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有位病人，他堅信自己腦袋裡裝滿了海水，裡面住著一隻螃蟹。我就問他，他的腦子去哪兒了，他跟我說被外星人用吸管吸光了。
「這樣更好，」他還強調道，「現在螃蟹有更大的活動空間了。」
我把這個故事告訴我的學生，他們都哈哈大笑。新生周結束了。他們看上去更健康了。有三十二個學生來到這個設計得無比現代卻無比醜陋的教室裡上課。低矮的天花板下面是纖維板組成的牆壁，板子還被螺釘固定在了塗了漆的桁架之間。
我面前的桌子上放著一個碩大的廣口玻璃瓶，一塊白布蓋在上面。這是我給他們的驚喜。我知道他們都在琢磨我要給他們看什麼。我已經讓他們等得夠久了。
我抓著白布的兩個角，手腕一抖。布翻滾著落下，露出了一個懸浮在福爾馬林中的人腦。
「這是布倫達，」我解釋道，「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她的真名，但我知道她死亡時四十八歲。」
我戴上橡膠手套，雙手把那個有彈性的灰色器官捧了起來。上面的液體滴到了桌子上。「有人想上來捧著她嗎？」
沒一個人動彈。
「我這兒還有手套。」
還是沒人接受。
「歷史上的每種宗教和信仰體系都聲稱，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內在力量——靈魂、良心、聖靈。沒人知道這個內在力量住在哪裡。它可能在大腳趾裡，在耳垂裡，或在乳頭裡。」
陣陣笑聲表明他們都在聽。
「大部分人可能都認為心臟或者頭腦是符合邏輯的位置。你們猜得跟我差不多。科學家們已經用X光、超聲波、核磁共振和斷層掃描繪製了人體每個部位的圖像。人體被切片、切塊、稱重、解剖、針刺和探測了四百年，但到目前為止，沒人發現我們體內有什麼祕密隔間、神祕的黑點、神奇的內在力量或耀眼的光芒。瓶子裡沒有妖怪，機器裡沒有鬼，也沒有瘋狂蹬自行車的小人。
「所以我們能從中得出什麼結論？我們只是血肉之軀，由神經元和神經組成的一臺完美的機器嗎？我們身體裡有沒有一個我們看不到或無法理解的靈魂呢？」
一隻手舉了起來。竟然有人提問！是南希·尤爾斯——校報的記者。
「那我們的自我意識呢？」她問道，「這肯定表明我們不只是機器吧。」
「也許吧。你覺得我們與生俱來就有這種自我意識、自我感覺，以及獨一無二的個性嗎？」
「是的。」
「你可能是對的。我想讓你們考慮另一種可能。如果我們的意識，或自我意識源自我們的經歷——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記憶呢？我們是自己生活的產物，是別人對我們的看法的映射，我們出生時並沒有人提前為我們繪好藍圖。我們被從外部照亮，而不是內部。」
南希噘著嘴坐到座位上。她身邊的人都在奮筆疾書。我一點也不知道為什麼。考試不考這個。
我離開教室時，布魯諾·考夫曼截住了我。
「聽著，老夥計，想跟你一起吃個午飯。」
「我要去見個人。」
「她漂亮嗎？」
我想象著魯伊斯的模樣，告訴他不漂亮。布魯諾跟我並肩走著。「上週橋上發生的事太糟糕了。太可怕了。」
「是的。」
「一個多好的女人啊。」
「你認識她？」
「我前妻以前跟克里斯蒂娜是同學。」
「我都不知道你結過婚。」
「是的。莫琳很受打擊，可憐的老女人。她都嚇壞了。」
「我很抱歉。她最後一次見到克里斯蒂娜是什麼時候？」
「我想我可以問問她。」他猶豫地說。
「這很難辦嗎？」
「這意味著要給她打電話。」
「你們不聯繫了？」
