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沾滿泥汙的路虎打著滑停在了路邊鬆散的碎石上。我在橋上見過的那個女警察探身打開了副駕駛一側的車門。鉸鏈嘎吱作響以示抗議。我全身都溼透了。鞋子上都是嘔吐物。她告訴我不用擔心。

她重新開上馬路，用力扳動僵硬的變速器，費力地開著這輛路虎在街道上穿梭。在之後的幾英里中，我們都一言未發。「我是探長韋羅妮卡·克雷（Cray）。朋友們都叫我羅妮。」

她頓了頓，看我是否明白這名字所暗含的諷刺意味。羅尼和雷吉·克雷（Kray）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倫敦東區的悍匪。

「我的姓是C開頭，不是K，」她補充說，「我的祖父改變了姓氏的拼寫方式，因為他不想讓人覺得我們跟一個暴力精神病家族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們兩家是有關係的？」我問。

「遠房堂兄弟之類的關係。」

雨刷狠狠地抽打著風擋玻璃的底部邊緣。車裡有股淡淡的馬糞和溼乾草的味道。

「我見過羅尼一次，」我對她說，「在他死前不久。我當時在為英國內政部做一項研究。」

「那時他在哪裡？」

「布羅德莫爾。」

「那所精神病院監獄。」

「是那個地方。」

「他人怎麼樣？」

「保守派，彬彬有禮。」

「是，我知道這種人——對他的母親非常好。」她笑了。

我們又沉默地走了一英里。

「我聽過一個故事，說羅尼死後，病理學家取出了他的大腦，因為他們打算做實驗。他的家人發現了，要求病理學家把腦子還回來。他們為他的腦子單獨舉行了一場葬禮。我一直不知道一場腦子的葬禮是什麼情形。」

「小小的棺木。」

「鞋盒大小。」

她用手指敲打著方向盤。

「那不是你的錯，你知道，在橋上的時候。」

我沒有回答。

「瘦小的明妮在你上橋之前就打定主意要跳下去了。她不想被人救下。」

我的視線轉向左側。車窗外面，夜色漸濃，什麼都看不到了。

她在大學把我放下，伸出手跟我握手。指甲很短。握手很有力。我們鬆開時，我的手裡有張名片。

「背面是我家裡的電話，」她說，「有機會去喝一杯。」

我之前把手機關機了。語音信箱裡有三條朱莉安娜發來的信息。她從倫敦乘坐的火車一個多小時前就到了。她的聲音從憤怒轉為擔心，繼而又變成催促。

我已經三天沒見她了。她和她的上司——一個美國風險投資人——去羅馬出差了。我那傑出的妻子能說四種語言，而且成了一名成功的商業人士。

我開車進入停車場時，她正坐在行李箱上拿著掌上電腦忙活。

「要搭順風車嗎？」我問。

「我在等我丈夫，」她回答，「他一小時前就該來，但他沒有現身。電話也沒打。他沒有一個好藉口這會兒是不會現身的。」

「對不起。」

「這是道歉，不是藉口。」

「我應該打電話的。」

「這話等於沒說。可這依然不是藉口。」

「那我跟你解釋，低聲下氣地道歉，外加一次腳部按摩。」

「你想做愛的時候才會給我做腳部按摩。」

我想反對，但她說得沒錯。我下了車，透過襪子感受到了冰涼的地面。

「你的鞋去哪兒了？」

我低頭看看雙腳。

「鞋上有嘔吐物。」

「有人吐你身上了？」

「我自己吐的。」

「你溼透了。怎麼回事？」我們的手在行李箱的提手上碰到一起。

「一起自殺事件。我沒能阻止她。她跳下去了。」

她抱住我。她身上有股味道。一股不同的味道。木頭燃燒的煙味。豐盛的食物。酒。

「我很抱歉，喬，一定糟透了。你知道她的什麼信息嗎？」

我搖了搖頭。

「你是怎麼牽涉進去的？」

「他們去了學校。我真希望自己救下了她。」

「你不能責備自己。你並不瞭解她。你不知道她的問題。」

我避開油膩的水窪，把她的箱子放進後備廂，然後幫她打開駕駛室車門。她坐到方向盤後面，整理好裙子。最近她已經能不假思索地接過駕駛的任務了。從側面看，當她眨眼時，睫毛從她的臉頰上輕輕掠過，她那粉色的外耳郭從頭髮裡透了出來。天哪，她真美。

