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伊斯靠在一張公園長椅上，吃著三明治，喝著咖啡。他正看著一輛貨車倒進一條狹窄的車道。有人在指揮司機，示意向左或向右。一隻手拍了一下捲簾門。
「你知道退休之後有個什麼難事嗎？」
「什麼難事？」
「你永遠也請不了假。沒有假期，也沒有長週末。」
「我的心在流血。」
這張公園長椅俯瞰著泰晤士河。午後蒼白無力的陽光照在深棕色的水面上，幾乎泛不起一絲微光。划艇隊和遊客觀光船留下的白色尾跡劃過水麵，沖刷著退潮時露出的閃著光的淤泥。
對岸就是古老的穀倉榆樹自來水廠。倫敦南部就像另一個國家。這就是倫敦的可愛之處。與其說它是個大都會，倒不如說是一些村子組成的集合。切爾西跟克拉珀姆不一樣，克拉珀姆又不同於哈默史密斯，哈默史密斯不同於巴恩斯，巴恩斯又不同於其他十幾個地方。分界線可能只是一條河，但一旦過了河，氣氛便完全不同。
朱莉安娜從羅馬回來了。我本想去希思羅機場接她，但她說公司派了車，她得回辦公室。我們約好晚點在酒店見面，然後一起去參加派對。
「你想再來杯咖啡嗎？」魯伊斯問。
「不，謝了。」
魯伊斯的房子就在街對面。他把泰晤士河看作一處水景裝飾或是自己家裡的一段河。這張公園長椅是他家的室外傢俱，他每天坐在這裡幾小時，釣魚、看早報。據說他從來沒有釣到過魚，而這跟河水的水質或魚的種群密度無關。他不用魚餌。我沒有向他求證過此事。有些問題最好永遠也不要問。
我們端著空杯子回到房子裡，進入廚房。雜物間的門開著。從烘乾機裡吐出各種衣物，淺色的、漂亮的女士衣服。一件格子襯衫、一副淡紫色的胸罩，還有短襪。這個畫面既熟悉，又十分怪異。我想象不出魯伊斯的生活裡會有女人，儘管他結過三次婚。
「你有什麼事想跟我說嗎？」我問。
他看著籃子。「我覺得這些衣服我穿不會合身。」
「還有人住在這裡。」
「我女兒。」
「她什麼時候回來的？」
「有段時間了。」他關上門，試圖結束這段對話。
魯伊斯的女兒克萊爾一直在紐約跳舞。她和父親的糟糕關係有點像全球變暖——冰蓋的消融、水平面的上升和再次浮起的船隻——每個變化的產生都伴隨著對結果的質疑聲。
我們移步到客廳。咖啡桌上鋪滿了跟「阿爾戈·赫拉號」沉沒事故相關的報紙和文件。魯伊斯坐下來，掏出他那個破舊的筆記本。
「我跟本案的首席調查官以及法醫和當地的警長談過了。」他翻頁的時候，鬆開的紙張都要從壞了的書脊上掉下來了，「調查非常深入。這兒有一份證人的證詞和調查記錄。昨天快遞送到的。我昨晚已經看過了，沒有發現任何不尋常的地方。
「有三個人做證說海倫·泰勒和克羅艾·泰勒當時在船上。其中一人是一名海軍潛水員，他是打撈隊的成員。」
魯伊斯把他的證詞遞給我，等著我看完。潛水員說當天打撈起四具遺體。當時的能見度不足十碼，凶險的海流使打撈工作更加困難。
當天第五次下潛時，他發現了一個女孩的遺體，絆在一部救生艇牽引機附近的梯子的金屬橫檔上，在船的右舷，靠近船尾。潛水員切斷了女孩救生衣上的綁帶，但水流把她的身體沖走了。他的氧氣罐的氧氣所剩不多，沒法去追她。
「他根據一張照片認出是克羅艾，」魯伊斯說，「女孩的一隻手臂上打著石膏。這跟她外祖父的描述吻合。」
儘管有這份證詞，但我感覺魯伊斯並不完全信服。
「我查了一下這個潛水員。他是個服役十年的老兵，是打撈隊中經驗最豐富的成員之一。」
「然後呢？」
「去年，海軍對他進行了六個月的停職處罰，因為他沒有嚴格檢查裝備，差點造成一名新兵溺亡。有消息說——更像是小道消息——他是個醉漢。」
