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隆地
1976至1993年
如果德奧對學校的概念僅停留在桑噶扎那個用磚頭壘起的平房小學的話，他肯定早就恨透了學校，而且也會討厭上學。這個小學只有六間教室，排成一排。每間教室開兩扇窗，用鐵柵欄封著，再無其他遮擋。看看這些房間，很容易讓美國人聯想起那些被英國當做博物保留展示的傳統單間教室：石板做的黑板，一排排舊式帶墨水盒的桌椅破舊不堪。
學校屬於當地天主教教會所有，並由他們負責營運，一年的學費差不多合一美元，這可是筆不小的數目。德奧的爸媽說他們買不起鋼筆，只能給德奧買支鉛筆，但他們下定決心要讓每個孩子都上得了學。附近很多家庭都是這種情況，等德奧滿六歲夠上一年級時，適齡的孩子多得教室都容納不了，所以管理者認為這些孩子中肯定有人還不到學齡，還有一些還不適合上學。他們有一套特別的方法挑選出不合格的小孩。
到了錄取那天早上，德奧和其他大約七十五名男孩女孩排成一隊，站在學校前面的泥地上，大家都在推來推去，互不相讓。
「我在你前面！」
「才不！」
而家長就在外面，小聲斥責著自家孩子。
「別說話！」
「排好隊！」
德奧一心想著要守住自己的位子，沒注意隊伍最前方的考察是怎樣的流程，只覺得忽然就輪到他自己站在考官前面。德奧那時只有幾英尺高，在他眼裡，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很龐大——不僅那些房子很大，臺階也是，那個長著鬍子的白人，歐洲人，看起來尤其巨大。那人坐在一年級教室的門口外的一把鐵椅子上，他是當地的比利時牧師，外號「逃不掉先生」，他現在正用基隆迪語問話。
「像這樣，摸摸你的耳朵。」那人對德奧說，邊說邊舉起右手，繞過頭頂，碰了一下左耳朵。
德奧呆呆地盯著他看，一動不動。
「下去！」那人說。
德奧站在那裡，仍然一動不動。
那人蹺著二郎腿，抬起一隻腿把德奧推到一邊去：「下去！」
德奧是被媽媽領走的，媽媽不停地掉眼淚，爸爸低頭訓他：「你傻了嗎？你為什麼不彎彎你那火柴棒兒一樣的手臂？」
德奧始終不明白這種根據人能不能用手摸到自己另一邊耳朵來判斷智力水平的做法到底有什麼根據，但在家的時候，爸媽專門訓練他做這個動作。德奧直到第二年才入學，那時他已經七歲。
德奧一年到頭只有一條短褲和一件Ｔ恤。德奧和媽媽晚上把衣服洗洗，掛在炊火上方拴著的繩子上。早上德奧把衣服拿下來穿時，衣服還是濕漉漉的，而且煙燻的氣味一整天都散不去。可是學校規定，上學必須穿洗乾淨的衣服。德奧找到自己的那本習字簿，再拿著香蕉葉包裹的豆子當午餐，然後就出門上學。路上，他會折下一枝桉樹枝，這種桉樹有種特別的香味，德奧把一頭咬爛，然後一邊走一邊用它當牙刷在嘴裡蹭來蹭去。
學校和家之間隔著三段很長的下坡和三段很陡的上坡。那時德奧家還沒搬到榮達山，他要從位於布坦扎的家一路往下走，穿過牧場、香蕉林和豆園，然後心驚膽戰地穿過一片茂密的樹林。德奧聽別人說，這林子裡住著不好的鬼。
繼續走，就到了溪谷，這裡有一片開闊的平地，德奧和他的同學有時會在這裡同南迦新教學校的孩子踢球或打架，有時他們玩著玩著便又會打起來。通常都是新教學校的孩子贏，德奧和同學一邊狼狽撤離一邊說：「算了，那些南迦來的笨蛋能幹什麼？他們整天除了打架、踢球不幹別的。」
接著，德奧還要穿過好幾個樹林，經過一片長著大葉蕨類的平地，然後再爬上一個光禿禿的石頭山。人們說山上的樹在德奧還沒出生時候就被砍光了當柴火。爬上這個山頭，離學校就只剩下一小段路了。要是德奧能準時到的話，他就在這裡歇一會兒。
可是有時也沒那麼順利。在下雨天趕路時，一個不小心就會滑倒跌在泥地裡，一旦跌倒，德奧就得停一停，找條小河洗洗滿是泥汙的腿，再把午餐重新包裹好。有時他可能會磕到腳趾頭，那樣便會有好一會兒不能走快——這讓德奧覺得自己走起來就像少了一條腿的小雞。而且路上還有很多讓人分神的事情：雞鳴、小孩的哭聲、一朵野花、小鳥的歌聲、黑猩猩……他的眼睛、耳朵、鼻子可以感受到那麼多有趣的事物，他一定要停下來好好觀察觀察。每當這時，德奧總是忘了前一天在學校看見的老師懲戒遲到的「實例示範課」。就這樣，德奧不是每次都能早早地爬上那座山頭。
