾文的其他興趣便漸漸淡下來，甚至還變得惹他厭煩起來。一八七六年，他寫道，自己「連閱讀一行詩句都受不了……發覺莎士比亞的作品非常無趣，而音樂只會讓我更加憂慮我的工作而已。」唯一真正能娛樂他的是：聽人大聲朗誦書本，尤其是結局圓滿快樂的小說。同樣這個人，當他在劍橋求學時，曾經在寢室舉辦莎士比亞讀書會；也曾經從聆聽莫札特和貝多芬的音樂中，獲得最大樂趣；而且這個人在南美內陸探險時，口袋裡一定隨身攜帶著彌爾頓的詩篇。他本人也發覺這項「奇特而且令人惋惜地喪失了高層次美感和品味的現象」的確非常古怪。但是情況就是這樣；「我終生的主要樂趣和唯一的職志，就是在於科學工作。」

　　◆費玆羅失意的後半生

　　達爾文這種生活方式自然不會促使他和費茲羅密切聯繫，事實上，這兩人自從航程結束後，就不常碰面了。

　　一八四三年，費茲羅奉派擔任紐西蘭總督兼總司令，但是由於他明顯偏袒土著（毫無疑問，一定是他那傳教士本能造成的），使得他非常不討當地白人移民的歡心，結果很快就被海軍部召回英國去了。這件事過後沒多久，雖然他被正式拔升為海軍中將，但費茲羅仍決定從海軍退休。

　　反觀達爾文的生活，除了健康之外，在這段期間一切都呈現穩定向上發展的態勢。可憐的費茲羅，環境和個性因素加總起來，每每令他惱怒、洩氣不已。他的第一任妻子於一八五二年去世，四年後，他那年方十六的美麗長女也不幸過世。一八五七年，他申請經濟部航海部門的海軍首長一職，孰料該職位竟落到蘇利文頭上；二十五年前，這人在小獵犬號上只不過是他的少尉而已。對於像費茲羅這般心高氣傲的人來說，必定很難接受這樣的結果。

　　他是天氣預測方面一等一的專家；事實上，現代航海術所依賴的整套天氣預測系統都是由他啟創的。然而，又一次的，他還是受盡苛責，《泰晤士報》（The Times）的報導甚至過分到這種程度：「這位海軍將官在解說時，用著一種最罕見的粗魯且模糊不清的方言。」而這一次，他並沒有像許多年前一樣，擁有小獵犬號上眾同志的忠誠支持，以幫他度過類似的沮喪時刻。

　　漸漸的，達爾文與費茲羅的觀點日益分歧：達爾文愈來愈潛心於他的科學理論，而費茲羅則愈來愈堅信聖經中每句話的字面真理。他們之間變得連朋友都不如，而他倆於一八五七年的最後一次碰面（費茲羅造訪達爾文，並在唐恩小築待了兩個晚上）也是不歡而散；達爾文寫信給姊姊時說道，費茲羅「在用扭曲眼光看待所有人事物方面，擁有超凡入聖的技巧。」

　　◆達爾文演化理論誕生

　　不過，就在這時，達爾文生命中的最大危機，也是大光榮，就要臨到他身上了。

　　這些年來，自從他親眼看到加拉巴哥群島，開始把他自小獵犬號航程中所獲資料加以分類，並整理各項資料間的相互關係後，他就被「地球上各種生物均是從始祖生命體系分歧演化而成」的信念給「迷住了」（這是他自己的形容詞）；這些生物並不是一經創造便很完美、不再改變的，而是遺傳和環境創造了新的生命形態。

　　早在一八三七年，他便開始撰寫第一本有關物種突變的筆記，稍後還變成一系列筆記；而且一年後，當他讀到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初版於一七九八年印行）之後，他更加確定自己正在發展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想法。由於太重要了，數年後，他把自己的理論撰寫為一份粗略的大綱，同時還附上一封給妻子的信，囑咐她，如果自己突然去逝的話，代為發表這份理論大綱。

