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干達回來近一年後，我再次出國。不過這次不是去非洲，也不是一個人出門。八月裡陽光明媚的一天，我和貝蘭達還有尼可拉斯一起在多倫多參加一個獨特的慶祝活動——老奶奶們的聚會。
　　幾天前我收到森帕的電子郵件，轉述了克莉絲汀關於督察的消息。督察員來履行了義務，但對學校的臨時廚房提出了異議，並以沒有垃圾坑為由，拒絕讓我們通過檢查。我心裡明白，他們還是想要賄賂。其他學校的廚房更糟糕，但我不會向腐敗低頭。那卡印第安納之友準備在下次慈善晚宴上為新廚房募款，我們很快就可以開工。
　　我再次等待史蒂芬·劉易斯基金會延續他們的資助。對他們的幫助，我們非常感激，但我也希望我們能自力更生一些，不需如此依賴他們。
　　我們在機場等著接人，我發現自己幾乎和尼可拉斯一樣坐立不安。每次見到他離開座位，跑到落地窗前看到港的飛機，我都很想和他一起跑過去。
　　「他們什麼時候來？」尼可拉斯問。
　　「很快。」貝蘭達說，他們的飛機誤點了。
　　「奶奶來嗎？」尼可拉斯爬到我後面的座位上，趴在我的肩膀上往前看。
　　「不，」貝蘭達說，「但你姑姑克莉絲汀會來。她和兩個老奶奶一起來，芙蕾達和萊達。」
　　「他們在那裡。」尼可拉斯說，突然指著一群身著五彩長裙和頭巾的老嫗。
　　「不，不是她們，」我說，「克莉絲汀和芙蕾達像你媽媽一樣是短頭髮。」共有一百位祖母從非洲飛來參加此次活動，我們已經看到許多老奶奶被志願者接走了。
　　祖母聚會是2006年國際老奶奶大會的先導活動，主辦方是史蒂芬·劉易斯基金會，旨在讓非洲和加拿大的祖母們共聚一堂，增進聯繫。在十一個有基金會資助項目的黑非洲國家，當地祖母和項目服務人員受邀參加論壇，講述他們與所在地區愛滋疫情的搏鬥經歷。加拿大祖母負責將她們的故事告訴全國各地的人們，讓非洲的苦難為更多人所知，並募集更多的慈善資金。
　　那卡受邀選送一位工作人員和兩位老奶奶，然而，選擇老奶奶代表殊為不易。我們本想選送撫育孤兒最多的祖母，但主辦方要求代表必須會說英語。所以最後我們選中了芙蕾達，她是學校創始人之一，以及萊達·戴佐拉。萊達是那卡小學社區管理委員會成員。她是退休教師，非常熱心教育，雖已年近七旬，但還收養了三個那卡的孤兒。她無疑是我見過的最有愛心的人之一。她的丈夫為那卡的校舍買了第一批磚，也是學校管理委員會的顧問，他們夫婦一直是學校的重要支持者。
　　「他們來了！」尼可拉斯喊道。
　　三個熟悉的身影緩步向我們走來：芙蕾達身著紮染的紫紅色長裙，雖有幾分疲憊，但精神很好；萊達穿著黑色和金色相間的長裙，脖子上繞著亮紅色的圍巾；後面是克莉絲汀，提著兩個旅行袋。三人都是首次來美洲，顯然都穿上了她們最好的衣服。
　　「特威西格耶！」芙蕾達大聲叫出我的名字。
　　她們臉上的疲憊消失了，幾乎是跑向我們。尼可拉斯興奮得跳了起來。
　　「就算我們現在死去，」芙蕾達激動地擁抱我，「也是死而無憾。我們已經看到了世界有多大，真的好幸福。」
　　我笑了起來，她們只去過機場和機艙啊。「你要看的東西還多著呢！」
　　「老師們向你問好，」芙蕾達說，「還有學生們。」
　　「媽媽和爸爸也讓我問候你。」克莉絲汀補充道。
　　「我還帶來了學生們的信。」芙蕾達把手伸向她的包。
　　「以後會有時間的。」我說。已經在機場等了兩個小時，我想盡快帶她們去位於瑞爾森大學的酒店，她們要在那裡住一週左右。現在她們需要儘快入住，領取會議資料和一些補助。
　　去酒店的路上，我們聊了她們的航班和在阿姆斯特丹的轉機，也問了家裡人的情況，但在汽車停到酒店門前的那一刻，所有的談話都中止了。這座白色和褐色相間的高層建築聳立在周圍的樹木中間，萊達看到它時，什麼也沒說，但眉頭緊鎖。
　　辦好入住手續，得知她們的房間在十一層，她看起來更加焦慮了。
　　電梯是她們將要面對的一系列挑戰中的第一個。克莉絲汀耐心地教她們使用按鈕，但當電梯開始上升，我能感覺到兩位老奶奶都在擔心自己的安全。等到電梯門打開，雙腳踏上走廊的地毯，她們才鬆了一口氣。
