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瑪醒了，因為做了個夢，嗚嗚咽咽地小聲抽泣。我迷迷糊糊地下了床，走到她的床邊，在心裡咒罵著冰涼的地板和僵硬的雙腿。
她緊閉著眼睛，左右搖晃著腦袋。我彎腰把一隻手放到她的胸口上。我的手幾乎完全蓋住了她的胸腔。她睜開眼睛。我把她抱起來，抱在胸前。她的小心臟嗵嗵地跳著。
「沒事了，寶貝。就是個夢而已。」
「我看到了一個怪物。」
「沒有什麼怪物。」
「它要吃你。它吃掉了你的一隻胳膊，然後又吃掉了你一條腿。」
「我很好呀。看，兩隻胳膊，兩條腿。還記得我跟你說過什麼嗎？沒有什麼怪物。」
「都是假的。」
「對。」
「萬一它回來了呢？」
「你得夢點別的。這個怎麼樣——你夢到了自己的生日派對、仙女麵包和果凍豆。」
「還有棉花糖。」
「對。」
「我喜歡棉花糖。粉色的，不是白色的。」
「它們都一個味。」
「對我來說不一樣。」
我把她放下，給她掖好被子，吻了下她的臉頰。
朱莉安娜現在在羅馬。她是週三離開的。我都沒機會見著她。等我從芬伍德醫院回到家，她已經走了。
我昨天晚上給她打了電話。我打過去時，是德克接的。他說朱莉安娜在忙，說她會打回來。我等了一個多小時，又打過去。她說她沒收到我的留言。
「所以你是在加班。」我說。
「差不多結束了。」
她聽上去很疲憊。她說意大利人改變了要求。她和德克在重新起草整個交易，重新接洽主要的投資者。我沒有明白其中的細節。
「你還是明天晚上回來嗎？」
「對。」
「你仍然希望我去那個派對嗎？」
「如果你願意的話。」這並不是一句熱情的肯定句。她問起兩個孩子以及伊莫金和魯伊斯，魯伊斯昨天回倫敦去了。我告訴她一切都好。
「聽著，我得掛了。跟孩子們說我愛她們。」
「我會的。」
「拜拜。」
朱莉安娜先掛了。我拿著電話，聽著，彷彿寂靜中會有什麼東西打消我的疑慮，說一切都很好，明天她就回家了，我們會在倫敦度過一個美妙的週末。只是，我並不感覺一切都好。我不停地想象著德克在她的酒店房間裡，接她的電話，跟她一塊兒吃早餐。我之前從未有過這種想法，從未懷疑，從不苦惱。但現在我也說不清是我想多了（因為帕金森先生每次發作時都會讓我這樣），還是我的懷疑是事出有因。
朱莉安娜變了，但我也一樣。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她有時會問我她是不是牙齒上粘了東西，還是衣服出了什麼問題，因為大家都在盯著她看。她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美，以至於注意不到它所招致的目光。
現在已經不經常發生了。她更加小心謹慎，處處提防著陌生人。這都怪三年前發生的事情。她不再朝陌生人微笑，不再對行乞者施捨錢財，也不再幫迷路的人指方向。
埃瑪又睡著了。我把她的大象玩偶放到床的欄杆旁，然後輕輕地掩上門。
在樓梯平臺的另一端，我聽到了查莉的聲音。
「她還好嗎？」
「沒事。就是做了噩夢。回去睡吧。」
「我要去洗手間。」
她穿著寬鬆的睡褲，褲子滑到了屁股上沿。我從未想過她會有屁股或好看的腰。她一直都是從上到下一般粗細的。
「我能問你個事嗎？」她站在衛生間門口說道。
「當然。」
「達茜出走了。」
「對。」
「她還會回來嗎？」
「希望吧。」
「好吧。」
「什麼好吧？」
「沒什麼。就是好吧。」她又接著說道，「達茜為什麼不願意跟她姨媽一起生活？」
「她覺得自己夠大了，可以照顧自己了。」
她靠著門框，點點頭。她帶弧度的劉海蓋住了一隻眼睛。「如果媽媽死了，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沒人會死。別這麼神神道道的。」
