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清楚，有時候帕金森先生會拒絕躺下，然後像個男人一樣把藥吃下去。他殘忍地捉弄我，讓我公開出醜。
人體內有數千個非自主過程是我們沒法控制的。我們不能停止心臟跳動，或讓皮膚不出汗，也不能阻止瞳孔擴大。其他的運動都是自主的，但這些也在逐漸拋棄我。我的四肢、下巴、面部有時會顫抖、抽搐或是僵住。我的臉會毫無徵兆地僵成一個面具，讓我沒法露出歡迎的微笑或是表現出悲傷、憂慮。如果我自己都失去了表達情緒的能力，我還怎麼做臨床心理醫生？
「你又在用那種眼神盯著我看了。」魯伊斯說。
「抱歉。」我扭過臉去。
「我們該回家了。」他柔聲說道。
「還不急。」
我們正冒著嚴寒坐在一家星巴克外面，因為魯伊斯拒絕被人看到坐在那種地方里，他覺得我們應該去個酒吧。
「我想要一杯濃咖啡而不是啤酒。」我對他說。
他迴應說：「你是故意讓自己聽起來像個理髮師的嗎？」
「喝你的咖啡吧。」
他兩手插在外套口袋裡，那外套還是我第一次見他時他穿的那件——那可是五年前了。我當時在倫敦給一些妓女做演講，他打斷了我。我試圖教她們在街道上保證安全。魯伊斯則在調查一起謀殺案。
我喜歡他。過分關心自己和衣著的男人會表現得自負且野心勃勃，但魯伊斯早就不關心別人對他的看法了。他就像一件輪廓模糊的黑色大傢俱，散發著菸草和酒精的味道。
另一件讓我吃驚的事是，他即使坐在室內，也能看到遠處的東西。他彷彿能看穿牆壁，洞察到一件事更加清晰、美好或簡單的地方。
「你知道我不理解這個案子的什麼地方嗎？」他說。
「是什麼？」
「為什麼沒人阻止她？一個赤身裸體的女人從家裡走出來，坐進汽車，開了十五英里，然後越過橋上的安全護欄，這過程中竟然沒人攔住她。你能解釋這點嗎？」
「這被稱作‘旁觀者效應’。」
「這被稱作冷漠無情。」他咕噥道。
「不。」
我給他講了姬蒂·吉諾維斯的故事。她是紐約的服務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在自己居住的公寓大樓外遇刺身亡。四十個鄰居聽到了她的呼救聲或看到了她被刺傷，但沒人報警或嘗試幫助她。整個遇刺過程持續了三十二分鐘。她兩次跑開，但每次都被襲擊者抓到並再次被刺傷。
最後拿起電話報警的人還先給他的朋友打了個電話問他該怎麼辦。然後，他去了鄰居家，讓他們打電話報警，因為「他不想牽涉其中」。警察趕到，兩分鐘後姬蒂·吉諾維斯就死了。
這場凶殺案在美國內外引起了潮水般的憤怒和質疑。人們認為過度擁擠、城鎮化和貧窮造就了這一代城市居民，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如同籠子中的老鼠。
熱度消退，心理學家經充分研究後發現了旁觀者效應。如果一群人目擊了一個突發事件，他們會面面相覷，等著其他人帶頭行動。他們被多數人的無知誘騙到了無所作為的境地。
週五下午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了克里斯蒂娜·惠勒——汽車司機、乘客、行人、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利伍茲公園裡遛狗的人——而他們都指望別人介入，向她伸出援手。
魯伊斯用懷疑的口氣咕噥道：「你不是挺喜歡人類的嗎？」
他閉上眼睛，緩緩呼出一口氣，彷彿要溫暖這個世界。「現在去哪兒？」他問。
「我想去看看利伍茲公園。」
「為什麼？」
「可能有助於我理解案情。」
我們駛出十九號交叉口，沿著一條支路朝克里夫頓駛去，從運動場、農場和溪流之間穿梭而過。洪水退去後，這些地方無一不是陰沉沉的，泛著鹹水。一小部分柏油路面數週以來第一次變乾燥了。
皮爾路變成了阿伯茨利路，我們左側的樹林後面，峽谷變得陡峭無比。按照當地的傳說，這個峽谷是由兩個巨人兄弟文森特和格拉姆用鶴嘴鋤掘成的。巨人兄弟死後，他們的屍體沿著埃文河順流而下，變成了布里斯托爾海峽中大大小小的島嶼。
魯伊斯很喜歡這個傳說（以及其中的人名）。也許這很對他荒誕不經的口味。
一道砂岩拱門便是利伍茲公園的入口。在樹木的掩映下，一條狹窄的小路通向了一個小停車場。他們就是在這裡找到克里斯蒂娜·惠勒停在落葉裡的汽車的。如果沒有別人的提示或之前沒有來過，她是不太可能知道這個地方的。
距離停車場三十碼的地方有個路標，指向了數條步行道。那條紅色的步行道耗時一小時，全長兩英里，一直延伸到「天堂之底」的邊緣，可以俯瞰峽谷。紫色的步行道要短一些，但會通到斯托克利營，一座鐵器時代的山中堡壘。
