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七年十個月，我為了看芙頌，吃晚飯去了楚庫爾主麻。第一次是在內希貝姑媽說「我們晚上等你來！」後第十一天，也就是1976年10月23日，星期六。我和芙頌，還有內希貝姑媽最後一次在楚庫爾主麻吃晚飯是在1984年8月26日，星期天。這樣算來其間一共是2864天。我將向大家講述在這409個星期裡發生的故事，根據我的筆記來看，我一共去了他們家1593次。這意味著我一星期平均去他們家四次，但也別認為我每星期都一定會去四次。
　　有些時候，我會每天見到他們，有些時候我會因為生氣或者以為能夠忘記芙頌而去得很少。然而沒有芙頌的日子(我的意思是沒有見到芙頌)從來沒超過十天，因為十天後，我的痛苦就會達到1975年秋天時那種無法忍受的程度，因此可以說在這七年多的時間裡我是有規律地去芙頌他們家的(我想用他們的姓凱斯金來稱呼他們)。他們也會有規律地等我去吃晚飯，我要去的那些晚上他們也都會準確地估計到。短時間裡，他們對我在晚餐時間的拜訪，我也對他們對我的等待好歹習慣了。
　　凱斯金他們不會叫我去吃晚飯，因為餐桌上總留著我的位子。而這總會讓我每天晚上在去不去見他們的問題上苦思冥想一番。有時我會想，如果我再去，是不是會過多地打擾他們，但如果不去，除了那天晚上要忍受見不到芙頌的痛苦，我還會因為自己的「失禮」，或是他們錯誤地理解我的缺席而煩惱。
　　我對他們家的頭幾次造訪，就是帶著這些煩惱，在熟悉他們家，和芙頌的對視，適應他們家的氛圍中度過的。我想用眼神告訴芙頌，「你看，我來了，我在這裡」。這就是我第一次造訪時的主要情感。頭幾分鐘裡，我會為自己最終戰勝了腦子裡的不安和害羞而祝賀了自己。如果在芙頌身邊可以讓我如此幸福，那麼我為什麼還要給自己找那麼多煩惱呢？你看，芙頌不也像一切正常，對我的造訪很滿意那樣在甜甜地笑嗎？
　　很可惜，在頭幾次的造訪裡，我們很少有機會單獨待在一起。但我依然每次都能找到一個機會對她輕聲說「我太想你了！」一類的話，芙頌則會用她的眼睛告訴我，她很喜歡我說的這些話。環境不允許我們有更進一步的親密。
　　讀者一定對我在八年時間裡對芙頌他們的(我就是不習慣說凱斯金他們)造訪感到驚奇，對我能夠輕鬆地談論這麼一大段時間、近三千個日子感到驚訝。對於這樣的讀者，我很想能夠稍微說一下時間是多麼具有欺騙性的一樣東西，很想能夠展示一下時間的雙重性，那就是一個是我們自己的時間，另一個是我們和所有人分享的「官方」時間。這不僅對於我贏得那些讀者的尊重，他們可能會因為我連續八年走進芙頌他們家而把我看做是一個怪異、痴迷、令人恐懼的人，對於了解芙頌他們家的生活也是重要的。
　　讓我從他們家裡那面德國製造，裝在一個優雅木盒子裡，帶鐘擺，有玻璃鏡面，會發出噹噹聲響的掛鐘說起。掛在芙頌他們家大門邊上的這面掛鐘不是用來衡量時間的，而是用來讓家裡所有人感覺家和人生的延續性，提醒大家外面的那個「官方」世界的。最近幾年裡，因為電視和廣播能夠以一種更有趣的方式來完成顯示時間的任務，因此這面掛鐘，就像城裡其他十幾萬的掛鐘那樣失去了它們的重要性。
　　比這更華麗、更笨重的掛鐘，在19世紀末，首先在伊斯坦堡的那些西化的帕夏和有錢的非穆斯林宅邸裡風靡一時，到了20世紀初，共和國建立之初，這種時尚很快在那些仿效西化的中層家庭裡流行起來。兒時，在我們家和其他我去過的很多人家裡，類似或者更加笨重，帶木雕的一個掛鐘，會被掛在大門面對的門廳或是走廊的牆壁上，但現在已經沒有太多人會去看它們了，它們正在被遺忘。因為到了20世紀50年代，幾乎「所有人」，即便是孩子都會有一塊手錶，而所有家裡都會有一個從早到晚開著的收音機。直到電視螢幕改變了家裡的聲音和人們的作息習慣，也就是到了故事開始的20世紀70年代中期，儘管沒什麼人再會去看它們，但這些掛鐘因為習慣仍然在繼續嘀嗒地走著。在我們家裡，因為在臥室和客廳聽不到掛鐘的嘀嗒聲以及每隔半小時、一小時的當當聲，所以它從未打擾過任何人。因此這麼多年誰也沒想到要讓它停下來，總會有人站上椅子給它上發條！因為思念芙頌，喝了很多酒的一些夜晚，當我半夜醒來為了抽菸去客廳經過走廊時，我會因為聽到掛鐘發出的整點鐘聲而感到幸福。