　　然而，達爾文本人倒是從未採取積極步驟來發表它；想必他是充分了解，發表後勢必會掀起多大的邪說異端風暴。他在自傳中說道，年輕時，在還沒有進劍橋大學之前，他完全不曾「對聖經裡的字面真理有過絲毫懷疑」，他回憶，之後當他登上小獵犬號，他還曾經因為「援引聖經的話語作為某些道德觀點的絕對權威標準，」而招來船上官兵們的訕笑。

　　因此，要達爾文接受自己的新發現，不可能是件輕易的事；他從小到大被灌輸的宗教觀，必定和他不得不作成的結論發生過一場爭戰。但是他知道自己是正確的。「『懷疑』用一種非常緩慢的速度侵入我心，但是終於完全占據。由於它的速度非常之慢，使得我並未承受太多壓力，而且，從此之後，也再沒有片刻會懷疑自己的結論是否真的正確。」

　　後來經過延伸，他的結論簡單摘要如下：「當每種生物實際出生的個體數目超出可能生存的個體數目時，那麼接著就會產生奮鬥求生的慣性循環；於是，任何個體不論發生多麼微小的、有利自身的變化……都會因此而擁有比較好的生存機會，因此而受到天擇……像這樣保存有利個體的變化及差異，同時拔除去不利個體的變化和差異，我稱之為天擇，或是適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二十年前，他在巴西熱帶雨林裡看到了螞蟻雄兵；他對那些螞蟻雄兵的描述，以及從牠們的行為得出的推論，後來成為這個主題的所有科學研究的基礎。「在這個案例中，」他寫道：「為了要獲得有用的結果，天擇適用於族群而個體。」這樣的結果對族群有利，在族群中其實並沒有個體的存在；每一隻螞蟻，幾乎是又聾又瞎，功能彷彿是大型生物內的單個細胞，完全受控於盲目的本能。

　　他也記起在同一座雨林裡看到的昆蟲，以及牠們如何把偽裝當成保衛自己的手段。「假設最早有一隻蟲子，碰巧多多少少有點兒像是一根枯枝或是一片枯葉，而這類改變可以是許多不同方式的輕微變異之一，爾後，凡是這類能使該種昆蟲更像枯枝或枯葉的變異，都將被保留下來，而其他的變異最終會喪失；或者說，其他變異如果會使昆蟲與擬態物體更不相像，那麼這類變異將會被消滅掉。」

　　另外還有「性擇」（sexual selection）因子，這種選擇是透過力求繁殖的過程來運作的；他寫道：「有時候，美貌勝過驍勇善戰。」總括來說，達爾文認為：經過漫長歲月累積下來的有利突變，必定會造成新種誕生以及舊種滅亡的結果。

　　◆猶豫二十年

　　這些可全是邪說異端。對一般基督徒而言，聖經裡的每句話仍然是字字真理。十七世紀時，英國大主教尤薛爾（James Ussher）以及劍橋大學萊特福（Dr.John Lightfoot）博士，曾藉由一系列神祕的推算，訂出創世的確切日期：西元前四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天上午九點鐘；而且這項奇特的聲明還以十足權威的態勢，刊載於當時風行的諸多聖經版本的福音書（譯註：新約聖經中的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福音）中。

　　關於聖經詮釋，一直有許多不同流派存在，但是唯獨創紀始終擁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世界是由上帝在六天內創造出來的，人是以祂的形象創造的，世上所有動物也都在同一時刻創造出來的，而且牠們之所以能逃過（聖經中的）大洪水劫難，完全是因為諾亞將每種動物各取兩隻（一雌一雄）裝進方舟所致。

　　當然啦，直到現在或許還是有許多人相信這些，但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這些幾乎深植在每個人的意識中心內，它們就像白晝與黑夜般明確、無可懷疑；你若將這些基礎抽走，便等於毀了這個社會，等於嘲弄上帝。難怪達爾文拖延了二十多年，方才敢發表他自己的「異端邪說」，描述遍布於地球上的各種動物的真正起源。在英國，他面對的是社會唾棄的壓力；在歐洲大陸，他甚至可能動輒遭到逮捕，若再早一點兒發表的話，他鐵定要接受偵訊的。