魯伊斯把第二份證詞遞給我。這是一個加拿大的休學大學生的證詞，說剛起航的時候他跟海倫和克羅艾說過話。他們當時坐在右舷的一個乘客休息室裡。克羅艾暈船了，這個揹包客給了她一片暈車藥。
「我跟他在溫哥華的父母談過了。事故發生之後，他們飛到了希臘，試圖說服他回家，但他想繼續下去。那孩子現在還在旅行。」
「他現在不是該去上大學嗎？」
「他的間隔年從一年變成了兩年。」
最後一份證詞出自一個德國女人——伊蓮娜·沙費爾，她在帕特莫斯島當地開了一家旅館。她說自己開車把母女送上了船，還跟她們揮手道別。
魯伊斯告訴我他給旅館打了個電話，但是旅館在冬季不開。
「我設法聯繫到了旅館的看門人，但這傢伙就像油氈上的落水狗一樣稀裡糊塗的。他說他記得海倫和克羅艾。她們六月在旅館住了三週。」
「伊蓮娜·沙費爾現在在哪兒？」
「在度假。旅館到了春天才會再次開門營業。」
「她可能在德國還有家人。」
「我會再給看門人打電話，但他不會熱心幫忙的。」
魯伊斯沒拉上窗簾。透過窗戶，我看到慢跑的人像鬼一樣在泰晤士河的沿河小道上穿梭，聽著海鷗為軟泥裡的食物碎屑爭鬥。
魯伊斯遞給我一份海軍救援隊出具的報告，上面列出了遇難、失蹤以及生還人員的名單。但是沒有官方的乘客名單。這是一艘往返於海島之間的普通渡輪，載滿了遊客和當地人，許多人上上下下，在船上買票。海倫和克羅艾很可能是用現金買的票，避免使用信用卡留下書面記錄。
布賴恩·錢伯斯說他在六月十六日給他女兒匯了錢，從一個馬恩島上的賬戶轉入帕特莫斯島的一家銀行。
還有什麼證據證明海倫和克羅艾當時在「阿爾戈·赫拉號」上？行李被發現衝到了鎮子東側三英里的海灘上。一個巨大的行李箱。一艘當地漁船還撈起了一個小點的包，那是克羅艾的。
魯伊斯拿出一本精裝書，封面上貼滿了從雜誌上剪下的各種照片。書的硬紙封面已經被水泡得腫脹了，上面的名字已經無法辨識。
「這是乘客的私人物品中的一件。是克羅艾的日記。」
「你是怎麼拿到的？」
「我撒了幾個慌。我本該把它送給她的家人。」
我打開這本書，用手指撫摸著書頁，書頁已經彎曲變形，佈滿乾燥了的鹽粒。這更像是一本剪貼簿，而不是日記本。裡面有明信片、照片、票根和手繪，偶有一些日記和見聞評論。克羅艾在書頁之間夾了鮮花。罌粟花。我還能看到書頁上花蕊、花瓣留下的痕跡。
這些易碎的紙張詳細記錄了她們的旅途——主要是在各個島嶼上。偶爾會提到人：一個和克羅艾做了朋友的土耳其女孩，以及一個教她捕魚的男孩。
日記裡沒有提到她們逃離德國的事，但克羅艾寫到了那個在意大利給她的手臂打上石膏的醫生。他是第一個在石膏上簽名的人，還畫了一幅小熊維尼的畫。
根據明信片和裡面提到的地名，我能找到海倫所走的路線。她一定是把車賣了或是扔在了什麼地方，然後搭乘大巴穿過山區，進入南斯拉夫，再越過邊境線進入希臘的。
不知道過了多少天，時間一週周地過去。母女兩人繼續前行，離德國越來越遠，進入土耳其，沿著海岸線往前走。她們最終在愛琴海岸邊的費特希耶的一個露營地結束了逃亡生活。克羅艾的手臂癒合得不好。她又去了醫院。拍了片子，諮詢了醫生。海倫給她父親寫了張明信片，還畫了一幅他的畫像。但很明顯明信片並沒有寄出。
我對克羅艾的印象是，她是一個開朗活潑、無憂無慮的孩子，她懷念德國的朋友以及寵物貓小叮噹（大家都叫它「叮噹」），因為那是它在花園裡試圖捉鳥的時候，項圈上的鈴鐺發出的聲音。
日記本上最後一頁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二日，「阿爾戈·赫拉號」沉沒前兩天。克羅艾為即將到來的生日感到很興奮。再過兩週多，她就七歲了。
