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路警察局的新聞發佈廳是一個簡陋的、沒有窗戶的房間，裡面擺著乙烯塑料椅子，裝飾著條形照明燈。房間裡座無虛席，兩側的牆邊也被站滿了。
國家級報社都派出了他們的王牌記者，而不是依靠在西南部的特約記者。我認得他們中的一些人——《電訊報》的勒基特、《泰晤士報》的蒙哥馬利以及《每日郵報》的皮爾遜。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認識我。
我在一扇側門邊站著。和尚在指揮攝影記者，努力制止爭吵。他朝我點點頭。克雷探長走在前面，她穿著炭黑色的夾克和白襯衫。我跟著她走上一個略高於地面的平臺，上面有一張面向媒體記者擺放的長桌。麥克風和錄音設備已經被用膠帶固定在了桌子的前沿上，那些設備上都標著電臺頻道的商標。
攝影機打開了燈光，閃光燈閃爍。探長給自己倒了一杯水，給記者們時間安靜下來。
「女士們，先生們，感謝你們的到來，」她說，這是對著觀眾說的，而不是鏡頭，「這是一場通報會，不是記者發佈會。我會先通報一下案情，然後就交給約瑟夫·奧洛克林教授。通報結束後會有簡短的提問時間。
「你們都知道，我們成立了專案組來調查西爾維婭·弗內斯遭謀殺一案。還有一起可疑的死亡案——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案件與此案併案調查，她上週五從克里夫頓懸索橋上跳了下去。」
一張克里斯蒂娜·惠勒的照片被投影到探長腦後的屏幕上。這是一張度假時的抓拍，地點是一個水上公園。克里斯蒂娜頭髮溼漉漉的，穿著紗籠[1]和T恤。
人群中發出震驚的低語聲。房間裡很多人都親眼看到克里斯蒂娜·惠勒跳橋了。這麼明顯的自殺者怎麼突然變成了謀殺案的受害人？
與此同時，她的個人信息也被投影出來——年齡、身高、髮色，單身，職業是婚禮策劃師。很快，個人信息變成了死亡日期。克里斯蒂娜生前最後一次行程被概述了出來，通話記錄以及只穿一件雨衣和高跟鞋步行穿過利伍茲公園。大橋上的監控畫面也被投影到了屏幕上。
記者們變得越發焦躁不安。他們想聽到解釋，但克雷探長還是不緊不慢的。她在依次列舉通話記錄的細節。有些細節被隱去了。她沒有提到寄到達茜學校的芭蕾舞鞋，或放在愛麗絲·弗內斯家門口的小兔子。這些信息只有凶手知道，這意味著他們可以以此從騙子中過濾出真正的知情者。
克雷探長講完了。她向大家介紹了我。我翻著筆記，清了清嗓子。
「有時，在我的工作中，我會遇到一些讓我既著迷又驚駭的人。犯下這兩起罪案的人就讓我既著迷又驚駭。他聰明，能說會道，善於操控，是個虐待狂，殘忍而無情。他並不用自己的拳頭出擊。他利用她們最大的恐懼來摧毀她們。我想弄明白其中的緣由。我想弄明白他的動機以及他選擇這兩個女人的原因。
「如果他在聽廣播、看電視或讀報，我希望他能跟我聯繫。我希望他能幫我弄明白這些問題。」
房間後面一陣騷動。我停下來。韋羅妮卡·克雷驚慌得身體僵直。警察局副局長福勒正從擁擠的門口擠進來。大家都扭過頭去。他的到來也變成了新聞。
房間裡除了長桌邊上再沒有多餘的椅子。有那麼短暫的一瞬，副局長考慮了各種選項，然後繼續沿著中間的過道往前走，一直走到房間前面。他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將皮手套塞進帽子裡，坐了下來。
「你繼續。」他粗聲說。
我猶豫了一下，看了看克雷，然後又看回筆記。
有人喊出一個問題。又有兩個人跟著問。我儘量不理睬他們。來自《泰晤士報》的蒙哥馬利站了起來。
「你說他利用她們最大的恐懼。具體是指什麼？我看了克里斯蒂娜·惠勒站在克里夫頓懸索橋上的監控錄像。她是自己跳下去的。沒有人推她。」
「她受到了脅迫。」
「她是怎麼受脅迫的？」
「讓我先說完，然後我會回答問題。」
更多的記者站了起來，他們都不願意再等了。克雷探長想上前干預，福勒先她一步拿到了麥克風，讓大家保持安靜。
「這是一場正式的通報會，不是一次自由問答的記者會，」他嗡嗡地說道，「你們要麼逐個發問，要麼什麼都得不到。」
記者們重新坐了下來。「這樣才對。」福勒說，他看著這群人，像個失望的校長，恨不得抄起柺杖就打。