　　◆半途殺出華萊士

　　若不是因為有可能被英國另一名博物學家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搶著先機（因為華萊士思考的方向和他一樣），他恐怕還會再這樣拖下去。一八五八年七月，彷彿晴天霹靂，達爾文收到一封署名華萊士的信函，內容包括一篇文章以及詢問達爾文，如果達爾文覺得這篇文章還不錯，可否轉交萊伊爾。這篇文章的名稱為〈論原始型的無限分歧變異傾向〉（On the Tendencies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

　　達爾文一如往常，風度可圈可點。眼見他多年努力的結果可能付諸東流，他那光芒萬丈的新理論可能被人捷足先登，然而他卻毫不猶豫。他立刻將這篇文章轉給萊伊爾，同時還附上一封熱誠的推薦信，但是免不了，他還是加上了一句：「所以我的創作（資格）將全部毀了。」

　　好在，萊伊爾和虎克（Joseph Hooker，1817─1911，英國植物學家、探險家）對於他在這個題材上的研究結果一清二楚，而且早已拜讀過他的理論大綱，因此他們力勸達爾文千萬不能閃到一邊去；他和華萊士一定得一起登場。經過安排，一篇（達爾文與華萊士的）聯合論文於次月在林奈學會（the Linnean Society）發表。

　　一年後，達爾文發表了著作《透過天擇或是在奮鬥求生過程中保存有利種族的方式，造成的物種源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即《物種原始》。這本書由莫瑞印行，初版一千二百五十冊在發行當天便一售而空。

　　令人驚訝的是，出刊早期並未在社會上引起大風波。除了少數科學家很快選定了自己的立場，大多數科學家都很謹慎地繞著這個新理論打轉，寧可暫持保留態度。這情形就像虎克事後所說的：「雖然激起強烈興奮，但是這個主題對於老學派而言，畢竟是太新奇也太不祥了點兒，不能毫無武裝地加入戰局。」

　　◆與神說爭辯

　　然而這個話題終究是太具革命性質了，不可能長久蟄伏，它注定要擾動各地人心。

　　達爾文所說的，或至少所建議的是，世界並非在一週內創造出來的，當然也絕不是在西元前四〇〇四年。地球遠比這個年代老得多，它已經變得和最初完全不一樣了，而且還在繼續變化之中。所有動物也同樣改變過；至於人類，不但不是依上帝形象造成，反倒可能是由某種原始得多的動物轉變而成的。簡單地說，亞當和夏娃的故事根本就是一則神話。

　　這真令人難以忍受。人們一想到自己可能得和動物一同歸宗認祖，心中便怒不可遏。他們誤以為達爾文的意思是說，人類的祖先是一隻猿猴。事實上，達爾文的真正想法是，現代人類與現代猿猴，都是由史前時代一支共同祖先系統分歧出來的。

　　早在一八四四年，達爾文就曾寫信給虎克：「最後，曙光終於出現，我幾乎確信（和我一開始的主張恰恰相反），物種絕不是恆久不變的（這樣說彷彿是自承犯下謀殺案一般）。」如今，謀殺案曝光了。教會再也不能袖手旁觀。到了一八六〇年，達爾文的書已印行了三版，牧師們群情激動，他們決定要站出來，在同年七月英國協會於牛津舉行的會議上，好好的打一仗。這場著名的牛津會議召來了大批科學及宗教支持者，爭辯物種起源理論。

