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
　　2003年

　　我和德奧第一次見面是在波士頓，那時距他從盧安達和蒲隆地的戰亂中死裡逃生已經差不多有十年了。別人向我介紹他時，我立刻感覺出他並不是美國人。這不是因為他的口音，那時他還沒說話，而穿著打扮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只是色彩很鮮豔——我記得他當時穿了一件橘黃色毛衫。或許我是感覺到他身上有些不一樣的東西，他沒有那種出於自我保護的神祕感。而很多美國人，特別是美國黑人，到了三十多歲時便會懂得如何在陌生人面前偽裝自己。
　　德奧的臉吸引了我，從他的臉上看到的滿是熱情、信任和友好，好像閃耀在夜空中的明星。德奧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許多，他純真的面孔一直保留在我腦海裡，即使後來明白這種感覺並不準確，但還是無法抹去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我正好有個朋友認識德奧，於是就把我和我的妻子介紹給了他。這位朋友說德奧應該和我的妻子好好聊聊，因為她對難民問題很感興趣。就這樣，德奧開始講述了一些他的經歷。後來，妻子又把這些經歷講給我聽，這段故事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聽一個人述說另一個人的記憶，感覺就像回憶一段夢境，奇妙、恍惚而朦朧。
　　三年後，我再次見到了德奧。我約他在新罕布夏州漢諾威鎮中的一家咖啡店見面，又問起了他逃亡的一些事。開始他只是說了說大概。他說這段地獄般的經歷持續了六個月，這六個月他深深地陷在恐懼之中，度秒如年。然後，他從非洲逃出來，安全到達了甘迺迪國際機場。之後的經歷，他便說得更為詳細。聽著德奧慢慢講述他在入境處時自己孤零零排隊時的情景，我感覺他的思緒已經從坐在咖啡店的我身邊飛到了另一個的地方。德奧描述著他意識到那個俄羅斯記者不會幫他，他的聲音依然平靜，好像沒有發覺自己的眼淚已經一顆顆滾落。
　　接下來的兩年，德奧斷斷續續地跟我講了他逃亡經歷的一些細節。我想他講述的都是回憶，裡面肯定或多或少地有些添加或遺漏，而其中大部分內容又沒有什麼辦法能直接驗證——比如說，德奧不知道那個救了他的胡圖女人的名字，也沒有辦法再與她聯繫。不過德奧講的和我所能查到的史料基本相符，即使有些地方稍有點不一致，但也更加深了可信度。
　　逃亡的那一段經歷是德奧最難回憶起的部分，他在跟我講述時也是零零星星地講完的，好像關於這部分的記憶本就是這樣支離破碎。有些部分他會重複好幾次，比如那個雨天，他在香蕉林裡看見有個嬰兒直直地盯著他。德奧常說，他已經活過了二十多年，並在此過程中犯下了一些應該受到懲罰的罪過。但是那個嬰兒又犯了什麼錯？德奧說，這段記憶就像是一次嚴酷的嘲諷與挑戰，讓他對在童年時就已根深蒂固的信仰產生了懷疑——不是懷疑上帝是否存在，而是懷疑上帝是否按照人類理解和希望的方式行使正義。而且，這段記憶也確實讓德奧對自己本身產生了質疑，畢竟當時他知道，如果放任不管，那個嬰兒必然會死，但卻還是跌跌撞撞地從他身旁走開，不敢看他的眼睛。
　　德奧說，每當這段記憶又襲上心頭時，他就試圖如此說服自己：「從政治角度來看……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不是我的錯。」然後他就像當時自己在那個堆滿屍體的香蕉林做的那樣，邊走開邊對自己說：「我幫不了他，幫不了……」
　　但這些努力都無濟於事。德奧說：「這件事確實發生了，你可以努力讓自己感覺好過點，但事情畢竟是那麼發生了。」