「我們的婚姻，老夥計，就像一部品特[1]的戲劇：充滿了深刻的沉默。」
我們走下站滿人的臺階，穿過廣場。
「當然，現在一切都變了，」布魯諾說，「她每天都給我打電話，想跟我聊天。」
「她很傷心。」
「應該是吧，」他謹慎地說，「奇怪的是，我挺喜歡她打電話的。我八年前跟她離婚了，但發現我還是很在乎她對我的看法。你覺得這是怎麼回事？」
「聽上去是愛情。」
「哦，老天，不！可能是友情吧。」
「所以你是說你更願意依偎在一個比你年輕一半的研究生的懷裡嗎？」
「這是浪漫。我儘量不把這二者混為一談。」
我在心理學院外面的臺階下跟布魯諾分開。魯伊斯正在他車裡邊看報邊等我。
「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大事嗎？」我問。
「死亡和破壞，再平常不過了。一個美國孩子在高中校園裡拿槍亂射。你在學校餐廳裡賣自動步槍，就會發生這種事。」
魯伊斯從座位上的托盤裡拿起一杯外賣咖啡遞給我。
「你在‘狐狸和獾’的房間怎麼樣？」
「離酒吧太近了。」
「太吵了，是吧？」
「太誘惑了。我見了幾個當地人。有個侏儒。」
「奈傑爾。」
「他說自己叫奈傑爾的時候，我還以為他在開玩笑。他想把我拉出去，跟我打一架。」
「他一直那樣。」
「有人打過他嗎？」
「他是個侏儒！」
「那也是個討人厭的小渾蛋。」
我跟韋羅妮卡·克雷約好了在布裡斯托爾的三一路警察局見面。
「你確定想讓我去？」魯伊斯問。
「為什麼不呢？」
「我的工作完成了。你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你不能回倫敦——現在還不行。你才剛到。你還沒在巴斯逛逛呢。來了西南部，就不能不逛逛巴斯。就像去了洛杉磯卻不跟帕麗斯·希爾頓睡覺一樣。」
「這兩個我都可以不要。」
「那朱莉安娜呢？她今天下午就到家了。她會想見見你的。」
「這個更有誘惑一些。她還好嗎？」
「很好。」
「她走多久了？」
「週一走的。只不過感覺上比這更久。」
「都是這樣。」
三一路警察局是一棟封閉的建築，低樓層一個窗戶都沒有，就像一座為防止圍攻而建造的碉堡。它完美地展示了當代執法機關的模樣，每個角落都安著監控探頭，牆上還帶著尖刺。
有人在磚牆上畫了塗鴉：阻止警察殺人如麻。結束國家恐怖主義。
警察局對面，聖三一教堂被木板圍了起來，裡面空無一人。一個老太太在門廊下躲雨。她穿著一身黑衣服，弓著身子，像一根燒過的火柴。
我們在樓下等人來。金屬安全門打開了。一個高個子黑人幾乎要低下頭才能走過。我的第一個設想就錯了。他並不是獲釋人員。他在這裡當差。
「我是探員阿博特，」他說，「不過你們可以叫我和尚。其他的渾蛋都這麼叫我。」
他的手足有拳擊手套那麼大。我感覺自己一下變回了十歲。
「這裡每個人都有外號嗎？」魯伊斯問。
「大多數人都有。」
「那探長呢？」
「我們叫她老大。」
「僅此而已？」
「我們很珍愛自己的工作。」
韋羅妮卡·克雷的辦公室位於這個大盒子裡的一個小盒子裡，裡面只有一張簡單的松木桌和幾個文件櫃。牆上貼滿了未破的案子和未逮捕的嫌疑人照片。其他人都把未完的事塞進抽屜或寫成日記，探長卻把它變成牆紙。
她穿著黑衣服，正在吃早飯。文件上放著一個甜麵包和一杯咖啡。
她吃了最後一大口，然後收拾筆記。
「我有個案情通報會。你可以去聽聽。」
案件調查室裡乾淨、現代、敞亮，中間只有可移動隔板和白板。一面白板上貼著一張照片。旁邊是克里斯蒂娜·惠勒的名字。
