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又下雨了。雨水在我們臥室窗外的下水管裡汩汩作響，然後順著山坡匯成一股，此刻已經變成一條河，淹沒了堤道和石橋。
我曾經很喜歡在孩子們睡著的時候保持清醒，這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守護者，照看著她們，守護著她們。但今晚不同。每次我閉上眼睛，就會看到一具歪歪斜斜的屍體，而我腳下的地面分裂開來。
朱莉安娜醒過一次，把手放到我胸口上，彷彿是要平復我的心跳。
「沒關係，」她低聲說，「我在這兒呢。」
她沒有睜開眼睛，又把手抽走了。
早上六點鐘，我吞下一個白色小藥片。我的腿抽搐得像一隻在睡夢裡追逐野兔的狗。慢慢地，這條腿恢復了平靜。按照帕金森症的說法，我現在「用藥」了。藥起作用了。
四年前，我的左手就向我傳達了這個信息。這信息不是手寫的，也不是打印在漂亮的紙張上的。它是手指不自主地胡亂顫動，一次抽搐，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動作，一個變為現實的預兆。那時，我並不知道，大腦已經在祕密地準備跟心離婚。這是一起曠日持久、不涉及財產分割之類的法律糾紛的離婚案——沒有「CD光盤歸誰」或是「格雷絲姨媽的古董餐具櫃歸誰」之類的問題。
這場分離始於我的左手，進而傳到右臂、腿和腦袋。現在，彷彿我的身體由另一個人掌握和操控著，他長著我的模樣，卻很陌生。
看著以前的家庭錄像，我發現確診前兩年身體就有了變化。我在球場邊看查莉踢足球，肩膀前傾，像有寒風迎面吹來。駝背是從那時開始的嗎？
我經過了悲傷和哀慟的五個階段。從開始的不肯承認，到痛罵上天不公，再到和上帝訂立條約，然後鑽進一個黑洞，最終接受了自己的命運。我得了逐漸加重的神經障礙。我不會使用「不可治癒」一詞。肯定有治癒方法，只是還沒有被人發現而已。與此同時，分離仍將繼續。
我希望我能告訴你們我現在已經妥協了。我比以前更快樂。我已經開始擁抱生活，結交新朋友，並感到很滿足。
我們有一棟日漸破敗的鄉下小屋，一隻貓，一隻鴨子，還有兩隻倉鼠，名叫比爾和本，雖然它們是母的（寵物店老闆看上去並不是很確定）。
「這很重要。」我告訴他。
「為什麼？」
「我家裡的女人已經夠多了。」
據我們的鄰居努特奧太太說，我們的房子裡還住著一個女鬼，顯然是一位過世的女主人，她聽說自己的丈夫在「偉大的戰爭」[1]中犧牲後，從樓梯上摔了下去。
我一直對這個詞感到驚奇：偉大的戰爭。一戰有什麼偉大的？八百萬士兵在戰爭中喪生，還有大致相同數量的平民死亡。相似的還有「偉大的蕭條」[2]。我們就不能換個叫法嗎？
我們住在一個名叫韋洛的村子裡，距離巴斯大學五英里半。它是那種精巧、雅緻、明信片大小的一簇建築物，看上去都不足以容納自己那厚重的歷史。村子裡的酒吧——狐狸和獾酒吧——都兩百歲了，裡面還住著個矮人。鄉土氣息多麼濃厚啊。
再也沒有新手司機把車倒上我們的車道，沒有狗在人行道上大便，大街上也沒有了刺耳的汽車警報聲。現在，我們有鄰居了。在倫敦，我們也有鄰居，但我們裝作他們不存在。在這裡，他們會過來借園藝工具和麵粉。他們甚至會分享自己的政治觀點，這對生活在倫敦的人來說簡直是離經叛道，除非你是個出租車司機或政客。
我不知道自己曾對薩默塞特有何期許，但這些足夠了。如果我聽上去太多愁善感了，請原諒我。要怪帕金森先生。有些人覺得多愁善感是一種不勞而獲的情感。但我不一樣。我每天都在為之付出代價。
雨勢減弱，變成了濛濛細雨。周遭已經夠溼了。我把一件夾克舉到頭頂，打開後門，沿著人行道往前走。努特奧太太在清理花園裡的排水溝。她頭上戴著捲髮夾，腳上穿著長筒雨靴。
「早上好。」我說。
「去你的。」
「雨可能要停了。」
「去死吧。」
據狐狸和獾酒吧老闆赫克託說，努特奧太太對我本人並沒有成見。顯然，我們房子的一位前主人曾經承諾會娶她為妻，結果卻跟郵局局長的妻子跑路了。事情過去了四十五年，努特奧太太依然無法釋懷。所以，誰擁有了這棟房子，誰就要揹負這個罵名。
我繞過水窪，沿著人行道走到村子裡的商店，儘量不把水滴到門裡面成摞的報紙上。我一頁頁地瀏覽報紙，先從大報開始，尋找對昨天發生的事件的報道。報上有圖片，但文字報道只有幾段話。自殺事件不適合做頭條，因為編輯們擔心會被競相模仿。
