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棟建於十八世紀的小屋，前門上方彎彎曲曲爬著多瘤的紫藤，都要夠到屋簷了。跟房子緊鄰的車庫曾是個馬廄，現在已經與正房連為一體。
達茜打開前門，步入昏暗的門廳。她猶豫了，種種情緒互相推撞，讓她僵在了那裡。
「有什麼問題嗎？」
她勉強地搖了搖頭。
「如果願意的話，你可以待在外面照顧埃瑪。」
她點點頭。
埃瑪在小路上踢落葉玩。
我穿過門廳的石板地面，經過一個空蕩蕩的衣架，注意到衣架下面放著一把雨傘。廚房在右首邊。透過窗戶，我看到一個後花園，一道木柵欄把修剪整齊的玫瑰叢跟相鄰的花園隔開。滴水架上放著一個杯子和一個麥片碗。洗碗池是乾的，擦得很乾淨。廚房垃圾桶裡有蔬菜殘渣，捲曲的橙皮，以及狗屎色的泡過的茶包。餐桌上空無一物，只有一小沓賬單和打開的信件。
我扭過頭大喊：「你們在這裡住了多久？」
達茜透過打開的門回答：「八年了。成立公司的時候，她不得不第二次申請抵押貸款。」
客廳的擺設很有品位，但傢俱都有些老舊，一個上了年頭的沙發，幾把扶手椅，以及一個巨大的餐具櫃，櫃子角上還有貓的抓痕。壁爐架上放著鑲框的照片。大部分是達茜穿著不同的芭蕾舞服照的，不是在後臺，就是在表演中。一個展示櫃裡擺放著芭蕾舞獎盃和獎牌，以及更多的照片。
「你會跳舞。」
「是的。」
這本是顯而易見的。她有著典型的舞者身材：修長且四肢柔軟靈活，雙腳略微向外撇。
因為我的提問，達茜進來了。
「你上次回家時就是這樣嗎？」
「是的。」
「你什麼都沒移動過？」
「沒有。」
「也沒碰過什麼東西？」
她想了想。
「我用過電話……報警。」
「哪部電話？」
「樓上那部。」
「為什麼不用這部？」我指著靠牆的桌子上那部立在基座裡的無繩電話。
「那部電話當時在地上。電池沒電了。」
桌腳邊散落著一小堆女性的衣服——一條洗得有些破損的牛仔褲、一件上衣，還有一件羊毛衫。我蹲下來。沙發下面露出一抹顏色——並不是故意藏起來的，而是匆忙中扔到下面的。我摸了下，是內衣，一副胸罩和一條同色的內褲。
「你媽媽在跟誰約會嗎？有男友嗎？」
達茜努力不讓自己笑出來。「沒有。」
「有什麼可笑的嗎？」
「我媽將成為一個養了一群貓、衣櫃裡滿是羊毛衫的老女人。」她臉上露出微笑，然後又想到她媽媽已經沒有將來了。
「她如果在跟人約會，會跟你說嗎？」
達茜並不確定。
我舉起內衣。「這些是你媽媽的嗎？」
她皺著眉，點點頭。
「怎麼了？」
「她好像很迷戀這種事——把東西撿起來。我都不能借她的衣服，除非我之後把它們掛起來或是放到洗衣機裡。她說：‘地板又不是衣櫃。’」
我順著樓梯走進主臥。床沒有動過，羽絨被一絲褶皺都沒有。梳妝檯上擺放著各式瓶子。毛巾疊得整整齊齊，依次放在毛巾架上。
我打開那個巨大的步入式衣櫥，走進去。我能聞到克里斯蒂娜·惠勒的味道。我摸著她的長裙、短裙和襯衫。我把手伸進她上衣的口袋裡，找到了一張出租車票、一個乾洗標籤、一枚一英鎊硬幣，還有一盒飯後薄荷糖。有些衣服她已經多年未穿。陪她一路跋山涉水的衣服。這是一個曾經富有、突然間錢不夠花的女人。
一條晚禮服從衣撐上滑下，落到了我的腳邊。我把衣服撿起來，感受著織物在我指間滑動。還有滿滿幾個鞋架的鞋子，至少有幾十雙，整齊地擺成幾排。
達茜坐在床上。「我媽喜歡鞋子。她說那是她唯一的奢侈。」
我記得克里斯蒂娜在橋上穿著的那雙大紅色的周仰傑皮鞋。宴會鞋。下層鞋架的一端有一雙鞋子拿走後留下的空當。
「你媽習慣裸睡嗎？」
「不。」
「她曾經裸身在家裡徘徊嗎？」
「沒有。」
「她脫衣服之前會拉上窗簾嗎？」
「我沒太注意過。」
我從臥室的窗戶望出去，外面是一塊地，上面有菜園，還有一個溫室，溫室門口種著一棵榆樹。蜘蛛網像細紗布一樣交錯著纏在樹枝上。人們能輕而易舉地觀察房子裡的情況而不被發現。
「如果有人來到門口，她會打開門，還是插上防盜鏈？」
「我不知道。」
我的思緒不停地回到電話旁邊的衣服上。克里斯蒂娜赤身裸體，卻並未嘗試拉上窗簾。她沒有把衣服疊好或是放到椅子上。無繩電話掉到了地上。
達茜說她媽媽沒有男友或情人，她可能說錯了，但床上也沒有睡過的痕跡。沒有避孕套，沒有紙巾，並且沒有闖入者的痕跡。看上去沒有東西被弄亂或是丟失。沒有翻找或是掙扎的跡象。房間裡乾淨、整潔。這不是一個放棄了希望或是不想活下去的人的房間。
「前門是鎖著的嗎？」
「我不記得了。」達茜說。
「這很重要。回家的時候，你把鑰匙插進鎖孔。你當時用了兩把鑰匙嗎？」
「沒有。應該沒有。」
「你媽有雨衣嗎？」
「是的。」
「什麼樣的雨衣？」
「就是一件便宜的塑料雨衣。」
「什麼顏色？」
「黃色。」
「雨衣現在在哪兒？」
她帶著我走進門廳——衣架上空無一物。週五那天在下雨。大雨傾盆。她選擇穿雨衣，而不是帶傘。
埃瑪正坐在廚房桌子邊，拿著彩色鉛筆向一張紙發起進攻。我從她身邊經過，走到客廳裡，努力描繪週五當天的情形。那是平凡的一天，一個女人正在做家務，洗杯子，擦拭洗碗池，然後電話響了。她接了電話。
她脫下衣服，而且沒有拉窗簾。她全身赤裸，只穿了一件塑料雨衣出門。她沒有鎖門。她走得很匆忙，手提包還放在門廳裡的桌子上。
厚厚的玻璃咖啡桌面由兩隻陶瓷大象支撐著，象牙向上揚起，頂部被磨平。我在桌子邊蹲下來，低下頭，順著光滑的玻璃表面觀察，注意到上面有彩筆或是口紅的小碎屑。她就是在這兒往肚子上寫了「蕩婦」兩個字的。
桌面上還有東西，一些不透明的圓點和用口紅畫的短線。那些圓點是淚痕。她當時在哭。那些線可能是圓形字母的邊緣，只不過寫到了紙外面。克里斯蒂娜用口紅寫了什麼東西。不可能是電話號碼，她本可以用筆。更可能是一條信息或一個符號。
四十八小時前，我親眼看著這個女人縱身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是自殺無疑，但從心理層面上看，這說不通。她的所有舉動都暗示著這是有意為之，但並非自願。
克里斯蒂娜·惠勒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不明白。她說得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