　　整場辯論頗有幾分時光錯亂、甚至荒謬的感覺；它似乎並不是發生在上個世紀，而是發生在中古時代。現代人恐怕要經過一番努力體會，才能相信它真的發生過。那時當然有許多科學家，尤其是地質學家，早就在演化論方面獲致不少的進展：例如達爾文的祖父艾拉斯瑪斯‧達爾文、布方、拉馬克以及其他像是亞當斯（Henry Adams）這樣「憑直覺相信演化論」的人士。話雖如此，大部分和達爾文同時代的人都很滿足於接受佩利（William Paley，1743─1805，英國自然神學家）的理論，認為現存每一種動植物都完全無誤地見證了上帝的巧手。

　　◆牛津會議風暴

　　大批牧師們簇擁前來參加這場會議；他們是由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所領軍，牛津地區主教韋伯福（Samuel Wilberforce），這人慷慨激昂的口才對於某些人來說，恐怕略嫌油滑（他的綽號是「滑頭山姆」，Soapy Sam），但是他的影響力卻是相當的大。

　　事前，韋伯福便宣稱他要來「擊垮達爾文」。他背後有解剖學家歐文做後盾，歐文是一名激進的反達爾文主義者，而他很可能會提供主教有關科學方面的攻擊火力。達爾文因為生病無法親自出席，但是他有老恩師韓士婁擔任大會主席，同時還有另外兩名熱心的鬥士，老赫胥黎（Tllomas H.Huxley，1825─1895，英國生物學家，朱里安‧赫胥黎的祖父）以及植物學家虎克助陣。

　　剛開始，會議步調相當緩慢。從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到二十九日星期五，討論會上盡是一群小牌科學家嘀嘀咕咕的講著一大堆不相連貫的東西。碰巧費茲羅也參與了這次會議，主要是來宣讀一篇有關英國暴風的論文，他的演講被排在星期五。但是到了星期六，由於滑頭山姆準備登場，大批人潮湧入會場，有大學生、牧師、科學家，以及他們的老婆，使得會議不得不由尋常的圖書館演講廳，移榑到新大學博物館裡。

　　開場相當安靜，幾乎可以說是沉悶。來自美國的竺雷波（Draper）教授叼叼漫談著「根據達爾文和其他人的觀點，來看歐洲的智能發展」，長達不只一小時，而且在他之後，跟著又上來了三位不比他出色的講者。最後那名講者口音十分怪異，他開始在黑板上畫圖解。「我們暫且把A點當成是人類，」他說道：「而B點則當作是人猴（mawnkey）。」對於台下那群原本已悶得發慌的大學生來說，這實在太無趣了。他們是想來娛樂一番的，而他們一定得找點樂子才行，即使要他們自個來製造些笑料也在所不惜。「人猴，人猴，」他們開始大聲嘶吼，不讓那名倒楣的講者再繼續說下去。

　　◆老赫胥黎舌戰大主敎

　　就在這時，韋伯福在大批隨從牧師的簇擁下進場了，會場立刻一陣騷動，主要原因在於他那身道袍裝束，以及一股自信的主教威儀氣勢。韓士婁請他開講，他馬上用一連串優美辭句直接切入主題，嘲弄達爾文的「即興理論」：證據在哪裡？達爾文只不過發表了一堆感性的想法，而這些想法完全和聖經裡神的啟示相違背。

　　以上這些話原本都在預期之內，然而主教大人在製造結論高潮時，卻做得太過火了。他轉向講台上一位穿扮很搶眼的人物：身穿薄大衣，脖子上繫著蝴蝶領結，有一頭獅鬃般的黑髮。那人就是老赫胥黎。韋伯福請問他：是否宣稱自己的祖母或是祖父是由猿猴所生的？

　　這個場合實在不適合惡意譏諷，再說老赫胥黎也不是好惹的人物。他會來參加這場會議，其實純屬巧合；當天早上他在街上碰到一位朋友，是這位朋友說服他來的。這會兒，聽到主教竟然如此愚昧的舉他當例子，以一句「粗鄙的問句」作為總結，他不禁低聲說道：「上帝把他交到我手裡來了。」老赫胥黎站起身來大聲宣布，他寧願作猿猴的後代，也不願作那些「把文化及口才能力濫用為偏見和謊言工具的文明人」的後代。結果，主教大人不知該怎樣回答才好。