站在山頭，德奧就能看見在山谷那邊的學校，他能遠遠地看見教室前的空地上同學們小小的身影，那片空地就相當於學校的操場。學校的校鈴由一把鐵鋤頭充當，現在，清脆的鈴聲穿過山谷，鑽到德奧耳中，他看見同學們已經開始在教室門口排起隊。德奧拔腿就往山下衝去，穿過長過膝蓋的雜草叢，再穿過泥濘的谷地，接著還要小心翼翼地走過架在河上濕滑的木頭。他的腳用力地抓住地面，心裡祈禱著：「上帝，求求你，別讓我滑倒！上帝，求求你，別讓我遲到！」
可是過了河後，德奧就知道自己沒希望了。最後一段山路的兩旁長著蕨類小樹，德奧就折下又長又細的一枝，把葉子摘掉，然後再折下完整的一小段放進口袋，接著就不緊不慢地往前走。路邊的小樹叢裡蹲著幾個男孩，德奧不想和他們一起。他們得在那裡藏一天，因為遲到要受老師的刑罰，回家早了也會挨爸爸的巴掌，他們得躲過這兩次劫難。有的孩子不想受罰，就偷偷躲在學校旁邊的廁所裡。可是老師知道他們的小花招，要是你在廁所被逮到了，那他們就讓你在臭烘烘的廁所裡待一天。
德奧走進教室，一言不發，把蕨樹枝遞給老師。老師也不說話，接過樹枝，稍後會用得到。
德奧記得老師中有幾個法國人，有一個比利時人，剩下的都是蒲隆地人。德奧和大部分學生都想給老師留下好印象。雖然他無法解釋，但也能朦朧地感覺到蒲隆地的老師對學生嚴厲是因為他們想給白人老師留個好印象。現在回想起來，德奧感覺好像每天都有人被打，雖然事實上並不是那麼頻繁。無論德奧多麼努力地遵守規矩，但好像每個人都必須捱打也是規矩之一。
有些規矩真是不好守，比如遲到，或者沒完成作業——要是你犯了其中一種錯，還忘記帶著懲罰自己用的蕨樹枝，那你就要受到加倍的鞭打。老師們還會在學校周圍神出鬼沒地巡查，揪出沒說法語而是說基隆迪語的同學，這也是要捱打的。忘了帶午餐也很糟糕，但也比發生在德奧一個同學身上的事情好。
那時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那個孩子家裡也沒什麼吃的。一個老師發現這個同學的香蕉葉裡包的不是豆子而是牛糞，於是命令男孩把牛糞吃下。男孩不聽，就被開除了。後來男孩要復學，他的媽媽領他到學校，看著他在全校師生面前被用蕨樹枝打。從那時起，所有的人都管那男孩Fumier——這是「糞肥」的意思。德奧想，那個男孩被如此羞辱一定很難過，雖然自己也這樣嘲笑過他。
在德奧印象中，有多少種違規行為，就有多少種體罰方式。比如用蕨樹枝抽你赤裸的小腿或後背，狠狠地掐你的手臂和臉頰，老師還會捏著你的下巴用力搖晃，或是強迫你頭頂著石塊在全校面前跪一個小時。如果在自家炊火邊做作業時有隻雞在你的練習冊上拉屎，那第二天老師就會讓你把手放在桌子上，用尺用力敲打你的指關節。要是嘴裡咬住條蕨樹枝，那還能強忍著不哭出聲來，可是有一次德奧捱打時忘了帶小枝，結果他哭得越大聲，老師便打得越凶。那天，德奧的手腫得拿不住筆，更別說在家工作了。在回布坦扎長路上，德奧不停地掉眼淚：「我得怎麼跟爸爸說啊？」最後他把手藏在身後，和爸爸說他覺得不舒服，想回去休息，爸爸也沒說什麼。他得救了。
德奧知道，比起別的孩子，他幸運很多。德奧的爸爸算是相當嚴厲，但有些孩子的爸爸可以說是很殘酷。而且德奧的爸爸很重視教育，他自己只上到六年級，然後就不得不回家幫爺爺隆基諾放牛，可是他堅持自己的弟弟必須繼續上學。他因為這事曾和隆基諾鬧翻，最後隆基諾聽了他的。他的弟弟，也是德奧最喜歡的叔叔，一直上到大學畢業，成為一名經濟學家。德奧的媽媽只學了一年的教義問答[1]。有時德奧放學回家，心裡想：「我學的這些爸媽肯定都不會。」他會惡作劇地把課本給媽媽讓她唸，媽媽常把書拿反，可是她並不責怪德奧。有一次媽媽對德奧說：「我讓我所有孩子都上學，這樣就沒人能瞧不起我沒上過學。只要我的孩子們上學了，就算我上學了，因為我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孩子。」
大多數時候，爸爸會讓德奧在學校多待半個小時，這樣他就能趁天還亮時做完作業。德奧每天上學放學所走的路他都還能應付，但有的孩子要走的路比德奧還要遠上一倍。那些孩子最容易受蕨樹枝抽打，他們夾在對老師的恐懼和對爸爸的恐懼中間，是最可能藏匿在上學路上一整天的人。