那群警察大多是男的，克雷探長進去的時候，大家都站了起來。十幾個警員被派來參與調查，雖然這件事還沒有被列為謀殺案。除非這支特遣部隊能在五天之內找出動機或嫌疑人，否則掌權者就要把此案交給法醫來決定了。
克雷探長舔了舔手指上的糖霜，然後開口說道：
「上週五下午五點零七分，這個女人從克里夫頓懸索橋上跳橋自殺了。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拼合出她生命的最後幾小時。我想知道她去了哪裡，跟誰說過話，以及看到過什麼。
「還要詢問她的鄰居、朋友和生意夥伴。她生前是個婚禮策劃師。她的公司有資金上的問題。去問問那些常見的嫌疑人——高利貸者和放款人——看他們認不認識她。」
她大致說出了從週五上午開始各個事件的時間軸。克里斯蒂娜·惠勒在有福婚慶公司的辦公室待了兩小時，然後就回家了。十一點五十四分，她的固定電話接到一通來電，是從西野購物廣場和錫安巷拐角處的公共電話亭打來的，那裡剛好能夠俯瞰克里夫頓懸索橋。
「這個電話持續了三十四分鐘。可能是她認識的人打來的。也許她安排好了跟他們見面。
「她的手機一響，固定電話就掛了。兩個電話可能是同一個人打的。」
克雷探長朝一個操縱投影儀的警員做了個手勢。一幅包括了布裡斯托爾和巴斯的地圖被投射在她身後的白板上。「電信工程師正在定位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機信號，繪製她週五開車從家去利伍茲公園可能的行駛路線。
「我們有兩個目擊證人。這些證人需要重新詢問。我還要週五下午去過利伍茲公園的所有人的名字。我需要知道他們去那裡的原因以及他們的家庭住址。」
「當時在下雨，長官。」一名警員說道。
「這裡可是布裡斯托爾——一直都在他媽的下雨。還有，不要叫我長官。」
她看著人群中唯一的女警員。「阿爾菲。」
「是，老大。」
「我要你仔細檢查性犯罪人員的檔案，給我一份住在利伍茲公園方圓五英里之內的所有變態的名單。我要你把他們按犯罪的嚴重程度進行分類，以及他們最近一次被指控和釋放的時間。」
「好的，老大。」
探長移動視線。「瓊斯和麥卡沃伊，你們倆去查看監控錄像。橋上有四個攝像頭。」
「哪個時段？」其中一個問。
「從中午到下午六點。六小時，四個攝像頭，自己算一下。」
「我們到底在找什麼，老大？」
「記下每一輛汽車的車牌號，然後在車牌自動識別軟件裡查一下，看有沒有車是被偷的。和阿爾菲交叉核對名單。我們說不定能撞大運。」
「你說的可是一千多輛汽車。」
「那你們最好馬上開始。」她轉身面向一個穿著短袖上衣和牛仔褲的警員。她叫他「獵人羅伊」——又是外號。名字很適合他。
「去查一下她的合夥人，西爾維婭·弗內斯，還有她們公司的銀行賬戶，看看主要的債權人都是誰，有沒有人追得比較緊。」
她提到了食物中毒事件。一個新娘的父親想要賠償，威脅要起訴。獵人羅伊將其記了下來。
克雷探長把一沓文件扔到另一名警員的腿上。「這是過去兩年間發生在利伍茲公園的所有性侵或不雅行為投訴，其中還包括裸身太陽浴和露點。我要你把他們全部找到。問他們週五下午都在做什麼。讓D.J.和捲毛跟你一起去。」
「你覺得是性犯罪，老大？」捲毛問。
「那個女人赤身裸體，肚子上寫著‘蕩婦’。」
「那她的手機呢？」阿爾菲問。
「還沒有找到。和尚負責搜查利伍茲公園。沒有任務的都跟著他。你們要敲門，走訪當地人。我要知道有沒有人舉止怪異，過去幾周裡有沒有發生什麼不尋常的事。麻雀放屁了？熊在樹林裡大便了？你們懂我的意思。」
一張新面孔出現在通報會上。他身著鈕釦鋥亮的制服，警帽夾在左臂下。一個高級警官。
