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
2006年
中央公園南街上，情景一如既往。路的一邊閒散地停放著一輛輛豪華轎車，而在德奧稱之為「彼岸」的公園另一邊，一個流浪漢正躺在長椅上呼呼大睡，腦袋旁邊還放著一個收錢的紙盒子。德奧首先注意到了這個流浪漢，我們走過去後，德奧便開起那個紙盒的玩笑。他說：「看起來不怎麼景氣。這種日子令人悲傷。沒有任何希望可言，你每天能盼著的頂多就是下一頓飯能有麵包、牛奶跟餅乾。」德奧又笑了笑，然後用在蒲隆地時爺爺曾對他說過的話來解釋：「如果比難更難，比苦更苦，乾脆我們就笑笑，把它當做比好更好。這樣想來，我們就沒什麼好哭的。命該如此。」
在我的要求下，德奧帶我走一遍他之前露宿公園時走的路線。這和普通的遊覽非常不同，這次是專門為了探尋那些被隱藏起來的東西——那些被深埋在公園美麗背景中的人和事，那些公園裡遊玩的人大都看不到的東西。就是這些事物，這些本來應該被忽視的東西，深深地吸引著德奧。觸動德奧的不是那些建築門口掛著的帆布篷或是門上精細的雕刻，而是那些寫著「便門」的小牌子、那些大鐵門，還有那些通往地下室的臺階。這座建於20世紀初的大樓在設計上並沒有什麼特色，但是保留了當時另設便門的設計。旁邊另一座樓上專門僱有守衛，那些人把本該給送貨工的小費全部收進自己霹靂包裡。德奧帶著我又走了一遍當時他推著貨車送貨時走過的那些路，還經過了那些他打過工的商店，其中有一家已經關門了，這讓德奧非常吃驚。我想我明白德奧的感受：這是他曾經悽慘而狹隘的世界的一部分，它怎麼會消失了呢？怎麼會這麼脆弱呢？
我們走進中央公園，去看看十二年前德奧在那裡為自己找的那些「床位」。
我想，我永遠都不可能體會德奧流離失所的那一年所經歷的一切，或是理解他長達半年的逃亡和他在那些廢棄房子及在中央公園中逗留的那段日子。這些經歷帶給他的揮之不去的折磨，我們更是無法感同身受。德奧曾經告訴我，他時常覺得自己有些敏感過度：「如果有人說了些不好的話，或是我發覺我對誰說了荒唐的話或是做了什麼可笑的事，我得花好幾天才能在抑鬱中緩過神來。真不知道我怎麼這麼軟弱。」有一次，我說起來他還很年輕，剛剛三十歲出頭，他卻回答：「可是我覺得自己的心已經有一百三十歲了。」德奧還是會不時地受到失眠和噩夢的困擾，常夢見自己想跑卻動彈不得，或是又看見很多血，多得讓人驚恐。但是德奧所經受的那些磨難對他最突出的影響——至少我覺得是種影響——就是他的回憶常常失控，將他困住。
比如這會兒，我們正走在中央公園，很顯然他又陷入了回憶。過了好一會兒，他終於回過了神，笑著對我說：「我帶你看看我是怎麼一點點進步的。」然後他帶著我去看看他最後「駐紮」過的地方。這個地方看起來很舒服，就像大教堂裡的壁龕，四周長凳圍成一圈，中間是雕塑家艾伯特·巴特爾·托瓦爾森[1]的紀念像。雕塑四周有高高的古樹掩映著，透過一些小樹和灌木叢，還能隱隱看見外面的馬路。雕塑的另一邊是一個小花園。德奧仰頭望著這位曾經名噪一時的丹麥雕塑家的銅像：他身穿束腰外衣，紮著腰帶，一隻手拿著一把小錘，另一隻手拿的是把鑿子。
「他有把錘子，可惜已經不在人世，不然說不定他能給我蓋所小房子。」德奧笑了，環視四周，「找到這個地方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進步。說真的，這裡確實很好。」他指著一片灌木叢掩蓋著的草地說：「我的墊子就是放那裡丟掉的，就是那裡。那時，我更喜歡在公園裡睡。躺在公園的草坪上，我能看見星星，我感覺……」他沒有說下去。
「就像是回到了蒲隆地？」
「對。當時，那種感覺確實很好，但同時也帶來了苦惱。它又喚起了所有的回憶，那些融入大自然、融入星空的日子。」德奧的聲音變得溫柔，他說起來小時候曾看見月亮表面有個兔子的形狀，然後就會又想起他的爺爺。
「那時你還不知道他已經死了，但是你也猜到了，是不是？」我問了一個最不合時宜的蠢問題。
「是，我猜到了。」德奧說，然後轉身接著走，我就走在旁邊。他低聲說著感覺胃有些不舒服，然後有好一陣子不再說話。
我想，德奧現在並不是走在中央公園回憶著那些不堪回首的過往，而是又再次回到了那段時間之中。胃痛的感覺也是因為他又回到了從前。