德奧印象中，有很多學生中途輟學，還有很多未等長大就死去。德奧哪天走進教室，常常就會發現又少了一個同學。接下去的好幾天，德奧總會盯著那空著的座位發呆。學校旁邊是一座教堂，不遠的地方有處墓地，那裡插滿了十字架。不時會有葬禮上人們的哭號聲穿過教室釘著柵欄的窗戶傳進來，伴隨著由兩個音調構成的哀樂，清亮而尖銳。在有風的時候，這些聲音更能清清楚楚地鑽進德奧的耳朵。人們總會說，風會吹走奪去那人性命的東西。每當這時，德奧總會想像一個畫面：這個東西像片葉子飄在風裡，從墓地飄進教室敞開的窗戶。
對於這樣的事情，德奧的同學們有時會有不一樣的反應。比如學校裡最受歡迎的女孩的哥哥。在他妹妹葬禮的那天，這個男孩還坐在教室裡學習，好像根本沒有聽到哭號，而德奧卻聽得那麼分明。
你妹妹死了，你怎麼還能在她葬禮的時候這樣平靜地上課呢？
那男孩就算捱打也從不哭，還有另外幾個同學亦是如此。這些人的麻木讓德奧很震驚，那時德奧還沒變得麻木。很久以後回想起來，德奧才真正明白那時的狀況：「有些人不能理解為什麼蒲隆地的人那麼憤怒，其實，當你從小就是在捱打中度過的，有些東西就已經根植在你的血脈中。」
德奧最好的朋友，克洛維斯，死在一個最平常不過的週日晚上。那天，他們一直在榮達山的一面山坡上放牛，兩個孩子已經四年級，而且這工作他們每個週日都會做，已經十分順手。他們兩人輪流把跑到溪谷邊上的小牛趕回牛群，別的時候就在地上打打牌、摔摔跤。太陽快下山時，克洛維斯突然地開始發抖、流汗，並哭了起來。他說：「我很難受。」
德奧想逃走。他覺得可能是風裡的那個東西抓住了克洛維斯，他害怕那東西也會抓住自己。「哦，上帝，下一個就會是我嗎？」德奧和克洛維斯一起哭了起來，他沒命地大喊，希望會有人來幫忙。他喊了很久，卻只能聽到自己的回聲，最後，他們終於聽到了德奧爸爸從旁邊山坡上傳來的喊聲。然後，有好幾個人跑過來，把克洛維斯抬走了。
德奧和爸爸把牛趕回牛圈後就匆忙跑向克洛維斯家。他站在門口，屋裡的泥地上堆著甘草紮起來的火把，明晃晃的火光中，德奧分辨出一個鄰居正在給克洛維斯治病。人們叫他醫生，可德奧爸爸說他只是個草藥師。那人在往克洛維斯嘴裡灌一種綠湯，但克洛維斯一動也不動。也許他已經死了。
站在門口，看著草藥師給克洛維斯灌藥，德奧開始懷疑那藥根本沒用。他渾身顫抖地想：「上帝，是什麼殺了克洛維斯？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雖然爸爸被教堂趕了出來，但德奧還是一個祭臺助手，他向上帝許願：「上帝啊，求您賜予我魔法，讓克洛維斯活過來。」
在那以後的很多年，德奧都會不時到學校旁邊的墓地去走走。他會想起葬禮上女人們的哭號，每一個人臉頰上的眼淚。然後，他還會想起克洛維斯，想起那天夜裡他顫抖著許下的心願。
德奧第一次害瘧疾時——德奧後來覺得克洛維斯可能得的就是瘧疾——他覺得自己好像被扒了一層皮，就連吹拂過的微風都像荊條似的抽得他生痛。德奧在上學路上暈倒了，是他那身材矮小、看起來凶巴巴的奶奶找到了他，把他扛回了家。爸爸當時不在家，可是在山間搬運東西的人們互相傳遞著口信，最終傳到爸爸那裡，才得以及時把德奧送到省城的醫院治病。爸爸知道瘧疾這種病，也明白病因和該怎麼治療，可是奶奶卻不認為把德奧送到醫院是個好主意。她堅持認為是一戶鄰居搗的鬼。
「那家子人討厭我的孫子，」很多年後德奧似乎還能聽到奶奶低聲嘮叨著，「就是他們給他下毒。」
現在想來，奶奶似乎一有個風吹草動就會懷疑是鄰居使的壞。奶奶看不慣媽媽帶孩子的那一套方法，她覺得所有鄰居都嫉妒他們家的乳牛，而媽媽又讓德奧在鄰居面前拋頭露面，於是他們就給德奧下毒。德奧當時對奶奶的話既恐懼又困惑，可後來回憶起，德奧覺得這事很讓人不舒服，因為奶奶雖然是出於對自己孫子的愛，卻要在他們那片山上挑起仇恨，而且這樣的事情肯定不只發生在德奧身上。
德奧和那些活了下來同時也沒輟學的同學一起，沿著校舍一間一間地變換教室，一級一級地升學。六年級畢業後，他們就會回到山裡靠種糧食或養牛勉強為生——如果家裡擁有耕地或牛的話。不論是輟學還是完成學業，大部分孩子都在畢業後離開布坦扎，到城裡或首都去謀生。在那裡，他們要嘛給人家打點零工，要嘛就入伍——至少圖西人會選擇後者。