　　我們常會提起一些我們依稀記得的事情，反覆提起，以便不去忘記。德奧談及他從那嬰兒身邊走開時常這樣說：「這件事，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他聽起來不是在自憐，事實的確如此。那件事發生到現在已有十幾年，這段時間已經占據了他生命的三分之一。這麼久以來他還沒有辦法忘記，或許以後也不會。
　　但是德奧已經找到了解決的辦法，他找到了一個有意義的團體。
　　德奧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時依然沒有獲得永久居留權，也沒拿到綠卡。他的律師詹姆斯一直很積極地爭取幫德奧拿到綠卡，但政府的等候名單那樣長，好像怎麼也輪不到他們。而沒有綠卡，德奧就不能申請到醫學院學習。但德奧還是試了好多次，他在電腦上填申請表，可每次填到最後都會遇到同樣的難題：請寫下綠卡編號。
　　但是德奧並沒有放棄。畢業後的兩年裡，他都是盡最大努力讓自己更多地接觸醫學。他在哥倫比亞大學選修了生物化學課程，大二那年成績是C的那門課他又重修拿到了A，他還在紐約一家臨終關懷醫院工作過。2001年夏天，德奧申請了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然後去了波士頓。
　　德奧快要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時，整天泡在巴特勒圖書館看書。他找到一本書叫《論傳染病和不公平現象》，並把這本書推薦給幾個朋友看，卻發現大家一看到書名便敬而遠之。但德奧從書架上取下這本書讀了第一句話，就產生了這樣的感覺：「這說的就是我！」
　　就在安妮特·簡去世的那天早上，她還感覺自己身體很好，甚至可以到離她家茅屋不遠的小溪裡打一桶水。
　　然後下面就講了一個死於肺結核的海地農民的案例，以及其他類似的很多案例。這些案例講的都是某些人得了可以治癒的疾病卻還是病死的情況，比如肺結核，還有目前已經可以進行治療的疾病，如愛滋病。如果這些人並非極端貧困，他們甚至一開始就不會得那些病。這些案例都是發生在祕魯利馬的貧民窟、蘇聯西伯利亞監獄，還有遭受飢餓和森林退化的海地中部高原。但德奧覺得作者寫的這些情況也同樣發生在布坦扎、桑噶扎、卡揚扎，或是布松布拉的貧民窟裡，那裡也有許多人死於腸道寄生蟲或瘧疾。作者其實就可以寫寫德奧的兒時夥伴克洛維斯的事請。
　　讀這些案例分析，德奧總是會想起布多迪拉主教曾經說過的話：貧苦會蔓延到人的身體裡。但是這本書中所作的討論更為廣泛，還談到了現代化的成果分配不均，特別是醫藥和公共衛生。這是一本學術作品，但是寫得慷慨激昂。
　　「有什麼辦法能糾正這些不平等嗎？當然有！」作者說。而且作者不只是紙上談兵，他和其他人建立了一個叫做「健康同盟」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試著建造小診所，就像當時德奧在桑噶扎做的那樣，他們還在祕魯的一個貧民窟和俄羅斯的一間監獄開展了更實際的項目，致力於防止抗藥性肺結核的傳播，從而向整個世界證明這些事是可行的，同時告訴世界該怎麼做。這個組織在海地建立了一所大型醫院，給那些世界上最窮困的人提供現代的醫療技術和規範的公共衛生服務。