　　還在第一個月裡，我就發現芙頌他們家的那面掛鐘是時走時停的，我立刻習慣了這種情況。夜晚，當我們在看電視裡播放的一部土耳其電影，或是一個咿呀唱著老歌的嬌媚女歌手時，抑或是因為糟糕的翻譯和配音，也因為我們說笑著從中間開始看，因此不太明白的一部帶角鬥士和獅子的羅馬歷史電影時，一時間螢幕上也會出現一陣神奇的靜默，而就在此時，掛在大門邊上的鐘會開始出人意外地敲起來。我們中的一個，多數時候是內希貝姑媽，有時是芙頌，會用一種意味深長的眼神轉頭看一眼掛鐘，而塔勒克先生則會說「又是誰上的發條？」。
　　掛鐘有時會被上發條，有時則會被遺忘。即便在上了發條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有時鐘聲也會沉寂幾個月，有時只在半點敲一下，有時則會跟著屋裡的沉默連著幾個星期不出聲。那時，我會感到家裡沒人時一切竟會變得如此恐怖，我會因此不寒而慄。不管是只發出嘀嗒聲，還是每隔十五分鐘敲一次，反正誰也不會為了知道幾點鐘去看它一眼，然而它是否被上了發條，是否被碰過鐘擺，常常會成為爭論的話題。有時塔勒克先生會對妻子說「就讓它嘀嗒走著吧，又不妨礙任何人，它提醒我們這裡是一個家。」我以為，自己、芙頌、費利敦，甚至是偶爾來的客人們都會同意這個觀點。從這個角度來說，這面掛鐘，不是為了用來記住時間，也就是不時思考一下事物都在改變的，恰恰相反，是為了用來感覺並相信任何事情都是一成不變的。
　　在頭幾個月裡，我做夢也不會想到，一切都沒改變，不將改變，我會坐在芙頌他們家的餐桌上看電視，聊天度過八個年頭。在頭幾次的造訪裡，芙頌的每句話，她臉上出現的每個表情，她在家裡的走動，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鮮和不同的，無論掛鐘走還是不走，我都不會去在意的。重要的是，和她坐在同一張餐桌上，看見她，當我的幽靈親吻她時，我一動不動坐在那裡感受幸福。
　　總是發出同樣嘀嗒聲的掛鐘，即使我們沒有每時每刻發現它的聲響，依然會讓我們感到家、傢俱、坐在餐桌上吃飯的我們沒有任何變化，都是一成不變的，它會給予我們安寧。掛鐘這個讓我們忘記時間的功能，以及提醒當下和我們與別人之間關係的另外一個功能，八年裡，也成為塔勒克先生和內希貝姑媽之間時常爆發的一場冷戰的話題。內希貝姑媽在一片寂靜中突然發現掛鐘重新工作時會說：「又是誰為了半夜不讓我們睡覺給它上了發條！」塔勒克先生在1979年12月，一個颳風的夜晚說：「如果它不走，會覺得家裡缺了點什麼……」他補充道：「它在以前那個家裡也一直敲的。」內希貝姑媽說：「塔勒克先生，你還沒習慣楚庫爾主麻的這個家嗎？」她說這話時，會帶著一種更加慈祥的微笑。(有時她會叫丈夫「塔勒克先生」。)