在德奧的成長過程中，蒲隆地先後被幾位軍事獨裁者統治，他們都是圖西—希馬派[2]的。從記錄來看，當時蒲隆地全國也只有十幾所中學和一所大學，而且在校學生絕大多數是圖西族。顯然，這種偏袒讓德奧享受到大多學生沒有的優勢。雖說德奧並沒感覺自己享受到了任何可以被稱之為「特權」的權利，但不管這種特權多麼微不足道、多麼不公平，它確實存在。
德奧家不屬於圖西族的統治集團，也沒有什麼政治關係。對德奧這樣的孩子來說，要想繼續上學，就只能靠平時的好成績，以及在針對六年級學生的全國考試中考個好分數。在所有孩子中，只有德奧和另一個同學的成績達標。
德奧在初中時成績也很好，然後進入一所蒲隆地最好的高中。學校離家足足有兩天的路程，於是德奧開始住校。高中校園開始有了正規學校的樣子，沒有體罰，大家也都穿著鞋子上學。可是德奧在賽跑時還是光著腳，他有時也和朋友一起在周圍的山上跑著玩，但大多數時間他都是一個人。德奧不擅短跑，但他卻可以連續跑好幾個小時。他常吹噓說自己的腳底板很堅硬，連釘子都刺不進去。可以說，從他第一次上山放牛起，德奧就開始接受耐力訓練了。學校放假時，這種訓練就會繼續，德奧和安托萬在夏天回家時繼續承擔送飯和放牛的工作。
從上高中起，德奧開始接觸更多的事物，這一部分是受伯納德·布多迪拉主教的影響。伯納德·布多迪拉是蒲隆地的大人物，負責當地所有的天主教學校的管理，德奧覺得自己從記事起就認識伯納德·布多迪拉。在德奧小學三年級時，主教前來參觀桑噶扎的學校，他被選出為主教獻上禮物。高中時，牧師們會到學校給自己挑選神學學生，最優秀的學生當然是由布多迪拉挑走，他選擇了德奧和另外一個男孩。主教向他們講述上帝，但是強調上帝要求人類要關愛自身，以及上帝要求優秀的青年學生為解決蒲隆地的貧困和不公作出貢獻。
「貧困有很多方式從身體蔓延到心靈。」
這是布多迪拉最喜歡說的一句話。他常在自己的轄地巡視，探訪過很多山裡的人家，他還常常和德奧及另外一個學生講他的所見所聞，尤其是講起他去過的每一個地方幾乎都缺少潔淨的水和醫療條件。他說看到那麼多窮人家的孩子才十二三歲就要入伍參軍，他覺得很心痛，並認為有必要開辦技術學校來安頓這些孩子。
在十一年級結束時——高中要上到十三年級——德奧自己計劃的工程開始動工了。他想在桑噶扎建一間診所，為周圍山上的人家看病。他設想著透過這樣的行動發動整個蒲隆地的人們來仿效——著手小處，放眼全局。德奧說服了六個同學和他一起做，也和爸爸商量好同意自己在暑假的前幾週把全部精力放在這個工程上。接連三個暑假，德奧都將精力投入到診所的工程中，但是直到畢業，診所還是沒建成。但他們畢竟努力嘗試過了，德奧告訴自己，有一天他定會完成一項這樣的工程。
德奧在全國高等學校考試中考得高分，獲得了去比利時一所大學學習的獎學金，可以在那裡接受牧師培訓。在這件事上布多迪拉肯定幫了忙，可德奧還是想在蒲隆地的醫學院學習，布多迪拉也欣然同意了。
1988年，德奧還在上高中三年級，布多迪拉主教寫了一封言辭頗為激烈的公開信，督促政府摒棄「刻意迴避討論種族敵對」的做法。他寫道：種族問題已經成了「禁忌」，但事實上胡圖族在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主教還認為，胡圖族人「在權力地位分配方面遭受人為的、刻意的不公，這種分配明顯傾向於偏袒圖西族」。在教育的各方面，甚至在評分時，胡圖族也遭受著露骨的歧視。主教警示說，民族敵對已經「非常尖銳」。
主教的這封信中所談到的問題都一一應驗了。當年夏天，蒲隆地北部爆發了大規模的胡圖族叛亂，圖西族人被不由分說地殘忍殺害。事件又導致軍隊變本加厲地對叛亂進行殘酷鎮壓，被殺害的胡圖族或有一萬五千人之多。
北方發生殺戮時，德奧剛好在榮達山的家裡。那些德奧知道是胡圖人的鄰居——不管他們是否真正明白種族衝突的意義——提醒德奧家這次動亂可能蔓延開來。德奧一家人在樹林裡躲了幾天，只有隆基諾堅持沒有去，他還在守護著院子。不過布坦扎附近並沒有發生什麼騷亂，德奧日後問起此事時，只得到了寥寥幾句答覆。他自己也查了資料，後來，德奧把這段時間稱做「覺醒」。