有人舉起一隻手。是蒙哥馬利。「他是如何脅迫她的，先生？」
這個問題是問福勒的，他把離自己最近的麥克風又拉近了些。
「我們正在調查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這個人通過把她們的女兒作為攻擊目標來恐嚇和操控她們。我們推測他通過威脅女兒來逼迫母親就範。」
彷彿在房間裡扔了一個深水炸彈，立刻有三十隻手舉了起來。福勒指向另一名記者。通報環節變成了問答環節。
「她們的女兒受到傷害了嗎？」
「沒有，她們的女兒沒有受傷，但這兩個女人被迫相信與此相反的情況。」
「怎麼做到的？」
「我們目前還不知道。」
克雷探長怒不可遏。桌子邊的緊張情緒非常明顯。《每日郵報》的皮爾遜感覺機會來了。
「副局長先生，我們聽到奧洛克林教授說他想‘理解’凶手。這也是您的願望嗎？」
福勒探身向前。「不是。」他又縮了回去。
「您同意教授的分析嗎？」
他探身向前。「不同意。」
「為什麼，先生？」
「奧洛克林教授的服務對此次調查並沒有實質上的重要意義。」
「所以您覺得他的罪犯心理側寫毫無用處？」
「一點都沒有。」
「好吧，那他為什麼出現在這裡？」
「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
舉著的手慢慢放下了。記者們很樂意讓皮爾遜刺激副局長來尋找痛點。韋羅妮卡·克雷試圖插話進來，但福勒就是不把麥克風給她。
皮爾遜並不善罷甘休。「奧洛克林教授說他對凶手感到著迷——您也為此感到著迷嗎，副局長？」
「不。」
「他說他希望凶手給他打電話，您不覺得這很重要嗎？」
福勒厲聲回答：「我才不管教授希望什麼。你們這些媒體就想要新聞。你們以為謀殺案都是由心理學家和科學家以及通過心理學解決的。胡說八道！謀殺案是通過出色、紮實、傳統的偵探工作——上門詢訪、訪問目擊者和錄口供——解決的。」
當福勒用一根手指指著皮爾遜，逐條回擊他的問題時，無數的唾沫星子落在了麥克風上。
「此次調查中，警方不需要的，就是讓一個沒有參與過拘捕行動，沒有坐過警車，也沒有與歹徒對峙過的大學教授來告訴我們該怎麼開展工作。不用心理學學位也能知道我們要對付的是一個變態和懦夫，他以弱者為攻擊對象，就因為他得不到女人，或者無法跟一個女人保持長久的關係，或者小時候沒吃過奶……
「在我看來，奧洛克林教授起草的心理側寫經不起推敲。沒錯，我們是在找一個當地人，三十到五十歲，工作輪班，還憎恨女性。這太顯而易見了，我也能想到。這裡面沒有什麼科學奧祕。
「教授希望我們向這個人表示尊重。他想向他伸出同情與理解之手。只要有我在，就沒門。這個凶手就是個卑鄙小人，他在監獄裡會得到想要的尊重，因為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房間裡所有眼睛都盯著我。我受到了攻擊，但我能怎麼辦？克雷探長抓住了我的小臂。她不想讓我回應。
依然有問題被喊出來。
「他是如何威脅傷害她們的女兒的？」
「這兩個女人被強姦了嗎？」
「他折磨了她們嗎？」
「她們受到了什麼樣的折磨？」
福勒沒有理睬。他戴上帽子，一隻手在帽簷上滑過，把帽子戴正。然後，他一手抓住手套，摔到另一隻手裡，沿著中間的過道離開了，就像離開閱兵場。
閃光燈閃個不停。問題還在繼續：
「他還會行凶嗎？」
「他為什麼選擇這兩個女人？」
「你覺得他認識她們嗎？」
韋羅妮卡·克雷用手捂住麥克風，對我耳語了幾句。我點點頭，起身離開，感到既憤怒又難堪。人群裡發出抗議的吼聲。通報會已經成了運動會。
克雷探長慢慢轉過身去，狠狠地瞪著人群。這意思不言自明。媒體通報會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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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一塊長布做成的圍裙式衣服，穿時裹住身子，在腰圍處或腋窩處收攏打結，是東南亞傳統服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