我往回翻看著日記本的最後幾頁，感覺海倫和克羅艾終於開始鬆弛下來。她們在帕特莫斯待的時間比前兩個月去過的任何地方待得都久。
我合上克羅艾的日記本，撫摸著那幅剪貼畫。
有時，如果你對著一個畫面盯太久，會有一種失明的感覺，因為那畫面被刻到了我們的潛意識上，並保持不變，即使發生了理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新事件。相似地，把事情簡單化或從整體上看待一種情形的慾望，會使我們忽略那些突兀的細節，而不是盡力去解釋它們。
「他們寄來的東西里有海倫·錢伯斯的照片嗎？」我問魯伊斯。
「我們已經有一張了。」
突然，他明白了我的用意。
「什麼？你覺得是另外一個女人？」
「不，但我想確認一下。」
他坐直了身子，看著我。「你跟吉迪恩一樣壞——你覺得她們沒死。」
「我想知道他為什麼覺得她們還活著。」
「因為他不是感覺希望破滅了，就是在拒絕接受現實。」
「或者他知道些什麼。」
魯伊斯站起身來，雙腿發僵，一臉怪相。「如果海倫和克羅艾還活著，她們在哪兒呢？」
「躲起來了。」
「她們怎麼偽造她們的死亡呢？」
「她們的屍體從未被找到。她們的行李可能是被扔到海里的。」
「那證人的證詞呢？」
「布賴恩·錢伯斯有錢，可以說服他們。」
「有點誇大其詞了，」魯伊斯說，「我跟法醫辦公室打過電話。海倫和克羅艾被正式宣佈死亡了。」
「我們能讓他們用電報發來一張海倫·錢伯斯的照片嗎？我只是想確認我們說的是一個人。」
韋羅妮卡·克雷要趕六點的火車回布裡斯托爾。我想趁她離開之前跟她聊聊。一輛迷你出租車載著我們沿富勒姆宮路前行，穿過哈默史密斯和牧人叢。出租車右側的減震裝置幾乎完全失效了。也許前軸下面卡著一個人。
魯伊斯在我旁邊默不作聲。巴士沿著內側車道行駛，不時停下讓在巴士站排隊的乘客上車。其他乘客則把臉探出車窗或腦袋靠著玻璃睡著了。
我不停地思考渡輪事故的細節。海倫和克羅艾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還活著。吉迪恩既沒有證據證明她們死了，也無法證明她們還活著。這可能就是他正在尋找的東西——死了或者活著的證據。這並非全部的答案。他的罪行有太強的施虐狂傾向。他太過享受其中而無法自拔了。
韋羅妮卡·克雷正在一號站臺附近的咖啡館裡等我們。她的大衣沒扣扣子，垂到了地面上。她和魯伊斯默默地彼此打了個招呼。他們兩人僅有的兩個共同點是各自的職業以及使沉默勝過千言萬語的能力。
重新安排了座位。看了眼手錶。韋羅妮卡·克雷有十五分鐘的時間。
「國防部想接手調查。」她宣佈。
「什麼意思？」
「泰勒擅離職守了。他們宣稱他還是軍隊的一員。他們想出面逮捕他。」
「你是怎麼說的？」
「我告訴他們滾開。有兩個女人喪命，而且調查工作由我負責。我可不會因為某個穿著卡其衣服、每次有坦克開過都會勃起的鉛筆頭隨便說句話就退縮了。」
她說的刻薄話跟她小心翼翼地往茶里加糖並且緩慢攪拌的樣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用拇指和食指端著茶杯，一口氣喝了半杯，也不怕燙。她那白皙肥碩的喉嚨裡彷彿藏著一個拳頭，隨著吞嚥上下移動。
她放下杯子，開始講述自己查到的有關吉迪恩·泰勒的信息。通過一個在北愛爾蘭皇家警察部隊的聯繫人，她得知泰勒在貝爾法斯特度過了四年，其間在阿爾馬為任務協調小組工作——一個專門從事監控和審訊的軍事情報機構。
「難怪這麼難找到他，」魯伊斯說，「這些傢伙知道如何跟蹤別人而不被發現。他們是第二和第三方認知方面的專家。」