我向德奧道歉，抱歉提起他爺爺去世的事情，但他沒有回應。我知道他不是故意不答理我，他已經忘了我在旁邊，只是繼續往水庫方向走著。他站在水庫的柵欄前，眼睛直直地盯著水面，身後是一群群慢跑的人接連經過。慢慢地，德奧回到了現實中。「就是在這裡……」他停了一下，「這裡讓我放鬆了很多。」
當然，德奧還找到了更好的地方為自己的身心療傷，而我將和德奧一起重遊那裡。我們搭地鐵來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就在我們剛穿過大學雄偉的拱門時，德奧就像換了一個人，心情變得輕鬆很多。現在他好像又回到了學生時代，給我做嚮導介紹校園。
「這裡就是健身房，裡面非常寬敞！真是棒極了……在哥倫比亞大學升入二年級後，每個人都會有一個信箱，這真是太酷了……看到那座樓了嗎？那就是物理學院。進去後往下走，你會發現它在地下還有九層！太不可思議了！天文學學院在這裡……哦，這是數學院。哈哈，我在這裡做兼職賺了不少錢呢，就是輔導孩子們功課。這裡就是化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的化學院非常有名，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化學院不相上下，那時我非常喜歡這裡。」
到勞氏紀念圖書館時，德奧停了下來，站在臺階上，指著方庭對面另一座紀念建築。和周圍很多建築一樣，這座也是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但是這座樓正面中楣花崗岩上刻著一些偉人的名字：荷馬、希羅多德、索福克勒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狄摩西尼、西塞羅、弗吉爾。
「那就是巴特勒圖書館，它太美了。直到今天我依然非常喜歡這裡，這就是我心目中的圖書館。」德奧微笑著，「我那時就很喜歡這個圖書館。說實話，我真想回到那裡。」
「在裡面待著一定很開心。」我說。
「哦，上帝，是的！」德奧笑了，「我真懷念在那裡的日子。」他接著補充道：「不過，可惜的是我沒交到多少同齡朋友。你知道，這種機會失去就再也沒有了。那些人，他們的心智和你一起成長、成熟。」
德奧記得有個女同學似乎對自己很感興趣，甚至給他送過禮物。
「她長的漂亮嗎？」我問。
「嗯，是個非常漂亮的女生。」德奧回答。
我笑了：「你們當時是怎麼回事？」
「她說：『只要和你在一起，我總是可以做得很好。』她還總說等畢業了，我們可以一起申請醫學院。」
「那她後來去哪裡了？」
「不知道。我從沒和她聯繫過，從沒……我真不怎麼樣。」
我懷疑問題是不是在於他的大多數同學都很有錢，而他窮得叮噹響。
「事實上，我也很富有，」德奧回答，「我有南希和查理，我是指這裡。」他說著拍了拍左邊胸口。
我們走進了勞氏紀念圖書館，德奧當時就是在這裡學習喬叟的作品。
「哦，天！那非常難。」
然後我們又參觀了哲學樓，這座樓是官方認定的國家歷史地標之一，約翰·杜威[2]以及許多其他傑出人物都曾在這裡工作過。哲學樓正前方的花崗岩底座上是一座銅鑄的羅丹的《思想者》，這位思想者手託下巴，陷入深思。
《思想者》這件作品在雕塑中的地位，就好比《蒙娜麗莎》之於繪畫，或者《雪夜林畔小駐》之於詩歌一般重要——這件作品如此偉大和重要，以至於無法撇開其他關聯單獨看待這件作品，作品本身甚至已經被世俗的聯想和拙劣的笑話淹沒。但是，至少在此刻，這件雕塑似乎擁有了新的活力，它似乎在思考，試圖回答德奧的那些問題——德奧就是帶著那些問題穿過大學的拱形大門，沿著大理石臺階一步步走進了哲學樓。但是，和德奧一起站在雕塑前，我總感覺有些奇怪：畢竟這件雕塑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似乎和德奧問題的根源沒有一點聯繫。
德奧的課程選擇讓我十分不解：這樣一個身無分文的外國人，大多數人都覺得他會選一個更好就業專業，比如電腦。可是德奧不但選擇了生物化學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而且還修了可以選得上的所有哲學課程，並整整修了四年。之前我就問過德奧為什麼，他回答說：「我想明白發生在我身上的這些事情。」