她走了。我踮著腳尖回到床上，睜著眼躺著。天花板看起來很遙遠。我旁邊的枕頭冷冰冰的。
還沒有吉迪恩·泰勒的消息。韋羅妮卡·克雷打了一兩次電話，給我通報信息。選民名單和電話簿上都沒有吉迪恩的信息。他既沒有英國的銀行賬號也沒有信用卡。他沒有看過醫生，也沒去過醫院。他既沒有簽過租約也沒有購買過債券。斯溫格勒先生預收了六個月的租金，而且是現金。有些人會輕輕地走過一生，吉迪恩卻幾乎連腳印都沒有留下。
看起來我們唯一能確定的只有他於一九六九年出生在利物浦。他父親埃裡克·泰勒是個退休的鈑金工人，住在布裡斯托爾。他瘦得一把骨頭，充滿了敵意，滿嘴髒話，透過郵件投遞口對警方進行謾罵，除非看到搜查令否則拒絕開門。最終，他被訊問時，又喋喋不休地抱怨起孩子們讓他捱餓。
而他的另一個兒子，吉迪恩的哥哥，在萊斯特經營了一家文具供應公司。他宣稱，他已經有十年沒見過吉迪恩，沒和他說過話了。
吉迪恩十八歲就參了軍。他參加了第一次海灣戰爭。第二次波斯尼亞戰爭結束後，他又在科索沃做維和人員。根據帕特里克·富勒的說法，他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轉入陸軍情報部隊，另外我們從布賴恩·錢伯斯那裡得知，他在位於貝德福德郡奇克桑茲的國防情報與安全中心接受了訓練。
起初，他駐紮在北愛爾蘭，隨後被改派到了德國的奧斯納布呂克，加入北約快速反應部隊。通常，英國軍人只會派駐海外四年，但出於某種原因，吉迪恩留了下來。為什麼呢？
每次想到他的所作所為以及他的不擇手段，我就感到一陣不安。性虐狂不會保持沉默。他們不會離開。
他的一切行動都從容、鎮定，幾乎是歡欣愉快的。他相信自己比警方、軍方以及其他所有人都聰明。他的每樁罪案都比上一個更為邪惡和誇張。他是位藝術家，而不是屠夫——這就是他想說的。
下一次將是最為惡劣的。吉迪恩沒能殺死莫琳·布拉肯，這意味著他的下一個受害者將承載更多的意義。韋羅妮卡·克雷和她的團隊正在追蹤海倫·錢伯斯的中學校友，大學好友以及同事，特別是有孩子的。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她沒有足夠的人手來保護每一個人。她所能做的就是給她們每人一張吉迪恩·泰勒的面部照片，讓她們知曉他的慣用伎倆。
這些想法跟隨我進入夢鄉，在陰影之間閃轉騰挪，就像在跟蹤我。
週六上午，我要乾了家務才能去倫敦。村子裡正在舉行狂歡活動。
當地的商店、俱樂部和社會團體都架起了攤位，在桌上掛著旗幟和帶各種噱頭的標誌。有二手書、自制蛋糕、手工藝品、盜版光盤，還有一摞移動圖書館的廉價詞典。
在巴斯的一家鞋店裡工作的彭妮·哈弗斯帶來了一大堆鞋盒——大部分是斷碼的，要麼非常大，要麼出奇地小，但都很便宜。
查莉跟著我在村子裡穿行。我知道其中的玄機。一看到男孩，她就會跟我拉開十幾步的距離，假裝自己一個人。沒有男孩的時候，她就把我叫住，陪她看那些假珠寶和她並不需要的衣服。
每個人都在為韋洛和三英里之外離我們最近的鄰村諾頓聖菲利普之間的橄欖球賽感到異常興奮。比賽今天下午在村禮堂後面的場地上舉行。
韋洛一直是個幾乎不為人知的村子，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隨著通勤族和海邊退休族的增加，村子的人口劇增。據當地人說，人口的流入已經減緩了。房價飛速上升，已經超出了週末遊客的承受能力，他們會盯著村子裡房產中介的窗戶，夢想自己擁有一棟門上爬著薔薇、用石頭建造的小別墅。這個夢跟返回倫敦的M4號公路的塞車一樣漫長，但到了週一早上，便被忘得一乾二淨。