　　夫妻之間持續多年的這種溫和的諷刺、拌嘴、見機反駁，會因為我們在出乎意料的一個時刻發現掛鐘的嘀嗒聲，或是聽到重新敲響的鐘聲而變得激烈起來。內希貝姑媽會說：「塔勒克先生，你存心想讓我也失眠才又給它上了發條吧。芙頌，親愛的，去讓它停下來。」不管上了多少發條，只要用手擋一下鐘擺，掛鐘就會停下來，但芙頌會先笑著看看父親，塔勒克先生有時會使出一個「好吧，你去讓它停下來！」的眼神，有時則會固執地說：「我沒碰過它。是它自己走起來的，別管它，讓它自己停下來。」當看見有些鄰居或是不常來的孩子們對這些神祕的對話感到詫異時，塔勒克先生和內希貝姑媽就會用雙關語開始爭論。內希貝姑媽說：「魔鬼們又讓我們的鐘走起來了。」塔勒克先生會皺起眉頭，帶著一種威脅的口吻說：「千萬別去碰它，會撞到鬼的。裡面有魔鬼。」「我們對魔鬼的嘀嗒聲無所謂，只希望它別像喝醉了的敲鐘人敲出的鐘聲那樣讓人頭痛。」塔勒克先生會說：「不會的，不會的，反正你忘了時間倒可以更安逸。」在這裡，「時間」指的是「現代世界」，「我們生活的時代。」這個「時間」是一個在不斷變化的東西，而我們聽著掛鐘不斷發出的嘀嗒聲，卻在試圖遠離這個變化。
　　凱斯金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為了知道時間求助的基本工具，就像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家裡的收音機那樣，是那臺一直開著的電視機。那些年在廣播節目的中間，音樂、辯論、數學課，不管是什麼節目，想知道時間的人們，都會在整點和半點聽到輕輕的一聲「噔」。而這樣的一個標記在我們晚上看的電視上就沒必要了，因為多數時候，人們為了知道電視上在放什麼節目才會去好奇是幾點鐘。
　　我在這裡展出芙頌的一塊手錶。在八年時間裡，我看見塔勒克先生用過很多塊懷錶。芙頌和塔勒克先生為了調整時間，或是再一次確認表是否準時，每天都會看一次他們的錶。每晚七點，唯一的電視頻道TRT播放新聞的前一分鐘，螢幕上都會出現大大的一個鐘錶，他們就是看著這個鐘錶來對時間的。芙頌總是坐在餐桌上，看著螢幕上的大鐘，皺起眉頭，用舌頭舔著嘴角，孩子般認真地模仿著她父親對錶。而我總是饒有興致地看著她。芙頌在我頭幾次的造訪裡就發現了我的這個興致。她知道自己對錶時，我會用痴情的目光看著她，所以對好表她就會衝我笑一笑。那時我就會問她：「你調準了嗎？」她則會帶著更甜美的微笑對我說：「是的，調準了！」
　　就像在這八年裡我慢慢明白的那樣，每天晚上我去凱斯金他們家，不僅是為了看見芙頌，還為了在她生活、呼吸的那個世界裡待上一段時間。這是一個「時間之外」的世界。當塔勒克先生對妻子說「你把時間忘了吧」，指的就是這個。我希望好奇的博物館參觀者，看著凱斯金他們家裡的所有舊傢俱，壞掉了、生鏽的、多少年來一直停在那裡的鬧鐘，還有手錶時，能夠發現這「時間之外」的怪異，或者這些東西在它們之間組成的特殊時間。這特殊的時間，就是那麼多年我在芙頌他們家呼吸到的靈魂。
　　在這特殊靈魂的外面，有一個我們從廣播、電視、祈禱的召喚裡知道的外面的「時間」。我會覺得，打聽時間，就意味著安排我們和外面那個世界的關係。
　　在我看來，芙頌之所以要去對錶，不是因為她在過一種需要分秒不差的生活，也不是因為她必須趕著去上班或是赴約，就像她退休的父親那樣，只是彷彿出於她對從安卡拉，國家專門為她傳來的一種信號表示的尊重。我們看著螢幕上出現的鐘錶的眼神，和我們在電視節目結束時看著螢幕上伴隨著《獨立進行曲》[28]出現的國旗的眼神是相似的，因為我們會在自己的角落，在開始吃晚飯時，或在關掉電視、結束一天的生活時，感到正在和我們做著同樣事情的上百萬個家庭的存在，感到稱之為大眾的人們，稱之為國家的力量和我們自己的渺小。當看到這些國家的時鐘(廣播裡不時會報時)、國旗以及和阿塔圖克有關的節目時，我們也會感到，家裡那雜亂無章的生活是在國家官方形式之外的。