德奧在學校了解到了蒲隆地的基本歷史情況。那時還有很多怪異的課程，特別是有關殖民的教學。基本的歷史事實很清楚：德國在19世紀末侵占了蒲隆地和盧安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比利時接手德國，比利時的殖民統治從1918年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老師說比利時對蒲隆地進行了殘暴統治，可是學生們還是要學一些頌揚比利時的歌曲，而老師們也都很嚮往到Iburaya去。到了高中，歷史課教授的內容也很不全面，完全沒有對「圖西族」和「胡圖族」的解釋，也沒提到那些德奧後來自己才弄明白的問題。德奧後來知道胡圖族差不多占蒲隆地總人口的85％，圖西族占13％至14％左右。過去幾十年，蒲隆地的軍隊和政府一直是由圖西族的大人物在統治，胡圖族雖然進行了多次嚴重的暴動，可是都被軍隊以更為殘酷的行動鎮壓下去。終於在1972年，血腥的大屠殺爆發，那時德奧還是個孩童。現在德奧才知道，他做醫生的伯伯就是在那年被殺害的。當時，胡圖族的民兵砍斷了伯伯的手腳，然後在紅喀山上把他扔進車裡，讓他就此飽受摧殘地死去。伯伯只是恐怖的胡圖叛亂行動的受害者之一，而政府軍隊用更暴力的手段平息了叛亂。圖西軍隊殺了所有被他們抓住的胡圖族政客、學者、老師和護士，甚至還有許多學生——據說總共有至少十萬胡圖人被殺，也有人說這一數值達到二十萬甚至三十萬。很多死裡逃生的胡圖人逃到了鄰國盧安達或坦尚尼亞。
德奧一直在懷疑，為什麼自己對這些重大事件一無所知？是不是他都雖然聽說了這些事，但是刻意忘記了？畢竟對所有人來說，這都是個恐怖的話題——無論是對那些周圍住了許多胡圖人的圖西人來說，還是對那些擔心軍隊就在附近的胡圖族人來說都是如此。德奧出生時，圖西族統治的政府就已經採取了對民族敵對問題保持沉默的政策，並根據此種政策推行了很多措施，其中一個就是取消了比利時殖民時期在國民身分證標註「圖西族」或「胡圖族」的做法。
德奧一想到自己的祖國內部竟有這麼根深蒂固的分裂就感到非常震驚，尤其是想到還在他童年的時候，布坦扎的鄰居們圍著炊火說起「圖西人」時心裡該是多麼憤恨。可是，儘管這種分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災難，德奧還是不明白「圖西族」和「胡圖族」到底意味著什麼。難道說胡圖族是原住民，是地地道道的蒲隆地人，而圖西族是從尼羅河地區來的入侵者？據說圖西族養牛，胡圖族種地，可是在布坦扎地區，不論是圖西人還是胡圖人，很多家庭都是耕牧兼顧。還有人說圖西人體格高大、鼻翼窄小，而胡圖人矮小敦實、鼻梁寬大，而且額頭上的髮際線很直。可是從德奧見過的人來說，這個用來區別的辦法也靠不住，他見過的很多人都屬於這區別法中的「例外」，合乎說法得很少。德奧自己就是個介於兩種標準之間，至少根據比利時殖民者定下的標準看是這樣。比利時人統計了蒲隆地人和盧安達人的身高和體重，然後定出平均標準——圖西人平均身高1.7586公尺，胡圖人平均身高1.6780公尺。按照這種標準，德奧的大部分兄弟論個子都不能算圖西人，而且他自己也只是勉強夠這個平均數。德奧很瘦，可是還算比布坦扎的有些據說是胡圖族的人胖點，而且他的鼻子也說不上是寬是窄。
德奧又得了一次瘧疾，這使得他不得不從醫學院休學近一年，這段日子他就到一所偏遠的小學教書。德奧不知道哪些孩子是胡圖族，哪些是圖西族，他也不在乎，而且感覺到村裡人似乎也不在乎。他不去想任何關於ubwoko——種族的問題。對德奧而言，這些孩子都很窮困，而且因為貧窮而變得意志消沉，特別是那些女孩和身體有殘疾的人，德奧想幫幫他們。他從自己微不足道的薪水裡拿出不小一部分專門給那些孩子的爸爸買香蕉酒，好讓他們能坐在一起聽他誇獎自家的孩子。
德奧到布松布拉學醫時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充其量就是個偏遠山區的土包子，一個腳趾頭裡還夾著泥巴的鄉下男孩。有些同學手頭也不寬裕，可至少每個人都有像樣的衣服，而德奧只有一件帶領子的襯衫。他得每天晚上在宿舍把襯衫洗乾淨，然後開窗晾乾。德奧在醫學院的第一年就只有一條短褲，他縫縫補補穿了一整年。「那麼多補丁，」德奧後來說起，「已經分不清哪裡是原來的衣服，哪裡是補上去的了。」
自然，德奧也因此受到了高年級生的「特別照顧」。他們讓他蹲在餐桌下面，並把裝滿米飯的盤子頂在頭上，然後從他頭上一把把地抓起米飯吃下去。