　　德奧曾經和我說，孤獨是有不同程度的。他所知道的最深不見底的孤獨就是「一個窮人被疾病壓垮」。他說：「如果你沒錢去看醫生，那你甚至不能說『我感覺不舒服』，因為這麼做的話，別人會說你是個懦夫。所以你只能自己應付著病痛，甚至和它成了『朋友』。」還有一種孤獨，他在紐約常常體會到——他覺得只有自己才能理解他家鄉那些貧困病弱的人的悲慘遭遇，身邊沒有人能完全理解他體會到的一些很重要的東西。但是，這本書的作者能夠理解。德奧在讀這本書時，每讀幾段就會停下來想：「太好了，有人把這些東西寫下來，而且被我讀到了。雖然我不認識他們，但是我知道世界上有這麼一些人在不斷努力著，真希望我能和他們聊聊。」這本書的作者是保羅·法默醫生，封皮上說他「既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人類學家，從事這一領域已經有十五年」。
　　德奧決心一定要見見這個人。
　　德奧到波士頓大約一年半後終於得到了這樣的機會。一天，他正要去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上課，無意中看到公告欄裡有張法默醫生講座的告示。那時德奧已經知道了很多關於法默醫生的事：他是布里格姆婦女醫院的傳染病專家、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健康同盟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有多本著作，而且德奧全部都閱讀過了。德奧在去禮堂的路上又買了一本《論傳染病和不公平現象》——這對他來說十分奢侈，但他自己的那本放在紐約南希和查理的家裡了。講座結束後，德奧和多人圍著法默等待與他交流的機會，輪到德奧時，他請法默在那本書上簽名，還拿到了他的Email地址。十五分鐘後，德奧就給他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讓德奧驚奇的是，郵件發出還不到一個小時，法默就給他回信了。又過了一會兒，德奧就在法默醫生位於哈佛的公寓裡和他面對面進行交談。
　　談話時常會被一些事情打斷——電話、別的訪客——可是法默醫生居然可以邊與德奧交談邊寫郵件。他們聊了一整晚，同時法默的工作也一直沒停下來。他們用法語談話，德奧發現法默的睡眠也很少，但這應該是他自己的選擇。在德奧看來，法默和自己不一樣，他不睡覺是自願的、有意義的，因此也是可敬的。
　　德奧決定到健康同盟去工作，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成為了一名「同盟者」。事實上，當時同盟中沒有德奧適合的崗位，但是法默和這個組織的醫療主任諾雅·慕克吉醫生專門為德奧設了一個職務。
　　「德奧需要工作，任何工作都行。」保羅·法默後來回憶說，「而且當時我們也的確需要一個懂法語的人來幫我們處理法語文件，而且那時我們也都能看出，德奧非常聰明。」
　　他們讓德奧做了很多事，比如照顧健康同盟從海地送到波士頓做手術的病人，還有其他所有支持海地工作的事。德奧對所有的工作都很認真，而且他特別喜歡和法默待在一起，聽他和別人談話、看他邊寫郵件邊聊天。當時，國際衛生組織的高層領導人都在爭論該怎麼處理愛滋病的傳播。這裡所指並不是在美國和東歐地區，在那裡，愛滋病基本上處於控制中。但在海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等地，愛滋病正在以可怕的速度進行傳播。組織中有一派人認為，現在最好把現有的稀少資源全部用於防止愛滋病進一步傳播——也就是預防。而另一派，比如保羅·法默，則堅持認為愛滋病的預防和治療之間的界限只不過是人們刻意設定的，而且現在世界上已經有很多藥物可以對愛滋病進行有效治療。因此，當務之急是必須將這些藥物在世界範圍內真正應用起來，將治療和預防同步展開，特別是在那些面臨巨大愛滋病防治壓力的地區。