在來美國之前，德奧讀過一些歷史書，從中了解到了一些爆發內戰的歷史原因。但是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他的主要興趣卻並不在歷史上。在我看來，德奧更像是在精神層面上進行探究。和一些其他的種族屠殺有所不同的是，德奧所經歷的屠殺主要是些混亂的暴行，殺戮者用的大都是砍刀、長矛、弓箭這些粗糙而原始的武器，特別是在盧安達，這種情況更為突出。這究竟是為什麼？在盧安達，正因為眾多少數民族平民百姓的參與，導致了這種數以萬計的人喪命於粗製手工器具之下的情形。
「沒錯，這的確是比利時人造成的混亂。」德奧告訴我，「可是，如果一個人可以拿著砍刀去殺害自己的鄰居，他又算是個什麼樣的人？」
德奧之所以修哲學課程，就是希望能在這門課程中找到這類問題的答案——那些關於善與惡、人與上帝的問題。德奧在這個世界中遇到了太多糟糕的事情，這些問題不斷地困擾著他。比如，德奧曾經告訴我：「木達胡發生的一切讓我深深地陷入了恐懼。在經歷種族屠殺之前，我很天真，總是輕易的相信別人、信任別人。而現在，我總是小心翼翼。在那裡，教師殺害自己的學生，牧師殘殺自己的教民。到底還有誰值得信任？上帝嗎？上帝是萬能的，但他為什麼還讓這一切發生？」而校園裡的這些人，雖然德奧相信他們不會傷害自己，但是他們也無法想像德奧經歷了什麼。德奧說，在同學當中，他覺得自己就像個陌生人，一個不屬於他們世界的另類。有一次，德奧和一個同學說起他從小就放牛，這時有個同學很真誠地問：「那你是把牛奶存在冰箱裡嗎？」德奧的經歷和他的同學都如此不同，他們根本無法和自己的經歷相聯繫。德奧在校園裡總是面帶笑容，而他明白，自己的笑臉之下掩蓋著的那些感受是誰也無法了解和分享的。有時，幾個知道德奧經歷過種族大屠殺的同學問起他的遭遇，德奧卻不知道該怎麼向他們解釋。那時他還沒有遇見保羅·法默和諾雅，他從沒和誰仔仔細細講過自己的境遇。德奧想：「這不是語言能表達得了的。」但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德奧已經開始尋找這些語言了。
我想像著這樣的畫面，夜深了，德奧坐在巴特勒圖書館的通宵自習室裡，面前展開的是康德、休謨、柏拉圖等他最喜歡的幾位哲學家的著作。他試圖從中找出一種方法，可以讓他把自己的一切遭遇表達出來，希望能在這個已經不值得信賴的世界中找到一些可靠的東西，找到一種結構完整的信仰，一本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讓他在索引中找到「種族屠殺」這個詞，並能夠據此查到這個詞和整個宇宙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我想，德奧是在尋找一種治癒孤獨的方法——既是廣義上人類整體的孤獨，也是他自己的。當然，他並沒能找到。
那時，德奧生活在這個美麗的校園裡，安全而自在。在經歷了那麼多苦難後，他終於遠離了那些恐怖的事情，想到這些，我感到非常欣慰。但不可避免的是，這種距離和安穩的狀態就像一堵高高的圍牆，阻隔在德奧的記憶與他試圖理解這些記憶的努力之間。德奧的經歷讓他變得在別人看來有些神祕，特別是在這座校園中。我想像著，德奧抱著書，走在去哲學課的路上，匆匆地從《思想者》雕塑旁邊經過。這座重達幾頓的雕塑好像在向這個資歷尚淺的大學生說：「看，思考就是這樣。」我們沒進到哲學樓裡面參觀，我問德奧裡面的教室什麼樣的。
「那些教室都很漂亮。」德奧說。他描述了裡面的大書桌、厚重的椅子、還有大大的窗戶。
比起其他大學生來，德奧更有權利同別人探討「惡」這個問題。我想，德奧一定非常希望自己能夠在這個教學大樓中將經歷全部講出——在某節哲學課上站起身來，說說他的經歷，就像他後來在健康同盟所有工作人員面前講出一樣。那樣的話，整個教室的人都會震驚得說不出話來。但是德奧從未這麼做。他曾做過的和這最接近的事情，發生在道德哲學入門課的課堂上。
「講師是個很年輕的人，很有激情，也很認真。」德奧回憶道，「當時，他在課上講『動物不會思考，只有人才會思考』。這個說法讓我很感興趣，我就問：『那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說我們人類會思考、有理性，而動物就沒有理性呢？』講師回答說：『動物為了食物和同類廝殺，他們依靠本能行動，就是這樣。』」