「你怎麼會知道這種事情？」克雷探長問道。
「我在貝爾法斯特工作過一段時間。」魯伊斯並沒有做過多解釋。
探長並不喜歡被矇在鼓裡，但她還是繼續往下說：「移民局調出了泰勒的檔案。過去六年間，他多次前往巴基斯坦、波蘭、埃及、索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停留時間不定，但從不少於一週，也從不多於一個月。」
「為什麼去埃及和索馬里？」魯伊斯問，「英國在那裡並沒有駐軍。」
「他可能是在訓練當地人。」探長說。
「這並不能解釋他為什麼要保密。」
「反間諜。」
「有點道理。」
「莫琳·布拉肯說克里斯蒂娜和西爾維婭曾經開玩笑說吉迪恩像個幽靈。」
我思考著他去過的那些國家：阿富汗、伊拉克、波蘭、巴基斯坦、埃及和索馬里。他是個訓練有素的審訊者，是從嫌疑人嘴裡撬出信息的專家——戰俘、被拘留者、恐怖分子……
我的腦子裡全是西爾維婭·弗內斯戴著頭罩掛在樹杈上的畫面。第二個畫面是莫琳·布拉肯，跪在地上，蒙著眼睛，雙手前伸。感官剝奪、定向障礙和羞辱，這些都是審訊者和拷問者使用的手段。
如果吉迪恩堅信海倫和克羅艾還活著，那麼他相信有人把她們藏起來了也就合情合理了。布賴恩·錢伯斯、克勞迪婭·錢伯斯、克里斯蒂娜·惠勒、西爾維婭·弗內斯，還有莫琳·布拉肯。
克雷探長緊緊地盯著我。魯伊斯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眉毛上挑，彷彿在聽正在駛來的火車聲或來自過去的回聲。
「假設你是對的，泰勒相信她們還活著，」韋羅妮卡·克雷說，「那他為什麼要除掉她們？意義何在？海倫也不會回到他身邊，他也不可能跟女兒一起生活。」
「他不希望她們回到他身邊。他只是想懲罰她離開了自己，他還想看看自己的女兒。泰勒受到恐懼和怨恨的驅使。恐懼他可能做出來的事，恐懼再也見不到女兒了。但他的怨恨更加強烈。它有自己的構造。」
「什麼意思？」
「他的怨恨要求我們靠邊站。它否決別人的權利，它淨化、毒化並控制著他的信念。恨是他賴以生存的基礎。」
「他的下一個目標會是誰？」
「這個說不上來。海倫的家人受到了保護，但她一定還有許多其他的朋友。」
克雷探長將身子用力壓在膝蓋上，想從她鋥亮的鞋舌上尋找一絲安慰。空氣裡傳來站臺的播報聲。她得走了。
她扣上大衣，站起來，跟我們道別，然後快步穿過車站大堂，緊張地朝她那趟等候中的火車走去。魯伊斯看著她走了，撓了撓自己的鼻子。
「你覺得克雷身體裡面有個瘦弱的女人想掙脫出來嗎？」
「有兩個。」
「想去喝一杯嗎？」
我看了看手錶。「下次吧。朱莉安娜公司的派對八點開始。我想去給她買個禮物。」
「比如說？」
「珠寶總是不錯的。」
「除非你有了外遇。」
「什麼意思？」
「送貴重的禮物說明你心有愧疚。」
「不，不是這樣。」
「禮物越是貴重，你內心的愧疚就越深刻。」
「你真是個疑心重的可憐蟲。」
「我結過三次婚。這種事情我懂。」
魯伊斯扭頭看著我。我能感到左手在抽搐。
「朱莉安娜最近很忙，一直出差。我想她了。我想給她買個特別的禮物。」
我的理由聽上去太刺耳了。我應該什麼都不說的。我不會跟魯伊斯說朱莉安娜的上司或那張客房服務收據，那套性感內衣或那些電話。我也不會提起達茜的吻以及朱莉安娜問我是否還愛她的事情。我什麼都不會說——他也不會問。
這就是男人之間的友情的重大悖論之一。就像一個不言自明的密碼：除非陷入谷底，否則你不會開始挖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