　　而這也正是健康同盟要做的。在公共衛生學院，德奧常常聽到「預防」這個詞，但是德奧想，真正懂得預防深意的，只有法默。他知道，要預防的不僅是疾病，還有種族屠殺這樣的災難。在德奧看來，健康同盟的理念可以概括成：「無論如何，我們都要防止人們再遭受苦難，不要讓任何人覺得自己的生命不值得活。如果他們自己這樣想，又會怎樣對待別人的生命？」
　　保羅總是奔走各處。有時一天一夜的工作結束後，德奧還要同保羅一起坐車去機場。德奧第一次送他時，他們並肩坐在車的後排。德奧注意到保羅睡著了，並把頭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德奧稍微調整了姿勢，好讓保羅靠得更舒服點，當時他心裡想：「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是個不尋常的人，現在我能和他在一起真是太幸運了。」德奧常告訴自己：「我有責任要保護他。如果我有那個能力，我就要讓他永遠好好地活著。」對德奧來說，只有墜入愛河時的感覺才能同這樣的心念一樣強烈。
　　他們到了機場，德奧馬上忙前忙後，完全不用保羅囑咐。他手裡拿著保羅的護照，當發現去海地的航班延遲時，德奧馬上去給保羅買了一個三明治和一瓶水。保羅看著德奧說：「我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海地。」可是這還不行，因為德奧還沒有拿到綠卡。
　　很快，德奧就有了更穩定的工作——做諾雅·慕克吉的研究助理。不過和很多同盟者不一樣，德奧不去海地，因為他的移民問題還沒有解決，而且諾雅覺得讓德奧去海地會有危險。在海地，有很多人到健康同盟的醫院去就診，但大多數人都是在醫院中哭哭啼啼地講述自己的悲慘遭遇。這對德奧肯定會有不良的心理影響，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他會給在海地的工作同盟人員帶來麻煩。後來回想起，諾雅覺得她這樣決定對德奧很不公平。
　　「我們低估了德奧。」她說，正是德奧的出色表現讓他們認識到這點。
　　諾雅·慕克吉剛一起用德奧作為她的研究助理，就開始收到他每天發來的電子郵件，其中很多都是德奧在網路上搜到的一些關於災難事件的資料。這些事件既有歷史上的，也有現在正在發生的，而且都是在蒲隆地和盧安達。諾雅尤其注意到，這些郵件的發送時間都在凌晨兩三點。
　　諾雅正在準備一篇學術文章，證明在處理愛滋病傳播問題時，治療和預防應該是密不可分的一體，德奧的工作就是要為諾雅蒐集資料並且準備文獻綜述。但是只要看到反對諾雅治療觀點的文章，德奧就會氣憤難忍，並給諾雅發送一封長長的郵件斥責這種觀點。郵件中他不是單純地引用事實，還常常援引一些從網路上找到的陰謀理論的觀點。諾雅告訴德奧：「我們一定要用更具體的資料支持自己的論點，要讓我們的觀點更容易理解。」德奧聽從了諾雅的意見，在她的幫助下，德奧學會了怎樣識別可靠的網站和期刊。諾雅讓德奧做些製藥工業的研究時，類似的情況再次出現了。看到因為藥物專利問題而致使貧困的非洲黑人無法接受先進的藥物治療固然是德奧沮喪氣憤的原因之一，但諾雅認為這並不是德奧的心結所在。德奧也並非意識不到憤怒無法取代事實和理據，但他還是不自覺地長時間陷入糟糕的情緒之中，這讓諾雅十分擔憂。
　　「德奧對那些令人憤怒的事情尤為敏感，這可以理解。」諾雅說，「他就像沒有皮膚保護一樣，任何事物都會直接刺入他的內心深處。」
　　當諾雅和德奧單獨在一起，並且能有時間聊聊時，德奧好像都會忍不住和她講起種族屠殺的問題，還會把他自己的一些經歷重新講一遍。這樣的事情總是反覆發生，好像德奧想要通過一次又一次地複述那段可怕的經歷而使自己麻木、淡然。諾雅幾次問德奧需不需要去看看心理醫生，德奧都禮貌地拒絕，或者會轉移一下話題。他從未說起自己已經試過一次了。