德奧認真地思考了一下這個說法。他了解牛，也了解民兵，而說起理性，他覺得無論如何還是牛更為理性。在蒲隆地的學校，德奧從小就被教育不能對老師的話質疑，但是這次他確實忍不住說出來。德奧告訴這位講師，他家以前養了幾十頭乳牛，每一頭都有自己的名字。如果你叫一聲牛的名字，只有被喚的那頭牛才會走過來。德奧從小看到的那些牛不僅知道自己的名字，而且能在那麼多牛裡認出自己的孩子，還知道如何照顧自己的孩子，這怎麼能說牛不會思考呢？牛還會很多其他很有趣的事，這些事不是簡單地用「本能」二字就能解釋得了的。講師怎麼能認為這些動物都很愚蠢，不會思考，沒有自由意志呢？也許只是因為我們人類還無法理解它們特有的語言，也許是因為我們進化得還不夠高級，又或許動物們現在正在嘲笑我們人類。如果動物只是為了食物而獵殺——雖然它們通常會這麼做，但卻不僅有這一種狀態——那它們比人類要理智得多。看看盧安達發生了什麼事，看看那裡，還能談得上什麼人類理性嗎？
盧安達是個極端的例子，講師說，是特例。當時課堂上有大約四十個學生，他們都一言不發。
「那些同學可能覺得我有點煩，」德奧說，但是那時他根本沒辦法停下來。他一直和老師討論、爭辯，直到下課，他還把講師攔在教室門口，繼續和他爭了半個小時。最後，講師告訴德奧他得去趕地鐵，德奧說自己正好也要去地鐵站。「我一直跟著他，因為他沒能說服我。盧安達不是特例，不是。亞美尼亞人、猶太人、美洲印第安人……許多地方都發生過這類事情。」
這段記憶讓德奧感到很愉快。在蒲隆地的高中，如果你問了老師一個問題，而老師回答不出來，那麼你會被罰到外面在雨裡淋上一個小時，甚至一整天。「雖然經歷了那麼多悲慘和可怕的事，但我覺得有上帝保佑，我是幸運的。」德奧說，「如果我還身在蒲隆地，甚至如果沒有戰爭的話，我不知道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從這裡學到了很多。在這裡，坐在教室裡，擁有那麼多學習資源，老師也都熱愛教學，喜歡從學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為自己學生的進步而由衷地感到高興，這些是我之前完全沒有體驗過的。這裡讓我的思想更加開闊。這裡的老師像是同事一樣，對學生平等友善。」
再次上道德哲學課時，這位講師建議德奧讀讀漢娜·阿倫特寫的關於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文章。德奧根據這個建議，讀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對平庸之惡的報告》。讀完後，德奧問自己：「如果當時德國人對希特勒說『不』，事情將會怎樣？」當然，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人問過，而且德奧也對自己的同胞問過同樣的問題。德奧告訴我，看了希臘神話後，他覺得謀殺和暴亂是自古就有，完全沒有解釋。和修過這門課的許多學生一樣，德奧在學過哲學後覺得自己沒有找到什麼答案，反而有了更多的問題。但是在整個過程中，他還是學到了許多東西。
「就算只是在這附近走走轉轉，你的大腦也會不停地思考，一直在運轉，我非常喜歡這樣。」德奧說。
我們臨走前，德奧想要再去看看幾處他課外常去的地方：哥倫比亞大學旁的那條晨邊快速路上的長椅，從那裡可以看到哈林區，還有河濱教堂和聖約翰大教堂，後者是一座位於晨邊高地的巨大歌德式建築，從校園走一小會兒就到了。我們在教堂中離聖壇有些距離的長椅上坐下，祭壇邊好像在進行著什麼儀式，我們離得太遠，聽不清楚在說些什麼。
「這裡太美好了，」德奧說，「我第一次來這裡是在美術課上。當時我想：『上帝，梵蒂岡的西斯廷教堂難道比這裡還要好……』」德奧笑了，「你看看這裡就知道我什麼感覺了。」
教堂空間四邊是高聳的圓柱，整個教堂寬敞異常，光線陰暗，充滿神祕感。我們說話的聲不由得放低了些。在我看來，德奧就是在這裡以及其他教堂中，把他經歷過的種族大屠殺和對上帝的信仰平衡起來。德奧打趣地總結道：「我確實信仰上帝，這點我很確定。我認為上帝先是賦予了人類強大的能力和智慧，然後說：『好了，現在你們要靠自己了。我有點累，想小睡一會兒。你們現在長大了，應該自己照顧自己。』」德奧頓了頓，繼續說，「但我覺得上帝有點睡過頭了。」