警員們迅速站起身來。
「繼續，繼續。」他用「假裝我不在」的口吻說道。克雷探長做了介紹。副局長福勒個子不高，肩膀寬闊，握手有力，神氣得像一個在戰場上督戰的將軍。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身上。
「一位什麼教授？」他問。
「心理學，長官。」
「你是一位心理學家，」他的語氣聽起來像是在說一種疾病，「你是哪裡人？」
「我出生在威爾士。我母親是威爾士人。」
「聽說過威爾士兔子[2]的定義嗎，教授？」
「沒有，長官。」
「加的夫處女。」
他環顧四周，等著大家的笑聲。笑聲如期而至。他這才心滿意足地在一個座位上坐下，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帽子裡面放著他的皮手套。
克雷探長繼續做指示，但馬上就被打斷了。
「這為什麼不是自殺？」福勒問。
她轉身面向他。「我們正在重新審視此案，長官。受害人寫了一個求救標誌。」
「我還以為大部分自殺本身就是一種呼救行為。」
探長猶豫了一下。「我們認為是跟惠勒女士通電話的人讓她跳下去的。」
「有人讓她跳，她就跳下去了——就是這樣？」
「我們認為她可能受到了威脅或恐嚇。」
福勒微笑著點了點頭，但舉止間透著一種曖昧的屈尊俯就。他轉身看著我。「這是你的觀點，對嗎，教授？這個女人到底是怎麼被威脅或恐嚇到自殺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能感覺到自己下巴發緊，面部僵硬。碰上恃強凌弱的人，我就會這樣。我在他們身邊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所以你覺得有一個神經病讓這女人跳橋自殺？」
「不，不是神經病。我沒有看到證據顯示他有精神疾病。」
「什麼？」
「我覺得貼上‘神經病’或‘瘋子’之類的標籤沒有什麼幫助，反倒會給凶手提供一個為自己辯解的藉口，或讓他以精神錯亂為由要求減輕罪責。」
福勒的臉比襯衫紙板還要僵硬。他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我。
「我們這裡有些禮節，奧洛克林教授，其中之一就是要用‘長官’或正確的頭銜來稱呼高級警官。這關乎尊重。我覺得我理應得到尊重。」
「是的，長官，是我的錯。」
有那麼短暫的一瞬，他幾乎要控制不住自己了，但此刻又恢復了自制。他站起身，拿起帽子和手套，離開了案情分析室。沒有一個人動彈。
我看著韋羅妮卡·克雷，她低著頭。我讓她失望了。
簡報會結束了。警員們解散了。
往樓梯走的時候，我對探長表達了歉意。
「別擔心。」
「我希望自己沒有樹敵。」
「那個傢伙每天早上都會吃混賬話藥片。」
「他以前參過軍。」我說。
「你怎麼知道？」
「他把帽子夾在左臂下面，這樣他的手臂好用來敬禮。」
探長搖搖頭。「你怎麼會知道這種事情？」
「因為他是個怪人。」魯伊斯回答。
我跟著他走出去。一輛沒有警方標識的警車停在卸貨區。司機是一位女警察，她打開副駕駛車門。韋羅妮卡·克雷和和尚要去利伍茲公園。
我祝他們好運。
「你相信運氣嗎，教授？」
「不相信。」
「那就好。我也不信。」
* * *
[1]哈羅德·品特，英國劇作家、導演。
[2]即威爾士乾酪吐司。將含有素酒、牛乳等的酪乳汁塗到麵包上後烤制而成的一種傳統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