　　亞里斯多德，在《物理學》上對那些被他叫做「現在」的一個個的時刻和時間作了區分。一個接一個的時刻，就像亞里斯多德的原子一樣是一些不可分割的東西。而時間，則是將這些不可分割的時刻連接在一起的直線。即便有塔勒克先生「忘了吧」的忠告，也不管我們有多努力，除了那些傻瓜和失意的人，誰都不能完全忘記時間，那將許許多多的現在連在一起的直線。就像我們所有人做的那樣，人們只能努力去爭取幸福，努力去忘記時間。我對芙頌的愛情，我在他們家度過的八年時間教會了我很多東西，也讓我看到了這些。對我的這些觀察報以冷笑的讀者，請你們不要把忘記時間和忘記鐘點、日期混為一談。鐘點和日期，不是為了讓我們想起被遺忘的時間，而是為了安排我們和別人的關係，事實上也就是為了安排整個社會而被設立的，也是這麼被使用的。每天晚上，新聞前，當我們看著螢幕上出現的那個黑白色鐘錶時，我們想起的不是時間，而是其他的家庭、其他的人、我們和他們的約會以及安排這件事情的鐘點。看著電視上的鐘錶，芙頌的臉上會露出幸福的微笑，這微笑不是因為她想起了時間，而是因為她的手錶分秒不差，或是因為她「準確」地調好了時間，也可能是因為她知道我在痴情地看著她。
　　生活讓我懂得，想起時間，也就是亞里斯多德說的那條把一個接個的時刻連在一起的直線，對於我們多數人來說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想像那條把時刻，或是像在我們的博物館裡那樣，把那些攜帶著時刻的物件連在一起的直線，會讓我們傷心，因為我們會想起直線那不可逃避的結局——死亡，還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會痛苦地認識到那條直線的本身——很多時候就像我們感覺到的那樣——並沒有太多的意義。然而被我們稱之為「現在」的那些時刻，就像在我開始去楚庫爾主麻吃晚飯的那些日子裡一樣，因為芙頌的一個微笑，有時能夠給予足夠我們享用一個世紀的幸福。還在一開始，我就明白，自己是為了得到足夠我享用餘生的幸福才去凱斯金他們家的，為了珍藏這些幸福的時刻，我從他們家拿走了芙頌觸摸過的大大小小的物件。
　　在我去他們家的第二年裡，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到了很晚，電視節目結束後，我聽塔勒克先生講了他在卡爾斯高中任教時的回憶。有限的工資、孤獨的生活、和許多惡勢力打鬥的不愉快的經歷，在塔勒克先生的眼裡卻變成了甜蜜的回憶，其中的原因，並不是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隨著時間的流逝，即便是不愉快的回憶也會變得美好，而是他只喜歡去記住並講述那些美好的時刻。注意到這個雙重性後，不知為什麼，他想起並給我看了一塊從卡爾斯買來的雙面懷錶，那塊一面寫著阿拉伯字母，另一面寫著拉丁字母的東——西懷錶。
　　我也用自己來舉一個例子：一看見這塊芙頌從1982年4月開始戴的布倫牌手錶，我的眼前就會閃現出她二十五歲生日那天我把表送給她時的情景。從盒子裡拿出手錶後，芙頌在她父母看不到的一個間隙(她的丈夫費利敦不在家)，在敞開的廚房門後親吻了我的臉頰，在餐桌上，她滿心歡喜地向父母展示了她的手錶，她那早就把我當成家庭奇怪一分子的父母則向我表示了感謝。幸福對於我來說，就是能夠重溫像這樣的一個難忘時刻。如果我們學會把我們的人生看成這樣的一個個時刻，而不是像亞里斯多德的時間那樣的一條直線，那麼在我們情人的餐桌上等待八年，在我們看來，就不會像是可能被嘲笑的一種怪異、一種痴迷，而會像是在芙頌他們家的餐桌上度過的1593個幸福的夜晚，就像現在，多年後我想到的這樣。今天我把在楚庫爾主麻度過的每一個夜晚——即便是最艱難、最絕望、最難堪的——都當做一種莫大的幸福來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