「你如果想在這裡看，我去給你找把舒服的椅子，倒一杯茶。」商店老闆埃裡克·韋爾抬眼說道，他正在看一份攤在他帶文身的前臂下方的《每日鏡報》。
「我在找東西。」我帶著歉意解釋道。
「是你的錢包吧。」
埃裡克看上去開的是一家碼頭酒吧，而不是一間鄉村商店。他的妻子吉娜從儲藏室裡出來了。她天生有些神經質，埃裡克一有突然的動作，她就畏縮不前。她用托盤端著碳酸飲料，身體幾乎要被壓彎了。埃裡克後退一步，讓她過去，然後又把胳膊肘放到櫃檯上。
「在電視上看到你了，」他低聲說，「我該早點告訴你她會跳的。我看出來了。」
我沒有回答。說不說都一樣，他還沒打算停下。
「你跟我說說，如果有人非要自殺，為什麼不能去個私密的地方，非要堵塞交通，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
「她看上去顯然很不安。」我含糊地說。
「你的意思是，怯懦。」
「需要很大的勇氣才能從橋上跳下去。」
「勇氣。」他嘲弄地說道。
我看了一眼吉娜。「向人求助則需要更大的勇氣。」
她別過臉去。
十點鐘左右，我給布裡斯托爾警察局打電話，找阿伯內西警長。雨終於停了。在樹梢上方，我看到一片湛藍中有一道淡淡的彩虹。
電話那頭一陣嘈雜聲：「找我幹嗎，教授？」
「我為昨天的事道歉——我離開得太突然了。我當時感覺不太舒服。」
「一定是有急事。」
阿伯內西並不喜歡我。他覺得我不夠專業或者不稱職。我之前見過他這樣的警察——勇士類型，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且在大眾之上。
「我們需要錄口供，」他說，「會有一場訊問。」
「你們已經確定她的身份了？」
「還沒有。」
接著是一陣沉默。我的沉默激怒了他。
「可能你沒有注意到，教授，她當時沒有穿任何衣服，這意味著她沒有攜帶任何身份證明。」
「當然，我理解。只是——」
「什麼？」
「我原以為現在該有人報告她失蹤了。她精心打扮過：頭髮、眉毛、比基尼線。指甲修剪得整整齊齊。她捨得為自己花費時間和金錢。她可能有朋友，有工作，有在乎她的人。」
阿伯內西一定在記錄，我聽到了他寫字的聲音。「你還有什麼要跟我說的？」
「她有妊娠紋，這意味著她有孩子。按照她的年齡，孩子很可能都上學了，小學或者初中。」
「她跟你說什麼了嗎？」
「她在用手機跟一個人通話——懇求他。」
「懇求什麼？」
「我不知道。」
「她就說了這麼多？」
「她說我不明白。」
「好吧，這點她倒說對了。」
這個案子讓阿伯內西惱火，因為它並不一目瞭然。除非他查到了她的名字，否則他就無法出具必要的口供，然後將其交給法醫。
「你想讓我什麼時候過去？」
「今天。」
「不能等等嗎？」
「如果我週六要上班，那你也可以。」
埃文和薩默塞特警察局總部位於塞汶河口的波蒂斯黑德，在布裡斯托爾以西九英里處。總部大樓的建築師和規劃師可能錯誤地認為，如果他們把大樓建在遠離犯罪猖獗的布裡斯托爾市中心，行凶者也許會離開市中心，來找他們。只要我們建了大樓——他們就會來。
天空放晴了，但田野依然被淹沒在水下，柵欄像沉船的桅杆一樣，從令人作嘔的水裡伸出來。在索爾特福德郊區的巴斯路上，我看到十來頭牛擠在一塊被洪水圍困的草地上。它們的蹄子下面散落著一捆散開了的乾草。
在其他地方，裹挾著爛泥、碎屑的洪水被欄杆、樹木和橋樑困住了。成千上萬只牲畜溺水而亡，被人丟棄的機械設備散落在低窪處，上面蓋滿了泥汙，彷彿生鏽了的青銅雕塑。
阿伯內西有一個文職祕書，一個身材瘦小、頭髮花白的女人，衣服的顏色比她的個性還要豐富。她不情願地從椅子上站起身來，把我領進他的辦公室。
這位身材壯碩、一臉雀斑的警長正坐在一張辦公桌邊。他的衣袖釦得整整齊齊，漿得很硬挺，一道明顯的摺痕從手腕一直延伸到肩部。
他用低沉的聲音說：「我想你可以自己寫聲明吧。」他說著把一個大號書寫簿推向我。
我低頭看著他的桌子，注意到一打文件夾和一捆照片。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已經做了這麼多文書工作，真了不起。其中一個文件夾上寫著「死後」。
「我可以看一下嗎？」
阿伯內西看了我一眼，彷彿我鼻子出血了，然後把它滑了過來。