「怎樣？滋味如何啊？」一個高年級生戲弄地說，「你在家多久能吃上一次米飯？」
這是新生入校後必被問到的問題。第一次，德奧沒能作出「正確回答」，雖然他說的是實話。他說家裡自己種一些稻子，所以時常能吃上米飯。因為這個回答，德奧被狠狠地踢了一腳。後來，他知道了該如何應付。
「只在聖誕節的時候能吃一次。」
學校飯廳裡常有米飯，德奧知道這其中的深層含義：現在，他進入了社會的更高一層，理應享有一些特權。
德奧性格隨和，在高中也結交了很多朋友，讓就是其中一個。讓的媽媽是蒲隆地人，可讓卻是個Muzungu，因為他的爸爸是法國人。Muzungu是斯瓦希利語，原意是指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的人，後來被用來專指歐洲白人。因為人們認為白人都很有錢，至少在德奧家鄉，人們都這麼想，所以Muzungu常用來指富裕的蒲隆地人——效果等同於稱呼那人是白人。
讓有輛車，在學校附近還有自己的公寓。他面貌清秀，英俊白皙，有錢有車，而這個城市中又有那麼多燈紅酒綠的誘惑，所以讓常常到城裡去玩。那時愛滋病傳播很厲害，德奧雖然不贊成讓的做法，可是他更多的是擔心。但儘管如此，他卻並沒有警告過讓——自己只是個光會種豆子的鄉下男孩，有什麼資格給這個千金大少爺上課？
對德奧來說，醫學院簡直就是他的天堂。學院的主樓是全新修建的，圖書館裡有大量藏書，還有間實驗室配備了許多顯微鏡和其他研究細菌專用的高級設備。學校周圍是大學醫院，醫院的樓體雖然不像學校的那麼好，不過也有很多工作人員時時清掃，保持整潔。病人不多，平均每間病房只有兩名。醫學院的每個班級差不多有一百名學生，男女比例比較均衡。學校總共有大約一百五十名全職或兼職教授，大部分教授是法國人，他們看起來高高在上，一副不容侵犯的架勢。和在高中時一樣，如果你問一個問題，肯定能得到一個答案，你永遠不會聽到哪個教授說「我不知道」。事實上，大部分答案基本上都是同一個詞——「閉嘴」。剛開始，德奧有個同學提了個問題，教授皺皺鼻子說：「你先學學怎麼說好法語。」德奧的法語說得很好，可是那之後他也變得不怎麼願意舉手提問了。
德奧住在學校宿舍，但除了休息，他大部分時間都會待在教室、圖書館，或是跟著教授到醫院查房。每學年的成績都會定期在學校公告板上張貼出來，德奧的名字一直停留在前五位。那時他就有個計劃：一畢業就結婚——雖然他還不知道要與誰結婚——然後去幫助窮人。雖然在桑噶扎建診所的嘗試失敗了，可是從那時起德奧就心心念念地想著在蒲隆地建診所。現在，醫學院就是他的整個世界，他也覺得大多數同學都有這個想法。德奧的時間和精力主要都花在了學習上，可是他同時還對政治感興趣，特別是對周邊國家的情況相當留意。
在盧安達北部戰爭不斷，起因還要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時殖民統治剛結束，在蒲隆地，圖西族掌握了政權，但盧安達情況正好相反：胡圖領導人取代了圖西領導集團。盧安達的權力鬥爭致使上千圖西人被殺，逾萬人逃亡，有些後來便定居在烏干達。幾十年來，盧安達當局始終拒絕讓那些流亡者回國，流亡者試圖在烏干達定居，可是和大多數國家的態度一樣，烏干達也不願收容他們。所以現在，一支主要由在烏干達流亡的圖西人後代組成的隊伍開始進行有組織的活動，有些學者稱之為「武裝回國」。這支隊伍自稱「盧安達愛國陣線」，簡稱RPF。這支以圖西人為主的軍隊於1990年攻入盧安達，並受到了烏干達政府暗中的大力支持。起初，RPF的力量遠弱於盧安達的部隊。盧安達軍隊獲得了薩伊共和國[3]的少量支持，同時擁有比利時和法國在背後給予的強力支撐。但儘管如此，RPF的部隊還是不斷壯大，如今已變得非常強大。隊伍已經占領了部分領地，而且來勢似乎越發凶猛。盧安達為了報復RPF的勝利，在國內逮捕並殺害了至少上百名圖西人。所謂的國際共同體發起的和平談判也只是時斷時續。
德奧斷斷續續地關注著事件進展，偶爾也會聽聽盧安達廣播。好幾次，他聽到盧安達官員或評論員說：「我們會慢慢地消滅他們。」當時德奧覺得他們指的是消滅RPF，而非所有的圖西人。