查莉想要個萬聖節面具：一個留著會發光的深色頭髮的橡膠怪物。我跟她說不行。埃瑪已經在做噩夢了。
郵局外有個執勤的交警在指揮車輛駛入鄰近的停車場。我想起了韋羅妮卡·克雷。她今天在倫敦，去拜訪國防部和外交部，試圖查出為什麼沒人願意談起泰勒。到目前為止，她所得到的只有國防部總參謀長的一句話：「吉迪恩·泰勒少校從所在部隊擅離職守。」
十六個字。這可能是他們的遮掩手段。可能是拒絕承認。也可能是典型的英國式簡潔。無論什麼原因，結果都是一樣的——不斷迴響的、令人不安而又高深莫測的沉默。
除了十天前頂替帕特里克·富勒的名字拍的面部照片，吉迪恩沒有一張照片不是十年前拍的。監控錄像顯示，他於五月十九日入境英國，戴著一頂棒球帽，帽簷遮住了眼睛。
不利於他的證據非常具有說服力，但都是間接證據。他手上有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機。愛麗絲·弗內斯也指認，他就是她母親失蹤四天前在酒吧裡跟她說話的男人。達茜依然沒有找到，但可能也能夠認出他就是火車上的那個人。莫琳·布拉肯只見過吉迪恩一次，是在七年前。她不記得他的聲音了，但跟她打電話的那個男人問起了海倫·錢伯斯。
警方還沒能找到吉迪恩跟案件中的其他幾部手機的聯繫，這些手機不是偷來的，就是用假身份購買的。
查莉在跟我說話：「地球呼叫老爸，地球呼叫老爸。你在解讀我嗎？」
這是她媽媽的臺詞。她正在一件件地看一堆衣服，試圖找到一件穿上後像野蠻人的深色衣服。
「你聽到我說的話了嗎？」
「沒有。對不起。」
「有時候你真的不可救藥，」她這話說得又很像朱莉安娜，「是關於達茜的。」
「她怎麼了？」
「她為什麼不能過來跟我們一起生活？」
「她有自己的家人。而且我們也沒有房間了。」
「我們可以騰出地方來。」
「這樣行不通。」
「可她姨媽討厭她。」
「誰告訴你的？」
她的遲疑已經說明了一切。查莉轉過身鑽進了一個打開著的裝滿了玩偶衣服的紙板箱裡，讓事情更加不言自明。她不敢看我。
「你跟達茜談過嗎？」
她選擇不做回答，而不是撒謊。
「你什麼時候跟她談的？」
查莉看著我，彷彿是我害得她沒法保守祕密。
「求求你，寶貝。我一直都很擔心。我需要知道她現在在哪裡。」
「在倫敦。」
「你跟她聯繫過。」
「嗯。」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是她不讓我說的。她說你會過去找她。她說你會逼她跟她那個愛抽菸、聞起來像頭驢的姨媽去西班牙。」
我沒有生氣，反倒鬆了一口氣。達茜已經失蹤五天了，她一直沒有回我的電話跟短信。查莉跟我和盤托出了。這幾天以來，她都在跟達茜打電話、發短信。達茜住在倫敦，跟一個大點的女孩在一塊兒，她曾是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的成員。
「我想讓你替我給她打電話。」
查莉猶豫著。「非要打嗎？」
「對。」
「萬一她再也不想做我的朋友了呢？」
「這件事更重要。」
查莉從牛仔褲口袋裡拿出手機，按下手機號碼。
「她沒接，」她說，「你想讓我給她留言嗎？」
我思考了片刻。四小時後我就到倫敦了。
「讓她給你回電話。」
查莉留了言。之後，我拿過來她的手機，把自己的給她。
「我們換手機，就今天一天。達茜不接我的電話，但她會接你的。」
查莉生氣地皺起眉頭。她鼻樑上方的兩道皺紋真是可愛極了。
「你要是看我的短信，我就再也不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