埃文和薩默塞特警察總部法醫室
屍檢報告編號：DX-56 312
死亡時間：2007/09/28 17:07
姓名：未知
出生日期：未知
性別：女
體重：58.52kg
身高：168cm
眼睛顏色：棕色
這是一具發育良好、營養充分的白人女性屍體。虹膜為棕色。角膜清澈。瞳孔靜止，擴大。
屍體觸感冰涼，背部呈青黑色，局部僵硬。身上沒有文身、畸形，屍身完整。受害者下腹部的比基尼線上有一長五英寸[3]的線狀傷疤，意味著死者生前接受過剖宮產手術。
雙耳均被穿刺。頭髮長約十六英寸，棕色，燙過。牙齒為自然狀態，完好無損。指甲短而圓滑，上有指甲油。趾甲上也留有粉色指甲油。
下腹部和背部有鈍力損傷所致的嚴重的軟組織擦傷和淤斑。以上傷痕符合高處墜落的撞擊效果。
外部及內部生殖器均無遭受性侵的痕跡。
這些資料透著赤裸裸的殘酷。一個有著一生經歷的人竟然像商品目錄中的一件傢俱一樣，被貼上了種種標籤。病理學家稱了她器官的重量，檢查了她的胃內容物，獲取了組織樣本，並且檢驗了她的血液。人死了，便沒有任何隱私可言。
「那毒理學報告呢？」我問。
「報告週一才能出來，」他說，「你覺得她吸毒了？」
「有這個可能。」
阿伯內西正要說什麼，然後改變了主意。他從一個硬紙筒中取出一張衛星地圖，攤開在桌面上。地圖中央是克里夫頓懸索橋，從平面圖上看，它彷彿就躺在水面之上，而不是在上方七十五米的地方。
「這是利伍茲公園，」他指著埃文峽谷西側的一片深綠色區域說，「週五下午一點四十分，一名在阿什頓自然保護區裡遛狗的男子看到過一個穿著黃色雨衣、幾近赤裸的女人。當他靠近她時，她跑開了。她在用手機打電話，他以為是什麼電視節目的噱頭。
「第二次目擊發生在下午三點四十五分。一名乾洗公司的送貨司機看到一個完全赤裸的女人走在聖瑪麗路附近的羅恩漢姆山路上。
「大橋西端的一個監控探頭在下午四點零二分拍到了她。她一定是一路從利伍茲公園沿著大橋路走過去的。」
這些細節就像時間線上的標記點，把那個下午分成了幾個無法解釋的片段。第一次和第二次目擊之間相差兩小時，距離相隔半英里。
警長快速地翻動視頻畫面，那個女人彷彿在以顫動的慢動作前進。雨水模糊了鏡片，每張照片的邊緣都有些模糊不清，但她全身赤裸這一點卻再清楚不過。
最後幾張照片顯示，她躺在一條平底船的甲板上，像白化病人一樣白。臀部和扁平的乳房周圍泛著鐵青色。唯一可辨別的顏色是她紅色的口紅和肚子上塗著的字母。
「你們找到她的手機了嗎？」
「手機掉在河裡不見了。」
「那她的鞋呢？」
「周仰傑牌的，鞋子很貴，但換過鞋跟。」
照片被扔到一旁。警長几乎毫不同情這個女人。她是個待解決的問題，他想要一個解釋——不是為了內心的平靜，也不是出於職業好奇心，而是因為此案的某個方面困擾著他。
「我不理解的是，」他說，眼睛並沒有看我，「她為什麼走進森林裡？如果她想自殺，為什麼不直接去橋上，然後跳下去？」
「她可能在做思想鬥爭。」
「全身赤裸著？」
他說得對。確實匪夷所思。她的人體藝術也同樣令人不解。自殺是終極的自我厭惡，但通常，沒有進行公開自虐和自我羞辱的特徵。
我的眼睛還在瀏覽照片。我的視線停在了一張照片上。我看到自己站在橋上。從拍攝的角度看去，我好像能觸碰到她，能在她跳下去之前伸手抓住她。
阿伯內西也注意到了這張照片。他從椅子上站起身來，走到門口打開門，我也站了起來。
「這真是糟糕的一天，教授。我們都會有這樣的經歷。做個聲明，然後你就能回家了。」
他桌子上的電話響了。他接電話的時候我還在門口。我只能聽到他這邊的對話。
「你確定？她最後一次見她是什麼時候……好的……那她之後再沒有她的消息？對……她現在在家嗎……
「派人去那所房子，把她接過來。別忘了讓他們帶上照片。我可不想讓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去辨認屍體，除非我們完全確定那是她媽。」
我的心頭一沉。女兒。十六歲。自殺不是一個自我決定或者自由意志的問題。身後總有人被拋棄。
* * *
[1]Great War，即第一次世界大戰。
[2]Great Depression，即經濟大蕭條。
[3]1英寸合2.54釐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