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全球化使通膨難以重回往日的甜蜜點
自去年底國際能源及糧價回穩後，各界莫不期待全球通膨能順勢走軟，而主要國家通膨也確實過高峰，下行態勢浮現。開年以來，國際主要央行升息終點愈見明朗化，讓樂觀論者預期抗通膨之戰已至尾聲。不料，通膨的黏性比想像中更強，日前美國前財政部長桑默斯建議Fed應於3月會期升息2碼，才能抑制通膨反彈。但只要主要央行持續升息，全球就可以回到往昔的低通膨時代了嗎？只怕未必！
由於貨幣政策有滯後性，使去年美國升息多達17碼，通膨仍無法快速冷卻。受到就業市場熱絡持續推升工資、租金等服務類價格僵固性高等因素驅動，被聯準會（Fed）視為政策參考指標的個人消費支出（PCE）及核心PCE，1月份數據仍高於預期，甚至略有反彈跡象。惟基於過往經驗，學者專家普遍認為只要央行持續升息，或將利率維持在高點更久，就能抑制物價漲勢與通膨預期。與此同時，Fed預料經濟難免承壓，卻不會重演1980年代抗通膨時的嚴峻景況，經濟衰退幅度應在可承受的範圍內。這也是國際預測機構今年初上修2023年美國GDP成長預測的原因。
問題是，即使如Fed所願，美國通膨會逐步收歛，並於2025年回到2％左右的政策水準，依目前國際政經局勢來看，恐怕民眾會發現可支配所得對應的購買力還是不如以往。關鍵原因即是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且部分先進國家質疑全球化是該國貧富不均加劇的元凶，帶動去全球化論述興起，再加上民粹型政治人物的推波助瀾，以及近年來英國脫歐、美中政經角力、新冠疫情大流行、俄烏戰爭爆發等重大事件的衝擊，逐步形成以先進國家保護主義為主的全球化裂解危機，國際貨幣基金（IMF）將此現象稱為地緣經濟碎片化（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GEF）。
當政治考量淩駕於經濟之上的GEF，會帶來哪些巨大的經濟成本？首先，有別於當代國際分工的高經濟效率，當企業的投產無法以效率為優先考量時，成本必然大增，若市場又因貿易保護措施或政策而限縮（出口減少），企業只能靠提高產品價格以維持獲利，如2018～2019年美中貿易爭端徒增的關稅，即由進口商與消費者承擔。其次，若先進國家政治人物為安撫該國低階技術勞工指責移民（多半較年輕且願領較低薪資）奪取工作機會的怨氣，限制移民進入，雖可增加本國勞工的工作機會，但在勞動供給相對不足下，產出受限，且勞工議價能力增加，將推升企業薪資成本，導致整體物價上揚。
第三，當跨境資本流動因GEF而受限，將使外部融資的選擇減少，削弱投資動能並阻礙經濟發展。而且，穩定的資本流動，尤其是外人直接投資（FDI）有助於平穩消費、提供企業投資融資、分散投資風險與更有效地配置資源。
第四，過往由先進國家向開發中國家進行的技術傳遞，在襄助開發中國家發展的同時，也提升了全球整體生產力與創新；如今，大國的戰略競爭和對知識共享的懷疑，使競爭國家及陣營必須在技術上「自給自足」，不僅資源錯配的可能性增加，且殃及其他開發中國家。以美國為例，早前企業會將部分技術和生產領域外包，即是因為在本國生產的經濟效率下滑，但現在改為在地發展與生產，需要不短的時間（如合格勞動力的訓練）才能達到一定的效率。此外，即使美國考量到資源錯配問題，改採友岸外包策略，供應鏈重組仍非短期可成，重組之初還是會造成一系列的供給短缺，推高商品價格，並加速通膨。
最後，GEF會使國際間愈發缺乏互信而難以協商，阻礙對抗氣候變遷和預防全球流行病等全球重要公共議題的推動。
Fed主席鮑威爾曾言，促成過往長期低通膨的主因即是全球化、技術進步。可如今反全球化聲浪不減，若GEF又持續惡化，則以美國為首的先進國家將面臨經濟不效率衍生的生產力降低挑戰，通膨更將成為一個長期議題。到那時，就不是升息能解決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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