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野牛客棧
　　我們期盼著天氣能暖和一些，可是突然間，冬天又報復性地回來了。
　　幸運的是，嚴寒並沒有妨礙我們錄製更多的帶子。他們中間有些吟唱者重錄了同一首歌謠，這是我們的主要成果。
　　我們關於「遺忘」的假設基本上被證實：沒有一次重錄和第一次的版本完全相同。隔了一週或更長一段時間吟唱起來就有所變樣(我們沒有更短時間段的物證支持)，每首歌謠都出現了遺忘進程的初始跡象。
　　這種跡象難道預示著一首詩篇最終將走向消亡？這是終將扼殺歌謠的病變根源？抑或正好相反，其漿汁能夠保護歌謠免受年湮世遠的損耗？據我們的看法，似乎後者的推測更接近於真實狀況。
　　於是我們開始尋找證據，在紐約的時候我們就隱約產生了這種推測：
　　口傳史詩內容的遺失無攸關人腦的記憶力極限。
　　「遺忘」屬於創意的構成部分。
　　就像生命體的新陳代謝一樣，口傳史詩也一樣，衰亡是其生命進程的保障。
　　我們最初提出的問題——「遺忘」是有意為之還是純屬意外？——現在看來似乎太天真了。迄今為止，吟唱者沒有一個人回答這個問題，但也並非無人作答，每一個被我們問到這一問題的人，似乎都不太理解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似乎兩種「遺忘」都是過程的一部分，但它們彼此關聯的方式仍然不可思議(在這種工作中可謂有如神助！)。
　　我必須說缺失只是硬幣的一面，另一面，史詩結構的變化與增損有關。拉胡塔歌手經常遺漏歌詞，同時也經常添加歌詞。
　　於是，我們必須面對一個顯然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一個給定的時間段內，遺失的機率會是多少——十個星期，十年，二百五十年，一千年……
　　乍一看，你會覺得史詩本身處於一種不斷再生卻又進而衰變的狀態；然而，從史詩發展的整個過程來看，情況顯然與這一觀點相牴牾。
　　我們做了一些簡單的概括，其結果讓我們大吃一驚：
　　歌謠中關於慕傑妻子的背叛，以兩個星期為期，其改動幅度大致是千分之一。以此機率計算，兩千個星期以後，也就是說四十多年後，這首史詩就整個改頭換面了。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
　　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絞盡腦汁思考這個問題，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更多的遺漏和添加是不存在的，這種現象應該改稱為「偽遺漏」(pseudo-omissions)和「偽添加」(pseudo-additions)。
　　換句話說，那些看上去是新的詩句，大多是吟遊詩人還原先前的遺漏，亦如遺漏的正是一度添加的部分，添加是出於詩人自己未曾意識到的某種原因，而遺漏則是有意從自己的文本中清除出去。如此循環，無限往復。
　　等到我們採集到幾十首乃至更多的歌謠錄音，也許我們就能站在更有利的位置上闡述這種記憶與遺忘之間的關係了。更多的物證能使我們透過表面現象來區分真正的刪減和增添。
　　但是，同樣那種規律也並非是一個簡單的過程。我們怎麼能夠知道是什麼原因，又透過什麼神祕方式，使得一行詩歌被遺忘而湮沒，多年之後又重新現身？且不論這樣一個事實，即這種增刪現象並非只限於某個吟唱者表演的全部歌謠曲目，好像有一股潛流在帶動似的，這個吟唱者所省略的詩句，會在另外的時間和地點被另一位吟唱者所復原。史詩碎片似乎能夠爬出墳墓(詩人的軀體在那裡面都腐爛了多年)穿過地表，進入到他人的歌謠裡去，好像死亡一點都沒有改變什麼。
　　3月中旬，於客棧
　　聽覺對於口傳詩歌的作用之短札；耳—目之關係； Majekrah(翼尖)：
　　德國的阿爾巴尼亞語學者最早描述Majekrah(翼尖)這種古老的手勢(曾發表過一幅速寫)，他們提出，這種手勢也許只是對生理需要的一種回應。未做更多的解釋。
　　我們相信對此必須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們詢問客棧主人，他認為這種手勢是什麼意思，比如說，是不是與某種古老的儀式有關，或是具有某種意味深長的象徵意義，他只給了我們一個最含糊的回答，或多或少與德國學者的解釋有些相似。表面上，吟遊詩人在吟唱時需要閉耳摒除其他聲音：因為在演唱時需要調節聲音，他們的發聲共鳴部位不在胸腔而在頭顱，他們還需要保持身體的平衡，以防止歌吟時出現暈眩。
　　「你們真的無法想像吟唱史詩歌謠有多麼困難，」客棧主人說，「很早以前，我自己也試著唱過，但後來半途放棄了。唱起來你腦袋裡就像響雷似的，又像是雪崩的聲音。如果你不能適應，說不定就瘋了。」
　　毫無疑問，口傳史詩首先是一種聽覺的藝術。今天能夠讓我們理解文學的眼睛，在荷馬時期並沒有多大作用。它甚至可能成為一種障礙。荷馬被想像為一個視力缺失者並不是一種巧合。
　　事實上，吟遊詩人大部分都是視力不佳者。他們所有的人都對自己的眼睛有著某種程度的輕視，這是可以設想的一種推論。也許他們用了某種(只有他們才擁有的)祕密方式任由自己的視力不斷衰退？(德謨克利特是盲人，就因為他的眼睛與全神貫注的思維相牴牾，是這麼回事嗎？)
　　不過，設想那些史詩吟唱者有如盲人一類，也許只是出於一種信條，有必要隔開藝術與日常世界來驗證。盲人，或至少是視力不佳者，是史詩生產機制的一個構成部分。畢竟，盲人的記憶力難道不是被認為和視力正常者不一樣嗎？