我還記得在特拉法爾加廣場附近的一個酒吧裡第一次看到她時的情形。她當時在倫敦大學一年級學語言，而我是個研究生。她剛目睹了我的高光時刻之一，那是在南非大使館外面的一場關於「種族隔離之惡」的街頭演說。我確定，在軍情五處內部的某個地方，一定有那個演講的稿子，還有一張你穿著高腰牛仔褲、玩弄著八字鬍的照片。

集會結束後，我們去了一家酒吧，朱莉安娜走過來自報家門。我提出請她喝一杯，努力不讓自己盯著她看。她的下脣上有顆迷人的黑色雀斑……現在還在。跟她說話時我的眼睛會不由自主地往那兒看，我們接吻時，我的嘴脣也會不由自主地往那兒移。

我不用靠燭光晚餐或鮮花向朱莉安娜求愛。是她選擇了我。到了第二天上午，我發誓，千真萬確，我們就一邊吃著烤麵包、喝著茶，一邊規劃我們共同的生活了。我愛她的理由有千百個，但主要還是因為她支持我、陪伴我，因為她的心大到足以容納我們倆。她讓我變得更好、更勇敢、更堅強；她允許我去夢想；她支撐著我。

我們沿著A37街，經過兩側的灌木牆、柵欄和圍牆，朝弗羅姆駛去。

「課上得怎麼樣？」

「布魯諾·考夫曼覺得很鼓舞人心。」

「你會是個好老師。」

「按照布魯諾的說法，帕金森症為我加分不少。因為它造就了一副真誠的模樣。」

「別這麼說，」她生氣地說，「你是我認識的最真誠的人。」

「是玩笑。」

「好吧，並不好笑。這個布魯諾聽起來冷嘲熱諷的。我不太喜歡他。」

「他也可以很有魅力。等著瞧吧。」

她並不相信。我改變了話題。「出差怎麼樣？」

「忙壞了。」

她開始講述她的公司如何代表一家德國公司去洽談有關收購一系列意大利電臺的事。其中一定有很有趣的部分，但不等她講到那裡我就失去了興趣。九個月了，我依然記不住她同事或是上司的名字。更糟的是，我甚至沒法想象自己會記住。