　　在一八六〇那個年代，沒有人會出言汚衊牧師的。因此，一陣騷動隨之暴發。大學生鼓掌叫好，牧師們群情激憤，要求道歉；而坐在窗邊位置上的太太小姐們，則驚駭得頻頻揮動手帕。其中一名婦女，布魯斯特夫人還嚇得暈了過去，被抬出會場。

　　◆昔日好友反目

　　這時，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發生了。嘈雜人群中，一名頭髮半灰的男士站起身來。他那繞富貴族氣息的削瘦面龐上佈滿了憤怒，他高舉聖經揮舞著，模樣彷彿一位前來復仇的先知。真理就在這兒！他叫道，除了這兒別處再也找不到。老早以前，他就警告過達爾文那些危險的思想。要是他早知道他的船竟然載了這樣一個……他被群眾大喝倒采，下面的話也被雜音淹沒了。

　　聽眾中如果有人認出海軍中將費茲羅，聽見他如此激動地告發昔日同船夥伴，想必會心頭一震。事實上這樣的場面不只令人心頭一震，恐怕還有點令人驚駭。遙想當年整樁事件開展之初，費茲羅和達爾文都只是二十來歲的熱血青年，兩人都喜歡有對方作伴，兩人也都全神貫注於他們的偉大冒險──為時五年的小獵犬號航程。

　　就在這趟航程上，達爾文首次開始探索他的演化思想，而費茲羅由於不斷和他爭辯，等於是在無意中幫助了他。隨著他們的環球之旅，年輕的達爾文逐步以他的想法來對抗費茲羅頑強信念的空牆，過程就像是打倒教會本身；而且由於這樣強烈的對抗，更加激勵達爾文堅持心中的疑問，展開另一段漫長、艱辛的心靈思緒之旅。

　　現在，事過境遷三十年，要費茲羅站在擠滿吵雜群眾的房間中，聆聽人們為達爾文喝采，那滋味必定相當苦澀。簡直就是顛倒是非！怎麼會變成這樣？這些邪惡的想法為何會四處瀰漫？

　　傷心、難堪又憤怒，他步出會場。在這之後不到五年，在一陣強烈的對正義絕望的情緒中，費茲羅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常常好奇他（費茲羅）的人生會有什麼樣的結局，」達爾文早在一八三六年時，便在給姊姊蘇珊的信中這樣提過：「有些時候，我相信那一定會是個很光輝燦爛的結局；但在其他時候，我又擔心恐怕會是一個很不愉快的結局。」一八六五年四月三十日，星期天早晨，費茲羅割斷了自己的咽喉；那年他五十九歲。

　　◆長眠西敏寺

　　自牛津會議後，達爾文又活了二十二年，而且他的健康情況從此還好轉了些。《物種原始》在全世界發行了許多版，此外他還另外撰寫了八本著作，包括非常傑出的《人類傳衍》（The Decent of Man）。他的名譽穩定爬升：他曾獲頒劍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有一次他到皇家學會參加一項演講，全體聽眾都起立向他鼓掌致意；唐恩小築如今改裝為一所博物館，此外，達爾文博物館及圖書館也遍布世界各地，包括莫斯科在內；柯蒂瑞拉山脈上有一座山脊以達爾文命名；在加拉巴哥群島上，有一處生物研究站是由達爾文基金會（Charles Darwin Foundation）所贊助的。

　　正如赫胥黎所言，達爾文如今被公認「提供了現代生物學整體架構的基礎，」然而，在他有生之年，並未從英國政府手中接獲任何官方榮譽（雖然他有三個兒子被冊封爵位），因為教會的勢力還是很強大，足以防範此事。

　　達爾文從未停止工作。「等我不得不放棄觀察和實驗的時候，」他說：「我便會死去。」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七日，他還在工作；兩天後與世長辭。他被安葬在西敏寺，扶柩的人包括老赫胥黎、虎克以及華萊士。

　　──全書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