蒲隆地有時也會發生動蕩，可是德奧都沒怎麼注意。1991年春天的某一天，德奧第一次切身地感受到了動蕩的威脅。那時，他正站在學校對面的可口可樂廣告牌前等公車，一個並不十分熟悉的同班同學走過來，遞給德奧一卷報紙，低聲說：「看看這個。」然後便匆匆離開。
那是一份小報，第一頁印刷著醒目的標題——《胡圖十大戒律》。德奧聽說過這份報紙，這是一份盧安達報紙的國際版，那份報紙名叫「Kangura」，意思是「覺醒」，是盧安達政府辦的。德奧聽說報紙是蒲隆地一個胡圖組織分發的，這個組織被蒲隆地的圖西政府定為非法組織，他的總部在坦尚尼亞的難民營。這個組織自稱為「胡圖人民解放黨」。《胡圖十大戒律》在盧安達流傳很廣，可是德奧這還是第一次見到。他在公車上偷偷讀了一遍，回到宿舍又重讀了好幾遍。
第一戒律：「每個胡圖族人都應知道，任何一個圖西女人都是為她族人的利益而服務。因此，如果哪個胡圖人和圖西女人結婚、交友、聘用圖西女人當祕書，或與她們成為情人，那他就是胡圖族的叛徒。」其他戒律列出了別的原因，說明圖西人是可怕的，應該被鄙視，並與他們劃清界限。雖然戒律中沒有說要殺圖西人，可是第八條戒律說明：「胡圖人不該再同情圖西人。」第九戒律提到：「胡圖人應該對共同的圖西敵人保持警戒和堅定。」報上其他文章把圖西人叫做「蟑螂」，這個稱呼在盧安達流傳了很久了。
德奧很不解，這份報紙是從哪裡來的？難道這種仇恨在蒲隆地也會公開的爆發嗎？他家周圍的鄰居有人相信這報紙上的思想嗎？如果他現在準備回家，會不會在路上遇到危險？他的同學裡還有誰是圖西人，他們怎麼看待這些事情？德奧把報紙藏在宿舍好幾天，然後悄悄傳給了一個他碰巧聽說也是圖西人的同學。
有些同學公開討論種族問題，有些人公開說自己家就是通過各種項目從盧安達逃到蒲隆地的圖西人，他們也坦誠地說起自己的恐懼：「戰亂也會蔓延到這裡嗎？」可是對學校大部分人，德奧還是不知道他們的種族。事實上，生活在這裡的人中有幾乎85％的人是胡圖族。根據所謂的區分標準，他也能看出幾個人的種族，可是大部分人還是像他一樣，種族特徵沒那樣明顯。即便是在家鄉布坦扎，德奧也說不出每個人的種族，而在布松布拉，若想確定一個人的種族，唯一的辦法就是直接問他。但德奧可不打算在同學堆裡轉來轉去，見人就問：「你是圖西人還是胡圖人？」讀《胡圖十大戒律》時的擔心沒有消失，但事到如今也平息了不少。
德奧發現，學校和城中開始流行一種儀式一般的問候方式。德奧常和朋友——據他所知有圖西人也有胡圖人——一同出去散步。他們有時會遇到別的朋友或陌生人把一隻手舉到耳朵的高度，然後再握緊拳頭高高舉起，同時說：「Inivo nu gutwi.」這句話的意思對德奧來說就是「耳朵那麼高」。然後那人接著說：「哦，你好。」德奧和朋友們就邊笑邊重複那個古怪的動作。有時他們坐在學校外面的牆上，或是坐在校園裡的草坪上，又或是站在路邊時，路過的陌生人會衝他們笑著說一句：「Susuruka.」意思是「讓他們暖和暖和」。德奧覺得這是和舉拳頭的方式配套的問候，所以他也會回一句「Susuruka」，然後舉起拳頭來。
後來過了很久德奧才明白在醫學院外面發生了什麼事，那時他才明白，歷史同記憶一樣，後人的敘說與當時的真實情形並不一定對等。人們在關注歷史時，大多關注成點狀分布的重大事件，卻常常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其實在事情發生時，大多數人關心的是事件之外的其他，因此他們看不到任何徵兆。
「每個人看到的歷史都不一樣，」德奧想，「歷史不同於足球比賽，兩支隊伍各占半場，你我界限那樣分明。歷史實際上是混成一團，每個人記憶中的歷史都是他所看到、經歷或是感受到的。」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Inivo nu gutwi」和「Susuruka」是政治口號，也可能他們和德奧一樣，以為那只是新鮮流行的問候方式。德奧後來才想明白，「耳朵那麼高」是口令，意思是砍刀砍下時要準，「讓他們暖和暖和」的意思是「往圖西人身上潑汽油，然後點著他們」。