　　她們的房間是分開的，各有一張單人床，但共用洗手間和淋浴設備。史蒂芬·劉易斯基金會為每位客人準備了禮籃，內有水果、麵包、茶和咖啡。窗戶的視野非常好，可以望見多倫多的鬧市區和它的眾多摩天大樓，但芙蕾達和萊達暫時都不敢靠近窗戶。
　　「住在這裡就像是待在懸崖邊上。」萊達說。
　　我們本打算老奶奶們一到就帶她們出去吃晚飯，但芙蕾達和萊達目前的精神狀態過於緊張。她們每人都得到了360加元的補助，起初不知道匯率是多少，後來發覺自己攜帶的是一筆鉅款，不禁有些害怕。她們堅持第一晚就留在自己的房間裡，吃籃子裡的麵包和水果就行。我們也理解她們需要休息和調整，於是很快離開了。
　　「你想留在這裡睡覺嗎？」我問克莉絲汀，覺得她可能也會有點累。
　　「我還是回到烏干達再睡吧。」她說。
　　我們來到國會大道上一家名為「豪斯」的餐廳，晚餐後一起回到市區的一所小房子，房東布里丹是基金會的朋友。克莉絲汀告訴我一些父母和學校的消息，我們一直談到深夜，然後我送她回酒店。
　　第二天早上我又來到酒店，芙蕾達和萊達看起來放鬆一些了。她們穿戴整齊，準備出門，但克莉絲汀卻有些不高興。
　　「唉，她們做什麼都要我幫忙，」她說，「沒有我她們不敢離開房間。我只好帶她們下樓吃早飯，然後又陪著她們回房間換衣服。她們甚至不敢按電梯的按鈕。」
　　「她們有一個適應的過程。」我說。克莉絲汀畢竟年輕些，也去過幾次坎帕拉。「這對她們實在不容易。」
　　上午我們開車遊覽市區，參觀了港口、國家電視塔和唐人街。
　　下午老奶奶們睡了一會兒，然後準備參加史蒂芬·劉易斯基金會的晚宴，地點就在酒店餐廳。自助餐桌旁，身著鮮豔的橙色、黃色和紅色衣服的女士組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老奶奶們很高興，說總算吃到了「真正的食物」而不是三明治，但蔬菜沙拉讓她們驚訝不已。
　　「這裡的人就這麼生吃東西，怎麼身體還很好？」萊達問。「人又不是羊和牛，可以直接吃草。」
　　在烏干達，特別是農村，水和土壤常常因人畜的糞便而受到汙染，生吃食物絕對不安全。所以當地傳統只允許生吃水果。
　　「他們不僅菜可以生吃，」我說，「肉也可以。」
　　「吃生肉？」芙蕾達盯著她的盤子，小心翼翼地碰碰裡面的牛肉。
　　「日本餐館裡有壽司，」我解釋道，「人們直接吃生魚片或者和米飯一起吃。」
　　坐在附近的人一定以為我在講笑話，因為老奶奶們笑得眼淚都出來了。
　　主持人向大家介紹了史蒂芬·劉易斯先生，他是聯合國非洲愛滋病問題特使，也是「基金會和老奶奶」項目的締造者。人們感謝他的貢獻，並鼓起了掌。老奶奶們開始把注意力從食物轉向講臺上的老紳士，他戴著眼鏡、頭髮花白，身穿藍襯衫、灰西裝。他歡迎老奶奶們從非洲來到多倫多，此時芙蕾達和萊達的表情好像是十幾歲的少女愛上了同齡的男孩，笑容異常燦爛。由於經常去項目點參觀，很多劉易斯基金會的受助者都見過史蒂芬，但那卡的位置比較偏遠，而他的日程又很緊張，所以目前他還沒來過。
　　不過基金會的其他工作人員來過那卡。他們通常資助小型草根組織，重要的是，也會認真考察受助的每個項目，每年都派顧問來評估項目進程。我們的首位顧問是路西·斯坦尼茨，多虧她從坎帕拉長途跋涉來到學校，那卡才能獲得資助。她去其他項目點只需要幾小時，往返那卡則需要幾天。但露西認為這麼做很值得，我想她一到那裡就喜歡上了我們的孩子。
　　活動正式開始是在週五上午。老奶奶們乘著校車來到喬治布朗學院的大禮堂。三百位和藹愉快的祖母讓現場氣氛相當溫暖，其中兩百名來自加拿大，另外一百名來自各個黑非洲國家，包括肯亞、馬拉威、莫三比克、納米比亞、盧安達、南非、史瓦帝尼、坦尚尼亞、烏干達、尚比亞和辛巴威。
　　史蒂芬·劉易斯開始演講，聽眾很快安靜下來。
　　「歡迎大家今天來這裡，」他說，「很難相信來自世界上這麼多地方的人們終於共聚一堂了。」他感謝他的女兒伊蓮娜·蘭斯伯格·劉易斯組織本次活動，以及眾多志願者的幫助。伊蓮娜早些時候告訴我們，活動的一切都是捐贈的：房間、紀念Ｔ恤、書籍資料和參觀門票。人們都非常願意幫助老奶奶。