　　這些都是相當有趣的觀點，但首先，我們應該確定，如今的拉胡塔歌手是否真的都是視力不佳者。製作一副眼科醫生使用的視力測試表對我們來說並不困難。
　　3月21日，野牛客棧
　　太好了！我們已經完成了一系列的錄音，他們之中有些人已經重錄過一遍了。
　　我們決定系統地檢查一遍口傳內容，也就是說，一個吟唱者如何引入另一個人的材料，而這種轉借對所有曲目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為了進行這項工作，我們需要創建一套可以用來進行比對的錄音資料，比如說，吟唱者Ａ與Ｂ演唱同一歌謠的版本異同，Ｂ對這首歌謠不熟悉，但他從聆聽Ａ的演唱中學會了。
　　這事情做起來可不容易。主要是因為那些拉胡塔歌手都相當彆扭而且不肯通融。
　　口傳史詩歌謠的傳播必定遵循它自己的一套規律，這跟如今出版作品的方式截然不同。但是，口頭傳播肯定也有類似於今天那種「一夜走紅」、「屢經挫折」或是「名滿天下」的情形。
　　但這只是第一步。找出一首歌謠從一個吟唱者到另一個吟唱者的變化是不夠的。我們還須盡力發掘，從一代歌手傳到下一代的時候歌謠發生了什麼變化；從一個時期轉到另一個時期，這中間又發生了什麼變化；或者，在甚至經歷了暌離相隔的兩個差異很大的時代之後，史詩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但是還不夠。因為史詩存活於兩種不同的語言中，其間產生的問題更是纏結難分。這些史詩的雙語現象使得每一個被涉及的問題變得難上加難，而我們目前對於如何處理該學科的這一方面還毫無頭緒。這些史詩似乎建構了這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藝術形式，這麼說吧，這種藝術形式存在於一個雙生世界。不過，要說它們是雙語或雙生現象，卻又低估了這個問題的尖銳性：它們存活於兩個敵對民族的語言中。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他們在一場罕見的悲劇決鬥中，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將史詩變成了一種武器。
　　在這兩種語言中，一首歌謠表達為任何一種語言，就像同一首歌謠在另一種語言中的顛倒版：成了一面魔鏡，使一方的英雄成為另一方的奸雄，使一方的黑成為另一方的白，所有的情感——痛苦、歡樂、勝利、挫敗——都正好顛倒反轉。
　　以為兩個民族各自獨立創作史詩的想法，實在是太孩子氣了。他們其中的一方必定是原創者，而另一方只是在模仿。我們自己非常確信這一點，鑑於阿爾巴尼亞人是半島上最古老的原住民，他們肯定是口傳史詩的原創者。(事實上，因為他們的版本更接近荷馬模式，所以我們傾向於認同這個觀點。)但我們不會讓自己捲入這個爭端，或是參與任何使我們偏離主要目標的事務——我們的目標是揭示荷馬史詩的表現技巧。我們之所以要處理這個雙生問題，只是因為這一問題牽涉到「遺忘」機制，牽涉變體的構成，以及史詩的傳播過程——僅此而已。
　　馬克斯在壁爐架上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最重要的是，我們首先是荷馬學者。
　　3月，於客棧
　　將現實事件轉化為一首史詩——「荷馬化」：
　　我們不斷地回到這個主題上，它帶出了許多問題。例如，根據什麼評判標準來決定現實中哪些事件可以轉化為史詩素材？被銘記的過程是怎樣開始的，其後怎樣將它轉化為一個不朽的故事？被剔除的那些無足輕重的部分——枝微末節和偶發事件——都是什麼內容？是什麼樣的古老配方和詩意模式充當了防腐的油膏？
　　為了把一個真實事件與它的荷馬化版本做比較，我們尋找那些可以找得到的晚近發生而被轉化為歌謠的事件素材。一共只有十二行，與1878年柏林會議有關，沒有更多的了。那些史詩就像寒冷天氣裡躲藏在霧中的九頭蛇一樣，不敢向我們的時代再靠近一步，似乎就停滯在那個年份了。為什麼是1878年？是什麼原因阻止它們向前推進？是什麼嚇跑了它們？
　　看起來口傳史詩似乎一直都謹慎地不敢靠近現代世界之岸，這真是太奇怪了。
　　我們編纂了一份相當詳盡的柏林會議檔案：會議日程，與會國的發言，強權國家對鄂圖曼帝國和對阿爾巴尼亞的態度，做出的表決；我們甚至對會場外的幕後活動也做了摘記。這些真實的事件似乎就像一具尚有餘溫的屍體，旁邊擺著由歌謠提供的另一具木乃伊版的乾屍。
　　我們想搜尋一些時代更近的事件，但是沒有成功。我們非常驚訝地發現，關於1913年，在口傳史詩中僅僅只有一行，那是阿爾巴尼亞被肢解的黑色年份，本來應該以吟遊詩人的全套歌吟來回應這個事件！由此相當肯定地表明，口傳史詩藝術確實已經成了隨著歲月流逝而愈益嚴重的關節炎疾患。
　　3月，於客棧
　　史詩中改變的是什麼，保留的又是什麼？是否存在著若干世紀以來為確保藝術形式完整而不變的核心素材？
　　迄今為止，我們相信「修辭」擔當了錨定的角色，是那種語言的模式或固定形式，或者，換種說法，語言修辭是進入史詩素材的基本模式。
　　所以我們確信，在那座古老的實驗室中，語言方式本身是不變的，所以才確保了詩歌產出的同一性。
　　但是，我們的研究進程越深入，我們就越多地看到，就像實驗室本身一樣，修辭和語言規則也會發生改變，只是改變的頻率非常低，以至難以察覺，就像我們自身的年華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