　　「不是我不想聽他跟我講這些事情，」諾雅告訴我，「我只是為他擔心。他好像從來不睡覺，每天都花很多時間在研究種族屠殺。雖然我能理解，但是我想，他一個人是無法應付得了這些問題的。」她想到了她的父親：諾雅從小就知道爸爸當初險些在印巴分治大屠殺中喪命，那次屠殺和大部分種族或宗教戰爭一樣，恐怖、血腥，而且從死亡人數上看，甚至比盧安達的種族屠殺還要殘忍。但父親從未談起過他的那段經歷，這導致了他的疑心病。
　　諾雅告訴我：「我小時候，爸爸一直都被病痛困擾，而且越來越虛弱，我一直覺得這非常奇怪。但是，當我認識德奧，並知道他日復一日地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時，我就想：『換成是我經歷了這樣的災難，我會怎麼處理？』我很可能就是同德奧一樣不斷地宣洩釋放，抑或是像我爸爸那樣，一直壓抑。他的症狀表現為疑心病，時時刻刻都覺得自己快要死掉了。」
　　除我和諾雅之外，德奧只同保羅·法默詳細地講過自己的遭遇。就跟和諾雅在一起時一樣，德奧總是和法默重複自己的殘酷經歷。
　　「我們第一次進行私人談話時，他就像決堤的大壩，不停地發洩著自己的情緒，」法默回憶說，「我很為他擔心，但是從沒建議他去看什麼心理醫生。很難想像能有哪個美國的心理醫生可以為遭遇了兩個國家種族屠殺經歷的人進行治療。」
　　很快，法默不再把德奧看做病人或是需要救濟的人，而是當做一個持續處在抑鬱中的朋友、同事。而且法默認為，對德奧來說，最好的治療就是讓他重新學醫。
　　德奧還清楚地記得他曾工作過的那家臨終關懷醫院。當然，那裡的病人都已是生命垂危，德奧的工作就是坐在他們身邊，陪他們說說話。德奧記得，他一坐在臨終病人床邊，就會回想起他在逃亡時的感受：「我這輩子可能就只還有一分鐘可活，然後我就要死了。」這些病人現在有著同樣的感受。德奧常坐在病人床邊，說：「跟我講講你的生活，說說讓你高興的事。」德奧想，和他們聊聊天，或許也算幫他們善終。很多人會放聲大哭，而大多人都說他們很有罪惡感。有的人覺得自己有那麼多、那麼好的計劃卻什麼也沒完成，還有的人後悔當初為何沒有努力去維持婚姻而是選擇一拍兩散。
　　在那之後，能夠到健康同盟的辦公室上班讓德奧覺得自己好像經歷了一次只有希臘神話中才會有的轉變，就像一個人被打入地獄，然後又得到了重見天日的機會。這種溫暖自在的感覺，用蒲隆地的說法形容就是：「像是到了奶奶家。」
　　德奧說：「走進辦公大樓，好像一個全新的世界在我面前打開，感覺像是回到了自己家，回到了我真正的歸屬之處。那種煥然一新的感覺棒極了！你知道自己不只是來工作的，感覺像是回家了，每個人都和藹可親。」
　　有時，德奧和其他同盟者熬夜工作，為在日內瓦、巴塞隆納或莫斯科的高層組織者準備幾天後要遞交的文件或是資料。他們加班時會買些披薩和啤酒，放點音樂，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哦，上帝啊，那種生活感覺太棒了，」德奧說，「我真的喜歡那些日子。」德奧還喜歡去參加健康同盟主管奧菲莉婭達爾和她手下員工的會議，他們在會上討論組織在海地獲得的成就。在德奧看來，海地應該是一個情況和蒲隆地很相似的國家。健康同盟在海地為最窮困的家庭蓋房子、建學校，為當地人提供清潔水源，派去醫生為病人做心臟手術，並在那裡建立診所。德奧常常環視會議室，這裡地方不大，但非常整潔，與此相比，健康同盟在其他地方所開展的工作卻要龐大和複雜得多。
　　「這裡地方雖小，但是卻有力地改變著外面的大環境。」德奧當時這麼想，然後會對自己說：「再小的團體也能為改變這個世界出一份力。」
　　德奧喜歡這裡的一切，喜歡飛奔到機場去取盛著一位海地病人胸部切片的容器，然後送到哈佛大學某個附屬醫院做切片檢查，也喜歡整晚對著電腦為法默、諾雅，或是金勇——組織裡另一個重要人物——準備資料，為他們提供充足的資料，以應對幾天後的高層會議中所要討論的貧困病人的權利和需求。