德奧在醫學院上三年級時，發生了蒲隆地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1988年爆發的蒲隆地圖西人大屠殺和報復性的胡圖人大屠殺之後，國際上一直有人譴責蒲隆地的軍事政府。和大部分非洲國家一樣，蒲隆地的財政很久以來都是靠國際援助來維持。蒲隆地未經選舉的圖西領導人為了回應國際壓力，建立了新的過渡政府，由一名胡圖人領導，政府成員中胡圖人和圖西人各占半數。過渡政府通過了新的憲法，建立了多黨制的民主制度，接著進行了大赦。到了1993年年初，終於舉行了全國選舉。
當然在這中間也有很多問題。外逃的胡圖難民開始逐漸歸國，有些人還牢牢記著《胡圖十大戒律》，更有些人心裡還殘留著1972年屠殺的陰影。堅持圖西政權的人曾經試圖用軍變阻止選舉，可是選舉還是得以繼續，最終名叫梅爾希奧·恩達達耶[4]的胡圖領導人打敗了他的圖西族對手。當然，候選人在選舉時都利用種族問題為自己造勢，可是當恩達達耶獲得了65％的選票後，他馬上開始宣傳種族和平。好幾千圖西學生和失利政黨的成員在布松布拉遊行，反對恩達達耶的當選。一個月後，一小隊圖西士兵試圖發動另一次政變，同樣也以失敗告終。恩達達耶組織的內閣中有七名圖西人，十五名胡圖人，同時任命一位圖西人任總理。1993年6月10日，恩達達耶正式宣誓就職。儀式上，恩達達耶和他失利的圖西對手——前任未經選舉的領導人——在鏡頭前擁抱示好。
德奧沒參加那次圖西人的示威遊行，他對兩個候選人都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可是在學校中，並不是所有人都對這事如此淡然。
德奧有個同學喜歡到處聲明自己是胡圖族，他常說：「這個小蛋糕我們也要分一塊。」小蛋糕，德奧從沒吃過，但他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蒲隆地是個貧困的國家，只有少數人能夠富裕起來。目前，少數圖西族領導人幾乎占有了蒲隆地全部的財富和特權。他們同意要和別人共享這塊蛋糕，但卻不是和所有胡圖人，而只是和那些胡圖領導人。
德奧班的很多同學都覺得很難同這位胡圖同學相處——他既冷酷又傲慢，常宣揚反叛組織「胡圖人民解放黨」的種種好處，從不理會別人的感受，自顧自地打探同學的種族。德奧覺得班裡大多數自稱是胡圖族的同學也都不贊成他的做法，德奧自己也始終躲著他，可顯然他一直盯著德奧，並知道德奧是圖西族。恩達達耶當選後沒多久，有一天他在走廊堵住德奧的去路，哼哼冷笑了幾聲說：「這下你們完蛋了。」
德奧知道他說的是選舉，覺得他是想炫耀一把。
「什麼完了？」德奧問，「權力，還是什麼？」
那人又笑了。
「你還不明白，」他說，「你們現在就是一條斷了頭的蛇。」
德奧了解蛇。曼巴蛇、眼鏡蛇，還有其他毒蛇，遇到蛇時他也知道該怎麼辦，要嘛跑掉，要嘛砍掉蛇頭。看來，這個胡圖族同學也是鄉下來的孩子。他現在一定和德奧腦子裡想的一樣——一條蛇被砍了頭，尾巴還在動，好像尾巴還不知道它其實是一隻已經死掉的動物的一部分，還不知道再怎麼折騰也沒有用了。
「上帝，」德奧心想，「難道我們圖西人要被殺光嗎？這裡也要打仗了嗎？」德奧有一個習慣，一覺得恐懼就會腹痛。他現在覺得胃裡都是酸水，他想馬上跑開，離這個人越遠越好，但他只是張口結舌地愣在那裡，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後來，每當遇到這個激進的同學時，德奧腦子就浮現出一條沒了頭的蛇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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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義問答，指教義的概要與闡述，多用於基督教的宗教教育。
[2] 希馬(Hima)，圖西族的一個分支，居住於蒲隆地南部。
[3] 薩伊共和國，1971年至1997年之間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國名。
[4] 梅爾希奧·恩達達耶(Melchior Ndadaye，1953—1993)，蒲隆地政治家，蒲隆地第一次民主選舉勝出的第一位胡圖族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