在曼哈頓，學校附近的區域人口相對少些，德奧經常待在教室或是教堂，思考著在蒲隆地和盧安達發生的災難性暴動。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時，德奧認為，窮困不是暴亂的唯一原因，而是首要原因。在這其中，有一個學者們也常常忽略的前提：在那裡，大部分人沒有接受過教育，或是只受過很少的教育，而即便是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是在暴力中學習。勞苦、貧困、飢餓、病痛以及兒童早殀的事情再普通不過，所以婦女在絕經前都要生育更多的孩子。德奧告訴我：「婦女的身體受到了太大的摧殘，所以她們三十歲的時候，走起路來就已經和老太太一樣，彎腰駝背、顫顫巍巍。這些婦女白天種地，傍晚時就下山打水、做飯，而女人卻完全沒有自己的私人財產……」德奧繼續道，「在那裡，幾乎所有的人體內都會長蟲，他們一出生就染了蟲，而那些蟲子會糾纏他一輩子，直到死。你能想像這種生活嗎？非常痛苦。在這種條件下，人怎麼可能會理智思考？到處都是苦痛。雖然我常常詛咒那些互相殘殺的人，但其實他們確實太苦了，他們有他們的難處。他們已經不是他們自己了，而成了別的東西。」
有些歷史在德奧看來完全不真實。比如說，有些作者描寫蒲隆地國王，將他們寫得好像和歐洲的國王一樣過著奢華的生活，住在富麗堂皇的宮殿裡，而不是簡陋破舊的草頂木屋。有些對蒲隆地暴亂的報導讓德奧很憤怒，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報告過多地把責任推到了圖西族身上。當然，德奧是個被追殺的圖西人，他經歷了所有噩夢一般的恐怖逃亡。但是他覺得，在蒲隆地和盧安達，大多數的圖西人也好、胡圖人也好都和自己一樣，完全是無辜的，而其他人則是被那些自私的領導者引入了歧途。甚至那些領導人，德奧想，也都非常難過，因為他們的權力完全是靠刀和槍維持，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根基。他們之所以如此行使自己的權力，也是為了生存下去，以擺脫淪為受害者的命運。
德奧能夠這麼想確實非常難得。有過和他類似經歷的人，大多數都會把所有人分成好人和壞人、胡圖人和圖西人，僅此而已。德奧得以在哥倫布亞大學求學，通過哲學和其他各個方面的學習，讓他能夠避免成為一個被仇恨矇蔽了心智的人。
「確實，我也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寬容的人。」德奧說，「我學到很多東西，其中就包括即使在你認為自己已經很確定時，也要樂於繼續探究，明白永遠都有不確定的東西，要留有餘地。我還學到，總是和你保持一致的人未必就是你的朋友。身處困境，能讓人學到很多東西，但首先要克服困境。而且想要實現你的夢想，永遠沒有現成固定的公式可以仿效，有的只是磨鍊和錯誤。」
這些都是些老生常談，是每個人在大學中都會學到的東西，但我很喜歡聽德奧講這些。他讓自己從一個不理智的泥潭脫離出來，在那混沌中，無論是民兵還是乳牛都失去了理智，但他清醒了過來。我和德奧坐在教堂中，感受到他的這些想法，想到這些年德奧自己坐在這裡，一點點撫平身體和心靈上的傷痕及怨恨，我感到十分高興與欣慰。我想，這裡一定也是德奧的一處避難所，在這裡，德奧可以不受痛苦的回憶和擔憂的困擾，特別是對家人的擔憂。這種感情無論是那時還是現在都還時常氾濫，占據他的大腦。
「我都不知道我來聖約翰大教堂多少次了。」德奧說。
「只是在這裡坐著，思考，希望從中理出點頭緒來？」我問。
「對，這裡這麼寧靜，人的思維更加開放、包容。你看，我確實很成功地為自己找到了一些寧靜的角落。這是我自己找到的。」
※※※
[1] 艾伯特·巴特爾·托瓦爾森(1770—1844)，丹麥古典主義雕塑家。
[2] 約翰·杜威(1859—1952)，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進步教育」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