　　「成為這個組織的一分子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它讓我很有成就感，覺得自己是加入了一項有意義的事業。」德奧告訴我。有時他從電腦前抬起來頭來，看看自己辦公室的小隔間，心裡會有些許的疑惑：「我真的是在這裡嗎？」他想，「終於……我終於找到了自己！這些工作不僅僅是工作，它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這些工作就是我。沒有什麼能把我和這些工作分開，這種感覺好極了！」
　　在健康同盟工作了幾個月後，德奧被邀請在每週一次的午餐談話會上為所有工作人員進行講演。德奧從未和同事完完整整地講過他的經歷，除了對心理醫生、保羅以及諾雅外，德奧也從沒試過把事情說出口。他站在臺上，剛一開口，眼淚就滾了下來。起初他感覺有些尷尬，但慢慢便熟稔起來。德奧也說不清楚那時到底是一種什麼感覺，但也許最大的感受就是「寬慰」，就好像這些年的沉默與痛苦終於得到了補償。德奧一直說著，雖然午餐時間早已過去，雖然大家也早就到了該回去繼續工作的時間，但沒有人催促，也沒有人起身離開。奧菲莉婭達爾記得她坐在那裡，眼睛看著德奧，心裡想：「現在要是誰敢站起來走開，我一定饒不了他。」但並沒有人離開。
　　這一次，德奧是幸運的，他遇到許多能夠而且願意理解他、幫助他的人，也發現了自己的榜樣，他的人生獲得了新的希望。德奧現在又結識了很多新朋友，還交了一個女朋友，是個醫學院學生。後來他們雖然分開，但還是十分親密的朋友。詹姆斯·奧馬利也終於為德奧拿到了美國綠卡，而在保羅·法默的大力幫助下，德奧被達特茅斯學院的醫學院錄取。
　　我曾結識一位生命垂危老人，他少年時期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度過的，但他一直拒絕談起那段經歷。這段沉默一直保持了四十年。如果有個剛認識他的人碰巧問起他手臂上紋著的淺藍色數字是怎麼回事，這位老人就會解釋說：「我總是記不住自己的電話號碼。」但到了垂暮之年，他終於肯開口講述他的經歷。他告訴我：「我不願講，因為只要你一開始，就很難再停下來。你甚至不可能停下來。」
　　當我遇到德奧時，他已經和很多人講過他經歷的某些片段。而且在過去的兩年裡，他也將所有的經過完整地告訴了法默和諾雅，而且反覆講了很多遍。我想他也一定會感受到，自己根本停不下來。在初次見面兩年後，我又一次見到了他。那時他變得沉默了許多，他知道，自己的經歷會讓人感覺不舒服。
　　「現在不是聊天的時候，不是。」他總是這麼說。他再也不想讓朋友承受那些壓力了。有一次，我聽了德奧在一次關於盧安達的公共衛生講座上的講話，那次講座十分學術。一位聽眾在德奧發言後向他問起在種族屠殺中的遭遇，德奧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用了三分鐘的時間大致講述了他六個月的逃亡的經過。
　　他說完時，整個房間一片沉默。德奧勉強笑了笑，對在座所有聽眾說：「也許你現在心裡想：『我幹嘛問這個問題？』」
　　直到現在，還是會有朋友建議德奧去看心理醫生。我問德奧他為什麼一直不去，他回答說：「確實，我過去有很嚴重的心理問題，有些直到現在依然存在。雖然我不可能擺脫這些問題，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處理他們，」說到這裡，他稍稍仰起下巴，「而且我很喜歡自己的這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