　　「我來這裡不是為了演講，」史蒂芬說，「榮耀屬於你們，你們才是主角。你們經歷過很多苦難，我們希望更多的人聽到你們的聲音。」
　　接著安吉麗·凱德走上前來，她是一位嬌小的金髮女士，短髮很乾練，笑容很溫暖。她是土生土長的貝南人，也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親善大使，深知非洲老奶奶們的不易。
　　「Ashe e maman，ashe e maman afi rika. Maman afi rika！」她唱起歌。
　　人群激動起來，加入到合唱中並拍著手。她在歌唱著非洲，歌唱它的心靈、它的力量，很多女士隨之站起來，在過道上起舞。平時居住在地球兩端的祖母們手拉著手、肩並著肩，語言、文化和歷史的障礙在這一刻不復存在，真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她們都愛自己的孩子和孫輩，都關心周圍的人，都渴望終結世上的苦難，她們的聲音應該廣為人知。
　　演唱結束後，人們開始清晰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一位南非老奶奶說自己有兩個女兒、一個孫兒死於愛滋病，她努力照料著僅有的一個已經感染愛滋病的孫兒。另一位尚比亞婦女說，她直接照料著八個孤兒，還在孤兒院幫助看顧另外六十個孩子。烏干達一位感染愛滋病的祖母說自己曾在採石場工作，還做些手藝活以供養二十八名家屬。一位南非婦女勇敢地講出了她最痛苦的回憶，她的兒子發現自己染上愛滋病後，把汽油澆在身上，點火自殺身亡。
　　加拿大老奶奶則向非洲老奶奶提問題，驚訝於她們在如此貧困、艱辛、不斷失去親人的環境下，還能堅持下來。她們也想知道如何提供更多的幫助。非洲老奶奶想知道她們去世以後，誰來照料她們的孫輩、有無相關的援助項目。與會者彼此之間敞開心扉、坦誠交流。雙方都有自己的希望和恐懼，但她們最終意識到目標是共同的。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撥發的專項資金也許無法惠及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或者遠水解不了近渴，但在場的女士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命運。祖母們正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向非洲孤兒伸出援手。
　　聽到她們的故事，我意識到那卡選送的兩位老奶奶比很多與會者都要幸運。有學校在那裡，她們至少不需擔心孫輩的健康和教育。她們也不用向加拿大的老奶奶尋求援助，不用把手工藝品帶到現場銷售募款。儘管我其實每天都在擔心學校，也總感到自己做得還很不夠，這次會議還是讓我看出來，我們已經在那卡葉茲村取得了多大的進步。我深感自豪，但也有幾分悲傷，因為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閉幕式上史蒂芬·劉易斯和一些聯合國官員上臺演講。女士們聽得很專心，有些人眼中含著淚水，大部分人昂首挺胸，姿態中透出活力、堅毅和使命感。我知道，她們的聲音將被更多人聽到，這僅僅是個開始。
　　活動結束時，每個人都收到一串烏干達婦女製作的彩珠項鍊，象徵著與會者的團結互助。老奶奶們親手把項鍊給旁邊的人戴上。我也給克莉絲汀戴了一串，心裡其實有點憂鬱，兩天的時間實在過得太快了，希望這標誌著一個新的起點。
　　改變在週末就開始發生了：多倫多的街頭出現了一支女士歌隊，場面壯觀。「希望之光照耀著我們……」三百位祖母齊聲高唱著。
　　旗幟和橫幅迎風飄揚。
　　芙蕾達、萊達、克莉絲汀和我都加入了遊行隊伍，我們驕傲地站在陽光下，發出自己的聲音。整齊的鼓點顯示出我們的團結一致。一些非洲老奶奶身著傳統服裝和彩色頭巾，另一些穿著會議的紀念Ｔ恤。加拿大老奶奶有些穿著跑鞋，有些拄著枴杖，有些坐著輪椅。
