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典型的春日，霧氣早早散去，天空高遠而湛藍，彷彿太空不可能是漆黑一片。溪水清澈，靠近岸邊的地方水很淺，水下的碎石乾乾淨淨，旋渦圍著水草打轉。
山谷的對岸，透過冒出新芽的林木，依稀可見道路蜿蜒繞過一座教堂，翻過山脊後不見了蹤影。
「有魚咬鉤嗎？」
「沒有。」查莉說。
我時刻注意著埃瑪，她正在跟硝煙玩耍，這是一隻金色的拉布拉多犬，是我從動物收留所裡領養的。它對人很熱情，覺得我是世上最聰明的人類。不幸的是，除了忠誠，它幾乎一無是處。當看門狗吧，我一到家它就叫個不停，卻完全無視陌生人，除非他們已經在房子裡一個多小時了，那時它才開始狂吠，彷彿它剛好發現米拉·韓德莉[1]破窗而入。孩子們都很喜歡它，所以我把它領回了家。
我們在一條離公路大約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小溪裡釣魚。要穿過一扇農場的大門，走過一塊田地才能到達溪邊。長滿青草的河岸上鋪了一塊野餐墊，就挨著碎石灘。
查莉採用了文森特·魯伊斯式釣法，既不用魚餌，也不用魚鉤。這並不是出於哲學上的原因（或是喝了啤酒的緣故），而是因為她鼓不起勇氣把一條「活生生、喘著氣」的蚯蚓放到魚鉤上。
「萬一它被吃了，它的家人想它了呢？」
這時，我盡力跟她解釋，蚯蚓是無性繁殖，所以沒有家人，但這卻把問題搞得更復雜了。
「它就是一條蟲子。它沒有感情。」
「你怎麼知道？看，它在蠕動。它想逃走。」
「它蠕動，是因為它是一條蟲。」
「不。它在說：‘求求你不要把那個大鉤子插到我身上。’」
「我怎麼不知道你還會說蟲語。」
「我可以讀懂它的肢體語言。」
「肢體語言。」
「對。」
在此之後，我只好放棄。現在我一邊用麵包釣魚，一邊看著埃瑪。她坐到了一個水坑裡，把眼子菜弄到了頭髮上。她完全忘記了關於蟲子的辯論。硝煙跑去追兔子了。
搬出倫敦以後，季節的變更更加明顯了。死亡與重生的循環。樹上開滿了花，每個花園裡都有盛開的水仙花。
懸索橋上的那個下午已經過去六個月了。秋天和冬天也已經過去。達茜在倫敦的皇家芭蕾舞學院跳舞。她還跟魯伊斯住在一起，時不時威脅說如果他不停止把她當孩子看，就搬走。
我沒有收到吉迪恩·泰勒的任何消息。沒有軍事法庭或官方聲明。似乎沒人知道吉迪恩被拘留在哪裡，也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審訊。我聽韋羅妮卡·克雷說，警方的直升機離開布裡斯托爾之後又被迫降落了。顯然，吉迪恩設法用眼鏡框打開了手銬。他逼迫飛行員在一塊田地裡著陸，但按照國防部的說法，他很快就被重新逮捕了。
我還收到了海倫·錢伯斯和克羅艾的消息。她們從希臘給我寄了一張明信片。海倫開旅館，克羅艾即將去帕特莫斯當地的一所學校上學。她們在卡片上說的不多，重點是表示感謝。
「我能問你個事嗎？」查莉歪著頭說。
「當然。」
「你覺得你和媽媽還能重歸於好嗎？」
這個問題像魚鉤一樣刺中了我的胸口。也許這就是蚯蚓的感受吧？「不知道。你問過你媽媽嗎？」
「問過。」
「她怎麼說的？」
「她岔開了話題。」
我點點頭，仰起臉，感受溫暖的陽光照在臉上。這些溫暖、涼爽而晴朗的日子讓我倍感舒適。它們告訴我夏天快到了。夏天很好。
朱莉安娜還沒有申請離婚。也許她會申請。我做了一項交易。一項協議。我說只要她活著，她說什麼我都願意做。她讓我搬出來。我搬出來了。我現在住在韋洛，酒吧對面。