汽車在韋洛一棟房子外面的停車位上停下。我決定穿上鞋。

「我給洛根太太打了電話，告訴她我們會遲點到。」朱莉安娜說。

「她聽上去語氣如何？」

「還是那樣。」

「我敢肯定她一定覺得我們是世界上最差勁的父母。你是一個事業型女人，而我是一個……我是一個……」

「男人？」

「可以這麼說。」

我們都大笑起來。

洛根太太每週二和週五照看我們三歲的女兒，埃瑪。現在我要在大學教書，我們需要一名全職保姆。我週一會面試人選。

埃瑪衝到門口，一把抱住了我的腿。洛根太太站在門廊裡。她那特大號的T恤從胸部垂下，蓋住了下面的大肚子。我始終搞不清楚她是有了身孕還是太胖了，所以我對此避而不談。

「抱歉我們遲到了，」我解釋道，「臨時有點狀況。以後不會了。」

她從鉤子上取下埃瑪的外套，把她的揹包塞到我懷裡。這種沉默對待很正常。我抱起埃瑪，她手裡抓著一幅蠟筆畫——由線條和斑點構成的塗鴉。

「送給你，爸爸。」

「真漂亮。這是什麼？」

「一幅畫。」

「我知道。一幅什麼畫？」

「就是一幅畫。」

她會陳述顯而易見的事實讓我出醜，這點像她媽媽。

朱莉安娜把她從我懷裡接過去，緊緊地抱住了她。「四天不見你就長大了。」

「我三歲了。」

「一點沒錯。」

「查莉呢？」

「她在家裡，親愛的。」

查莉是我們的大女兒。她十二歲了，馬上就二十一了。

朱莉安娜讓埃瑪坐到她的安全座椅上，我放上她最愛的CD，上面有四個穿著天線寶寶顏色上衣的澳大利亞中年男人。她在後排胡言亂語，扯掉了襪子，因為她喜歡入鄉隨俗。

我想，自從搬出倫敦以後，我們都有點入鄉隨俗了。這是朱莉安娜提出來的點子。她說搬出來我就沒那麼大壓力了，這倒是真的。房子更便宜，學校也很好。孩子們能有更大的活動空間。都是些慣常的理由。

朋友們都覺得我們瘋了。薩默塞特？你一定不是當真的。那裡到處是傻將軍和穿著綠色長筒靴的隊伍，他們會參加小馬俱樂部的集會，駕著四驅車，後面拖著熱鬧的馬拉花車。

查莉不想離開她的朋友，但是一想到可能擁有一匹馬就想通了，不過養馬一事還在談判階段。所以，現在我們住在荒蕪的西南部，被當地人以闖入者對待，直到四代奧洛克林家的人葬在村子的教堂墓地裡，他們才會完全信任我們。

房子裡亮著燈，看著像大學宿舍。查莉還沒有拯救地球的願望，所以不會在離開房間時隨手關燈。此刻，她正叉著腰站在門口。

「我看到爸爸上電視了。就是剛剛……在新聞裡。」

「你從來都不看新聞。」朱莉安娜說。

「有時候我也看。一個女的從橋上跳下去了。」

「你爸爸不想再提……」

我把埃瑪從車裡抱出來，她立刻像考拉抱樹一樣抱住了我的脖子。

查莉繼續向朱莉安娜講新聞上的事。小孩子為什麼會對死亡這麼著迷？死了的鳥。死了的動物。死了的昆蟲。

「今天在學校怎麼樣？」我試圖轉移話題。

「很好。」

「學了什麼？」

查莉翻了個白眼。自她上幼兒園起，每個上課日的下午我都會問這個問題。她早就放棄回答了。

房子裡突然熱鬧起來。朱莉安娜開始做飯，我給埃瑪洗了澡，然後花了十分鐘找她的睡衣，而她光著身子在查莉的房間裡跑進跑出。

我朝樓下大喊：「我找不到埃瑪的睡衣！」

「在最上面的抽屜裡。」

「我找過了。」

「枕頭下面。」

「沒有。」

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朱莉安娜會一路跑上樓來，卻發現睡衣就在我面前放著。這叫「尋物眼盲症」。她大聲喊查莉：「幫你爸爸找找埃瑪的睡衣。」

埃瑪想聽睡前故事。我只好現編了一個，裡面有一個公主，一個仙女，還有一頭會說話的驢。當你對一個三歲的孩子進行創意控制的時候，就會這樣做。我跟她吻安，然後半掩房門。

晚飯。一杯酒。我刷盤子。朱莉安娜在沙發上睡著了，我哄她上樓，給她放洗澡水，她迷迷糊糊地跟我道歉。

幾天不見，再見時就是我們最好的夜晚。觸摸，互相摩擦，幾乎等不及查莉上床睡覺了。

「你知道她為什麼跳下去嗎？」朱莉安娜邊問邊坐到水裡。我坐在浴缸沿上，一直盯著她的眼睛。我的視線想往下滑，她的乳頭從泡泡裡露了出來。

「她不跟我說話。」

「她一定很傷心。」

「是的，一定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