　　圍觀的人群也歡呼起來，我們覺得自己勢不可擋。
　　遊行的終點是加拿大廣播公司多倫多總部。大樓的中廳貼滿海報橫幅，我們聚集在一個臨時舞臺前，艾莉西亞·凱斯(美國著名歌手，有非洲血統)發表了講話。
　　「奶奶們，」她說，「是非洲愛滋危機中被忽視的受害者，她們不得不親手埋葬自己的孩子，還要承擔起撫育孫輩的重任。我也很想念自己的外婆，她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女人。我佩服並支持你們。」
　　艾爾頓強(英國樂壇的常青樹，也是著名的同性戀權益活動家)發來一段錄影，在英國的他也表達了自己的敬佩和支持。
　　此後，兩位分別來自非洲和加拿大的女士上臺宣讀本次多倫多會議的共識。
　　喬安妮·佩斯是多倫多人，她說：「我們要求人們用心傾聽我們的聲音，這些話語將被傳達給會議的兩萬五千名代表。祖母們的心聲應該為人所知，我們要求被聽到。」
　　肯亞的喬伊斯·吉娜繼續說：「儘管我們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每個人的經歷都獨一無二，今天我們還是要站在這裡，來代表無數和我們一樣遭遇不幸的婦女。今天在這裡的每一位祖母，在她的家鄉都至少有數萬名祖母擁有和她相似的命運。我們的確需要幫助，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長久的。為成千上萬從未發出聲音的祖母表達她們的需要，是我們莊嚴的職責。今天我們既代表她們，也代表她們照料的孩子們。」
　　宣讀完共識後，史蒂芬·劉易斯走上講臺。
　　「我也沒有想到，非洲祖母和加拿大祖母之間能夠形成這麼緊密的聯繫。」他繼續補充說，希望這場運動能夠吸引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祖母參與。
　　女士們紛紛上臺講話、唱歌、彼此贈送禮物。我之前安排了芙蕾達和萊達發言，但當她們站到麥克風前，萊達還是因怯場而無法講話。
　　芙蕾達則決定用魯吉加語講話，我於是充當了她的翻譯。
　　「就如耶穌來到世間拯救我們，史蒂芬·劉易斯也向非洲伸出援手，拯救了無數的孩子和奶奶。他是我們的救主，現在我代表這裡所有的老奶奶，還有烏干達和整個非洲那些沒有來的老奶奶，衷心感謝基金會、伊蓮娜，以及我們的救主，它的理事史蒂芬·劉易斯。」
　　掌聲響徹整個大廳，芙蕾達離開麥克風時，她臉上平靜的表情是我從未見過的，顯然這是她生命中難忘的一刻。作為撫養了九個孩子的母親，作為教齡超過三十年、學生逾千的教師，作為長期幫助愛滋孤兒成長進步的志願者，此刻她的心聲成為千千萬萬人的共識，也讓世人更加關注愛滋問題。這對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難忘的時刻。
　　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們繼續在市區觀光，也去了購物中心，老奶奶們買了一些衣服和禮物。她們都買了新的結婚戒指來取代手上老舊的銅戒指。看到大片的停車場，芙蕾達抱怨說這麼大的一片土地應該用來種莊稼。
　　離別的那一天，我們開車趕往機場，一路上她們仍然興奮不已。老奶奶們當然希望能再住幾天，但也很渴望見到自己的家人，特別是孩子。
　　「這次旅行會永遠留在我心裡。」萊達說。
　　也在我的心裡，我想著，瞥了一眼後視鏡。尼可拉斯已經依偎著克莉絲汀睡著了，芙蕾達和萊達看上去充滿信仰和希望的力量，我確信她們是被上帝觸摸過的人。我知道，他也觸摸過我。我仍在擔心學校的資金來源，但有史蒂芬·劉易斯基金會的幫助，有坎帕拉那麼多慷慨的支持者，有全球兒童基金會和那卡印第安納之友逐年增加的善款，我有足夠的理由保持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