她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還在醫院裡。雨水順著她房間的窗戶往下流。那時，她說她愛我，但不能跟我一起生活了。這次，她沒有給我任何安慰。她說這一切都怪我。她說得對。是我的錯。我每天都抱著這個想法，緊緊地盯著查莉，尋找任何創傷後壓力症的跡象。我也觀察朱莉安娜，想知道她是如何應對的。她做噩夢嗎？她會帶著一身冷汗醒來，然後去檢查門窗上的鎖嗎？
查莉收回釣線。「我給你講個笑話，爸爸。」
「什麼笑話？」
「一個下垂的乳房對另一個下垂的乳房說了什麼？」
「說了什麼？」
「如果再得不到支撐，我們就成睪丸了。」她大笑起來。我也笑了。「你覺得我應該講給媽媽聽嗎？」
「還是不要了吧。」
我還把自己當成已婚男人。分居是一種心理狀態，而我的內心還無法接受。酒吧老闆赫克託想讓我加入離婚男士俱樂部，他在其中是非官方主席或會長。他們一共六個人，每月聚一次，去看電影或在酒吧裡坐著。
「我沒有離婚。」我對他說，但他覺得這只是個小小的技術問題。然後，他就對我大談跨過淺灘，回到主流中來。我告訴他我不是個愛加入各種俱樂部的人。我不是任何東西的會員，健身房、政黨或宗教。我疑惑他們在離婚男士俱樂部裡會做些什麼。
我不想獨自一人。也不要空蕩蕩的漫長時光。這讓我想起糟糕的大學宿舍，那時我離家在外，也找不到女朋友。
這不是說我不能獨自生活。我覺得沒問題。但我禁不住想象朱莉安娜也是這麼想的，想象她會意識到在一起比分開更開心。媽媽、爸爸、兩個孩子、貓、倉鼠，我還可以帶上狗。我們可以購物，付賬單，選學校，看電影，像其他的已婚夫婦那樣彼此討好，在情人節和週年紀念日送上鮮花。
說到週年紀念日，今天就是一個特別的週年紀念日：埃瑪的生日。我得在三點之前送她回家參加生日聚會。我們收回釣線，收拾好野餐籃。硝煙身上又髒又臭，兩個孩子都不願挨著它坐。
車窗一直開著。一路上尖叫聲、笑聲不斷，到家後，她們跌跌撞撞地跑出車門，假裝我放了毒氣。朱莉安娜站在門口看著。她在籬笆和信箱上綁上了彩色氣球。
「看看你，」她對埃瑪說，「你怎麼弄得溼漉漉的？」
「我們去釣魚了，」查莉說，「我們什麼都沒釣到。」
「除了肺炎。」朱莉安娜說著催她們上樓洗澡。
現在我們的談話中有種抽象的親密。她還是我當時娶的那個女人，棕色頭髮，美麗動人，將近四十。我依然全心全意地愛她，只是沒有了彼此交換體液、早上在對方身邊醒來的慾望。每次在村子裡見到她，我都不禁想：她究竟看上了我什麼，以及我怎麼能放她離開？
「你不該讓埃瑪弄溼自己。」她說。
「對不起。她當時玩得很開心。」
硝煙正在花園裡折騰，追逐一隻松鼠，蹂躪著春季的花兒。我盡力叫它回來。它停下來，抬起頭看著我，彷彿我極度明智，然後又跑開了。
「埃瑪的生日聚會都準備好了嗎？」我問。
「她們應該很快就到。」
「來多少個？」
「日託中心的六個小姑娘。」
朱莉安娜兩手插在圍裙前面的口袋裡。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像這樣消磨時光，聊聊暴雨，聊聊要不要清理排水溝或在花園裡施肥。我們都張不開口，也不知道如何分享我們之間殘餘的溫存。也許這也是一種哀悼吧。
「那個，我最好去把埃瑪洗刷乾淨。」她說，兩手在圍裙上搓著。
「好的。告訴孩子們，我週中會過來看她們。」
「查莉有考試。」
「那就週末。」
我對她露出勝利的微笑。我的身體沒有發抖。我轉過身，甩著手臂，昂著頭，朝汽車走去。
「嘿，喬，」她喊道，「你看上去開心了些。」
我又轉身看向她。「你真這麼看？」
「你笑的時候多了。」
「我很好。」
* * *
[1]英國人，與同夥伊恩·布雷迪於1963年至1965年間殺害了五名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