魯伊斯走在我前面，時不時停下讓我追上去。我穿的鞋不合適。克里斯蒂娜·惠勒穿的鞋也不合適。她該覺得多麼赤裸和暴露啊，多麼寒冷和恐懼啊。她穿著高跟鞋走在這條路上。她一個趔趄跌倒了。她被荊棘劃傷了皮膚。有人在給她下指示，引導她離開停車場。
落葉像雪一樣堆在排水溝裡，微風從樹枝上搖下水滴。這是一片古樹林，我能從溼潤的土壤、腐爛的樹幹和黴菌中聞出來：這兒不停地冒著臭氣。時不時地，在樹木之間，我瞥見了樹林邊緣的柵欄。柵欄之上和之外都是屋頂。
在北愛爾蘭動亂時期，愛爾蘭共和軍常常把武器彈藥埋在野外，利用三個地標之間的瞄準線，把武器藏在荒郊野地裡，而地面上沒有任何標誌。搜查這些武器的英國巡邏隊學會了如何研究地形，找出引人注目的特徵。它可能是一棵顏色不同的樹、一堆石頭，或是一根傾斜的欄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也在做同樣的事——尋找能夠為克里斯蒂娜·惠勒最後一次散步時的情形提供線索的參考點或心理指標。我拿出手機，查看了一下信號強度。三條槓，信號夠強。
「她走了這條路。」
「你怎麼這麼肯定？」魯伊斯問。
「這裡遮擋更少。他想看到她。他也想讓她被看到。」
「為什麼？」
「我還不確定。」
大部分犯罪活動都是巧合——一連串的情況。相差幾分鐘或是幾碼遠，犯罪活動也許就不會發生了。這個案子不同。凶手知道克里斯蒂娜·惠勒的電話號碼和住處。他讓她來這兒。他還選定了她穿的鞋。
「怎麼做到的？你是怎麼了解她的？」我默默地問自己。
你一定曾在哪兒見過她。也許她當時正穿著一雙紅鞋。
為什麼帶她來這裡？
你想讓她被看到，但是這裡太開闊，太顯眼了。可能會有人攔下她或報警。即使是週五那樣令人痛苦的天氣，步行道上依然有人。如果你真的想把她隔離開，你本可以選擇任何其他地方。某個私密的地方。在那裡，你有更充裕的時間。
你沒有祕密地殺死她，而是將它公之於眾。你讓她走到橋上，翻過護欄。這種控制令人驚異，難以置信。
克里斯蒂娜沒有反抗。她的指甲蓋下沒有皮膚組織或反抗造成的淤傷。你不需要用繩索制伏她，不需要用蠻力。沒有人見過你出現在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汽車裡。沒有證人提到見過她跟其他人在一起。你一定在等她，在一個你覺得安全的地方——一個藏身之所。
魯伊斯又停下來等我。我從他身邊走過，離開小路，爬上一個小斜坡。坡頂上有個三棵樹形成的小圓丘。從這裡看去，埃文河谷盡收眼底。我跪在草地上，感受著溼潤的泥土浸透了我的褲子以及手肘。小路前後一百碼的地方都能看到。這是個很好的藏身之處，無論是無辜的求愛還是違法的跟蹤。
一束陽光突然穿過快速移動的雲層射下來。魯伊斯跟著我來到了斜坡。
「有人在這裡觀察別人，」我解釋道，「你看，草被壓彎了。有人趴在地上，兩肘在這兒。」
說話的工夫，我就被十幾碼外卡在一簇荊棘裡的黃色塑料吸引住了視線。我起身走過去，身子探進帶刺的樹枝間，直到手指抓住那件塑料雨衣。
魯伊斯長長地吹了一聲口哨。「你真是個怪人，你知道的。」
汽車引擎還未熄火，空調暖風吹得正起勁。我努力把褲子吹乾。
「我們應該報警。」我說。
「然後說什麼？」魯伊斯回擊。
「跟他們說雨衣的事。」
「這改變不了什麼。他們知道她在樹林裡出現過。有人看到她了。他們看到她跳下去了。」
「可是他們可以把樹林封鎖起來搜查。」
我想象著一群便衣警察在尋找指紋，警犬在追蹤氣味。
「你知道週五以來下了多久的雨。什麼都找不到了。」
他從上衣口袋裡拿出一罐糖果，遞給我一塊。他吮吸的時候，石塊一般的糖果在他的牙齒間咯咯作響。
「她的手機呢？」
「還在河裡。」
「第一部手機——她從家裡拿出來的那部。」
「它已經不能再提供任何信息了。」
我知道魯伊斯覺得是我想得太多了，或者覺得我在尋找某種解脫。這不是真的。只有一種自然而令人信服的解脫方式——誰都無法迴避的方式。克里斯蒂娜·惠勒以七十五英里的時速撞上水面的方式。我只是想幫達茜找到真相。
「你說她有金錢方面的問題。我知道高利貸會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那也好過撞斷腿。」
「也許他們給了她太大壓力，她就崩潰了。」
我盯著自己的左手，我的大拇指和食指搓個不停。顫抖要開始了，兩個手指以每秒三次的頻率有節奏地前後移動。我努力用意志控制大拇指讓它停下，讓顫抖短暫停止。
我笨拙地把左手藏進口袋裡。我知道魯伊斯要說什麼。
「最後一站，」我爭辯道，「然後我們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